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李秀成供》原稿釋疑

李秀成生前及其死後一百年間，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一個英雄形象，即使對他的供詞不無微詞，也沒有動搖過這個形象。一九六三年戚本禹拋出《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為影射史學開路，李秀成頓時成為眾口一詞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證。李秀成到底是洪秀全封的「萬古忠義」，還是戚本禹之流指摘的一世奸惡？至今議論紛紜，莫衷一是，關鍵在於他的親筆供詞以及怎樣看待這個供詞。 一九五一年，羅爾綱同志根據拍攝的供詞部分原稿，作過仔細研究，寫出《忠王李秀成自傳考證》，認定確是忠王親筆，為使李秀成的「忠王」形象不受玷污，他把供詞中向曾國藩表示的乞降意願竭力解釋為「偽降」。之後，年子敏同志寫了《關於〈忠王自傳原稿〉真偽問題的商榷》(1)（以下簡稱《商榷》），進而否定李秀成有任何乞降情事，乾脆說全供「是曾國藩所偽造」。最近榮孟源同志發表的《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2)（以下簡稱《考略》），倒不否認李秀成的乞降活動，卻從中找出許多疑竇，反覆推論，斷定《原稿》不是李秀成的手跡，而是曾國藩派書手模仿李秀成筆跡的謄抄本。話雖如此，但仍然要落到乞降的問題上來，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匯報》推薦《考略》後，舉出讀者的議論為證，說「既然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改後的冒牌貨，又怎能以此偽造材料來判斷李秀成是叛徒呢」？ 《原稿》對李秀成的評價和太平天國的歷史如此重要，是真跡還是偽造或謄抄本？不可不辯。 李秀成寫供經過 李秀成所寫親供《原稿》是真是偽，儘管爭議不休，但他在囚籠中寫了長長的供詞，從來沒有人提出異議。在太平天國被俘將領中，留下了供詞的不止是李秀成，早期已有洪大全，後期還有石達開、洪仁玕、幼天王、賴文光等人，其中有錄供，有筆供，但惟有李秀成的供詞不僅敘述了他一生的經歷而且涉及太平天國的全部歷史，是一部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回憶錄。不過李秀成沒有別的革命者那樣幸運，能在事後反覆咀嚼、從容追述自己的戰鬥歷程，他的回憶是在敵人的囚籠中，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回看血淚相和流」的特殊情況下寫下來的。 正是由於這種特殊情況，李秀成寫供的經過既沒有戰友的旁證也沒有文人的記載。除了供詞本身所透露的以外，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記載，只有殺害李秀成的曾國藩的日記和函折，以及參與殺害李秀成的曾國藩心腹幕僚趙烈文的《能靜居士日記》。為了論證《原稿》的真偽，這裡且以曾、趙所記文字為依據，把李秀成從被俘到「歡樂歸陰」的日程排列如下，或者有助於我們了解李秀成寫供的脈絡和心理：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李秀成被俘送曾國荃部肖孚泗營。趙烈文記道：「聞生擒偽忠王至，中丞（曾國荃）親訊，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或告予，予以此人內中（指清廷）所重，急趨至中丞處。耳語之。中丞盛怒，於座躍起，厲聲言：『此土賊耳，安足留，豈欲獻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動。予見不可諫，遂退。少刻，中丞意忽悟，命收禁。」這段話，反映了曾國荃的暴跳如雷，想立刻割死李秀成，而李秀成卻巋然不動。 當晚，趙烈文探訪李秀成，問答頗長。結束時，趙烈文問李秀成今後打算，李秀成回答道：「惟死而已。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害彼此之命，則瞑目無憾！」看來，李秀成當天沒有被割死，晚間，思想就有所活動了。所以，趙烈文說他「言次有乞活之意」。 此後數日缺記載，大概是在等待曾國藩的到來。 七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三日），趙烈文記道：「是日作大木籠，納忠酋於內。」