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1)
兩種歷史關係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它的歷史關係有兩個方面：一是近代新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展；一是對封建舊文化進攻的徹底反擊。
先就和近代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關係來說：
隨著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發生的急劇變化，反映政治經濟的觀念形態，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即有人思「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2)。所以「五四」以前出現的「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是這種變化的表征。在這些變化中，戊戌維新的波浪，曾經較大程度地動盪了中國的思想界，進化論學說和民權思想就是當時衝擊封建傳統的精神武器。無論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梁啓超的「新民」思想，譚嗣同的「衝決封建羅網」思想，以及嚴復的介紹「西學」，都是那一時期新舊文化鬥爭的產物，是近代新文化的啟蒙。由於觀念形態的變化，表達觀念形態的文學和文字也要求變化。如黃遵憲的主張語言和文字合一，倡導「我手寫我口」的「詩界革命」，如裘延梁在一八九八年發表《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的文章，主張「廢文言，崇白話」；如王照發願要創造官話字母六十個，有志於改革漢字。這些意見，都是統一民族語言的開始醞釀，也是舊的語言文學已經不能適合新的生活內容的反映。
同時，人們已覺察到「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3)的實際狀況，對於一向被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說，也開始被重視起來了。一八九七年嚴復和夏穗卿撰文主張刊印《說部》，一八九八年梁啓超進而提出要「采外國名儒所撰述，有關切中國時局者」的小說，「次第譯之」，並於一九〇二年發表《論小說與政治之關係》一文。此後小說流行日廣。有人估計晚清小說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占三分之二。這些小說雖然有許多是文學價值不高的作品，也大量傳播了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對要求解放個性，反對封建束縛，卻發生過積極影響。
經過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震動，進入二十世紀初年，留學日本和歐美的青年日增，國內的學校代科舉而起，反映民族覺醒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為了宣傳革命，大量編印刊物，不僅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政治學說流行一時，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也逐步移譯過來。因此歐美的各種思想流派，都雜陳於如飢如渴的中國知識界，而中國的封建傳統文化仍頑強地占據它的陣地，因此中西文化的衝突，也就更為劇烈了。
「西學」或新文化的傳播，是和從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分不開的。這些「西學」或新文化雖也帶著戰鬥的姿態出場，但它和民族資產階級表現在政治戰線上的軟弱性一樣，甚至表現得還要軟弱些，經不起封建文化的反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民族資本處於被稱作「黃金時代」的進一步發展中，工人階級的隊伍壯大了，經濟勢力的增長，也就要求文化上的滿足，所以「五四」前夜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和民族資本的進一步發展這一事實相聯繫的。但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刻，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已進入腐朽反動的階段，早期資產階級的進步文化已成過去，中國卻還要把它拾起來作為戰鬥的武器，這是一個矛盾，也恰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定的歷史任務。
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新文化表現得是那樣的軟弱，世界資本主義的文化已走上了末路，但是西方的「新學」或資產階級新文化，在中國的「五四」時期還表現出繼續戰鬥的勇氣。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然是近代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展，而這一發展在它前進的道路上，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那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留在下面再談。
再就對立面的鬥爭，即對封建舊文化的進攻的徹底反擊來說：
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它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勝利聲中，即放下了戰鬥的武器，在政治戰線上經不起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封建勢力的反擊，在文化戰線上更是無聲無息。我們在武昌起義的革命高潮中，找不到對這一革命具有指導意義的報刊，也找不到幾本有價值的宣傳和引導革命的書，不但沒有復刊曾經作為思想戰鬥的旗幟的《民報》，連革命黨人在上海頗有影響的《民立報》，此時的撰述權也落在不贊同同盟會的章士釗手裡。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雖然也發表過幾道改變教育方面某些措施的命令，很難說有多大實際作用。所以《新青年之新宣言》上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國革命，不過是宗法式的統一國家及奴才制的滿清宮廷敗落瓦解之表征而已。至於一切教會式的儒士階級的思想，經院派的誦咒書符的教育，幾乎絲毫沒有受傷。」
