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龔自珍思想

（一） 恩格斯說，但丁在歐洲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1)。在中國歷史上，龔自珍也恰是這樣一個「最後」和「最初」轉折時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詩人。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又名鞏祚。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生於浙江仁和（今杭州）一個讀書做官的地主階級家庭，是從科舉考試中滾過來的，中了進士，多年任內閣中書、禮部主事的小官，受清朝統治者的冷遇，死於鴉片戰爭爆發第二年的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在他活著的五十年間，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急劇解體、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他的絕大部分年歲雖然是在近代開始以前度過的，但他的憤激辛辣的詩文，不只是過去的輓歌，重要的意義還在於指向將來。 龔自珍從早年到晚年，隨著視野所及，探索所得，將他的精力和才華，錘鍊為三百多篇散文和近八百首詩詞。這些文章和詩詞，過去印過許多不同的本子。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經過整理、校訂、標點，印行了比較完善的《龔自珍全集》。嗣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把它重印出來。 《全集》按文章體裁和各體詩編年，分為十一輯，涉及的範圍雖較廣泛，也頗龐雜，但有一個基本趨向，那就是有人在鴉片戰爭後評述的：「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開什麼「風氣」？即他圍繞著當時的政治、社會發揮議論，「慷慨論天下事」，尖銳地否定了乾隆、嘉慶以來極為流行的脫離政治的考據學和蒼白無力的桐城派古文，以及滿坑滿谷追求格律、性靈、神韻的各派詩，把人們的視線引向關心現實的政治、社會矛盾方面來。 龔自珍這種「開風氣」的文章，大體可以概括為三類：（一）直接議論政治、社會矛盾的，如第一輯中的《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一系列文章，以及第五輯的表、啟、箋中也有不少這樣的篇章，這些是《全集》中最有戰鬥意義的部分。（二）以論學的形式論政，或者觸及政治，如《壬癸之際胎觀》一類文章，他自己所謂的「天地之學」，從著眼變革引發出了可貴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如《古史鉤沉論》《論史》等文，發揮了史學關係一代政治興衰諸論點；如研究西北地理的文章，論證了中華民族各族人民開拓廣大西北地區的歷史關係。這些論著把學術和政治統一了起來，體現了他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的思想。（三）有關碑傳和記事的文章，留下了若干耐人尋味的史實和掌故，是當時政壇的側影，而《捕蜮第一》《病梅館記》等富於諷刺性的寓言式說敘文，則啟導了後來的諷刺文學和雜文。 （二） 揭露和批判，是龔自珍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他那個時代和社會賦予他的使命。十八世紀中葉，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曾經出現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封建統治，已感到「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已盡上來了」。過了七八十年，這個封建王朝反映在龔自珍筆下，則完全是一個「四海變秋氣」的「衰世」，「內囊」已將兜底翻了出來，他用「將萎之華，枯於槁木」，形象地概括了這個封建「衰世」的表征。 黑暗、腐朽的封建「衰世」，將龔自珍推上了批判之路。他力圖衝破反動統治階級越來越依靠得緊的瀰漫當時的儒家思想，打開一條路。他否定了儒家的獨尊地位，說「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為」。認為儒家是春秋戰國時「九流」中的一個不光彩的流派，那些峨冠博帶的「魁儒」又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為？他深有所感地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這是對歷史的顛倒。他斷然回答，是「先有下，而漸有上」，「帝若皇，其初盡農也」，是首先有了勞動人民而後產生上層統治機構的。不管龔自珍自己是否意識到，無疑，這是從總體上給儒家的反動政治、社會學說戳了一個窟窿。 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日益成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造成無數精神繩索，使人們動彈不得。龔自珍指出：「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例」就是那些陳陳相因的舊傳統、舊禮制。正是這些千絲萬縷的陳年舊「例」，迫人「臥之以獨木，縛之以長繩，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雖甚癢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所以，這個社會已毫無生機，「不聞余言，但聞鼾聲」。 但是，「後世儒益尊，儒者顏益厚」，他們自欺欺人，上上下下還在那裡粉飾太平，把「衰世」裝作「治世」，製造無數假象，「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以致「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這還成一個什麼世道，龔自珍進一步控訴說，當其時，「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這是對「名教」殺人的特寫。「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2)不管龔自珍有沒有這種認識，他對腐朽封建勢力的揭露和鞭撻，是符合這種客觀要求的，也是他那個時代進行政治、思想鬥爭首先必須拿起的武器。 龔自珍毅然同封建統治者唱反調，是他正視現實，勇於批判的結果。