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關於《校邠廬抗議》一書

——兼論馮桂芬的思想 近年對馮桂芬的思想，北京、上海等地都進行了討論，報刊上也發表過論文多篇。馮桂芬的思想所以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因為他寫過《校邠廬抗議》一書（以下簡稱《抗議》）。 《抗議》寫成於一八六一年，正是中國歷史進入近代社會的第一階段。它是《籌洋芻議》《盛世危言》《危言》《庸書》《治平通議》一類政論著作最早的一種。范文瀾同志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中說：「中法戰爭前後，以上海、香港為中心，有些進步知識分子已在倡導改良主義的變法」，把馮桂芬列為具有這種思想的第一個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的《戊戌變法》序言中說：「我們選錄了《校邠廬抗議》《盛世危言》等十種。應該指出在這一類著作中，除了初期的不成熟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外，還夾雜有封建毒素在內。」其他不少論著與此持相同意見，這裡不一一列舉。然自一九五六年來，特別是最近兩年中，對馮桂芬的評價頗有爭論，有的說馮桂芬是地主階級改革派，有的又說他是洋務派或洋務派的理論家。爭論所及，不僅是馮桂芬思想體系的實質，也牽涉到洋務思想與改良思想、地主階級改革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區分。 本文不打算分析《抗議》的一些具體論點，主要想就《抗議》對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來論述它的作用。 一 上海圖書館藏有《抗議》稿本。這個稿本分上下兩卷，裝訂成四冊。上卷篇次：公黜陟議、汰冗員議、免迴避議、厚養廉議、許自陳議、復鄉職議、省則例議、易胥吏議、變捐例議、繪地圖議、均賦稅議、稽旱潦議、興水利議、改河道議、勸樹桑議、壹權量議、稽戶口議、折南漕議、利淮鹺議、改土貢議、罷關征議。下卷篇次：籌國用議、節經費議、重酒酤議、杜虧空議、收貧民議、崇節儉議、復陳詩議、復宗法議、重儒官議、變科舉議、改會試議、廣取士議、停武試議、減兵額議、嚴盜課議、制洋器議、善馭夷議、采西學議、重專對議。附：以工巧為幣議、用錢不廢銀議（因各種刻本篇次互異，特列舉以備參考）。最後附錄兩篇，馮桂芬在書眉批有「刪，可另入文集」字樣。但以後好些刻本，不但沒有刪此兩篇，還增加了附錄篇數。 稿本為條格紙，每面九行，是別人給他繕錄的，馮桂芬自己在上面刪改增補的字句不少。從這些刪改的字句中，也可以窺知馮桂芬思想的某些側面。例如：「公黜陟議」末段刪去幾行的字句是：「……及見諸夷書，米利堅以總統領治國，傳賢不傳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匭中，視所推最多者立之，其餘小統領皆然。國以富強，其勢駸駸凌俄英法之上，誰謂夷狄無人哉！」馮桂芬並另加浮簽批註：「末行似不足為典」，又把「傳賢不傳子」一語的「賢」字和「子」字塗抹得辨認不出來。就已刪去的這段話來看，可見馮桂芬讀過一些譯書，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囿於封建士大夫身份，他不能也不敢進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且害怕刺痛了封建體制。所謂「不足為典」，正是他對民主思想採取迴避態度的遁詞；但也可說明當時的人們，要前進一步是那麼崎嶇艱難。 《抗議》寫成後，馮桂芬即有抄本寄陳曾國藩，並函請作序。函中說：「檢校劫餘舊稿，將拙議四十首，繕陳兩帙，郵呈是正。籌筆餘暇，披覽及之，如不以為巨謬，敢乞賜以弁言，托青雲而顯，附驥尾而彰，榮幸多矣。」(1)曾國藩的日記在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記道：「馮敬（景）亭名桂芬，寄校邠廬初稿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上數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兩年後，即太平天國被鎮壓、曾國藩到達南京後才給馮桂芬寫覆信，《抗議》有些刻本的卷首刻印了這封信，題作《曾文正公與馮宮允書》，以抵充馮桂芬乞請曾國藩寫的序。這封信的開頭即說：「辛酉歲接奉惠書（按辛酉是咸豐十一年為一八六一年，日記作同治元年為一八六二年，二者孰是？待查）……又蒙示以校邠廬大論四十首，屬為序跋，細誦再四，便如聆葉水心、馬貴與一輩人議論……」由於這一段關係，吳云為《顯志堂稿》作序時，曾說「曾文正公索觀稿本，擊節嘆賞」。許多論文引了「擊節嘆賞」這句話。事實上，並不是曾國藩「索觀」，而是馮桂芬自動呈閱。曾國藩謂《抗議》「多難見之施行」，可從兩方面理解：一可能被認為是儒生的放言高論，不切實際；另一面也可能由於曾國藩正在醞釀的洋務主張和馮桂芬的改良思想的歧異。 馮桂芬是一八七四年死去的，在他生前沒有刊行《抗議》，吳雲謂「同人咸促鋟版，先生卒秘匿不出」(2)。但已有抄本傳播，上述曾國藩給馮桂芬的信中說：「大著珍藏敝齋，傳鈔日廣，京師及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此外還有從馮氏家藏稿本傳寫出去的抄本。 《抗議》刻行的經過，馮桂芬的孫子世澂在「光緒戊戌開雕」本的卷首，寫了一段話，這段話是： 先大父所著《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外，附以工巧為幣議、用錢不廢銀議二篇，即自序所謂凡為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是也。