同日，曾國藩在安慶作《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折》，其中說，對李秀成是「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是說對李秀成要不要送到北京獻俘，請朝廷決定。 七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五日），曾國藩趕到南京，他當晚記道：「戌初，將所擒之偽忠王親自鞠訊數語。」 七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給在安慶的兒子曾紀澤寫信說：「偽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正法。」曾國藩在對李秀成親訊一次之後，決定不獻俘，要就地處死李秀成。為了好向清廷交代，這一天他在日記中特地記上「取偽忠王詳供」一條。《商榷》卻說：「從字面上解釋，『取偽忠王詳供』，說明是拿取忠王詳供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忠王已有了供詞。」把打算取詳供說成已取得了供詞，純屬誤解。 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李秀成開始寫供詞。曾國藩記道：「夜開數條問偽忠王李秀成。」這次是曾國藩要幕僚龐際雲、李鴻裔等對李秀成進行訊問的，後來龐際雲將這次問答編成一冊，即《李秀成自述別錄》，是李秀成的長篇筆供之外的錄供。 八月三日（七月初二日），趙烈文記道：「晚至中堂（曾國藩）處久談。擬即將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問予。予答應：『生擒已十餘日，眾目共睹，且經中堂錄供，當無疑，而此賊甚狡，不宜入都』。」曾國藩到南京的當晚就下了不等待朝命、處死李秀成的決心，六天之後才徵求趙烈文的意見，當然趙烈文早已窺猜出來，所以他的回答說到了曾國藩的心坎里。 八月六日（七月初五日），曾國藩記道：「閱李秀成所寫供詞，燈後親訊李秀成之供。」所謂「親訊李秀成之供」，是就已經看過的供詞再訊李秀成，進行質證。這次李秀成談了些什麼，曾國藩沒有記下一語。第二天趙烈文的日記這樣說：「昨日（中堂）親問一次，有乞恩之意，中堂答以聽旨，連日正躊躇此事，俟定見後再相復。」這裡所說，一是李秀成「有乞恩之意」；二是曾國藩詭稱尚無定見，留給李秀成繼續寫供詞的僥倖心。 八月七日（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寫完供詞，傍晚被殺。趙烈文記道：「偽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寫親供五、六萬言，敘賊中事，自咸豐四、五年後均甚詳。雖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賊中不可謂非桀黠矣。中堂甚憐之。……今日遣李眉生告以國法難逭，不能脫。李曰：『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云云。傍晚赴市，復作絕命詞十句，無韻而鄙俚可笑，付監刑龐省三，敘其盡忠之意，遂就誅。中堂令免凌遲，其首傳示各省，而棺殮其軀，亦幸矣。」這要算是關於李秀成生命最後時刻的唯一的詳細記載了，證以李秀成在供詞末尾寫的：「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趙烈文的話，是可信的。 就上述日程看，從李秀成被俘到被害的十九天中，對於怎樣處決李秀成，曾國藩兄弟前後是頗有些周折變化的：（一）在抓到李秀成的當天，曾國荃一見之下，就想當場置之死地，經趙烈文的提醒，才改為收禁。（二）曾國藩在安慶得訊後，上折清廷，關於李秀成是否獻俘北京，請皇上定奪。（三）曾國藩到南京第一次訊問李秀成後，改變主意，決定在南京處死李秀成。（四）曾國藩考慮到在南京處死李秀成，為了對付清廷的查問，必須取得詳供。（五）詳供到手，曾國藩在清廷命令將到未到之日，掌握時機處死了李秀成。曾國藩不讓清廷從李秀成口中得到把柄，採取了操之在我的不尋常手段；隨後清廷指派將軍富明阿到南京查訪，並要曾國藩補報對李秀成供詞刪去的部分，反映了曾國藩和清廷之間的一場不痛不癢、不撕破臉皮的暗鬥。 「取詳供」是曾國藩所必需，而李秀成又是怎樣來對待寫詳供的呢？供詞一開頭就表述了他的態度：「時逢甲子六月，國破被拿，落在清營，承德寬刑，中丞大人量廣，日食資雲。又蒙老中堂駕到，訊問來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稟，未得十分明實，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寫明。」