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鄒容的《革命軍》及其思想
一 鄒容奮鬥的年代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民展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給封建專制制度敲起了喪鐘。當時的許多知識青年，是這一時代的觸角，他們以思想言論影響社會，鼓吹革命，如鄒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鄒容在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勇往直前，具有極大的衝擊力。這不僅表現於他的惟一論著——《革命軍》中，為了實現《革命軍》的理想，他還貢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鄒容字威丹，四川重慶人，亦作巴縣人，重慶現在還有紀念他的鄒容路。他生於鴉片戰爭四十餘年後的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這一年是法國殖民主義者挑起了中法戰爭的第二年，也是中法戰爭結束的一年。中法戰爭的結果，法國殖民主義者併吞了中國的近鄰——越南，資本主義各國的侵略勢力，並從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湧入中國，它們在中國的半殖民地統治秩序，已在逐步形成。過十年，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日本不僅強占了中國的神聖領土台灣、完成對朝鮮的殖民統治，而且通過《馬關條約》，更可以「合法」地任意掠奪中國的原料和勞動力，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它們的工廠，大大地便利了它們的資本輸出，正如當時譚嗣同對清政府的指責說：「及睹和議條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1)各帝國主義國家緊接著這些侵略戰爭之後，就在中國進行獨占性的侵略，租借港灣和劃分勢力範圍，以致「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紙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2)。面臨著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國人民展開了救亡運動。繼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鬥爭後，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即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的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以及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農民階級的反帝鬥爭，前者促進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後者打擊了帝國主義的瓜分陰謀，但都歸失敗。腐敗透頂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是「若謠傳烽火逼長安，便一片降幡出石頭」(3)；對中國人民卻是刀子和絞架，「非迫民以威，即陷民以律」(4)。鄒容生長於這個時代中，當然有極大的苦悶，但這個時代也賦予他以奮鬥的責任。
至於鄒容生長的故鄉、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雖然還不是帝國主義的武裝直接逞凶的地區，但作為侵略先鋒的傳教士，天主教的勢力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已出沒於這裡，基督教也在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進入了四川，所以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說：外人「年來遍繪地圖，輒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何居」(5)！特別是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簽訂的《煙臺條約》，規定「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6)。還有專款一條，規定英國可派員由北京動身，遍歷甘肅、青海一帶，或由四川等處入西藏抵印度。外國資本主義自此便公開將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列入它們的侵略日程。及《馬關條約》簽訂，重慶又被指定為通商口岸，至此帝國主義分子「來川遊歷者日多」，肆行間諜活動。英商且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自製輪船一艘，安抵重慶，並無阻礙」(7)。所以造成「洋貨充牣，紗布糖油入中國，沿江上溯，土物不能抵制，利溢於外」(8)。同時封建剝削也日趨嚴重，「川省津貼捐輸，歲納百數十萬，借撥京協各餉」(9)，是四川人民極大的負擔。一八七六——一八八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充任四川總督的丁寶楨說：「正供（按指田賦——引者）之外有按糧津貼，計可得六十餘萬；津貼不足，則又有按糧捐輸，計可得八十餘萬；率之常年捐輸而不敷之數，仍有一百二十萬。」(10)繼丁寶楨任四川總督的劉秉璋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奏稱：「川省京協各餉，需用甚巨，請援案再辦按糧津貼。」(11)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又奏稱：「查川省鹽價逐漸加漲，每斤以至五十六文，民力商情，均形疲睏。」(12)但在這些所謂正供和津貼捐輸之外，還有不見於統治者章奏的壓榨，即「各該省卡局稅項，官吏隱匿入己，為數甚巨，弊端百出，盡飽私囊」(13)。到帝國主義結夥進犯的八國聯軍之役，清政府和各帝國主義者簽訂了使中國損失極其巨大的《辛丑條約》，單賠款一項就是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攤還，年息四厘，本利總額近十萬萬兩。清政府為償付這筆巨領賠款，勒令各省每年擔負二千三百零五萬零三百兩，四川每年要分攤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兩，因此在正供、津貼、捐輸、官吏壓榨之外，又加上了各帝國主義者的沉重勒索。
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這種無止境的壓取，陷中國社會於殘破不堪的境地，四川早已是「民力商情，均甚疲敝」，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更形嚴重。這些事實，促使社會矛盾激化，作為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會黨組織，遂充斥於四川。四川總督丁寶楨早就嚷著要「嚴拿嘓匪鹽梟」(14)，護理總督游開智（繼丁寶楨任川督的劉秉璋未到任前，由游開智護理）則謊奏：「匪黨劫獄焚署。」(15)遠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也說：「四川民情浮動，最易滋事，重慶民教仇怨本深。」(16)為什麼「民教」會「仇怨本深」？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分子的窮凶極惡，和清朝官吏的護教抑民所造成的，所以說「民之受屈愈甚，則銜恨愈深，而教會之案迭起矣」(17)。自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反教會鬥爭，遂遍及全國。以四川來看，從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的重慶教案開始，較著名的教案有：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的巴中教案，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的黔江教案和南充教案，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的榮山、內江等地教案，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的江北教案和涪陵教案，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的重慶教案，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的成都教案。