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宋教仁

（一） 「革命在自己的進程中把剝削階級一個一個地打倒下去。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僅僅理解為要有選舉出來的政權，要有共和國。」(1)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主要就是為了要有一個「選舉出來的政權」，一個共和國。怎樣達到這個目標，以同盟會為旗幟的革命黨人，是採取革命辦法的，對清政府和立憲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然而在革命的進程中，仍有著較大的妥協性，宋教仁也不例外。這種妥協性正反映了軟弱的階級性格。 宋教仁開始活動的年代，已是二十世紀的初年，他在二十二歲的那一年（一九〇三），由受傳統教育的漳江書院進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學堂。這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潮正在興起中，宋教仁恰恰趕上了這個正在興起的民主革命思潮。一九〇四年，宋教仁隨同黃興等在長沙創立革命團體華興會，被推為副會長，並參加了湖北第一個革命小團體——科學補習所，所以他沒有經過改良主義的曲折，一開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活動的道路。同時，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後不久，便遭到袁世凱的暗算，又沒有經受其他革命黨人後來的變化。他從事革命活動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紀初年辛亥革命時期的十年。就這個意義來說，宋教仁完全是一個辛亥革命時期的人物。 一九〇四年華興會成立後，便決定當年農曆十月西太后生日在湖南起義，宋教仁負責常德一路。因起義計劃先期泄露，官府追捕甚急，宋教仁隻身出亡，船自岳州過螺山，口占長歌以寄慨，有「謀自由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乾淨漢族自由之土地」等句，發抒了一個滿懷鬥志的愛國青年的感情。 宋教仁到日本後，初就學於順天學校、政法大學，繼入早稻田大學學政法。這時中國的留日學生已有數千人，正在國外形成一種政治力量。宋教仁在日本最初的活動，是和田桐、白逾桓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這個雜誌改變了以省區命名（當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雜誌均以省區命名），能就全國著眼，表示了對整個國家民族安危的關心。宋教仁看到陳天華的《警世鐘》印有黃帝肖像，便據以插印於《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號，並題云：「起崑崙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滸。借大刀與闊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啖飯之所兮，昔賴帝之櫛風沐雨。嗟予四萬萬同胞兮，尚無數典而忘祖！」(2)這裡證明宋教仁最初從事革命活動，是以「反滿」的民族革命作為指導思想的，是由「反滿」革命向著民主革命思想發展的。基於這種思想，他主張用黃帝紀年以代替帝王紀年，這樣，也就直接否定了清帝的年號。他的日記從一九〇四年開始，便書為「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並和上海《國粹學報》討論黃帝紀年的具體辦法，後來《民報》採用的黃帝紀年，就是以宋教仁的意見為依據的；而武昌起義和各省響應的紀年，又大都是以《民報》為依據的。這一行動，使清政府發生了極大的震動，駐日公使呂海寰曾向清廷奏報道：「遣派學生出洋遊學，成才固多，然見異思遷者亦復不少，即如行文紀年，直書黃帝甲子，襲耶穌之名詞，置正朔而不奉；又剪髮改裝，皆仿西制，以為便利。夫正朔服制為帝王行政之大端，倘令該學生自為其政，紛紛效尤，相習成風，紀綱安在？」(3)《二十世紀之支那》只出到第二期（後改為《民報》），這一期一出刊就被日本警察局全行沒收，因它刊載了《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瘡疤，日本政府就給以「妨害公安」的罪名而勒令沒收，宋教仁並被傳審。這是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力量最初的壓抑。一九五九年，日本史學界編寫的《日本史學之發展與現狀》報告，其中涉及有關辛亥革命歷史的部分，卻竭力渲染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幫助，他們有意抹煞了日本政客經營中國的陰謀。 同盟會的成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里程碑，宋教仁是這個同盟的積極促進者。被推為司法部的檢事長（同盟會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及湖南主盟人之一。同盟會成立後，大力進行了革命宣傳和武裝起義。宋教仁是《民報》的編輯人之一，繼續致力於革命宣傳工作，就他的日記所記和《民報》所載，這時他寫了不少時評，《民報》第二號即刊有《既設警部復置巡警道果何為耶》《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亞之獨立》三篇。這些短評的內容，主要是在揭露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發揚民族的自由獨立思想。