這裡的「承德寬刑」，是指曾國荃沒有在當天治死他，「老中堂駕到，訊問來情」，是指曾國藩到南京後對他的第一次訊問；「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寫明」，則是指寫詳供的事；並說，他將「一片虛心寫就」，決不「隱瞞半分」。 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的李秀成，有質樸務實的農民英雄本色，他在緊張的戎馬生活中所表現的是如此，他在忠言極諫、不顧天王盛怒所表現的是如此，在革命失敗他要求「載書明白」的用心也仍然如此。正是基於這種態度，他的全部供詞給太平天國革命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史料，也是從陳勝、吳廣兩千多年以來農民革命英雄自己寫下的唯一的長篇紀述。李秀成出入於千軍萬馬中，艱險備嘗，他在蘇州安民時不顧刀槍指胸，他在被俘時蔑視曾國荃的刀錐交加，面對死神的威脅，他毫無懼色。然而困居囚籠中的李秀成，在酷暑的熬煎下，是什麼力量支持著他日寫六七千字的供詞呢？他向曾國藩表示，「得以尺書遣散」舊部，「免戕彼此之命」；又說「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費力，要防鬼反為先」，還提出了「招降十要」，其中不無「亦望世民早日安寧」和對付洋鬼的苦心。但李秀成畢竟是一個自發的農民革命的領袖，雖有反抗地主階級的強烈要求，但對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並沒有自覺的階級認識，他幻想或可激起曾國藩的民族感情，大發善心，這就是與虎謀皮了。他在供詞和答辯中流露的或可不死、猶有可為的希望，所說「先忠於秦，亦丈夫信義；楚能容人，亦而死報」一類的話，說明他確實是有動搖、變節的思想活動的。 取供和寫供的日子，對李秀成來說，是生和死的最後搏鬥，他在死神面前最後輸了一著，即使是瑕不掩瑜，總不能把瑕說成瑜，所以我不贊同「偽降」說，也不贊同把白紙黑字的供詞說成偽造以快己意。 供詞出版的前後 李秀成千真萬確寫了詳供，這個洋洋數萬言的詳供在出籠的當時即以專書問世，此後印行了許多版本，有的題曰《李秀成供》《李秀成供狀》，有的題作《忠王李秀成自述》《忠王李秀成自傳》，「供」或「供狀」是本來的用詞，「自述」或「自傳」是後人就其內容的改稱。羅爾綱同志的《考證》，說供詞在「坊間流傳的版本大別有三種」(3)，那是就一八六四年曾國藩刪改過的鈔本刻行後各種翻印的版本而言，都是指的來自一個源頭的安慶本。如果從最初刻行的安慶本算起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增補本，再到六十年代的《原稿》影印本，應該說是有起點各不相同的三類版本。隨著這三類版本的先後問世，字數由二萬八千餘字增至三萬六千餘字，它雖非《原稿》五萬餘字的全豹，但它的本來面目卻在讀者面前一版比一版擴大了。對於李秀成寫了詳供從來沒有人否認，而對出版的供詞總有這樣和那樣的懷疑，一言以蔽之，都把經過曾國藩撕毀（部分）、刪削、改動的供詞說成為曾國藩的偽造。為了便於考察它的真偽，有必要說明這三類版本的來龍去脈。 第一類，一八六四年的安慶本： 當李秀成趕寫供詞時，曾國藩陸續取閱，進行刪改，八月七日李秀成寫完供詞被殺，曾國藩也隨之把供詞刪改完畢。所以第二天，曾國藩得以迅速地派八九個人繕抄，送呈軍機處備查。這個呈抄本當時任軍機大臣的李棠階看到過(4)，但至今沒有發現。曾國藩在南京處決李秀成，舉世矚目，曾在迅即向清廷作了交代後，為了「取信」於世人，又分抄供詞送安慶刊印。八月十一日（七月初十日）趙烈文的日記說：「中堂囑予看李秀成供，並分段，將付梓。」八月十二日（七月十一日）曾國藩的日記說：「將李秀成供及兩道恩旨寄皖刊刻。」這個付刊抄本的寄出比送呈軍機處的晚四天，揆之情理，兩個繕抄本應該一樣，付刊的繕抄本即使又有改動，也只能是個別字句上的改動，否則曾國藩的作偽就會露出馬腳來了。供詞的最初刊本——安慶本約在當年的八、九月間出世，約二萬八千餘字。據日本朋友小島晉治教授所著《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和思想》（一九七八年出版）說，這個安慶本台灣「中央圖書館」存藏一本，可能已是海內孤本。李泰國根據安慶本譯成英文，題曰《忠王自傳》，從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起連載於《北華捷報》。自此坊賈或照安慶本原詞刊出，或改頭換面進行翻印。如一個「同治三年孟冬新鐫」的本子，書面不倫不類地題字三行：中作「新刻永安州英雄起義」，右為「洪秀全三人結拜，錢江演計取金陵」，左為「曾大人克復江南，生擒李秀成親供」。如題為「江南省通行」的《克復金陵城，生擒偽忠王親筆口供》，附曾國藩奏稿兩通和清廷上諭兩通。