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梁啓超的思想
梁啓超，是一個和中國近代政治活動極有關係的人，也是一個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極有影響的人。誰都知道，近代中國社會，變化極大，充滿了階級鬥爭。梁啓超生活在這樣一個多變的時代里，他又是一個「流質多變」的人，他自己常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也就反映了他那種多變的性格。然而早年即由地主階級青年知識分子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轉化的梁啓超，經歷了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等重大歷史時期，他由維新派而保皇黨而立憲派而民主黨而進步黨而研究系而學者而社會名流，變幻的表象雖多，卻有一個不變的實質在，那就是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正因為梁啓超是一個由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他的身上，也就必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階級色彩。
（一）
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的梁啓超，早年就學於廣州學海堂，便決志棄帖括，但「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1)。一八八九年，他去北京考試，「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2)。這是他洞穿舊學的牆壁向世界窺探新學的開始，其他維新人物，也都是這樣開始向海外尋求知識的。一八九〇年，梁啓超從康有為學，康「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3)。在這短短的幾年中，梁啓超一由捨棄帖括而研訓詁詞章，再由摧陷訓詁詞章而窺西學。一開始就顯出了他的多變，然而這是向資產階級轉化的變，向上的變，是人們歡迎的變。
一八九四年，梁啓超離開萬木草堂，去北京應試，「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翌年，他為「公車上書」而奔走，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不久又擔任維新組織強學會的書記。「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余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著作之志。」(4)這時梁啓超才二十二足歲。一八九六年，梁啓超去上海主編《時務報》，隨後又去湖南主講「時務學堂」。在這幾年中，他奔走於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不僅看了一些譯書，也結識了許多維新人物，也參加和組織了一系列的維新活動，對維新變法的宣傳表現了驚人的才能。他先後寫了《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說群》《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論著。這些論著的主題思想，是反對守舊，主張維新，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對政治和經濟的強烈要求。
十九世紀後期的維新人物，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主張變，認為只有變才能挽救當時的民族危機。拿梁啓超的話來說，叫作「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5)。他認為形勢逼人，非變不可，否則「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也」；「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這種「變之權讓諸人」的變，就是亡國。可見關心民族安危的愛國思想，是推動梁啓超要求變法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擔憂「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6)，害怕人民力量的興起。
向西方學習，是維新變法的重要途徑，梁啓超所作的《西學書目表》及其序例和後序，就是對這個方向性問題進行宣傳的文字。他說：「古人所患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7)指出了古今形勢的不同，當時的中國不能不「合乎夷狄」，因為這個夷狄是比中國封建主義遠為進步的西方資本主義。向西方學習什麼？他指出那些「彝其語、彝其服、彝其舉動、彝其議論」的人，「上之可以為洋行買辦，下之可以為通事之西奴」，不是學習西方的正辦，他所要學習的，是「西學格致之精微」，是「西政富強之本末」。(8)他的態度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9)換言之，就是中西糅合，新舊並陳。然而這種積極要求吸取西學的態度，畢竟在一定程度內是對封建文化的否定。
梁啓超在戊戌變法運動中的重要政治主張，是抑君權，興民權。他認為自秦以至當時，「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10)，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11)。要使中國轉弱為強，就在於興民權。和其興民權的主張相表里的，是他的「以群為體」的主張。他認為「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群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群術之善，直百年以來焉耳」(12)。那麼梁啓超所謂的「群」是什麼？他在《論學會》一文中指出：「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這個「群」，顯然是資產階級群，可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獨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資產階級群，所以梁啓超認為中國「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13)。可見這種紳，已不是地主階級，而是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
作為梁啓超維新變法主張的理論依據的，也和維新派其他人物一樣，是其進化論觀念。他說：「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暗；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14)這種新舊對比，對新的歡呼，對舊的鄙棄是從進化觀念出發的，它反映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的向上要求。進而他把「三世六則」規定為人類進化的程序說：「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15)他的三世進化說，出自康有為，但他比康有為說得明白些。更以為「中國舊論每崇古而賤今，西人則不然，以謂愈上古則愈野蠻，愈挽近則愈文明，此實孔子三世之大義也」(16)。把公羊三世說和西方的進化論巧妙地冶於一爐，這是經今文派向西方學習的傑作。
三世進化說打擊了「今不如古」的陳腐觀念，為「革故鼎新」的變法運動提供了有力的論據。但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進化論思想，是一種庸俗的進化論觀點。梁啓超說：「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踖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17)又說：「三世之例，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義主漸進。」(18)這種「義主漸進」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運用到現實政治鬥爭上來，一面駁斥了「天不變而道亦不變」的守舊觀念，另一面也就必然反對革命。所以梁啓超在寫《變法通議》的時候，就提出：「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眾，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互爭互殺，將為百十國而有未定也。」(19)對革命這種「談虎色變」的恐怖心理，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軟弱的表現。但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變法主張還是作為一種時代思潮出場的，它的戰鬥鋒芒主要是指向頑固派，所以維新變法運動在當時是有生命力的。
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梁啓超以破閉塞、開民智為己任，他在這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辦報刊、開學會和倡導新文體等等，曾給思想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梁啓超卻不適當地把「智」看成了政治改革的決定因素，他說：「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興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20)如此大聲疾呼地欲以「廣民智」來破除愚昧，無疑是具有啟蒙意義的。不過這種迷信「智」的結果，使戊戌變法運動就只能局限於具有維新要求的上層知識分子的狹窄領域，並且從這一觀點出發，也就必然導致先精神而後形質的唯心論觀點。所以他說：「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21)
