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
一
革命之與改良相對而言，是十九世紀中葉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興起以後的事。列寧有過許多論述。他在一九一二年寫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一文指出其原由說：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長足進步和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使資產階級過去那種對無產階級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歐美資產階級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代表，不再用公開的直接的原則鬥爭來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維護私有制的絕對不可侵犯和競爭自由，而是越來越多地主張用所謂社會改良來反對社會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而是用改良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現代「先進的」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公式。(1)
這裡明確地論證了改良、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所以列寧又說：「歷史的真正動力是階級之間的革命鬥爭；改良是這種鬥爭的副產品。」(2)
在中國，革命與改良（或改良主義）兩個詞的相對使用就更晚了。把用暴力反抗封建統治稱作革命，是孫中山進行武裝反清時才流行的。「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提出這個問題然後回答說：「這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3)顯然，革命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武裝反抗，二是改變生產關係。
改良，是在孫中山等一八九五年開始自認是「革命黨」以後的歲月里始被採用的外來語。如說「政俗改良」「婚姻改良」「社會改良」等等，即所謂「輸入歐美之文明，以謀政治之改良」。(4)指的都是改善現狀，不涉及歷史的往事，也沒有與革命對峙的痕跡。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紀念會上說：「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5)在這裡，改良之於革命既是相輔而行的，又略有抵制的意圖。
在「五四」前夕肇始的新文化運動中，一九一七年二月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則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個曰「改良」，一個稱「革命」，他們論述的趨向，雖有各自標明的改良與革命的含義，但還是各抒所見的倡議，不是兩者的對抗。過了兩年多，李大釗與胡適進行的「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一個主張少談些主義，多研究問題；一個主張大談主義，也研究問題，針鋒相對地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之爭，即革命與改良之爭。此後，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圍繞著中國的現狀與前途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及其活動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並把對現狀的探討推向歷史，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論述「五四」以前的近代史和古代史。從而在論述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同時，也以資產階級改良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模式來論述戊戌維新和戊戌以前的維新思想，戊戌以後的《民報》和《新民叢報》的爭論也就區分為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激烈論戰了。
對戊戌維新運動和康有為一派人，稱之為改良（或改良主義）運動和改良派、改良主義道路，大致始於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刊出的一篇論文中說：「康氏及其夥伴替代表舊中國的統治者——滿清朝廷，找出了一條第三條的道路——改良主義的自上而下的變政的道路。」同年出版的一本近代史，也有「康有為曾經揭出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6)的話。一九三七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在戊戌維新一節中也泛論地說：「政治改革，有折衷與徹底，改良與革命，調和與不妥協的不同。」其後，一九四五年范文瀾撰著的《中國近代史》，更明顯地標出「甲午戰爭前改良思想的醞釀」，「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隨著范著的出版流行，稱戊戌維新為改良運動或改良主義運動的漸漸多起來，但還是局部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很多近代史著作仍只稱維新運動、變法運動，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近代史論著就一律稱之為改良主義運動了。
如前所述，改良或改良主義是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副產品」，列寧常常把它和機會主義、議會迷和庸俗進化論並稱，是一種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而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運動，雖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對頑固的封建政治卻有很大的衝擊力，與國際工人運動中產生的改良或改良主義思想和活動的背景是不相同的。所以近來在對革命與改良的探討中，不少同志發出了「戊戌變法是改良主義運動嗎？」或「戊戌變法不是改良主義」的呼聲。
改良與改良主義是有區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的是改良主義，決不排斥改良。列寧指出，革命的勝利還不知在什麼時候到來，「我們應當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眾狀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們同改良主義者的區別，並不在於我們反對改良，他們贊同改良。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只是限於改良，……」(7)改良主義者「只是限於改良」，把改良當作唯一的宗旨，與革命為敵，這才是列寧所堅決反對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沒有發動群眾，也不觸動社會基礎，只是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趨勢來說，它打擊封建頑固勢力，策劃君主立憲，最終想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只是限於改良」地維護舊制度，而是一個要求作較大革新的改良運動，它之遭到封建頑固派的鎮壓也說明了這一點。