如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的《繡像剿逆圖考》，將供詞作為附錄。如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捫虱談虎客（韓孔庵）刪改其中文字，在日本翻刻，收入所輯《近世中國秘史》。而照安慶本原封不動地翻印的有清末九如堂本，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蔣夢麟又據九如堂本影印發行。書首有孟森寫的《影印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序》，其中說：「孟鄰先生（蔣夢麟）忽以影印李秀成供樣本見示，索為序言。啟示乃六十餘年前所見故物。」據此，大致還可以看出安慶本的面貌。總之，供詞從最初刊行到後來的輾轉翻印，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八十餘年供詞流行的版本儘管五花八門，但都是一個來源，即安慶本。 第二類，新中國成立後的增補本： 一九四四年，廣西通志館為搜集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資料，派呂集義先生去曾富厚堂（曾國藩後人家）借閱《李秀成供》原稿，在曾家後人的監守下，拍攝了安慶本刪去的「天朝十誤」「招降十要」及後面部分的十頁，還有選擇地拍攝了刪改較多的四頁和封面一頁。羅爾綱同志據以考證，並將拍攝的內容補進供詞的流行本內，加以箋注，修訂過四版。一九五八年，梁岵廬先生又以呂集義的增補本為據，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呂集義自己編成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也於一九六一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些都可稱之為增補本，即以原來的流行本為底本，增補了拍攝的內容，字數為三萬三千四百餘字，比安慶本增多了五千餘字。 第三類，台灣世界書局的《原稿》影印本： 一九四九年，曾國藩的後代曾約農將《李秀成供》原稿帶往台灣。一九六二年，不知出於什麼動機，把這件秘藏了九十八年的《原稿》，題曰《李秀成親筆手跡》，由台北世界書局影印公之於世了。曾約農寫的《後記》說：「先文正公手批李秀成親供，當時借閱者多，傳抄不免訛失。原本藏湘鄉寒舍有年，兵燹之餘，幸攜行篋，茲予影印，以存史料。」他只說「手批」，只說「傳抄不免訛失」，對曾國藩的撕毀（部分）、刪削、篡改等惡行，則諱莫如深。為使更多的研究工作者得以看到和使用這個歷史真跡，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又據台北影印本，題曰《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發行。這個影印本共七十四雙頁，每頁三十二行，每行十三、四至十五、六個字不等，共三萬六千一百字，比增補本多二千幾百字。這要算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李秀成供》字數最多和最後的本子了，被曾國藩撕毀的部分將永遠不可復得，只能供後人去繼續猜測了。 供詞的流傳，經歷了這樣曲折的歷程和漫長的歲月，才使《原稿》公開，在中國近代的歷史文獻中是少見的。這不僅說明了《原稿》的重要性，而且也刻畫出政治思想領域鬥爭的一個側影。李秀成從開始投入太平天國革命當一名伍卒到成為叱吒風雲的大將，又成為肩負天國興亡的柱石，直到被俘的當天，他置曾國荃的刀錐於不顧，都表現為一個不屈不撓的英雄形象。因為他寫了這個光榮包含著恥辱的供詞，就成為評價他的關鍵，甚至對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洪仁玕等人的評價也有很大關係。所以人們格外重視這個供詞，對它的真偽不能等閒視之。 一般說來，偽造的歷史文獻是容易被揭穿的，一經揭穿也就失去了它原來的作用。李秀成供詞卻不同，儘管從它開始出現起，就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說是曾國藩偽造的，但始終抹不掉它，也動搖不了它。它的全貌縱然不可復睹，而一種又一種版本的印行，無數論著的反覆引用，都在頑強地抗議對它的真實性的懷疑。 墨跡是鑑定《原稿》真偽的重要依據 墨跡不是鑑定手稿的唯一依據，卻是一個首先值得尊重的依據。《原稿》即使是李秀成僅存的手跡，無從對勘，我們也可以從當事人的生活經歷和字跡脈絡找出某些關係，何況《原稿》之外，李秀成還有別的親筆墨跡留存人間。這就使我們從墨跡鑑定它的真偽有了更大的可能。 