在西學和中學，新學和舊學的鬥爭中，如何對待孔子，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梁啓超早年的孔子觀，是淵源於康有為的孔子觀，認為孔子是一個「改制立法，作六經以治萬世」的大聖人。並說：「秦以前據亂世也，孔教行於齊魯；秦後迄今昇平世也，孔教行於神州；自此以往，其將為太平世乎？《中庸》述聖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孔教之遍於大地，聖人其知之矣。」(22)這簡直是以孔子學說推廣的程度為人類進化的標準，預祝「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出現，就是「孔教之遍於大地」。梁啓超心目中的孔子，和康有為心目中的「托古改制」的孔子並沒有什麼兩樣。但是梁啓超心目中的孔子帶著更多的資產階級色彩。他認為孔子其人其思想是：「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23)你看這個孔子，哪裡還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崇拜的孔子，實際已是十九世紀末年主張維新變法的孔子。後來梁啓超自己說：「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顧亭林、戴東原矣……」(24)如果可以在這段話後面添上一句，那該是「寖假而孔子變為康有為、梁啓超矣」，而且變為康有為、梁啓超的孔子和封建時代那些經學家、思想家的孔子已大異其趣，即是以資產階級的「進化主義」「平等主義」的孔子，代替了封建階級的「保守主義」「專制主義」的孔子。從形式上看，康有為、梁啓超和程伊川、朱晦庵等人都是一樣地尊崇孔子，但事實上卻是兩個孔子在互斗。
戊戌變法時期的梁啓超，是一個由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對傳播新學作過努力，對頑固保守勢力進行過鬥爭，代表著他的向上時期。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中，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陰影，即已使他對封建勢力不能作更大的衝擊。
（二）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逃亡日本的最初幾年中，雖然跟著康有為從事保皇活動，但他和康有為有所不同，對革命派不是完全採取對立的態度，而是表示願意和孫中山合作。當然梁啓超這種表示，並不是真的贊同革命，而是在混淆革命和改良的界線，藉以擴大他們在海外的政治影響。
梁啓超到日本後，他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獲得了新的發展。他說：「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25)這個「一變」，除了理解為他吸收了更多的資產階級學術、政治思想外，在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上也確實起了些變化，那就是他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張曾經一度有所發展。他在一九〇一年寫的《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指出《清議報》有四大特色：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這四點概括了梁啓超當時的思想傾向和鬥爭鋒芒。
關於「衍哲理」一項，對梁啓超的思想體系有著較大的影響。他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間，相繼寫文介紹霍布斯、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康德、伯倫知理（以寫文先後為序）等人的學說。梁啓超介紹這些著名的西方哲人，目的何在呢？他曾經作詩自負地說：「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這是其積極意義。但是，梁啓超的「研哲理」，更認為學術的勢力可以左右世界。他說：「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26)又說：「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27)這種以學術左右世界、理論創造實事的論點，是其前一階段「權生於智」的說法的發展，顯然是頭足倒置了的唯心主義哲理。但是他又說：「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28)這兩句話倒是說對了，因為梁啓超欲假西方的理論，為他的改良主義政治作依據，這一現實的要求，又引導他得出了有益於實事才是真理的結論來。
梁啓超的思想，在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年代中，某些地方有過微小的上升，這就是由於他在戊戌政變後，也多少嗅到一點事物發展的必然關係。他說：「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為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為開，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29)梁啓超在變法運動失敗後，沒有因失敗而喪失革新中國政治的願望，上述認識對他是有幫助的。他並看出：「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遏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30)就梁啓超的政治願望來看，建立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就是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地。
愛國思想，是推動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政治活動的積極因素。梁啓超到日本後，對國外形勢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的處境更感危懼，所寫《瓜分危言》，指出列強對於弱國，「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于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並說「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31)他進而就鐵路權、內河航行權、財權、練兵權、用人權及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等等，證明列強對中國的無形瓜分，凡「鐵路之所及，即權限之所及，故爭之不遺餘力焉。就中國而言，則鐵路所及之地，即為主權已失之地，故質言之，則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32)。逃亡異國的梁啓超，瞻望這種狀況，不能不感喟地說：「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33)
梁啓超感到要改變中國的現狀，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在主張興民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倡「新民」，於一九〇二年繼《清議報》之後，創辦了《新民叢報》，自稱為「中國一新民」。他在《新民叢報》章程中規定其宗旨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議，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又說：「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34)他又寫《新民議》一文和《新民說》一書，《新民說》長達十餘萬字，用更完整的資產階級觀點，論述了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民氣、政治能力等問題。論公德則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群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為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為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35)論國家思想則說：「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即謂之為我主義亦無不可，蓋非利群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一義。」並宣稱：「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36)論進取冒險則說：「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37)論尚武則說：「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38)所有這些論點，大多皆是拾取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政治學說而來，對當時的中國是有益的。