嘗命世澂錄原稿存於家，蓋當時定本如此。甲戌，先大父見背，先大夫校刊遺集，嘗登十五議於集（按即《顯志堂稿》）中。初無家刻專本，顧傳抄既廣，如津門廣仁堂本、吳門潘氏本即先後出。嘗取校兩本，篇次字句互有不同，蓋皆非當時先大父手定本也。豫章局刻校讎體例未善，一書之中，提行空格，雜出不一，又刪改原序，幾失其真，而奪漏舛訛無論矣。今刻悉依家藏定本，篇次先後仍其舊，並取遺書中均賦議等七篇及專刻外集太湖收船議等五篇附入焉。 據此，可知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天津廣仁堂刻行的《抗議》，為最早刻本，距撰寫成書時已二十二年。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豫章刻本，為馮桂芬次子芳植作官江西時刻行，跋云：「乃於今冬開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為增損也。」一個說「皆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一個又說「蓋皆非當時先大父手定本」，顯然芳植和世澂叔侄間已互有爭執。現在看來，豫章刻本確有錯漏，而世澂主持的「光緒戊戌八月開雕」的馮氏家刻本，是據現存上海圖書館的手稿本刻行的。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五六頁在介紹《抗議》的版本時，僅以豫章刻本馮芳植的跋為據，未免失之輕信。至於「吳門潘氏本」，當即光緒壬辰（一八九二）夏日「敏德堂潘校刻」本，這個刻本，潘氏加有眉批，如「制洋器議」一篇中的眉批一則說：「有必須洋器者，有可兼用中國者，分別視之，紀律不如洋人，雖有洋器，適以瀆敵……」似對原議有所補充。 除上述刻本外，就我所見到的：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有「豐城余氏刻」本，「弢園老民（王韜）校印」本，「文瑞樓石印」本，「聚豐坊校刻」本等；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有「北洋石印官書局印」本，「上海石印」本，以及前面說到的馮氏家刻本；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有甘肅官書局刻本。在已見到的這些刻本中，互有出入：（一）卷首有的只刻馮桂芬的「自序」，有的刻了「自序」和「曾文正公復馮宮允書」，戊戌年間有些刻本還加刻了孫家鼐請印發《抗議》的奏摺和光緒帝批准印發的「上諭」；（二）篇次不同，如「采西學議」一篇，有的列為第二十五篇，有的列為第三十八篇或第三十九篇；（三）附錄多寡不一，有的只刻原議四十篇，或保留原附的兩篇，有的連同原附兩篇增至十二篇；（四）字句互有損益，其中豫章刻本竟將「自序」最後一段中的「乃者鄉居，偶一好事，創大小戶均賦之議，輒中僉壬所忌，固宜絕口，不掛時政，重以衰病逡巡無用世之意」等句，盡行刪去。這種刪節，無疑是對原作的損害。 《抗議》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刻行頻繁，而在一八九七年和一八九八年間刻行的次數更多，這反映了它對當時知識界的影響，也反映了它和維新變法運動的關係。 二 《抗議》在十九世紀後期雖然流行很廣，但它究竟產生過什麼作用？當時的人對它有過哪些反應？這無疑是評價《抗議》的客觀依據。現就接觸到的材料，分述如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五年正月初六日（一八八九年二月五日）記道：「得伯述函，……寄馮林一《抗議》十本來。」初七日，「以《抗議》新本進」（按即進呈光緒帝）。十二月初四日，「看《抗議》，昨言此書最切時宜，可擇數篇，另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裝訂一冊，題簽交看，足征留意講求，可喜。」可見光緒帝在甲午戰爭前幾年即已接觸了《抗議》這部書。其後，翁同龢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三月又「以陳熾《庸書》、湯壽潛《危言》進呈御覽」。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梁啓超作《西學書目表》，將《抗議》和《盛世危言》等書列入附錄。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湘學報》說：「馮林一宮詹《校邠廬抗議》，言人所難言，為三十年變法之萌芽。」(3) 同年，王韜校印《抗議》，所作跋文極為稱讚，說：「先生上下數千年，深明世故，洞燭物情，補偏救弊，能痛抉其癥結所在，不泥於先法，不膠於成見，准古酌今，捨短取長，知西學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憚變更，事事皆折衷至當，絕無虛驕之氣行其間，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嗚呼！此今時有用之書也。」 唐才常在其《時文流毒中國論》一文中說：「余往者讀《校邠廬抗議》，見其摹繪明祖愚民狡計，以謂言之過當，既而歷驗吾身受病之源，周見切著，諱之無可諱，飾之無可飾。」(4)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孫家鼐奏稱：「昔臣侍從南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進呈，又以安徽青陽縣知縣湯壽潛《危言》進呈，又以候補道鄭觀應《盛世危言》進呈，其書皆主變法。