近代史思辨錄 · 《瞿秋白年譜》序
傳記和年譜是紀述人物的姊妹篇，傳記帶有創作的描繪性，年譜富有史料的客觀性，後者可以說是前者的基礎。但是年譜比傳記遠為晚出，獨立的年譜著作到北宋才有，它是從年表和傳記演化出來的。明清以來，年譜名作日多，遂蔚為獨樹一幟的年譜學。
在一個時期內，我們諱言家譜和個人的作用，傳記出得少，年譜尤為罕見。以「五四」開創的革命歷史而論，六十餘年中有多少革命先烈為中國為人民為黨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鞠躬盡瘁之後離開了人世，我們還沒有為他們寫出幾本好的傳記來，年譜長編幾乎沒有，能看到的只有檔案中的簡歷和年表之類。如今，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們開拓了思路：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英雄來自人民，是時代的產兒，歷史著作不寫英雄人物的活動，歷史就會概念化，就會缺乏形象感；而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更需要知道革命人物的理想和實踐，從中得到啟迪，所以近年來出現了寫人物的活躍現象。周永祥同志的《瞿秋白年譜》正是在這種要求下欣然命筆的。
瞿秋白同志才華橫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就是一個很有影響的領導人。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也還只有八十三歲，可是他犧牲已經四十六年了。這件事至今還使我們感到痛楚。他的一生是短暫的一生，卻是很不平凡的一生：他生動地最早把俄國革命的實況介紹到中國來，他是中國早期有數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之一，他也是早期參加國際工人運動有數的中國人之一，他又是一個傑出的革命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悲壯的《國際歌》第一個漢譯者也是他。所有這些，對中國都具有開創的功績，是時代的巨流在他的生命中滾動，並以他的智慧和行動激勵著人群前進。無疑，這些都有著永恆的價值。
但是，在瞿秋白同志的革命歷史中，有兩件事最為大家關心，一直成為評瞿的焦點。這就是「左傾」盲動主義和《多餘的話》。盲動主義錯誤是緊接著「八七」會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之後。二十八九歲的瞿秋白同志受命於危難之際，肩負起黨的領導重任，他年輕，黨也年輕。在那個山重水複的局勢中，他和許多同志想用仇恨和悲憤的子彈來衝破重重陰霾，由此而產生盲動。其間很少個人的雜質，確是革命經驗積累不足產生的迷惘，而且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在瞿秋白同志還沒有離開領導崗位就得到糾正。應該說是歷史的過失大於人為的過失。因為歷史的轉折並沒有為自己預先提供一個現成的轉折方案，人們猝然臨之，往往要經過挫失才能找到正確的對策。
至於《多餘的話》，大家討論得夠多了。年譜中既批判了那種惡意的誹謗，也不苟同於善意的「偽造說」，作了如實的紀述。多年來，我對《多餘的話》先後讀過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感到確是瞿秋白同志的自白，因為文章可以代筆，意念可以虛構，而嚴峻的自我解剖，真實的思想傾吐，獨特的文字風格，是很難假冒的，形似不能神似。我的這種認識雖很自信，卻是抽象的，不能完全取信於人。一九八〇年，丁玲同志發表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以她細膩的筆調，翔實地寫出了她熟悉其人的政治抱負及生活、思想、文章，說她讀著《多餘的話》，「仿佛看見了瞿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她從人和文得出的這個判斷，比單從文字上的考訂更有說服力。原來人們說我的論證有點「玄」，我想誰要是仔細讀一讀丁玲同志的這篇文章就不會覺得「玄」了。根據當時的訪問和記載，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瞿秋白同志，從被俘到被刑，他沒有慷慨的豪語，而是唱著《國際歌》從容就義來寫完他悲壯生命的最後篇章的。《多餘的話》和在獄中的詩詞流露的低沉調子，不難從他早年的身世及後來政治上的抑鬱找到說明，也可從他以往的作品中得到印證。歷來的哲人和文學家他們那種撥動心弦的低吟，往往是對人世和歷史的嘲諷，不一定是教科書所需要的。
對於瞿秋白的研究，過去著重於他的文藝活動和與魯迅的戰鬥友誼，對他的著作匯編成書的也只限於文藝方面，一是魯迅輯印的《海上述林》，二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瞿秋白文集》。而他從「五四」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犧牲時的十七年間，發表的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及有關政論文章，都是研究瞿秋白和黨史的重要文獻資料，卻還飄散於各種報刊上，或者躺在檔案館和紀念館裡。為了便於對瞿秋白的全面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一部他的全集出版，包括他的舊體詩詞。這就可以減少那種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片段論斷。
周永祥同志撰寫的這本年譜，是想就瞿秋白的一生及其多方面的戰鬥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參考了兩百多種文獻資料，訪問了同瞿秋白有交誼或知其行事的有數老人，態度是虔誠的。但作者沒有機會看到尚未公之於世的檔案資料，當然也還會有他沒有看到的已經公開的論著，在引述的論著中也可能沒有做到探驪得珠。這些都將促使作者進一步去探索，在今後修訂補充。現在先把它印出來，供研究瞿秋白和黨史的同志參考，我想還是有益的。將來有更好更詳盡的瞿譜問世，則這本年譜算是暫時承乏，為更好的瞿譜催生。一個重要歷史人物如有兩本三本年譜，有所對照，對譜主的認識和某些事跡的論證，將會更為確切和深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