倡「新民說」時的梁啓超，還以「破壞主義」相標榜。他說：「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閼進步之一大根原也……快刀斬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緊接著這一段話的後面又說：「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39)
梁啓超看到清政府經過義和團運動的大動盪後，依然毫無起色，並在民族主義的刺激下，居然提出了「反滿」的主張，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康有為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40)
前此，梁啓超跟著康有為大倡保種保教，而這時的梁啓超卻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保教。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今後所當努力的，「惟保國而已」。並指出以新學新理比附於孔子言論的不當，這種比附，是「非以此新學新理厘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最後宣稱：「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41)這無疑是向康有為舉起叛旗。
梁啓超倡破壞、談「反滿」、非保教，引起了康有為極大的憂慮。為此，康有為寫了兩封長信：（一）《復美洲華僑論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國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想以此來糾正梁啓超的言論，甚至急得「大病危在旦夕」。(42)後來梁啓超追記此事說：「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43)這是康梁思想呈現的重要分歧。
「流質多變」的梁啓超，和康有為的頑固性雖有所不同，然而梁啓超就是在鼓吹破壞、「反滿」的兩年中，也沒有改變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基本主張。他在《新民叢報》章程中即宣示：「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在《新民說》更揭開了他自己的思想的底，謂：「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實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44)可見他的「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只是「兩者並存而相調和」的表現。所以不久，梁啓超即「自認悖謬」，不復談破壞和革命的話了。他在一九〇三年七月間給蔣觀雲的信說：「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命矣。」(45)並說他「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46)。這就更加證明了他和革命派只是一時的貌合而已。
為什麼梁啓超在吸收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倡破壞、談「反滿」的同時，沒有邁著更大的步伐、跨出改良主義的門檻，而和康有為決裂呢？這固然是由於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的頑固性常使其欲進還止。同時在一九〇四年梁啓超遊歷新大陸回到日本後，黃遵憲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透露了一點究竟。信上說：「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仆相似也。當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仆自愧無公之才之識之文筆耳，如有之，以當時政見宣布於人間，亦必為公今日之悔矣。」(47)這段話里說明了什麼呢？那就是梁啓超、黃遵憲等人原來設想的民主共和國，以為就是他們理想中的「太平世」，然而他們親眼看到的美國卻是矛盾重重，這就使得他們不能不悔然而返了。
（三）
如果說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時期的活動有著進步的意義，在日本作逋臣最初的幾年，其思想言論也還有一定程度的積極因素，那麼自一九〇三年以後的梁啓超，雖然仍沒有改變他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但是他的鬥爭鋒芒，主要不是指向封建守舊勢力，而是指向革命了。如果說梁啓超從地主階級的營壘中分化出來，曾向地主階級作過鬥爭，那麼現在卻是以資產階級立憲派的身份和地主階級舊雨重逢了。
到了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間，國內的革命派逐步成長而活躍起來，國內的立憲派也在開始形成中，因此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對立益形嚴峻，鬥爭也日趨激烈。馮自由記其事說：「甲辰間，康有為命徐勤發刊《商報》於香港，大倡保皇扶滿之義，中國報乃向之痛下攻擊，康徒氣為之懾。」(48)梁啓超這時雖然還沒有正式出馬向革命派進攻，但是他主持的《新民叢報》卻是改良派的堡壘，對國內立憲派也具有指導的作用。同時他還和狄平子在上海創辦《時報》，宣布其宗旨是：「爰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49)這種溫和的改良主張，卻是想阻抑日益興盛的革命風潮。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加緊偽立憲活動，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端方即頻頻以書札和梁啓超相往還。這一年的秋冬間，梁啓超「為若輩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並赦免黨人，請定國是一類奏摺，逾二十餘萬言」(50)。梁啓超滿以為他們的立憲主張，現在假滿洲貴族可以逐步實現了，他居然住在日本而成了清政府喧嚷「立憲」的政治顧問。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政府下詔宣布預備立憲，梁啓超當日喜不可遏地寫信給蔣觀雲說：「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如何。」(51)
在同盟會成立，《民報》創刊後，梁啓超便以全力對付革命，和革命爭群眾。他在一九〇六年春給徐佛蘇的信中說：「本欲今年停報而出遊」（按即想停刊《新民叢報》遊歷歐洲），「惟今方與彼黨爭輿論之動力，故《叢報》不能不辦」。(52)徐佛蘇給梁啓超的信也說：「他黨近來勢頗發達，久恐有異動，排斥立憲之聲，如蛙鳴之噪耳。」(53)這些言論，表示他們和革命為敵的決心。這一年，梁啓超寫給康有為的一封長信，決定了抵製革命的策略。信中說：「我黨今者下之與革命為敵，上之與現政府為敵。」「與現政府為敵」是次要的。信中接著說：「革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欲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也。近頃江西、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機蜂起，皆彼黨所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然我苟非與政府死戰，則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殺彼黨之勢，故戰政府亦今日萬不可緩之著也。今日有兩大敵夾於前後，成立固甚難，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終必能得最後之勝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戰將，廣收人才，不可以制勝。」(54)看了這段話，更可以證明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兩面態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梁啓超的主要鬥爭鋒芒已由對準頑固派轉而對準革命派了。
一九〇六年，梁啓超寫了長達五萬字的《開明專制論》，是全面地反對革命派的綱領性文字，也是最能代表梁啓超這一階段的思想的文字。其中「論今日中國萬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一節最為重要，梁啓超把它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合刊，標為《中國存亡之一大問題》，以渲染他的政治主張。梁啓超提出的「開明專制」，是對強力的崇拜。他說：「有強制則社會存，無之則社會亡，就社會一方面言之，則雖曰『強制者神聖也』可也。」(55)他認為「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56)如俄國的彼得大帝、普魯士的腓力特列第二、法國的拿破崙第一，就是開明專制的最著者。革命黨人眼中的「載湉小丑」，那就是他所希望在中國實現「開明專制」的「巨人」。梁啓超由君主立憲論者退到主張「開明專制」，但並沒有改變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也仍是由他的庸俗進化論觀點出發的。他說：「誠以主觀的良惡無定形，而必麗之於客觀的適不適以為斷也。」(57)這兩句話似乎說得對，而梁啓超卻想以此來論證當時的中國不但沒有實行共和的程度，連實行君主立憲的程度也沒有。這就把他的主觀臆斷強嵌在「客觀的適不適」的框子裡，竟謂「以吾今日之中國而欲行議院政治乎？吾固言之矣，非頑固之老輩，則一知半解之新進也……苟老輩者多數焉，則復八股之議案可以通過也，苟新進多數焉，則盡坑滿洲人之議案可以通過也」。(58)他這種厭舊又不喜新的騎牆態度，生怕「昨日猶專制，而今日已共和，如兩船相接觸，而絕無一楔子介於其間，則其衝突之程度必極猛烈」。因此他主張「由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拾級而升」(59)，就可以避免他最擔憂的「衝突之程度必極猛烈」。這也由於他知道英、日兩國君主立憲的實現，仍是經過嚴重鬥爭的，要避免這種鬥爭，那就最好是先之以「開明專制」。
