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辨「夷」「洋」

「夷」「洋」二字的本義，互不相涉，更無厚薄之殊。但在中國歷史上的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發展中，它們不僅有文野的區別，而且有過新舊遞嬗的關係。 古史上的「東夷」，指居住東方的夷人，即東方的部族；「夷」也泛指四方的部族，都是相對於「夏」「華」而言，所謂「嚴夷夏之防」。由於歷代的互相征戰和經濟文化上的差異，夷戎蠻狄並舉，均是對異族或外族的賤稱。到了明清之際，被稱為「紅毛夷」或「白夷」的歐人東來，「夷」的範圍擴展了。但是這些「夷」已大不相同，隨著他們帶來的事物，我們的祖輩除了正統地在語前語尾嵌上「夷」字外，也出現了「洋貨」「洋錢」「西洋畫」「西洋藥」（指鴉片）一類詞。「洋」不過說它來自遠洋的東西，並不含任何高貴的特殊意義。 對「夷」較早提出異議的，是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來往於澳門、廣東的英國人胡夏米。 東印度公司職員禮士（Hugh Hamittion Lindary），通中文，為了便於在中國活動，易華名胡夏米。一八三二年三月，他與德國傳教士郭士立駕船自廣東北駛，經廈門至福州、寧波，窺探沿海城鎮，六月徑達吳淞口，要求遞稟上憲，准其貿易。蘇松太道吳其泰批覆：「查該夷船（著重點是引者加的，下同）無在上海貿易之例，未便違例據情上轉」，並將原稟退還。胡夏米認為這是對他的「凌辱」，上書抗議，說「大英國終不是夷國，乃係外國」，吳其泰去函解答： 中國自古該書傳世，書內說得明白：南方謂之蠻，東方謂之夷，北方謂之狄，是南蠻、北狄、東夷、西戎，自古至今，總是照此稱呼，況中華舜與文王都是大聖人，孟子尚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豈是壞話，是你多疑了。 胡夏米不服，乃摭拾中國古籍復稟駁道： 大英國船主謹悉知為夷稱外國的人稱。大英國民人東夷：一者，貴國的古人稱朝鮮東夷，夫英吉利民人的本地，向大清國西方；二者，大英國的屬地方向大清國東西南北；三者，《大清會典》卷十一稱苗、羌、蠻、貊等，居在中國與夷人同樣；四者，蘇東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由此觀之，稱夷人者，為蠻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國民人為夷人，正是凌辱本國的體面，觸犯民人，激怒結仇。 吳其泰接到這一駁函，沒有反詰，也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改變措辭，用「該商」代替「該夷」，再次函復，敦促他仍回「例准交易之廣東」。(1)胡夏米糾纏了幾天，還是駛離吳淞而去。 這是一百五十年前中外交涉中一個小小插曲，它雖沒產生什麼社會政治影響，卻耐人尋味。此後至鴉片戰爭及以後的十餘年間，只有在來往公牘中稱其國名和官職，如「英吉利國領事義律」一類字樣，或間用「洋」字，仍然一律使用「英夷」「法夷」「米夷」「夷酋」「夷商」「夷語」「夷船」及「該夷」等等，翻一翻《信及錄》等書，即可瞭然。惟有太平天國的文書中已不稱「夷」了。 「夷務」這個詞應此需要大約就出現於道光年間。後來的《籌辦夷務始末》中的「夷務」二字，顯然是沿用道光年間開始流行的這個詞而來。 「洋務」一詞又是何時出現的？一八三九年七月（道光十九年六月）江南道監察御史駱秉章奏摺中有「把持洋務」(2)句。一八四〇年七月（道光二十年六月）御史陸應谷奏中有「于洋務不無裨益」(3)句，是「洋務」之最早見於官方文字者。另外，舊傳《英夷入寇記》鈔本，亦作《夷艘寇海記》《夷舶入寇記》《英舶入寇記》，作者沒有署名。《鴉片戰爭資料》書目題解中，以湯紀尚《盤薖齋文集》所說為據，認為是魏源作，即《道光洋艘征撫記》。《征撫記》是最後點定本，所以文詞與鈔本有出入。最值得注意的是，《征撫記》把鈔本中的「夷」字通通改作「洋」字，如「洋館」「洋人」「洋官」「洋兵」「洋炮」等等，並有「此洋務第一轉機」句。亦為「洋務」一詞之早見者。《征撫記》初撰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不久，魏源死於一八五七年，最後點定本當在四十、五十年代之交。 在咸豐帝的上諭中，一八五三年六月（咸豐三年五月）已有「向來洋務，均歸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酌量辦理」(4)語。據此，在五十年代初，「洋務」一詞已見之於皇帝的詔諭，但尚是不常見的偶用。 「洋」「夷」二詞的正式交接點，則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約中第五十一款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5)這個規定不是不合理，但它是炮口下產生的苦果，是不平等條約的製造者要求的「平等」，要別人給他們以平等，卻把極大的不平等給別人。 這個規定出現的當時，官紳和民間都有過強烈的或無可奈何的反映，姑舉數例。 例一：就在《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的前月，廣東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對當地官場不用「夷務」，使用「洋務」字樣，大為反感，曾上奏皇帝說： 緣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入城以來，每諱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外國事務，不敢直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應於關防內明刻「辦理夷務」字樣，方足鼓舞人心，現今刊刻完竣，業已隨時蓋用。