他在《民報》上還以「勥齋」的筆名發表了兩篇譯文，一為《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國之革命》，一為《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前文描述了一九〇五年俄國的農民和工人的革命聲勢，說俄國九千萬農民，「一朝悉起而背畔，又何物能拒之耶」！又說工人總同盟罷工的口號一經發出，「職工遂起響應，各種公共之機關全行停止，爾後旬余國內常為黑暗之世界」(4)。後文不但讚嘆地說：「自社會革命之說出現於世界，而後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將來全世界之問題，其於是焉解決乎！」而且其中將《共產黨宣言》的最末一段譯道：「吾人之目的，一依顛覆現時一切之社會組織而達者，須使權力階級戰慄恐懼於共產的革命之前，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5) 宋教仁譯述這些東西，是可貴的，他並在日記中記道：「閱報知俄國革命黨大起，全國各等社會皆動雲，噫！返視吾國之民氣則何如矣！」(6)表示了對一九〇五年俄國民主革命的嚮往。但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固然不可能有什麼理解，就是俄國民主革命的激進綱領也沒有引起他應有的注意。一九〇六年一月間，宋教仁在宮崎滔天家裡做客，宮崎民藏（滔天之兄）「出其所著《人類之大權》一書觀之，言平均地權之說者也」(7)。他對這本書毫無表示。同年三月，宋教仁又會見了一位俄國革命志士，這位革命志士向宋教仁說了許多道理，說他自己：「向來系極專主張民主主義的，然觀之於美國民主國也，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國亦民主國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諸國，其人民於政治上之自由，未嘗不獲多少也，然社會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張者，較前稍變，實兼政治、社會兩方面而並欲改良者也云云。」(8)然而言之者諄諄，對宋教仁這個聽之者卻是藐藐。當時孫中山和有些革命黨人盛稱的以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為內容的社會革命主張，宋教仁也沒有贊一詞，他只說「今而後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於中國矣」(9)。所以人們譏之為「二民主義」。後來宋教仁在《社會主義商榷》一文中說：「夫吾人非反對社會主義者，吾人惟以為凡唱一主義，不可不轉其主義自身之性質與作用，並斟酌其客體事物之現狀，以推定其將來所受之結果……」(10)那時的革命派，往往把激進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宋教仁斷定欲在中國推行他們所謂的社會革命，一定和中國這個「客體事物之現狀」不相適應，「其將來所受之結果」很難想像。這正是對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綱領表示懷疑。 在向西方學習中，宋教仁最感興趣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和議會政治，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這些東西。他陸續翻譯了《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澳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覽》《俄國財政制度》《美國制度概要》《德國官制》等等，而《英國制度要覽》又引起了他更多的注意。當一九一一年四月間，正是在廣州大舉起義的緊張日子，宋教仁參預了這次起義工作，繼陳炯明任編制課課長。但他到香港後，卻致力於草擬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成三巨冊，準備充當未來的民主共和國的叔孫通。這種努力，對於堅定革命信心，鼓舞革命鬥志，不能說沒有積極作用。可是宋教仁不是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對付當時最為迫切的你死我活的實際鬥爭，就未免緩急失宜了。 個性發展、個人自由等命題，在當時有反對封建束縛的積極意義，宋教仁和其他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一樣是服膺這些東西的。但是宋教仁把這些東西發展到了極不合理的程度，他說：「蓋古今宇宙之間，除我之外，即無所謂萬物，亦無所謂古今宇宙，皆自我眼中目中心中以為有之，始乃有之者也。我而欲謀真正完全之為我主義，即余所言範圍不可不大，時間不可不長之謂也。但予猶有未想到者，即程度一面，蓋程度亦不可不高者也。合此三者而又加之以利害關係，推之極真且大，則為我之說，庶無弊矣。……余嘗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二語，欲以『唯我』二字當之。」(11)當時宋教仁好讀王陽明的著作及其年譜，深受王陽明思想影響。他把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思想和王陽明的學說結合起來，成為他的唯我論——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宋教仁的唯我論又從章太炎那裡得到論證，他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中記道：「晚餐後，與章枚叔談最久，談及哲學，枚叔仍主張精神萬能之說，以為萬事萬物皆本無者，自我心之一念以為有之乃有之矣，所謂物質的亦不過此之一念中以為有此物質始乃有之耳。余以『唯我』之理質之，並言此我非肉體之我，即所謂此之一念也云云。枚叔亦以為然。」(12)宋教仁的主觀唯心論和章太炎的主觀唯心論一樣，發揮過激勵革命信心、敢於和清政府作鬥爭的作用。但是，宋教仁由這種思想出發，必然導致英雄造時勢的唯心史觀，表現在政治活動上就是以個人為中心和崇拜權勢。