到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就在四川東部的大足、榮昌等地，爆發了以余棟臣為首的大規模反帝鬥爭，傳檄各地，宣布要「驅異族之犬羊」。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興起，更震動了全中國和世界。這時鄒容已是一個頗解世事的少年，中國的殘破景象展現在他的眼前，刺激很大。他的論著——《革命軍》中，說到「殺一教士而割地賠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即是上述事實的反映。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已在初步發展中，不僅江浙的紡織業已開始建立基礎，長江上游的四川，也「已購機創設煤油並議立洋蠟公司」(18)。與這些新式企業出現的同時，沿海沿江的重要都市，陸續出現了傳播維新思想的書報。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梁啓超在北京主辦《中外紀聞》，上海強學會發行《強學報》；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汪康年、梁啓超、黃遵憲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後改名《昌言報》）；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嚴復在天津主辦《國聞報》，徐勤等在澳門編印《知新報》，長沙校經書院發行《湘報》和《湘學新報》，宋恕、章炳麟於杭州創刊《經世報》，上海還有《實學報》《蒙學報》《農學報》等刊物的發行。就在這一年，四川也由改良主義者宋育仁主辦了《渝報》和蜀學會舉辦了《蜀學報》。這些宣傳維新變法、主張學習西方的刊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風尚，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這時倡導民主主義革命的興中會雖然已經成立，但改良主義的維新變法是政治思潮的主流，而且革命與改良的分野，還沒有為人們所認識，一般都稱維新黨，以與頑固保守思想對立。當維新變法這一思潮發展為具有全國意義的政治運動時，鄒容的思想已大為激動，然而使他激動的，不是戊戌政變死難「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楊銳和劉光第，而是主張流血變法、慷慨就義的湖南人譚嗣同。譚嗣同死後，鄒容懸其遺像於座側，並題詩表示對他的景仰：
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
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19)
在封建淫威和舊傳統的包圍下，這種表示，具有極大的反抗性，恰與譚嗣同「衝決羅網」的精神一致。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後，越過維新變法的浪頭，人們已憬悟到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不通，開始有較多的人想尋找新的救國途徑，於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革命思想，就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和戰鬥性。這種思想，通過書刊，自國外向國內傳播。如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留日學生在東京發刊的《譯學匯編》，譯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等名著；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留日學生在東京發刊的《國民報》（月刊）第二期，刊有《孟德斯鳩之論支那》《孟德斯鳩學說》兩文；隨著《民約論》《自由原論》均有單行本印行；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新民叢報》也刊載了梁啓超的《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說》。嚴復譯述的《法意》也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他並在所作《孟德斯鳩列傳》中引福祿特爾對《法意》一書的評價說:「人類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後光復。」(20)當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些社會政治學說，曾經發揮了先導的作用，現在經過譯述，給中國思想界灌注了新的血液。所以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五——二十七年），魯迅先生在南京的路礦學堂學習時，「學校看新書的風氣也流行起來，魯迅先生在當時也便花五百文買了一部白紙石印的《天演論》……學校又設了個閱報處，《時務報》《譯學匯編》在這裡都可以任人閱看了」(21)。清政府視民主自由思想如「洪水猛獸」，當時有應經濟特科考試者，只因文卷有「盧騷二字而除名」(22)。可是他們的壓制，終於阻擋不了民主自由思潮的衝擊。鄒容在《革命軍》內說：「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
由於現實社會的刺激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鄒容很快把自己鍛煉成一個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戰士，他反抗家庭，反抗社會，反抗一切舊傳統。
鄒容早在十二歲時，即已誦九經《史》《漢》等書。他的父親在重慶設商店，貿易於漢口、上海及陝西等地，是一個頗富資財的商業資本家，由於看到鄒容有過人的智慧，希望培養他成為「顯親揚名」的科第中人。可是出於意外的，鄒容已經不是一個願受封建束縛的青年，他曾向他的父親表示：「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23)即已流露了「反滿」反封建的感情。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日本的成田安輝、井戶川辰三先後來到重慶，他們以教授英、日語為深入中國社會的階梯，執行侵略政策。鄒容在亟欲向世界尋求知識的願望下，跟他們學習外國語，得「習聞歐理緒餘」，開始吸收新的思想。及他就學於成都時，每與人談論，則「薄堯舜，非周孔，無所避」(24)，因而為塾師斥退。可以看出，他這時的思想言行，已與封建傳統發生了裂痕，這種裂痕是新舊思想日益衝突的表征。
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在舉國求新的壓力下，為了掩飾他們的守舊反動，宣稱要舉辦「新政」。派留學生、辦學堂是他們喧嚷「新政」設施的重要項目。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四川總督奎俊準備派送二十多個青年去日本留學，鄒容參加了這次留日學生的考試，考試的成績並不壞，但由於他平時憤世嫉俗，見忌於權勢，官廳竟取消了他的被選資格。鄒容東遊的志願甚堅，不因被排斥而灰心，乃轉而作自費留日的打算，經過多次向家庭展開決裂性的爭取，終於得到了他父親的同意。這年秋天，他離開四川，先到上海，入江南製造局所設的外國語補習學校——廣方言館，學習日語。他在廣方言館的時候，不滿意那些帶著洋奴思想來學習外國語言的人，繕寫別人的書懷詩以寄慨：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