《釋言》一詩中反映了這樣一個情況：一個顯赫的「上相」向他施加壓力，禁止他議論時政，他以「守默守雌容努力，無勞上相損宵眠」的句子，拒絕了這種無理干預。有些好心腸的朋友怕他受到迫害，則要他刪毀尖銳的《乙丙之際箸議》，他說「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 對此，龔自珍還有過生動的記述。他說那些「友朋之賢者」陳奐、江藩等經學家，勸他「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他答以「方讀百家」，「未暇也」。過了些時候，「有個內閣先正姚先生」也勸他「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他答道：「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所以，他「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這裡的所謂「寫定」，是指對儒家經籍的詮釋發揮，龔自珍一再拒絕這樣做，那是證明他下定決心不願去做被孔孟之道牽著鼻子走的「書蠹」「魁儒」，而要放開眼界去研究「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他經常以「後史氏」自命，表示與那些拘守經學傳統、厚古薄今的「古史氏」不同。魏源說他以「朝掌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干」，就是對他所稱「後史氏」注重當代歷史的說明。 龔自珍同經學家鬥爭，不守儒家繩墨，是很明顯的。而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說龔自珍「引公羊義譏切時政」，人們一直沿用下來，一談到龔自珍思想，就斷定他的議論政治，主張變革，是導源於「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公羊學，把他看作一個經今文學家，這是很不確切的。龔自珍雖在二十八歲時向劉逢祿學公羊學，魏源也說他「於經通公羊春秋」，但是，仔細查一下龔自珍的論著，「譏切時政」最犀利的《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諸文，都寫於二十八歲之前。在這之後寫的有關政論文章，也是他前一時期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決不能說全是公羊學引發的。而且龔自珍從事的學問是多方面的，子學、經學、史學、地理、文字學、金石、佛學以及詩詞，都有論述，經學並不占重要地位，即使在一些論經的文字中，也是今古文經學並舉。因此，龔自珍沒有成為一個專講「微言大義」的公羊學家，也沒有成為經學家。他在二十八歲以前，也可能接觸了公羊學說，後來又受到更多的影響，促進了他對政論的撰著，但我們絕對不能據此便說他的議論根源於公羊學。梁啓超硬要說他是有了公羊學才使他議論時政的，明明是混淆學術思想的「源」和「流」的關係，將學術思想的歷史之「流」代替了主要來自社會實踐和鬥爭之「源」，這是本末倒置。「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3)龔自珍思想之所以具有戰鬥性，受到重視，就是在他那個時代的鞭策下，他敢於深刻揭露政治和社會的矛盾，主張打破現狀，進行改革，尋找新的出路。 （三）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揭露矛盾是為了解決矛盾。一切進步思想家之所以進步，就在於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循著客觀事物的變化發展，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把歷史推向前進。龔自珍思想強烈地體現了這個要求，他十分贊同柳宗元在《封建論》中闡明的觀點，說「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於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認為封建與郡縣是「天不兩立」的，「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明確地表示了他對歷史上的舊制度的鄙棄，對新制度的歡迎，並以新制度代替舊制度是「天必有所趨」的客觀規律。 根據這種認識，龔自珍立足當世，聯繫歷史，發出了「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轉移」的呼聲，肯定了改革是必由之路。並向清朝統治者提出警告說：「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認定「一祖之法」沒有不產生流弊的，眾人的議論有著很大的威力，在眾人的議論下，還死守「一祖之法」不放，別人勢必取而代之來改革。這樣，不如自己及時主動地改革好。對顢頇、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者仍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 改革在於前進，為了消除對改革的疑懼和阻力，又要回頭看，以歷史上的改革為自己的先導。龔自珍說他的主張，「是仿古法而行之，正以救今日之病，矯之而不過，且無病，奈之何而不更法」？他所說的「仿古法而行之」，就是借歷史的威力為自己的改革開拓道路，目的在於「救今日之病」。所以他熱情地歌頌商鞅的「墾土令」。他在皇帝殿試策問時，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書》闡述自己的設想，說是「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恩格斯曾經指出歐洲文藝復興否定中世紀的黑暗統治，這個「新時代是以返回到希臘人而開始的」。可見「古為今用」是個存在於歷史自身內部的客觀法則。龔自珍不可能正確地認識這個客觀法則，所以「古時丹」在他身上又是歷史惰性的表現。 龔自珍的「更法」主張，不只是著眼於封建統治的上層建築的極端腐朽，並觸到了他那個社會的基本矛盾。他寫了著名的《平均篇》，揭出這種基本矛盾說：「浮（富）、不足（貧）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讓「浮」與「不足」長期分化下去，則「不祥之氣，郁於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他從歷史上的治亂，看出了那時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裡造成的「大不相齊」現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的嚴重程度。