從上述論點出發，梁啓超集中攻擊了民主自由思想，認為中國「內部本無此物，而欲強附益之，是繼鶴膝而續鳧頸也」；即使中國「內部雖有此物，然未至發達之期，而強欲踖等而發達之，是揠苗而助之長也」。三四年前的梁啓超還說盧梭的《民約論》是醫治中國的良方，此時卻說：「彼盧梭民約之論，無論應用之於何國，而無不失敗者，以國家本無此物也，不過盧梭等數人主觀的理想，以為應有此種類之國家而已……至若洛克、孟德斯鳩、邊沁諸賢之自由說，或用諸甲國而大效，用諸乙國而不效；同一國也，或用諸甲時代而大效，用諸乙時代而不效，則以國家本有此物，而自然之發達，或至其期，或未至其期也……夫或本無此物，而欲強附益之，或未達其期，而欲強踖等焉，皆所謂不適也。」(60)梁啓超以國情和時代來反對中國有實現民主自由的條件，不僅抹煞了中國人民反抗封建專制的現實，也抹煞了革命先行者在人民群眾中的覺醒作用。至於革命黨人提出的「土地國有」綱領，在梁啓超看來，更是幾百年幾千年以後的事了。
基於由「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的主張，必然反對革命，反對民主自由。梁啓超除以不能「踖等」為理由外，更以革命必發生戰亂，而「今後之中國，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戰亂，有之則國必亡矣」(61)。又說：「一二十年內，我國民萬不能遽養成共和資格，未養成而遽行之，必足召亡。」(62)梁啓超左一個「必亡」，右一個「必亡」，其論據是中國一革命，社會秩序一破壞，帝國主義必乘機出兵干涉，「則一戰而新政府可以覆亡，國家隨之，則革命軍為亡國之罪人也」(63)。這些論調，一方面說明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恐帝病，另一方面則是以「亡國罪人」嚇唬革命派。
《民報》和《新民叢報》經過這場激烈論戰後，至一九〇七年，日本政府循清政府的請求，強迫孫中山離日，加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和孫中山的立異，同盟會處於分裂狀態。梁啓超興高采烈地寫信給康有為說：「革命黨之勢力，在東京既已銷聲匿跡，民報社各人互相噬齧，團體全散，至於並報而不能出，全學界人亦無復為彼所蠱惑者，蓋自去年《新民叢報》與彼血戰，前後殆將百萬言，復有《中國新報》（皙子所辦）、《大同報》（旗人所辦）助我張目，故其勢全熄，孫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黨全收肅清克復之功，自今以往，決不復能為患矣。吾黨今後但以全力對待政府，不必復有後顧之憂，武侯所謂欲為北征而先入南也。」(64)同盟會當時雖然受到嚴重的折騰，革命聲勢蒙受打擊，但是革命黨人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國內各地反抗清政府的鬥爭仍在繼續發展中，梁啓超的所謂「全收肅清克復之功」，只說明了他的臆斷和僥倖心理。
梁啓超的「先入南」的戰略方針，既自以為凱旋，現在卻是怎樣「以全力對待政府」的「北征」了。如果說梁啓超的「入南」是血戰，那麼他的「北征」卻是乞討。他早就宣稱「欲為政治革命者（按梁啓超所說的政治革命即指立憲），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65)。梁啓超並曾設問，如果清政府「所頒憲法，虛應故事，或更予吾漢人以不利，則奈之何？或頒矣而不實行，又奈之何」？他的答覆是：「是亦在吾要求而已。要求固未有不提出條件者，夫條件則豈不由我耶，不承諾諸條件，吾要求不撤回，既承諾條件而不實行，則次度之要求，固亦可以繼起耳。」(66)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政聞社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成立的，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跡，匪有異也。」(67)看來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已成為一群政治乞丐。政聞社成立後，出刊《政論》雜誌，廣與國內立憲派通聲氣，以請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相號召。然而只是一種抵製革命、分享政權的手段罷了。
梁啓超在倡導開國會的同時，他寫了許多準備為清朝的立憲政府採納施行的建議，諸如幣制、外債、財政、國會制度、地方自治等方面的問題，無不竭誠地向清政府貢獻出自己的意見。這是梁啓超既不得志於戊戌維新時期，而想以這種乞討的方式實現其改良主義政治於清廷叫嚷的立憲聲中。事實上他已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清政府合流。
（四）
如果說二十世紀初年的梁啓超是與革命為敵，那麼辛亥革命後的梁啓超，卻是助軍閥為虐。這證明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的更加墮落。
當武昌的炮聲一響，各省相繼響應，眼看清朝的統治就要完蛋。梁啓超即於十一月中旬潛赴奉天，暗中活動。他在給徐勤的信中說出了自己的企圖：「所最患者，此一月中，南方各省紛紛響應，糜爛不可收拾，今所以處之之法，則運動各督撫暫倡自立，以殺革黨之勢。聲稱不接濟北軍之餉，如是則革黨引以為友，無所用其煽動，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從吾策，此則最近所分途布置也。」(68)梁啓超這種想利用「督撫暫倡自立」的企圖，一面是在打擊革命，一面是挾清政府以就範。這種一打一拉的兩手，正是袁世凱東山再起時所力行的。
梁啓超的奉天之行，一無所得，悄然返日，但目睹清朝的不絕如縷，深恐革掉了皇帝，中國就會陷於不可收拾。於是搶著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又由前一階級主張的開明專制一變而為虛君共和，認為英國式的虛君共和政體最適宜於中國。誰來擔任這個虛君呢？梁啓超謂「使現皇室能改從漢姓」，我們就應「許其屍此虛位」；否則「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聖公者，舉國世澤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則將公爵加二級，即為皇帝」。(69)梁啓超這種想入非非的建議，是在絕望中仍想保持君主的名義。虛君共和的主張發表後，在國內的梁黨寫信給他說：「虛君共和名稱，長者創之，成為一種議論，袁辭爵折，竟以此名詞入告，已奇矣。近日報中常發現虛君共和字樣，謂將來發表為虛君共和，其字面則同，其內容絕非。蓋宣布共和後，乃留此虛君號以存舊君名義耳，非虛君共和政體也。」(70)大概這時清帝退位，保留帝號，仍居故宮，已有成議。
當清帝退位既成定局，梁啓超的虛君共和又全然落了空，他和他的黨徒遑遑然不可終日，紛紛策議。有的說：「竊謂此時欲舉事，萬不可不先定名義，苟無名義，必不能號召天下，然則將附和民主共和之說耶？徒事雷同，有為革黨所輕而已矣。不然則仍標榜君主立憲之說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說固有最強之理由，今則言立不易矣。」(71)有的說：「南北磋商，今復就緒，遜位之事，發表在即，吾黨不欲登舞台則已，如其欲之，必須早與本初（按指袁世凱）攜手，方能達其目的。」(72)有的又說：「細察國中將來黨派，其一為現政府黨，袁為魁；其一為民黨，孫為魁，此兩派人皆比較的有大黨之希望」，而他們則「刻下以加入黎黨為得」。(73)此時梁黨之何去何從，暫時依黎，是投袁的緩衝。
改良派本來就只要在舊的基礎下進行一些改良，他們的政治傾向總是反對革命的。當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袁世凱取得了清朝的統治地位後，梁啓超眼看已無皇可保，於是迅速地投奔在袁世凱的麾下，並且又由虛君共和一變而為民主共和的擁護者了，他的黨徒們居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建設討論會」，宣稱要為民國盡力。但是，他卻教猱升木地於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寫信給袁世凱說：「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夫開明專制與服從輿論，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74)因此，一九一二年十月間，在袁世凱的敦促下，在國內立憲官僚的歡迎下，出國十五年的梁啓超回來了。他一入國門，便說：「自茲以往，當無日不與大敵（按指那時對袁尚不甘屈服的國民黨）相見於馬上，吾則必須身先士卒也。」(75)幾年前，梁啓超以清朝的逋臣和革命黨人「血戰」，現在的梁啓超卻又成為袁世凱的與黨而和反袁派廝殺了。當然袁世凱也盡力籠絡梁啓超這批立憲黨人，以為己用。梁在回國後不久的家書中說：「項城月饋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為了抵制反袁派，梁這時並著手把民主、共和兩黨合組為一大黨，他說，「黨成後，項城許助我二十萬」，但非「五十萬不辦」，聲言將「再與交涉」。(76)袁、梁的投契，也就是改良派由擁清到擁袁的過程。
一九一三年九月，梁啓超以進步黨的頭子做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繼又改任幣制局總裁。據他自己說，他所以這樣做，是「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77)他這種想法可能是真的，但是他除了充當袁世凱的俘虜外，對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麼改變？對幣制的紊亂究竟有什麼整理？而且一個在改良主義道路上愈陷愈深的人，一切都是以騎牆的改良主義做尺度去衡量客觀事物的變化發展的。正因為這樣，梁啓超對辛亥革命後的黑暗局勢，不是也不可能從革命的失敗和反動派的進攻去理解，卻以此羅織為革命的罪過。他說：「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途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權限，使自專者無所得逞，舍此以外，皆斷潢絕港，行之未有能至者也。」(78)然而梁啓超的途轍，對袁世凱能「消息其權限」嗎？能使其自專「無所得逞」嗎？恰是梁啓超的改良主義道路已走到了「斷潢絕港」。
