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

一　新軍原起 軍隊是國家機器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反動軍隊是保護舊制度最頑固的工具。滿洲貴族早年憑藉八旗和繼起的綠營統治了中國，到後來，八旗和綠營日益腐敗，他們為了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繼續維持其封建專制統治，對軍隊進行了多次變革。 清朝軍隊的變革，據《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二中說：「我朝定鼎中原，當時所用僅止八旗勁派，而已無敵於天下；其後額設綠營制兵，多或六十餘萬，少亦五十餘萬，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亂，制兵竟不足恃，於是加餉挑練，而有練軍；招募勇丁，而有湘軍、淮軍、毅軍；及日本之役，練兵練勇又不恃，於是仿照西法添設新軍，而有袁世凱、聶士成兩軍，及湖北之洋操隊、江南之自強軍。」這一段話，概述了清朝兵制變革的三個重要過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綠營，是代表清朝強盛時期的武裝；二是嘉慶、道光年間產生的團練變而為咸豐、同治間的湘、淮軍；三是光緒、宣統間出現的新軍。由於道光、咸豐後的清朝，不僅洋槍大炮和西法操練早已輸入中國，而且是處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年代裡，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怒潮一浪高一浪地奔騰起來。清朝統治者感到要應付這個新的局勢，兵制已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所以他們說：「自古無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與時會變遷，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又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泥古劑以療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1) 清初的八旗和繼起的綠營，經過白蓮教和天理教的起義，以及英國侵略者發動的鴉片戰爭，顯然已無能為力，有事則臨陣潰逃，無事則虛糜糧餉。清政府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以「衛民」為幌子，准許地方暫辦防軍、練勇、團練，以彌補經制綠營的不足。團練初辦時，只是地方性的暫制部隊，演進到湘、淮軍，才成為國家的常制軍隊。 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後期，清朝的部分軍隊已改習洋操。一八六二年由安慶開赴上海的淮軍，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結合下，即開始了這種變革。《清史稿》兵志十紀述其事說：「同治元年，以上海、寧波等海口官兵，延歐洲人訓練，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配選武員數十人，在上海、寧波習外國兵法，以副參大員充之，學成之後，自行教練中國兵丁。又以福建營伍久弛，飭耆齡、劉長佑等於旗、綠營營內擇驍勇員弁習外國兵法，天津練軍亦如之。其內地營兵仍遵舊章隨時訓練。」外國侵略者為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在上海所組成的洋槍隊（常勝軍），要算是最早的一支新式反動武裝。戈登在他的家書中描述訓練這支反動武裝時說：「很感興趣地教練著中國兵使用大炮，他們進步很快，已經學會執槍、射擊和分隊。我希望他們很快學會步兵戰術，這次訓練比我所預期的成績還要大。」(2)一些滿漢大員看到洋槍洋操的用處，自此建議整頓兵制、採用洋槍洋操、開辦軍事學校的意見漸漸多起來了。一八六五年，清政府又「令崇厚率洋槍隊千五百人，赴畿南天津鎮、蘆台鎮，選擇標兵，坫練新式洋操」。一八六七年奕提出：「專習外國語言文字，製造機器各法，教練洋槍隊伍，派員週遊各國，訪其風土人情，並於京畿一帶，設立六軍，藉資拱衛。」(3)一八七一年曾國藩建議：「綠營餉薄兵疲，宜仿新軍練軍之制，裁兵加餉；舊用鳥槍土藥不利戰陣，各營宜以次悉改洋槍……」一八七四年曾國藩又提出以新械練兵，在沿海七省練陸軍九萬，沿江三省共練三萬人。一八七九年李鴻章且以德國的陸軍精良，選拔海防營內下級軍官七人赴德國學習。一八八三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一八八五年又設立北洋武備學堂，日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的將領多出自這個武備學堂。