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一 過去有人主張把清末革命黨人進行革命的歷史，分為兩大時期：「從甲午（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可以謂之興中會時期。從乙巳六月同盟會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可以謂之同盟會時期。」(1)這是以興中會為正統的偏見，無須深論。而近十餘年來，有關辛亥革命的論著，卻沒有對辛亥革命史的分期作探討，只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曾經涉及辛亥革命史的分期，有如下三種意見：（一）主張以甲午中日戰爭作為一個時期的界標的，也以興中會的成立列為理由之一；（二）主張以義和團運動作為一個時期的界標的，也以一九〇一年以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力量的漸次形成為理由之一；（三）主張以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的成立作為一個時期的界標的，不僅認為同盟會的成立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漸臻成熟的表現，也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此外有些辛亥革命的專著，在遵守年代順序的論述中，雖然反映了分期的要求，卻沒有嚴格進行分期。這些都可供為辛亥革命史進行分期的參考。 辛亥革命，誰都知道是指中國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來說，它遠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就開始了。毛澤東指出： 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2) 在這個深切著明的提示下，我們需要進一步理解的，那就是孫中山從什麼時候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活動。據孫中山自己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過去有關辛亥革命的著作和孫中山的傳記，都奉此說為圭臬。孫中山在中法戰爭後，萌芽著反清的願望，這是可能的，但改良主義思想這時對他還是有較大影響的。 一般均以一八九四年興中會的創立，作為孫中山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活動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起點。然而這裡也不是沒有問題的，那就是興中會創始於何地何年？過去有過爭論。孫中山在其《倫敦蒙難記》中說：「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以為這個「少年中國黨」就是興中會，便斷定「紀元前二十年（壬辰），總理乃在澳門創立興中會」，把興中會的成立由一八九四年上推至一八九二年，成立的地點也由檀香山變成了澳門。別的書也有把「少年中國黨」看作興中會的。這個問題，雖然可以進一步研究，但有兩點是很明顯的：第一，《倫敦蒙難記》緊接著上引語句說：「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乎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余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為國利民福計也。」顯然，這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一個要求改革政治的團體。當時梁啓超寫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主張要以少年的中國來代替衰老的中國，立意和「少年中國黨」的相同。第二，根據孫中山自己所說「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和「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的語氣看起來，「少年中國黨」是澳門原先就有的團體，孫中山只是加入了這個團體。所以有人說「少年中國黨」是那時國際間對「維新政黨的一種普通稱謂」。就上述兩點考察，澳門的「少年中國黨」對孫中山可能有過影響，甚至和後來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有關，然而不能說它就是興中會。雖然史學界沒有把「少年中國黨」即興中會的說法作為依據，但是過去存在過這種說法，現在也還有人對這個問題提出疑問，在這裡談一談也就有必要了。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所訂章程沒有明白地揭示出「反滿」革命的宗旨來，但入會秘密誓詞即規定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隨又在廣州進行第一次武裝起義，完全表明了它是一個策動「反滿」革命的組織，也是孫中山拋棄改良願望向民主革命道路邁進的標誌。可見興中會作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最初的組織，是不容置疑的。同時，這個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產生於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清朝的敗局已定聲中，產生於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高漲的時刻，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的，它不獨是賣國的清朝的叛逆，也是改良運動的反對物，儘管這時的改良運動還有著較大的積極性。所以，興中會的成立，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最初出現，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活動的開始。這些都表明了它是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起點，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來說，也是辛亥革命的起點，有些論著卻把它縮短至以一九〇一年義和團運動的失敗為起點，也有的更縮短至以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的成立為起點。我以為這是不夠完整的。 二 從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的興中會成立到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臨時政府的解散為起訖的辛亥革命史，共歷十七年又五個月，以革命的開始醞釀、準備、發展（高漲）和成熟為考察線索，結合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政治的重大變化，我以為可劃分為下述四個階段。 第一，從一八九四年興中會的成立至一九〇〇年惠州起義的失敗，也是至義和團運動的失敗，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初醞釀的階段。 一切新生的事物，一開始總是不會那麼完整的，作為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興中會也是這樣。