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也談楊度同志

楊度同志，在辛亥革命前後是一個頗著聲名的人，但他的聲名不是來自革命，而是來自相反的方面。這個事實，在人們的心目中久已概括了他的一生，似乎蓋棺論定。他晚年的重大轉變，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卻很少人知道，晦而不彰。 一九七六年四月里，上海《辭海》編輯部一位同志打電話問我：聽說周總理曾經談到楊度加入了黨，這事你知道嗎？我感到突然，不太相信地回答道：沒有聽說過。她又問詞目「楊度」的內容要不要修改？我說：沒有確鑿依據，僅憑傳聞，不能修改。當時上海正在編注《章太炎詩文選注》，也有條關於楊度的注釋。我向注釋組同志轉告了《辭海》編輯部提出的問題，表示不能輕聽輕信；還說楊度後來在上海投靠杜月笙，成為杜氏的有名食客，原來沒有寫，倒要加一筆。 話雖如此，事出有因，須得弄個明白。隨後別人函詢北京有關同志，覆信說敬愛的周總理在病中確實關照過王冶秋同志，說《辭海》如有「楊度」這條詞目，應告訴上海把他加入共產黨一事寫上。我也查閱了些別的資料，多處記載，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圍剿」和反圍剿鬥爭，楊度站在反圍剿一邊，參加過民主文化的組織和簽名活動。這樣，心裡比較踏實了。就在當年七、八月間修訂《章太炎詩文選注》上冊時，我對楊度這條注釋，代為加了受革命形勢的影響，他晚年在上海參加了一些民主進步活動一類的話，要《辭海》近代史詞目修訂的同志也加上這類的話。為了慎重，沒有檔案和其他可靠文字為憑，仍不敢把共產黨員的稱號同楊度的名字聯在一起。（現正在修訂中的《辭海》，對「楊度」一條已改寫。） 對於楊度、楊晳子的名字，我早在青少年時代就耳熟了。他書寫的對聯，字摹魏碑，至今留著印象。以後研習近代歷史，不斷接觸了關於楊度的記載，覺得他是個有才華的人，在政治上卻走入了歧途，以致他的才華，他學到的西學被他的反動政治行動淹沒了，有點為他惋惜。 我們知道，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在民族災難和階級矛盾的強烈刺激下，社會政治思潮勃興，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救國」論，「立憲救國論」是叫得最刺耳的一種。他們主張要有部憲法，要有個皇帝，以為有了皇帝加憲法，中國就可得救了。凡持這種主張的，被稱為立憲派，或君主立憲派，楊度就屬於這一派，是這一派的佼佼者。為了較全面地認識他的變化，有必要在這裡說一說他的來歷。 楊度原是清末大名士湘潭王闓運的學生，一八九七年赴長沙應鄉試，中舉人，其時湖南推行新政，得以初窺新學；一九〇二年去日本留學，同楊篤生等創刊了早期留日學生刊物《遊學譯編》，介紹西方政治學說。一九〇三年回國參加清朝舉行的經濟特科，考中第二名，不料被指為「康梁餘黨」，遭緝拿，因「蘇報案」囚禁上海租界的章太炎為此還寫了《獄中聞湘人某被捕有感》的詩兩首，其實楊度已先期得訊逃避上海，重走日本。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邀他入盟，拒不加入，他卻以憲政名家的身份，由熊希齡牽線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寫報告書。一九〇七年正當《民報》與《新民叢報》激烈論爭時，他別樹一幟，搞了個《中國新報》（月刊），既不贊同《民報》宣傳用武力推翻清朝的主張，也不完全附和《新民叢報》的保皇黨言論，倡議開國會決定國是。一九〇八年得到張之洞、袁世凱的推薦，入北京，被任命為憲政編查館行走，並由袁世凱透過奕劻的關係，到頤和園向親貴們演說立憲要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春夏，在清朝的偽立憲活動中，他參加了資政院，並請召集國會的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後，同汪精衛組成「國事共濟會」，主張即日停戰，召開臨時國民會議，協議政體，清朝和革命軍都應服從協議，為袁世凱製造機會，大招非難，「共濟會」旋即宣布解散，他改變途徑，暗中為袁聯絡。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派他為參政院參政。一九一五年拉攏孫毓筠等成立「籌安會」，發表洋洋一萬數千字的《君憲救國論》，為洪憲帝制奔走吶喊，這是楊度十餘來年策劃立憲政治的高潮。 但是袁世凱的皇冠迅速落地，一九一六年三月洪憲帝製取消，楊度自己也被列為禍首，通令要拿辦他，他只得避居青島，作詩《避難行》，自嘆末路；更目睹一九一七年張勳的復辟醜劇像泡沫一樣破滅，從此他才絕了「立憲救國」的念頭。一九一八年七月，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洪憲餘孽，他結束了在青島的亡命生活，到上海等地旅行。正是在這種極度沉落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時候，五四運動起來後，孫中山很快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走上了新的征途。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楊度受孫中山之命，來往於上海、北京間，與曹錕等軍閥周旋，為南方的革命勢力緩衝。一九二六年遷居北京，學畫禮佛，看來過著很恬靜的生活，實際在從事革命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從汪大燮那裡獲得張作霖將捉拿李大釗同志等的噩訊，立即密報，進行營救，事雖不成，他卻盡了最大的努力，事後又多方幫助和維護被難同志的家屬。這就表明他獲得了新的起點，有了顯著變化，陶菊隱的《六君子傳》說了他「到光明之路」。然而近三十年來，我們在探討歷史中從好些先進的中國人身上看到了這種轉機，卻很少在楊度同志這種人身上去探尋消息。 不久前讀了王冶秋同志的《難忘的記憶》和夏衍同志的《楊度同志二三事》，確切地說明了楊度同志的入黨是周總理批准的，夏衍同志當時是黨組織派去同他秘密聯繫的人。可見論斷一個人的一生，怎樣從事實出發，特別是他們在所處時代的劇烈轉變中怎樣使他們前後異趨，必須認真研究，要以他們的每一步社會實踐為依據，決不能用凝固的眼光去對待變化中的人和事。我們當然要歌頌那些一生革命的崇高形象，但也要承認那些在崎嶇道上行進而晚節可風的人。 在近代中國，時代變化的腳步快，新陳代謝快，對立面向各自的相反方面轉化也頻繁。這個歷史辯證法深刻地刻畫在人們身上：有的人掉隊了，由先進變為落後；有的反戈一擊，由反動變為革命。楊度的大半生是在軍閥、官僚和政客中度過的，他最後的政治抉擇，投向革命，不過是社會大變革中敵我轉化的一小例。就他個人來說，有這點認識和勇氣，由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反對派投到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陣營里來，要算是難能可貴的了。我們不應先入為主地以他先前的暗影抹掉他晚年的餘暉。 楊度同志不是一個能上馬殺賊的戰士，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深入工農群眾的宣傳、組織家，而是以他的特殊經歷，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出入龍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敵情貢獻給黨，這並不是繪畫繡花，也是冒殺頭之險的。他和杜月笙的接近，據他自己說是杜的「清客」，正因為他能當「清客」，才能做他所要做的工作。須知那個年代黨在上海開展工作，鑽到杜月笙門下掌握他的活動，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據說一九三〇年楊度同志探獲一個緊急情報，曾使黨避免了一次很大損失。這一點，對於我們分析以往的複雜歷史問題，分析複雜的社會政治關係是很有用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