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陳天華的愛國民主思想

一　民主革命的傑出宣傳家 清末的留學生運動，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陳天華在這一運動中有其出色的表現，他是一個具有豐富愛國感情的民主革命宣傳家。 陳天華字星台，別號思黃，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生於湖南新化，出身於貧寒家庭，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說他：「幼飯牛，有奇氣，十五入蒙塾。」甲午戰爭後，日本一躍為世界強國，「雄視東方」，給予中國社會的刺激甚大，因而青年群往彼國留學，想尋求富強的途徑，義和團運動後去者益眾。陳天華就在這個浪潮中，由新化實業中學堂資送往日本。客觀環境迫使當時的留學生，不能不由書齋走向社會，以政治活動代替常規的進修。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帝俄霸占東三省，各國新聞喧囂瓜分中國，日本《英字新聞》刊《支那分割之風潮》說：「環球各國莫不注意支那之問題，思伸指而嘗之，勢力範圍之說，日騰報紙；疆域變色之圖，廣售通衢，其勢汲汲，儼若水中泡，風前燭矣。」(1)陳天華看到這般光景，大為悲慟，齧指血，成書數十幅，郵寄國內各學校，想喚起國人的覺醒。是時各省留日學生為鼓吹革命，紛紛編印刊物，有《湖北學生界》（後改名《漢聲》）、《江蘇》、《浙江潮》等，陳天華、楊篤生則發刊《遊學譯編》及《新湖南》。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陳天華和黃興、劉揆一、楊篤生等，在湖南組織革命團體——華興會，不久又組織同仇會，為聯絡會黨的機構。他們先後歸國活動，準備於是年秋起義湖南，未發事泄，黨人潛遁上海公共租界謀再舉。黃興、陳天華等均被捕，獲釋後，仍赴日本，又和宋教仁等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陳天華為發起人之一，擔任書記部工作，和馬君武、宋教仁等起草會章及文告，《革命方略》即為陳天華所寫。及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發刊，他又參與編輯工作。 《民報》出刊後，革命旗幟益著，清政府企圖扼殺海外革命活動，請求日本政府驅逐中國留日學生中的革命黨人，日本政府遂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留學生八千人群起抗議。陳天華堅決主張歸國策劃，反對忍辱留日的軟弱態度。他在愛國責任心的驅使下，憂時感事，一時又不能自解，竟投海自殺，時為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年僅三十一歲。他說他的救國，「惟有兩途，其一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即他自認為「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不惜以身殉，希望因他的自殺，使國人「有所警動」，「群講愛國」(2)。他在死前給留學生總會諸幹事的信還說：「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3)這和譚嗣同的「不有死者」無以勵來茲的思想，有相通的地方。他的死曾經引起國人的悲憤，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當他的靈櫬歸葬湖南嶽麓山時，「全城學生制服行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4)。然而這種強烈的衝動，究竟不是韌性的持久的戰鬥辦法。革命黨人禹之謨、寧調元以經營葬事，觸當道怒，禹之謨竟被捕下獄，寧調元走上海得免。(5)寧有《哭陳天華》詩，其中一首為： 生不能期入玉門，萬言遺草怕重論。 南風不競天將喪，東海難填石尚存。 差幸魯連能作伴，更無宋玉解招魂！ 逢人莫問東瀛事，入笠曾招幾放豚。(6) 陳天華在短暫的生命過程中，曾集全力於反抗帝國主義和愛國革命的宣傳，著有《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近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獅子吼》（小說）等小冊子，及刊載在《民報》上的論文。其中如《猛回頭》和《警世鐘》，以淺顯通俗的文筆，寫慷慨淋漓的愛國感情，流傳長江各省，影響尤大。當武漢革命團體日知會設閱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時，《猛回頭》和《警世鐘》即其中的重要宣傳品，他們且通過新軍中的革命分子，將是項書冊暗置同營兵士床上，以廣流傳。因此「《警世鐘》《猛回頭》等，輸入湖北湖南之各學堂各軍營中，而新化學界革命之思潮，幾不可遏止矣」(7)。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在北京火車站投彈暗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說他讀過《警世鐘》及其他革命書刊後，「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8)。由於這些書刊具有極大的戰鬥性，因此更遭清政府和守舊派的嫉視。如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新化留日學生楊源浚新自東京歸，帶有陳天華之《猛回頭》七千冊」，放置新化中學堂，「皆被諸校董焚去」(9)。又如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浙江金華人、龍華會會員曹阿狗，熟讀《猛回頭》，演說愛國革命，為清吏捕殺，且廣出告示，嚴禁「逆書」——《猛回頭》。可是自此輾轉向上海購閱是書的人，比以前更多。這些事例，都說明陳天華的論著深受群眾歡迎，在辛亥革命時期發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年，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根本問題有兩個：第一是在帝國主義的瓜分形勢下，如何挽救中國的危亡？