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戊戌維新論

（一）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緒帝詔定國是，實行新政，至九月二十日，先後僅百餘日，新政在舊勢力的重重壓迫下，完全失敗。新政的領導者光緒帝做了瀛台的囚犯，譚嗣同等六人做了新政的犧牲者，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國外，得免於難。這一場由士大夫提出通過封建王朝的革新運動，歷史上所盛稱的戊戌政變或百日維新，從王朝的一部分人發動，又被王朝的另一部分人推倒，這給予中國的改良政策是一個諷刺，更給予中國的士大夫一次深深的反省。 屈指計算，戊戌維新到今年整整的五十年了。五十年是一個世紀的一半，說來也不算太短，當時的幼年少年，今日已都是白頭老翁了。在這半個世紀的中國，不知眼見了多少變遷，經歷了多少風波，滄海桑田，紅羊浩劫，未足以說明中國的擾攘多事。然而中國的一切究竟又改變了多少！中國的社會究竟又進步了多少！憑弔五十年前六君子的熱血，瞻望五十年後的今日，中國的厄運，誰不為之惘然。 今天我們來回溯這一段歷史故事，所謂「變法」，所謂「維新」，看來是代表光明的一面，是代表向上的一面，不過這光明是極有限度的，向上也是曲折迂迴的。惟其如此，給予歷史的進程僅是一次有名的政變，而沒有達到政治社會的改良，「變法」「維新」也僅是在巨海里揭起一團轉瞬即逝的浪花而已。可是浪花的消失，並不是波平浪靜的獲得，相反的卻是整個潰決。即是說清政府在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內在的腐爛已至不可救藥的田地，只待操刀一割了。 （二） 從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之戰，一連串對外的失敗，失敗的結果，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榨取，無孔不入，刺激得這古老的社會椎心飲泣，許多知識分子從鼾夢中覺悟，不但認為帝國主義的堅甲利兵是侵略中國的工具，就是祝福人類升入天堂的傳教士也多是不穿軍衣的武士。帝國主義之所以得寸進尺，之所以無孔不入，固然是他們的勢力在膨脹，實在也是自己太落伍，太不如人。不但機器大炮方面的物質文明趕不上人家，連自誇自大的政治社會、教育文化也落在人家的後面。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下的國是詔有云：「又須博取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一種警覺，較之洋務運動時期的「中體」「西用」說，自然是邁進一步了。然而在列強窺伺、朝不謀夕的情形下，怎樣應用旋乾轉坤的力量，來扭回這一個危殆的局面？一般警覺的士大夫看來，只有變法圖強的一條路。人家所有的，使我們也有；人家所能的，使我們也能，即以其道反諸其身。康有為的《應詔統籌全局疏》內云：「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這是維新運動由客觀環境的促成，經康有為等新進知識分子的力爭，通過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光緒帝，得以一時實踐的主要因素。 除了外鑠的因素，還有更重要的是國內各處已傳播了革命的種子，這些種子傳播的範圍如果擴大了，無疑會加倍影響清王朝的滅亡。德齡女士的《光緒秘紀》里，記著康有為向光緒帝說的一段話：「皇上！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趕快努力建設起一個新的中國來，只要皇上能夠把國家治理的空前的富庶強盛，只要皇上能夠給人民以幸福快樂，只要皇上能夠用種種事實證明政府確然是一心在那裡打算替百姓們謀幸福，那麼任何一個能言善辯的革命黨，也決不能損傷皇上分毫的。」當革命的聲浪逐漸擴大，到處發現革命者的宣傳品，據說康有為曾堅勸光緒帝不要採用高壓的政策。認為只殺了發小冊子的人，沒有把小冊子裡的「混」話駁倒，事實上還是沒有用的，認為我們盡可用各種方法強迫人民服從我們的命令，但我們是絕對無從約束他們的心的。這些話康有為是否真的面對著光緒帝說過，是一個疑問。但是革命勢力的起來，給予清政府和保皇的士大夫們是一顆拔不掉的刺，而且這刺正中要害，愈刺愈深。他們心目中的打算，對付帝國主義要變法圖強，對付革命分子則於變法圖強之外還要收拾民心。 許多朝代里，到了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時候，一些好心而有識見的士大夫，提出改革方案，想挽狂瀾於未倒，原是很自然的事，戊戌維新就是這夾縫中的產物。 （三） 一八九八年六月里開始推行的維新政策，既是對此前的洋務新政的否定，也是洋務新政的發展，在許多方面有了新的設施。