……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書版在天津廣行堂，擬請飭下直隸總督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然後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光緒帝據此諭令直隸總督榮祿：「迅即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這樣，《抗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遂成為維新士大夫的重要參考讀物。所以葉昌熾的日記於當年陰曆七月二十七日說：「校邠師身後受特達之知。」(5) 同年秋，「上海石印」本有不署名的《跋校邠廬抗議後》一篇，其中說：「夫當時世變之亟，猶愈目前，輦上貴人，尚不知洋務為何物。顧乃奮然噭然，大聲疾呼，以為非變法不能自強。在聽之者，有不詫為狂言譫語掩耳而走者哉！」又說：「而其持論之尤不刊者，如曰上與下不宜狎，狎之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上與下又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乖僻而亂又生。不宜重民權而民權無所不伸，不宜尊君權而君權未嘗少損，舉一切側重民權君權之偏見皆一掃而空。」 在戊戌維新的當時，還出現了一些評論《抗議》的專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就寫了《論校邠廬抗議》。他在這本書的開頭即說：「其書（按指《抗議》）有已行者，有尚宜遽行者，有未可遽行者，有直不必行者。」然後分篇簽具意見。這裡照錄數則，以反映劉光第對《抗議》的看法，也可供研究劉光第思想的參考。 在《制洋器議》一篇後寫道：「謹按此議數款，今已悉行。惟不許仍前有名無實方可。我中國講求洋務數十年矣。至今造一船，制一器，必用洋人；甚至我使臣出駐各國，必須雇坐他國之船；而招商局船，每月輪行江海者，猶必雇洋人管駕，豈非有名無實之顯然者乎？他可想見。此無論不能爭雄海上，即求保衛吾國也難矣。前之洋學既若是，今之洋學當何如，謀國者，必有以處此。」 在《善馭夷議》一篇後寫道：「謹按嫌疑猜忌，乃是四十年情事。今日中國於夷，乃信之畏之，仰之奉之，豈惟不能馭夷，直是為夷所馭。夫分觀一國，有圖我之志；合觀各國，亦無不有圖我之志。今各國交征，固謀我之事已屢見。桂芬之言驗矣……」 在《采西學議》一篇後寫道：「謹按采西學諸說，今已次第行之。然今時勢已迫，並力專行，猶恐緩不及事，而咫聞眇見者，乃更拘牽而阻滯之，其不盡失我自有之利，而全承外人之害也不止矣，尚安能取其長而制其害哉！」 翰林院編修陳鼎寫了《校邠廬抗議別論》，作者出以己意，對《抗議》各篇亦依次指陳其可行與不可行，並在序言中有一段概括的論述，這段話是： 夫遼東挫敗之後，於今三年耳。……然則今日中國所以情見勢拙之故，已可曉然於天下。一二嫉技違彥、村學鄙夫之流，猶復執其制挺以撻之空談，思欲以假借仁義之文，湊合波磔之字，與天地終古也，豈非馮桂芬之罪人哉！雖然，馮桂芬之議，固自有不可行者。……民政之說，方囂然不靖，而泰西用人之柄，又實不操之於下，無事之日言之可也，至於內外相逼，固不能自令有財以供不時之需，則一切損上益下之議宜緩也；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而已，使必較權量，平銀價，瑣屑為之，日且有不給之勢，則一切呴噓之議宜輟也；他若復陳詩、復宗法之迂，改土貢、崇節儉之隘，易吏胥、改河道之偏，免迴避、許自陳之私，皆不免有經生之見，徇人之私者也。此則其可行者特十之四五耳。然而強本如籌國用、勸農桑諸篇，裕國如折南漕、節經費、裁屯田諸篇，論兵如停武試、減兵額、制洋器、創工兵諸篇，禦侮如善馭夷、重專對諸篇，治內如采西學、繪輿圖、均賦稅諸篇，無不為馮桂芬以來三十年中，日日所當行者，誠百世不刊之論，發聾振聵之說也。此外如變科舉一篇，所謂嘉道以降，繆種流傳，其言不無可信。…… 看來，陳鼎是以洋務派的主張為取捨標準來評論《抗議》的。他所否定的東西，有的恰是改良主義的內容；他所肯定的東西，有些正是和洋務派一致的主張。 上述各家對《抗議》的評論，有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有的是傾向維新的官員或帝黨，有的還是洋務思想的因襲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表示了對《抗議》的看法，也反映了《抗議》內容的各個側面。其中所說《抗議》「為三十年變法之萌芽」或認為「此今時（按指十九世紀末期）有用之書」，大體上說出了《抗議》一書的時代關係。本來《危言》和《盛世危言》等書寫成較晚，涉及西學的內容較多，也較明顯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要求；而翁同龢卻以《抗議》「最切時宜」，孫家鼐也說它「為精密」。其實不是什麼「最切時宜」「為精密」的問題，而是《抗議》一書的主張更適合於這些維新官員的胃口，因為它沒有「側重民權、君權之偏見」，也就是說翁、孫等人的身份和水平只能接受戊戌變法三十餘年前的改良主張。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錄》中說：「孫家鼐本東宮舊僚……至是采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之，其書雖主變法，皆咸同以前舊說。」(6) 那麼，戊戌維新時期的頑固派對《抗議》的態度又怎樣呢？劉聲木的《萇楚齋隨筆》有一段記載，說《抗議》「議論多偏駁，尤難見諸施行，不知壽州孫文正公家鼐有偏嗜焉，平日固不離左右，已於光緒年曾為之進呈乙覽。至戊戌，德宗景皇帝勵行新政之時，復為奏進，請頒示天下。至八月，德宗仍請歸政後，孝欽顯皇后清理舊案，深為不悅。聞慈諭諸大臣云：吾不意孫家鼐亦求新若此」(7)。