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逆流
——民國初年的反動復辟思想
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戰線，新舊鬥爭是激烈的，即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舊文化的鬥爭，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大體上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兩個重要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仍是反封建文化的鬥爭，但已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開展起來的，它的精神面貌與前兩個時期已大不相同。無論戊戌維新時期的新舊鬥爭，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舊鬥爭，對中國近代社會都發生過較大的影響。「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1)所以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是科舉考試的復活，辛亥革命失敗後是尊孔復古的喧囂，儘管一次又一次的新舊鬥爭，新的失敗，舊的捲土重來，然而每經一次鬥爭，卻把思想文化戰線推向新的發展。民國初年的反動復古思潮，雖是封建舊文化向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大舉反攻，結果並不是封建文化的長久得勢，而是反覆古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登場。因此一切舊思想舊勢力的反攻不過是它自身在死亡前的掙扎，不過是暫時的一股逆流。
任何思想鬥爭，都和政治有或明或暗的關係，否定了這一條，也就否定了思想鬥爭的實際內容。尊孔復古思潮看來好像沒有明顯的政治旗幟，但不管你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它必然和民國初年的兩種復辟思想發生內在聯繫，因為尊孔復古是文化上的復辟，恢復君主制則是政治上的復辟，事實證明沒有復古的文化思想不通向政治復辟之路的，「共和不適於中國」的「國情論」，恰是復古和復辟的溝通。而且反動文化思想既是反動政治死亡後的幽靈，也往往是反動政治復活的先行，辛亥革命前後的尊孔復古思潮恰反映了這個客觀規律。為此一個革命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不僅要追擊明顯的政治敵人，也要向一切「退藏於密」的敵對思想作鬥爭。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既沒有力量徹底擊垮明顯的政治敵人，更沒有警覺到敵對思想對革命政權的危險性，這就必然由尊孔復古思潮導向政治復辟。所以洪憲帝制和宣統復辟正是這一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在尊孔復古和政治復辟演奏雙簧的當時，尊孔與反尊孔的鬥爭，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是舊民主革命時期嚴重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作為領導那一時期革命的資產階級，雖然還有反抗的願望，卻已似潮濕了的鞭炮，發不出震人的聲響。因此一九一五年前後的中國思想界暗淡無光，人們陷入苦悶和絕望的邊緣。卻在這個時候，有名的《新青年》創刊問世，逐步以急進的民主色彩向一切舊思想衝擊，為新文化運動準備條件，使中國近代社會新舊思想鬥爭導向更高形式的發展。
一切舊思想舊文化都不可能在一次鬥爭中埋葬，它的死亡往往是一個反覆鬥爭的過程，而且在它沒有完全死亡前，總是不會放棄一切死灰復燃的機會，中國的封建文化在整個民主革命過程中就表現出這種頑抗性。然而新文化新思想的徹底戰勝舊文化舊思想，恰是在舊文化舊思想的頑抗下，才能顯出它那無限的生命力和戰鬥力，這就是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的必然邏輯。
在這裡，僅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作初步的探討。
辛亥革命「勝利」聲中的思想動態
辛亥革命前夕，政治改良主義思想仍有很大的市場，而且原先的洋務派、頑固派在革命聲勢的壓力下，也改變了腔調，消除界域，轉與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派靠攏，也宣稱要立憲了。儘管如此，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的要求，究竟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到武昌起義時，就是與革命為敵的擁護君主立憲的改良派，也拋棄了向清政府下跪請願的乞討「立憲」，不能不回過頭來向革命投機，或者竟「請開國會不見用，鬱郁思去」(2)。至此建立民主共和國已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形勢，革命黨人固然是眾口一聲，即使是希望帝王萬世的清朝皇室，到此也有點變了樣，名記者黃遠生記述這樣一段事說：「余於革命時，有一事大足記述，即余被推為代表，謁見慶王、那桐者說憲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熱之慶、那，到此最後關頭。」「自謂此後得為老百姓已足。……謂吾曹向日誠假立憲，此後不能不真立憲。」(3)這固然是「生生世世莫生帝王家」的亡國哀音，但他們在宣布退位詔書中也不得不承認「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這一事實。袁世凱在陰謀竊取大總統地位的當時，也要「信誓旦旦」地說：「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所以創立民主共和國，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是一種神聖的時代要求，誰不承認這一條，誰就不能在政治上立足。
清帝退位，「中華民國」的招牌掛起來了，《臨時約法》宣布「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至此建立共和國的目的既達，前此為反對君主專制的指導思想，隨著「民國」的出現而消失。宋教仁稱「今革命之事畢矣」(4)。他們慶幸表面的勝利，以為「大功告成」，輕易地放下了戰鬥的武器，也放棄了革命理論的宣傳和鬥爭，以為此後努力的目標，只是政治建設和實業建設的兩途。