那時的興中會，還是唯一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它雖然舉行過兩次武裝起義，但它的活動僅限於部分華僑和廣東一隅，那種武裝起義也只能為革命提供經驗和推進革命形勢，暫時卻是沒有取得勝利的希望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運動，在這一階段，曾經成為有全國意義的政治鬥爭，反映了新舊勢力的嚴重衝突，但在戊戌政變中很快就失敗了，再經自立軍起事的敗露，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威信更加掃地了。就在這個時候，不少人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轉化，民主革命的思潮逐步代替了改良主義思潮，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是質的躍進。同時，單純的農民革命運動，在義和團的鬥爭後，也開始成為過去。這些都顯示了在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年代中，中國的社會政治正經歷著急劇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變化。 從另一方面來說，自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個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確立的過程，是清政府向帝國主義完全屈服的過程，中國民族處於空前的危難中。由於這種關係，戊戌維新運動必然是一次救亡運動，義和團運動必然是一次對抗瓜分的運動，那麼，興中會則是想通過「反滿」革命的途徑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了。所以，興中會成立後的活動，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發展和否定，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義和團運動的發展。 在這個階段中如：孫中山早年的活動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發展；興中會的宗旨和成員的階級分析；一九〇〇年的惠州起義和帝國主義（香港殖民政府）的關係；一九〇〇年中國所處的形勢等問題，均值得研究。 第二，從一九〇〇年惠州起義和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到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成立的前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階段，也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漸次形成的階段。 在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聲中，在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下，清朝政府同帝國主義簽訂了空前嚴重的賣國條約——辛丑條約，更兼庚子賠款的攤派和其他捐稅的增加，對人民的壓榨更為殘酷了，社會矛盾更為激化了。頑固腐朽的清朝政府，為了敷衍人們的革新要求，也表示在換腦筋，搞了一些裁衙門，改官制；汰綠營，練新軍；廢科舉，設學堂，派遊學一類的所謂新政。由此而來的，產生了兩種新的社會力量，就是學生和新軍，也就是老話所說的秀才和兵。至此，不僅前此的興中會在國外的華僑和留學生中續有發展，在國外許多地方設立了支部，而且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小團體已大量出現，在日本的留學生中就組織過許多要求革命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且由國外發展至國內，自一九〇二年以後，國內紛紛成立革命小團體，其中著名的有上海的中國教育會、江浙的光復會、湖南的華興會、武漢的日知會等，這些團體有的還和會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想把會黨改造為符合於民主革命的要求，因而會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都說明著革命的因素在不斷擴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的革命化，已迅速地成為影響甚大的政治社會力量。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由國外發展至國內，是和中國一窮二白的特殊歷史條件分不開的。它反映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必然向西方學習的特點，也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對當時的革命「起著先鋒和橋樑的作用」。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物質基礎的民族資本，在十九世紀末年初步發展的基礎上，至二十世紀初年，又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是一次愛國運動，也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發展民族資本的要求。 在這個階段中如：辛丑條約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和對清朝統治地位的削弱；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係；各個革命團體的綜合研究和個別研究，以至某一革命團體成立時間的考證（光復會、華興會、日知會成立時間均有異說）。均可進一步探討。 第三，從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的成立至一九一一年四月黃花崗起義的失敗，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大為發展的階段，也是革命形勢高漲的階段。 這一階段的劃分，一般都是把它敘述到緊接著武昌起義前夜，我在《辛亥革命》的小冊子中也是這樣處理的。但我新近感到從同盟會成立至黃花崗之役，是同盟會直接發動武裝起義的高峰。孫中山在其《革命緣起》中所舉的十次革命，是把一八九五年在廣州發動的起義稱為「第一次革命」，依次敘列，至黃花崗之役稱為「第十次革命」。過此以後的鐵路風潮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在上海成立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也是為了策動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所以我主張把它們改作為下一階段的開頭。 一九〇五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中國境內廝殺的日俄戰爭結束了，俄國人民舉行了對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民主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把分散的地方性革命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宣布了較完整的政綱，是革命的重大發展。此後，在同盟會的旗幟下，革命派展開了兩個重要方面的鬥爭：一是發動了前仆後繼的武裝起義，所以說，「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跡」(3)，還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和武裝起義相配合的個人暗殺活動。二是以《民報》為主的書刊，大力宣傳了民主革命思想，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革命學說，對立憲派展開了尖銳的思想鬥爭，也是政治鬥爭。