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梁啓超的思想

梁啓超，是一個和中國近代政治活動極有關係的人，也是一個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極有影響的人。誰都知道，近代中國社會，變化極大，充滿了階級鬥爭。梁啓超生活在這樣一個多變的時代里，他又是一個「流質多變」的人，他自己常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也就反映了他那種多變的性格。然而早年即由地主階級青年知識分子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轉化的梁啓超，經歷了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等重大歷史時期，他由維新派而保皇黨而立憲派而民主黨而進步黨而研究系而學者而社會名流，變幻的表象雖多，卻有一個不變的實質在，那就是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正因為梁啓超是一個由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他的身上，也就必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階級色彩。 （一） 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的梁啓超，早年就學於廣州學海堂，便決志棄帖括，但「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1)。一八八九年，他去北京考試，「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2)。這是他洞穿舊學的牆壁向世界窺探新學的開始，其他維新人物，也都是這樣開始向海外尋求知識的。一八九〇年，梁啓超從康有為學，康「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3)。在這短短的幾年中，梁啓超一由捨棄帖括而研訓詁詞章，再由摧陷訓詁詞章而窺西學。一開始就顯出了他的多變，然而這是向資產階級轉化的變，向上的變，是人們歡迎的變。 一八九四年，梁啓超離開萬木草堂，去北京應試，「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翌年，他為「公車上書」而奔走，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不久又擔任維新組織強學會的書記。「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余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著作之志。」(4)這時梁啓超才二十二足歲。一八九六年，梁啓超去上海主編《時務報》，隨後又去湖南主講「時務學堂」。在這幾年中，他奔走於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不僅看了一些譯書，也結識了許多維新人物，也參加和組織了一系列的維新活動，對維新變法的宣傳表現了驚人的才能。他先後寫了《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說群》《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論著。這些論著的主題思想，是反對守舊，主張維新，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對政治和經濟的強烈要求。 十九世紀後期的維新人物，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主張變，認為只有變才能挽救當時的民族危機。拿梁啓超的話來說，叫作「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5)。他認為形勢逼人，非變不可，否則「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也」；「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這種「變之權讓諸人」的變，就是亡國。可見關心民族安危的愛國思想，是推動梁啓超要求變法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擔憂「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6)，害怕人民力量的興起。 向西方學習，是維新變法的重要途徑，梁啓超所作的《西學書目表》及其序例和後序，就是對這個方向性問題進行宣傳的文字。他說：「古人所患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7)指出了古今形勢的不同，當時的中國不能不「合乎夷狄」，因為這個夷狄是比中國封建主義遠為進步的西方資本主義。向西方學習什麼？他指出那些「彝其語、彝其服、彝其舉動、彝其議論」的人，「上之可以為洋行買辦，下之可以為通事之西奴」，不是學習西方的正辦，他所要學習的，是「西學格致之精微」，是「西政富強之本末」。(8)他的態度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9)換言之，就是中西糅合，新舊並陳。然而這種積極要求吸取西學的態度，畢竟在一定程度內是對封建文化的否定。 梁啓超在戊戌變法運動中的重要政治主張，是抑君權，興民權。他認為自秦以至當時，「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10)，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11)。要使中國轉弱為強，就在於興民權。和其興民權的主張相表里的，是他的「以群為體」的主張。他認為「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群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群術之善，直百年以來焉耳」(12)。那麼梁啓超所謂的「群」是什麼？他在《論學會》一文中指出：「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這個「群」，顯然是資產階級群，可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獨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資產階級群，所以梁啓超認為中國「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13)。可見這種紳，已不是地主階級，而是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 作為梁啓超維新變法主張的理論依據的，也和維新派其他人物一樣，是其進化論觀念。他說：「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暗；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14)這種新舊對比，對新的歡呼，對舊的鄙棄是從進化觀念出發的，它反映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的向上要求。進而他把「三世六則」規定為人類進化的程序說：「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15)他的三世進化說，出自康有為，但他比康有為說得明白些。更以為「中國舊論每崇古而賤今，西人則不然，以謂愈上古則愈野蠻，愈挽近則愈文明，此實孔子三世之大義也」(16)。把公羊三世說和西方的進化論巧妙地冶於一爐，這是經今文派向西方學習的傑作。 三世進化說打擊了「今不如古」的陳腐觀念，為「革故鼎新」的變法運動提供了有力的論據。但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進化論思想，是一種庸俗的進化論觀點。