他的結論是：「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就是說治理國家者，現在沒有比「平之」更為重要的了。他提得如此尖銳，落得卻很迂緩。他在繼《平均篇》之後寫的《農宗》中，對處理土地問題的具體辦法，是想用家族宗法的社會組織形式，調節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齊」的矛盾，與農民起義提出的「均貧富」口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但不可否認，在農民階級自己也還不可能真正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平均」思想不能說全沒有反映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即使是局部的。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不滿現狀、提倡改革的龔自珍，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同反動封建統治者也有一些不同。他的敢於同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叛逆性，就是對勞動人民的接近。他自許為「高文」的《尊隱》，把「京師」和「山中」對立起來說，是寓有深意的。「京師」象徵著清王朝，「山中」則是指和「朝」相對的「野」，「京師」是政治指揮部，「野」是聽命於「京師」的，但這種主從關係可以相互轉化。他說：「京師之氣泄，則府（作藏字解）於野矣」；「京師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一連幾個對舉，說明「朝」和「野」的消長變化，終至「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吟」，成群結隊地起來，「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這裡決不是龔自珍的憑空構思，而是他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南北各地會黨活動頻繁，白蓮教、天理教大規模起義投射的影子。歷史與現實的教訓，這個影子在他腦子裡不斷晃動、放大。 「山中之民」所指對象，過去有過不同理解，事實上是包括隱於野而有反清思想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來自廣大農民的會黨群眾。龔自珍說過，「生於本朝，仕於本朝，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就是對地主階級知識階層中存在的反清力量的曲折表達。這些人「一嘯」，還有賴於會黨群眾的「百吟」，才能匯成為「大音聲」。這就是他呼喚的「九州生氣恃風雷」，希望借「風雷」的威力，去打破「萬馬齊喑」的死寂局面，以實現富有「生氣」的改革。 要求改革，是推動社會前進，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表征。當人們發動改革運動時，民族矛盾逼了上來，主張改革的人，也往往是堅決主張抵抗、反對妥協投降的人。歷史上的改革運動，不少就是由外迫強敵推動起來的，在近代中國更是如此。龔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紮根於國家民族土壤中的。他生長江南，不忘祖國邊疆，用力研究西北地理，寫下了一系列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西域置行省議》就是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著名政論。在這篇文章中，他發揮歷代的移民實邊政策，把它同他的社會改革主張緊密聯繫起來，說「與其為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為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並強調移遣的人，要「性情強武」，以適應西北環境，充實邊防。我們知道，自《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相繼簽訂，暫時遏止了沙俄的侵華野心，但隨著清王朝的衰落，沙俄對我國東北、西北邊疆日益狡焉思啟。因此，研究西北地理，不只是為了開發邊疆，在當時即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東南沿海出現的新形勢，更使龔自珍覺察到時代風雨和外來侵略勢力對中國開始呈現的壓力。鴉片戰爭前，他已指出鴉片的源源輸入，「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給中國帶來了禍害，寫了《東南罷番舶議》（此文已遺失）。並警惕到「隆眶高鼻」的西方資本主義強盜「環伺澳門，以窺禺（番禺即廣東）服」，必須嚴加戒備。當他的老朋友林則徐前往廣東禁菸，他寫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懇切提供建議，熱烈支持禁菸，打擊來犯之敵。指出那些阻撓禁菸的妥協派，口口聲聲「曰惟寬大而已，曰惟無用兵而已」，無非是要中國放棄禁菸，放棄禦侮。他堅決主張「刑亂邦用重典」，對「黠猾遊說」「貌為老成迂拙」的破壞者，「宜殺一儆百」。當林則徐到達廣州發動了反對侵略的禁菸鬥爭時，他又寫詩懷念：「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完成的意思）勛。」詩中所關心的是「側立南天」、身負民族重任的林則徐，關心的是林則徐能不能打破阻力、完成艱巨的禁菸事業。 龔自珍在他生前，就是這樣全神地注視著中國歷史開始進入近代時正在發生的巨大事變，證明他的改革思想和愛國志願，是帶著反帝反封建的時代使命跨入中國近代歷史的。 （四） 如前所述，龔自珍揭露黑暗、倡導改革的進步思想，是對封建末世反動統治的勇敢衝擊。作為文學家、詩人的龔自珍，他的作品是這一思想的真實表露，是那個該詛咒的時代和社會的控訴書。他自己有個生動的比喻說：「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是說那個千奇百怪、鬼蜮橫行的「外境」，「如風吹水」般一陣陣襲來，「水」不能不承受而作出反應，這種反應就是他的文章，就是他經過概括、加工，勾畫黑暗勢力各種鬼臉的文章。 詩，在他的作品中占很重要地位，在清代或近代詩壇上是有獨特風格的。他的寫作手法，是積極的浪漫主義和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結合，同他的文章一樣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矛盾，有強烈的現實感；而又浮想聯翩，「遂挾奇心恣縹緲」，流露著豐富的浪漫情感。形式也多樣化。