以後他對袁世凱的妥協以及以自我為中心地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的行動，和上述思想是有內在聯繫的。顯然，唯我主義的思想，以為萬事萬物皆由於我之一念，貌似堅強，實際上卻是脆弱的，恰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空虛。這裡也正說明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學習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革命思想的同時，也深刻地刻上了帝國主義反動哲學的烙印。 （二） 同盟會這個鬆懈的階級聯盟，在它成立後的第三年（一九〇七年），即開始分化，不僅光復會的章太炎、陶成章對孫中山有異議，以至公開分裂；黃興和孫中山的意見也有參差，在制訂國旗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執，孫主張用青天白日旗，黃主張用井字旗，為此，黃興竟聲稱要退出同盟會。宋教仁分析此事說：「余則細思慶午（黃興）不快之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至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逸仙……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宋教仁看到內部這種分歧，不是積極地去尋求解決的途徑，卻產生了畏難的消極情緒，他說：「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13)因此，他辭了同盟會庶務長職（一九〇六年冬黃興離東京，宋代黃職），而有東北之行。事後黃興並沒有離開同盟會，而且還是極力維持同盟會的，這一年焦達峰、張百祥等創立共進會，黃興還責以不應立異。宋教仁也還是在同盟會的旗幟下積極地進行鬥爭。 一九〇七年四月，宋教仁、白逾桓及日本人古川清等，潛赴東北，立同盟會遼東支部，對「馬賊」進行聯絡，謀占奉天，與南方起義相呼應，曾致書「馬賊」頭目說：「仆等向在南方經營大業，……欲為割據之事則易，欲制清廷的死命則難。視公等所處之地，形勢不及遠矣，欲與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舉大業……」(14)宋教仁去東北活動這件事的本身，是有助於革命的，但他的「早自為計」，卻反映了獨行其是的自由態度，也是對同盟會表露了分化的痕跡。宋教仁這次在東北的活動，因招兵失敗，白逾桓被捕，結果無所成就。 宋教仁自東北返回東京的兩年多中，仍參加同盟會本部的領導工作，並從事政治經濟等學科的研究。由於孫中山、黃興等人長期不在東京，加上內部的糾紛，宋教仁的領導又不太孚眾望，所以東京的同盟會本部沒有振作得起來。譚人鳳說：「未幾，《民報》以被日人干涉封閉，同盟會由是日衰落，而憲政黨遂愈猖獗矣。此戊申（一九〇八）秋冬間事也。」(15)至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黨人「見總會全力集中於南部，而本部精神，惰懈不堪，實足使大多數省份同志日趨消極」(16)，宋教仁也擬「避人避世，跡遁煙霞」(17)，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動搖性。雖然如此，宋教仁這時的積極面究竟是主要的，他和譚人鳳、林時爽、居正等相與討論，亟謀補救辦法，並建議著名的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先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甌脫地，密布黨羽，進據邊要，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雲南、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甚難，下策行之而敗，且足以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宜決用中策。」(18)這個三策，是革命黨人當時的戰略方針。大家贊同「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的中策，說明了長江流域的革命勢力正在醞釀發展，也反映了他們已認識到在長江中游起義「然後北伐」的形勢，是極具戰略意義的。於是進而召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商討，宋教仁又建議「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以謀長江革命」。他們將此事就商於在香港的黃興，黃興這時正以全力策劃廣州起義，來不及注視長江的形勢。這年冬，宋教仁至上海，和于右任等主辦《民立報》。《民立報》是辛亥革命時期宣傳影響甚大的報刊之一，特別是它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 這時的宋教仁，更顯著地表現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論家，他在《民立報》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如《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滇西之禍源篇》《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近日各政黨之政綱評》《極東政局之轉變》《希望立憲黨者其失望矣》《論英日同盟條約之修改》《日俄同盟之將成》《四國借款之用途》《曆法評議》《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英國之國會革命》等等。