截至現在為止，經過鑑定的李秀成手跡，除《原稿》外，還有兩件：一件是當年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龐際雲審訊時，李秀成親筆寫的二十八個字答詞：「胡以晃是豫王，前是護國侯，後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綱。」這條答詞因與曾國藩、龐際雲、李鴻裔所問各條有聯繫，得以保留了下來，它與《原稿》的筆跡一致，這一點沒有任何人持不同意見。《原稿》第九頁第一至第三行：「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挨著前一個「秦日昌」下腳添注了「秦日昌即秦日綱也」八個字。顯然是在先一天晚間被訊問之後，第二天寫到這裡，李秀成才作這個添注的。 另一件是《諭李昭壽書》，羅爾綱就其影印墨跡，從筆畫到用語進行了仔細的鑑定，認為同《原稿》及「親筆答詞」是出於一個人之手。(5)我琢磨了這三項影印墨跡，覺得羅爾綱同志的鑑定是可以信賴的。 但是，《商榷》認為「原供與龐際雲保留之所謂『親筆答詞』，都是在忠王被俘，遭受殺害後，從反革命分子後代的家中發現的」，不可信，是曾國藩一夥的偽造。這個結論不等於事物本身的結論，因為經過反革命之手保留下來的這類歷史文獻並不少見。《商榷》又以為《諭李昭壽書》「各字熟練，筆勢蒼勁」，而《原稿》和「親筆答詞」的字跡，則「不甚熟練」，「有老練與生澀之別」，說《諭李昭壽書》是李秀成的手跡較可靠；既然《原稿》、「親筆答詞」同《諭李昭壽書》的筆跡不一樣，就可以證明前二者不是李秀成的手跡了。這樣的反證是不是可靠呢？我以為並不可靠，因為《諭李昭壽書》是在正常情況下寫的，寫得比較工整勻稱，而《原稿》和「親筆答詞」是在囚籠中的特殊情況下寫的，寫得比較潦草粗糙。乍一看，好像出自兩個人的手筆，仔細對勘，筆跡、用語及其神態卻非常肖似，是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寫出來的文字。 《考略》沒有專談筆跡，認為有關《原稿》的許多自相矛盾的疑竇沒有得到澄清前，「研究筆跡並不能解決問題」。儘管如此，它在有些地方還是不能不落到墨跡的鑑定上來。如說：《原稿》「第一至第五十頁書口字體相同，第五十一頁以後為另一字體。《原稿》為墨跡所寫，又有墨跡修改。修改處墨色濃淡不同，字跡也不同，證明修改者有原寫稿人，還有另外的人。」這是說《原稿》是分由兩個人謄抄的，用墨筆修改的字句也是兩個人的筆跡。果真如此嗎？ 查《原稿》第五十一頁特別是開頭幾行比前頁的字要工整些，筆畫也細些，那是什麼原因？其實第五十頁的最後幾行字對此作了回答：「紙盡情長，言不了完，煩列位師爺交部一本，好筆一支，此筆破壞了。……」很明顯，換了新筆，開頭寫得又注意些，所以第五十頁和第五十一頁之間的字跡有工、粗的差異，字的骨架卻沒有什麼不同，而且從第五十一頁頭幾行往後看下去，筆畫又漸漸粗起來同第五十一頁以前一樣了，哪能說是兩個人的筆跡！ 至於《原稿》中添改字句的墨色與正行有濃淡的不同也不奇怪，一則整個《原稿》正行的墨色也有濃有淡，那是由於蘸墨和磨墨不勻的關係，剛蘸墨寫下去濃，再蘸墨又會如此；再則添改字句尤需構思，筆者往往不經意地伸筆舔墨，這樣落筆就濃了。其中值得注意的，倒是有些句子傍有墨圈（〇）或三角（△），墨色濃而粗，是表示重要性的，看來不像是李秀成所加。此外，第十八頁後一面第二行墨筆添改的「雖」和「尚」兩個字，第三十七頁天頭上改的「休」字，第四十頁第二行改的「我」字，第七十頁第四行加的「無有不服」四字，確和其他墨筆添改字句的筆跡不相似，而「尚」字和曾國藩用朱筆所改的「尚」字，從字形到字神卻一樣。可見曾國藩用朱筆大加批改之後，又用墨筆作了點竄。 通觀《原稿》全文筆跡，除了曾國藩用朱筆塗改者，以及部分句子旁的墨圈或三角和個別字句外，其他通通是一個人的筆跡。《原稿》的字跡雖挺勁有力，卻並不圓熟，它既不像青年人寫的字，也不像老年人運的筆，恰如李秀成這樣一個讀書不多的中年人的字跡。因而，我們可以斷定《原稿》確是李秀成的親筆。 關於每天所寫起訖處問題 李秀成是從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寫供詞的，終止於八月七日（七月初六日），每天從哪裡寫到哪裡，《原稿》沒有留下標識。《考略》根據行文的脈絡，除第一段不辨自明外，找出八處與第一段意境相近的文字，認為就是李秀成每天寫供的起頭，每天從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字起，作了極其肯定的推斷，並分全稿為九段。《考略》認為曾國藩對供詞既然是逐日取閱，那麼自第二段起每天起頭之前的一段就是曾國藩每日取閱的部分；既然當天李秀成寫的曾國藩拿去看了，第二天李秀成就得另行伸紙寫起；因此，後段的開頭與前段的結尾理應有間隔；而《原稿》卻是一氣連下來的，並無間隔；故而斷定《原稿》不是李秀成的親筆，而是曾國藩派人模仿李秀成筆跡的謄抄本。