一定的文化必然為一定的政治服務。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建立起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權，南京臨時政府雖然表現了這種要求，卻很快就瓦解了。於是號稱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成了無所依附的遊魂。相反的倒是為袁世凱政權服務的封建文化大肆活動起來，向資產階級新文化發起了全面進攻。譬如在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規定言論出版自由的氣氛下，全國約有報紙五百種，北京最多，占五分之一。到反袁戰役的「二次革命」發生，凡屬贊同革命黨的報紙，幾乎全被查封；到「籌安會」叫囂變更「國體」時，以威脅利誘對付報紙，北京報紙只餘二十家，上海只餘五家，漢口只餘二家；再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北京政府的參議院推袁為帝，為獻媚袁皇帝，是日北京的報紙都印紅字，稱「臣記者」。所以有人說辛亥革命的當初，由於思想言論的活躍，「保皇黨尊孔舊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4)。
事實正是這樣。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曾經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各種教科書須合乎共和國民宗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一律禁止使用，小學讀經也一律廢止。可是在一九一三年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天壇憲法》）時，復古主義者在袁世凱政府的縱容下，終於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就在這個時候，北京的「孔教會」，《孔教會雜誌》相繼出現了。一九一四年北京教育部規定的教育宗旨是「各學校均應拜古聖賢，以為師法」，而且要「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一九一六年洪憲帝制敗滅，「國會」和「約法」恢復了，原先被袁世凱拋棄的天壇憲法草案又重新被集會討論了。吵吵鬧鬧，雖然取消了「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卻又加上了「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的話。這種「教權」之爭，正是充當帝國主義同盟軍的封建文化要求樹立統治地位的表現。
封建文化的頑抗，不僅是中國社會經濟落後的反映，也是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帶來的暗影。當時中國的一批地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震驚於資本主義文化的破產，轉而思以「東方文明」挽救「西方文明」的失敗。拖著辮子，通曉多種西方語言的辜鴻銘，竟異想天開地要勸歐人毀棄憲章，改奉孔子春秋「尊王」的大道理。說來是笑話，卻也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諷刺。
但是，封建文化的頑抗和復古主義者的猖獗，並不是表現它們的壯大，而是表現它們的垂死掙扎；也恰恰由於它們的頑抗和猖獗，才刺激了新文化的興起，使人們認識到：「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5)所以一切象徵時代前進的新文化，它在舊的土壤中生長，又在舊的壓力下發展，沒有壓力，新的東西就不能從戰鬥中鍛煉出來，也就不可能通過戰鬥來建立自己的陣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正是辛亥革命後，追隨反動政治的復古思潮猖獗一時的產物，至少也是在向封建舊文化的回擊中興起來的。
根據上述分析，完全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既是近代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展，又是在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進攻中成長起來的。二者的關係又是不可分割的，因為自鴉片戰爭後的長時期以來，存在著新和舊的鬥爭、西學和中學的鬥爭，這些鬥爭一個回合又一回合地進行著，到「五四」前夕，已是一種新舊交織的局面，新舊思想的壁壘也森嚴起來。一九一八年五月李大釗發表《新的！舊的！》一文說：
又想起我國現已成了民國，仍然有甚麼清室，吾儕小民，一面要負擔議會及公府的經費，一面又要負擔優待清室的經費。民國是新的，清室是舊的。既有民國，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來民國？
又想起制定憲法，一面規定信仰自由，一面規定「以孔道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舊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來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謂信仰自由？
確實新舊並存的社會現象，在辛亥革命後的日子裡，愈來愈使人看不順眼了。儘管新的僅是形式，但舊的對這種形式也不許其存在。因此人們感到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民主共和的思想，民主共和就只能是一塊招牌，何況這塊招牌也未必能保得住。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人都深感思想上的改變比什麼都重要；有人寫文章認為：「袁世凱之廢共和，復帝制，乃惡果非惡因，乃枝葉之罪惡，非根本之罪惡；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吾國思想界不將此根本惡因剷除淨盡，則有因必有果，無數廢共和復帝制之袁世凱，當然接踵應運而生。」(6)這段話，雖然仍是「倒因為果」，是從這一上層建築解釋另一上層建築，沒有從社會基礎來說明問題。但是要從思想方面來改變人們的面貌，除舊布新，這是辛亥革命後一個偉大的時代任務。《新青年》就是在這一認識的前提下，從而擔負起改變精神世界的使命而問世的，也是在激烈的思想戰鬥中逐步把自己豐富起來的。
新舊文化的鬥爭和戰果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開始於對封建舊文化進攻的回擊，也是徹底摧毀封建舊文化的回合，而且在這一個回合中，不僅是原來存在的新舊文化的對抗，更重要的，是新的方面已開始醞釀前所未有的新質，它是新舊民主轉折點的時代朕兆。