他們所謂的政治建設，不外資產階級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一類方案，這類方案在西方早已成為強弩之末，在當時的中國還被認為是新的，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就是這些。以宋教仁的《代草國民黨大政見》為例，他的重要政見是：（一）主張單一國制；（二）主張責任內閣制；（三）主張省行政官由民選制以進於委任制；（四）主張省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五）主張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推出等等。這些政治主張，一方面是他們追求的共和政治的內容，一方面是想以這一套法制（如責任內閣制）來制約野性難馴的袁世凱。看來好像他們還沒有完全放棄鬥爭，事實上這種鬥爭的形式，不僅只著眼於對袁世凱個人的限制和約束，完全沒有看到袁世凱依靠的惡勢力和支持袁世凱的舊基礎，而且這些政治形式日益成為野心家和他們自己獵取權勢的工具。他們迅速地解除武裝，遣散在武昌起義後建立的軍隊，幻想以溫和的方式來建設和鞏固共和國的政權，無疑這是沙灘上的樓閣，是沒有洞察實際的幻想。
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主張的實業建設，即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課題之一。辛亥革命時，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更滿懷著這樣的信心。在民國政府成立後的不久，就有「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民國實業協會」等組織的出現(5)，發布宣言，徵求會員，大有「競勝爭存」的氣概。就在一九一二年，陸續出刊了《中國實業雜誌》《實業雜誌》《經濟雜誌》《實業叢報》等刊物。孫中山提出在十年內要修築二十萬里鐵路，欣然願以大總統的身份退為實業家，接受了全國鐵路總監的名義。宋教仁在《代草國民黨大政見書》中也說：「中國今日苟若圖強，必先致富，以國內貧乏之狀況，則目前最亟之舉，莫若開發產業。」這是那時的先進分子呼籲了數十年的意見——「圖強」必先「致富」，也是改良派曾經認識到的道理。可是始終沒有建立起「致富」的政治局面，辛亥革命有建立這種局面的可能性，無奈很快就被國內外的反動勢力所扼殺。這就是數十年呼籲「致富」而富終不能致的原因。
如果說當時的革命黨還有部分人尚未完全放棄鬥爭，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卻以清朝的異族統治被推翻，革命的任務已完，所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話，流行一時。在言論界有很大影響的章太炎，就是這樣公開主張的。他在辛亥革命後不久所發表有關政見的文字，都收集在《太炎最近文錄》裡面，所持議論，多與孫、黃立異，不僅反對建都南京（有《駁黃興主張南都電》），而且主張政府用人，「不應偏任新進，惟取清時南方督撫著有材名者，以充閣員之選」，大為舊勢力張目。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發布《暫定報律》三章中的一章說：「流言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6)姑無論「報律」的適當與否，單就這一條來看，在政治上是有鬥爭的積極意義的，因為它可以鉗制舊勢力的復活，章太炎卻在上海各報發表他的《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聲稱「共和政體，今已確定，報界並無主張君主立憲與偏護宗社黨者，本無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例，已為不根，所謂破壞弊害者，其詞亦漫無界限」(7)。孫中山在這種議論的壓力下，只好承認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緩急先後之要序」，因而宣布無效。一九一二年七月章太炎還專電黎元洪說：「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憲；俯察後來之禍，亦在共和。」又為袁世凱的蹂躪國會，破壞約法立論：「國土之保全為重，民權之發達為輕，國之不存，議院焉托。宜請大總統暫以便宜行事，勿容牽拘約法以待危亡。」(8)章太炎的這些論調，對革命勢力起渙散瓦解的作用，也助長了封建頑固勢力對革命的進攻。當時章士釗曾分析這種情況說：「夙主張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見之事實，而不如其所期，則頓失望，失望則忿疾，忿疾則指責過當矣。吾家太炎，即其一也。」(9)章太炎的所以不能和孫、黃合拍，除章士釗所分析的那種「失望」心理外，還與光復會和同盟會的分歧有關。更重要的章太炎這一個參加革命活動的資產階級學者，以研究經學、文字學著稱，成為「國粹主義」者的宗師，是一個由傳統文化陶鑄出來的人物，和一些立憲派、舊官僚不無相通之處。他與張謇組成的統一黨，把老官僚程德全，立憲派湯壽潛、熊希齡等都拉進去，和同盟會對抗，這決非偶然。他在《自訂年譜》中追述此事稱：「余亦暫集人士為統一黨，既入都，謀與民社合，清世所遺君憲黨人，亦欲借民社庇蔭，民社許之。」(10)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在推翻清政府後的思想言論，幾已全與立憲黨人相呼應；也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分崩離析，沒有建立民主共和國統一的意志和行動。
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時刻，原先反對革命反對共和的立憲派，至此回過頭來向革命趨附。不僅黎元洪、湯化龍等人成了「湖北軍政府」的領導人，且在湖南、貴州等省製造流血慘變，篡奪革命果實，取得支配地位。當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的時候，「湘桂都督府紛紛推舉閣員，如詹天佑任交通，梁啓超任學部」(11)，他們所推許的不是對革命有貢獻的人，而是那些與革命無關或與革命為敵的有「資望」者。章太炎品評人物，也「謂總理莫宜於宋教仁，郵傳莫宜於湯壽潛，學部莫宜於蔡元培，其張謇任財政，伍廷芳任外交，則皆眾所公推」(12)。這是主張組織革命派與立憲派的混合內閣，對立憲派完全放棄了應有的警惕和鬥爭。如果說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和立憲派還有一條擁清和反清的界線，那麼現在這條界線隨著清政府的被推翻也就消失了。所以梁啓超在一九一二年歸國時公然說：「平心論之，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雲有功，則兩俱有功；以雲有罪，則兩俱有罪。」(13)這種混淆革命與改良的界線的論調，是立憲派一種邀功的手法，也是革命黨人（如章太炎）自除防線的結果。由於這種關係，在清帝退位、協議優待條件的當時，立憲派和一些地主階級文人公然叫囂：「不妨留餘地以處之以示人道之公。」