屬於政治制度的，如廢科舉、設立新學堂、改良司法、裁撤駢枝機關、官民得一律應詔言事。屬於實業經營的，如籌辦鐵路、開發礦源、振興農業、獎勵商業，並在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屬於軍隊編訓的，如裁兵練軍、改習洋槍、倡辦海軍。屬於文化推進的，如設立譯書局、舉辦官營報紙、派宗室王公遊歷各國，以資見習。把這許多新的措施歸納起來，大部分是受歐風美雨影響而來的洋務，是嶄新的；也有些是封建王朝的循環改良。沒有一件不是當時的急需。就是守舊派雖然認為這是天翻地覆的舉動，而變法圖強的原則，倒也不敢公然反對。慈禧有一次在詔書里這樣說：「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為當此時局，冀為國家圖富強，為吾民籌生計……」，可知「變法」和「維新」，頑固的慈禧在表面上也是承認的。可是，「變法」和「維新」與死硬的統治力量是絲毫不相容的。要是讓新進的士大夫「變」下去，「新」下去，死硬派的統治陣腳是會被牽動的。這不免使慈禧和她的黨羽感到有些惶惑，他們覺得與其讓變法牽一髮而動全局，不如使用毒辣的手段，凡可以動搖所謂「國本」的毫毛也要盡情剔去。因此新政不能不受到舊勢力的摧毀而歸於失敗。 由革新派里的急進分子看起來，慈禧卵翼下的舊勢力，是一些阻礙進程的頑石，如不剷除，革新的輪子無法推進，也就無法達到變法圖強的目的。在他們看來，當時如欲完成革新的使命，宮廷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譚嗣同想假手袁世凱的武裝力量，殺榮祿，圍頤和園，監禁阻礙新政的慈禧。可是這一個斷然的手段被投機取巧的袁世凱出賣了，沒有生根的新政即從半空中摔下來。 當清朝宮廷內展開尖銳的鬥爭時，事實即已非常清楚，誰的力量能打擊誰，勝利即屬於誰。新派的領導者光緒帝，雖然他是當時的萬歲爺，是皇權的代理人，可是他在慈禧的鐵腕控制之下，不僅國家大事要取決於慈禧，連他私人的日常生活也要受著她的管制。所以光緒帝對於新政的推進雖然有極大的熱忱，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那些幫助推行新政的士大夫，翁同龢早就給慈禧攆走了，剩下的只是康梁等新進人物，根基不厚，力量有限，哪裡能夠擔當得起如此大的變革。因此新政在人事上種下了不可彌補的脆弱和缺憾。 （四） 慈禧擁有的力量，不是慈禧本身有什麼天大的本領，而是她代表了幾千年來封建地主的舊勢力，或者說她正象徵著官僚貴族地主的堡壘。這種舊勢力和頑固的堡壘，在歐洲被蒸汽的動力搖撼了，被工業革命摧毀了，就是我們的鄰邦日本也利用了這些新的動力推翻了封建的幕府政治，完成了明治維新。只有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雖然或多或少受過工業革命的刺激，出現了所謂「洋務」，所謂「維新」，甚至有了幼稚的民族工業。然比之於封建地主的關係，縱不是蜉蝣撼樹，也是羽翼未成，不能高飛。 蒸汽機推動下的生產技術，在中國還沒有取得決定作用的時候，由康有為編劇、光緒帝導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節目，遭受慘敗，是必然的。康有為等的意識表現，最高的政治標準，是希望建立英日式萬世一統的君主立憲，而且要讓君主有實權。所以一切的維新措施，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軍事的，都是用來維繫皇權於不墜的工具。康有為拖的那一條辮子，就是翼護皇權的標記，一直拖到他最後的一天，他從沒有忘記過他的聖明天子光緒帝。戊戌失敗後的梁啓超，逃亡國外，已飽受歐美民主思想的薰陶，對革命應該有較多的認識。可是梁啓超認為革命要經過數十年流血大變，方可建立政權，恢復社會秩序，所以他依然主張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的大亂，固然是事實，不幸被梁啓超言中。可是革命後的失敗，並不是革命本身的錯誤，相反的正是革命不徹底，被買辦型和士大夫型混合的新官僚主義及軍閥腐蝕了革命的成果。同時我們應該了解戊戌維新的本質，是士大夫階級引起的由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士大夫的屬性，封建君主是他們的保姆。所以慈禧和光緒帝雖是新舊鬥爭的代表，實際只是雙方爭取政權的衝突，只是同一社會階層的兩面；一面是想以不變應萬變，用死硬的方法來保持皇權，保全大清帝國；一面是想以變來迎合世界的潮流，企圖以舊瓶裝新酒的方法以達到保皇的目的。在一個目的兩個方法的矛盾下，就發生了這一幕宮廷的慘變。以此戊戌政變在宮廷里儘管鬧得天翻地覆，究竟只是上層政治結構里的幾個大人先生們和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攪擾，與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作用。