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這首詩里，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和與日俱增的憤激感情。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春，鄒容由上海赴東京，因為他的日文程度和科學知識還不能進入專門學校，乃入弘文書院補習，作升學準備。他在《革命軍》自序中說：「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一九〇一年）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一九〇二年）游海外，留學經年。」這幾句話且概括了他那簡短的經歷。
鄒容到日本時，中國留日學生已迅速增加至數千人，愛國革命活動，通過這批青年，就在國外活躍起來。如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他們籌備舉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一六六一年南明永曆帝覆滅，至一九〇二年適為二四二年），因清政府的干涉，紀念會雖然沒有開成，卻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的愛國團體——青年會。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留日學生會館舉行新年團拜，與會者達千餘人，馬君武、劉成禺慷慨陳詞，歷數清朝的罪惡，鄒容立即響應，演說反清。在這種日益增長的革命氣氛中，鄒容迅速地走上了實際鬥爭的行列。
當時留學界的愛國革命活動，還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醞釀的初期，主要的活動方式，是開會演說和發行書刊。所以魯迅先生回憶那時的情況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要求的大抵是新智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學校之外，就赴會館（按指留學生會館——引者），跑書店，往集會，聽演講。」(25)鄒容在參與這些活動中，進而想揭露滿洲貴族的專制橫暴，並喚起國人的覺醒，擴大民主革命運動。他開始參照法國革命、美國獨立的自由平等學說，結合中國所處的環境，著手寫一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即後來發生極大影響的《革命軍》。
就在這個時候，清政府的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與某留學生監督的小老婆發生了奸私情事，他本來是留學界開展愛國革命活動的敵人，現在更引起了大家的反感。鄒容乃出其平日疾惡如仇的義俠行為，與幾個留學生一起直入姚寓責稱：「縱饒汝頭，不饒汝辮髮。」遂截其辮髮懸於留學生會館以示眾，後來章炳麟在獄中贈給鄒容的詩，有「快剪刀除辮」句，即指這一故事。當然這事不是玩世不恭的惡作劇，而是具有反封建意義的政治鬥爭。所以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聞悉後，不僅感到「物傷其類」，更痛心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亟照會日本外務省，要向同文館執索鄒容，得而甘心。因朋友們的勸告，鄒容乃離日返國。
先是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於上海，章炳麟亦與會，他們想從文化教育方面，傳播革新社會的進步思想。正籌劃間，清政府藉口留日學生的言行越軌，多方阻止他們在國外就學，所以赴日青年陸續發生失學回國的問題。同時上海南洋公學、南京陸師學堂因校方控制學生言論自由，相繼發生學潮，學生多人被迫退學，剛成立的中國教育會，乃為這批失學青年設立愛國學社，署名學籍者一百三十二人。愛國學社的師生，本來就是一批具有愛國熱情而又吸取了新知識的青少年，現在聚集一堂，議論時政，隱然成為東南革命團體。鄒容從日本回到上海，就寄住於愛國學社，與章炳麟因政治思想的接近而建立了友誼。
還在戊戌變法時，上海已是維新派活動的基地之一，此時則又成為宣傳民主主義革命的場所，也成為國內外革命青年互通聲氣的聯絡站。當沙俄霸占我國東北地區、拒不撤兵的消息傳來，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的江蘇等十八省人士以愛國學社師生為基礎，集會張園，抗議沙俄的野蠻侵略，鄒容參加了這次集會。在日本的留學生和北京的學生也行動起來了，各地響應，形成全國規模的拒俄運動，革命聲浪日起，因此引起滿漢統治者的驚惶。約4月（光緒二十九年三月）間，清兩江總督魏光燾即電奏：「查有上海創立愛國會社，招集一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說，已飭查禁嚴拿。」(26)這樣，就醞釀了日後有名的「《蘇報》案」。
鄒容來往於日本和上海的兩年中，見聞日廣，積蓄了比較有系統的革命理論，他除參加愛國學社的各種活動外，復取篋中尚未寫完的舊稿續成，題曰《革命軍》，序末署「革命軍馬前卒鄒容記」。一九〇三年五月間，由同志集資，請上海大同書局印行。這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的一樁大事，因為它不僅是富有戰鬥性的革命宣傳品，也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發展的里程碑。《革命軍》約二萬言，共七章(27)：（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這樣有系統地闡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就當時的中國來說，《革命軍》要算是第一篇著作了。作為民主主義革命先鋒的孫中山，雖然已先發表過一些論著和演說，但還沒有來得及對革命原理進行系統的闡發；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政見書》，又較著重於「反滿」的種族革命；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警世鐘》是此時富有愛國革命熱情的名作，卻不及《革命軍》的從正面宣揚民主主義思想。其他如寫於此時的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罪惡腐朽，有反封建的意義，卻不能體現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方向。《革命軍》寫成付印時，章炳麟為作序言，譽為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他說：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溫藉，不欲跳踉搏躍言之，雖予亦不免也。嗟乎！世皆嚚昧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
二 《革命軍》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
《革命軍》一書，發揚了明末以來中國人民「反滿」革命的民族思想，而「反滿」革命和其反封建專制的主張，又是沆瀣一氣的，因此平等自由的民主要求，是《革命軍》作者最有活力而富戰鬥性的思想，《革命軍》的可以倫比「人權宣言」正在此。
《革命軍》的旗幟，既然是「反滿」反封建專制和要求民主，因此《革命軍》提供了解決中國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它歌頌革命為「至高無極，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事業。這裡已意識到革命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人們的主觀願望是不能更易這一「公例」的。革命的所以「偉大絕倫」，是在使人類社會「去腐敗而存善良」，「去野蠻而進文明」，「去奴隸而為主人」。革命的進行，要有明確的目標，也要劃清事物善與不善的界線，即「辨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即革命之旨所出也」。那麼「去存之一微識」，不僅是革命者對世界的認識，也體現著新與舊的鬥爭，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廣大人民與封建階級、帝國主義的鬥爭。所以，它號召「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