梁啓超說：「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踖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17)又說：「三世之例，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義主漸進。」(18)這種「義主漸進」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運用到現實政治鬥爭上來，一面駁斥了「天不變而道亦不變」的守舊觀念，另一面也就必然反對革命。所以梁啓超在寫《變法通議》的時候，就提出：「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眾，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互爭互殺，將為百十國而有未定也。」(19)對革命這種「談虎色變」的恐怖心理，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軟弱的表現。但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變法主張還是作為一種時代思潮出場的，它的戰鬥鋒芒主要是指向頑固派，所以維新變法運動在當時是有生命力的。 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梁啓超以破閉塞、開民智為己任，他在這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辦報刊、開學會和倡導新文體等等，曾給思想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梁啓超卻不適當地把「智」看成了政治改革的決定因素，他說：「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興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20)如此大聲疾呼地欲以「廣民智」來破除愚昧，無疑是具有啟蒙意義的。不過這種迷信「智」的結果，使戊戌變法運動就只能局限於具有維新要求的上層知識分子的狹窄領域，並且從這一觀點出發，也就必然導致先精神而後形質的唯心論觀點。所以他說：「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21) 在西學和中學，新學和舊學的鬥爭中，如何對待孔子，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梁啓超早年的孔子觀，是淵源於康有為的孔子觀，認為孔子是一個「改制立法，作六經以治萬世」的大聖人。並說：「秦以前據亂世也，孔教行於齊魯；秦後迄今昇平世也，孔教行於神州；自此以往，其將為太平世乎？《中庸》述聖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孔教之遍於大地，聖人其知之矣。」(22)這簡直是以孔子學說推廣的程度為人類進化的標準，預祝「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出現，就是「孔教之遍於大地」。梁啓超心目中的孔子，和康有為心目中的「托古改制」的孔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但是梁啓超心目中的孔子帶著更多的資產階級色彩。他認為孔子其人其思想是：「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23)你看這個孔子，哪裡還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崇拜的孔子，實際已是十九世紀末年主張維新變法的孔子。後來梁啓超自己說：「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顧亭林、戴東原矣……」(24)如果可以在這段話後面添上一句，那該是「寖假而孔子變為康有為、梁啓超矣」，而且變為康有為、梁啓超的孔子和封建時代那些經學家、思想家的孔子已大異其趣，即是以資產階級的「進化主義」「平等主義」的孔子，代替了封建階級的「保守主義」「專制主義」的孔子。從形式上看，康有為、梁啓超和程伊川、朱晦庵等人都是一樣地尊崇孔子，但事實上卻是兩個孔子在互斗。 戊戌變法時期的梁啓超，是一個由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對傳播新學作過努力，對頑固保守勢力進行過鬥爭，代表著他的向上時期。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中，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陰影，即已使他對封建勢力不能作更大的衝擊。 （二）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逃亡日本的最初幾年中，雖然跟著康有為從事保皇活動，但他和康有為有所不同，對革命派不是完全採取對立的態度，而是表示願意和孫中山合作。當然梁啓超這種表示，並不是真的贊同革命，而是在混淆革命和改良的界線，藉以擴大他們在海外的政治影響。 梁啓超到日本後，他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獲得了新的發展。他說：「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25)這個「一變」，除了理解為他吸收了更多的資產階級學術、政治思想外，在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上也確實起了些變化，那就是他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張曾經一度有所發展。他在一九〇一年寫的《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指出《清議報》有四大特色：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這四點概括了梁啓超當時的思想傾向和鬥爭鋒芒。 關於「衍哲理」一項，對梁啓超的思想體系有著較大的影響。他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間，相繼寫文介紹霍布斯、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康德、伯倫知理（以寫文先後為序）等人的學說。梁啓超介紹這些著名的西方哲人，目的何在呢？他曾經作詩自負地說：「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這是其積極意義。但是，梁啓超的「研哲理」，更認為學術的勢力可以左右世界。他說：「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26)又說：「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27)這種以學術左右世界、理論創造實事的論點，是其前一階段「權生於智」的說法的發展，顯然是頭足倒置了的唯心主義哲理。但是他又說：「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28)這兩句話倒是說對了，因為梁啓超欲假西方的理論，為他的改良主義政治作依據，這一現實的要求，又引導他得出了有益於實事才是真理的結論來。 梁啓超的思想，在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年代中，某些地方有過微小的上升，這就是由於他在戊戌政變後，也多少嗅到一點事物發展的必然關係。他說：「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為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為開，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29)梁啓超在變法運動失敗後，沒有因失敗而喪失革新中國政治的願望，上述認識對他是有幫助的。他並看出：「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遏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30)就梁啓超的政治願望來看，建立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就是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地。 