袁世凱稱帝，梁啓超站在反對帝制的一面，這似乎是梁在辛亥革命後差強人意的一著。但是，他反對帝制是從什麼角度出發的呢？在洪憲帝制的序幕尚未正式揭開前，樑上書袁世凱說：「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啟超良不欲更為諫詛益蹈愆嫌，唯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雲樛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為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墮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79)這裡除了向他的大總統表示忠誠外，最主要是怕「長萑苻之志」。接著他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是反對洪憲帝制運動中一篇重要的文字，開頭就說：「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顯然他的反對帝制，不是為了共和。而是「不願國中頻有革命之舉」(80)。並向袁世凱獻策說：「吾以為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為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而於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81)因為梁啓超看出了如果袁世凱一意孤行地稱帝，必然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造成和辛亥一樣乃至更大的革命風暴，那麼他想依託的舊勢力，將遭受更嚴重的打擊。由此可見梁啓超的積極搶奪倒袁運動的旗幟，與其說是在反對帝制，還不如說是為了抑制革命。確實由於他那改良主義的本質，正如他自己所說「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
辛亥革命失敗後政治上的反動是帝制和復辟運動，思想上的逆流是尊孔讀經的復古思潮。那時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發起的孔教會，到處活動，帝國主義分子也從中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尊孔教為國教，並列入正在起草的憲法中。這就引起了具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極大反對，形成尊孔和反尊孔、復古和反覆古的激烈鬥爭。梁啓超寫了《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和《復古思潮平議》兩文，表示了他的態度。他說：「吾以為欲昌明孔子教旨，其第一義當忠實於孔子，直繹其言，無所減加，萬不可橫己見雜他說以亂其真，然而擇其言之切實而通於今世之用者；理其系統而發揮光大之，斯則吾儕誦孔子之天職焉矣。」這段話主要說明了兩點：一是主張恢復孔子的本來面目，二是擇其於今世有用的言論發揚之。梁啓超又把孔子的言論分作三大類：「其一言天人相與之際，所謂性與天道，采明儒竭方以鑽仰者也，以近世通行語指之，可謂為屬於哲學範圍；其二言治國平天下之大法，非惟博論其原理而已，而推演為無數之節文禮儀制度，以近世通行語指之，可謂為屬於政治學、社會學之範圍；其三言各人立身處世之道，教以所以為人者與所以待人者，以近世通行語指之，可謂為屬於倫理學、道德學、教育學之範圍。」(82)這裡梁啓超不是把孔子看成至高無上的大聖人，而是把孔子看作是一個具有淵博學問的學者，與蔡元培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任內，指出儒家經學實為文、史、哲、文字幾個方面的內容，大致相同。這是一般資產階級學者評價孔子學說的觀點。
當時一批覆古主義者和受封建遺毒最深的人，認為社會風氣的敗壞，是由於新學的傳播，梁啓超卻說：「然則今日曷為以風俗特壞聞？曰特壞者，惟吾曹號稱士大夫者流耳，蓋日日太息於人心風俗敗壞之人，即敗壞人心風俗之主動者也。」又說：「中國近年風氣之壞，坏於佻淺不完之新學說者，不過十之二三，坏於積重難返之舊空氣者，實什而七八。」(83)進而解釋「清廷曷為以騖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而徒以大勢所迫勉趨於新，雖勉趨於新，而於新之性質新之價值，實未有所了解，常以戀舊之精神牽制於其間，故新與舊之功用兩相消，進退失據而一敗塗地也」。梁啓超這些論點，仍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思想文化的觀點，也是折衷主義的觀點，所以他在較多地批評了舊派以後，馬上又回過頭來說：「復古論雖曰可議，然以藥數年來騖新太過之病，安見其不可！」(84)這就是他主張新，而他自己又「常以戀舊之精神牽制於其間」的證明。
（五）
梁啓超曾概述近代中國進化的過程說：「在第二期（按指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時期），康有為、梁啓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時（按指「五四」及以後），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這些人一躺一躺被擠落後，甚至已經全然退伍了。這種新陳代謝現象，可以證明這五十年間思想界的血液流轉得很快……」(85)時代流轉得快，改良派也掉隊得快，事實上他們早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掉了隊，不過到五四時期，他們與時代的距離已愈遠，而康有為更成了僵硬的化石，梁啓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面目也暴露得更為深刻了。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標示中國社會在向著嶄新的道路轉變。梁啓超這時正在大戰後的歐洲遊歷，心靈上也在起著急劇的變化。他在到達歐洲後與仲弟書說：「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衝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圖書雕刻，摩以迴腸盪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鬱之社會狀況，飫以雄偉矯變之天然風景。……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86)然而梁啓超卻是向著和中國社會相反的方向變。
梁啓超在歐遊的一年中，他的思想究竟有過些什麼變化？在其《歐遊心影錄》中首先反映出來的，是大戰後歐洲各國的生計和財政的破產。他寫道：「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搖動起來，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也一個個像我們一般叫起窮來，靠著重利借債過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頭來。」(87)其次一個重要的反映，是震驚了《科學萬能的夢》。他寫道：「當時謳歌科學萬能之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88)
作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梁啓超，是拜西方資產階級為老師的，對那裡的科學物質文明是無限歆羨的。然而戰後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呈現於梁啓超眼帘的，卻是這樣一幅悽慘的圖畫，聽到的又是盈耳的悲觀論調。西方的資產階級先生們竟說：「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要「關起大門老等」，等著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他們。梁啓超本來是一個亦中亦西的過渡時代人物，現在聽到這些話，增加了他對東方文明的虛驕心。因為他所崇拜的「泰西思想界」，現在感到依然是「混沌過渡時代」，西方的資產階級先生們「正在那裡橫衝直撞尋覓曙光，許多先覺之士，正想把中國、印度文明輸入，圖個東西調和」。梁啓超情不自禁地說：「這種大業，只怕要靠我們才得完成哩！」(89)
梁啓超這個中西調和論者，本來是要求在中國圖個中西調和，現在「西洋學者」既然「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那麼「東學」也就有資格「西漸」了。他說：「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為兩橛，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科學一個反動，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所以他想「圖個心物調和」。(90)他的「心物調和」的主張，是中西調和論的深化。同時梁啓超認為要發揚中國的文化，非借西方文化發展的途徑不可，因為「西方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從前的中國人，哪一個不讀孔夫子，哪一個不讀李太白，為甚麼沒有人得著他的好處呢」？所以他主張：「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91)上述中西文化化合的論點，也仍是從中西調和論出發的，這一論點反映了中國的不成熟的資產階級的要求。梁啓超當時雖然大叫科學物質文明破產，可是他對西方的科學物質文明並沒有失去信心。當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大談科學破產的時候，加了一則「自注」：「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92)這個「讀者切勿誤會」至關重要。