過去，我們對改良與改良主義不加區別有其客觀原因。就是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鬥爭的革命時代，對資產階級的改良道路的批判是政治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由於現實條件的反射，在論述戊戌維新運動時，就只承認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極有限的進步作用，並說歸根結底是反動的，把承認的一點進步作用也收回去了。這就沒有必要也不願去區分改良和改良主義的意義。此外，還因為倡導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在戊戌失敗後，抱住改良的宗旨不放，儘管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對頑固派的鬥爭，事實上已成為抗拒革命的保皇派，他們所堅持的不能說不是一條改良主義的道路。
近代中國是在革命與改良的不斷變革中曲折前進的，充滿了革命與改良之爭。怎樣正確地認識和分析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的辯證關係，改良的積極意義何在？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二
近代中國開始時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後來在地主階級分化中出現的洋務派和資產階級改良派，漚浪相逐，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或實行了改革中國的要求。而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則具有更完備的形式，是它的高潮。
身經鴉片戰爭巨創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包世丞等人的政治社會改革思想，在於挽救封建統治的崩潰。繼起的洋務派和他們的主旨不能說毫無聯繫。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的實踐中得出的「器良技熟、膽壯心齊」主張，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都為日後的洋務運動提供了論據。左宗棠為刊行《海國圖志》作序，對該書十分推重，決不是一般書生的空談。過去把改良派與洋務派截然分開，斷定一個是愛國的、進步的，一個是賣國的、反對的，二者毫無相同之處，那是經不起歷史實際的檢驗的，因為它們不是毫不相同、沒有共性的。
在五十與六十年代交替之際，即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中國思想界有一個顯著的轉折，這個轉折具體表現於三本書：一是一八五九年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二是一八六一年馮桂芬寫成的《校邠廬抗議》，三是一八六二年鄭觀應所撰的《救時揭要》（即他的代表著作《盛世危言》的雛形）。這三本書產生的年代大致相同，但作者的政治立場很不一樣，馮桂芬、鄭觀應是為清朝發議，洪仁玕卻是為要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國設計。對於認識和學習西方，他們都還是睡眼方開。由於洪仁玕在香港和西方人士有較多的接觸，耳濡目染，所以《資政新篇》陳述這方面的內容，比起《校邠廬抗議》和《救時揭要》來要高出一籌。但總的說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還只著眼於英國的堅船利炮即軍事技術，洪、馮、鄭三人的書，在注視著船堅炮利的同時還注視了生產技術，而後由洋務派提出的也為改良派贊同的「富國強兵」口號較明顯地綜合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容閎，在六十年代初也曾向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提出了與《資政新篇》基本一致的改革建議，以太平天國難於有為，便離開了洪仁玕，轉而為洋務派派遣留學生和購買機器效勞。儘管他們的出處互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從愛中國出發，立志要改革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使其達於富強康樂之境。所以三本書的作者以及容閎表達的思想，可以說是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地主階級分化中的洋務派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過渡，他們的主張既為洋務派所汲取，也是改良派的發軔，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時序感，是近代中國思想演變——新陳代謝的一個重要環節。
洋務派與改良派作為政治勢力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各顯身手的，但二者的起點卻相同。洋務派的洋務設施開始於六十年代初，改良派的改良思潮也開始醞釀於這個時候，他們汲取西學，與深閉固拒的封建頑固派標新立異，是站在一邊的，被列為早期改良派的容閎、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等人，沒有不是出入于洋務派的麾下或與之引為同調的。當然，二者在一開始就各有其特徵，表現出差異：洋務派是一批當權的大官，熱衷於「西藝」，「師夷之長技」，以追求「富國強兵」為目的；改良派是一批中下層官員及其知識分子，不僅要仿西方之「長技」，更著眼於「西學」「西法」，並逐步提出了「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設想，他們對於洋務派由依附逐漸採取了批判的態度。
改良派對洋務派的批判，都說洋務派學習外國是徒襲皮毛，而批判之最著者，一是何啟、胡禮垣的《曾論書後》，指出曾紀澤在《中國先睡後醒論》中以洋務新政代表中國之「醒」是夢囈。二是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指出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把各自的「體」「用」分割，「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這種批判表明了改良派對洋務派的揚棄和發展。但洋務派在同文館和鐵路等問題上對頑固派的論爭，可以說是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論爭的第一個回合，是改良派同頑固派鬥爭的先聲。就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論，他們承認西學的「用」，應當說是對頑固派仇視一切新事物的一個否定，並且「用」的推行，也不能不觸動那個被他們自己視為萬古不變的「體」，同文館不是在觸動封建教育的「體」嗎？鐵路、礦山不是在觸動祖墳風水的「體」嗎？「風起於青之末」，說明了事物作始的意義。所以直到改良派自立門戶，組織強學會，洋務派有些人還參與其間。就是李鴻章這個人，他對維新運動也不是完全無動於衷，政變後，他雖屢奉慈禧太后的懿旨訪拿康、梁，但對康、梁仍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曾向人說：「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議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8)還多次寄意逃亡日本的梁啓超，要他「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從一八八〇年開始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的嚴復，政變後也繼續留任。這些，都不難看出李鴻章同改良派之間存在的微弱默契。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的三十餘年間，總的趨向是以洋務派尋求富強之術，實行「同光新政」為主體，改良派在這個時期還是著書立說，為維新變法作理論和宣傳的準備。經過甲午戰爭，洋務運動破產了，改良派通過「公車上書」，把改良變法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運動。康有為的《保國會演說辭》，梁啓超的《改革起源》，都痛切地揭示了那時的民族危難與維新運動的密切關係，譚嗣同、嚴復、唐才常以至章太炎等人也都是由此開始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而主張維新變法的。所以一八九五年是由洋務運動遞嬗為變法運動的轉折點，是近代中國政治上新陳代謝的又一個重要環節。