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民主與科學，不是到「五四」時期才第一次出現於中國思想界的，早在「五四」以前的先驅者，就已提出了民權政治和科學文明的要求，也曾經為這些要求奮鬥過。然而民主和科學結合起來，作為衡量一切社會現象的尺度，符合於民主和科學的就贊同，不符合於民主和科學的就反對，這種不妥協的態度和鮮明的旗幟，是過去所不曾有過的「五四精神」。《新青年》創刊號第一篇文章所陳的六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實際就包含了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內容。而且又著重指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中國欲進於文明，「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要求民主和科學，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課題，而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處處都是不民主不科學，惡勢力扶植舊思想，舊思想支持舊勢力，互為因果，循環不已。所以「當新思想未能實行之先，必使與我反抗之舊思想，破壞無餘，乃有建樹新思想之餘地」。可見開展新文化運動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去摧毀反民主反科學的舊東西，在摧毀舊東西的戰鬥中來傳播新的，建立新的。「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提出要反對的要打倒的舊東西，牽涉的面雖然很廣，主要的卻可概括為下述三個方面。
第一，對封建宗法社會支柱的孔子思想（儒家倫理思想）的無情抨擊，並從這裡推向對各種舊傳統的破壞。
新舊文化鬥爭中，尊孔和反尊孔是一個主題。因為二千多年來，孔子是人們精神上的神聖，孔子和孔子一派的言論是宗法社會的是非標準。本來大家都是一個標準，還可以維持下去，然而「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產生了民主自由的標準，從所謂國家根本大法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到處都要碰上「孔子」的反對。吳虞寫給陳獨秀的信說：「不佞嘗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7)「不得不攻之者勢也」這句話講得很好，反映了客觀事實，因為民主和科學不去革「孔子」的命，「孔子」就要來扼殺民主和科學的命。這就是「勢也」。《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在答讀者的通信上，也說了一段為什麼要「打倒孔家店」的話：「唯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則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報章上詞而辟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弊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這些話已足夠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反孔」高潮的原因了。
前期的《新青年》，先後發表抨擊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的文章甚多，主要的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議》，從歷史上說明孔子思想只能是各種思想派別之一，而不是什麼千百年的常道。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文，集中攻擊孔子思想的別尊卑、尊等級的精神，指出這種精神與平等自由的觀念是對立的，根本不適合於現代生活的要求。被稱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寫了《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吃人與禮教》等文，有力地批判了宗法社會的家族制度，認為家族制度是專制主義的根據，家族制度梗阻了社會的進步，而維繫宗法社會的禮教，如教忠、教孝、教節之類，都是「奴隸道德」。所有這些文章中的論點，雖然有些是近於拿石頭整駝背的辦法，但是透徹地分析了孔子思想不合於時代社會的要求，沉重地打擊了以孔子為護符的復古主義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成就之一。
在激烈地反對孔子思想的論戰下，復古主義者雖然從各個方面對《新青年》加以非難，但他們已沒有應戰的武器，只能說些你們是要以「覆孔孟，鏟倫常」(8)為快的話；或者作阿Q式的自慰說：「吾國之精神之國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謂孔教者乎！」(9)這裡反映了封建復古思想的極端頑固，也反映了封建復古思想末日的降臨。
第二，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反對古典的倫理的舊文學。
在一九一六年開始醞釀的「文學改良」，到一九一七年很快就掀起了文學革命的高潮，把改變文學形式和改變文學內容統一起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提出的「三大主義」，是最主要的意見。因為文學革命不止是以白話代替文言，不只是要以新詩代替舊詩，不只是要以「奇形怪狀之鉤挑」（標點符號）代替濃圈密點，更重要的是在於以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代替反民主反科學的內容，讓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不要再去讀那些「龍噓氣成雲」的神話。在反對貴族文學的要求下，還提出了建立「國民文學」「平民文學」一類的口號，雖然不管「國民」也好，「平民」也好，都還不是為勞動人民服務或和工農結合的意義，但要把文學的領域擴大，要使文學由少數人所占有變為多數人所共賞，無疑是一種新的啟示。
由於文學革命對舊文學的討伐，白話文流行起來了，新詩逐步出現了，戲劇提出要改良了，漢字的改革提到日程上來了。隨著形式上的改變，現實主義的內容也逐漸增多了。所有這些，都是文學革命的成就。論者謂提倡白話文不一定就是反封建，寫文章不一定就是封建，因為白話文也可以寫封建主義的內容，文言也可以寫革命的內容。這是對的。但是「五四」時期提倡以白話代替文言，以新形式代替舊形式，是反對封建主義在文學上的束縛的，且為後來的文學大眾化提供了條件。我們不要因為胡適硬把白話文和自己的名字拉在一起，而抹殺了白話文的提倡在新文化運動中應有的意義。