這個為李秀成安排得十分精緻的寫供進程及其所得出的結論，是不是符合實際呢？ （一）《考略》對《原稿》所分的九段，就每段開頭的文字看，都反映了李秀成「國破被拿」的痛楚心情，除第一天從何處寫起是確定不移的外，其他各段的開頭就很難判定是某天所寫的起頭。細細玩味所定段落起頭的文句，好些是直接承接著上文的語氣來的，只是自然分段，並不一定是要過了一夜才能出現的思緒和語彙。我們不可能設想當時的李秀成好像後來的作家一樣，有一個每天分節寫出的章節安排。 （二）《考略》對《原稿》所分的九段中，字數最多的是第六段約七千三百字，最少的是第四段和第五段，一約二千二百字，一約二千字。李秀成在囚籠里唯一的事是寫供詞，各日所寫不應有這樣大的差距。《原稿》第五十頁以前大家感到可能有被曾國藩撕去的部分，但撕掉了什麼地方，並沒有檢查明白。《考略》判定它所分字數最少的段落，就是被撕毀的地方，這是將未見分曉的東西移來解釋自己安排的假設，未必是本來的事實。 （三）曾國藩逐日取閱，盡可將李秀成寫滿的各頁拿去，未寫完的頁仍可留下讓李秀成接下去寫，今天和昨天對於寫稿者和批改者並不一定像自然界一樣有一個黑夜的間隔。請看《原稿》第三十一頁，這一頁最後一行的格框外曾國藩用朱筆批了「初四日閱」四個字，並在這一行的落句「聽見副帥張國梁戰死丹邑」的「邑」字下畫了紅鉤，表示初四日他是看到這裡為止。可是緊接下來的第三十一頁開頭的話是：「和春在滸墅關自縊而亡」，並沒有形成此伏彼起的段落。 （四）我們說曾國藩對供詞逐日取閱，逐日刪改，並不意味著李秀成寫了九天，曾國藩的取閱也是亦步亦趨、不多不少的九次。查曾國藩在《原稿》所記閱供的字樣，只有上面說到的第三十一頁上所記「初四日閱」一次，那已是舊曆七月初四日，即李秀成被殺的前兩天，現存《原稿》後面還有四十三頁之多。再查曾國藩日記，只有七月初五日、初六日記了閱李秀成供詞的句子；初七日，有「校對李秀成供八、九千字」一句，已是李秀成被殺後的第二天了。當然，日記沒有記不等於沒有閱，但可以反映出閱多閱少並不那麼規則，很可能後幾天閱得多，前幾天不一定天天閱。所以九天的閱供設計是不牢靠的。 九天寫供、九天閱供的程式，既然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考略》遽以《原稿》沒有留下間隔必然是謄抄本的論斷，來代替或否定墨跡的鑑定，是代替或否定不了的。相比之下，還是墨跡的鑑定有說服力。 關於字數和款諱 供詞的字數到底有多少，由於事情的曲折和曾國藩的作偽，被弄得很紊亂，概括起來，大致有這樣三類數目：一是刻本和《原稿》的實存字數，二是李秀成在寫供中記下的字數，三是曾國藩所說的字數，不僅互不一致，而且出入很大，這是怎樣造成的呢？ 刻本和《原稿》的字數，是實存字數，前面均經指出，但不是原有字數，因為已被曾國藩部分撕毀。據史家考繹，撕毀的字數，估計在一萬七、八千字至兩萬字之間，這是就《原稿》實存字數和應有字數得出的差額。 李秀成在供詞中自己記下的字數：（一）《原稿》第三十一頁書口處，記有「到此總共一萬八千之數」字樣。每頁五百餘字，加上天頭添補的內容，三十一頁合共的字數，與「一萬八千之數」相近。（二）第四十頁書口處，記有「二萬八千五」字樣，從第三十一頁到第四十頁，增加九頁，每頁五百餘字，所增不足五千字，記數卻比三十一頁所記數增加了一萬五百字。（三）第五十頁後一面第十六行正文有「今將三萬七、八千字矣」一句。從第四十頁到第五十頁，增十頁是增五千餘字，這裡比第四十頁所記字數卻增了約九千字。這些差數的產生，不是由於曾國藩的撕毀就是李秀成的錯記。但也可以從中看出《原稿》不是謄抄本，如果是眷抄本，曾國藩就會將這些自相矛盾的數字去掉。 曾國藩所說的數字，從他自己的需要出發，或因人而異，或因時而異，或系暫行估計，說法不一，雖給我們帶來了不少麻煩，卻也不是弄不清楚的，分述如下： 曾國藩處決李秀成當天（陰曆七月初六日）的日記中說：「閱李秀成之供，約四萬餘字。」這是他最初說出的字數，是毛估，比實際數字偏低。 次日（陰曆七月初七日），曾國藩給兒子曾紀澤的信說：「偽忠王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雖仍系估計，但估計得比先前準確些，與實數相近。因為是給兒子寫信，不用藏頭露尾，說得就切實些。 在這前後，曾國藩複錢應溥函說：「李酋八日之內在囚籠中共寫三萬餘字，刪去重複諛言，尚近三萬字。」給彭玉麟函說：「偽忠王，在囚籠中寫親供至三萬餘字。」復楊岳斌函說：「委訊偽忠王，自寫親供至三萬餘字之多。」所說的「刪去重複諛言，尚近三萬字」，是指繕呈軍機處抄件和安慶刻本二萬八千餘字之數，是公開的字數。一再說的「三萬餘字」是指經他刪削後所留稿本實存三萬六千餘字的約數。清廷內外都知道他扣留了稿本，這是半公開的，所以他對朋友和僚屬就說了這個大致可以對得起來的數字。 