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孫中山與魯迅

近代中國，英雄輩出，群星燦爛，孫中山與魯迅是群星中的兩顆巨星。今年九月是魯迅誕生的一百周年，十月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兩個紀念活動緊連在一起了。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偉大業績將再現於人們的心中和報刊上、影屏上，不僅在國內，也將及於國外，這是歷史賦予偉大人物的榮譽。 孫中山生於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死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魯迅生於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孫中山大魯迅十五歲，魯迅比孫中山晚死十一年，兩位哲人並世生存了四十五年。這四十五年正當清朝晚年和民國初期，中國人民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掀起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一個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軔。孫中山與魯迅是這兩大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前者以孫中山為主帥，後者以魯迅稱巨擘。在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生死搏鬥中，時而是「亂雲急雨，倒立江湖」；時而是「月明天籟，人間萬竅號呼」！(1)孫中山、魯迅及其戰友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哨，不惑不懼，迎著風浪前進。這是永遠值得珍惜的性格和毅力。 孫中山與魯迅早年都學醫，受到嚴格的科學訓練，但是一個由行醫而奔向革命，一個由棄醫而以文學為武器，同歸於愛國與革命。他們奔走國內外，在各自奮鬥的道路上，曾經幾次生活在一個地方，甚至在一個政府里辦事，雖然彼此都沒有留下睹面款談的文字記載，但無疑是有過相聚一堂的機會的。 一八九七年八月至一九〇三年九月，孫中山為策劃革命，經常來往於日本和新加坡等地；魯迅則為尋求科學真知於一九〇二年四月來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弘文學院，繼而就學於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遊歷歐美後重返東京，八月留日學生界為他舉行了有一千三百餘人參加的盛大歡迎會，他在會上演說《民主革命之重要》，接著是同盟會的成立，他已經很有聲望了。魯迅恰於這時由仙台來到東京度暑假，他雖然沒有參加同盟會，也可能沒有參加留學界對孫中山的歡迎會，但對早已成為職業革命家的孫中山當然是耳熟了的。不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深感醫治國民的精神比醫治身體更重要，轉而致力於文學事業。陸續發表《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汲取新學，針砭舊學，邁出了為中國創造精神文明的步伐，與孫中山開展的武裝反清鬥爭在不同的戰線上奔馳。 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三日臨時政府組成，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二月，魯迅辭去山會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因摯友許壽裳的推薦，由紹興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員。儘管南京臨時政府為時短暫，部員和大總統之間也很難有直接的公務聯繫，但那時的南京臨時政府是個新生的政權，還不那麼官僚化，人員不太多，教育部就只有幾個人。他們在集會和出處之間，是不會沒有接觸的。應該說這時的魯迅是追隨孫中山、蔡元培在為中國創建共和國而努力。後來魯迅回顧這頁歷史說：「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2) 一九一二年四月臨時政府北遷，袁世凱搶當了臨時大總統，而魯迅繼續供職教育部，八月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去北京商討國事，在北京一個月，參加了一系列活動，曾赴北京教育界歡迎會發表演說，他勉勵大家「求建設之學問」，「使中國學問與歐美並駕」。魯迅是否參加了這個歡迎會，無從考知，但孫中山演說中的主張，恰是魯迅那時努力以赴的。 一九二四年冬，孫中山為打破北洋軍閥段祺瑞對國政的操縱，毅然北上，年底由津扶病入京，受到十萬群眾的歡迎，次年三月十二日，不幸病逝北京。其時魯迅仍在教育部，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授課，正以他那凌厲的筆鋒所向披靡地刺向舊營壘，解剖舊世界。他在孫中山逝世的當時雖沒有發表悼詞，然而他對孫中山所要打擊的敵對政治勢力是毫不假以辭色的。在他給許廣平的信中說：「至於今之教育當局，則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孫中山對聯中之自誇，與對於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為人亦可想而知。」(3)這是我們見到的魯迅對孫中山發自胸臆的話。從這簡短的幾句話里，不難看出魯迅對孫中山的深刻了解，賢者所識者也大。 這個地點、時間表，表明了魯迅與孫中山並世時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息息相關。在孫中山的「全書」或「全集」中，我們都找不到涉及魯迅的話，這是因為魯迅的革命文學活動並沒有進入軍書旁午的孫中山視野，也因為那時的魯迅還沒有後來那樣大的名聲，所以我們只能看到魯迅對孫中山的言論，看不到孫中山對魯迅的話語。但當孫中山還健在的時候，魯迅對他也沒有見之文字的論述，大量的話，都是在孫中山逝世以後，似有蓋棺定論的深意。 魯迅對孫中山的許多富有歷史意義的評述，散見於他的散文和書信中，最集中的一篇是發表於《國民新報》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這裡不妨引述其中的一兩段以為佐證：「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周年，本用不著什麼紀念的文章。只要先前未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一九二七年三月，魯迅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中也說過這樣的話。這段話很明白，是說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民國」取代「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與孫中山的名字完全分不開。雖然這個「民國」被袁世凱一類反動派踐踏了，玷污了，人們不喜歡它，要把它加上引號所謂「民國」。但它的本身是來之不易的，是孫中山經過長期奮鬥和無數英雄志士獻出的血取得的。 魯迅說：「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工作。」又說：「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是革命。」