我們知道，胡適雖然較早地談到文學改良，但是敢於張起文學革命旗幟的卻是陳獨秀等人，而最後為文學革命奠定基礎，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樹立旗幟的則是魯迅。他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發表的膾炙人口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不僅是有很高評價的文學作品，也是戰鬥性極強的對舊社會的控訴書。吳虞的《吃人與禮教》一文，就是受《狂人日記》的啟發而寫的。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復古主義者要算對文學革命喧囂得最為恐懼了，他們好像把反對文學革命看作是衛護聖道的決戰。這時候，如林紓攻擊新文化運動的致蔡元培書，代表了所有封建文人的意見；王敬軒攻擊《新青年》倡導文學革命的長信，雖是由劉半農託名寫的(10)，卻集中反映了封建文人對文學革命的態度；黃侃糾合一批覆古分子舉辦的《國故》雜誌，就是專門和新文學運動作敵對的一個刊物。這些抱殘守缺的先生們，看到新文學運動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聲勢，則以「能篤於舊學，始能兼采新學」的論調相威嚇，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另一種說法。新文學的倡導者告訴他們：「處於現在時代，非富於新知，也就沒有研究舊學的資格。」
第三，反對消極的保守的人生觀，提倡建立積極的進取的人生觀。
在要求民主和科學的前提下，新文化運動展開的初期，曾致力於打破橫亘在人們思想上的兩種迷信：一是破對宗教鬼神的迷信，一是破對「聖道」「名教」的迷信。後者就是反對封建教條，已在前面談到了。前者在「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雖然不是論戰的主題，卻由於當時的一批地主和神棍，設立「靈學會」，扶乩降壇，假借「神威」來反對民主和科學。《新青年》為此著文揭穿了這些荒唐透頂的無稽之談。同時，在反對封建復古主義者要以「孔教」為「國教」的喧嚷中，也接觸到了一些有關認識宇宙的根本性問題。有人提出要「以科學解決宇宙之謎」，指出人們「頗疑宇宙之謎，非科學所能解釋，是猶囿於科學今日之境界，未達將來科學之進化，必萬億倍於今日耳」。(11)惲代英同志還寫了《物質實在論》一文，發表於《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因此在反對宗教迷信要求科學的原則下，肯定了宇宙是可以認識的，物質是實在的，也就宣傳了唯物論的某些基本論點。
對於認識宇宙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尚是不可能很好地來展開討論的，可是提供了從宗教迷信中解脫出來的有益論點，如陳獨秀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雖然有引導人們脫離宗教迷信的愚昧狀態的意義，但不要人們到現實中去找生活，「而專尚陶冶感情之術」(12)，有點脫離實際，可能把人們帶到「唯美主義」的道路上去。
本來《新青年》的創刊，即要在那個軍閥統治下、網羅重重的黑暗社會裡，解除青年精神上的桎梏，向現實作鬥爭。打破對「聖道」和「宗教」的迷信，無疑給予了人們一種反抗現實的勇氣。因此，在新文化運動開展的當時，反對三綱五常的奴隸道德，要人做獨立自主的人，不要做封建的奴僕，拿那時的話來說，叫作「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勿為他人的附屬品」。所謂「個性解放」就是在反封建束縛這個前提下，而為人們所接受，作為思想戰鬥的武器的。「解放個性」雖然有叛逆封建的一面，卻也恰恰給青年灌輸了「唯我主義」的毒素。
在人生問題上，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最有積極意義的東西，是要青年勇敢地拋棄舊思想樹立新思想的奮發精神。《新青年》開宗明義即強調：「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之種種思想，孰為新鮮活潑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取於腦里，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這種毅然的態度，叫人既不能迷戀舊的，也不能依違於新舊之間，只有一條向現實世界迎接新生的道路。「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
李大釗同志這時先後發表的《青春》《青年與老人》《新的！舊的！》《今》等文，進一步發揮了應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人生，尤其是對現實有極大意義的青年。他一則說：「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惟一之蘄向，青年惟一之責任也矣。」(13)再則說：「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14)這些呼聲，震驚了灰色的苦悶的人生，更鼓舞了青年不與現實妥協的戰鬥精神。這種意境和富有活力的青年結合，就必然成為一種向現實作不懈鬥爭的物質力量。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在反對孔子思想、倡導文學革命、宣傳現實的戰鬥的人生觀等方面，給沉寂的中國思想界，作了極為強烈的震動。它的時代意義，在於為迎接中國的「新紀元」作了思想動員：（一）打破了新舊文化並存和舊文化咄咄逼人的局面，使封建舊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在戰鬥中發展了新文化，擴大了新文化的陣地。在熱烈地要求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下，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條件，而且已經在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從而導致新文化運動向更高的方向發展。（二）新文化運動的初期雖然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役奴，反對強力迫害，發揚青年積極奮鬥的鼓舞下，事實上灌輸了比以往遠為深刻的反帝愛國思想。這就直接為「五四」愛國運動發揮了組織和動員的作用。
因此，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不僅是在思想領域內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政治戰線上也有著重大的關係，即它對革命運動的推進。