鄒容吸取了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理論，認為「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人人本來「有天賦之權利」，卻為封建專制制度剝奪了這種權利，長此不反，「後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寇、巨盜，奪眾人之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只有通過革命，推翻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才有平等自由之可言。故《革命軍》的作者說：「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當時中國所處的環境，與法國革命所處的環境有顯著不同。因為，在中國，不止是封建勢力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權利，而且有滿洲貴族統治的種族壓迫，特別是帝國主義的長期侵略，使中國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權利，加深了中國人民無窮的災難。所以，《革命軍》進而指出:「我中國欲脫滿洲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既然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為了「自由平等之幸福」，那麼獻身革命，就成為「國民之天職」。這樣就使革命的基礎，是「根底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無論「老年、中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通過什麼力量來組織領導「無量男女」？由於《革命軍》作者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也沒有提出建立革命組織的明確要求，因此他的「因於國民」的革命主張，只是一種抽象的論調，而沒有體現為實際的戰鬥力量。
《革命軍》成於甲午戰爭、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及八國聯軍之役後，當時清政府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推翻清政府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是亟不容緩的，所以鄒容呼籲大家對待革命，要「毋中立，毋徘徊」。並斬釘截鐵地指出:「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這種不可動搖的堅決態度，表達了鄒容對革命的認識和熱情，也給那時社會的麻痹、苟安思想以重大刺激。同時鑒於義和團反帝鬥爭的失敗，鄒容意識到盲目的反抗，雖然可以振奮人心於一時，卻不能取得反抗敵人的勝利，所以鄒容主張有策略的「文明革命」。他從反封建的意義出發，把歷代的農民戰爭都歸之於革命範疇內，但以農民戰爭與義和團運動是「野蠻革命」，以與他所主張的「文明革命」相對待。「文明革命」的意義怎樣？即「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這一論點，具有「不破不立」的辯證原理，不僅認為破壞是為了建設，而且破壞的本身就包含著建設。這種建設主要是指向群眾進行革命教育，故主張「革命與教育並行」，使革命更能有步驟有策略地發動。這裡與後來的所謂「教育救國」截然不同，因為它不是以教育代替革命，而是以教育為革命服務。
「革命與教育並行」的宗旨是什麼？《革命軍》指出:第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第二，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第三，當有政治法律的觀念。將三句話概括起來，就是予群眾以愛國的、民權的、組織的革命教育。由此三義又推演出四目，作為革命教育的標準：第一，獨立不羈之精神；第二，樂死不避之氣概；第三，盡瘁義務之公德；第四，以進人格之人群（即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這些認識，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由自發走向自覺的新階段的表征，它已經不像歷來的農民戰爭那樣，運用宗教的形式來組織群眾，而是以革命教育來喚起群眾的覺醒。毛澤東同志說:「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路線。」(28)正說明了革命教育對革命的重大意義。但是《革命軍》作者沒有將革命教育建立在發動群眾和照顧群眾利益的基礎上，因此所謂「文明革命」反而束縛了群眾的手腳，這是由於他看到了歷來農民戰爭及義和團運動的缺點，卻沒有覺察到群眾的偉大威力。
根據上述原理，聯繫當時中國的實際，革命的對象是什麼？《革命軍》的第一句話即明白地宣布:「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鄒容與他同時代的革命先進人物一樣，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勵行君主專制，皇帝「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剝奪人民的天賦權利，造成歷代的篡竊擾亂。十九世紀後期的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等人，也已提出了與此類似的論點，如嚴復就說過這樣的話:「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也。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29)但是他們的結論，只主張以民權來分君權，或者以立憲來限制君權。這些論點雖然只比《革命軍》的發表早幾年，可是鄒容是主張以革命來掃除封建專制的毒焰，實現民主共和政治，對問題的理解顯然是躍進。因此《革命軍》的革命對象首先是指向清皇朝，這個皇朝是封建專制和種族壓迫的結合。《革命軍》自序的紀年，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日」，是從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十七年）滿洲貴族在北京建立皇朝算起的；章炳麟為《革命軍》作的序，末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是從西周時代的「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算起的。這是從反對封建帝王的紀年來否定清皇朝的統治。鄒容說「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這裡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族氣節。
為了揭露滿洲貴族對中國人民的種族壓迫，《革命軍》在「革命之原因」一章內，歷數清皇朝的專橫殘暴和反動的文化統治。《革命軍》從「反滿」反封建的立場出發，進而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制度對士農工商四民的迫害，且在揭發其政治壓迫外，又指出了滿洲貴族統治下封建剝削的嚴重性：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壠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為農者乎？若輩受田主虐待之不足，而滿洲人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而某吏及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
鄒容說清皇朝口稱的「皇仁」，是「用心殺人而曰救人」的勾當，赤裸裸的戳穿了他們的欺騙伎倆。尤其是他看到「農民受田主虐待之不足」，而又要受清政府的重重朘剝，這裡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從社會經濟來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惡。可是鄒容沒有從「若輩（農民——引者）受田主虐待之不足」的認識，更向前推進一步，把反封建的鬥爭，紮根於反對封建土地占有關係的基礎上，來發動廣大農民群眾，這無疑是《革命軍》中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局限。