「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地抨擊了孔子的學說，那就是「打倒孔家店」。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巨潮面前，梁啓超似乎沒有明顯地表示站在反孔還是尊孔的一邊。一九二〇年，他寫了《孔子》一書，一看這書的安排，就知其以資產階級的治學方法在整理孔子學說，就其內容來看，基本上也是以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評價孔子的。如說：「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墨子便不然，他立在這一個極端，認為真理，覺得那一個極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所以他的書中，非甚麼非甚麼的篇名，有許多出來。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裡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93)又說：「古代學術，老、孔、墨三聖集其大成，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則折衷也；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為，孔子則折衷也。」(94)孔子是古代的學問家，孔子是一個調和主義者，孔子是一個尊重思想自由的人。這個孔子顯然已不是原來的孔子，而是帶有自由色彩的資產階級眼中的孔子了，在一定程度內，這個孔子也就是梁啓超的化身。
梁啓超所作《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的殘存稿，對孔子是極端崇拜的，說：「吾將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誠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所及，限於其信徒，而孔子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舉中國人，雖未嘗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範圍中也。」(95)把孔子捧為教主，甚至比教主還要廣大，這全是康有為的觀點，早年的梁啓超是跟著康有為走的，但是「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儀，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96)。確實，梁啓超此後就沒有尊孔子為教主的文字了。《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在《飲冰室合集》中，雖然刊於一九二〇年寫的《孔子》一書後，不獨和上述主張矛盾，而且文字的風格與梁啓超同時期的著作很不一樣，提法也與《孔子》一書不相同，我以為這是梁啓超早年的稿子，以其系殘存稿，又屬同一類著作，故附於《孔子》一書之後。
但是，梁啓超在五四運動後，對孔子，對儒家思想，對東方文明，確實有所強調了。一九二三年，他在《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的書啟中說：「啟超確信我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為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說，未見其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他這樣誇張儒家的人生哲學，正以為它是可以挽救西方科學物質文明之弊的。進而又說：「確信欲創造新中國，非賦予國民以新元氣不可，而新元氣決非枝枝節節吸收外國物質文明所能養成，必須有內發的心力以為之主。」(97)新中國的創造，既要求之於「內發的心力」，那麼「內發的心力」具有造物主的功能。這是梁啓超的「理論者實事之母」的唯心論觀點的發展，也和柏格森的「自由意志」說是近親。梁啓超對柏格森是極為心折的。他在歐遊期間與仲弟書說，「法國方面之名士」，「已見者殆十之七八」，這些人中他「最得意者有二，其一為新派哲學巨子柏格森，其二為三國協商主動人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二人皆為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一見皆成良友，最足快也」。書中還說：「他日復返法（按：信是由法抵英後寫的），尚擬請柏格森專為我講授哲學。」(98)柏格森是那時影響最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之一，是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敵人。梁啓超和他接觸，無疑會得到他的唯意志論的薰陶的。
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論戰，是一場唯心論對唯心論的爭吵，所不同者，一派以科學為幌子，他們是一批帶有濃厚買辦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另一派視玄學為真理，他們是一批帶有濃厚封建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梁啓超基本上是屬於後者。他認為「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99)（張君勱認為凡人生問題都不能用科學解決）。所謂「極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來的方向很多，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的確確帶有神秘性的，就是『愛』和『美』。『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位『愛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遠保持他們那種『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份」。這種極端的神秘主義，是想把人們的感情帶到永遠無法理解的太虛幻境。梁啓超還引證：「程嬰、杵臼代人撫孤，撫成了還要死；田橫島上五百人，死得半個也不剩。」他認為這等舉動，只是感情的衝動或「情急起來」的表現，「若用理智解剖起來，都是很不合理的」。(100)這樣，歷史上那些「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志士，包括他的維新同志譚嗣同的慷慨就義，也都是不可理解的了。事實上這種人有著「見義勇為」的崇高感情，同時也是有高度理智的。梁啓超卻把理智和感情完全對立起來，是對正義的曲解，是害怕流血革命另一種形式的表現。
在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梁啓超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反對民主革命，當中國進入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梁啓超仍然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上，反對徹底的民主革命，反對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早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年代裡，梁啓超就在咒罵社會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他在《開明專制論》一文中說，「麥喀謂田主及資本家皆盜也」，如「奪其田而有之」，「則國家其無奈先盜矣乎」！大戰後，他遊歷歐洲，看出「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社會矛盾，震驚於「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101)這些話說對了，表明梁啓超有高度的政治警覺。他懷著十分恐怖的心情說：「俄國過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過了兩年，不管將來結局如何，假定萬一推翻，他那精神畢竟不能磨滅，從前多數人嘲笑的空理想，卻已結結實實成為一種制度……」(102)隨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惡毒的攻擊，謂「拿孔孟程朱的話當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固是不該，拿馬克思、易卜生的話當做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難道又是該的嗎」(103)？如果只從字面上看，以孔孟程朱代表封建主義，以易卜生代表資本主義，以馬克思代表社會主義，那麼梁啓超在這裡既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了。事實上不是這樣，他是以孔孟程朱和易卜生作陪襯，採取資產階級的自由態度來反對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深入開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曙光。