(14)不僅如此，「而前清舊熟，誤國巨奸，各省反以湔祓許之，未嘗稍有收治也」(15)，這就大大地縱容了立憲派和舊官僚。於是張謇這班人就興風作浪地說：「今共和之聲，騰於全國，而國民程度不足，越軌亂軌之事，時有所聞。」(16)在所謂「民國政府」成立的一年後，立憲派動搖共和國體的謬說更為囂張，如說：「今日憲法定，國基未固，加以民主之局，為中國數千年來所未有，大多數之人民，未能了解其意義，遇有難關，常易生國體上之疑問，故今之政治，將作如何之變遷，實一未易推測之問題也。」(17)我們知道，以康、梁為首的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革命派雖然曾對他們予以嚴厲的抨擊，且經革命派的多次武裝起義以至推翻清政府，立憲派似已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但他們的政治主張並沒有遭到徹底的打擊，一旦遇有復活的機會，就到處活動起來。章士釗曾歸納立憲派在民國初年的主張說：「一謂中國程度不足，不適於共和；一謂中國土地過於寥廓，不適於共和，而於前說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諸先生之說。」(18)這裡恰也證明了康、梁的改良主義思想，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仍有市場。
另有一種人，和革命派有過淵源，也參加過一些政治鬥爭，他們和立憲派又有所不同，如在前面說到的名記者黃遠生，就屬於這一類人。他分析辛亥革命後的局勢說：「自客觀言之，以外勢之急，滿政之昏，安得而不致革命；以民國之無根底，主動者之客觀與感情，則革命之後，安得有善果！」(19)這種話雖然反映了那時的事實，所謂「主動者之客觀與感情」，是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缺乏政治遠見而言。但他是以客觀者的態度來評述革命的成敗，把自己置身於革命之外，因此這種言論看來是客觀的，卻不是在打擊反動勢力，而是在坐觀成敗。
中國社會的封建傳統既久且深，鴉片戰爭後雖有過無數的反封建鬥爭，辛亥革命對封建勢力的打擊也比較大，可是這些震動只局部地動搖和削弱了封建勢力，卻沒有進一步去摧毀它。辛亥革命後，清朝遺留下來成千成萬的遺老遺少和封建文人，一旦失其故壘，怨望叢生，他們是那時思想界的最反動最頑固的代表，反對一切新事物。詩人陳衍曾論述這班人說：「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頻添許多詩料，黍離麥秀，荊棘銅駝，義熙甲子之類，搖筆即來，滿紙皆是。」(20)又如汪精衛之兄汪兆鏞，清亡後，主講廣東學海堂，凡書清諱皆抬頭缺筆，如批卷寫到溥儀的儀字，必缺一撇。(21)他們抱著這種孤臣孽子的心情，以維護和恢復清朝皇室自任，他們自己沒有力量，常依託軍閥進行活動。一九一二年六月三日北方軍人和他們互相呼應發布公啟，「稱《中央新聞》《日華日報》《新民公報》毀人名譽，詆毀前清皇室，捏造宗社黨新聞，當以相當對待」(22)。這批封建官僚軍閥，他們鼓吹復古，主張尊孔，進行政治上的復辟。後來袁世凱在一九一四年相繼召開的政治會議和參政院，大大地收羅了這批人。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有「洪憲開基第一春，白頭名士盡稱臣」，即是指的這批人。
綜觀辛亥革命「勝利」後的思想動態，依然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派、立憲派、守舊派三種思想的激盪，革命派仍被看作激進派，立憲派仍被看作溫和派，但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原先的共和與立憲、或革命與改良壁壘森嚴的鬥爭，已轉化為各種沒有嚴格界線的政治集團，而立憲黨人之所以仍被稱作溫和派，因為他們仍調停於新舊之間，一方面附和革新，一方面又調護守舊，助長了那不新不舊的風氣，他們以新自居，實際是舊的本質，為頑固守舊勢力所援引，他們也援引頑固守舊勢力。其次是在武昌起義、資產階級革命高潮的短暫時期內，好像革命已戰勝了反革命，新的已戰勝了舊的，但由於革命勢力上陣打上幾個回合即已退卻，舊派的反動復古思潮，遂瀰漫于思想界，不僅對革命派反擊，也對一切新的文化進行反擊。
尊孔與反尊孔鬥爭
民國初年的反動復古思潮，是圍繞著「尊孔」問題提起的，它是政治復辟陰謀的前哨戰。毛澤東指出近代中國在半殖民地的買辦文化外，「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23)。他們死抱著以孔子為依歸的儒家學說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復到原先的統治地位，為封建政治、封建經濟服務。當然這種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買辦文化相互依存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思想戰線，對集中體現封建傳統文化的偶象——孔子，有過一些非議，但卻沒有給予有力的抨擊。如章太炎引用日本人遠藤隆吉的話：「孔子之出於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24)，要算是最尖銳的了。他們雖然反對「孔教」，卻採取了保留態度，陳天華認為「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寧仍尊孔教」(25)。就這兩個例子來看，那時孔子的地位確已非昔日被尊為「素王」的孔子，「儒術一尊」的思想早已大為動搖，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言論代之而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一方面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排斥了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但他們反對封建文化的不果敢、不徹底，比在反對封建政治上表現得還要軟弱些。因為他們是受過封建文化陶冶而又接受了資產階級文化的一批人。
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以孔子為中心的儒家思想雖然不是宗教，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卻具有宗教的權威，也有人慾奉「孔教」為宗教以倫比西方的耶穌教。因此「信教自由」的規定，在當時的中國，有否定孔子一尊地位的意義。同時書院變學校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被排斥了。蔡元培（教育部長）認為「經學」實為文、史、哲、文字幾個方面的內容，因將大學堂原設的「經科」併入文科，取消了在大學堂宣傳儒家思想的陣地。這些變端在封建文化的代表者看起來簡直是「斯文掃地」，康有為從海外寫信給北京教育部說：「聞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為茂草，文廟付之榛荊，……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茲大變也。」(26)這正如太平天國革命觸動了封建勢力，曾國藩就大嚷：「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想一為之所也！」(27)代表封建傳統的孔子思想的破壞，實際就是封建政治體制的破壞，所以維護封建主義的康有為也和曾國藩一樣驚呼為「大變」。