第二是解決中國的問題，採取改良的手段還是革命的手段？陳天華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堅決主張反抗帝國主義；對第二個問題的答覆，是反對改良、主張革命。他留下的文字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和這兩個重大問題有關，尤其是揭露帝國主義的橫暴和中國所處的危境，躍然紙上，有極大的說服力。 二　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 從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是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中國在它們的瘋狂侵略下，已陷入鴉片戰爭後未有的緊張局面，這一局面給生活於當時的陳天華以異常的激動。陳天華的論著中，不僅深刻地反映了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民族矛盾，而且流露著深厚的不可動搖的愛國思想。他說：「日本侵略了台灣，俄國占了旅順，英國占了威海衛，法國占了廣州灣，德國占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准我們自由。」帝國主義的魔爪不僅緊緊地抓住中國的領土，陰謀瓜分；而且奪取中國各種權利，無孔不入地壓榨中國人民，同樣是使他發指的。他說：「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痛只痛，失礦權，莫保糟糠；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鐵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時遇陵踐；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探湯。」（均見《猛回頭》）這些簡短的詞句裡面，就是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事實，和中國人民無數的血淚。帝國主義為了想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更有意地造成歧視和排斥中華民族的惡劣心理，這在陳天華的筆下，也歷歷如繪。他指出當時的一些事實說：「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美國多年禁止華工上岸。今年有一個譚隨員無故被美國差役打死，無處申冤。……中國學生到美國，客店不敢收留。有一個姓孫的留學生和美國一個學生相好，一日，美國學生對孫某說道：我和你雖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孫某驚問道：這話怎講？美國學生道：你們漢人是滿洲的奴隸，滿洲又是我們的奴隸，倘若我國的人知我和兩層奴隸的人結交，我國的人一定不以人齒我了。孫某聽了這話，遂活活氣死了。」這種卑鄙心理是殖民主義者製造民族優劣論的惡果，以便利他們對他民族的奴役，嚴重地破壞了民族間互相往來的友好關係。陳天華把這些掠奪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叫作「民族帝國主義」。更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對立，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國家的蔑視，如說：「他（指帝國主義——引者）最重的是富戶，最賤的是窮民。他本國的窮民，且不把在人內算數，何況所征服的敵國！」（均見《警世鐘》）可見陳天華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不止是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可屈服的崇高品質，也指責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壓迫，所以他那真實的感情，給予人們以無限的激動。他針對資本主義輕視中國為「睡獅國」，寫成小說《獅子吼》（其中並影射「《蘇報》案」），在《民報》上刊出時，其中有眉批一則說：「讀此篇而不怒髮衝冠、拔刀擊案者，必非人也。」（《民報》，第四號）足證感人之深。 基於對帝國主義無限的憤怒和對祖國深厚的愛，陳天華的反帝主張是異常堅決的，超過和他同時代的民主革命者。他大聲疾呼：「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見《猛回頭》）對印度、越南及非洲遭受殖民主義者的奴役，他寄予極大的同情，並憤慨地引為國人的警告，要人們趕快起來救亡圖存，不能再存絲毫苟且和等待的心理。他說「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方能救得中國」。他痛恨「平時沒有預備，到了臨危方說預備，及時過了又忘記了」（均見《警世鐘》）。這種因循苟安的態度，恰是帝國主義所最歡迎的。如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日《天津條約》訂立後，黑田清隆曾由中國回日本說：中法戰後，中國積極圖強。他主張速與中國一戰，侵占朝鮮。伊藤博文則認為中國不足畏，他說：「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而睡覺矣。」(10)為了洗刷這些恥辱、改變封建統治者給中國帶來的暗影，陳天華呼籲青年不要空談救國，不要推諉責任，認為當時不是再等待的時候了，而是行動起來的時候了。他尖銳地批判那種等待態度說：「問他何不奔赴內地，實行平日所抱的主義。答道：我現在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回去不能辦一點事。問他學問資格何時有呢？答道：最遲十年，早則五六年……到了實行的時節，就說沒有學問、沒有資格，等到你有了學問資格的時候，中國早就亡了，難道要你回去開追悼會不成！這學問資格，非是生來就有的，歷練得多，也可長進。」（見《警世鐘》）不僅給一般人的苟安心理和觀望態度，痛下針砭；同時他還看出「歷練得多，也可長進」的認識規律。 自鴉片戰爭後，滿漢統治者已逐漸為帝國主義所脅服。