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馮桂芬的思想
一般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和對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論述，大都把馮桂芬放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範疇里。但一九五六年王栻先生寫的《馮桂芬是不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改良主義者》一文，認為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只能代表中國近代史上民族資本主義還沒有得到初步發展，因而改良派還沒有從洋務派分化出來以前的思想」(1)。這就是說馮桂芬的思想屬於洋務派。因此近兩三年來，有關論述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文章中，就很少看到馮桂芬的名字了。馮桂芬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雖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就中國近代思想史發展的環節，特別是就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發展的過程來看，他的思想體系到底屬於洋務派還是改良派，仍不可不論。這裡關係到如何理解一種思潮產生的最初形態。
約在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交叉中，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兩本引起人們重視的書，一本是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一本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前者是向太平天國革命政權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張，後者是準備為清朝封建統治者採納的政治改革主張。兩者的政治立場是對立的，而主張學習西方、改革中國舊政的精神，卻有相同之處。侯外廬曾經論證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改良主義思想(2)，頗有道理。但是洪仁玕是要求太平天國革命政權的革新，和馮桂芬要求清政府的改良不可同日而語，同時要求革新的程度也有強弱。
馮桂芬生活的重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年代，即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革命後的二三十年中，是中國由封建社會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第一階段。他生於一八〇九年，三十一歲（一八四〇）考中會試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後，開始了他的社會政治活動，做過廣西鄉試的主考官，後來被擢為五品的中允，其自題《五十初度小影》詩中說：「有官五品勿卑小，有田十頃勿見少。」(3)在一般地主階級中，他要算是一個顯赫的人物了。如果和洋務派那些大官僚比起來，他又是一個不甚得志於時的人，所以他的社會地位，頗和他的前輩龔自珍、魏源相近。
一般以龔自珍、魏源的思想為中國近代思想的起點或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前驅，而龔自珍思想，既是中世紀思想的殿軍，也是近代思想的開頭。馮桂芬的活動年代略後於龔、魏，他的思想可以說是龔、魏思想的繼續，在某些地方也有所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馮桂芬的代表著作《校邠廬抗議》，是「庚申年（一八六〇）避地滬上作」(4)，一八六一年完成，人們譽為「關係民生國命，而旁及於西人格致之學」的書。這時的中國，不但談不上洋務派的分化，而且洋務派還沒有形成。如果說魏源的《海國圖志》有為洋務派受用的地方，那麼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對洋務派更有直接的聯繫，而馮桂芬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還曾經充當過李鴻章的謀士，這一點，他和後來的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際遇並沒有什麼兩樣。因此，我感到論述馮桂芬的思想，不應以後來日益完整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作為衡量的標準，而要注意到他的思想的傾向性；也不是看他比王韜、何啟、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思想少了什麼，而要看他的思想是否和龔、魏接近或者比龔、魏多了什麼。
《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員、許自陳、易吏胥、省則例、興水利、改土貢、籌國用、收貧民、改科舉、采西學、制洋器、善馭夷等主張。這些主張，可以概括為反對和贊成兩個方面，幾乎每篇都包括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而所贊成或建議的東西，又可分為「采西學」和「復古法」兩個方面。
首先我們看一看馮桂芬對當時政治採取的批判態度，即他反對什麼。我們知道揭露封建政治矛盾，是龔自珍思想最大的特色，而《校邠廬抗議》一書仍保有這種特色，書中所涉及的內容，是帶著鬥爭的姿態出場的，也是封建政治的整體中呈現的裂痕。馮桂芬在《五十自訟文》中說：「前者被謗之舉，為民為國，開罪於權門勢族而不悔，庶幾不黨寧孫之遺意。以此為非，將隨波逐流為是乎？」(5)吳雲的《〈顯志堂稿〉序》也說：「先生悲憫在抱，憤時嫉俗之心，時流露於筆墨間，故立言稍激。」由於這種關係，馮桂芬晚年自訂《顯志堂稿》，接受吳雲的意見，只收《校邠廬抗議》中的十餘篇，而不敢收入「立言稍激」的部分了。這反映了《校邠廬抗議》一書的鬥爭意義，也反映了馮桂芬晚年保身畏禍的處世態度。
《校邠廬抗議》從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敗現象，而對吏治的敗壞揭露尤多，舉數例如下：
河務衙，兩河歲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汰冗員議》）
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缺肥，歲贏若干；某缺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不以為怪，驟聞之幾疑官名為市肆之名。（《厚養廉議》，重點系引者所加，下同。）
至令以下各官，……犬馬於富民，魚肉於貧民，視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復鄉職議》）
今天下之亂誰為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為甚，顧氏炎武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易吏胥議》）
蘇州歲貢龍衣一篋，輒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行數里，遇民舟，闌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為差，民船避之如寇賊。（《改土貢議》）
廢除科舉制度，是清末政治上的一項重要鬥爭，也是戊戌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馮桂芬在六十年代初即提出了改科舉的要求，他假龍巖饒孝廉廷襄深切地揭出科舉制度的黑幕說：
明祖以梟雄陰鷙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瑋奇特之士，起而與為難，以為經義詩賦，皆將借鏡於讀書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復為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於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恥；揚之以鹿鳴瓊林優異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不能為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改科舉議》）