就這些文章來看，宋教仁主要評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國際關係的變幻，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形勢，三是對清政府和立憲派的抨擊。這些文章有不少激動人心的內容，對當時的政治鬥爭有較大的影響。如分析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形勢說：「經濟的侵略和武力的侵略必相為雄長，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勢之分野，則美國為前者之領袖，而英為之輔；日本為後者之領袖，而俄為之輔，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種協約條約則盡解散，不出十年，日本與美國則干戈相見於太平洋之間，而競爭之目的，則必為極東問題之支那。」(19)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的大起義失敗後，譚人鳳、宋教仁等相率自香港返回上海，他們謀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更為堅決了。宋教仁「遂時時以葡國革命之時機經歷，著為論說批評，以詔同志。其為言曰：一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爭），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重舊政府之所恃者使為己用（用政府軍隊）。此三事皆革命成功之原則也」(20)。這是具有策略性的意見，可以使清政府迅速瓦解，後來武昌起義的進行，大體和這些意見相合。這種要求速勝的心理，沒有持久作戰的打算，也就埋伏了革命半途而廢的危機。此前在東京倡議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至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閏六月六日）始正式成立於上海，設庶務、財務、文事、交通、會計五總務幹事，由譚人鳳、宋教仁等分任之，組織總務會議；規定設會長一人，雖然說是「虛位以待」，但隱約地是以黃興為對象的；由譚人鳳起草了宣言，由宋教仁起草了章程，宣言指出：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形勢日大，然而不能取得勝利，是由於「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也」。進而指出設立中部同盟會的緣由說：「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按指黃花崗烈士），各有奮心，留港月余，冀與舉事諸公婉商善後補救之策，乃一以氣鬱身死（按指趙聲），一以事敗心灰（按指黃興），一則燕處深居，不能謀一面（按指胡漢民），於是群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諸汪洋泡影中矣。……返滬諸同志，迫於情之不能自已，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定名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21)中部同盟會成立後，隨著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四川等省設立分機關，又以兩湖為活動的中心。孫中山在其《革命原起》中說：「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孫中山雖然沒有說出中部同盟會來，但對於「轉謀武漢」的活動是表示首肯的。 中部同盟會，肇因於一九〇七年同盟會的開始分化和共進會的成立，醞釀於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告成於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廣州起義失敗後。它一方面反映了部分革命黨人對孫中山側重在邊省起義的不滿，所以吳玉章同志說：「以宋教仁為首的一批同盟會員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這個組織雖然號稱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支機構，但是從它發表的宣言來看，實際上是因為對同盟會的領導有些不滿而採取的獨立行動。」(22)另一方面卻發揮了在廣州起義後同盟會處於渙散狀態後的領導作用，特別是對長江革命形勢的推進。譚人鳳和宋教仁是中部同盟會的主要活動分子，他們秘密往來於滬漢間，和孫武、居正等商討進行方法，於是文學社、共進會事實上成了中部同盟會的分機關，《民立報》成了中部同盟會的機關報。而「中部同盟會之成立，參加者亦以《民立報》關係人物為特盛」(23)。因此，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和共進會直接推動的，同盟會對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導，則是通過中部同盟會來體現的。黃興在武昌起義前夕給中部同盟會的信，就完全表達了這種領導關係。信中說：「初念雲南方面，較他處稍有把握，且能速發，於川蜀亦有掎角之勢；及天民、芷芬兩兄來，始悉鄂中情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從公等後以謀進取耶！惟念鄂中款雖有著，恐亦不敷，寧、皖、湘各處，需用亦巨，非先向海外籌集多款，勢難聯絡辦去。今日與朱君執信等商議，電告中山先生及南洋各埠，請先籌款接濟……鄂事請覺生兄取急進辦法，如可分身，能先來港一商尤盼。」(24)雖然中部同盟會「認南部分會為友邦」，對孫中山的領導似有不夠尊重之嫌，但它適應了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溝通了武昌起義和孫、黃之間的關係，所以譚人鳳和宋教仁的這些活動是有功跡的。 