鄒容所處的時代，一面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嚴重壓迫，另一面就是中國人民的逐步覺醒，正在醞釀著新的反壓迫鬥爭——民主主義革命。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作為代表新的生產力的獨立階級出現，亟切地想沖開封建束縛和帝國主義的枷鎖，從而使民族資本主義能夠自由發展，要求民族資產階級成為一個掌握政權的階級。他揭開了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義的矛盾，反對「重農抑末」的傳統經濟思想，贊成「富商大賈」參加政權，乃至掌握政權。下面的這段話，明顯地表達了這種願望，更揭示了捐稅厘金和「虛銜封典」等封建關係對民族資本的阻抑：
抑又聞之（外國）富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乃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敲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
由於大半個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迫害，由於滿洲貴族二百數十年的反動統治，《革命軍》強調「革命必剖清人種」，作者憤慨地說：「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享受昇平盛世，歌舞河山，為細崽、為通事、為買辦、為翻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這裡表達了中華民族不可侮的崇高氣概，也與歐洲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倡導「民族國家」的主張有其淵源，是針對來自國外的民族壓迫和處於國內的異族統治而發的。所以說「夫人之愛其種人，其內必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為了掃除洋人譏「支那於世界有四萬萬國之稱」(30)的讕言，《革命軍》提倡「內必有所結」的民族主義，是有力的武器。但是帝國主義無止境的侵略，鄒容卻不能從殖民主義的本質來說明問題，只著重提出滿洲貴族「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無恥勾當，是出賣中華民族的權利以維持其一家一姓的統治，如說「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又說「甲午戰爭之起也……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的安富尊榮。雖然他也認識到外國侵略者所以助「滿洲平太平天國」，是「因烏及屋之微意」，可是鄒容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是從反封建到反帝國主義，以推翻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政權來割斷帝國主義的內線，卻沒有堅決地從正面提出反帝鬥爭的嚴重任務。因此鄒容的民族革命主張，還是以「反滿」為主的，曾有「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的憤語。當時傾向革命的蔡元培，對此有不同意見，寫文刊於《蘇報》說：「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為漢語漢人所淘汰。所可為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31)《革命軍》作者不能忘懷「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殘殺慘劇，他的著重「剖清人種」，沒有將滿洲貴族地主和一般滿洲人區別開來，那種殺之惟恐不盡的心理，顯然是帶有濃厚的種族復仇主義傾向，是基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而發，但是滿洲貴族在中國統治的兩個半世紀中，造成嚴重的種族壓迫，一般滿洲人也有「坐食之特權」，不事生產。戊戌維新時，改良主義者有見及此，條陳請籌「八旗生計」，「俾得各習四民之業」(32)，所以《革命軍》作者的憤慨不是沒有理由的。由於這樣的關係，蔡元培的《釋仇滿篇》，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且他寄希望於「滿人自覺」來「放棄其特權」，對方在展開的反清革命是不切實際的。
恩格斯在談到法國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思想時，指出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除了封建貴族和出來作為社會上所有其餘部分的代表的市民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同時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富裕的游惰者和貧窮的勞動者之間的一般的對立。正是這種情形，使資產階級的代表能夠標榜自己不是某一個階級的代表」(33)。鄒容奮鬥的年代裡，中國社會除了恩格斯所指十八世紀法國社會的那些對立關係外，還有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對立、滿洲貴族與國內各民族的對立。因此二十世紀初年，具有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中國先進人物，反對封建專制、反對滿洲貴族的反動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也使他們「能夠標榜自己不是某一個階級的代表」，他們的思想行動，是符合（也可以說代表）那一時代人民的利益的。當然這種代表性，只是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階段的、指導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而言。
《革命軍》反對封建專制，暴露了封建政治和封建剝削的罪惡，同時對作為上層建築的封建道德，也予以有力抨擊。它指出：「數千年來，名公巨卿，老師大儒，所以垂教萬世之二大義：曰忠曰孝，更釋之曰忠於君，孝於親，吾不解忠君之謂何！」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忠君觀念，鄒容認為：「以言夫忠於國也則可，以言夫忠於君也則不可。」並意識到革命事業的進行，不獨要革政治制度的命，也要革封建道德的命，以為「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諦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掏摝」。這樣，就否定了「天不變而道亦不變」的傳統觀念，也打擊了改良主義者擁君的奴才道德。他一面引用《奴才歌》深刻地諷刺說：「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裡且睡覺。古今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且勿胡亂鬧。」另一面又刻畫了那些地主、買辦階級知識分子的嘴臉，如說：「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拓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為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革命軍》雖然以堅決的革命立場，企圖從制度和思想來毀滅封建專制主義，但是它打擊了封建君主專制，卻沒有推廣到打擊支持君主專制的一切社會制度，特別是社會基礎。同時，對作為封建道德最高標準的孔子思想，依然採取保留態度，這就表現了其反抗封建的軟弱性。
《革命軍》既大聲疾呼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號召「張九世之讎，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準備作長期的艱苦的戰鬥，效「法人三次，美洲七年」的精神，終必達到革命的目的。《革命軍》最後提出了革命綱領二十五條，懸為戰鬥的目標，其中如：
（一）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百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一）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人及本國人。