在他們看來，「洋人之患，此天所為」，是不可抵抗的災禍，因此只有賣國投降的一條路。經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之役，他們更以奴顏婢膝的嘴臉來款待帝國主義。陳天華的堅強的反帝思想，恰與滿漢統治者的「結與國之歡心」的投降路線對抗，他有一種信念，認為只要人人起來抵抗，洋人在中國將四面受敵，使他們由「深入腹地變為深入死地」。魏源在鴉片戰爭後，曾主張「誘敵深入內河」（《海國圖志·籌海篇》）以殲敵，陳天華發揚了這種愛國戰略思想。因此他號召「洋人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業，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見《警世鐘》）。他還呼籲婦女們要學習法國的羅蘭夫人、俄國的蘇非尼亞，一齊負起愛國革命的責任，不把洋鬼子趕出去，決不罷休，這種決心，是具有完全殲滅敵人的戰鬥氣概。他主張打硬仗，主張流血犧牲，但不是徒然拿性命去拼，認為「要驅外人」，須「先學外人的長處」。他在《獅子吼》中假馬世英和康鏡世的對話，提供了帶有策略性的意見：「馬世英道：別項不要講，即如槍炮一項，洋人的槍，能打五六里，一分鐘能發十餘響；中國的鳥槍，不過打十餘丈，幾分鐘內才能發得一響，如此我們沒有近到他們面前，早已成肉泥了。康鏡世道：只要捨得死，炮何足懼哉！馬世英道：事到臨危，正要這樣說，但是預先不要存這個心，學到他的，把來打他，豈不更好嗎！」這裡是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1)的愛國思想的發展，也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因此他認為義和團的反帝鬥爭，「心思是很好的」，而「不操切實本領，靠著那邪術」，卻是「大大的不好處」（見《猛回頭》）。對義和團的認識，反動統治階級固然是誣為「拳匪」，就是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也很少有正確理解的。陳天華卻稱義和團為「起事」，而且承認他們的「心思是很好的」，正因為他的反抗帝國主義、反對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二毛子」的意思，與義和團的英勇反帝鬥爭一脈相通。但是他對義和團企圖依靠「神拳」抵抗洋槍大炮的愚昧想法，覺得是「不操切實本領」，結局是危險的。以此他主張「文明排外」，內里要刻刻提防帝國主義，它們要占我們的權利則一絲不答應，正常的交往則仍須維持。這種認識不是偶然的，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由自發到自覺的初步表現。 當時清政府執行的是殖民地外交路線，後黨親俄，帝黨親英，改良派主張依英、日。發動「自立軍」起事漢口的唐才常，曾經活動聯絡英、日；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也沒有完全擺脫結好列強的願望。如《民報》簡章中標出的「本雜誌之主義」六項，其中即有「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一項，《民報》第三號闡明上述六項又揭載「《民報》六大主義」一文。陳天華卻堅決不贊成對帝國主義寄予任何幻想，反對依賴「外援」，他警告那些想聯日的人說：「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看朝鮮」，指出「日人（日本帝國主義——引者）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見《絕命書》）。所以在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的時候，他堅持回國他圖，反對仰人鼻息地留在日本。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12)陳天華在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上，就是具有這種「最可寶貴的性格」的一個人。 帝國主義利用傳教作為侵略工具，鴉片戰後的幾十年，外國傳教士橫行中國各地，而且誘騙中國教徒，供他們驅使，所以中國人民展開了一系列的反教會侵略的鬥爭。陳天華對這個問題表示了非常明確而堅定的愛國立場，他說「教可以自由信奉，國是斷斷不能容別人侵奪的」。為了發揚愛國精神，掃除思想上的障礙，劃清愛國和信教的界線，他曾舉出扣人心弦的事例說：「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個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最敬重孔子，倘若孔子現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為大將，征討我國，我國怎麼辦呢？先生答道：孔子主張是愛國的，我們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方算得行了孔子之道。」這個故事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它指出了信教應該服從愛國；同時因為當時的革命活動在海外開展，留學生是民主革命派的骨幹力量，而其中又以留日學生為主，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驟增富強，是大家所嚮往的，所以以彼例此，說明愛國不能為別種關係所轉移，認為留學生「就學仇人的國，原想學點本領返救祖國」，如果做了為洋人服務的洋奴，應「任憑同胞將他捉來千刀萬剮」。（以上均見《警世鐘》）在他看來，一切民族敗類，都是愛國者的敵人，是人人得而殺之的。 陳天華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達到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最前哨。首先表現於他的堅決性，與帝國主義沒有妥協的餘地；其次表現於他的自覺性，即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一定的應付策略；再其次表現於他的全面性，即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和凡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人。