事物的新陳代謝，決不只是一個簡單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個揚棄和汲取的複雜過程。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從上層開始的，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農民起義的雙重壓迫下邁開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層肇始，逐級發自中下層，它的發展形成一個塔形。二十世紀初年《浙江潮》雜誌發表文章說：「三十年來之製造派，十年來之變法派，五年來之自由民權派」，就是這樣一個否定一個而且像浪圈一樣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聯繫著。你看，著眼於製造的洋務派，不過是地主階級分化中的一批大官；倡導變法的改良派，則是略為擴大了的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士大夫及其知識分子隊伍；號召自由民權的革命派，則是又擴大了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他們聲稱「經營革命之事業者，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9)從而同下層社會有了一定的聯繫；自此以後，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的工農大眾革命，然而仍不能沒有知識分子的橋樑作用。
從這個塔形的層次來看，在資產階級革命勢力興起之前，改良運動是代表歷史前進的步伐。改良運動進行的方式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是那樣，其中有先後和深淺之分。我們過去不承認洋務運動有改良或革新的意義(10)，重要的一條就是洋務派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其實這不是他們能否成為改革家的準則，因為歷史上的改革家大都出於統治階級，他們都是和農民起義對立的，改良不是從接受農民起義的教訓出發，就是為了緩和矛盾、抑制起義。以近代而論，不獨洋務派如此，作為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林則徐，不就是在奉命前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而中途病死的嗎？林則徐的摯友、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不是在江蘇地區還直接參加了對太平天國的鎮壓嗎？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巨人的康有為，不是也口口聲聲要防止揭竿而起的農民嗎？這是他們的階級地位和歷史狀況決定的，他們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也只能是改良，不可能產生比改良更激進的主張。
標誌著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是放眼世界，對封建頑固勢力的衝擊。洋務派與改良派都不同程度地有學習西方、實行改革和發展資本主義的一著（過去只說洋務運動阻礙了民族資本的發展，是不全面的），當時的中國正需要走這一著。這一著不可能發自閉塞的被剝奪了文化和權力的下層群眾。歷來的農民起義雖然是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的動力，卻是通過封建王朝的卓越政治家來實現的，它們的本身並不是社會政治革新的體現者。即使像太平天國這樣高水平的農民起義，從金田殺向江南是有很大衝擊力的，一到南京建都後就日益熱衷於封建體制的建立，它的北伐與西征也已更多的是為建立自己的皇權進軍了。這個事實說明了社會政治改革必然發自上、中層一些較有識見、較有抱負的人，譬如《資政新篇》這樣的改革方案，也只能是由洪仁玕這樣一種身份的人（太平天國的干王）提供出來，而且太平天國的本身並沒有獲得實施這個方案的機會，最後還是要假手於人，所有建議如開發礦藏、興建鐵路、設立銀行等等，倒是洋務派都做了的。
三
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而在歐風美雨飄打下的近代中國，各種思潮一齊湧來，形成政治實力，更是如此。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北洋艦隊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洋務派三十餘年的「富強」設想也被打得粉碎，醞釀已久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氣的政治力量出而領航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開始活動起來，一八九五年十月孫中山首次發動的廣州起義雖遭扼殺，中國之有「革命黨」卻自此騰播於世。一個向皇帝上書請願，一個要把皇帝拉下馬，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正式出現了改良派與革命派兩面鮮明的旗幟，他們都想為衰落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值得大書特書。
同時登場的這兩股新的政治力量，它們決不是相等地開展活動的，而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各有其變化。從一八九五年五月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到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變的幾年間，改良派的變法活動以北京、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地為樞紐，有風靡全國之勢。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發生時，康有為又趕到北京上書，汪大燮曾寫信給汪康年說：「康工部（指康有為）到京，頗有鼓動。此公攝力勝人，或能有所振發。」(11)所謂「攝力勝人」，是說康有為的活動有很大的吸引力，變法維新運動正在勇往向前。而革命派還只活動於遠離北京的海南地區，聲勢不著，顯然居於次要地位。這時的革命派不但同改良派分不清涇渭，就是對洋務運動破產之後仍有政治權位的洋務派頭目也沒有完全排除幻想，孫中山在一八九四年，章太炎在一八九八年還分別向李鴻章上書論政，想通過他在政治上有所興革。革命派之與改良派既有熱愛祖國、要求改變現狀的共同願望，他們曾經尋求合作，就是到了一八九九年農曆六月康有為已在加拿大成立名聲不好的保皇會，革命派也還是沒有放棄同康、梁攜手的活動。直到一九〇〇年，經過改良派拉攏會黨力量從事勤王的自立軍起事，以及由英國殖民主義策劃的而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參預的擁李鴻章據廣東「自立」的流產，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合作活動才告中止，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歷史地位隨之發生變化，革命的聲勢日張，逐步成為時代的主流。
促成革命與改良的地位的變化，除了變法運動的失敗對改良派的打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清朝的腐敗兜底暴露，人們對它已絕望，「革新之機」完全「遏絕於上」，要指望清朝有所作為是不可能的了。孫中山曾經回顧當年的情景說：在廣州初次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無不視他們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到庚子義和團運動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這是一個深刻的變化。原來參加維新運動的如秦力山、楊篤生、章太炎一批人都投到革命的旗幟下來了。連保皇會的梁啓超等也寫信給康有為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進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又在給徐勤的信中說，「中國舍革命外無別法」。(12)這兩三年間，梁啓超說了不少排滿、革命的話。過去在論述這段歷史時，都說梁啓超是玩弄政治騙術，其實這是形勢急轉直下在改良派的核心中引起了變化，也表明梁啓超與康有為堅持的保皇路線產生了分歧。所有這些，集中反映為一點，只有推翻清朝政府，中國才有革新之望。正是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和國內各種力量的衝擊，風雲變色，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又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新陳代謝。