一八八六年張之洞也選拔甲級防營千五百人改練洋操洋炮及陣法，第二年他又在廣州設立水師學堂、陸師學堂。可見在洋務運動時期，雖然尚未正式出現後來的所謂新軍，但少數部隊已試用洋槍洋操，這已經包含了後來的新軍的部分內容。 清朝新軍的正式開始，是在甲午中日戰爭後。由於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嚴重失敗，「一時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於是北洋有新建軍，南洋有自強軍，是為練新軍之始」(4)。 最初的新建軍，即一八九五年三月起胡燏棻在小站的練兵。那時清廷「恫喪師，知募兵不足恃，命燏棻立練兵，成十營，屯小站；號定武軍。小站練兵自此始」(5)。胡燏棻是一個有維新傾向的洋務官僚，當年十月，清政府派胡燏棻督辦蘆漢鐵路，小站練兵事由袁世凱接辦。袁世凱原任駐朝鮮的商務委員，中日戰爭爆發後，回國報告軍情，傳日本有不利於他的消息，因不敢再返任，遂閒住北京。這時他四出活動，打通了奕劻、李鴻章、榮祿、李蓮英等人的門路，草陳各種西洋式軍隊訓練法，又請人寫了一部兵書，用己名刊行，因而博得了「知兵」的聲譽。通過這一系列的鑽營，袁世凱弄到了一個浙江溫處道的官職，還未上任，即被直隸總督王文韶留下了，要他接替小站練兵的事。野心勃勃的袁世凱，接受這一訓練新軍的職務後，改「定武軍」稱「新建陸軍」，由原來的十營四千七百人，擴充為七千人。成立總部，下設參謀營務處、執法營務處、督練營務處。其營制分左右兩翼，置左右翼長，左翼有步兵二營，炮兵一營；右翼有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另設工程營。其中官佐多系北洋武備學堂出身的學員，如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等。此外還設有糧餉局、軍械局、轉運局、洋務局，分司各項工作。 在北洋訓練新建陸軍的同時，即一八九五年夏秋間，南洋也成立了自強新軍。中日戰爭中，兩江總督劉坤一以欽差大臣調赴山海關指揮軍事，由張之洞暫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就衛隊護軍等營選拔士兵二千數百名，成立自強軍，聘德人來春石泰為全軍統領，營哨各官皆以洋將充任。「旋募江蘇之淮、徐、通、海，安徽之鳳、泗、滁、和、太，及江寧之六合、江浦，常州之宜興、荊溪、江陰、靖江，鎮江之丹徒、丹陽各府州縣土著鄉民，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續練二千數百人，共合五千人。一切營制及部伍人數，悉照德國章程。每正勇一名，月給官鑄銀五元，合庫平銀三兩六錢，官給衣履飯食之外……」(6)張之洞除辦自強軍外，又奏請設立江南陸師學堂，主張「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一八九六年初，張之洞將回湖廣總督本任時，奏明將護軍前營調至湖北，教練洋操。回任後，即將該護軍營的熟練勇丁，分為前後兩營，募人添足額數，以德國公使薦來的德將貝倫可多爾夫充當兩營總教習，以天津、廣東武備學堂學員充任教習，專肄西法。這是湖北訓練新軍的開始。 在北洋、南洋開始訓練新軍後，清政府一面令各省著手將防軍進行改編或用新式操練，建立新軍；另一面在國內一些主要城市設立武備、陸軍學堂，並分批派遣青年出洋學習軍事，拿他們的話來說，叫作「儲備將材」。想以此為基礎逐步建立起強大的新軍來代替舊軍。 新軍的所以被稱為新，以其不同於舊式軍隊而接近於現代化軍隊的建制。 首先是新軍均習洋槍洋操，與依靠膂力、使用馬矛弓箭的舊式軍隊迥然不同。胡燏棻開始練兵於小站即說：「此次創練新軍，一切操練章程，均按照西法辦理，則一切行軍應用器具，自不能不按照西法購備。」(7)新軍擁有步、騎、炮、工程、輜重等各兵種。新軍的編練，開始多以德國人為教習，因以德國陸軍為最精銳，其編制則仿日本。所以新軍的創立，也是在洋務運動後向西方學習的一個方面。 其次是新軍選拔的標準較嚴，年齡、體格及識字程度均有規定，年齡一般規定從十六歲至二十二歲不等，最高有至二十六歲的。身體規定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軀體較小，酌減二寸。凡體質較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凡有不良嗜好或犯有事案者亦不收。這些也大都是取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規定。 再其次，規定各級軍官應以軍事學堂出身的人充任，即軍官應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人。清政府除在各重要城市創立武備、陸軍等學堂外，後來還由陸軍部專設速成學堂，二年半畢業，然後分派各省駐軍；各省鎮協也多設隨營學堂及弁目學堂，培養正副弁目。