辛亥革命「勝利」聲中存在了三個多月的南京臨時政府，總算具有較大的反封建性，是在革封建主義的命。但這個政府北遷後，僅有的革命色彩即被封建勢力所吞噬。所以「廢孔教之事，出於南京政府；若北京政府，殆無此意也」(28)。一九一二年七月，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編制學校管理規則，會中公然提出討論是否應保留奉祀孔子的儀典，這是「民國政府」保留和恢復封建文化的第一聲，也是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向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在政治戰線上的反攻。由於那時的北京政府還摻雜著一部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也就是袁世凱還沒有來得及摧毀的一份力量。他們遂以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為理由，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的提案來抵制，因此沒有作出學校祀孔的硬性規定，卻說「一任地方習慣之便」。這裡不僅沒有給反動復古思潮以嚴峻的抗拒，反而給他們開闢了一條「一任地方習慣之便」的路。你既不能在第一次的進攻打退它，它就會在第二次第三次給你更大的進攻，這是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的必然規律。就在這個教育會議後的不久，各地的封建士人乃紛紛發起組織孔教會、孔道會來，北京的孔教會並發刊《孔教會雜誌》（陳煥章主編），以擴大復古主義思潮的社會影響。
封建士人從來是封建軍閥在政治上的走卒，在思想上卻是封建軍閥的「先鋒」。當走卒們打了頭陣後，一九一三年六月，四川都督尹昌衡就進而電請大總統及國務院恢復孔子祀典，建議全國學校奉祀孔子。資產階級剛把孔子從學校里擠出去，封建階級又要把孔子請回來，這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爭奪文化陣地的決鬥。那時袁世凱在暗殺宋教仁、舉行大借款後，積極策動武力統一，亟欲從思想領域征服反對力量，乃據以發布《通令尊崇孔聖文》說：「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29)隨著這個通令的發布，尊孔問題，已由反動復古思潮通向帝制復辟的政治策動。輿論界為之大嘩，資產階級革命派也起而申斥，《中華新報》曾為此發表社論說，「所謂祀孔子者，不外歷代君主為鞏固君權之手段」，並揭穿了袁世凱的「借祀孔之名，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復活之實」。(30)
在中國近代史上革命與反動、進步與頑固的鬥爭過程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放過一次扶植反動、頑固勢力的機會。當復古主義者喧囂「尊孔」的當時，帝國主義分子衛西琴作《中國教育議》，稱西方最新的教育思想也不能超過孔子的教育主張，為頑固派張目，以阻塞中國革新的出路。他說：「使中國而用孔子之道，則路礦諸實業，將熾然並興，而西人且來中國效銀行鐵工之法，何有日探其藏，而垂涎其所謂儲藏之富耶！諸公疑吾言乎？則請更征中庸，其二十二章不云乎：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由此言之，一切最新物理的發明，如戀氈光線，如無線電，如飛行機，則皆公等所早有耳。」(31)他為帝國主義惡毒的經濟侵略解說，而把責任歸之於中國不行孔子之道，大加附會，這就極大程度地迎合和助長了頑固思想。而且他以西方「文明國家」的代表說出這番話來（原文經嚴復翻譯），對那時的知識界更大起閉目塞聰的麻痹作用。一九一三年二月，另一個侵略分子英國威海衛區行政官約翰斯頓（B.F.Johnston），發表《聯合中西各國保存國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見書》，公然倡言：「保存國粹，蓋中國今日所不可不急行提倡之事」。(32)由此可見，當時的復古主義思潮是大得帝國主義的聲援的，國內的封建文化和外國來的奴化思想結不解緣，證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一切反動勢力，都是帝國主義的朋友。
復古尊孔思潮，在袁世凱政權和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下，氣焰益張，封建主義者進而倡議定「孔教」為國教，想達到恢復孔子一尊地位的目的。早在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即向清朝皇帝奏請尊「孔教」為國教，以孔子紀年。至此（一九一三）康有為主編《不忍》雜誌，復大倡他的「孔教主義」，著《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為封建勢力招魂。與此同時，大批頑固分子互相呼應，到處發表文章，宣揚「孔教」。如「孔教大一統論」「孔教乃中國之基礎論」「孔子受命立教論」「論廢棄孔教與政局之關係」等等，連篇累牘，不一而足。這時北京政府還在假借共和名義，成立國會，由參議院、眾議院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六十名），在天壇開會，進行起草憲法。封建主義者群起要求將尊「孔教」為國教規定於憲法中。一九一三年八月，孔教會代表陳煥章、嚴復、夏曾佑、梁啓超、王式通等，向北京政府呈送請願書說：「吾國自古奉孔教為國教，亦自古許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憲法，行之數千年，何嘗互相牴觸乎？今日著於憲法，不過以久成之事實，見諸條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極政策也；特立國教者，積極政策也，二者本並行不悖，相資為用。苟許人信教自由而無國教，則放任太過，離力太大，而一國失其中正。」(33)顯然他們是想以「孔教」為國教的招牌，來抵制資產階級文化的信教自由，為封建主義的「大一統」思想作困獸之鬥。那個英帝國主義分子約翰斯頓又出來說話了，大叫「不如以孔教規定於憲法之為愈」；且為復古主義者捧場，謂「彼陳煥章博士及其同會中人，非頑固守舊者可比也。其求進步而圖改進，較諸新中國熱心愛國之領袖，殆未遑多讓」。