自此，革命派與改良派分了手，形成為敵對的兩個營壘，環繞著反清革命與擁清保皇激烈論戰，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揭開了論戰的序幕。因此，革命派一面要發動武裝推翻清朝的戰鬥，一面又要從政治路線上同保皇的改良派作鬥爭；反過來，保皇的改良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氣力對付革命派，另一面為了保皇立憲，仍要同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派爭奪；同樣，清朝政府也是在兩面的格鬥中掙扎。在這個兩條道路（革命與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角逐的形勢下，革命既是那時的趨勢，革命派也就成為時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既然同慈禧太后頑固派還在繼續較量，也還存在著立憲的微弱前景，這就使他們作為新派人物的顏色並沒有完全脫落，還有些號召力，特別是對那些從封建營壘中漸次甦醒過來而又害怕革命的人們。所以清朝政府仍把康有為、梁啓超同孫文一起列為「諸逆」，要它的駐外使節認真訪拿，「破其詭謀」（引自羅豐祿去電稿本）。章太炎作詩道：「新耶復舊耶，等此一丘貉！」(13)是指康、梁墮落為保皇黨而言，實際上康、梁仍是為封建頑固派所忌恨的。
幾年間，革命勢力大大地激盪起來，一九〇五年八月成立了推動全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為埋葬代代相承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準備了可靠的條件。而擁清的改良派也演變發展為兩股力量，一股是活動于海外的改良主義保皇派，仍以康、梁為代表；一股是活動於國內的改良主義立憲派，以江浙的「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等人）為代表。立憲聲浪的掀起，與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有很大關聯。因為十年前的甲午戰爭，立憲的小國日本打敗了封建專制的廣土眾民的中國，十年後立憲的日本又打敗了龐然大物的沙皇俄國，立憲二字在一部分資產階級人士的心目中頓時放大了，產生了極大魅力。那個曾是袁世凱的老師、戊戌年八月痛罵過袁世凱的張謇(14)，忽於此時致函袁世凱說：「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日本打敗了俄國是立憲打敗了專制的論斷，不僅成為變法維新人士的一致呼聲，而且也為許多清朝官員所接受，他們認為只要實行立憲，對革命勢力就可釜底抽薪，風雨飄搖的大清就可得救了。在「百日維新」的變法高潮中，對立憲不敢置一詞的清朝統治者，這時也把它看作了救生圈。即於一九〇五年七月指派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以德、英、日三個君主立憲國家為考察的主要對象。次年八月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給立憲派的活動提供了合法條件。於是，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東等省紛紛成立立憲團體；滿懷立憲理想的楊度，在日本創刊《中國新報》鼓吹立憲，旋即回國活動；康有為等也在海外聯絡僑商，於一九〇七年農曆正月宣布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梁啓超、蔣智由等則在日本設立「政聞社」，發刊《政論》雜誌，向國內策動；連留學日本的八旗子弟也創刊了《大同報》，宣稱「以提倡立憲、融和滿漢為唯一之宗旨」。(15)他們都打出了要求或提倡立憲的旗號，是繼戊戌維新失敗後出現的又一次政治改良運動。前一次是在革命勢力剛剛活動的時候，這一次則革命勢力已躍居前台了。為了揭穿清朝的立憲騙局和立憲派散布的立憲幻想，革命黨人曾以炸彈對待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並在許多報刊上發表抨擊的文章。
海外和國內兩股立憲力量，在互通聲氣、積極推動立憲中，他們以請開國會相號召。一九〇七年楊度給梁啓超的一封長信說：「夫政黨之事萬端，其中條理非可盡人而喻，必有一簡單之事物以號召之，使人一聽而知，則其心反易於搖動而可與言結黨共謀。以弟思之，莫開國會若也。」這個「莫開國會若也」的主張，經過《新民叢報》《中國新報》《時報》《政論》《國風報》等立憲派報刊的鼓吹，變成了立憲派一致的行動綱領。梁啓超的「政聞社」雖組織了一些上書請願活動，但因慈禧太后的宿怨遭到禁止；主要是「預備立憲公會」為首組織的一系列請願活動，一九〇八年它聯絡各省立憲團體和立憲分子向都察院遞呈《請願速開國會書》，隨後張謇又以江蘇咨議局議長的身份邀請各省咨議局代表到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前赴北京，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六月、十月相繼舉行了「速開國會」三次請願。同盟會會員沈縵雲代表上海商務總會也奏請「速開國會」。這些請願的聲勢不小，給了清朝以較大壓力，卻沒有被清朝所接受。沈縵雲在請願中遍訪軍機、都察院、相國後向人說：「釜水將沸，游魚未知」(16)，指出革命形勢的發展，清朝的覆滅為期已不遠了。
立憲派的請願活動，是與革命黨人一九〇六年發動萍瀏醴起義以來頻繁的武裝反清競賽的，他們滿想通過清朝政府實現他們的立憲主張，避免革命的流血破壞，所以說「俾希望立憲之人心迎機而大暢，鼓吹革命之患氣不遏而自熸」，(17)這一點與清朝欲借預備立憲以制止革命的要求很相近。但歷來說清朝是「假立憲」，相對而言，那麼立憲派則是要真立憲了。真假的區別何在？（一）清朝是被迫宣布立憲的，立憲仍然是要「永固皇位」，要保持「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與立憲派主張限制君權，實行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不可同日而語。（二）清朝宣布的「預備立憲」，是想以「預備」的諾言換取時間，另作籌謀。這與立憲派要求迅速召開國會，及時實現立憲政治的呼籲已不能混為一談。所以立憲派的要求立憲，仍有其積極意義，是戊戌改良運動的繼續，就其把百廢待舉的新政集中到立憲一個問題上來說，又是戊戌改良運動的發展。正是在革命警報頻傳、立憲派咄咄逼人的請願下，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清朝宣布把原定的九年預備期至宣統九年（一九一七）立憲，縮短為五年，在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實施。梁啓超當即反唇相譏，在《國風報》上撰文說，若不即開國會，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宣統五年」一名詞。果然，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武昌起義的大炮就把清朝的皇冠打落在地。後來楊度在他的《君憲救國論》中將梁啓超的話倒過來說：「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斷其必無。」梁啓超的話是事前預測，楊度說的是事後假設，但他們都堅信立憲是挽救清朝的唯一途徑，惋惜清朝不能採納他們的意見而招致滅亡。
考察梁啓超、楊度當時的論證，儘管他們懷抱的立憲政治不是面壁虛構，但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把立憲看作起死回生的靈符，乃是「用迷信來說明歷史」。他們之由主張改良而成為改良主義者，其原因也在此。試看戊戌維新運動沒有為立憲政治開出一條路來，而義和團運動後的清朝已是油干燈枯，朝不謀夕，既無實行立憲政治的社會信念，又無主持立憲政治的權力中樞，老耄的慈禧為身後盤算已來不及，繼起執政的少年貴胄載灃更不可能當此大任。「譬如破漏霉朽之老屋，非破壞則建設未由得施。故革命事業實應乎時代之要求，洽乎人心之同然。」(18)日後梁啓超在《庸言報》上得出的這個結論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革命派堅持推翻清朝，同立憲派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立了首功。然而立憲派的宣傳立憲，要求速開國會，揭示了清朝的無望，增加了中上層社會對清朝的離心力，加速了清朝統治的瓦解。他們中的有些人，且在多次請願失敗之後，深知「舍革命無他法」，漸次向革命靠攏。但必須承認在革命派與改良派對清朝的大搏鬥中，前者是主體，後者是補充，不應混淆。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二年十月梁啓超回國之初，他說：「平心論之，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餘年來激烈（指革命派）、溫和（指立憲派）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雲有功，則兩俱有功，以雲有罪，則兩俱有罪。」(19)這種平分秋色的攤派，背離了事物本身的主從關係，不足為訓。