那麼，「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他是一個全體」，又何所指而言？我們知道，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為時只有二十餘年，可是許多在前進中吶喊的人，卻經受不起革命的挫折和時間的考驗，有的停滯了，有的頹廢了，有的站到時代的對立面去了。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一再挫折中，從不泄氣，繼續為中國尋找新的出路，接受新的啟導，與敵人斗，與自己的「同志」斗，直到他停止呼吸。所以「是一個全體」。從魯迅的另一篇文章，膾炙人口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也可得到印證。章太炎是個富有學問的革命家，是魯迅的老師，魯迅對他非常尊重，尊重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卻不說他「是一個全體」，因為「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這同孫中山「自強不息」的晚年有所不同。 當然，「全體」只是給人一個不可分割的、始終不渝的堅強形象，並不是說他沒有瑕疵。事實上，魯迅在其他文字中，對孫中山這個「全體」仍是很有些「寓褒貶」的微詞的。如說：「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4)所說「足不履危地」，是指他不能到群眾中去組織革命力量，「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5)，即多次依靠或聯絡某些軍閥而被他們所賣。這些微詞，就是表明孫中山的局限。其他在《阿Q正傳》等好些名篇中論述辛亥革命的失誤，也不是與孫中山毫無關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6) 魯迅自編過許多散文集，卻沒有把《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納入這些集內，並且也沒有收入他自編的《集外集》，直到許廣平編訂《集外集拾遺》才把它拾了進去。可能是這篇文章沒有把辛亥革命創建的「民國」同以後的「民國」區別開來，也沒有把孫中山這個「全體」的局限恰當地指出來，特別是在後來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年代裡，魯迅會更感到它是一篇不太成熟之作而任其飄零了。但這篇文章終究是從大處著眼的，是一個先驅人物對同時代略早的一個先驅人物的原始評價，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孫中山齎志而歿，宋慶齡是繼承孫中山遺志、堅持三大政策、跟共產黨走的英勇戰士，她的《為新中國奮鬥》一書全部說明了這個事實。一九二六年九月，魯迅在風狂雨驟中由北而南，在廈門講學數月之後，來到孫中山一生革命、生死搏鬥的廣州，任紀念孫中山的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其時北伐軍正勝利地飲馬長江，魯迅有感而發地說：「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後方了。」他還寫了《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進而警覺地指出：「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就在當年（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來到上海定居，開始了與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此後同宋慶齡走到了一起。 那時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中國，「隔不了幾天，就會聽到一次誰被捕或誰被殺的消息」。為了營救一切愛國的革命政治犯，一九三二年十月，民主進步人士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蔡元培任正副主席，楊杏佛任總幹事，總會設於上海，又設上海和北平兩個分會。魯迅是上海分會委員，經常參加總會和上海分會的聯席會。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六月，魯迅在日記中不斷記載了這方面的活動。其中如：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權保障同盟幹事會。晚畢，遂赴知味觀夜飯」。十七日，「下午往人權保障大同盟開會，被舉為執行委員。蔡孑民先生為書一箋，為七律二首」。二月十七日，「午後汽車齎蔡先生信來，即乘車赴宋慶齡夫人宅（按：即上海孫中山故居）午餐，同席為蕭伯納、伊斯沫特列女士（即史沫特萊）、楊杏佛、林語堂、蔡先生、孫夫人共七人，飯畢，照相兩枚」。我們經常在有關書中看到的宋、蔡、魯、蕭、斯（史）合照，就是其中的一枚。這裡只是略舉數例，以見梗概。宋慶齡後來在《追憶魯迅先生》中也說：「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及如何營救被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7) 由於「同盟」對法西斯暴政的不斷揭露，國民黨特務變本加厲，當年六月十八日又暗殺楊杏佛於上海。宋慶齡、蔡元培遭到很大的威脅，魯迅被列名《鉤命單》，遭到更大的威脅。他們為營救別人的生命而不顧自己的生命，魯迅在痛悼楊杏佛的詩中說：「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他們是為「斯民」而履險，為革命事業而履險。所以，胡耀邦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了對宋慶齡、蔡元培、魯迅以及楊杏佛等的深切懷念。 魯迅早年對辛亥革命的觀察和思考，是他後來分析中國社會和堅持戰鬥的重要依據。他同宋慶齡的戰友關係，是孫中山精神的繼續和發展。從魯迅同孫中山到宋慶齡他們幾十年如一日的頑強鬥爭中，有一條巨大的紐帶聯繫著，即「為新中國而奮鬥」。孫中山想建立的「新中國」雖沒有實現，魯迅也沒有看到新中國的誕生，但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為推翻封建帝制以及剷除軍閥、官僚和一切反動腐朽勢力的鬥爭中所作的努力，都直接或間接地為新中國的誕生做了披荊斬棘的工作。孫中山是民主政治的偉大先驅，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宋慶齡是由民主主義者最後成為共產黨人的傑出女戰士，他們的業績不僅是中華民族的，也是屬於世界人類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 * * * (1)　引自辛棄疾《漢宮春·會稽蓬萊閣懷古》一詞，原句是描寫暴風急雨的自然景象的，這裡藉以形容社會風暴。 (2)　《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3)　《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頁。 (4)　魯迅：《致楊霽雲》，《魯迅書信集》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761頁。 (5)　《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頁。 (6)　魯迅：《紀念孫中山先生》。 (7)　《魯迅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