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都奔走相告，驚呼「過激派來了」，而各種資產階級思想流派，拿著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武器，一齊向馬克思主義運動猖狂進攻。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這種資產階級思想流派之一。梁啓超是這個流派的參加者，他認為歐美倡導社會主義革命，「其旗幟極簡單明了，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這就是不承認中國社會有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對立，既無對立的階級，又那裡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中國的產業終有發展之一日，「將來浡興之資本家，若果能完其『為本國增加生產力』之一大職務，能使多數遊民得有職業，吾輩願承認其在社會上有一部分功德，雖取償較優，亦可容許。唯當設法使彼輩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太過，必生反動，殊非彼輩之福。對於勞力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質言之，則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104)。這全是拾取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政策，企圖以恩賜來麻痹工人階級，從而達到勞資協調、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這是梁啓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不同時期的運用。
梁啓超對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民主革命，尤為仇恨。當北伐戰爭勝利進軍的時候，他惶恐地說：「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是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望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傳，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105)梁啓超贊同「打倒萬惡的軍閥」，因為軍閥實在殘民太甚，但他最終還是要為「多數人自由」（地主、資產階級的自由），不惜和共產黨人、工人、農民一拼。反映在梁啓超身上的，畢竟是一種軟弱的、沒落的階級感情，他害怕為革命的高潮席捲而去，一則籌款「存入花旗銀行」，以作「維持生活之用」；再則準備遷居租界，或避地國外。顯然，這個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梁啓超，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已走投無路。
論者謂梁啓超不但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因為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106)，由此證明梁啓超是一個十足的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長衫先生」。其實梁啓超這個時候不僅希望有「浡興之資本家」來完成「為本國增加生產力之一大職務」；並極力主張「利用外資來發達自己富源」，並說「美國和日本就是最好的前例」。(107)同時期內，他類此發展資本主義、開發富源的話，還有不少。他對資本主義的文化也是始終嚮往的，不僅在他寫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從治學方法到觀點都是資產階級的體系，而且他也要他的兒女們飽受歐美資本主義教育的薰陶。當他的孩子將取道歐洲回國的時候，他急忙寫信去說：「你們由歐歸國行程，我也盤算到了。頭一件我反對由西伯利亞路回來，因為野蠻殘破的俄國，沒有什麼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種種意外危險……我替你們打算，到美國復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必須一往。由是入德國，除幾個古都市外，萊茵河畔著名堡壘最好，能參觀一二，回頭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義大利，多耽擱些日子，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了解，最後便回到法國，在馬賽上船，中間最好能騰點時間和金錢，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著看看土耳其革命後政治。」(108)你看梁啓超對社會主義的蘇俄是那樣不感興趣，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都是這樣嚮往！
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頑固派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梁啓超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立場上，一直攻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革命，所以他晚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革命人民越發背道而馳了。
（六）
梁啓超的思想體系，就其政治主張來說，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他從主張「君民共主」的立憲政治，而開明專制，而虛君共和，到辛亥革命後，他竟自稱為「有功」於民主共和，居然成了民主共和的「擁護者」。然而這些變化是表象，他的開明專制是君主立憲的準備，他的虛君共和是君主立憲的別稱，歸根到底都是反對民主共和的。清朝推翻了，他就以贊同共和的名義想在軍閥的統治下實現改良政策，實際上是做了軍閥的羽翼。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曾在近代史上產生過積極作用，然而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期，而且歷史規定了它只能以失敗而告終。到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就成了反對革命的思潮，革命愈深入發展，這種思潮也就表現得愈加混濁。體現在梁啓超身上的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在向西方學習和傳播西學中，梁啓超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內，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對舊學進行了抨擊，他自稱是「新思想界之陳涉」。但是梁啓超是一個主張中西文化融合的折衷主義者，想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和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雜糅起來，以達到為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目的。同時他在文化上的折衷主義，雖然反對了舊的，但對舊學仍是採取保留的態度，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模式。
梁啓超在戊戌維新時期就認為：「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109)他到日本不久，即在大同學校教中國史，晚年教學和著書，主要也是搞史學，所以作為學問家的梁啓超，也只是在史學方面有些成績，特別是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史學建立了一個體系。
梁啓超的哲學思想，始終是唯心論的。他在維新運動中即非常強調智慧的作用，這一點，在反對愚昧、反對閉塞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積極意義。但是他錯誤地把智慧、學術、理論作為事物發展的決定力量。他自己卻標榜既不贊同唯心，也不贊同唯物，而主張心物調和。事實上否定唯心和唯物的對立鬥爭，也就必然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梁啓超並進而主張：「創造新中國」，須有「內發的心力以為主」，「感情是生活的原動力」，認為「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110)這就是以「自由意志」的主觀論證代替了客觀事物的因果律。
梁啓超在政治思想上的改良主義，在文化思想上的折衷主義，和其哲學思想上的心物調和主義，是互相聯結的，都是植根於唯心主義土壤的。所以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必然導向反動。如果說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有些折衷、調和的色彩，那麼，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再也不是什麼折衷和調和，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人民的對立面了。