《抗議》的內容，到戊戌維新時，雖不如《戊戌履霜錄》中所說「近三十年中，時局大變，諸通人已棄置勿論」(8)，但它確實也有些陳舊了。不過這種陳舊只是就維新變法思想的發展而言，它並沒有陳舊到完全失去時效，所以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維新派仍然加以運用，卻遭到頑固派的反對。這裡有不該忽視的一點，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如王韜、梁啓超、唐才常等人對《抗議》的讚許，是一種脈絡相通、聲氣相求的關係；而傾向維新的官員翁同龢、孫家鼐等對它的推重，卻是作為自己贊助變法的依據。因此，就《抗議》到康有為的七上皇帝書、梁啓超的《變法通議》來說，是時代和思想的發展；就王韜、梁啓超、康才常等和翁同龢、孫家鼐等對《抗議》的理解來說，卻又反映了階級階層的差別。 三 《抗議》的作者和洋務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抗議》的立論也和洋務派的主張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曾國藩對它的讚賞不是偶然的。其後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說：「《抗議》采西學議：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原，輔以西方諸國富強之學，不更善之善者哉！」顯然，張之洞是把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原，輔以西方諸國富強之術」的論點，和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引為同調的，事實上也是同調。不過類此的話，比《抗議》晚出的一些論著中也同樣可以找到。如王韜在《變法上》一文中闡述了「可變者器，不可變者道」的觀點；薛福成在《籌洋芻議》的變法篇中，則說「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西學篇中，也說「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這些論點，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有什麼區別呢？我以為這裡只能說明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的好些論點和洋務派一脈相通。他們本來就是立足於封建的土壤，只是一隻腳徐徐伸向資本主義的彼岸，在現實的推移中，才逐步把重心轉向彼岸。《抗議》成書較早，其時由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引起的地主階級內部分化的過程才開始，所以它更不敢公然違背「聖人之道」。儘管如此，就《抗議》全書的體系來看，仍是有別于洋務思想的。 論證一部論著的思想傾向，看它為什麼人接受，又產生何種政治影響，是很重要的依據。《抗議》一書，雖然寫成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而引起人們較大的注意，卻是在甲午戰爭後。這時洋務運動已經破產，人們說：「甲午之役……辱國喪師，為諸夷笑，由是談洋務者，漸為世所詬病。」如果說《抗議》全是洋務派的理論，而七十至八十年代正是洋務派大顯身手的時候，何以不廣印這部書？反過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為什麼倒要推薦為他們駁斥的和已經破產了的洋務理論呢？清朝的君臣們為什麼還要借破產了的洋務理論來推動維新變法呢？事實上，《抗議》一書只是在維新變法運動中還有點現實意義，過此以後，雖然還在印行，但只是作為一部不甚重要的思想資料著作罷了。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張之洞的《勸學篇》在戊戌變法期間，不是也得到光緒帝的披覽並諭令廣為刊布嗎？然而不然，《勸學篇》雖然得到了光緒帝的批准，卻沒有得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承認。何啟說它「不獨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後世」(9)。梁啓超說：「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為灰塵，天下人猶將掩鼻。」(10)頑固派徐桐雖然曾怪《勸學篇》「助新」，可是當時作為帝黨的張謇就不以為然，謂「徐相疵南皮《勸學篇》盡康說。南皮本旨，專持新舊之平，論者誚為騎牆，尤為近似。若責為全是康說，真並此書隻字未見者也」(11)。由此看來，《抗議》的不同於《勸學篇》，在於前者表現為地主階級的分化，指向革新；後者表現為反對「民權」，抵制變法。 我們知道，出現於鴉片戰爭前後的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是中國歷史由中世進入近代的政治改革主張。但到六十年代，地主階級改革思想正在經歷著一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改革思想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過渡。《抗議》恰是這種過渡開始的代表性著作。在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內部，曾有唯名論反對實在論的鬥爭，馬克思指出司各脫的唯名論「一般說來它是唯物主義的最初表現」(12)。