這些認識，是中國人民在前一世紀的六十年中，長期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鬥爭經驗的累積，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改良主義者希望通過變法以達到獨立自主的願望幻滅了，義和團的正義行動遭到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而失敗了，而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中國的侵略陰謀越發露骨，正視現實，尋求救亡圖存的方策，是二十世紀初年先進人物的嚴重責任，陳天華就是其中一個想肩負這一嚴重責任的人。 三　從愛國到反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〇三年二月（光緒二十九年一月），留日學生創刊的《浙江潮》說：「三十年來之製造派，十年來之變法派，五年來之自由民權派」，是鴉片戰後六十年間，中國思想變化的進程。「製造派」的洋務思想，雖然與後二者的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它是近代思想變化的環節。維新運動失敗後，「自由民權派」思潮逐步高漲，陳天華即其中提倡自由民權的先行人物之一。當時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民約論，美國的獨立史，法國的革命史，是「自由民權派」的理論依據，更重要的當然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人民渴望獲得自由和民權。獲得自由和民權的途徑：反抗帝國主義，推翻君主專制的清政府，是兩個重要課題。可是當時的民主革命派，還沒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結合起來，因此談到民主革命，往往是就推翻清政府而言，陳天華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不例外。但從愛國主義出發，他的革命主張，是在推翻封建專制的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從而挽救中國的危亡，因此他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建立於下列兩個基本方面： 第一，從反帝到反清。清朝統治者的賣國投降，是他所最痛恨的，他由強烈的愛國感情進而傾心革命。他說：「清廷已經是洋人的政府，它向帝國主義賠款數次，差不多上十萬萬了，此次賠各國的款（指《辛丑條約》），連本帶息，又是十萬萬，我們就是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的。又自己把沿海炮台削了，本國的軍隊請各國來練，本國的礦產讓各國來開，本國的鐵路讓各國來修，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都聽各國的指揮。列位！你看滿洲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們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違旨的罪，興兵剿洗，草芥也比不上。」他進而指出：「我們若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嗎！」（見《猛回頭》）在滿洲貴族統治已二百數十年的當時，封建臣僕們還在那裡嚷著主子的「深仁厚澤」，陳天華這種無情的揭露，就不能不激起人們對清政府的憤恨。於是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見《警世鐘》）。即認識到不推翻帝國主義的聯盟者——封建專制統治者，中國就談不上獨立自主。他在死前更毅然宣布：「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清執政柄而卵育之。」（見《絕命書》）可見陳天華的民主革命思想，雖然沒有從理論上完全認識到反帝反封建二者的不可分割，可是在事實上已經達到了反帝反封建相互聯繫的結果。 第二，基於「政治問題」。陳天華以為當時的革命派，「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他的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所以說「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見《絕命書》）。顯然與章炳麟所主張的「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奮起逐北，摧其巢穴，以為中華種族請命」(13)的狹隘「反滿」革命有所不同。因此他對清朝統治者政治上的貪污腐化，揭露無遺，如說：「他且莫講，京城修一個大學堂，要費三十萬銀子，政府說費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復修頤和園，幾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每年辦陵差，動輒數百萬，亦是有的，獨有這三十萬難道尋不出麼！我們百姓家裡，要一錢買水吃也沒有，去年榮祿嫁女，他的門房得門包三十二萬，這銀子從哪裡來的？都是那貪官剝削我們的脂膏，獻與榮祿的。」（見《猛回頭》）這樣的腐朽反動統治，已經盡了頭，沒有絲毫革新的希望，只有一條路，即「革彼羶穢殘惡舊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體」（《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從他的論點分析，要實現民主政體，不只因為是滿洲的君主專制要推翻，就是漢族君主，也一樣要推翻。事實上種族革命也就包括在他所說「基於政治問題」之內。 從上述論點出發，陳天華的革命論，在一定程度內，反映了客觀歷史的發展。他說「革命者，救人救世之聖藥也，終古無革命，終古成長夜矣」，他肯定革命是推翻暴政、促進社會的必要手段。