我們在論述革命派與立憲派這段歷史時，偶爾也會有楊度那樣的想法：清朝如果能接受並實行立憲派的主張，可能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不會有辛亥革命後的混亂。這是偏見，不是歷史。社會歷史的發展，革命與改良是相輔而行的，改良之不能替代革命，正如革命之不能抹殺改良一樣，決不能因後來有濫施革命的事而懷疑以往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義性。
對於立憲派不應一概罵倒，他們既有過（有的是罪）也有功，要具體分析。前不久在辛亥革命的學術討論中，從海外傳來了一些議論，說很難說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立憲派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貢獻比革命派大，倒是起了領導作用。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不管是反帝還是反封建，武裝推翻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是那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不容迴避的首要任務。誰舉起了這面大旗，誰就居於領導的地位。這裡不想談得太遠，單就黃花崗起義、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對推翻清朝互相聯結的三件大事來說，只有在保路運動中立憲派有過倡導作用，他們由積極保路揭了清朝的瘡疤，革命黨人和會黨群眾聞風躍起把運動引向武裝反清，才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黃花崗起義全然是革命派的主動，武昌起義是革命派造成了聲勢之後，立憲派才被卷了進去。清末整個事變的發生，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不夠堅強有力，武昌起義前後表明的事實是如此，但決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們對推翻清朝統治和建立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作用。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的目的和結果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如果沒有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奮鬥和領導，能自發地產生這樣的政治結果嗎？至於立憲派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貢獻，如張謇等人對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作的努力，雖然剝削了勞動群眾，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卻是「造飯碗」（指辦工廠），不同於官僚政客的搶飯碗。如梁啓超廣泛傳播新知的大量文章和嚴復介紹西學的許多譯著，都是獨步一時的，啟迪了整個一代知識分子，幫助了知識分子的革命化。這些，都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
四
在武昌起義的勝利形勢下，各省的立憲派和官僚乘機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立憲派被卷進了民主共和的行列，儘管在有的地區如湖南、貴州等省，他們是通過殘殺革命黨人走進這個行列的。革命派與改良派畢竟由十年來的長期對峙而走到一起，一九一二年一月組成了南京臨時政府。
南京臨時政府是怎樣組成的？它的成員怎樣？且以孫中山的一封信來說明同盟會的組織領導作用。當臨時政府建立之初，蔡元培寫信向孫中山推薦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孫中山復函道：
關於內閣之設備及其組織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稱，不問其黨與省也。但此時不能不收羅海內名宿。來教所論甚明，然其間尚有當分別論者，康氏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前登報之手跡可見一斑，倘合一爐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對。至於太炎君偶於友誼小嫌，決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講，弟無世俗睚眥之見也。(20)
在這封信中，孫中山宣布的用人宗旨是「惟才能是稱」，即「用人惟賢」的路線。但有兩條，一是「此時不能不收羅海內名宿」，二是不能延攬「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的人。前一條在於藉助有聲望的「名宿」，增加社會對新生的共和國政府的信賴感，所以臨時政府的副總統是黎元洪，九個部的總長有七個也是張謇、湯壽潛、程德全等立憲派頭面人物和前清官員。後一條是實施共和國各項政策、開展工作的重要保證，所以各部次長除個別外，都是同盟會會員，而孫中山以大總統、黃興以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主持了這個政府。參議院的四十多個參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也是同盟會會員。這些，都體現了以同盟會為主體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地位。至於前一種人能否達到預期的作用，則又決定於主體的魄力和「名宿」對共和國的態度。
存在了九十一天的南京臨時政府，除政府成員的構成體現了同盟會的領導關係外，還有它頒布的《臨時約法》和各項政令以及鬥爭矛頭的所向，今天檢驗起來，依然可以看出都是為了實現和健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體制而進行部署的。過去許多論著以辛亥革命只趕跑了一個皇帝，留下了塊「民國」的空招牌，這是就革命的不徹底和被軍閥篡奪了政權而言。事實上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了，把自秦始皇兩千多年以來的「帝國」變為「民國」，就否定了整個皇權體制，也觸動了封建社會的各條神經，是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的一個大躍進。從此，民主觀念深入人心，誰敢帝制自為就成了人人討伐的對象，誰還拖著辮子，抱住老皇曆就成了可恥的封建餘孽。「封建餘孽」四個字出現於辛亥革命後，鮮明地反映了這場革命的矛頭所向的威力。
早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革命派就聲明革命不能沒有破壞，革命一旦取得勝利，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大建設。這個認識在資產階級革命派中是頗為一致的。南京臨時政府建立時，孫中山就欣然地指出：「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乃是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黃興、宋教仁等也相率倡議建設。立憲派前此對收回利權、發展實業作過貢獻，這時更是躍躍欲試。基於這種要求，就在一九一二年，革命派、立憲派和工商界莫不懷著「破壞告成，建設伊始」的興致，紛紛成立「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工業建設會」「西北實業協會」等團體(21)，並發行《經濟雜誌》《中國實業雜誌》《實業雜誌》等專刊。革命與改良兩派都是從愛國開始的，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裡——對發展實業又表現了較大的共性。