若選委官弁，規定除儘先委派曾習武備者外，對舊有官弁，必須切實甄別，以能粗識文字，虛心向學為合格。軍中如遇有官弁出缺，仍須先盡學堂畢業的人員充任。不僅要求軍官應具有現代軍事知識，也要求士兵學習軍事知識和軍事有關的知識。清政府曾下令各營，認為：「自強軍所纂西法類編一書，分兵法、軍器、測窺、數學諸門，由淺入深，頗為詳備，應分發各營旗，責成營哨官以時講習，務期通曉，不得專委諸教習致形隔閡；並咨取北洋所刊德國陸師操法入門，印刷數千冊，遍給各勇丁閱看。此外如孫子十三篇、坤輿方圖、萬國輿圖、亞細亞東部輿圖、沿海八省口岸全圖，一體購印頒發，不時翻閱，指勇丁以為精通門徑。如各該營哨等官虛應故事，或不能勝任，即分別參撤，……」(8) 新軍既有別於舊軍，也就是說新軍優於舊軍。當「自強軍」建成時，梁啓超曾記其事說：「全軍操練僅八閱月，馬軍乃一月有餘耳。而其士軀之精壯，戎衣之整潔，槍械之新練，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婦觀者百數，咸拍手咋舌，點首讚嘆。」(9)這裡可能有所誇張，但是新軍比起舊軍來，確實表現為一種新的力量，這種新的力量對腐朽的清政府來說，卻是一個矛盾。 清政府訓練新軍的目的，是想以新軍來保護和穩定其正在動搖中的統治；其辦法是採取對舊軍逐步淘汰，對新軍逐步擴充，最後以新軍代替舊軍。可是舊軍的腐敗已不能保護其封建統治，而建立中的新軍卻不願為封建統治者效忠，且向著相反的方面演變，所以新軍的產生和擴充，不意味著清朝統治的重新鞏固，而是其內在矛盾的繼續擴大。 二　新軍的擴編 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的建軍工作，比在甲午戰爭後作了進一步的打算，計劃將新軍分年推行於全國各省。這一時期，不但劉坤一、張之洞的「會奏三疏」及他人關於條陳「新政」的奏摺，多談到建立新軍的事，而且清政府頒行了一系列裁汰舊軍、擴編新軍的政令，編練新軍已成為清政府舉辦「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所謂「時事多艱，練兵實為急務」。 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下令永遠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以「所習硬弓刀石及馬步射，皆與兵事無涉，施之今日，亦無所用」。並令各省在本年內嚴汰綠營、防勇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營中精選士兵成立常備、續備、巡警等軍。 一九〇二年，清政府以北洋、湖北訓練新軍頗具規模，自應逐漸推廣，因命河南、山東、山西各省選派將弁赴北洋學習操練，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赴湖北學習操練，學成後，發回各原省管帶新軍。當時各省有關編練新軍的請奏，「不曰仿照湖北、北洋成法，即曰派員馳赴湖北、北洋調查成案」。 一九〇三年，清政府設立練兵處，總理練兵事務，各省設督練處，亦稱督練公所。 一九〇四年，清政府正式劃定軍制，規定新練軍隊分常備軍、續備軍、後備軍三等，並規定招募應徵條件、官制、訓練、給養、獎罰、徵調、退休、軍器、運輸等一切制度。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為了統一和擴充全國新軍的編制，計劃全國共編新軍三十六鎮，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地區的重要性，進行分配，限年編練完成。三十六鎮的具體分配：廣東兩鎮、廣西一鎮、甘肅兩鎮、雲南兩鎮、貴州一鎮，均限五年編練足額；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熱河各一鎮，限四年編練足額；近畿四鎮，直隸兩鎮，湖北兩鎮，江蘇兩鎮，山東、山西、陝西、新疆各一鎮，均限三年編練足額；奉天、吉林、黑龍江、浙江、福建各一鎮，限兩年編練足額；四川三鎮，因居長江上游，地區遼闊，物產豐富，比他省為優，限三年編練足額，其中一鎮與度支、陸軍兩部協作練成。上述三十六鎮中，只有北洋六鎮（即近畿四鎮、直隸兩鎮）、湖北兩鎮已先此編練完成，但清政府不願疆吏擁重兵，只許湖北有一鎮一協。各鎮所需餉款，除有些是由國庫開支外，多數均由各省督撫就地籌款。自此以後，全國各省均分別編練新軍，或將防軍改編，或用新式招募。由於舊軍不能全部淘汰或改編，加上人力財力的限制，許多省份並沒有如期如數完成編練的任務。如一九〇八年兩廣總督張人駿奏稱：「前督臣岑春煊，原練步、炮、工、輜十營，嗣經周馥裁改歸併，僅存一標之數，見（現）籌辦法，惟有就餉力所及，陸續徵募，即陸續編練，總期先成一協以立基礎。」(10)四川總督趙爾豐也向清廷申訴困難說：「查川省情形，人才既異常缺乏，餉力更萬分困難，一協尚未觀成，兩鎮而限三年，實確所難就緒。查兩廣雲貴等省，應編軍鎮均限五年，懇恩俯准將川軍兩鎮展限兩年編足，俾期限略就寬舒，辦理不致竭蹶。」