但是，新文化運動也有它的局限性。這首先表現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僅局限于思想運動，雖然打擊了為封建軍閥服務的傳統思想和復古主義的活動，也從實際上加深了反帝愛國思想的宣傳，但是避開了反袁、反軍閥統治的正面鬥爭，也沒有從要求「獨立自主的人格」進而公開地提出反帝鬥爭的任務，就使得這一思想運動的開始，沒有和當前的政治鬥爭密切地配合，甚至有些人好像是好心地從愛護《新青年》出發，而要《新青年》少談政治。其次是思想運動的開展，須有先進知識分子的倡導，自有它的規律性。然而革命的思想運動要取得更大的發展，一定要和工農大眾結合，新文化運動後來是向著這條正確的道路前進的。而「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雖喊出了「平民文學」「平民教育」等口號，但仍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內容，沒有及時地真正把它推向工農大眾中去。正是毛澤東指出的：「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15)此外還有一個較突出的問題，就是這一運動，在反對封建舊文化和對待文化遺產的關係上，缺乏正確的了解，把許多問題絕對化了，如反對「文以載道」的舊文學，不問它載的什麼「道」，反正「文以載道」就是封建的，都要反對。這不是把嬰兒和髒水一起潑掉了嗎？這種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對後來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動向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以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激烈的前哨戰，這個前哨戰有它的「繼往開來」的重大歷史作用，特別是它的「開來」。
就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它所贊同的和反對的，它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這個性質，是當時中國的社會基礎和它所存在的新舊矛盾決定的。
本來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在中國是早就有之的事，「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既然仍是資產階級的性質，為什麼它又有「開來」的重大意義而不止是「繼往」呢？這裡我們要追溯一下歷史。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為時不過短短的二十年，但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思想界的新陳代謝，卻體現著「三代人」的不同經歷。作為「第一代」的康有為、嚴復等人，他們吸收和傳播過資產階級新文化，是維新志士，然而在時代的激變中，他們很快就墮落為反對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封建衛道者了。這種墮落，除了他們自己不知道及時地從錯誤的改良主義道路拔出來的因素外，也恰恰反映了中國封建文化的頑強性，不是已經取得的資產階級文化打退了他們身上的封建主義，而是他們身上的封建主義打退了已經取得的資產階級文化。曾經領導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算是「第二代」，在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們雖然還在繼續著沒有勝利希望的政治鬥爭，而在文化戰線上卻是一無表現，孫中山此時雖然也注意到改變思想的重要性，卻在那裡搞迴避實際戰鬥的「心理建設」。到了「五四」時期的第三代，除蔡元培是參加過辛亥革命而與新文化運動有關係外，其他多為辛亥革命以外的力量，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分子雖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卻只能是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了。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一批人，雖然仍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主要的人卻都是激進民主主義者，面貌已為之一新。可見在二十年間後浪推前浪的激流面前，思想潮流的起伏，也是新舊人物的進退。
「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毛澤東同志這個論斷是概括「五四」開始的情況。「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正是這個統一戰線的形成過程。如果將參加這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加以區分，大體上有下述三種情況：
（一）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劉半農、沈尹默等人基本上是屬於這一類型。他們贊同反對儒家倫理，贊同反對封建舊文學，也在不同方面介紹和中國封建思想文化對立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並包」態度，對新文化運動有所掖進和衛護，他寫的《洪水猛獸》《勞工神聖》（是資產階級觀點的勞工神聖）等等，表現了在那時他還是一個願意接受時代思潮的人。至於初期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可以說是買辦階級的本質，而以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在文學革命的旗幟下，參加了一些活動。
（二）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就那個時候發表的文章來看，錢玄同、吳虞大體上也要算是這一類型。對「打倒孔家店」也好，對文學革命也好，他們是衝鋒陷陣的主要力量。這些人後來的發展不一樣，有的由民主主義者進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有的沒有跟著時代猛進，後來回到書齋里去了。
（三）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過渡，即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最初醞釀，在「五四」前夜，似乎還只有李大釗同志。反映李大釗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初認識，是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發表於《言治季刊》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他說：「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16)在那個時候許多人還只知道「法蘭西文明」，把法俄革命混為一談，這篇文章開始區分了法俄革命的性質，這是認識上的里程碑。正因為有了這個認識，李大釗同志才有可能在兩個多月後寫出《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來。這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標誌。