他認定當時中國的革命，已經不是「湯武革命」或劉邦、朱元璋式的英雄事業了，而是「出於國民」——出於多數人的意見。「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可見他的所謂「國民革命」，實際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後設立的共和，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在陳天華看來，是屬於「平民革命」或「國民革命」的範疇，他說：「中國自秦以降，革命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如「勝（陳勝）、廣（吳廣）發難，未數月而遍及天下，……則非出於少數人的意見明矣。」農民起義後，「則由於當時未聞共和之說」，所以仍「存君主之制」，當然他不知道從社會的基礎去理解。但農民戰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他歷史主義地作了適當的估計，認為「彼暴君污吏，敢以犬馬土芥視其民，而時懍復舟之懼者，正緣有革命者以持其後也」。（以上均見《中國革命史論》）這種認識的關係，是反映著資產階級革命如果離開了農民的力量，就沒有了革命群眾。 革命的能否成功？陳天華認為決定於有無領導力量，這個領導力量不是個別英雄，而是「中等社會」。所以他說「泰西各國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見《中國革命史論》）。從這一觀點出發，他斷定中國革命的途徑，「惟有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見《絕命書》），才有成功的希望。陳天華所指的「中等社會」是什麼？就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來說，是相當於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14)。在陳天華開展革命活動時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成為要求獲得政治地位的新興社會力量。據統計：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這一年，新設廠礦五十四家，資本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元；其中紡織工業十四家。(15)這個力量正在發展中，它代表著新生的發展的革命力量，而當時的留學界，基本上是代表這個階級或向這個階級轉化和發展的。陳天華的世界觀，客觀地反映了這個革命階級的利益，力圖建立新的資產階級的統治關係。他曾鼓勵富人「集資設立公司，修設輪船、鐵路、電線，及各種機器局、製造局、采煉各礦」，認為「多有大利可得，為何不辦呢？把銀錢坐收在家，真可惜」！（見《警世鐘》）要國人投資工礦事業的主張，是給民族資本主義開闢道路，是具有發展生產和抵制洋貨的積極意義的。他說：「近今盛倡利權收回，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收回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何異？」領導革命的既然是「中等社會」，那麼領導的革命隊伍又是什麼？興中會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在廣州、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在惠州的武裝起義，華興會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的準備奪取湖南，然後北向，都是發動會黨力量，陳天華卻認為「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為本營」（均見《絕命書》）。他所「恃為本營」的雖然沒有論列，觀其要「普及下等社會」，要發動士農工商來抵抗洋人，且認為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是近於「平民革命」，聯繫起來看，完全可以理解為他是想把革命力量的範圍擴大，而不限於會黨，不是如有些書上所說：「他（陳天華）不贊成依靠當時農民革命的秘密組織——會黨，要求縮小革命範圍。」(16)這是沒有根據的。依照他的認識，只能說他沒有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明確觀念，因為陳天華是一個革命論者，卻不可能是一個階級論者。雖然他有些地方表現了矇矓的階級概念，如他批判留日學生劃分省界的地區思想說：「彼此應為相互主義而非階級主義也。」他也指出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國有「主」與「奴」的區別，「今彼省與此省，非有主奴之施也」（《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他也認識到「彼泰西因革命而獲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於多數之奴隸何與」（見《中國革命史論》）！這一論點與孫中山所說「歐美強矣，其民實困」(17)相同。雖然陳天華已經知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資本家與平民間的社會分野，也接觸到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認識，這是值得重視的，然而只是「貧富懸殊」論的發展。他不可能是一個階級論者，也和他不可能有依靠農民的明確群眾觀念一樣。事實上，如果不是一個階級論者，就很難要求他有明確的群眾觀念。 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清政府的腐朽統治，還不是民主革命派的政治主張與其他政治主張的最後分界線，它們的最後分界線在是否反對改良主義者。在民主革命運動興起的當時，清政府企圖麻痹人民，緩和革命，宣布預備立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正為此慶幸，他「尚冀賜環有日，宣室重逢，為偽朝建不世之業」(18)。國內有些人亦為此種假象所欺騙，陳天華作《怪哉！