(6) 這段話說明了兩點：第一，廣州在英法侵略軍的占領下，當地官廳已公開以「洋務」代替「夷務」，就字義和往來稱謂來說，這種代替是必然趨勢，但它表現為屈從於侵略者的奴態。第二，一部分如羅惇衍這樣的官紳，堅持舊日的傳統，甚至特意在關防內明刻「辦理夷務」字樣，「隨時蓋用」，藉以抵制「洋務」「外國事務」新詞的流行，反映了「憤夷已極」的心理，但固執舊稱，不一定合於事理。 例二：一八五八年十月九日（咸豐八年九月初三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三個多月後，欽差大臣桂良等的奏摺中說： 英酋額爾金，因邸報內見上諭有夷船闖入天津字樣，指為背約。奴才等查英國條約第五十一款開載，無論京內外敘英國官民，不書夷字，原非指明諭旨而言。奴才等現在備文照復，嗣後仍當照約辦理。惟將來由軍機處發出函件，凡關夷務者，可否飭令毋庸發抄，以昭慎密之處，出自聖裁。(7) 這裡除了所說「原非指明諭旨而言」，仍是對皇帝不受任何限制的至尊和虛驕外，特別反映了桂良等人的態度是，公開文書「照約辦理」，不使用「夷」字；內部有關「夷務」諭旨，仍照舊沿用，但不發抄，以免觸怒洋人。恰好表明他們在對外關係上不能明辨是非，只圖應付、苟且於一時。 例三：一八六〇年在英法侵略軍攻入北京的日子裡，一個署名「贅漫野叟」的人在其親歷的記載中說： 獨約內一條，不許名之為夷，不可不知。日前崇文門外三轉橋地方，有一傻子，立於門前，見夷人經過，指手大笑曰：「鬼子來也。」夷眾立將此傻子毒毆，傷重垂斃，復入其家，舉室盡被毆傷，毀壞什物。強梁至此，可不避其忌諱耶？(8) 這個例子，說明在外國資本主義強盜的直接凌逼下，為迴避他們的忌諱，民間相戒不要使用「夷」「鬼子」一類慣用語，免招禍害。 此外，通過同外國人的正常交往和認識，凡對別國、別民族不夠尊重的習慣詞語，主張自覺地拋棄，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寫的一段話就很鮮明。他說：「凡於往來語言文書，可稱照會、交好、通知、親愛等意，其餘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洪仁玕在香港多年，與傳教士友善，加上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他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者和朋友還不可能很好區別。但他是忠誠於太平天國事業的，熱愛中國，他指出「夷狄戎蠻鬼子」這些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無疑是啟迪民族覺醒，發憤自強的正確議論。稍後王韜也說：「以時局觀之，中外通商之舉，將與地球相終始矣，此時而曰徙戎攘夷，真腐朽不通事變者也。」(9)對中國人來說，公開提出不要以「夷」稱外國，可見不是始於清朝的官員，而是洪仁玕這類有見識的愛國知識分子。 由於歷史的鞭策，論勢論理，「夷其人，夷其事」的觀念已不能不改變了。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的一八六〇年冬天，清朝政府設「撫夷局」於北京嘉興寺，旋即感到這個名稱不合時宜，次年初就改設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文宗顯皇帝實錄》，一八六〇年左右的有關上諭，也已看不到「夷」「夷務」等詞，而被「洋」「洋務」所取代了。 相應而來的，清朝好些官員也自動改變了用詞。如兵部尚書沈兆霖，一八六〇年冬奏請咸豐帝迴鑾一折，劈頭就說：「夫聖駕之移幸熱河，與暫緩迴鑾，皆因洋務未定起見。」下文說明英法已從北京撤兵，理因迴鑾以安朝局，凡涉及對外事務的詞語，皆用「洋務」。又如富文書舍木刻本——《洋務權輿》，由曾望顏所作的序文考之，此書刻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序中並說：「是書初名《英吉利夷船入寇記》，駱吁門同年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因中外通商議和，改題之曰《洋務權輿》。」駱吁門即駱秉章，時以湖南巡撫派赴四川督辦軍務，他深體時旨，斷然把別人的書名改稱。其後李鳳翎（咸豐十年供職廣東巡撫耆齡幕中）追記一八五八年初英軍攻入廣州，掠走總督葉名琛的經過，題曰《洋務續記》，以之為《洋務權輿》的續篇。這就更加明了繼《天津條約》之後《北京條約》簽訂時，「夷」「洋」這種涉外用詞的明顯變化。隨之，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奕、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等人都相繼使用「洋」「洋務」詞語，原來的「夷夏」大防一變而為「華洋」並列之局。儘管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令人氣憤的歷史事實，它卻又是在蹣跚地向前行進的腳步。 由於語言詞彙長期形成的穩固性，它的演變總是持重而緩慢的。就在「夷」「洋」替換已經成熟了的當時，那些樂道時務的大員，也還是「夷」「洋」摻用，不僅在不同的文篇中是如此，而且在同一文篇也前後互見。如曾國藩全集中，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咸豐十年、十一年）涉及外國事務的奏摺和書札，大都「夷」「洋」混雜使用，直至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的《議復借洋兵剿賊片》《籌議借洋兵剿賊折》等篇，才全易「夷」為「洋」。