(11)因此，清政府規定在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的計劃，到它被滅亡為止，終於沒有完成。據《清史稿》兵志三的綜合統計，全國只編成了二十六鎮，有些書上說只編成十六鎮，是沒有將未成鎮的隊伍算進去。 清政府在全國各省編練新軍的計劃，恰也給革命黨人在全國各省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機會；後來武昌首義，很快就得到各省的響應，這就是因為各省的新軍已成為革命實力的基礎。所以《清史稿》說「卒釀新軍之變」，這是清朝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新軍機構，中央除有陸軍部的節制外，主要由練兵處負責，曾派奕劻為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襄同辦理。各省所設督練公所，下設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各置總辦一員。督練公所的最高官吏為督辦，統轄全省軍營，總攬三處職權，一般由各省督撫兼任，也有由駐防旗軍的將軍兼理的。 新軍編制：分軍、鎮、協、標、營、隊、排、棚，相當於後來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各級將領，軍稱總統（軍未設置），鎮稱統制，協稱協統，標稱標統，營稱管帶，隊稱隊官，排稱排長，棚有正副目。平時編制，兩鎮為一軍，每鎮包括步、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計步隊兩協，每協兩標，每標三營，每營分前後左右四隊，每隊三排，每排三棚；馬隊一標，每標三營，每營四隊，每隊二排，每排二棚；炮隊一標，每標三營，其中陸軍炮二營，過山炮隊一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三棚；工程隊一營，每營四隊，每隊三棚。步、馬、炮、工程、輜重各種隊伍，每棚分正目、副目、正兵、副兵共十四個戰鬥人員。一鎮中設統制官、參謀官、執事官、執法官、軍需、軍械、軍醫、馬醫、司號、書記長、司事生、司書生等官佐，計全鎮官長及司事人員共748名，弁目兵丁10 436名，夫役1 328名，共計12 512名。已編練完成的各鎮，雖不一定盡與上述數字符合，但多在萬人以上，也有不足萬人的鎮。戰時徵調，按地勢軍情而定，或以三鎮為一軍，或合數軍為一大軍，或只派一鎮出動沒有軍的節制。 另外一種混成協，它與鎮管轄下的步兵協不同，除步兵二標外，還擁有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所以叫作混成協，是鎮的縮編。這種混成協不隸屬於鎮，近於後來的所謂獨立師、獨立旅，武昌起義時的黎元洪就是這種混成協的協統。也有的是因成鎮不足，先成立混成協，再由混成協擴充為鎮。所以宣統元年閏二月清王朝批准陸軍部的一篇奏摺中說：「查編練陸軍，以成軍成鎮為準則，各省現編混成等協，原出一時權宜，為將來改鎮之基礎。」(12) 新軍分常備、續備、後備三等。規定常備軍訓練以三年為限，月餉四兩五錢，期滿發給憑照，資遣回籍，列為續備軍，每月減餉銀一兩。續備軍主要補充常備軍額之不足和運送軍火物資，若續備軍還不夠用，由後備軍補充。續備軍聽其自謀生計，但每年十月由軍統率各府州縣集中訓練一月，在會操這一月中，各兵與常備兵同樣發給全餉。續備軍三年會操期滿後退為後備軍。後備軍月餉照續備軍減半，聽其自謀生計，後備軍期限四年，第一年和第三年免調操，第二年和第四年均全操。四年期滿退為平民，停止月餉，不再徵調，若遇戰爭，其年在四十五歲以內，自願應募者，准以錄用。由於清朝軍制的陳陳相因和新軍建制的尚未完成，所以常備、續備、後備的規定並沒有得到實行。 新軍的初起，袁世凱在北方編練「新建陸軍」，張之洞在署兩江總督任內練「自強軍」，續在湖北練新軍，南北編練新軍可以說是同時開始，何以後來北方的新軍成為北洋軍閥的系統，而南洋和湖北的情況卻不一樣？首先是因為清政府把北洋軍充作國軍，是其直接拱衛京師和駐防直隸的武裝，盡力擴充，即所謂「京營強則風氣易振，畿輔實則覬覦不生」。而居長江中下游的南洋和湖北，雖有其重要性，卻和其他各省一樣，所練新軍是屬於地方軍，清政府採取限制政策，如湖北由兩鎮減為一鎮一協，即為一例。其次是袁世凱的盜取政治資本和樹立個人實力，在他爬上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練兵大臣等重要職位後，其地位又在各督撫之上，更想厚集兵力以為己用。所以北洋軍的將領多為天津武備學堂出身的一批舊軍官，這些人都由袁世凱拔擢而成為他的黨羽。至於作為南洋重鎮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在1902年便死去了，而熱衷編練新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他的權勢已不如後來居上的袁世凱，後來他又離開了湖北到北京做大學士去了，他個人的行徑也與袁世凱的完全軍閥化有所不同。