註：此文原為《論梁啓超的思想》，發表時分上下兩篇，上篇題為《辛亥革命前梁啓超的思想》，載《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十九日；下篇題為《辛亥革命後梁啓超的思想》，載《文匯報》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這裡仍恢復原題為一篇，語句略有修改。記得當年的一次討論會上，我說梁啓超思想變化的表征雖然，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他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有的同志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戊戌政變後的梁啓超，已無改良主義思想之可言，只是全然的反動。因此，我連日趕寫此論。由於當時的思潮和認識，語多苛求，辯證思維較少，對梁啓超在文化思想上的貢獻也未能給予應有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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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啓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6頁。以下簡稱《文集》或《專集》。
(2) 梁啓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冊，第16頁。
(3) 梁啓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冊，第16頁。
(4) 同上書，第17頁。
(5) 梁啓超：《變法通議》，《文集》第1冊，第8頁。
(6) 梁啓超：《變法通議》，《文集》第1冊，第3頁。
(7) 同上書，第19頁。
(8) 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後序》，《文集》第1冊，第126頁。
(9) 梁啓超：《變法通議》，《文集》第1冊，第19頁。
(10) 同上書，第5頁。
(11) 同上書，第128頁。
(12) 梁啓超：《說群序》，《文集》第2冊，第4頁。
(13) 梁啓超：《論湖南應辦之事》，《文集》第3冊，第43頁。
(14) 梁啓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文集》第2冊，第52頁。
(15) 梁啓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冊，第7頁。
(16) 梁啓超：《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2冊，第36頁。
(17) 梁啓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冊，第7頁。
(18) 梁啓超：《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冊，第7頁。
(19) 梁啓超：《變法通議》，《文集》第1冊，第80頁。
(20) 梁啓超：《論湖南應辦之事》，《文集》第3冊，第41頁。
(21) 梁啓超：《國民十大元氣論》，《文集》第3冊，第61頁。
(22) 梁啓超：《新學偽經考敘》，《文集》第2冊，第62頁。
(23) 梁啓超：《論支那宗教改革》，《文集》第3冊，第55—56頁。
(24)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專集》第34冊，第63頁。
(25) 梁啓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冊，第18頁。
(26) 梁啓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文集》第6冊，第110頁。
(27) 梁啓超：《新民議》，《文集》第7冊，第104頁。
(28) 梁啓超：《新民議》，《文集》第7冊，第104頁。
(29) 梁啓超：《自由書》，《專集》第2冊，第15頁。
(30) 梁啓超：《康南海先生傳》，《文集》第6冊，第63頁。
(31) 梁啓超：《瓜分危言》，《文集》第4冊，第30頁。
(32) 同上書，第32頁。
(33) 梁啓超：《中國積弱溯源論》，《文集》第5冊，第12頁。
(34)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年譜》）第3冊，第252頁。
(35) 《專集》第4冊，第12—13頁。
(36) 同上書，第17頁。
(37) 同上書，第23頁。
(38) 同上書，第108頁。
(39) 梁啓超：《自由書》，《專集》第2冊，第25頁。
(40) 《年譜》第3冊，第266頁。
(41) 梁啓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文集》第9冊，第56—59頁。
(42) 《年譜》第3冊，第303頁。
(43)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專集》第34冊，第63頁。
(44) 梁啓超：《新民說》，《專集》第4冊，第7頁。
(45) 《年譜》第3冊，第312頁。
(46)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專集》第34冊，第63頁。
(47) 《年譜》第3冊，第326頁。
(48)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卷，第126頁。
(49) 《年譜》第3冊，第324頁。
(50) 《年譜》第3冊，第341頁。
(51) 《年譜》第4冊，第351頁。
(52) 同上書，第349、162頁。
(53) 同上書，第354頁。
(54) 同上書，第358—360頁。
(55) 梁啓超：《開明專制論》，《文集》第17冊，第15頁。
(56) 同上書，第22頁。
(57) 同上書，第60頁。
(58) 同上書，第65頁。
(59) 梁啓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文集》第19冊，第11頁。
(60) 梁啓超：《開明專制論》，《文集》第17冊，第36—37頁。
(61) 同上書，第59頁。
(62) 梁啓超：《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文集》第18冊，第63頁。
(63) 梁啓超：《暴動與外國干涉》，《文集》第19冊，第59頁。
(64) 《年譜》第4冊，第403頁。
(65) 梁啓超：《開明專制論》，《文集》第17冊，第75頁。
(66) 梁啓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文集》第19冊，第36頁。
(67) 梁啓超：《政聞社宣言書》，《文集》第20冊，第28頁。
(68) 《年譜》第6冊，第555—556頁。
(69) 梁啓超：《文集》第27冊，第46頁。
(70) 《年譜》第6冊，第594頁。
(71) 《年譜》第6冊，第599頁。
(72) 同上書，第603頁。
(73) 同上書，第604頁。
(74) 同上書，第621頁。
(75) 同上書，第660—661頁。
(76) 《年譜》第6冊，第666—667頁。
(77) 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文集》第39冊，第88頁。
(78) 梁啓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文集》第30冊，第57頁。
(79) 《年譜》第7冊，第729—731頁。
(80) 梁啓超：《袁世凱之解剖》，《文集》第34冊，第8頁。
(81) 梁啓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專集》第33冊，第91頁。
(82) 梁啓超：《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文集》第33冊，第63頁。
(83) 梁啓超：《復古思潮評議》，《文集》第33冊，第70頁。
(84) 同上書，第74頁。
(85) 梁啓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文集》第39冊，第45頁。
(86) 《年譜》第9冊，第898頁。
(87)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專集》第23冊，第3—4頁。
(88) 同上書，第12頁。
(89)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專集》第23冊，第27—28頁。
(90) 同上書，第36頁。
(91) 同上書，第37頁。
(92) 同上書，第12頁，自注。
(93) 梁啓超：《孔子》，《專集》第36冊，第56頁。
(94) 梁啓超：《老孔墨以後學術概觀》，《專集》第40冊，第1頁。
(95) 同上書，第65頁。
(96)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專集》第34冊，第63頁。
(97) 《年譜》第10冊，第1017—1018頁。
(98) 《年譜》第9冊，第899—900頁。
(99) 梁啓超：《人生觀與科學》，《文集》第40冊，第23頁。
(100) 梁啓超：《人生觀與科學》，《文集》第40冊，第26頁。
(101)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專集》第23冊，第7—8頁。
(102) 同上書，第20頁。
(103) 同上書，第27頁。
(104) 梁啓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文集》第36冊，第1—9頁。
(105) 《年譜》第12冊，第1149頁。
(106) 《年譜》第12冊，第1175頁。
(107) 梁啓超：《國產之保護及獎勵》，《文集》第43冊，第96頁。
(108) 《年譜》第12冊，第1215—1216頁。
(109) 梁啓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文集》第2冊，第59—60頁。
(110)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專集》第73冊，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