還有，曾國藩在安慶刻本的批記中說：「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如果照曾國藩前面所說「八天」計算，應有五萬六千字；按九天計算應有六萬三千字，但所說「約寫七千字」很可能不足七千字，通扯不足六萬字。趙烈文日記中說：「偽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寫親供五、六萬言。」把曾國藩所說的「五萬餘字」換了一個更富於彈性的說法。這是曾國藩不敢公開的字數，因為經他撕毀後實存只有三萬六千餘字了。在一些場合，曾國藩忘乎所以，公然透露了這個近於實際的字數五萬餘字，但也說得撲朔迷離，正反映了他心中有鬼。所以儘管曾國藩在字數上玩弄了不少花招，我們仍然可以從他作偽的心理狀態做出分析，並不能作為懷疑《原稿》不是手跡的依據。 關於款諱，即書寫中的行款和字諱。 太平天國因宗教關係和封建影響，對於行款和字諱都有嚴格規定。是否按太平天國規定的行款和字諱書寫，也是鑑定《原稿》真偽的一個依據。 《原稿》的命詞立意，是站在太平天國將領的立場上說的。對於款諱，有的照太平天國的規定書寫，有的卻又不是。那是什麼原因？李秀成在供詞中，說他「自八歲九、十歲之間，隨舅父讀書」，「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那是說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書寫習慣，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後，經歷了十餘年，儘管熟悉了太平天國規定的書寫格式，但有時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寫法，犯了諱，也並不奇怪。而李秀成在太平天國將領中，對那些宗教上的煩瑣規定本來就不那麼拘泥，何況在「國破被拿」的囚籠里，宗教的約束力就更少了。《考略》說《原稿》有些地方不按格式寫，不避諱，如應抬四格、三格而只抬三格、兩格之類，如「國」寫成「國」之類，可以從李秀成的意態中得到解釋；但有的則不能作這樣解釋，如「穌」是對耶穌的專用字，江蘇一類蘇字均不能寫成穌，《原稿》卻寫江蘇為「江穌」，寫蘇、常為「穌、常」，認為這不是對諱字的錯寫，而是諱字移用，李秀成不會這樣出格，只有別人謄抄才會這樣寫。依我看，這種出格與別的犯諱並沒有什麼不同，把蘇寫成「穌」，由繁變簡，對李秀成來說是更為便當的。在一定情況下違反慣例的差誤，不是表明事物的虛假，倒是表明事物的真實。 李秀成在那個短促而緊迫的時刻里，寫出了數萬字供詞，涉及他和太平天國頭緒紛繁的戰鬥經歷；供詞的原稿且遭到曾國藩的篡改；刻本和《原稿》又互不一致、長期分離，其中不免產生許多疑竇。這些疑竇大多是可以解釋的，有的一時解釋不清楚，可能由於我們對那個特殊而複雜的環境所產生的細節還不那麼瞭然，也可能是受了我們自己的先入之見的束縛。疑問常常是糾正謬誤、得出正確結論的起點，有時也可能是對事物的誤解，是正確還是誤解？最後得到驗證，仍然要靠事物本身。 結語 假造文書，假造筆跡，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對於太平天國這樣一次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文獻資料遭到敵人的極大破壞，魚目混珠的贗品更經常出現。諸如偽編的日記，偽托的詩歌，偽造的文物，應有盡有，但都只能矇混一時，終被揭穿。惟有李秀成供詞，長期以來有人懷疑它是假的，出於曾國藩的偽造，不僅有洋洋灑灑的專論，還有口耳相傳的軼聞。然而它始終作為信史流傳，不受懷疑論、偽造說的影響，這就是它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明證。 凡是偽造的東西，當事人總是諱莫如深的。供詞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國藩在上報清廷和在安慶刊出後，應該說已經達到了他作偽的目的，為什麼還要把這個假東西當作寶貝傳之後代呢？為什麼到他的第四代曾約農還要把這個易招物議的假東西公之於世呢？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件歷史真跡，即使人們看到的是曾國藩的罪證，而他們卻認為是「先文正公手批」的業績，所以幾經滄桑仍能保留下來，使我們今天還能看到這個真跡。 《原稿》既然是一件不可否認的真跡，為什麼偽造說經久不息？記得一九五七年，我給在上海的一些外國專家談中國近代史，有位外國專家當場提問，說他看到一篇講《忠王李秀成自傳》是曾國藩偽造的文章（指《商榷》），他很同意這個說法。