與此對抗的，是清朝政府的偽立憲和立憲派的活動，產生了帶有議會性質的咨議局和資政院，其目的是在抵製革命，然而咨議局要求在政治上作一些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黑暗腐敗，客觀上反而起了促進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是立憲派竊取革命果實的基地。 在革命派對清朝政府和立憲派進行嚴重鬥爭的同時，自一九〇五年起，人民群眾的自發鬥爭也迅速地擴大，遍及全國各地，有工人的經濟鬥爭，有反「新政」擾民的鬥爭，有反洋教的鬥爭，有抗捐抗暴的鬥爭，有收回權利的鬥爭，有搶米風潮。由於同盟會的領導大大落後於革命形勢，對這些鬥爭沒有擔負起組織和領導的責任，所以這些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鬥爭，雖然動搖了清朝政府的統治秩序，加速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崩潰，卻沒有成為有組織的有鮮明政治目標的戰鬥力量。總的說來，一九〇五年後的國內形勢，一邊是革命聲勢的擴張，一邊是清朝政府的垂死掙扎，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 在這個階段中如：同盟會的階級基礎及其綱領的研究，特別是同盟會的土地綱領；關於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論戰，其中革命是否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以至亡國的爭論，論述還很不夠；一九〇七年後同盟會的分化狀況，光復會、共進會和同盟會的關係等問題，須進一步探討。 第四，從一九一一年五月的鐵路風潮開始至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臨時政府的解散，是革命時機成熟的階段，也是革命由勝利到失敗的階段。 以鐵路風潮為導火線，武昌首揭義旗，各省紛起響應，革命風暴席捲全國，不到兩個月，除山東的偽裝獨立不計外，宣布脫離清朝政府而獨立的達十四省。清朝的統治在迅速崩潰中。就在這個緊張的時刻，帝國主義以仲裁者的身份，用策動南北和議的方式來結束革命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勾結帝國主義以一打一拉的手段來對付革命了。袁克定的《辛亥家電》（底稿本）有一通給其父袁世凱的電報說：「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東南各省代表已集該處，即兵力能得，而東南人心恐失，不如暫留以為政治發達之具。如武昌停戰，我可停攻，英使調停其間，必得好果，但停戰須合武漢、金陵論之，使英使說合，或可辦到。」國內外反動派就是這樣狼狽為奸地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而且資產階級右翼的君主立憲派，昨天還是民主共和的反對者，今天便搖身一變而為民主共和的倡導者了。由於上述這些關係和革命派本身的弱點，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的辛亥革命，結果卻是袁世凱取消了孫中山，軍閥獨裁的北京政府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南京臨時政府，辛亥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的解體，為時不足半年，就是辛亥革命從勝利到失敗的過程，其間勝利和失敗的轉化是異常迅速的。這是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關係，也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迅速轉化的關係。 一般以南京臨時政府宣布解散，為辛亥革命失敗的標誌，就其基本情況來說，這是對的；但也可以說到「二次革命」才算是辛亥革命的完全失敗，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以後代替南京臨時政府的北京政府，還號稱以唐、宋為中心的同盟會內閣，南方還有幾省是同盟會的勢力。至「二次革命」，才全被取消。 在這個階段中如：湘、粵、鄂、川等省的鐵路風潮和各階級的關係；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和武昌起義的關係；武昌起義革命領導權的拱手讓人，對整個革命形勢發展的影響；各省獨立的個別研究及其特點；帝國主義對南北議和的操縱；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它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形式還是同盟會和立憲官僚的聯合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政黨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背景，等等，都值得研究。 三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歷史的重要階段，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統治，解決了中國人民對「皇權」和清朝的局部性矛盾；它的失敗，也給中國的革命留下了重要的經驗，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反覆論證了辛亥革命失敗的道理，著重指出：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4) 這些經典性的指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指南針，為了更好地闡述這些道理，我們對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既要擴大面，也要步步深入；既要累積和整理資料，也要多作論述。就個人管見所及，除在分期意見中就各個階段提出的問題外，還從貫串辛亥革命史各個階段的若干方面提出一些意見。 （一）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辛亥革命是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派充作領導的，研究從十九世紀末年到二十世紀初年我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怎樣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並就民族資本發展的不充分來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有意義的。華僑資本和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辛亥革命有較密切的關係，也是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的一部分。 （二）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留學生運動和新式學堂的設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化，革命書刊的廣泛傳播，話劇和進步戲曲的演出，所有這些，都給辛亥革命進行了思想準備。而蘇報案的鬥爭、《民報》和《新民叢報》的激烈論戰等等，更是思想動員的深入。研究這些現象，應以闡明思想領域的鬥爭為主。 （三）辛亥革命和會黨力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開始活動的年代，就和會黨建立了聯繫，是他們進行武裝起義所依靠的力量，一直到武昌起義和各省響應中，會黨群眾仍是較為重要的力量，湖南、陝西兩省更為顯著些。但是會黨由來已久，名目繁多，情況複雜。