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中國近代史上的愛國與賣國

近代中國是從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開始的。一百多年中，民族矛盾一直異常尖銳，雖說民族矛盾歸根結底仍是階級矛盾，但在好些情況下階級矛盾卻要服從於民族矛盾，因而近代史上許多事件和人物的價值都要經受愛國還是賣國的審判。愛國與賣國是對待國家民族利益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從來涇渭分明，然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學習外國與抵抗侵略之間的關係，在歷史的進程中卻是互相紐結或滲透的，過去我們分析不夠，有過不少簡單化、公式化的論斷。而一九六七年，戚本禹之流借評電影《清宮秘史》，以《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為題，大放厥詞，歪曲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界線。為了判明真偽、弄清是非，現就近代史上涉及愛國與賣國的諸問題，略作探討。 一、愛國的要旨 愛國主義的簡義就是忠誠地熱愛自己的祖國。但被稱為愛國主義者卻必然有著特定的表現，即在遭到外族的壓迫與侵略時，從言論和行動上進行堅決的抵制，積極捍衛國家民族的利益；或身在異國，滿腔熱情地關心祖國而有所貢獻的人們，他們才被稱為愛國主義者，那些挺身而出與外國侵略者作殊死鬥爭的人物，才被歌頌為民族英雄。如堅決主張禁菸、抵抗英國侵略的林則徐、關天培、陳化成等人，就是幾個具有高度民族氣節的形象。就這點來說，他們與近代以前的愛國主義者或民族英雄並沒有什麼不同，也就是說凡主張抵抗外國侵略而有這種表現的人就是愛國主義者或民族英雄，他們就會得到人們的稱頌。 但是，近代中國與近代以前的處境發生了根本變化，近代的入侵者與以往的入侵者大不相同了，它們是資本帝國主義對封建中國的侵略，是生產技術發達國家對生產落後國家的進攻。同它們的戰爭，不只是單一的軍事戰爭，還有賴於經濟戰爭，是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總體戰爭。為了戰勝它們，就有個向它們學習——向敵人學習的嚴峻任務，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所以給後繼者有較大啟迪，因為它是時代脈搏的跳動，林則徐之所以成為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傑出的地方就在此。 毛澤東說：「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1)由於國際環境的巨變，近代中國面對的敵人不是遊牧民族或封建酋長國的進攻，而是資本帝國主義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面進攻。如果仍像封建頑固派那樣照抄清初的老譜，以為「封關禁海」就可以拒敵於國門之外，這樣做，在短期中也許可以起一點防禦作用，但從長遠看，縱然自詡為愛國，導致的卻只能是誤國，一經潰決，就不可收拾。 歷史的腳步，告訴近代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在抵抗外國侵略的這一基本要求下，必須有了解世界、學習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國的好東西作為改造中國的借鑑。我們試回溯一下近百年的歷次重大政治改革運動，哪一次不是愛國和革新相結合的？儘管隨著時代的推移，革新的口號和程度不一樣，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卻都和學習外國有關，它的進程充分地表達了這個歷史邏輯。 洋務運動為了富國強兵，是「師夷之長技」； 戊戌變法為了救亡圖存，是吸取西學以變政； 辛亥革命為了推翻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政府，是要建立一個西方早已出現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五四運動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呼籲科學與民主，進而「以俄為師」。 近代中國的這個進程表，反帝愛國是個重要的內容，然而每次運動都要落到反對封建主義的革新要求上來，它革新的步子有多大，又決定於它學習西方、反對封建主義的步子有多大；反過來，歷次革新的挫折或失敗，帝國主義的干涉，雖使我們的先烈抱終天之恨，但更多的還是由於封建勢力這個無孔不入的腐蝕劑的毒害。 愛國主義這個具有廣泛政治作用而令人起敬的稱號，是建立在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一般是就保護國家民族固有的東西使其不受侵犯而言。然而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則在於不斷發展，普遍提高社會生產和科學文化水平。如果說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停滯不前的封建國家體制以往還可維持兩千多年，到了近代，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強烈震撼下，不求長進，不謀革新，要想保持原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鴉片戰爭以後挨打受辱的歷史足夠說明這個嚴酷的事實。所以僅僅限於保衛固有的東西而不是朝前看，引向革新發展的道路，就有可能成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可憐蟲。歷史上那些念念有詞以保衛中國本位文化自許的先生們，不就是一批以愛國之名、行保守之實的人嗎？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這兩句充滿了愛國激情的詩，不只是為了堅決抵抗英國侵略、憤恨道光帝動搖妥協而發，也包含了怎樣正視新的情況來對待外國侵略者的積極要求。他向外國人調查情況，委人翻譯外文報刊，編撰《四洲志》稿，都表明了這一點。所以林則徐是一個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和活動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時代使命。 二、洋務與崇洋 洋務與崇洋是兩個概念，它們有聯繫，但絕不是相等的。長期以來卻把它們混為一談，一談到洋務就視為崇洋，是媚外，洋務運動也就成了賣國運動。六十年代初有過一種議論，洋務運動是反動的，不配稱「運動」，應該改為「洋務活動」，有些書和文章就這樣改了。姑不說「運動」這個詞是否只能用之於正義的革新的政治運動，但洋務運動並不全是反動的。 洋務一詞是由夷務演變而來，無非是說西方資本主義的新事物是漂洋過海來的，由「夷夏之辨」變為洋土或華洋對待之詞，可說是個改進。