上海各學堂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一文，揭穿這種騙局說：「蓋鬼，可畏者也；鬼而變易面目，使人不知其為鬼，而親近之則可畏愈甚。」尤其是原先有過積極作用的改良主義者，此時他們主張君主立憲或開明專制，反對民主共和，誣衊中國人民沒有進行民主革命的能力，沒有實現共和政體的資格，說革命會引起大亂，招致瓜分。同盟會發刊的《民報》，從理論上向改良主義者的《新民叢報》展開了鬥爭，這意味著民主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真正分界線。陳天華指出：「中國自古以來，被那君臣大義的邪說所誤。」（見《猛回頭》）他發表《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的論文，斬釘截鐵地說：「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猶如「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又著重駁斥了中國不適宜於民主革命的謬論，他說：「顧及反對共和之說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為最堅，貌為持重，善於附會，而怠乎方張銳進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因此他回答了改良主義者蠱惑人心的三個問題，給君主立憲的謬論以有力打擊。第一，中華民族有沒有能力？他一面嚴斥「只能受壓制，不能與以自由」的論調，是帝國主義和民賊統治中華民族的藉口，改良主義者「亦相率為是言」，是已與帝國主義、民賊相表里；一面又肯定「吾民族有四千餘年之歷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質」，必能奮發有為，將「如風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第二，中國能不能在短時期內恢復權利？他認為中華民族是已經開化的民族，進步的速度是不會同於未開化者的濡滯，指出「歐美積數百年始能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相信中國的地廣人眾，「而謂不能駕軼之耶」！這裡警悟地告訴人們不要以常規來束縛自己的手腳。第三，中國能不能完全恢復權利？他相信以中國人民的武勇智慧，必將「享有完全權利」，覺得「使中國而改共和也，當興立興，當革立革，雷厲風行，毫無假借，豈若今政府之泄泄乎」！進而說明中華民族的創建共和，是求「整體自由」，非求「個人自由」，在帝國主義的長期侵略下，在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下，在改良主義者反動論調的影響下，當時不少的人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陳天華的這些論點，不僅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鼓舞了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 為發揚民族自信心，增加社會活力，使人人能為實現中國的共和獨立而奮鬥，陳天華在《猛回頭》中提出了綱領式的十條，作為革命行動的依據：第一要除黨見，同心同德；第二要講公德，有條有綱；第三要重武備，能戰能守；第四要務實業，可富可強；第五要興學堂，教育普及；第六要立演說，思想遍揚；第七要興女學，培植根本；第八要禁纏足，敝俗矯匡；第九要把洋菸一點不吃；第十要凡社會概為改良。這些內容，似乎與改良主義者所提出的相近，但有一個根本不同點，即改良主義者是向清政府伸手乞討，而陳天華是從民族自覺出發，要做到這些，必須向清皇朝和舊勢力展開鬥爭，為愛國革命準備條件。同時他的所謂「除黨見，同心同德」，好像是在緩和矛盾，然而他是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地向革命看齊，在這一條綱領底下他明白地指出：「從前只有守舊、求新二黨，到了晚近，即求新一黨，又分出許多黨來，有主張革命的，有主張勤王的；有主張急進的，有主張和平的；有主張陸軍的，有主張科學的。比從前兩大黨的爭競，還激烈一些，不曉得大家都沒平心去想，革命才真是要緊的，……大家總不可挾持意氣，彼此只可將真理慢慢地講，今日的時勢，急進是萬不可無的。」顯然他是以革命為真理，要大家「同心同德」地奔赴這個目標，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國革命時的情況說：「在這裡，君主政體便是不現實的，而革命就是現實的了。」(19)他還具有在不同條件下，須有不同重點的觀念，他說：「要把現在的江山從那虎狼口中搶轉來，怎樣不要陸軍呢？但江山搶轉來了，沒有科學，又怎樣行得去。」（見《猛回頭》） 陳天華反對封建專制，反對君主立憲，主張採取流血犧牲的革命手段，來建立民主共和國，是很明白的，不容與改良主義者混淆。他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國，他在《獅子吼》中以寓言的形式寫了出來。 走到右箱看看，只見掛著「共和國圖書館」的牌子，那裡面的書冊不知有幾十萬冊，……有一冊上面金字標題《共和國年鑑》，內稱全國大小學堂三十餘萬所，男女學生六千餘萬；陸軍常備軍一百萬，預備兵及後備兵八百萬；海軍將校士卒共一十二萬，軍艦總共七百餘只，又有水中潛艇及空中戰艇數十隻；鐵路三十萬里，電車鐵路十萬里；郵政局四萬餘所；輪船帆船二千萬噸；各項稅銀二十八萬萬圓，歲出亦相等。又一大冊，用黃絹包裹，裡面畫一獅子張口大吼之狀，題曰《光復紀事本末》，共分前後二編，總計約有三十萬言。前編言光復的事，後編言收復國權、國家完全獨立的事。 由此可見陳天華所期望和努力的光復事業，是要從清政府手裡奪回政權，從帝國主義手裡收回國權，然後建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他提出的這個民主共和國的圖樣，大大地超越了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所提供的方案。陳天華期望「中等社會」領導中國建立這樣的富強民主共和國，四十餘年間一事無成，只有在四十餘年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後，才有根本實現的可能，這是在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中國先進人物所不能理解的。