所以南洋和湖北的新軍並沒有形成一個中心。 三　革命黨人與新軍 新軍起於八旗、綠營和防軍、練勇的衰敗以後，是模仿西洋的軍事技術及其編制的新式武裝。清朝統治者想依靠這些新軍來振衰起弊，然而除了如北洋六鎮的頑抗革命外，多數地區的新軍卻成為革命黨人活動的對象，是武昌起義和各省響應的主要戰鬥力量，與清朝統治者原來所設想的完全相反，這是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新軍的社會基礎所決定的。 新軍倡始於甲午戰爭後，發展於義和團運動後，這個時候的中國，正經歷著嚴重的變化，新舊衝突異常劇烈。頑固的清政府在這時也裝出了一副要「革故鼎新」的姿態，舉辦了若干所謂「新政」，新軍就是這些「新政」中的項目之一。頑固的封建政府要建立資本主義方式的武裝——新軍，它的本身就構成了難以克服的矛盾，即要求以新事物來維持舊統治的矛盾。 第一，清政府為了要改變舊軍那種流氓和腐敗的習氣，選拔新軍士兵的標準是比較嚴格的，入伍者都是些從十六歲到二十餘歲不等的青年，他們多屬破產農家的子弟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程度也有所規定，如張之洞在湖北招募新軍時，應募者均要作一篇文章，章裕昆回憶他投考新軍時的試題即為「明德新民」。但是，要求新軍普遍地略通文字，在那時文盲成堆的條件下，還是做不到的，所以後來並沒有完全按照這個規定來招募新軍，不識字的農家子弟和會黨分子投入新軍的仍占多數。李六如在《六十年的變遷》一書中描寫季交恕經常代新軍士兵寫家信，即反映了這種情況。這些人入伍以後，可以說就是穿上武裝的青年農民。他們既來自被剝削階級的家庭，或者來自每況愈下、無以維持生計的破產家庭，他們本來就懷著不滿現狀的反抗情緒，自然易於接受革命宣傳，何況他們由分散的家庭生活集中到部隊中來，更能表現多數人的力量。 第二，自一八九八年廢八股、一九〇五年廢科舉後，那時的知識分子已失去了舊日安身立命的途徑，只有另謀出路，有的出洋留學，有的轉入國內新式學堂，那些既無法到外國去留學，也進不起國內的新式學堂的青年，投筆從戎成了他們的重要出路，如「一九〇五年在黃陂應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結果，九十六人中，就有二十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13)。可見投入湖北新軍各營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如三十二標即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14)這裡不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而是秀才和兵合而為一了。他們是從封建營壘崩壞中被拋到十字街頭的一批人，他們對清政府不滿，對現狀不滿，也是容易接受「反滿」革命思想的一批人。 第三，清末的留學生運動，以留日學生為最多，其中有不少是學習軍事的，日本的成城學校就是一所專供中國學生學習軍事的學校，進士官學校的也有不少中國學生。留日學生進軍官學校，雖然清政府限制很嚴，既要經各省督撫保送，又要經駐日公使的批准，非公費生均不得投考日本士官學校，而且一再訓諭學生要「牢記尊君親上，無得誤聽邪說」。(15)所謂「邪說」，即清朝統治者最為害怕的革命言論。但是這些青年，除了親貴子弟和貪圖富貴者外，他們在看到國家民族的岌岌可危和受到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影響，也產生了朦朧的「反滿」情緒，乃至贊同革命。這種思想變化是清政府無法控制的。同時清政府為了推行假維新，偽立憲，並在全國建立新軍，各省督撫要迎合這種氣氛和樹立自己的勢力，對留日歸國的軍校畢業生，爭相延攬，如湖廣總督張之洞邀請吳祿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邀請蔣方震，浙江巡撫張曾揚邀請蔣尊簋，雲貴總督李經羲邀請蔡鍔等等；而且給予了他們較高的職位，充當新軍的協統、標統、管帶以及督練公所督辦、總教習，或在講武堂、陸軍小學供職，有的竟擢升為鎮的統制，如吳祿貞即其一例。這些人雖然多數是在觀望形勢變化，然而他們並不喜歡清朝的封建統治，有的還加入了同盟會或傾向革命。由於他們是新軍的上層或接近上層，對革命活動起過掩護的作用。 除上述幾種人外，新軍中還有一批洋務派軍閥官僚，他們擔任著高級、中級將領，擁高官厚祿，反對革命，如黎元洪就是這一類人的最著者。他們是上層，又只是上層中的一部分，在革命形勢不斷發展和群眾日益革命化的情況下，他們雖欲抗拒革命而不可能。 新軍中的廣大士兵群眾，雖然多來自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有革命要求。