由革命轉向建設是歷史的必然，即使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爭取到足以進行建設事業的局面，提出來作為奮鬥目標也是必需的，如果沒有經濟建設的目標，革命也就會喪失自己最終的意義。關鍵在於那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內部，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那些暫時屈居於次要地位的立憲派同封建軍閥官僚有著廣泛的聯繫，能量很大，他們的活動正在搖撼著新生的共和國政府。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此認識不足，或者有所認識而沒有力量去改變這種狀況。他們不能制約依賴封建軍閥官僚的立憲派，反而一步步受封建軍閥官僚和立憲派的制約。這種政治消長，使勝利的辛亥革命很快走向失敗，人們殷殷嚮往、已在招手的建設機會喪失了。
武昌起義後政黨的分化與組合，大致仍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新形勢下的繼續較量。最初是統一黨與同盟會的較量，繼而是共和黨與同盟會的較量，又繼而是進步黨與國民黨的較量。從同盟會到國民黨與從統一黨到共和黨——民主黨再到進步黨，固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魚龍混雜，但一個框架是從革命派演變而來，一個框架是從立憲派演變而來，是依稀可辨的。當時有人指出這一情況說：「民國元年之保皇黨，一可以易其名曰共和討論會，再可以易其名曰民主黨，任爾言共和，任爾言民主，而保皇骨相終古難磨，以一時之貌而欺人，是猶髦兒戲花旦之演烈女傳也。」(22)如果說在武昌起義前革命派與立憲派是圍繞反清與擁清、共和與立憲而鬥爭，那麼這時則是圍繞著制袁與擁袁、法治與獨裁而鬥爭，當袁世凱的兇相和假象沒有完全暴露以前，他以遜清的內閣總理和新生的共和國總統擁軍自雄。所以國民黨的對袁鬥爭比同盟會的對清鬥爭還要困難些，對作為袁世凱與黨的共和黨、民主黨、進步黨比對擁清的立憲派的界線也模糊得多。在民國元年潛滋暗長的鬥爭中，南京臨時政府被迫由南京遷往北京，革命派的暫時優勢已在發生令人擔心的演變；次年「第二次革命」失敗，這種逆轉的演變就非常顯著了。
事態的演變，並不會到此止步，因為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東西，立憲派與封建軍閥還沒有把它追回來，不到黃河心不死。接著便是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的演出，但他們仍然以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來搪塞，袁皇帝的年號所以叫作「洪憲」，張勳也要搬出「預備立憲」上諭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話作依據，二者的依存和引用原先的立憲力量卻有區別。洪憲帝制同改良主義的立憲派結合——以楊度為代表；張勳復辟是同改良主義的保皇派結合——以康有為為代表，從外形看，似乎再現了二十世紀初年一個志在君主立憲，一個旨在保皇立憲的微弱不同。前者不管誰做君主都可，後者要的是清朝皇帝。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年，他們還有同封建頑固勢力作鬥爭的一面，這時則完全與封建軍閥沆瀣一氣，成了十足的復辟派。後者比前者更加墮落，連楊度也通電指出其「腐朽穢濫，如陳列屍」(23)。醜惡的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像泡沫一樣幻滅了，康有為從此成為僵化的政治古董，楊度也以君主立憲「永無再見之日」，「傷心絕望」。這兩股政治逆流的出現，是辛亥革命失敗的紀錄，一直被人們引為可悲可恥的歷史教訓。但是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的迅速撲滅，又表明了民主勢力的不可輕侮，仍然是辛亥革命不可磨滅的戰果，其中也許還有梁啓超、嚴復等人傳播新知的思想影響。
從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革命與改良打破了僵化的封建統治秩序，推動了歷史前進，使封建統治階級再也回復不了舊日的「天朝」，這種歷史功績是永存的。但是在革命派與清朝統治者生死搏鬥的關鍵年代，致力於改良的立憲派，他們不是接受革命勢力指揮的「第二條戰線」，而是站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第三種勢力」，他們雖與清朝鬧摩擦，但並不願清朝倒下來，只是在清朝的大勢已去，才把他們的身子轉向革命的一邊，這是不能文飾的事實，也不應因他們在別的方面的貢獻而去修改這些事實。
革命派與改良派經過長期奮鬥，各自的政治目標都分別向他們招過手，勝利在望，他們曾為之歡呼。但到頭來，中國沒有享受民主共和，也沒有實現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得到的是袁世凱的軍閥獨裁，袁世凱後出現的是軍閥統治和軍閥混戰。這個結局是革命派痛心的，也是改良派所不願意看到的，翻開那時的書刊，撲眼而來的，除了憤懣，就是嘆息。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結局？主要是盤根錯節的封建勢力造成的，它既敗壞了民主共和，也吞噬了君主立憲，帝國主義的干涉和破壞固然也是一端，但它們主要仍是通過國內的封建勢力來實現的。
封建勢力怎樣敗壞了民主共和又吞噬了君主立憲呢？先就君主立憲來說，資產階級改良派集中的政治主張是君主立憲，在不同階段根據其表現特點，被稱為維新派（變法派）、保皇派，立憲派，改良派是總稱。資產階級改良派對封建勢力是又反對又勾結，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們搞了兩次立憲活動：第一次是戊戌變法，搞得頗有聲勢，不幸，很快被封建頑固勢力鎮壓了；第二次是二十世紀初年的立憲運動，他們又被清朝統治者軟硬兼施地逼走了；在洪憲帝制中，他們中的有些人就同封建軍閥站到了一起，在政治上對封建勢力僅有的反抗性也被吞噬了。這是就作為一個政派的歷程來說的，至於其中的個人或醒悟、或彷徨、或與封建勢力勾結得更緊，就各異其趨了。
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反封建的。在同封建勢力進行激烈的戰鬥中建立起來的臨時革命政權，很快就被袁世凱篡奪了去。袁世凱篡奪的得手，一是擁有頗為雄厚的封建軍事實力，二是得到各種封建政治力量和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直接敗壞民主共和的，卻是那些置身臨時政府、同封建政治又很密切的「新人」，如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內務總長程德全等，他們用怠工和抵制等方式以渙散臨時政府，為「非袁莫屬」製造氣氛。各省脫離清廷、宣布「獨立」的都督，很多是立憲派和原來的封疆大員，他們站在「民國」的旗幟下，卻置臨時政府的困難於不顧，不解交稅款，不接受政令，呼風喚雨，處處掣肘。更有如章太炎這樣的名聲很大的革命家，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由日本回國後，便與立憲官僚攜手，挾嫌怨以分化同盟會，倡組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共和黨，雖身任臨時政府的樞密顧問，對臨時政府的舉措卻這也不稱意，那也不順眼：定都南京，他反對；《臨時約法》，他反對；頒布「報律」，他反對；採用陽曆，他反對；小學男女同校，他也反對。臨時政府的政令朝頒，他的反對宣言就夕發。(24)當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章太炎立即寫信向袁獻策，要他「以光武遇赤眉之術解散狂狡，以漢高封雍齒之術起用宿將，以宋祖待藩鎮之術安慰荊吳」。袁世凱看了，說是「至理名言，親切有味」(25)。正是以上這些具有各種封建身份的「新人」和有著濃厚小生產者封建習性的革命者，以他們的言行支持了袁世凱。他們的言行對於民主共和的敗壞，比起清朝皇族良弼、溥濤、鐵良等人的宗社黨和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的孔教會來，遠為有效，因為太腐朽的東西人們一眼就看穿了。而散居於城鄉的幾億小生產者，千百年來的小生產習性擋住了他們的視野，對機器大生產陌生，對民主共和漠不關心和不信任，是最難對付的。