馮桂芬不僅縷數吏治、科舉等方面的弊害，且把譴責的矛頭引向高高在上的皇帝，他說：「觀於今日奉君上則民力竭，養兵勇則民力又竭。」（《自敘》）並生動地指出：「廉遠堂高，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從！」（同上）封建專制政治造成這種上下聲氣不通的情況，其後果是：
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鸞鴟可以不分，鹿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為清宴，嗷鳴可以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為不然，而上猶以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絕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絕不知民間情事。蒙生平愚直，間為大吏及州縣縱言民間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復陳詩議》）
這種論述，正是龔自珍「耗者莫禁於下，郁者莫言於上」思想的呼應。
對封建政治所持的批判態度，不等於民主思想，甚至和民主思想有天壤之別，但在封建專制統治下大膽地揭露黑暗的現實主義精神，卻是革新思想的出發點，也是民主思想的必要前提。
第二，向西方學習這一個新課題，馮桂芬的理解比起龔、魏來已有所提高，態度也比較果決了。他說：「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帥之。」（《收貧民議》）這裡把「古先」和「蠻貊」並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蠻貊」和封建主義的「古先」間的矛盾，他似乎已多少意識到要學一分「蠻貊」，須破一分「古先」。
向外國學些什麼？馮桂芬在《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一文中說：「至西人擅長者，歷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賾索隱，由粗跡而入精微。」(6)又說：「據西人輿地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譯之書，惟明末義大利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采西學議》）進而指出「格物至理」的實效說：「西人見（現）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至捷，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輪機，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與焉。」（同上）這些認識，即使和洋務派思想一樣，對當時的中國也是有益的。
在上述認識下，馮桂芬一再談到要學習西方的生產技術，以改進中國的生產事業。他說：
前閱西人書，有火輪機開墾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蕩平之後（按指對太平軍的鎮壓——引者），務求而得之，更佐以龍尾車等器，而後荒田無不墾，熟田無不耕，居今日而論補救，殆非此而不可矣。(7)
他在《籌國用議》中也談到要推行機耕和廣植桑茶，並指出：「開礦一事，或疑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說，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稅，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為藏富之道，礦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諸夷以開礦為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雲！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捆載而去，將若之何！」這裡雖然沒有像林則徐那樣明確地指出「招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的開礦主張來，但他反對封建迷信和苛捐重稅對開礦事業的束縛，主張藏富於民，對中國尚未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同樣起著催生的作用。
魏源謂：「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8)馮桂芬開眼看世界的視野有所擴大，他除對聲光化電、船堅炮利和生產技術的認識外，還矇矓地涉及了一點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曾稱「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一瑞顛國設小書院，無故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收貧民議》）
對於學習西方的目的和態度，馮桂芬表現了一個愛國者應有的立場。他憤慨地說：「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制洋器議》）基於這種愛國心，他提出了「今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而剿賊次之」（《善馭夷議》）的主張。他並較早地覺察到俄國和日本學習西方的實效，引以自勵說：
近事，俄夷有比達王者，微服傭於英局三年，盡得其巧技，國遂勃興。……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國都，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遍歷西洋，報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小國耳，尚知發憤為雄，獨我大國，將納污含垢以終古哉？（《制洋器議》）
反觀中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嚴重失敗，清政府仍然顢頇自大，所以馮桂芬一則說：對外國「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之無庸」；再則說：「夫所謂攘者，必實有以攘之，非虛之氣也」。（同上）這種要求自強的呼聲，是對頑固派的嚴厲針砭。他對日俄兩國學習資本主義的注視，也可以說是日後康有為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的先聲。
對於外國資本主義，在林則徐、魏源認識的基礎上，馮桂芬已有較多的覺察。他說：「今海外諸夷……勢力相高，而言必稱理；譎詐相尚，而口必道信。」（《重專對議》）這多少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爾詐我虞的現象。同時他對魏源的觀察也有所指正，在《制洋器議》中說：
魏氏源論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間親，萬不可行，且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愚則以為不能自強，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
馮桂芬學習西洋的要求，期在「自造、自修、自用」，要把西洋的長技變為自己的長技，以為這樣才能「用西人而不為西人所用」。(9)他還指出自強是反對侵略、防制侵略的重要途徑：「夫窮兵黷武，非聖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克也，不戰亦可屈人也，而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制洋器議》）這些認識，可以說是由感性進入理性階段的表現。