因為這一次的維新運動與社會與人民原是脫節的，是由上而下的運動，並且還沒有發展到上情下達的時候，已經偃旗息鼓了。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新政的遭受摧毀，正加速了舊勢力的滅亡，也堅定了革命的信心和陣容。 （五） 由上面看來，當時中國的政治路線，顯然有著三個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慈禧太后及許多貴族權臣，掌握實際政治權力。第二方面是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力量，在現實政治上絲毫沒有他們的地位，可是代表著社會的新生，是一股潛伏的浪潮。第三方面當是康有為等擁護光緒維新的一派，他們想建立新的皇權來打擊守舊的後黨，並緩和革命勢力的起來。結果他們的願望完全失敗，不但沒有打擊著舊勢力，相反的自己倒被舊勢力所打擊；革命分子也由暗到明，漸漸匯成了一條洪流，這是維新人物始料之所不及。本來儒家的中庸主義有著支配中國社會的作用，「維新」既不是激進的革命，也不是頑固的守舊，該是合於中庸之道的，該為多數人所擁護。然而出於意外，不但沒有達到革新的目的，反落入了歷史的老套，僅是朝代末期迴光返照的變法運動，它的命題將在新的政體裡找到答案。為什麼中庸的革新運動會遭受這樣的失敗？我在上面已經提到英日的君主立憲，是產業革命後產生的政治構造，中國沒有完成新的社會基礎，空中樓閣的維新政治怎樣會落地生根呢！因此清政府也就不能不與其他的許多朝代同樣的歸於滅亡。本來封建地主官僚為了自身權利的穩固，對於任何新的改革都是深閉固拒的，所以歷代的變法運動都遭受他們的打擊或扼殺，戊戌維新自然也不能例外。其不同者，其他許多王朝滅亡之後，接著是一個新的王朝出現，這一個王朝的一切與前一個王朝只是姓氏的不同，其他統治的方法、政治的構造並沒有什麼兩樣。然而戊戌維新失敗後的辛亥革命，由王朝政治轉變為共和政制，是中國歷史上的「突變」。因此維新運動給予當時的影響也就不可同日而語。 第一，維新政治雖被舊勢力撲滅了，而維新的需要在許多人的心裡漸漸擴大，暴露了清朝反動統治的裂口。反動統治者在失盡人心的時候作困獸之鬥，作垂死的掙扎；掙扎得愈厲害，反動的程度愈深。例如在庚子義和團時清朝的舉動，就是壓垮了維新政權後出現的更反動的賣國行為。這不能不使許多人懷疑到封建地主官僚的反動政治的存在了。 第二，經過失敗的教訓，許多維新的知識分子轉變了他們的意識形態，對於存在的清政府已不寄予殷切的期望，這無形中增加了革命分子的力量，有的且直接參加了革命集團的同盟會，與人民漸漸發生了聯繫，由革新走入革命的道路，由半空中落到社會的基地。這是革新運動失敗後的警覺。 第三，革新運動的失敗，雖然膨脹了革命的力量，可是辛亥革命在外表上是成功的，事實上卻是失敗的。由於革命的失敗，許多人遂以為革新不致搖動社會的基礎，容易恢復社會的常態，一直在憧憬著革新的好夢，從戊戌到現在五十年中，就沒有忘記這一條道路。所以康有為有形的辮子隨著康有為消失了，康有為那無形的辮子依然拖在許多人的頭上，正像清王朝雖然給推翻了，而皇權政治仍留存於許多人的心坎里一樣。 革新運動的提倡，如果確是具備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不但是需要，而且是促進當時政治社會發展的唯一進步方法，則誰不希望運動的實現，俾能達到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假使革新是保持傳統政治的手段，是被動的而不是自發的，甚至是阻礙新的歷史進程的，則戊戌維新的結果說明了歷史的出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註：這篇短論寫於一九四八年六月，發表於同年七月上海《展望》周刊。那時北平、上海等地的言論界有一股鼓吹中間路線的思潮，出刊《新路》雜誌，為正在崩潰中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找出路。我有所感地寫了此文，多襲用當日用語，其間也不無移史就今之嫌。錄存以備考察。 清末革命黨人的紀年 中國歷代都採用帝王紀年，帝號即年號，如秦始皇幾年、漢高祖幾年之類。漢武帝開始於帝號外另立年號，第一個年號叫「建元」，自此這種另立年號的辦法，一直沿用至清末的「宣統」，其中有些皇帝一再改元，一個皇帝多至十幾個年號，使人無從記憶。但到明、清兩代，又略有變化，即一個皇帝只立一個年號，明英宗雖有兩個年號，是因帝位中斷復位的關係。於是帝號和年號混而為一，如明太祖——朱元璋也稱朱洪武，至於清朝的什麼聖祖玄燁、世宗胤禛，反不如稱康熙、雍正的習慣了。可見幾千年來的紀年，雖有過若干變動，但總不離以帝王的更替為轉移。