我曾經借用這句名言，說《抗議》「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通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最初表現」。有人說，這時的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哪裡來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眾所周知，遠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反映這一社會經濟的市民思想也早已存在；何況中國近代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和發展，向西方學習是一個重要課題。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比《抗議》還早兩年出世，誰也不否認它是一個企圖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當然，近代中國有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是在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以後才形成的。 由於開始過渡的時代特點和正在分化的階級關係，《抗議》的內容，雖然接觸了一些新的東西，但其議論，除舊遠多於布新，布新的論點也還不很鮮明。光緒二十四年秋「上海石印」本《抗議》的跋文，曾將《抗議》和何啟的《新政真詮》對比說：「曩者粵東何沃生，於甲午一役之先，即著有《新政議論》一書，逆知中國有將來之禍，然其書於泰西政教言之較詳，而於中朝弊病知之較審，蓋作者已在先生（按指馮桂芬）數十年後，故能詳審精確，言之有物若是。」作者言外之意，深以《抗議》不及《新政議論》的「詳審精確」為惜。梁啓超於戊戌政變後說：「謹按《校邠廬抗議》一書，雖於開新條理未盡周備，而於除舊弊之法，言之甚詳。亦我國政論之稍佳者也。」(13)這些意見，都反映了《抗議》由這種思想向那種思想過渡的時代特點。趙靖同志的《馮桂芬思想的階級屬性》一文(14)，曾就地主階級改革派和洋務派以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區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見，卻忽視了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過渡形態。段玉裁批評龔自珍的《明良論》說：「皆古方也，而中今病。」(15)這裡的「古方」「而中今病」，是地主階級改革派的「古為今用」。《抗議》提出的主張，雖有許多是「古方」，但畢竟有若干為龔自珍沒有接觸到的「西學」新方了，新方縱然不多，如果和其中的「中今病」的「古方」聯繫起來考察，不難發覺它的「古方」有通向新方的跡象，同頑固的復古思想異趣。 魏源的《海國圖志》最後成書先於《抗議》五年，也表現了由地主階級改革思想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傾向，這種傾向主要反映為要求了解世界和「師夷長技」。馮桂芬是熟悉《海國圖志》這部書的，他寫了《跋〈海國圖志〉》(16)，對《海國圖志》有所訂正，在《抗議》中對《海國圖志》也有所論列。就《抗議》提出的「采西學」「制洋器」「善馭夷」這些命題看，恰是《海國圖志》「師夷」主張的發展，而「采西學」這個命題且成為後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許多政論著作的共同命題。我以為從鴉片戰爭後的地主階級改革思想到中法戰爭前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是一個接受西學的過程，原無不可逾越的界限。馮桂芬的思想在寫成《抗議》後，雖已停滯不前，但就學習西方的思潮來看，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薛福成的《籌洋芻議》等書，正是這種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歷史範圍之內。」(17)中國近代的地主階級改革派，是鴉片戰爭前後二三十年中產生的思想流派，過此以後，作為這種思想的直接繼承和迅速發展的，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抗議》是在這個「一定歷史範圍之內」較早出現的著作。 洋務派是堅決與農民戰爭為敵的，也是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它在近代中國曾經是居統治地位的反動政治勢力。至於地主階級改革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它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雖有過進步作用，然而它們對農民戰爭始終是害怕的、對立的，這一點它們和洋務派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是所處的歷史地位和遭遇的歷史條件不同，因而表現的程度有輕重之分。我以前所寫《論馮桂芬的思想》(18)一文，側重論述了《抗議》中帶有積極意義的言論，對馮桂芬這個具有某些改革要求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陰暗面，沒有作應有的分析。最近徐侖同志發表的《論馮桂芬的政治思想》(19)一文，在這方面作了較充分的論述，是必要的。但有若干引文和解釋，似乎還可以商量。