並說《自傳》的文章寫得很好，李秀成沒有讀多少書，寫不得這樣好。我說：這是誤會，《忠王李秀成自傳》就文章來說，寫得並不好，字也不圓熟，從文字到內容看恰是李秀成寫的。只有凌善清的《太平天國野史》說李秀成寫供詞數萬言，「文氣浩瀚，字體雄偉」(6)，純屬誇張，是野史、小說家言。 當然，懷疑論和偽造說的流傳，並非偶然，主要有兩個觀念在起作用：一是以如此忠於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英雄李秀成，最後怎會在供詞中說出如許自污變節的話來；二是供詞經過曾國藩的篡改，長期為其後人把持，從初刻本到影印本，又經歷了漫長的歲月，這就被引申而成為偽造說的依據。前者是出自對農民革命的愛護，後者發自對敵人的憎恨，基於這種階級感情，與其相信《原稿》是真不如懷疑它是假，以求予心之所安。這就是供詞的真跡雖在而偽造說不息的社會原因。 階級感情並不能代替科學實證。李秀成供詞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實錄，是李秀成一生戰鬥歷程和最後屈辱的記載，誰也不能否認它是研究太平天國革命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如果從實際出發，科學地看待供詞的文字和內容，辯證地分析李秀成的一生及其在囚籠中的表述，是可以從中總結出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來的。如他對天京事變的評述，是任何別的記載所不能代替的，所說「東王令嚴，民心畏。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韋昌輝與石達開、秦日昌是大齊一心，在家計議起首共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怒於心，口順而心怒不息。少怒積多，聚成禍害」。直率道來，發自肺腑。「少怒積多，聚成禍害」，說出了太平天國內部矛盾演變的由來。又說：「自翼王出京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指出了洪秀全後期任用嬖臣，專信同姓，使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政權日益蛻化為封建統治。這是封建政治的產物，又是嚴酷的歷史教訓。《原稿》這段話的每句旁用墨筆加△，看來是曾國藩、趙烈文之流加的，他們也在那裡尋找政治成敗的消息啊！ 李秀成供詞的原稿，就其文字和全部內容來考察，曾國藩可以撕毀、刪削和改動，要完全偽造是偽造不了的。這個供詞之所以贏得人們的高度重視，正因為它確是出於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的關鍵人物的親筆而不是別人的偽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寫給郭沫若同志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這當作整風文獻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實在值得注意。」(7)指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深遠意義。而李秀成供詞，出自當事人之手，它所刻畫的歷史場面和包含的經驗教訓，則更加深刻。 （一九七九年七月） * * * (1)　年子敏、束世澄：《關於〈忠王自傳原稿〉真偽問題的商榷》，《華東師大學報》1956年第4期。 (2)　榮孟源：《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1期。 (3)　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增訂本，中華書局1957年版。 (4)　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十七日記道：「寅時入內侍班，看折完，閱曾相送來偽忠王李秀成供詞。」 (5)　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修訂本，中華書局1957年版。 (6)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第13卷，第19頁。 (7)　《中國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影印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