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封建帝王的統治日趨崩潰，歷代沿用的帝王紀年也隨著這種情況而動搖。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至少有兩種新的紀年辦法衝擊著原來的帝王紀年。一是太平天國在創建「天曆」外，並以國號紀年，稱「太平天國某年」，與清朝皇帝的年號尖銳地對立起來。它在太平天國建立革命政權的地區內，推行達十餘年，不但取消了年號的累贅，也否定了以帝王個人為轉移的紀年。二是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主張以孔子紀年。一八九八年，康有為上《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折》，說「大地各國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於考據；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以尊行」(1)。梁啓超作《紀年公理》一文為之推廣，說「太史公於孔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為萬世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即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2)。意在推行一種共同紀年的辦法，使紀年不隨朝代興廢、帝王更替而改變。當時如張之洞等人聞而為之震駭，也就說明這種紀年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新舊鬥爭。至民國六年，康有為編印《不忍》雜誌，還用孔子紀年。 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在逐漸形成中，他們既反對清朝的統治，自然不願使用清帝的年號；他們又有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也就不願因襲過去那種以個人為轉移的紀年。除一九〇六年萍瀏起義，龔春台曾以「漢德」二字為年號，尚未脫出舊用年號的窠臼外，其他擬議或運用的紀年辦法，不是在追求一種新的紀年方法，就是用一種權宜的暫行名稱。計有下述各種： （一）以「天運」紀年。「天運」不是年號，只是在慣用的干支上冠「天運」二字，例如「天運甲子歲」。大概始用於反清的秘密會黨，他們欲繼續奉行明代的正朔，明代事實上已不存在，正如後來的革命黨人所說：「自永曆建元，窮於辛丑（一六六一），明祚既移，而黃炎姬漢之邦族，因此澌泯。」(3)遂以「天運」來拒絕使用清帝年號。所謂「天運」，是天行旋轉的意思，意示清朝的異族政權遲早是要歸還漢族的。孫中山在歐洲成立革命黨的誓詞，及同盟會成立時的宣言和有關文件，都採用這種方式紀年。這裡說明同盟會承繼了「反滿」的種族革命傳統，也表示將來採用何種年號尚難確定，暫以「天運」代替。 （二）在干支上冠「中歷」二字的紀年。如一九〇七年黨人發行於新加坡的《中興日報》，記「中歷乙未年某月某日」，並以公曆年月日對照。 （三）以清朝入關、明朝滅亡為紀年起點。章炳麟在一八九八年就這樣用過，他在是年所作的《艾如張·董逃歌序》開頭就說：「永曆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他是以南明永曆帝滅亡的一六六一年作為起點的，一九〇二年章炳麟、秦力山等在東京發起的著名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所謂「二百四十二年」，就是以此為起點的。鄒容亦主是說，但紀年起點與章不同，他在《革命軍》小冊子中說：「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所以《革命軍自敘》的結尾，即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這種紀年旨在激發種族革命的感情，不能成為正式紀年辦法。 （四）以「周召共和」紀年。東周厲王無道，被流放於彘，由周公、召公二相共理朝政，號曰「共和」。這是公元前八四一年的事，中國歷史年次的可靠性，從這一年開始。同時取「共和」二字的意義，表示中國在推翻清朝後，當建立民主共和國。因此章炳麟主張用「共和」紀年，一九〇〇年他在《〈客帝〉匡謬》和《〈分鎮〉匡謬》的開頭都這樣寫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同年他在《解辮髮》中也寫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餘年三十三矣」，翌年他在《唐才常烈士像贊》末署：「共和紀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後死章絳太炎書」，一九〇三年給鄒容的《革命軍》所作的序，末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五）以公元紀年。