但是，新軍畢竟是清政府直接掌握下的武裝，要使他們革命化，投身到革命一邊來，並不是全出於自發，而是通過先進的革命黨人的宣傳和爭取，使他們一步步由清朝的武裝變為準備起義的革命武裝。 革命黨人對新軍展開的活動，首先是採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辦法，這就是革命黨人的投入新軍或入伍為兵。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兩役後，中國處於一種被瓜分的危局，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遍及全國，然而以那拉氏為首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則奉命惟謹，對人民的壓制則惟恐不力。全國富有愛國思想的革命青年，感到民族危機如此深重，要使中國從危局中解救出來，實現獨立自主，必先推翻賣國投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然而手無斧柯，何以反清？因此，他們紛紛投入營伍，想借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並在敵人的營壘中展開活動。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即在日本選拔軍事骨幹李烈鈞、程潛、唐繼堯、張鳳翽、孔庚等二十八人，組成「鐵血丈夫團」，回國分赴各省參加新軍，掌握實力。文學社商務報總編輯劉復基且曾入伍當一名副兵，文學社首領蔣翊武也投入了新軍。有些軍事學校的革命黨人分發到部隊中去後，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地裡向士兵宣傳革命，如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在一九一一年就有很多投入新軍第十九鎮各步、騎、炮、工等兵種的標營中活動。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 其次，是通過在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秘密地散發革命書刊，其中如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和鄒容的《革命軍》，文字淺顯如快板，「反滿」和反帝的態度很鮮明，對新軍的影響很大。武昌首義老人所寫的回憶錄——《武昌首義回憶錄》，其中許多都說到他們曾經讀過和傳遞過這些小冊子。又如文學社主辦的《商務報》（後改名《大江報》），盡情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和軍官的剋扣軍餉，以及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橫行的情形。因此，湖北新軍中的士兵非常歡迎它，而軍中的反動軍官則「畏報如虎，恨報刺骨」。此外革命黨人舉行演講會，以激發聽眾的革命感情，如日知會每星期六或星期日即有專人講演，講演的內容從時事到公開宣傳革命，講者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聽眾深受感動。這些聽眾許多都是新軍官兵。 再其次，利用組織方式開展活動。就湖北來說，最初出現的革命小組織，有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成員多為新軍中的中下級軍官，他們在開展革命活動方面較士兵為方便，可以利用其職務為掩護，但是人數過少，同時一旦發生事變，他們往往不能堅持革命者的氣節，以致暴露革命活動。後來在武昌相繼出現的「軍隊同盟會」（一九〇七年）、「群治學社」（一九〇八）、「振武學社」（一九一〇年八月）、「文學社」（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等，就記取了這一教訓，改變方針，不吸收軍官，只吸收士兵。「共進會」爭取的對象，後來也不限於會黨了，擴大到新軍和學界中，但它仍以聯絡新軍中的會黨分子為主，採用換帖拜把的方式灌輸革命思想，然後邀其填入會志願書。「文學社」當時在陸軍小學發展社員的方法，是利用清政府招考學員每人須作一篇文章的機會，從文章內容考察和判斷學員的思想動態，以便進行聯繫，然後吸引入社。革命黨人為了和新軍互通聲氣和爭取有革命傾向的青年，在新軍駐營附近、交通要道或租界，設立酒店、雜貨店以至住宅，這種商店和住宅也就成了革命的秘密機關。在湖北以外革命黨人較活躍的地區，在新軍中組織秘密團體，積蓄革命力量的也不少，如熊成基在安慶新軍中主持的「岳王會」，如第二十鎮中的「武學研究會」，即其實例。 革命黨人對新軍進行的活動和組織工作，其目的是在假新軍掀起武裝起義。一九〇七年的欽廉防城起義，曾經邀約趙聲所領新軍響應，沒有實現。此後同盟會更重視了爭取新軍的工作。一九一〇年一月廣州新軍與巡警發生衝突，革命黨人倪映典等乘機率新軍起義，也是武昌起義前新軍公開地首先向清政府的反戈一擊。