(34)此外還有立憲派朱瑞的《上參眾兩院請尊孔教為國教文》、舊官僚趙炳麟的《致憲法起草委員會請定孔教為國教書》等。國內外反動派結合成一條復古的逆流，向正在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包圍，一定要在草擬的憲法中，寫上「中華民國以孔教為國家風教之大本」的話。九月間，孔教會的那批地主階級紳士，又假北京國子監舉行奉祀孔典禮，向資產階級的新文化示威，並要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通令各省速尊孔子，以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定為孔子聖誕日。十月間，天壇憲法起草完成，那時憲法起草委員會中的多數還號稱為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以沒有完全依照復古主義者的意圖將「孔教」定為國教寫入，可是在歷時數月的爭吵中，終於在憲法草案第十九條中，添上「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項，復古主義者仍達到了部分目的。
與尊「孔教」為國教相對抗的思想，是參加辛亥革命、嚮往資產階級文化的一批人。曾與孫中山鬧分裂、在言論行動方面多為舊派利用的章太炎，到此也積極反對復古思潮，他發表的《駁建立孔教議》，指出「今人猥見耶穌、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是「師其鄙夷」。又說「學校諸生所尊孔，猶匠師之奉魯班，縫人之奉軒轅，胥吏之奉蕭何，各尊其師」而已。(35)師匠並列，否定了知識界尊崇孔子的特殊地位。他在北京被監視的期間，假化石橋共和黨支部開國學會，門上貼「凡入孔教會者不准入會」字樣，並大罵孔教會的康有為、陳煥章等人。(36)他如許世英的《反孔教為國教呈》、艾知命的《上國務院暨參眾兩院信教自由不立國教請願書》等，是針對復古主義者要脅憲法起草委員會要規定「孔教」為國教於憲法中而發的。他們以「孔教」不是宗教，把「孔教」規定於憲法中是違背信教自由、破壞五族共和（因各少數民族的信教不同）等理由來反駁。此外，也有從歷史進化觀念來反對尊孔復古思潮的，如藍公武的《辟近日復古之謬》，即其一例。他說：「時代遷移，則古今易轍；文化相接，則優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治，以與近世列強之科學智識國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中國之禮教，所謂忠孝節義者，無一不與近世國家之文化相違背。設中國自安於固陋之習，不欲進於近世國家之文化則已，苟尚不長處於危亡之境，而欲力圖其文化之發展，則凡足以為今日進步之阻者，不可以不廓清而更新之。」最後更明白指出：「（中國的改革）不在復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學；不欲以孔孟之言行為表率，而欲世界之偉人為導師。……國人當謀所以革新國運發展文化之道，幸勿背道而馳，以自速其亡焉！」(37)這些論點越出了「孔教」是否應規定為國教的爭執，從進步與反進步、科學與反科學立論，多少接觸到了日後新文化運動所爭辯的問題。
復古主義者揮舞著衛道的旗幟向資產階級文化進攻，要把中國引向倒退的道路，在中國作坐探的帝國主義分子對此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如前面已談到的衛西琴、約翰斯頓，是其中的最著者。還有美國丁義華其人，發了一通「教禍其將發現於中國乎」的謬論，他和衛西琴、約翰斯頓採取的手法不同，以反對「孔教」定為國教的姿態出現，卻把反動尊孔復古思潮的引起，諉過於蔡元培的「廢孔」。他說：「原國教之說之所由起，實種因於二年以前，民國第一任總統臨時內閣教育總長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為驚人之創舉，倡言曰廢孔，廢孔於是乎丁祭不准舉行，學校不許拜孔，學田學產，沒收入官，舉中國數千年來尊無二上之至聖先師，例諸淫祠妖廟，禁絕無餘，……當時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懷於政府之威嚴，大都敢怒而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幾而孔教出焉。」(38)這個美帝國主義分子不僅顛倒是非地破壞中國的進步，也完全是以殖民主義者的嘴臉來干涉中國的內政。從這裡我們也可以得出一條規律，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同時，也利用封建文化來抑制中國人民對新文化的吸收，所以資產階級文化和封建文化是鬥爭的對立面，而封建文化卻是外國資產階級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尊孔和反尊孔的鬥爭，在思想戰線上是復古與反覆古的鬥爭，在政治戰線上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這場鬥爭的一方，是清末以來的頑固派和立憲派，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對內是軍閥的走卒，對外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而立憲派又是倡導復古尊孔的頭面人物，因為他們曾經以「新」自居，帝國主義分子又為他們搽脂抹粉，說他們是有「智慧與經驗」的熱心國事者，在社會上有欺騙作用。另一方，是辛亥革命以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批嚮往資產階級文化的人，他們雖然想保持和擴張資產階級文化的陣地，然而「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因此他們在文化戰線上沒有可靠的基礎和後援，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以失敗而告終。同時尊孔與反尊孔、復古與反覆古的問題，看來是新舊思想的衝突，然而它是體現反動階級的政治要求的，也是通向「擁袁」的反動獨裁政權的，所以實際上是一場民主和反民主的嚴重政治鬥爭。因此，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凱召開政治會議，即向該會提出祀孔典禮諮詢案，政治會議秉承袁的意旨議復，袁遂據以通令全國：「孔子性道文章，本生民所未有；馨香俎豆，更歷古而常新。民國肇建，理宜率舊。」這正是帝制公演前思想準備的宣告完成。