由於當時的中外關係頻繁，沿海重要都市早已中西曆並用，為適應彼邦習慣，國外留學生使用西曆的地方則更多。革命黨人所發布的文告或著作，也有全用公元的，如一九〇三年秦鞏黃給《孫逸仙》一書所作的序、一九〇四年孫中山的《對外宣言》（即《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所記年月，均系公元，但只限於個人使用。至於正式主張採用公曆來代替中國紀年的辦法，當時有高夢旦（鳳謙）其人有此建議。 （六）以黃帝紀年。中國過去的史籍，都以中國文化開創於黃帝，並以黃帝為中華民族的遠祖。清末革命黨人，為貫徹其「反滿」種族革命和反對君主專制的宗旨，主張用黃帝紀年。這種紀年，一九〇二年章太炎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已露其端，所草的宣言中說「維我皇祖（按指軒轅黃帝），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百有九載，雖窮髮異族，或時干紀，而孝慈幹蠱，未墮厥宗」。自一九〇三年起，尤其是一九〇五年後，成為革命黨人比較通用的紀年辦法。 當一九〇三年中歷四月，留日學生組織革命小團體——「軍國民教育會」，會員徽章鎳質圓形，大如銀元，正面鐫黃帝軒轅氏像，背面刻銘文四句：「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銘文為秦毓鎏作。據張繼的《回憶錄》說，他們「組織軍國民教育會，主張推翻清政府，入會者皆用黃帝紀元」(4)。同年江蘇籍留日學生創刊的《江蘇》雜誌（月刊），第一期第二期尚署「光緒二十九年」，自第三期起，改用黃帝紀年，書作「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五月廿八日」。這是使用黃帝紀年最早的紀錄。榮孟源編的《中國歷史紀年》一書內的《清紀年表》，將革命黨人用的黃帝紀年，列於一九〇一年開始，不知何據？ 同年七月十一日，初期參加革命活動、後來叛變革命的劉光漢，作了一篇《黃帝紀年說》，文後有《附黃帝紀年說》《附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申述應採用黃帝紀元的理由說：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為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創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為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為紀年；吾輩以保種為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為紀年。 除上引這段話外，此文並以黃帝紀年有三層好處：（一）黃帝的年代久，以前的歷史事實少，可以大大避免由後推前的繁難；（二）取法日本的以神武天皇紀年，是擇善而從；（三）用黃帝紀年，可使「君主年號徒屬空文」，從而粉碎「王者貴」的謬說。 《黃帝紀年說》一文，原載於一九〇三年的《國民日日報》，同年黃中黃（章士釗）編印的《黃帝魂》一書，收入此文，列作首篇。同時《黃帝魂例言》的後面，即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冬十二月」。錢玄同認為「最早說明黃帝紀年之義者，即劉君此文」(5)。按「軍國民教育會」和《江蘇》用黃帝紀年，均在《黃帝紀年說》發表前，那麼黃帝紀年的意義，事實上那時已為不少革命知識分子所理解和傳播，否則就不可能行使於團體和公開發行的雜誌。因此，劉光漢的《黃帝紀年說》，可以說是綜合當時好些人的意見而成。 革命黨人採用新的紀年辦法與舊的帝王紀年對立，為什麼至一九〇三年才有更多的人提了出來，這因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至此已開始形成革命派。而這些紀年的擬議，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正體現為中國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向著新的形勢發展。黃帝紀年是革命黨人所提出的各種紀年辦法中影響最大的一種。可是史稱「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的黃帝軒轅氏，是一個神化的象徵性人物，他的一生是無從稽考的，各書記載不一，因此採用黃帝紀年，所紀的年代也就互不相同，有的竟相差至幾百年，甚至一個人使用的黃帝紀年也前後互異。