同時也必須指出，中部同盟會原「定宣統五年（一九一三）為大舉時期，蓋恐各處過於急躁」，及四川保路運動掀起，武漢已在弦滿欲發，正是大好的革命形勢。黃興已看出「吳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俠氣劍為虹」（寄譚人鳳詩中語）的氣象。宋教仁也為《民立報》寫了《論川人爭路事》的社論，鼓勵四川人民和各省人民說：「假令川人潛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達觀世界大勢變化推移之數，不復規規於爭路，由消極而進於積極，為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為期。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並舉，風起水涌，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制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25)接著，宋教仁又寫了《川亂感論》，向全國人民呼籲：「吾同胞可以猛省，翻然起，倜然興，而無再秦越相視，以救此水深火熱之同胞也可。」(26)這是號召大舉革命的聲音，但是宋教仁並沒有立即行動起來。當武昌起義，湖南、陝西等省相繼響應，全國已捲入革命的大風暴中。宋教仁雖然及時指出：「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27)並在《民立報》發表《警告日本人》的社論說：「湖北革命之起也，各國皆守中立，蓋以革命既為公然之團體，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權義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軍也。乃獨有日本則不然，謂革命軍只可目為內亂，而不能認為交戰團體，其大坂《每日新聞》《報告新聞》等，且謂各保護租界等手段，只為消極的手段，今宜進而用積極的手段云云。其狡焉思啟之心，可謂如見。吾不解日人何以獨異於各國，眼中無國際法無人道一至於是也。」(28)就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宋教仁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不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狡焉思啟之心」給以當頭棒喝。但是，他把英、美帝國主義的偽裝中立，看作是「交涉權義之所接」，竟以一般國際慣例來衡量帝國主義，是不了解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使然。這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共同缺點，後來終於大上帝國主義的當。 宋教仁雖有這些較好的表示，但據譚人鳳的紀述，他這時仍不聽敦促，滯留上海不進，直到十月下旬，才隨同黃興去武漢，這就落後於形勢了。 （三） 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當初，召開各省都督代表會議，有在上海還是在武漢之爭；推舉大元帥攝行中央政權，有舉黃興還是黎元洪之爭。這些爭端，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而宣告解決，前者因克復南京議建為首都而息爭，後者因孫中山回國舉為臨時大總統而息爭。但在同盟會內部，對於正在醞釀建立中的中央政府，又有採取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分歧，居正記其事道：「同盟會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孫中山），宋鈍初自寧赴會。席次，克強與英士、鈍初密商，舉總理為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已定，晚間復集總理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鈍初主張內閣制，總理力持不可，克強勸鈍初取消提議，未決，克強定期赴寧，向代表會商定。」(29)宋教仁主張內閣制所持的理由，據他自己後來說：「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會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30) 在宋教仁極力主張實行內閣制時，章太炎大為宋教仁揄揚，他宣稱：「至於建置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雖未及子房、文終，亦伯仲於房、杜；昔在東方，嘗以江左夷吾相許，今其成效粲然，卒為功首，猶復勞心綜核，受善若虛，上宰之任，不患無人矣。」(31)章太炎的意見，不行內閣制則已，要行內閣制則「總理莫宜於宋教仁」。經過多次討論，孫中山已同意行內閣制，並擬議以黃興任內閣總理，黃興不願就，婉勸始有允意。但各省代表會議原在武漢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不設總理，至此宋教仁提議修改，代表會反對，結果南京臨時政府仍維持總統制。無論效法美國的總統制或英、法的內閣制，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至於採取哪種制度為好，可能和那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如人事、習慣等等有關，卻很難說二者有什麼優劣之分。由於宋教仁堅持內閣制，加上章太炎為他捧場，引起了人們的猜疑，以致孫中山提他為內務總長，也遭到反對，直至設立法制院，才把他位置為法制院總裁。 上述問題，是表現著宋教仁的個人出處和處事態度的。有些近代史的作者，認為宋教仁的主張內閣制是為了把自己安放在總理的位子上的說法，是一種謠傳，是出於政客們的妒忌心理。