兩種復辟思想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有過劇烈的鬥爭，以革命派與改良派為對壘的主流，中心課題是實行民主共和還是實行君主立憲的問題。鬥爭的勝利，是清政府的被推翻和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無論思想鬥爭、政治鬥爭及武裝鬥爭，都是半途而廢，沒有將鬥爭進行到底，也不能將鬥爭進行到底。不要說舊的基礎沒有被摧毀，就是惡劣的君主觀念也沒有被肅清，特別是遺老和封建地主階級對民主共和的仇視。同時辛亥革命後雖然掛起了民主共和國的招牌，但還存在著兩種與民主共和國非常不調和的現實：一是溥儀仍擁皇帝尊號，每年坐收四百萬元巨款，養尊處優於北京皇宮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統年號，依然可以稱孤道寡地頒發上諭，英文教習英人莊士敦，還穿著補褂，在「南書房」行走。民國政府要他以待外國君主之禮待廢帝，實際上帝並沒有廢。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清隆裕太后（光緒帝的皇后）死了，北京政府的國務院通告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現任官及現役軍人均於臂上圍黑紗二十七日，以誌哀悼。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民國政府和清政府並存的怪現象。清朝的似亡未亡，恰給遺老們和宗社黨以伺機而動的希望。所以在清帝退位後的不久，即有人提出警告：「堅酋雖退，名義猶存，羽毛一豐，立可反覆。」(39)二是民國政府成立的三個月，在南北對峙的政治鬥爭中，孫中山終於被迫退讓，以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國都也終由南京搬到了北京。袁世凱又口口聲聲說他的地位是得之於清朝，在清帝退位詔書中添上「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的話為依據，他是可以不向民國負責的。所以孫中山說「袁氏自稱受命隆裕，意即非受命民國」(40)。在一些攀龍附鳳的政客們看來，袁世凱是王莽、曹操再世的人物；而且在外國歷史上也有過由首席督政、終身執政變而為皇帝的拿破崙。因此在溥儀和袁世凱的背後，保存著兩個呼之欲出的幽靈，這兩個幽靈反映為兩種復辟思想，一是復清朝之辟的思想；一是復帝制之辟的思想。
兩種復辟思想主要的社會基礎，都建立在日益崩潰的封建勢力上，尊孔復古思潮是企圖挽救和恢復這個日益崩潰的社會基礎的意識形態。因此復古和復辟，雖然一個表現為思想戰線，另一個表現為政治戰線，但二者是互相為用、彼此滲透的。為什麼在同一社會基礎而形成兩種復辟思想又統一於尊孔復古呢？因為清朝復辟派是以宗社黨和遺老們為主，代表著最頑固的舊勢力，希望恢復清帝的統治，回到閉關自守的社會去，是沒落階級在死亡前的掙扎。帝制復辟派不僅代表封建勢力，也和官僚、買辦階級通同一氣，是封建性和買辦性的結合，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動階級有更大的代表性。至於尊孔復古思潮，既是封建主義的靈魂，又是帝國主義、買辦勢力假借的精神枷鎖。不管復清朝之辟也好，復帝制之辟也好，具體的對象雖有不同，而反對共和恢復帝制卻是一樣，政治領域的皇帝獨尊和思想領域的儒術一尊是沒有矛盾的。
當民國初建時，由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不但沒有在清帝退位後追擊反動封建勢力，反而處處向反動派妥協投降，也就助長了封建思想的泛濫。就在辛亥革命勝利後的不久，人們即奔走相告，謂：「康（有為）梁（啟超）孫（文）黃（興），其他種種所開藥方，非不善也，奈中國材料不配何！」(41)這無異說康、梁開的藥方失敗了，孫、黃開的藥方也不對頭，旨在說明民主共和不適用於中國。這種論調不僅見之於國內，也見之於日本的報紙，竟稱「今日支那建設共和立憲國，必不可能，因缺乏立憲政治之要素也」(42)，那就是侮蔑中國人民沒有實現民主共和的條件，只能被奴役。國內外反動派相互持此見解，是從否定共和出發，為復古主義和復辟思想製造氣氛。因此復辟陰謀即潛伏於清帝退位的當初，只是在革命力量的退卻中，逐步由暗流變為明演、由隱蔽變為公開罷了。它不似復古思潮打著尊孔和保護國粹的旗號，一開始就公開宣揚他們的反動政治主張。復古主義和復辟思想既是相為表里的，而兩種復辟思想又是在相互倚伏和相互排斥的關係下步步展開的，可概括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是清朝復辟和帝制復辟思想的同時出現。在這裡首先要談到浙江桐鄉勞乃宣這個人，他是同治年間進士，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做到京師大學堂監督兼學部副大臣，清室遜位議定，他退隱山東淶水，和溷集青島的遺老們相往還，著《共和正解》一文來歪曲共和的意義。他說：「何謂共和？史記本紀厲王出奔，太子解匿於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為公卿相與和治政治，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非不同一也。」把君主政制與共和政制混淆起來，實際是以君主否定共和，也是暗中示意要袁世凱作溥儀的周公、召公。這是從歷史上為清帝復辟找依據的最初的文字。一九一三年六月，那個原先做過陝甘總督的升允，在蒙古張貼檄文，反抗「民國」，謂「民國不能久據，清室必將中興」(43)。這不僅是復辟思想，也是復辟活動。袁世凱曾為此下了一個京外官民毋受升允煽惑的通令，並說「倘升允痛自悔改，本大總統亦必曲予優容」(44)。顯然袁世凱對升允的「曲予優容」，乃是為自己留餘地。在一九一三年中，另一些小人物則在清朝復辟的活動外，主張袁世凱黃袍加身。湖南人禹幼年上書勸進，謂「前辛亥革命之意，若單推翻滿清可也，並專制亦推翻之則不可也。何則？國民之程度尚低，非行專制，難望統一，寧法陳橋黃袍加身口稱萬歲故事，若不以帝制而以共和，實破壞中國之根本也」。湖北商人裘治平上給袁世凱一個條陳，說什麼「國會成立在邇，正式選舉，關係匪輕，萬一不慎，全國糜爛，共和幸福不如亡國奴，曷若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另一個湖南人章忠翊更無恥地向袁世凱上了一篇駢四儷六的《勸正皇帝位表》，列舉了一些代表地主階級喉舌的不可不正位的「理由」。這些小人物的上書勸進，就其個人來說是一種政治揣摩的投機，這種投機恰也反映了封建主義對民主共和的仇視及他們在辛亥革命後的思想動態。但這時就要袁世凱稱孤道寡起來還嫌早了些，而勸進表且把袁世凱的政治秘密張揚出來了，所以袁世凱不能不故作姿態地申斥他們為「鬼蜮行為」，下令查拿，實際上是不查不拿。