如以馮桂芬為曾國藩、李鴻章出謀獻策、參預鎮壓太平天國等事，作為否定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先驅的論斷，即其一例。因為在近代中國，不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都不是一種登上了歷史舞台的獨立的政治勢力，它們總是寄希望於當權者來採納自己的主張，從而見之於行事。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幾乎都有依附洋務派的關係，而且他們總是依附當權的洋務勢力而不是依附當權的頑固勢力，正因為他們和洋務派有相通的東西。即如孫中山這樣的人，也只有當他拋棄原先希望通過李鴻章革新中國政治的活動後，他才開始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同時，就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來說，他們有反對侵略、要求改革政治的一面，但也都有反對農民戰爭和人民革命的一面。如林則徐不是在晚年還受命前赴廣西鎮壓那裡的農民起義嗎？魏源不是於一八五三年高郵州知州任內還在舉辦團練以抵抗太平天國的進軍嗎？薛福成不是在一八六五年即參加曾國藩幕府協助鎮壓捻軍嗎？康有為的上清帝書中不是還在那裡說什麼「揭竿斬木，已可憂危」的話嗎？我以為這些只能說明他們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卻不能說明他們是否為地主階級改革派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揭露馮桂芬依附洋務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罪過，是評價馮桂芬的一個方面，如果以此作為否定馮桂芬為地主階級改革派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論據，卻可能給人一個這樣的印象：似乎地主階級改革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還有一個不依附當權勢力不反對農民戰爭的高境界。雖然只是就個別歷史人物立論，其結果卻會導致對地主階級改革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階級本質的模糊。 歷史上有許多事物，遠比我們所設想的要複雜。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確地領會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僅憑主觀的論理邏輯辦事，往往是不能正確解釋歷史的複雜現象的。恩格斯說：「不把唯物主義的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導線索，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將歷史的事實宰割和剪裁得適合於它，那麼唯物主義的方法就變成和它相反的東西了。」(20)我們研究分析歷史人物，應該牢牢記住恩格斯的這個教導。 （一九六四年二月） * * * (1)　馮桂芬：《顯志堂稿》第5卷。 (2)　馮桂芬：《顯志堂稿》序。 (3)　《掌故學第一》，《湘學報分類匯編》。 (4)　唐才常：《瀏陽二傑遺文》第2卷。 (5)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6)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1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62頁。 (7)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240頁。 (8)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1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62頁。 (9)　何啟：《新政真詮·勸學篇書後》。 (10)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5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62頁。 (11)　《張謇日記》第19冊，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記。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13)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34頁。 (14)　趙靖：《馮桂芬思想的階級屬性》，《學術月刊》1962年第10期。 (15)　《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6頁。 (16)　馮桂芬：《顯志堂稿》第12卷。 (17)　《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頁。 (18)　陳旭麓：《論馮桂芬的思想》，《學術月刊》1962年第3期。 (19)　徐侖：《論馮桂芬的政治思想》，《學術月刊》1963年第8期。 (20)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1），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