譚人鳳說他們「運動軍隊革命從此起」。(16)因為在這以前，基本上都是運動會黨，但是對新軍已經做了許多工作。 由於革命形勢的推進和革命黨人的活動，到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新軍的大部分已革命化。如三十標第一營的官兵參加「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者達十分之六七。據統計，「當時湖北新軍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協一萬五千人（按：李春萱回憶為一萬六千多人，熊秉坤回憶為一萬八千七百多人），純粹革命黨人將近二千人，經過聯繫而同情革命的約四千人，與革命為敵的至多不過一千多人，其餘則是搖擺不定的」(17)。至此，可見湖北新軍中的勢力已大大超過了反革命勢力，這就是武昌首義時機成熟的主要條件。同時湖北以外各省的新軍中，也同樣存在著革命或同情革命、堅決反對革命以及搖擺不定分子這三種力量，除了反動勢力控制較嚴的新軍外，多數地區新軍中的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義的時候，也大都逐步取得優勢。如「灤州北門外師範學堂駐有七十九標一二三三營，自排長以至士兵，十九皆傾向革命」(18)，就反映了這一情況。 四　武昌起義時的新軍 武昌起義，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的新軍起義，所以有人說是「湖北的士兵革命，是士兵群眾作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也聲稱這次革命是「革黨叛兵相勾結，意圖大舉，殊非尋常草竊可比」。武昌首義雖然不應孤立地看作「士兵革命」，但在革命黨人的長期策劃和全國群眾鬥爭的匯集下，湖北新軍是發揮了主要的戰鬥作用的。 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活動和新軍的傾向革命，清政府是早有所覺察的。還在一九〇六年，端方的密折中就寫道：「近訪聞逆黨方結一秘密會（按指同盟會），遍布支部於各省，到處遊說運動，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冊子，或用歌謠，或用白話，沿門贈送，不計其數。入會之人，日以百計，蹤跡詭秘，防不勝防。其設計最毒者，則專煽動軍營中人，且以其黨人投入軍隊，其第一策則欲鼓動兵變；其第二策則欲揭竿倡亂之時，官軍反為彼用，否亦棄甲執冰不為仇。」(19)經一九一〇年一月廣州新軍起義的事情發生後，清政府即嚴令各省加強對新軍的防範稱：「昨據袁樹勛電奏，該省（按指廣東）新軍有勾結匪黨、借端哄營……電諭該署督迅即剿辦矣。近來人心浮動，各處黨會醜類繁多，往往混入軍營，暗中勾引，借端煽惑，廣東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預防，早圖挽救……」(20)再經長沙「搶米」風潮和鐵路風潮的掀起，清政府對新軍的防範更嚴。湖北的新軍原為一鎮（第八鎮）一混成協（第二十一混成協），當四川鐵路風潮大起時，清政府派端方領湖北新軍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的一部分援川（端方被這些新軍處死於資州），瑞澂還怕新軍過分集中，又外調了一部分，故起義時，駐紮武昌城內外的新軍只有八千人左右，參加革命的約四千人，其餘的不是在起義時逃散了，就是對革命頑抗的分子。 由於新軍中的起義士兵的勇敢戰鬥，一舉占據了武漢三鎮，給全國首先豎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幟，各省紛起響應，宣布獨立，清政府很快就被推倒了。武昌起義的主要戰鬥力是新軍士兵，各省響應的戰鬥力大都也是新軍和防軍、會黨、學生及臨時招募的隊伍，各省情況雖有不同，總的說來，可概括為下述三種情況： 第一，以新軍為基本力量宣布起義的，如雲南、浙江、山西、新疆等多數省份均如此，但這些起義省份的起義力量也有會黨參加。 第二，以新軍和會黨的聯合為起義力量，湖南、陝西就屬於這種形式，所以湖南起義首領的革命黨人焦達峰和陳作新，一個是會黨的組織者，一個是新軍軍官；陝西起義時則是以新軍參謀官張鳳翽為大統領、哥老會首領錢定三和萬炳南為副統領。 第三，立憲官僚搶奪革命果實宣布獨立的省份，也是在害怕新軍起義、發生流血鬥爭的基礎上進行的，江西、廣西兩省可為代表。 顯然，武昌起義後，全國內地各省除河南外，大都是革命黨人運動新軍和會黨宣布響應革命的，而新軍又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梁啓超給徐勤的信中也說：「各省響應，皆煽動軍隊。」(21)可見辛亥革命，主要是依靠新軍的起義取得了推翻清朝統治的勝利。但新軍也有許多是穿上軍服的會黨分子。在新軍和會黨外，各省起義還有防軍、學生和其他群眾，如四川的獵戶，也參加了四川的起義鬥爭。 