宋教仁自己也曾經聲辯說：「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辯。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則不可耳。」(32)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來說，宋教仁這種態度是正常的，也說出了他自己的抱負，在中國建立責任內閣制的抱負。但是，宋教仁太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軀殼了，以為在這個軀殼裡，只要有他這樣有能力而肯「當此大責任」的人，就可使民主共和國萬歲了。這是不了解徹底地反帝反封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進行革命的重大意義，也是唯我主義導致自我迷信的結果。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另一軀殼，是和內閣制密不可分的政黨政治。宋教仁也同樣醉心於政黨政治，他說他所要努力以赴的，是「在將來建設一良好政府與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設良好政府，則舍政黨內閣莫屬」(33)。政黨政治在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度里，早已成了欺騙和壓榨人民的工具，然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它並沒有過時，甚至還是一種不太成熟的理論，這是伴隨著中國的不太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而來的。 本來在武昌起義前，中國兩大政治勢力——資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壁壘是非常森嚴的，但到清帝退位、中華民國的招牌掛起以後，這種壁壘便慢慢在模糊和消失中。章太炎採取取消主義的態度，倡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張謇便寫信給黃興向同盟會進攻說：「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此須公與中山先生早計之。」(34)作為同盟會活動分子的宋教仁，不是堅決地抵制這些攻擊，而是遷就這種心理，聲言「將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變名更署，與同盟會分離」(35)。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和主觀心理的變幻，就在南京臨時政府建立的前後，出現了一種政黨大分化和大融合的離奇局面。一九一二年五月，原來擁護黎元洪的「民社」（其中主要人員是由共進會分化出來的）和章太炎、張謇等人的「統一黨」以及「國民協進會」「國民公會」等小黨派合併為共和黨，與同盟會對抗，成為袁世凱的與黨。為了抵制反對派的結合，並在國會造成多數黨的聲勢，以達到實現政黨內閣的目的，宋教仁積極活動，即以同盟會為基礎，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合併幾個小黨派，改組為國民黨。此外還有一個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民主黨。 同盟會的改組為國民黨，論者謂與孫中山無關，這也不盡然。事實上孫中山仍是國民黨的理事長，在成立會上以黨魁的身份作了長篇演說，並寫信給南洋同志說：「近有數政團與同盟會政綱相和，協同合併，定名為國民黨，業於八月間開成立大會，……今國民黨基礎已定，勢力已宏，此後當體察大局情形，從穩健上相機行事。吾國國基未固，勢力衰微，是猶大病之後，不宜遽投劇劑，維持之責，是在政黨。」(36)孫中山在國民黨成立後類此表示，不止一二處，直到「二次革命」後，他才對這個國民黨深致不滿。雖然，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是孫中山所同意的，但是主動者卻是宋教仁，特別是宋教仁運用其縱橫捭闔的政治手腕，兼容並包地將大批官僚政客吸收入黨，而且同盟會原有的成員也有許多蛻化為政客官僚了。國民黨並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平均地權」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後的「男女平等」綱領；又把有鬥爭意義的「力謀國際平等」改成了不敢冒犯帝國主義的「維持國際和平」，其政綱和同時期的其他黨派已沒有多大的區別。譚人鳳說：「吾當日對於國民黨，始終置身局外，不表贊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黨目之。」(37)這說明了當年改組的國民黨，較之它的前身同盟會已大為遜色，它是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開始褪色的產物。 清政府被推翻以後，宋教仁和好些革命黨人有一個錯覺，即不是認為革命尚未成功，而是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了。所以宋教仁說：「以前，是舊的破壞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38)以「建設」代替「破壞」，以「政治的見解」代替「鐵血的精神」，這無異是宣布放棄革命。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上進行的。 當時宋教仁起草了《國民黨大政見》書，表達了他的全部政見。首先認為「大革命最終之目的」，是為了「努力從事於良政治之建設」。他所謂的良政治，就是實行他津津樂道的責任內閣制，這是屬於政體的；其具體政策則主張：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整理軍政、整理財政、整理行政、開發產業、振興民政、興辦國有交通業、振興教育、統一司法、運用外交等等。