（一）凡為國人，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一）革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顯然這些綱領的民主色彩，不但超過了興中會成立時發布的宣言，有些地方比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提出的主張還要鮮明，如「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人及本國人」，比同盟會宣言中「外禦寇仇」的籠統表示就要確切。主張革命獨立後的中國，定名為「中華共和國」，並充滿了信心，呼喚「中華共和國萬歲」，呼喚「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綜觀鄒容《革命軍》一書所表現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
第一，革命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國民」的共同事業，因此革命人人有責。
第二，平等自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後世君主剝奪了這種權利。中國革命的目的，必須推翻滿洲貴族統治下的封建專制制度，以恢復人們的天賦權利。
第三，主張「文明革命」，革命與教育並行，要作有準備的長期戰鬥。
通過革命以恢復自由平等的天賦權利，又是《革命軍》的中心思想。這一理論，無疑是脫胎於孟德斯鳩的《法意》和盧梭的《民約論》，鄒容自己也說：「吾將執盧騷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這種思想，我們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歐洲民權思想的移植，而應看作由於當時中國的社會生產已經具備吸收或產生這種理論的條件，尤其是中國人民要求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平等的中國，因此輸入歐洲的民權思想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事實上，早在十七世紀的思想家黃宗羲，即已萌芽了民主主義的思想。《明夷待訪錄》是反映這種思想的重要著作，如說：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與黃宗羲同時而略晚的唐甄，在他的《潛書》中也指出：
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不謂之賊乎！
這些議論，嚴厲地打擊了封建君主專制，也是封建制度處於崩潰前夜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革命軍》作者雖然沒有談到他們的思想，但就中國的社會狀況而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來考察，《革命軍》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完全可以理解為《明夷待訪錄》《潛書》的民主啟蒙思想的發展。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中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思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康有為、梁啓超、嚴復、譚嗣同等人的民權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他們都曾經向西方尋找真理，我們同樣不能完全離開中國本身的社會政治思想的發展來考察。
三 「革命軍」與「蘇報案」
「《蘇報》案」是清末一次大文字獄，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政治鬥爭。這次文字獄的內容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獄的性質有所不同。這次文字獄的起因，不止是反對清皇朝的統治，更主要的是民主主義革命思潮衝擊了封建統治者的老根；文字發表的形式，也已經不是舊式的書刊，而是新式的宣傳工具——《蘇報》。鄒容的《革命軍》是構成這一文字獄的重要文字。
《蘇報》創刊於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是一家以日本為背景的日報，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陳范（夢坡）出資購得，承辦該報。陳范是一個因教案落職的縣令（江西鉛山），頗具維新思想，「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在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進而傾向革命。愛國學社成立後，因政治趨向相同，為了相互配合，《蘇報》的社論由愛國學社的人輪流撰寫，增加了《蘇報》的戰鬥性；報社每月酬學社一百元，支持了學社的活動。至一九〇三年五月（光緒二十九年四月）間，《蘇報》刊布的文字更加激烈，頗為社會注目，也開始為清政府所忌。
鄒容的《革命軍》出版後，《蘇報》便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為《讀〈革命軍〉》，一為《介紹〈革命軍〉》，大為《革命軍》揄揚。這是《蘇報》與《革命軍》「反滿」反封建專制的共鳴。《讀〈革命軍〉》說：
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干，以仇滿為用。撏撦往事，根據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
《介紹〈革命軍〉》一文說：
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前文指出《革命軍》是「以國民主義為干，以仇滿為用」，較能道出鄒容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全貌。後文謂《革命軍》的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將鄒容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局限於「排滿」，顯然不是鄒容思想的全部內容。但「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的《革命軍》，經此介紹，聲勢益壯，旅滬外人，也爭譯為各國文字寄回本國。而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政見書》，也在此時出版，與《革命軍》互相呼應。好像給中國思想界拋擲了一顆巨型炸彈，立刻引起波動。特別是《革命軍》以鮮明的革命旗幟宣告於全國，影響尤大。
先是在張園舉行愛國演說會時，即風傳官方要拿人。但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在租界所設的工部局還未獲得協議，一時未發作。至此「乃復有不普通、最急激、致政府驚心動魄之一名詞曰革命軍者，公現於世」(34)。於是清兩江總督魏光燾，遂以「四川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為之序，尤肆無忌憚」(35)為言，命令上海道袁樹勛查禁愛國學社、蘇報館，並密拿有關人員。又派候補道俞明震由南京來上海，協同辦理，囑其與帝國主義分子妥商，使不被格阻。在「美領事與華官朋比為奸，而上海道著力行賄」(36)的情況下，得首席領事美國古納（J. Goodnow）的同意，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初五），外國巡捕與清政府警察聯合至蘇報館捕人，第二天又至愛國學社逮捕章炳麟。鄒容為實踐他的「樂死不避之氣概」則於七月一日自赴工部局。除章、鄒外，蘇報館館員及有關人員四名被捕，這就是有名的「《蘇報》案」。