在封建主義的重重壓力下，一往直前的孫中山引退了。十載戎馬，忠誠於民主共和的黃興，在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一年前的黃花崗之役前夕，他大書「丈夫不為情死，不為病死，當為國殺賊而死」，何其悲壯！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後的幾個月，一九一二年十月他從上海經鄂返湘，座艦夜航江心，思潮起伏，命筆作詩：「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詩中已不無淒涼之感了。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經過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兩役之後，雖然仍沒有放下武器，還在舉起「護法」的旗幟與北洋軍閥斗，但已布不成陣勢，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落幕前的尾聲，他們進行的革命與改良之爭也隨之終結。歷史是不會停止自己的腳步的，終必衝破舊的窠臼，向新的征途邁進。
五
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只是一百餘年來中國政治史上的革命與改良之爭的第一輪。「五四」期間開始揭出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又進入了第二輪革命與改良之爭，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潮及其活動的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了又團結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方針，糾正了右的和「左」的干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我們過去對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與改良之爭總結了什麼？一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對革命缺乏堅強的領導和正確的方針；二是改良主義道路走不通，而且是革命的絆腳石。應該承認，這個歷史經驗教訓對後來的革命是發揮了借鑑作用的。然而僅就它們的政治趨向和一場論爭來概括其全部活動，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這並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的各個方面。譬如《民報》與《新民叢報》爭論的許多問題，改良派對於滿族與漢族融合的歷史關係，行使民權和開發民智的關係等方面的論點，是言之有據的，卻被一筆抹煞了。當時的革命派中的許多人把滿漢矛盾的宣傳凌駕於反封建之上，結果讓封建主義鑽了空子。看來政治社會的許多爭論，往往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聯繫後來發生的事情，才能看得更清晰，判定其是非。
改良決不是歷史的贅疣，它同革命的對立統一關係，本身就說明了二者並存和互相替代的客觀性，但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中，維新派也好，立憲派也好，是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出場的，無論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都有過全局性的影響。「五四」以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潮及其活動，已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它們表現為這樣的流派或那樣的社團，很難有統一的旗幟，如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的呼籲，如新村運動、職教派、鄉建派、平教派等的活動，以及後來通稱的第三條道路，還有什麼「新路」之類。在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下和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綱領領導革命人民奮戰之間，別的政治力量沒有也不可能再揭出足以號召社會的口號和旗幟了，只能有各種政治改良的雜碎。所謂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其中也有封建色彩較濃的），正反映了這種實況。
歷史證明，所有這些改良主張，都無補於那時的大局。但是面對極端反動腐朽的統治，許多知識分子還沒有找到或不認識馬克思主義，從愛國出發，囿於自己的經歷，以目代綱地各自提出實業、科學、教育等救國主張，雖然救不了國，多數還是出於不甘自棄的好心。要是把它們放在改造社會的總綱下，忠誠地從事實業、科學、教育等事業，在任何時候對社會都是有益的。我們的社會裡可惜這樣的人太少了。我們不「因人廢言」，也不要「因人廢事」，對於搞新村運動一類嘗試的人，如果他們不是蓄意對抗馬克思主義或破壞革命，而是想在黑暗中以爝火螢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終究比安於現狀、無所用心要好。科學發明是通過試驗取得的，社會改造也有待於試驗來推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態度，不是不可取的。對於這類改良主張為是為非，不能一概而論，主要要從它們的政治趨向和實際作用來檢驗。譬如研究各種社會問題是必需的，而胡適用研究一個一個問題來對抗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把正題引向了反題。又如認真讀書是好事，而胡適等卻以「讀書救國」的口號來阻止青年參加愛國運動，就把讀書與愛國對立起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流派，既然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是依存於也是依違於革命和反革命的中間力量，因而分析他們的作用，就要看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哪裡？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發生的分化，他們又分向何方？這在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期間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階段中，分外鮮明。
縱觀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歷史，資產階級的改良活動，是與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相始終的，是個複雜的長過程。曾經被「立足於批」的革命詞藻橫掃過，大大地被歪曲了。理應撣去橫掃的詞藻，還其本來面目，還改良和改良派自己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只是回到此前的論述。因為對許多歷史事件，尤其是對改良和改良派的歷史的認識，正在不斷加深和完整。可以從幾個環節來說明改良和改良派的歷史作用。
第一，當帝國主義猖狂入侵，封建統治者頑固顢頇不知所措的年代，一些先進的中國人主張學習西方，學習日本明治維新，改革中國的封建政治經濟，這從早期的改良思潮到戊戌變法運動，無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積極因素。如果因為他們還有不少封建糟粕（指出是必要的）而貶低他們的時代價值，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求實精神。事實上，十九世紀末的改良變法運動，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先導，也是文化上的啟蒙運動，那時的中國大地並沒有出現比它更進步而成為主流的東西。這一點，本來是人們公認的（後來卻一度被極「左」思潮攪渾了），但也沒有或不敢指出它的先導作用，並且腰斬地認為過此之後就是反動的了。顯然，這個論斷是不完整的。改良，即在後來，除了消極的一面外，仍有積極的一面，有時還是積極性較大的。