第二階段為一九一四年間，是清朝復辟思想最冒頭的一年。當時流言民國三年是「復辟年」。為什麼清朝復辟思想在這一年特別冒頭？因為三年來的所謂「共和」，在一切惡勢力的進攻和腐蝕下，愈弄愈糟，袁世凱已一步步建立起了他的專制獨裁統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雖然還有所活動，但只是一些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反抗，他們已失去了領導戰鬥的旗幟。同時袁世凱對向他勸進的人作了「堂堂正正」的表示，對前此為清朝活動復辟的言論又未予處分，且處處表示他對「故君」的眷戀，這就使那些遺老和宗社黨躍躍欲試的心情大增。就在一九一四年三月，美國傳教士利杜在上海法租界寶昌里演說，列舉清朝復辟說理由七條，反清朝復辟說理由七條，後者即恢復帝制的理由，其中一條說：「假令復君主制，滿人既泯，則君主不能不歸諸漢人。」所以袁世凱大為歡喜，贈以巨額運動費。這個美國侵略分子又裝出一副偽善的客觀面孔說：「兩者共有友情，若兩者務盡十分理論解決，肇立政體，得救中國，在於舉國一致。」可見當時復辟邪說的猖獗。在遺老和宗社黨人看來，外國佬既不反對中國恢復帝制，袁世凱還沒有忘記清朝的「深仁厚澤」。勞乃宣的《續共和正解》就寫成於此時，他要袁世凱還政清室，自居於伊尹、周公的地位，且向袁世凱獻計說：「今年共和三年，總統十年期滿之頃，共和十二年，其時宣統十八」，那時應是還政的時機了。顯然這個遺老的《續共和正解》比前此寫的《共和正解》更為放肆了。勞乃宣把這兩篇東西合印為《正續共和解》一冊，章梫（號一山，浙江人，翰林，做過郵傳部參事）為作跋文揄揚。並將這個小冊子遍送與他心心相印的頑固朋友，寫信給趙爾巽、周馥、徐世昌等人，要他們贊助復辟。當時甚囂塵上的復辟氣氛，也見之於遺老們的悖謬言行，清史館館長趙爾巽公然說：「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徐世昌因任袁世凱的國務卿，有人集杜詩兩句作為政事堂聯語以諷刺：「鉦日淹留佳客坐，兩朝開濟老臣心。」罵他是「二臣」。徐世昌欲聘清末做過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和學部副大臣的劉廷琛為政事堂禮制館顧問，劉書辭不就，並說「夫民主國與中國國情不適，已為眾人所信。然袁公誤自稱帝，有悖初意，亦必為中國舉國所不服，為今之計，惟返大政於大清皇室，復還內閣總理之任……」。劉廷琛既恥作「二臣」徐世昌手下的禮制館顧問，且進而反對袁世凱覬覦帝位的野心，這是復辟派敢於向帝制派進攻的表現。國史館協修宋育仁發表「還政清室」的演說，聯絡國史館一批舊人，公然策動復辟。至此復辟的風聲大播，日本報紙也廣為揭示。復辟派與帝制派雖然「兩者共有友情」，究竟具體對象不同，就不能不相互排斥。於是袁世凱政府的肅政史夏壽康出來說話了，說要防微杜漸、保全清室，對復辟論者不能不予以查究。袁世凱將夏壽康的呈文批交內務部，將宋育仁押回四川，實際是禮送回籍。一度喧囂的復辟聲浪，在擁有實力的帝制派的壓制下，不能不改進取為退卻。居留故宮的清朝皇室忙著向袁世凱表示態度，自動取消「宣統」年號，改用「民國」年號，並削去辮子，以謀保全。為進一步抑制復辟活動，北京政府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咨請政府派員向清室談判，就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派內務總長朱啟鈐、司法總長章宗祥和清皇室內務府接洽，訂定善後辦法七條(45)，除承認原定優待條件繼續有效外，增訂了一些對清室約束的項目，如不得賜諡、不得出告示及規定清室新編護軍只能專任內廷警察職務等。
第三階段為一九一五年間，由國體問題的爭論急劇轉向恢復帝制的公演。帝制派實際是以掌握國家機器的袁世凱政府為背景，加上帝國主義的豢養，這就決定了復辟派的遺老和宗社黨不能與之抗爭，一擊之後，就不敢露面了。帝制派在打退復辟派的活動後，即有計劃地醞釀恢復帝制，以商榷國體問題的名義公開登場。首先是投機政客徐佛蘇在楊度的主謀下，打算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來動搖民主共和的體制，可見「學術」常是流氓政客進行政治活動的煙幕。四月間，楊度寫《君憲救國論》上中下三篇，放言「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這兩句話可以概括他的全部意旨。且說成在共和政體下，「好亂者固倡亂，即不好亂者亦不得不附亂，不附亂即無所附，此亂象之所以亂也」。無疑他所指的「亂」和「亂象」是詆毀革命和人民反抗之詞。他執持的這些論調，即清末君主立憲論的翻版，所不同者：一則在抵製革命派以維持清朝的封建統治，一則在變更共和體制以建立「洪憲」帝制的新朝。在袁世凱政府中，有各種顧問名義的各個帝國主義分子，顯示出袁世凱是各帝國主義的共同工具的特色。其中政治顧問以美國古德諾、日本有賀長雄在政治上的影響最大。黃遠生指出這一事實說：「若以政治方面論，吾人無不以古德諾博士及有賀長雄博士為在中國占重要之位置，於中國政局之轉捩，實為有很大關係者，先事輒發表政治上之意見，其意見往往蹤發表之後而歷歷實行，實行之後，此二博士者又必有適當之意見為之解釋。」(46)可見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對當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設施，居於支配的地位。八月間，古德諾以共和國學者的假面具，寫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共和與君主論》，由一個叫王峨孫的譯成中文，遍登各報。妄稱「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然當日統帥革命軍為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制自為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為君主」。他儘量把美國在獨立戰爭勝利後建立的共和國說成為偶然性，以模糊人們的視聽。並侮蔑中國為「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事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這種張牙舞爪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論，企圖把中國拉向後退，這是美帝國主義一貫侵略中國的方式之一。在古德諾一文發表後的數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就公開發起組織「籌安會」，發布宣言說：「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充分暴露了他們這些人的奴隸思想，要是沒有帝國主義作後台，他們就失去了依據。當「籌安會」開始出現時，有人詢問袁世凱應否干涉？袁答稱：「此種研究之舉，可視為學人之事，如不擾秩序，無庸干涉。」(47)以學術自由的幌子來掩飾他們的政治陰謀，和政客們假研究學術為名的勾當通同一氣。