章、鄒等人被捕後，移送會審公廨審訊。審訊時，章、鄒的「辯護人詰會審官曰：有被告而無原告，則獄不具。此案原告為何人？其為中國政府乎？其為兩江總督乎？其為上海道乎？會審官倉皇無以對也，則謾應之曰：中國政府」(37)。於是清政府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控告章、鄒等於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會審公廨，謂章、鄒「故意誣衊今上，排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並摘引《蘇報》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二十九日（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六日——閏五月五日）發表的：《客民篇》《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賀滿洲人》《殺人主義》《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駁康有為政見書》的節錄）等文的詞句為罪證。訊問時，鄒容坦然承認：「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
清政府亟想擴大「《蘇報》案」，多方交涉，希望工部局將章、鄒等引渡，解送南京刑訊，借興大獄，以達到鎮壓革命黨人的目的。七月十三日（閏五月十九日）的上諭稱：「鄒容等六犯」，既「經拿獲，仍著嚴飭速籌解寧懲辦，毋任狡脫，以儆狂悖」(38)。但因各帝國主義之間存在矛盾，對清政府的引渡請求表示不一，一時擱懸，當時美領事古納則是極力支持清政府的，他曾致書上海道台說：
外人之租界，原非為中國有罪者避難之地。以在大義論之，當將反抗中國政府諸領袖，如今之《蘇報》一案諸人，一律交華官聽其治罪。吾觀該會黨之舉動，疑與長江一帶匪徒暗相聯絡，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勢力不久擴張，必有害於各國商務，及騷動全國，而外人之居於中國者，並將罹其危難雲。(39)
惟當時清廷秘密鞭死維新分子沈藎（曾參加自立軍起事，復潛伏北京活動，並揭露清政府出賣東三省的《中俄密約》於天津的英文《新聞報》）的慘劇喧囂於外，已經引起國人的憤慨。「《蘇報》案」發生後，輿論更一致抨擊，激烈反對引渡。而英美政府也堅持要維持它們的「租界治權」，聲稱「《蘇報》案」是「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而英帝國主義的《字林西報》為此著論，謂「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應得之權利」(40)。帝國主義者為了要鞏固它們在租界內的特權，終於沒有接受清政府引渡的請求。但為了阻止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各國政府乃關照他們的領事，「謂嗣後華人設報館於各租界，不得著革命論。若再有違此者，各領事當設法禁止」(41)。
因引渡問題的爭執，此案延至一九〇四年四月（光緒三十年三月），始由會審公廨判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監禁期間，罰做苦工；監禁期滿，逐出租界（章鄒外的其他四人則已先期結案釋放）。
本來反動統治者認為《革命軍》是尤為「狂悖」的，但為什麼章的監禁是三年，而鄒是兩年？原來，在第三次會審時，清政府僱請的洋律師古柏「摘讀《革命軍》」，稱鄒容所論者，無非殺人放火之事，較章炳麟之言，猶有甚焉。勸人造反，殊為可惡。但並不逃走，承認自己印行，似若瘋癲，可稍寬治云云(42)。鄒容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態度，在帝國主義分子看來，是「似若瘋癲」。然而自「《蘇報》之被禁，章鄒之被錮，其勢固已激盪於天下」(43)。一九〇三年八月（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即有署名「浴血生」者，作《革命軍傳奇》，譜鄒容入獄事，假鄒容的姓名為周鎔。第一出首兩句唱道：「男兒自有男兒性，不到民權死不甘。」(44)反映了鄒容為自由平等而奮鬥的決心。革命黨人陳天華所作《獅子吼》小說，第七回中的「破迷報館案」，即影射此事。其中有一段說：「那時有一個破迷報館（按指《蘇報》——引者），專與政府為難，所登的論說，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論》（按指《革命軍》——引者），尤為痛快。此論一出，人人傳頌，革命革命，排滿排滿之聲，遍滿全國。」後來孫中山又評述此事說：「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未將章囚禁三年分述——引者）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張。」(45)
鄒容「以少年為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46)，竟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瘐死獄中。死時，口噴血，目不瞑，年才二十一歲，距出獄僅七十日。當時傳為中毒死，如吳樾給章炳麟的信，即作如此說：「吾於鄒子之死，有深疑焉，疑西人必為滿政府所嗾使而毒殺之，以去後患。」(47)死後，獄吏棄其屍於頹牆外，由《中外日報》收殮，停厝於四川義莊。又數日，中國教育會假愚園開追悼會，預會者八十餘人（一說五十餘人）。同時海外出刊的革命刊物，登載悼念鄒容的詩甚多，如《醒獅》（留日學生刊物之一）第二期，就有署名亞廬的《哭鄒威丹烈士》和署名黃天的《吊鄒威丹》。一九〇六年同盟會會員劉三（季平）將遺櫬移葬滬西華涇鄉黃葉樓畔。
四 「革命軍」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從甲午戰爭到戊戌維新，是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高漲的時期，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這種醞釀，一是體現於激進的改良主義者，如譚嗣同主張流血變法的革命傾向；一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出現，如孫中山組織的興中會及其最初領導的武裝起義。戊戌政變後，改良主義政治運動失敗了，在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幾年中，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興起，已逐步代替了改良主義思想的主導地位。《革命軍》的刊行，可以說是這種主導地位在形成中的表征。它深刻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愛國革命的要求，尤其以奔放的革命感情，出之以淺顯的文詞，將理想化為常識，宣傳力極大。轟動一時的「《蘇報》案」發生以後，《革命軍》更風行海內外，大大地推動了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各地為避免清政府的注目，都更改《革命軍》的名稱販賣，如在香港翻印的稱《革命先鋒》，在新加坡翻印的稱《圖存編》，在上海翻印的稱《救世真言》，在橫濱則與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政見書》並刊，稱《章鄒合刊》。也有將它與《揚州十日記》合刊的，銷售逾百萬冊，占清末革命書刊銷數的第一位，距上海遙遠的地區，賣到白銀十兩一本。為防檢查，攜帶《革命軍》者，每將其雜置衣履食品間以資掩蔽，可見人們對它的愛重。所以留日學生《祭鄒容文》說：「《革命軍》出世兮，張我大武。奮三寸管以哀吾同胞兮，應挽回我國步。不翼不脛而飛走海內兮，群捧讀以當露布。」(48)《革命軍》是在戰鬥中產生的論著，也在戰鬥中得到廣泛的傳播，無論宣傳或接受它的思想，都表現為戰鬥性的任務。
《革命軍》出世後不久，光復會、華興會、日知會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相繼成立於上海、湖南及武漢等地。它們的成立，當然是由於民主主義革命勢力的醞釀和中國人民的要求，可是與《革命軍》在革命知識分子群中所起的覺醒作用也分不開。如吳樾就曾由友人授與《革命軍》一書，至「三讀不厭」(49)。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在東京創立，所發布的宣言和綱領，也可以說是《革命軍》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發展和具體化。同盟會成立前後，孫中山一直就非常注意翻印《革命軍》，以擴大革命宣傳：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他在舊金山曾函請洪門會首領出資刊印《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的華僑；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他又寫信給張祝華（永福）說：「海外各地日來亦多進步，托東京印《革命軍》者有數處。茲將河內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萬本印費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費九十元。前貴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齊否？若已收齊，宜從速印之，分派各處，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50)此書不僅引起孫中山的重視，成為同盟會的重要宣傳品，也在海外華僑中發生了廣泛的影響，所以孫中山後來又在《革命原起》中追記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顯然《革命軍》是「革命風潮初盛時代」極有代表性的論著，同時也指導了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