可是陳天華那種不可動搖的愚公移山精神，是永遠鼓舞著人們前進的，他說：「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見《猛回頭》）所以改良主義者梁啓超也不能不說：「君既以一死欲易天下，則後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義所宜然。」 四　陳天華思想的特點及其局限性 陳天華的思想，是五十餘年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優良成就，對中華民族起了很大的覺醒作用，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條件。列寧稱譽俄國偉大的民主革命者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他能夠給他那一時代一切的政治事件以一種革命的精神。」(20)陳天華對當時中國許多問題表示的態度，也有同樣的性質。他的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而且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辦法，最突出的即不調和地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姑息地鞭打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他曾以波蘭亡國為例，說那些「貪生怕死的貴族，甘心做外族的奴隸」。這就是對滿洲貴族、漢族地主的刻畫，他認識到不革命不能救中國，主張救國與革命要同時並進，不能等到救了國再去革命，或者革了命再來救國。這樣就把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兩個基本矛盾，有了初步的統一認識，從而使他的論點有了總的方向，所以他所寫到的即使是一些個別問題，也能賦予重大的政治意義，如他的文集中《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周君辛鑠事略》等文，沒有不包含著宣揚救國與革命的主張。其次是他主張「萬事皆當開一新紀元，不得授舊聞以相難」，當時談改革的人，多牽引不切時代的歷史以為據，或者拘泥歷史以非難革命，這種舊傳統成為宣傳革命的重大阻力，陳天華為打破這種舊傳統，大膽地提出：「革命惟問當世宜不宜，不必復問歷史，自我作始可也。」（見《中國革命史論》）給保守頑固思想以當頭棒喝，也給那種說不能躐等的、主張一步一步改良的庸俗進化觀點以有力打擊。這一點是民主革命派與改良主義者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分野。再其次認為「空談救國，人皆厭聞」，必須要會行，主張人人須養成「犧牲個人，以為社會；犧牲現在，以為將來」的革命品質。又指出從事革命要「出於責任心」，「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要踏踏實實地去下功夫，所以他譏笑那些「號稱讀書的，除了『且夫』『嘗謂』幾個字外，還曉得什麼」（見《猛回頭》）！而且他理解到參加實際鬥爭是增長曆練和認識的過程。特別值得提出的，由於陳天華堅決地站在愛國革命的民主立場，而且不尚空談，重視實踐，他的主張沒有掩飾和迴避，其為文字做到了「我手寫我心」，從他的思想深處，奔騰著高度的愛國熱情，相信「只要人心不死，中國萬無可亡之理」，更相信有一天我們要齊呼——「中華萬歲」。因此他的文字幾乎每句都能激動人們的愛國感情，在今天讀起來，還有它的現實意義。 陳天華的思想及其活動，就他的時代來說，無疑是有很大的進步性，可是他也和他同時代的先進人物一樣，有其局限的一面。當他在革命屢次受到挫折時，曾一度寄希望於改革，他說「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御外侮」。（見《絕命書》）甚至在「乙巳（一九〇五年）春間，各國忽盛傳瓜分中國之說，學界中聞之極形恐慌，陳天華提議由留學生全體選派代表歸國，向北京政府請願，立即頒布立憲，以救危亡」。這裡說明陳天華在尋求救國的途徑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一時提議請願立憲，是為了達到救國目的，與改良主義者要保護清朝統治的出發點不同，所以當時知其「固別有用意，同志多諒解之」(21)。雖然如此，究竟他在革命問題的認識上是有破綻的，如認識到清政府的賣國，卻沒有明了它對帝國主義的依存關係；如認識到反清不只是為了種族革命，卻沒有提防到「融和種界」會和改良主義者擁清的主張混淆。同時陳天華雖然認定「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卻主張「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準備」（見《中國革命史論》），就不免仍蹈當時流行革命不能躐等、須由立憲而共和的錯誤說法，且自陷於矛盾中。而梁啓超遂援引陳天華遺書有「欲救中國必用開明專制」的意見，大寫其開明專制論（見《飲冰室文集》第六冊）以詰難《民報》的民主革命主張。可是陳天華認為「最初之手段，仍為革命也」（見《中國革命史論》），即推翻清朝後，經過開明專制而達於民主共和，顯然與改良主義者的擁清仍有所不同。基於他對民主革命這種認識的不徹底，當革命遭受挫折，一時竟想變易救國的途徑，正是對革命的持久戰鬥缺乏正確理解的表現。根本問題，則由於陳天華雖然主張革命要「普及下等社會」，但把中心力量寄託於「中等社會」，尤其是中等社會的留學界，他說中國「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見《絕命書》）。當然，留學生吸取自由民主思想、推動革命的先鋒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不與廣大的群眾結合，革命就沒有勝利的基礎。同時陳天華號召群眾起來愛國革命，要「耕田的放了犁耙」，可是他鼓勵「中等社會」投資工礦事業，顧到了民族資產階級切身的利益，而對農民大眾的號召，卻忽視了他們的切身利益。