當楊度、古德諾等提出變更國體問題時，在言論界持反對意見的最著者，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而是一些進步黨人。因為經袁世凱的一再打擊，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有的逃亡國外，有的雖在國內策動一些零星的反抗，但在政治上已站不住腳，在言論方面也黯然失色。進步黨人對變更國體持反對態度的，有汪鳳瀛的《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和梁啓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汪文的不贊成變更國體，是就防止革命派的活動著眼，他說：「民國元二年，孫文、黃興輩之謀亂，即藉口大總統有回覆帝制陰謀。全國人民確信今大總統之誓言，並無此意，故群目孫黃為亂賊。今復於大總統任期內，而見大總統親信之人有君主政體之討論，是為孫黃輩實其誣言，天下皆將服孫黃輩有先見之明，賴長其聲價，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孫黃洗其謀亂之罪，俾死灰得以復燃。」這種論調，不是反對袁世凱而是愛護袁世凱，不是不贊同君主制而是為了反對革命。梁文在揭露帝制陰謀方面很有力，影響頗大，但也不是有愛於民主共和國，只認為共和是「已成之事實」，再談變更，「則禍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同樣是害怕革命再起。並暴露他一貫的改良主義面目，說：「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進而忠誠地替袁世凱設想：「吾以為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為我國盡瘁至十二年以外，而於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雖然如此，這些言論對袁世凱急於想登帝位是不利的，為抵制梁啓超的意見，袁世凱曾派親信持巨款請嚴復為文反駁，嚴復沒有答應，轉由孫毓筠作了一篇《駁任公國體文》，劉師培寫了一篇所謂中國不適於共和的《國情論》。這兩個人都是革命變節分子，不僅他們的文章已違背了「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的客觀要求，即以人格而論，他們的言論也是不可能為人們所重視的。
一九一五年國體問題的爭論，大體上說來是帝制和反帝制的鬥爭。因為進步黨人這批立憲派紳士雖衷心擁護袁世凱，而袁世凱並無意接受他們的忠心，袁世凱的嫡系不是進步黨人，袁黨和進步黨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爭奪權勢的矛盾，在敵不過袁黨的情勢下，進步黨人因有一定程度的反袁要求，使他們和其他反袁力量就有了結合的可能。但進步黨人的所以反對變更國體，除了在協助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後逐漸被冷遇而感到兔死狐悲外，和帝國主義採取棄置袁世凱進行的分裂活動有關。就在帝國主義警告袁世凱時，梁啓超又寫了《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等文字，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進步黨人的策動，這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關係。當時在雲南發動的反袁護國戰爭，而能發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根本原因由於全國對大獨裁者袁世凱的反感和人民對共和國的懷念，所以蔡鍔宣稱要「永除帝制，確保共和」(48)。這就是他們在對袁鬥爭中取得勝利的依據。
（一九五九年一月）
* * *
(1)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0頁。
(2) 鄧之誠：《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第2卷第2期，第1頁。
(3) 《黃遠生遺著》第1卷，第131頁。
(4) 《民國經世文編》第2冊，第40頁。
(5) 《中國革命記》第25冊，時事新報館1912年版。
(6)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325頁。
(7)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錄》，國學書室1915年版，第23頁。
(8) 《黃遠生遺著》第2卷，第72頁。
(9) 《甲寅雜誌存稿》上冊，第323頁。
(10) 《近代史資料》，1957年1月號，第127頁。
(11) 《太炎最近文錄》，國學書室1915年版，第6頁。
(12) 同上書，第7頁。
(13)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5頁。
(14) 李世由：《暾廬類稿》乙編上卷，第55頁。
(15) 《朱執信集》，第81頁。
(16) 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第3卷，第13頁。
(17) 《民國經世文編》第1冊，第42頁。
(18) 《甲寅雜誌存稿》上冊，第241頁。
(19) 《黃遠生遺著》第1卷，第137頁。
(20) 轉引自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26頁。
(21) 劉成禹：《禺生四唱》，《廣東雜詠》注。
(22) 《黃遠生遺著》第2卷，第24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88頁。
(24) 章太炎：《訄書·訂孔第二》。
(25) 陳天華：《絕命書》，《陳天華集》。
(26) 《民國經世文編》第34冊，第20頁。
(27) 曾國藩《討粵匪檄》。
(28) 《民國經世文編》第39冊，第38頁。
(29) 《袁大總統書牘匯編》第2卷，第15頁。
(30) 轉引自馬大中《大中華民國史》，第393頁。
(31) 《民國經世文編》第312冊，第22頁。
(32) 《東方雜誌》第9卷第12號。
(33) 《民國經世文編》第39冊，第49頁。
(34) 《中國宗教之前途》，《東方雜誌》第10卷第9號。
(35)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錄》，國學書室1915年版，第54頁。
(36) 《黃遠生遺著》第3卷，第225頁。
(37) 《大中華雜誌》第1卷第1期。
(38) 《民國經世文編》第39冊，第62頁。
(39) 《言論一斑》，《中國革命記》第22冊，時事新報館1912年版。
(40)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298頁。
(41) 《黃遠生遺著》第1卷，第143頁。
(42) 《支那之將來》，《東方雜誌》第9卷第9號。
(43)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10卷第2號。
(44)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10卷第7號。
(45)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12卷第2號。
(46) 《黃遠生遺著》第4卷，第34頁。
(47) 《國內大事記》，《新青年》創刊號。
(48) 蔡鍔：《蔡松坡先生遺集·軍政文電中》第4卷，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