其中開發產業一項，提出興辦國有山林、修治水利、放墾荒地、振興實業、獎勵仿造洋貨工業、獎勵輸出商品各事，加上興辦國有交通業，是一個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也是宋教仁經濟建設的抱負。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提供這種建設的環境，縱有良好的方案，也就只能是表達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心愿罷了。 在一片「非袁莫屬」的叫囂中，宋教仁和袁世凱之間，國民黨和袁黨之間，既是合作的，又是有矛盾的：合作表現為擁袁，表現為「朝野一致」；矛盾表現為限袁，表現為互相視為敵黨。革命黨人曾想利用《臨時約法》來約束袁世凱，並且想在政治制度方面予袁世凱以限制，這就是《臨時約法》放棄總統制又回到內閣制的實際原因。《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的作者曾為宋教仁鳴不平說：「從前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時，宋教仁想把它變為責任內閣制，那些對於宋教仁懷疑忌心的代表先生們，因為要打擊宋教仁的原故，拚命的反對，使責任內閣制不能實現；現在所制定的約法，預備在袁世凱臨時總統任內施行，又因為要抑制袁世凱的野心的原故，竟把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了。」事實上，責任內閣制沒有實現於孫中山臨時總統任內，如果能實現於袁世凱臨時總統任內，仍是宋教仁所贊成的。因為，宋教仁認為「國勢之盛衰強弱，全視其運用國家權力之機關組織為準」。在他看來，責任內閣制就是這種「為準」的國家權力機關，何況現在又增加了一層抑制袁世凱的作用，這是任何政治家都不應忽視的現實意義。 當時有聲望的革命黨人，孫中山解除了臨時大總統職，黃興也放棄了兵柄（解南京留守職），章太炎則幾乎已和立憲官僚一個鼻孔出氣，只有以建立完整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為己任的宋教仁，退而想以在野黨的身份監視袁政府，進而希望成立政黨內閣以握取政權，從而實現其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幻想。這就必然引起袁世凱的猜忌，而欲加以籠絡，籠絡之不得，就以去之為快了。這種衝突，一邊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袁世凱進一步制服原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問題，另一邊是資產階級想保持《臨時約法》上的陣地以限制袁世凱的問題。其間仍是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別的，如果抹煞了這一點，把袁、宋之間的鬥爭僅看作是個人權力的衝突，則將模糊了歷史上的是非界線。 一九一二年十月起，宋教仁專注力於選舉運動，自京漢路南下，以國民黨黨魁（代理理事長）身份，到處演說，發表政見，批評時政，為國民黨競選眾議員和參議員鼓吹。兩院選舉揭曉，國民黨所取得的議席占絕對優勢，於是國民黨人大為歡欣，進而宣傳成立一黨內閣。宋教仁這時已成了全國的風雲人物，滿以勝利在望、準備凱旋了，然而袁世凱早已為他設下了陷阱。馬克思說：「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蹟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想像中用魔法制服敵人時就算打敗了敵人，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樹立而不過現在言之尚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一切對現實的感覺。」(39)當時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宋教仁就是這樣的弱者。 袁世凱的暗殺宋教仁，繼之以解散國民黨和國會，是對《臨時約法》的徹底摧毀，是對原先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進一步打擊，也是為他自己的復辟鋪平道路。章太炎說：「武昌倡議，而漁父亦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盡副，以遇橫禍。」(40)可是，宋教仁即在被迫和唐紹儀內閣連帶去職（農林總長）後，仍以調和南北為己任，常告蔡元培等：「無攻袁太過，且時與袁黨趙秉鈞、梁士詒等相周旋。」(41)顯然，宋教仁不是什麼「才高度量不能盡副，以遇橫禍」，而是死於資產階級要求專政和大軍閥堅持獨裁的鬥爭，也是死於對敵人的妥協。 何以死於妥協？柳亞子的悼宋教仁的詩中道出了這個究竟。詩云：「不用吾謀恨，當年計豈迂！操刀慳一割，滋蔓已難圖。小丑空嬰檻，元兇尚負嵎。傷心邦國瘁，不獨慟黃墟。」(42)詩的頭兩句，是帶著譴責和遺恨的心情說的，因為當年主張北伐、反對和袁世凱妥協是被看作不切實際的迂闊，現在卻怎樣呢？第三四句是指沒有把革命進行到底，姑息養奸，以致袁黨坐大欲去不能了。這都暗示了宋教仁被暗殺的因果關係。其中包含著一條真理，那就是你不能制裁敵人就必為敵人所乘，何況當時的革命黨人還錯誤地期望袁世凱作中國的華盛頓呢！ 宋教仁垂死時，黃興照著他的語意寫了一通遺電給袁世凱，還在那裡「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民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可見宋教仁對竊國大盜袁世凱始終沒有切實的覺察，對盡力於資產階級的憲政也是至死不悔，所以孫中山給他的誄詞說：「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想在辛亥革命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基礎上，建立整套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這是一種幻想。