還有一種情況，作為社會思想發展的關係來看，仍是值得注意的，即馬克思主義未到中國來之前，在新文化運動興起的當初，有些人談到了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卻表達了一種嚮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如《新青年》創刊號上說：「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壞無餘。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自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這篇文章並把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混在一起談到。一九一七年七月間，一個讀者向《新青年》提出意見說：「近代文明之真諦，最新之思潮，仆以為當推社會主義。此種學說，為政府及資本家專橫之反應，大足為我人研究之資料。我國於此種社會主義輸入未久，鼓吹乏人。貴報素主輸入世界新理，獨於斯類學說，乃未多覯。足下如以社會主義實可為救世之良藥，則闡揚之責，端在貴報矣。」上述兩例所談的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中國人涉談社會主義的繼續，是魚目混珠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有一種比自由平等的人權學說更高級的政治社會理想，也是以一種歡迎的態度來談的。因此我以為這種心理狀態，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和辨認科學社會主義的先兆。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在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推動下展開的。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一有條件，它是可能向前邁進一大步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同志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過去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的奔向馬克思主義，幾乎都是這樣向前發展的。
在李大釗同志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一步步地向馬克思主義接近而成為初步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就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更為明確的方向，有了更為旺盛的生命力。後來李大釗同志在《星期日》發表的《什麼是新文學》一文說，「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辭，也算不得新文學」，新文學一定要具有「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17)這裡說明把新文學運動引向一個嶄新的途徑的，正是「堅信的主義」，有了這個「堅信的主義」，新文學運動才有真正的統帥。所以緊接著「五四」愛國運動的高潮中，《新青年》已不止是片段地介紹馬克思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專號》的問世；不止是《新青年》談馬克思主義，而是有更多的新起的刊物來談馬克思主義了；也不止是介紹馬克思主義，而是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論客們展開鬥爭了。
根據歷史的發展，我以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在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動下開展起來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不僅使我們開始產生了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提高了激進民主主義者的戰鬥水平，從而指導了新文化運動的向前發展。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初期，是由沒有馬克思主義到有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曆程。
（一九五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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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指1915年9月著名的《新青年》雜誌創刊到1919年「五四」前夕的新文化運動。
(2) 容閎：《西學東漸記》。
(3) 《康有為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頁。
(4) 蔡元培：《建設理論集·總序》（中國新文學大系），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
(5)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6) 陳獨秀：《袁世凱復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7) 吳虞：《致陳獨秀》，《新青年》第2卷第5號。
(8) 林紓：《致蔡元培書》。
(9)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號。
(10) 據《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鄭振鐸編）的《導言》說：「託名王敬軒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錢玄同的手筆。」二說孰是，待考。
(11)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號。
(12) 《蔡元培言行錄·美育》，第5頁。
(13) 李大釗：《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號。
(14) 李大釗：《今》，《新青年》第4卷第4號。
(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1頁。
(16) 《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頁。
(17) 《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