新軍雖然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新軍究竟不是革命黨人自己以革命的名義建立起來的武裝，新軍的本身即包含著革命和反革命兩種勢力，也有表示中立的，如川路風潮，保路同志軍圍困成都時，那裡的「新軍嚴守中立，既不助民，也不助官」(22)。這種情況各省都存在。就是那些舉起革命旗幟、武裝起義的新軍，由於他們缺乏堅強的領導，不但對一批洋務官僚、立憲黨人仍是認識不清，而且沒有經過應有的改編和改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形成強有力的革命武裝。所以黃興在就任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時，因「無主兵、命令難行」(23)。相反，袁世凱卻把一部分新軍——北洋六鎮，變為他自己的武裝，成為一支強悍的反革命力量。毛澤東說：「在中國，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24)辛亥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認識到當時「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甚至害怕革命的徹底勝利，所以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反動勢力一進攻，革命就失去了還手之力，結果只能以妥協代替鬥爭，以失敗結束革命。 （一九六一年四月） * * * (1)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3）。 (2)　王崇武等：《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251—252頁。 (3)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48卷，第3頁。 (4)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2）。 (5)　《清史稿·列傳》229。 (6)　《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3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375頁。 (7)　《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2頁。 (8)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17）。 (9)　梁啓超：《記自強軍》，《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 (1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19）。 (11)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19）。 (12)　《大清宣統新法令》第3冊，商務印書館1909年版，第10頁。 (13)　《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頁。 (14)　《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頁。 (15)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4冊，商務印書館1909年版，第126頁。 (16)　《石叟牌詞敘錄》，《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 (17)　《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頁。 (18)　《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6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頁。 (19)　《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4頁。 (2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4）。 (21)　趙豐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第554頁。 (22)　《四川保路同志運動史料》，第382頁。 (23)　《石叟牌詞敘錄》，《近代史資料》，1959年第3期。 (24)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