第三，馮桂芬在主張學習西方的同時，更強調恢復「三代聖人之法」。他說：要以「聖人懸鞀建鐸、庶人傳語之法」，改變「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的現象；要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改變「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飢」的現象；要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改變「科目不得人」的現象，諸如此類主張還很多。他在「復陳詩」的意見中說：
為通上下之情起見，今議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為竹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櫝藏其原本，錄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送呈，候皇上採擇施行。
這個迂迴曲折的辦法，立意在於補偏救弊，想從古老的藥方中找出一條改變現狀的途徑，也可以說是黃宗羲所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10)的遺意。
魏源說：「今必本夫古」，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11)馮桂芬以古為依據的變革要求，是和魏源上述論點一脈相通的。他對這個問題在《校邠廬抗議》自敘中作了說明：
然則為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后聖之若合符節矣。
就這一段話來說，馮桂芬的「復古」主張是以「必有驗於今」的內容為準，其中包含著揚棄和繼承的意義，不能視為純粹的復古主義。他在論證貨幣的問題也表示了這種態度，他說：
古不以銀為幣，唐時用銀，不過蠻市，明初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貴，農田出谷而國課徵銀，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為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籌國用議》）
清末關心社會經濟的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在一八三九年寫的《銀荒小補說》，認為要解決那時的銀荒問題，「此非尊重錢幣，使銀從錢，不能力挽頹波」(12)。在貨幣史上這是一種開倒車的主張，馮桂芬批判了這一主張，可見他看到了事物發展的趨勢，比包世臣已高出一籌。
在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中，對待學習西方和傳統文化的相互關係，往往是論證其人其思想的重要環節。馮桂芬是一個科第顯赫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又活動於中國資本主義尚未出世的年代，他站在封建階級的立場來要求「采西學」「制洋器」，主張「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是毫不足怪的，重要的還在他承認了西方「諸國富強之術」，對於「采西學」比先前的人提出了較多的內容。即如他舉出的「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雖然認為「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瞬間耳，此無待於夷者也」。（《制洋器議》）但是他這樣概括地區分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社會，是那時只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後來的改良主義者如王韜等人也大都是這樣來區分中西社會的，不過王韜等已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要求。
馮桂芬的認識，當然不可能越出他所處時代和環境的範圍，然而他憬悟到「窮變變通，此其時矣」（《改科舉議》）。指出「世變代嬗，質趨文，拙趨巧，其勢然也。時憲之歷，鐘錶、槍炮之器，皆西法也。據今日而據六歷以頒朔，修刻漏以稽時，挾弩矢以臨戎，曰：吾不用夷禮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禮，用之乃所以攘之也」。（《制洋器議》）這裡已覺察到事物的進化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諷刺了那些抗拒「西法」的頑固頭腦。但他把「器」和「禮」對立起來，顯然是錯誤的，正是封建傳統不容許他動搖「倫常名教」的反映。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的英文本導言中，曾經指出即使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甚至地質學家如白克蘭和孟泰爾也都曲解自己科學的事實，使之不與摩西創世紀的神話太相衝突」(13)。這種局限，是社會思想的最大惰性，只有在巨大的思想革命中才能得到解放。
馮桂芬嘗稱自己「博覽夷書」，又說：「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自敘》）馮桂芬是那樣害怕有「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然而不可避免的，他接觸的那些「夷書」「夷說」卻在浸蝕著「三代聖人之法」。這是馮桂芬所不敢正視的。
就上述三方面的論述，馮桂芬的思想，雖然和洋務派還不能截然分開，《校邠廬抗議》一書也曾為洋務派頭子曾國藩所「擊節讚賞」，但綜合他的言論及其傾向來看，是沿著龔、魏以來的改革道路前進的，而成為封建頑固派的反對者。《校邠廬抗議》這本書，成為後來改良派的重要思想資料，鄭觀應、湯震、梁啓超等人都稱道這本書，康有為且將這本書送呈光緒帝作為維新變法的借鑑，這不是錯覺，而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大體一致。一八九七年出刊的《湘學報》說：「馮林一宮詹《校邠廬抗議》，言人所難言，為三十年變法之萌芽。」(14)這是合乎事實的反映。同時一種思潮的發生，它的最初表現總是不會那麼完整的，必然和某些相似的東西分不開，因此馮桂芬的思想，雖然不是具有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卻是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範疇，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通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最初表現。
（一九六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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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栻：《馮桂芬是不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改良主義者》，《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3期。
(2) 侯外廬：《論洪秀全與洪仁玕》，《新建設》1952年4月號。
(3) 馮桂芬：《夢奈詩稿》，附刊在《顯志堂稿》內。
(4)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跋》，光緒十年冬豫章刊本，以下同。
(5) 馮桂芬：《顯志堂稿》第12卷。
(6) 馮桂芬：《顯志堂稿》第10卷。
(7) 馮桂芬：《墾荒議》，《顯志堂稿》第10卷。
(8) 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3）。
(9) 馮桂芬：《約堂算學雜記序》，《顯志堂稿》第1卷。
(1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11)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序》。
(12) 包世臣：《安吳四種》第26卷。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99頁。
(14) 《掌故學第一》，《湘學報分類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