第二，在革命勢力與反對統治的尖銳對峙中，改良派作為第三種政治勢力出場，既和反動統治者有矛盾，又同革命勢力相爭奪。這是他們的階級地位和政治趨向決定的。但不能因其不是一邊倒就全部否定（過去是如此），首先要承認他們對反動派的腐朽統治有不滿，有要求改革的積極性；再要看到他們在左右開弓中的矢主要對準誰。對清末的立憲派和「五四」後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潮，均要作這種分析。譬如一九二二年蔡元培等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好政府」，主要是針對豺狼當道的北洋政府的，儘管是空談，並不能說是反動。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懂得了一條，即使在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權以後，仍然有被壞人篡奪去的可能，也有被封建特權腐蝕而脫離人民的可能，提倡為人民服務的「好政府」，今天也還是有意義。
第三，經過疾風驟雨的革命推翻了舊政權、建立起新政權後，採取改良步驟，恢復經濟，變革舊制，以鞏固新生的政權，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這樣的改良是革命的延續和補充。儘管近代的革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大不相同了，但歷代的「休養生息」政策並不全是無可借鑑的陳年老賬。南京臨時政府建立時革命黨人提出的建設主張，除了對鬥爭的大形勢缺乏足夠認識外，伴隨著革命勝利而來的建設要求，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只是由於封建勢力的搗亂，喪失了這個機會。與此同時，一九一二年二月宋教仁、蔡元培等發起成立社會改良會，發表了宣言和章程，其中說：
蓋所謂共和國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級數，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則不可以不具。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而無所謂驕諂，意志自由而無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勢力所能達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民所當自勉者也。我國素以道德為教義，故以風俗之厚，軼殊域，而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牴觸者頗多。(26)
這個「社會改良」宣言，在當時動盪不定的中國社會，不可能有太大的反響。但它揭示的精神，「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勢力所能達而妄行」，是深中時弊的，對廣大社會人士尤其是對共和國的軍政人員是及時的和必要的警戒；「而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牴觸者頗多」的話，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也有極大的針對性，「頗多」的是什麼？就是植根於地主和小農經濟的生活方式、保守思想和習慣勢力，它們是民主共和的腐蝕劑。
改良之所以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騎牆的和反動的，因為它久已被判定是阻止和對抗革命的政治勢力，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有的性能或痼疾。其實，除了它在搶救應該死亡的東西把矛頭主要對準革命的時候外，在其他的情況下，不但不是那麼壞，而且是有益的，或者是利害互見的。它也不是地主資產階級所專有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在策略上和取得政權後都必須採取一定的改良措施，如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的減租減息政策，十月革命後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等。這不是向右轉，更不是無出路的倒退。
革命是用暴力變舊質為新質，改良是以漸進的鬥爭形式推動舊事物向新事物轉化，它們既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盾對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現，或緩或急地促進社會的新陳代謝。過去，我們過分強調了革命與改良的矛盾對立關係，認為改良總是拖歷史的後腿。到了「文化大革命」，由於極「左」思潮的空前泛濫，「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嘯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中國上空，人世間的是非變了形，一切罪惡都假「革命」而行，於是，倒霉的改良從現實到歷史遭到了更大的歪曲。為此，如實地論述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弄清改良與改良主義以及改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作用，是史學上的一個重要任務。
（一九八〇年六月）
* * *
(1)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頁。
(2) 《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頁。
(3)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頁。
(4) 《中國之改造》，《大陸》雜誌，1903年第3期。
(5) 《孫中山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頁。
(6)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41年版。
(7) 《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159頁。
(8) 孫寶暄：《日益齋日記》。
(9) 《民族主義之教育》，《遊學譯編》第10期。
(10) 對於洋務運動，一般強調它的封建性和買辦性，認為雖也被稱作新政，卻同後來的假維新、偽立憲一樣是反動的。我這裡是把它放在戊戌維新前的一個歷史階段來考察，認為它引進西方的物質文明，舉辦軍用、民用工業，也有改良維新的意義。以前何干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是將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依次列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內容的。
(11) 《汪穰卿師友手札》鈔本，第12冊，藏於上海圖書館。
(12)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
(13) 章太炎：《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清議報》第28冊。
(14) 《張謇日記》戊戌八月初十日記道：「聞袁世凱護北洋，是兒反側能作賊，將禍天下，奈何！」
(15) 《時報》，1907年9月13日廣告。
(16) 《辛亥革命前後上海總商會動態》資料，1961年油印稿。
(17)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1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頁。
(18) 梁啓超：《中國立國大方針》，《庸言報匯編》第12卷。
(19) 梁啓超：《初歸國演說辭》，《飲冰室合集》第11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
(20) 原件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21)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60—867頁。
(22) 田桐：《玄玄遺著》下，第138頁。
(23) 天津《益世報》，1917年7月4日。
(24) 參看章太炎主筆的《大共和日報》和《太炎先生最近文錄》。這裡不是全面評價章太炎，只是就其在武昌起義後短期中的政治態度來說的。
(25) 《章炳麟事略》，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34號，第862分號。
(26) 《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