本來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成立時的宣言中，已明白提出了土地綱領——「平均地權」，《民報》發刊詞中也說到「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龔春台等萍瀏醴起義的檄文，也說道：「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22)而陳天華所有的論著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他還說：「吾聞孫君所抱持之主義，實為民族、平等二主義者也。」（見《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顯然「平均地權」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綱領，並沒有引起他的重視，當同盟會成立時，一些地主階級反清派就反對這一條，陳天華可能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否則他不應抹煞孫中山已經標榜的民生主義，而說他只抱持「民族、平等二主義」。劉少奇同志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當時的革命派是有缺點的。他們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綱領，沒有廣泛地發動和組織可以依靠的人民大眾的力量，因此他們不能取得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徹底勝利。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這一個結論說明了辛亥革命的總情況，是當時所有的民主革命者的共同弱點，陳天華的認識也同樣受此局限，就上述一點來說，比孫中山、朱執信等人更不徹底一些。 陳天華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一個唯物論者，他反對「信鬼信怪」，不贊成義和團的「邪術」，因此「宗教觀念，素來薄弱」，觀察事物，能從客觀實際出發。雖然對精神與存在的根本問題，很少探討，但他緊緊地抓住現實，主張躬行實踐，是按唯物論者的認識過程來處理問題的，當然非常不徹底，對宗教的態度即其一例。他說：「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寧仍尊孔教，以重於達俗之故，則並奉佛教亦可。至於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外，欲據以改易國教，則可不必。」（見《絕命書》）因此他對宗教思想表示了反對，卻又為宗教保留了地盤，可見他的主張「宗教可以自由信奉」，不是從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理解宗教的所以存在，而是襲取資產階級「信教自由」的政治原則。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紀革命家底無神主義文獻中間，可以找到許多不合科學，又很幼稚的東西。」(23)陳天華的愛國革命思想，雖然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而他的思想基礎還同於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思想家，那些不合科學和幼稚的東西是不足怪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 * * * (1)　《江蘇》第3期（1903年6月出刊）。 (2)　均見陳天華：《絕命書》。本文所引陳天華文句，除《警世鐘》采自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外，其他皆引自《陳天華集》。 (3)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32頁。 (4)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上卷，第174頁。 (5)　《醴寧縣誌·寧調元傳》。 (6)　寧調元：《太一遺書·太一詩存》第1卷。 (7)　張天華編：《血花集》，第12頁。 (8)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4頁。 (9)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4頁。 (10)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1卷。 (11)　魏源：《海國圖志》序。 (12)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1頁。 (13)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第2卷。 (14)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頁。 (15)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93—95頁。 (16)　石峻等編：《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頁。 (17)　孫中山：《民報》發刊詞。 (18)　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 (19)　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6頁。 (20)　轉引自［蘇］潘克拉托伐：《蘇聯近代史》，省微譯，中華書局1953年版，第264頁。 (21)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卷，第50頁。 (22)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3編。 (23)　列寧：《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唯真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