愛國思想，是推動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政治活動的積極因素。梁啓超到日本後，對國外形勢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的處境更感危懼，所寫《瓜分危言》，指出列強對於弱國，「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于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並說「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31)他進而就鐵路權、內河航行權、財權、練兵權、用人權及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等等，證明列強對中國的無形瓜分，凡「鐵路之所及，即權限之所及，故爭之不遺餘力焉。就中國而言，則鐵路所及之地，即為主權已失之地，故質言之，則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32)。逃亡異國的梁啓超，瞻望這種狀況，不能不感喟地說：「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33) 梁啓超感到要改變中國的現狀，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在主張興民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倡「新民」，於一九〇二年繼《清議報》之後，創辦了《新民叢報》，自稱為「中國一新民」。他在《新民叢報》章程中規定其宗旨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議，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又說：「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34)他又寫《新民議》一文和《新民說》一書，《新民說》長達十餘萬字，用更完整的資產階級觀點，論述了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民氣、政治能力等問題。論公德則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群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為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為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35)論國家思想則說：「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即謂之為我主義亦無不可，蓋非利群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一義。」並宣稱：「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36)論進取冒險則說：「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37)論尚武則說：「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38)所有這些論點，大多皆是拾取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政治學說而來，對當時的中國是有益的。 倡「新民說」時的梁啓超，還以「破壞主義」相標榜。他說：「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閼進步之一大根原也……快刀斬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緊接著這一段話的後面又說：「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39) 梁啓超看到清政府經過義和團運動的大動盪後，依然毫無起色，並在民族主義的刺激下，居然提出了「反滿」的主張，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康有為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40) 前此，梁啓超跟著康有為大倡保種保教，而這時的梁啓超卻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保教。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今後所當努力的，「惟保國而已」。並指出以新學新理比附於孔子言論的不當，這種比附，是「非以此新學新理厘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最後宣稱：「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41)這無疑是向康有為舉起叛旗。 梁啓超倡破壞、談「反滿」、非保教，引起了康有為極大的憂慮。為此，康有為寫了兩封長信：（一）《復美洲華僑論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國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想以此來糾正梁啓超的言論，甚至急得「大病危在旦夕」。(42)後來梁啓超追記此事說：「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43)這是康梁思想呈現的重要分歧。 「流質多變」的梁啓超，和康有為的頑固性雖有所不同，然而梁啓超就是在鼓吹破壞、「反滿」的兩年中，也沒有改變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基本主張。他在《新民叢報》章程中即宣示：「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在《新民說》更揭開了他自己的思想的底，謂：「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實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44)可見他的「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只是「兩者並存而相調和」的表現。所以不久，梁啓超即「自認悖謬」，不復談破壞和革命的話了。他在一九〇三年七月間給蔣觀雲的信說：「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命矣。」(45)並說他「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46)。這就更加證明了他和革命派只是一時的貌合而已。 為什麼梁啓超在吸收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倡破壞、談「反滿」的同時，沒有邁著更大的步伐、跨出改良主義的門檻，而和康有為決裂呢？這固然是由於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的頑固性常使其欲進還止。同時在一九〇四年梁啓超遊歷新大陸回到日本後，黃遵憲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透露了一點究竟。信上說：「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仆相似也。當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仆自愧無公之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