毛澤東同志說：「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43)這個評論對於宋教仁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總的說來，上文是把宋教仁放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前提下，也是把他放在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之一的前提下進行評述的。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對他的褒和貶，有兩條衡量的標準：一條是能否維護革命的一致性，對同盟會及其綱領的態度；一條是能否以堅持革命的態度來對待事變的發展，即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宋教仁的言行，在不同程度內體現了這兩條，所以他是那時的革命者，也是一個政治活動家。但他這個革命者，有著較大的妥協性，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來說，也帶有較多的政客氣味。 （一九六一年五月） * * * (1)　列寧：《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頁。 (2)　宋教仁：《我之歷史》（即《宋漁父日記》）第2冊，桃源三育乙種農校印行，第4頁。 (3)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9669頁。 (4)　《民報》第3號，第9頁。 (5)　勥齋：《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民報》第5號，第80頁。 (6)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2冊，第213頁。 (7)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3冊，第4頁。 (8)　同上書，第19頁。 (9)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5冊，第7頁。 (10)　《民立報》，1911年8月14日，第1頁。 (11)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5冊，第10頁。 (12)　同上書，第26頁。 (13)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6冊，第12頁。 (14)　同上書，第20頁。 (15)　《石叟牌詞敘錄》，《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號，第40頁。 (16)　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09頁。 (17)　同上書，第42頁。 (18)　張相文：《宋教仁傳》，《南園叢稿》第8卷，北美印刷局1929年版。 (19)　《宋漁父先生遺著》，《宋漁父》第1集前編，第24—35頁。 (20)　《宋漁父先生遺著》，《宋漁父》第1集後編，第6頁。 (21)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覽要》，《建國月刊》第3卷，第4期。 (22)　吳玉章：《辛亥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頁。 (2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350頁。 (24)　《建國月刊》第3卷，第4期。 (25)　《民立報》，1911年9月14日，第1頁。 (26)　《民立報》，1911年9月9日，第1頁。 (27)　《民立報》，1911年10月15日，第1頁。 (28)　《民立報》，1911年10月19日，第1頁。 (29)　居正：《辛亥札記》，第110頁。 (30)　宋教仁：《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詞》，《宋漁父》第1卷後編。 (31)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錄》，國學書室1915年版，第4頁。 (32)　宋教仁：《答匿名氏駁詞》，《宋漁父》第1集前編。 (33)　宋教仁：《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詞》，《宋漁父》第1集後編。 (34)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172頁。 (35)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錄》，國學書室1915年版，第77頁。 (36)　甘乃光：《孫中山全集分類索引》上，第214頁。 (37)　《石叟牌詞敘錄》，《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第67頁。 (38)　蔡寄鷗：《鄂州血史》，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225頁。 (39)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頁。 (40)　章太炎：《〈我之歷史〉序》。 (41)　蔡元培：《〈我之歷史〉序》。 (42)　《宋漁父先生哀誄三》，《宋漁父》第1集後編。 (43)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