奕、李鴻章等人也沒有超越這個軌跡。至於那些堅持舊稱，絕口不談「洋務」，甚至見洋樓而走避的人，那就不用說了。且看分朝編撰的對外關係檔案資料《籌辦夷務始末》巨帙，道光朝的編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的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其時「洋務」一詞還不多見；咸豐朝的編於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同治朝的編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仍然沿襲前稱，不難看出主編人賈楨、寶鋆等清朝大學士對時局的態度。其後王彥威、王亮父子編纂的《清季外交史料》，實即光緒朝、宣統朝的夷務始末。據王亮說：「先公（王彥威）當季世，儤值樞垣，目睹國勢凌夷，外交叢棘，爰竭二十年心力，搜集光緒六年至三十年之稿件，名曰《籌辦洋務始末記》……亮以此編注重外交，因易署今名（指《清季外交史料》）。……並編集光緒季年至宣統三年之史料，連同卷首共得五十三卷。」(10)這裡說明直到王彥威才把《籌辦夷務始末》改稱《籌辦洋務始末》，但「洋務」一詞也已過時，所以王亮又將他們所編的光緒、宣統兩朝的洋務資料改稱為「外交史料」。 如上所述，對外國資本主義事物稱之為「洋」，為「洋務」，早已散見於鴉片戰爭前後的公私文字，至於公開而較廣泛地使用，則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形成的。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的規定及廣州出現的情況，而一八六〇年簽訂的《北京條約》又申明《天津條約》完全有效，並加重了對中國的壓迫，由此而來的是上諭和奏摺以及書名的實際運用，有些人更就此發揮符合事理的議論，都證明了「夷」「洋」遞嬗的時代關係。儘管到了「洋務」又被「外務」一詞所代替時，仍有不少人在繼續使用「夷」「夷務」一類字樣，那是歷史惰性的表現。 以「洋」代「夷」，以「洋務」代「夷務」，是封建傳統精神及其價值的動搖。當時人們之所以要以「西用」衛「中體」，或者說以「西學」補「中學」之不足，都表明了這個無可繞越的事實。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一種被動的新舊演變中登場的。「洋」「洋務」本來不過是區別於中國固有事物的概念，沒有賦予任何高貴之意。但是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是大踏步前進了，客觀上存在著彼善於此的差別。而且清朝的「洋務新政」年復一年，並沒有取得成就，縮小中西的差別，中國仍然處處落後，事事仰人鼻息，於是「洋」字在人們的心目中日益放大，以至高不可攀。這是存在作用於意識，意識又上升為迷惘的雲霧。我們新編的《辭海》，對「夷」「洋」二詞只寫了固有的字義和我們今天的理解，沒有把它們的歷史的特定含義寫出來，查閱時總感到缺少了點什麼。我們知道，鴉片戰爭後漢語的詞彙補充了許多新詞新語，有些陳詞舊語消失了，有些詞改變了原來的意義。「夷」「洋」的遞嬗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標誌。 「夷」「洋」交替的時代早已過去，「華洋」一詞也早為「中外」所替代，所謂「西學」「洋貨」也代之以學科和物類的區分了。歷史的差距正在被歷史消磨。但是「夷」「洋」相稱的歷史現象及其特定含義，不能隨我們的意願去改裝或取消。相反，正視它們的遞嬗關係和時代印記，恰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近百年的民族命運。如果說把別人稱之為「夷」是自大，後來一切以「洋」為貴就是自卑。這種自大與自卑，不只是許多個人的表現，而是整個民族所處的地位和狀態決定的。因為「夷」「洋」相稱是多少個世紀或一個時代的民族語言，它們的遞嬗又是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表現的環節，決不同於浮泛的習語和一時的行話。闡明這種情況正是對歷史的尊重。 （一九八二年八月） * * * (1)　許地山編：《達衷集》，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50—60頁。 (2)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91頁。 (3)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23頁。 (4)　《仁宗顯皇帝實錄》卷93，第43頁。 (5)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2頁。 (6)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第3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12—813頁。 (7)　《第二次鴉片戰爭》（近代史資料叢刊）第3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31頁。 (8)　《第二次鴉片戰爭》（近代史資料叢刊）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頁。 (9)　王韜：《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3頁。 (10)　《清季外交史料》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