其中的《己亥雜詩》一大組七言絕句，是他一八三九年從北京辭了官，往返南北的旅途上寫的，把所見到的想到的和追憶的，馳騁想像，一一發之為詩，是他一生生活、思想、感情的記錄，連綴起來，可以當作他的自傳讀，也可以引申為反映社會矛盾的長篇小說讀。因此，評述龔自珍其人及其思想，不可不讀他的詩，不可不知他的詩。 龔自珍的詩文，「文詞俶詭連犿」，隱晦曲折，驟讀之下，難於索解，須透過文字上的煙幕，尋出「怨去吹簫，狂來舞劍」的思緒，才能認出本意來。這又是他在反動統治的政治壓抑和儒家傳統思想的重重因襲下，不得不採取的迂迴戰術。他說：「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所以，「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不能把他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將「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歡之府，銘其憑曰多憤之木」。「積思」「寡歡」「多憤」，恰是他被壓抑的「難明言」「聲又吞」的感情的自白，也是他這個地主階級改革派不敢也不可能真正同頑固反動勢力決裂的反映。他呼喚「風雷」，「風雷」卻不是他自己。 龔自珍思想的戰鬥性，是時代和社會的感召；它的局限，又是他所處時代和所屬階級的必然。在龔自珍活動的年代裡，中國封建社會的母體內早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外國資本主義也漂洋過海漸漸滲入中國，已經出現了「以外洋之物是尚」的情節。這種資本主義因素遲早是要反映到意識形態領域裡來的，首先總是要通過不當權的有改革要求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頭腦反映出來。從龔自珍思想中是可以嗅到一點這種因素的氣息了。他詛咒超經濟剝削者是「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顛倒上下」的寄生階級，只圖「農民織女之所出，於是乎共之」，對這些人的抨擊，是想引導人們走向經營生產的道路。他在《農宗》設想的土地分配方案中，說「天谷沒，地谷茁，始貴智貴力」，主張「以萬夫耕者授萬夫長，以千夫耕者授千夫長」，就是分田多少，也要以經營能力為標準。在《論私》等文章中，嚮往近似資本主義的私富。但龔自珍畢竟只是一個地主階級改革派，他的鬥爭鋒芒，主要是拆地獄的台，拆反動封建統治的台，新的因素在他身上還是若隱若現的，因為那時並沒有出現一個足以促使他轉化的新的物質力量。他詩中反映的，「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凌氣欲成雲」，對自己追求的境界好像充滿了熱望和信心，然而逼上前去，仍是摸不著，撈不到。「起看歷歷樓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留下的是一片疑雲和猜測。 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使龔自珍不可能邁出更大的步子。他看到了「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卻又承認「有億萬年不變之道」。他對腐朽的清王朝雖也表示絕望，「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莫虛陳」，公開提出「一姓不再產聖」。還對封建士大夫階層進行分化說：「徒樂廁於仆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無所取焉。」但他要求的政治改革，是「隨其時而調劑之」，認為「可以更，不可以驟」，害怕衝擊得太厲害，仍寄希望於清王朝的「自改革」，最終仍然落到同曹雪芹一樣——「無才去補天」。他在棄官南返時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不是淒涼地道出了他的孤臣孽子心情嗎？ 還是一個問題值得一提，就是中國近代的先進思想家有一個向西方學習的任務，就是在鴉片戰爭後逐步明確起來的，龔自珍生前並沒有來得及把它作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來。可是因魏源曾在《定盦文錄序》中說過龔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書」的話，長期被誤認為是他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依據。雖有人曾經指出過，但誤者仍誤。其實，這個「西方」不是指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是指佛國的「西方」，即龔自珍自己在《題梵冊》一詩中說的「西方大聖書」的「西方」。這不只是對一句話的誤解，而是牽涉到對中國近代思想的進程和龔自珍思想的評價問題。龔自珍在三十多歲時，就已接觸佛經，喜歡天台宗，集內第六輯的文章就都是講佛學的，詩中也有不少讀佛參禪的詞句。《己亥雜詩》最末一首道：「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法華經》是天台宗立宗傳法的主要佛經。龔自珍在這大組敘事抒懷詩寫到第三百一十五首，忽然停下了筆，感到無話可說了。他不能向廣闊的現實世界尋找改革政治、社會的物質力量，眼前是一片空虛，又無可奈何地回到《法華經》的彼岸世界去找慰藉。 然而「九州生氣恃風雷」，終究是龔自珍發出的戰鬥聲音，表現了他對舊事物的憎恨，對未來的展望。魯迅說：「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4)龔自珍去世後十年，太平天國的革命「風雷」震撼了中國大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它們崇奉的孔孟之道。他的思想，對後來的資產階級革新運動也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光緒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這些，就是龔自珍思想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表現的積極意義。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稿） * * * (1)　《共產黨宣言》1803年義大利文版序言。 (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3)　馬克思：《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 (4)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