一九一一年十月（宣統三年九月）武昌首義，全國響應，清皇朝迅速崩潰，這不僅是滿洲貴族反動統治的顛覆，也是二千多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的被推翻。魯迅先生後來回憶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字宣傳，覺得「那時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51)。約在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魯迅先生還在日本的時候，便看到了《革命軍》，他還說他所以「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我們只要一讀《革命軍》的文字，也還會被他的愛國感情所吸引，現在我將《革命軍》的結論摘錄於下，也可以從中體會魯迅先生對它的評價。
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為人人應有之義務！其以此革命為日日不缺之飲食！爾毋自暴！爾毋自棄！……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為同胞請命，為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則爾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岡，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為爾而出現。
一九一一年一月（宣統二年十二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追念鄒容對革命的貢獻，贈以「大將軍」榮銜。一九二二年章炳麟訪得鄒容葬所，為醵資修治墓道。一九二四年章炳麟作《贈大將軍鄒君墓表》，刻石於墓所。抗日戰爭時期，重慶還曾建立《贈大將軍鄒烈士紀念碑》。鄒容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及其鬥爭，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將永遠占著光輝的一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 * *
(1)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288頁。
(2)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188頁。
(3) 《革命軍傳奇》，《江蘇》第6期（1903年8月出刊）。
(4) 劉申叔：《普告漢人》，《左盦外集》第14卷。
(5) 馮桂芬：《善馭夷議》，《校邠廬抗議》。
(6) 黃月波等：《中外條約匯編·中英條約》，第15頁。
(7) 《昌言報》第1冊（1898年出刊），第13頁。
(8) 《涪陵縣重修縣誌》第18卷。
(9)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307卷，第6頁。
(10) 丁寶楨：《丁文誠公奏稿》第13卷。
(11)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62卷，第9頁。
(12)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82卷，第7頁。
(13)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84卷，第5頁。
(14) 《清史列傳》第54卷。
(15)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31卷，第11頁。
(16)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29卷，第9頁。
(17) 鄭觀應:《盛世危言·傳教》。
(18)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45卷，文華齋1928年版。
(19)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列傳》第4編。
(20) 孟德斯鳩：《法意》，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第2頁。
(21)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第58—59頁。
(22) 《短批評》，《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
(23)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列傳》第4編。
(2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列傳》第4編。
(25) 《魯迅全集》第6卷，光華書店1948年版，第556—557頁。
(26)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516卷，第15頁。
(27) 本書所引《革命軍》詞句，系根據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版《革命軍》一書。
(28)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1頁。
(29) 嚴復：《辟韓》，《嚴幾道文鈔》第3卷。
(30) 《國民報》第3期。
(31) 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釋「仇滿」》，中華書局1920年版。
(32)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37年版，第54頁。
(33)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頁。
(34) 《社說》，《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52頁。
(35)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第74—75頁。
(36) 《外論》，《國民日日報匯編》，第28頁。
(37) 《癸卯新民叢報匯編》，第884頁。
(38)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第517卷，第14頁。
(39) 《外論》，《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14頁。
(40) 同上書，第21頁。
(41) 《警聞》，《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27頁。
(42) 《警聞》，《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47—48頁。
(43) 《記事》，《江蘇》第4期。
(44) 《小說》，《江蘇》第6期。
(45) 孫中山：《革命緣起》。
(46) 章太炎：《贈鄒大將軍墓表》。
(47) 張天化編：《血花集》，第25頁。
(48) 《醒獅》第1期。
(49) 張天化：《血花集》，第11頁。
(50) 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中華書局1933年版，原件系影印未列頁數。
(51) 《魯迅全集》第1卷，光華書店1948年版，第2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