它在辛亥革命時期有過些什麼變化？它對辛亥革命的作用如何估價？都研究得非常不夠，這方面留下的資料也較少，發掘這方面的資料值得注意。 （四）辛亥革命和新軍力量。革命派在運用會黨力量外，就是依靠新軍力量了，如果前期是以會黨為主，後期則是以新軍為主。武昌起義，有人稱作士兵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而革命黨和新軍的關係似乎比會黨要直接些，因為會黨往往只是革命的外圍組織，新軍中的革命團體卻是革命黨人直接搞起來的。近年發表的回憶錄，對新軍提供了不少史實，但對新軍的系統研究才開始。 （五）人民群眾的革命化。列寧說：「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5)上文談到一九〇五年後的各種群眾鬥爭，那就是「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了的嚴重表現。這是清朝統治瓦解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需要更好地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群眾鬥爭的規律以及各種類型的群眾鬥爭的特點，這是進一步了解辛亥革命史的重要環節。 （六）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團體。除我們熟知的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同盟會和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外，據初步統計，自一八九四年的興中會開始至武昌起義止，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包括和革命黨人合作的會黨，總有百數十起。摸清它們的一般狀況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對辛亥革命核心力量的解剖。 （七）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立憲派是清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支反對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它對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產生過很大的影響。近年不少論著對這個政派作了揭露和分析，但這個政派的社會基礎和各個時期的不同活動及其功罪，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八）辛亥革命時期人物的評介。辛亥革命這樣一個全國規模的運動，從它的醞釀、準備時期算起，經歷了十七八年，產生了孫中山這樣一個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大批民主戰士、革命家、政治活動家、思想家，通過對這些人物的評述，可以生動和形象地了解辛亥革命的某些方面。可是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無論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都沒有一本較完整的傳記，拿劇本來說，也只有一本《秋瑾傳》。 （九）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清末，女子參加革命活動的，頗不乏人，最為世人稱道的秋瑾，是那時婦女解放的旗幟，光復會的尹銳志、尹維峻姊妹也很有名，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尚不少，如健在的何香凝老人，不就是那時追隨孫中山、廖仲愷參加革命的嗎？此外，如在武昌起義後，組織女子北伐隊，婦女向南京臨時參議院爭取參政等活動，都是婦女要求解放的表現。婦女解放是民主運動的尺度，可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一篇研究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專文。 （十）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文壇，最具時代特色的，有反映社會矛盾的譴責小說，有富有戰鬥性的政論文和宣傳文，有豐富的發抒愛國革命感情的詩歌，有宣傳革命的戲曲，話劇和白話文也漸次流行起來。而傳播革命思想、揭露反動派的政論，尤其生氣勃勃，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就是這一類文章的名作。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都是好的宣傳文，也很有文學價值。詩歌方面，不僅「南社」的詩、秋瑾的詩有名，就是黃興、吳祿貞等革命軍人也頗以能詩見稱。可見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和政治結合得很緊，是值得珍視和研究的遺產。 （十一）辛亥革命和亞洲國家的關係。列寧把二十世紀初年印度、波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亞的民主運動和中國的辛亥革命，稱為「亞洲的覺醒」，說明辛亥革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確實，波斯、土耳其的革命，曾經對辛亥革命發生過影響，而辛亥革命對印度、越南、朝鮮、印度尼西亞的民主運動更發揮了積極促進的作用。說清這些史實，可以幫助了解亞洲各國革命的相互影響和革命人民的友好關係。 （十二）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歷史上的地位。從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重要過程，而辛亥革命又是具有比較更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辛亥革命又是五四運動的歷史前提。吳玉章說：「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成為不可避免」；「辛亥革命的勝利，也使五四運動成為不可避免」。(6)所以，搞清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正確地估價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的前提，也是正確地認識新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化的關鍵。 由試論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引申到探索辛亥革命史各個方面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有似研究提綱，自知學識不及，不過聊作引玉之磚罷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 * * * (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31頁。 (2)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1—552頁。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33頁。 (4)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5頁。 (5)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49頁。 (6)　吳玉章：《辛亥革命》，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