就所見到的資料，當時使用黃帝紀年的異說，約有下列幾種： （一）《江蘇》雜誌，以一九〇三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繼《蘇報》被封后出刊的《國民日日報》，也以是年作四千三百九十四年。 （二）劉光漢的《黃帝紀年說》，以一九〇三年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黃中黃在「黃帝魂」中所採用的年次相同。可是劉光漢於甲辰年（一九〇四）寫的《清秘史序》，又以一九〇四年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卻與《江蘇》所用年代相同。 （三）《民報》，以一九〇五年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宋教仁以《皇極經世》《通鑑輯覽》等書為據，力主此說。一九〇六年萍瀏起義，龔春台所發檄文，末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與《民報》所定年次相同。 （四）一九一一年貴州響應武昌起義，所發布的《貴州軍政府檄文》，末署「大漢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五十九年」(6)。 上列各說，以《民報》所用年代為多數革命黨人所接受，當時革命黨人在國外陸續發行的報刊，都以《民報》的紀年為紀年，例如在仰光出刊的《光華報》，即以一九一〇年書作「中華開國紀元四六〇八年」。至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的文告，皆以此為據。各省響應的文告，也多采此說。私人所作表記，如《中國革命記》中收編的《二百六十年不服漢人表》《黃帝即位以來大事表》，也與《民報》採用的年次相同。可見辛亥革命時期，與清帝對抗的各種紀年，以黃帝紀年為正宗，而黃帝紀年的異說，又以《民報》所用年次為正宗。因為《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影響較廣。同時黃帝紀年雖多異說，而《皇極經世》《通鑑輯覽》的說法，本來就是比較流行的說法。 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革命的勝利聲中，上海、武漢等地的革命黨人集議建立中央革命政權，在共和政府成立後究應採用何種方式紀年，也就成為人們商討的問題。當時有署名「老圃」其人，作《論黃帝紀元》(7)一文，認為「自革命以來，各省民軍皆用黃帝年號，此為一時權宜計，固足以喚起國民之種族思想。然為永久計，若欲以此為民主國之紀元，則與新民國之民主主義大相剌謬」。因為「我國所謂黃帝，無論其功德如何，要為專制政體之皇帝」，共和政府「方排斥之不暇，寧有崇拜之理」！更以黃帝「年遠代湮」，無確定生年，用作紀年，無可徵信。在辛亥革命前擬議以黃帝紀年，《黃帝紀年說》概括了那時候許多人的意見，《民報》恰恰表達了這種要求；而至武昌起義後要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感到黃帝紀年的不甚適合，《論黃帝紀元》又代表了這個階段的意見。所以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電告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即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公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曆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改稱「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但入「民國」後，有些歷史著作對「民國」以前的紀年，仍有沿用黃帝紀年推算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 * * * (1)　康有為：《戊戌奏稿》。 (2)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35頁。 (3)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序》，《黃帝魂》。 (4)　國民黨《黨史館館刊》第2號。 (5)　劉師培：《左盦外集》（14）。 (6)　周素園：《貴州民黨痛史》。 (7)　老圃：《論黃帝紀元》，《中國革命記》第12冊，時事新報館19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