當時洪仁玕頗具深意地說，凡「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概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2)。他認為使用這些「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正反映了傲岸自大的觀念在開始起變化，原來的《英吉利夷船入寇記》也在此時改名為《洋務權輿》了。 洋務運動興辦的洋務究竟包括些什麼內容呢？有人說了一段很概括的話：「講製造也，則曰必精算學；言交涉也，則曰必通語言；辦教案也，則曰必諳外交；言通商也，則曰必通商情，合交涉、製造、教案、通商諸務，而一概之以一名詞，曰洋務。」(3)就是說同外國資本主義一切有關的事物統統叫作洋務。在經辦這些洋務的過程中，有崇洋媚外的勾當，助長了買辦勢力，這是事實。但決不能說這些無可迴避的洋務事業每項都是為了崇洋媚外，何況有的還是開風氣之先的。譬如要不要修鐵路就爭吵了二十年。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年間，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至吳淞修了一條十幾里的鐵路，因行車壓斃了一個人，被看作妖魔，上海官廳迫令停止，並照價買回，捍衛了主權，要算是愛國行為。然而收回不是續辦，兩江總督沈葆楨恐招物議，竟把鐵路拆毀，將機車投入江中，運至台灣的鐵軌和車輛，隨後也拋沉海港。這難道是崇洋媚外而不是封建思想糟蹋的嗎？又如輪船招商局的開辦，原意何嘗不是為了抵制外輪、挽回利權，初期辦得也頗有成績，可是在外輪的排擠下，特別是企業的衙門化，總辦、會辦、協辦、提調設了一大堆，他們只知做官分肥，不知辦事也不會辦事。這樣，安得不失敗！拿漢陽鐵廠來說，張之洞為了使這個企業放在他駐武昌的湖廣總督府的鼻子底下，把廠建在既不就煤也不就鐵的漢陽，廠址低洼，僅墊高鋪平，就花去了三十多萬兩銀子，廠未開工，資金已遠遠超出原來的計劃，欲罷不能，只好一再羅掘追加，官僚的魔影一開始就給這個新創企業帶來了不幸。所以在洋務運動中經辦起來的鐵路工礦企業，是那時的必需，辦了該辦的事，決不是什麼罪過。問題的癥結，是封建的阻力和腐蝕使它們遭致了失敗。 對於倡辦洋務的洋務派，不加分析地一概定為與帝國主義勾結的代表，是漢奸洋奴，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其實有些人對帝國主義倒是認真對待和進行抵抗的。不是已經有人肯定了左宗棠在新疆趕走阿古柏、抵抗沙俄的功績嗎？曾紀澤在改訂《伊犁條約》的談判以及同法國的交涉中何嘗不是據理力爭呢？被稱為洋務理論家的郭嵩燾，是清朝正式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一個出使大臣，因倡議洋務長久遭到頑固士大夫的痛詆，要把他「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但他倒是一個關心國家民族命運而有卓識的人。郭嵩燾在當時遭到奚落倒不奇怪，而我們寫的近代史上仍是這樣「奚落」，那就太昧於時代的步伐了。 洋務派的出世，是中國有地主階級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分化，中國近代政治經濟的改革是由他們開始的。先前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如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雖然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張，那還是一種思想，是口頭改革派（沒有貶義），到洋務派才有實踐意義。洋務派在開辦洋務新政的歲月里，同頑固派的論爭，如同文館論爭，造船論爭，鐵路論爭，都是有助於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前進的。正是在「制洋器」「采西學」的倡議下，孕育了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如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這批人都是辦洋務出身的，容閎、王韜等也是對洋務派頗為投契的。可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是從洋務運動中產生的，而又是洋務派的批判者。從此地主階級的裂口日大，再也合不攏來了。這種分化是社會的前進，不是社會的倒退。 伴隨著洋務運動而出現的社會心理：洋優於土，洋貨優於土貨，洋人優於華人，徇至本國產品也要標洋名以求善價，這是封建的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相形見絀後產生的，這種現象在道光末年就有了，只是在洋務運動中更為擴展了。有人諷喻說：「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洋乎洋乎、蓋洋洋乎！」洋務派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外國科學技術，舉辦工礦企業，事情的本身，應該是改變華洋的差距，結果卻是助長了崇洋思想，那是由於洋務企業的成效不著、日益仰仗洋人，無從打破華洋懸殊的局勢，這是和腐朽封建的制度分不開的，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能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如洋務派頭目李鴻章這個人，在歷次外戰和交涉中所執行的確是一條妥協投降的路線，這也是使洋務運動與崇洋媚外混同起來的歷史原因。 從歷史實際出發，洋務運動所辦的鐵路工礦企業是時代的要求，還是想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有所抵制的，與崇洋媚外雖有某些聯繫，卻不是同一的。因此必須弄清四個區別：第一，要把洋務企業和洋務派頭目「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線區別開來；第二，要把洋務派在對外戰爭和交涉中所抵抗的人同妥協投降者區別開來；第三，要把在對外戰爭和交涉中表現妥協投降同他舉辦的工礦企業區別開來；第四，要把所辦工礦企業的作用和辦理不善區別開來。因此對於洋務運動既要看到它是近代中國新舊鬥爭發展的一個階段，破壞了舊事物，也保護了舊事物；又要進行具體分析，對各種不同情況要區別對待，孰是孰非，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評價來，一刀砍下去，一律判為崇洋賣國，那不完全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主戰與主和 歷史上在民族矛盾尖銳時，怎樣對待，常有主戰與主和之爭，也就有主戰派和主和派的分野，近代中國的歷次民族戰爭都不例外，一般說來，主戰就是抵抗派，是愛國者；主和就是妥協派，是賣國者，特別是在長期受到外族侵略的情況下是如此。那麼戰與和這對矛盾，是不是就這樣一個永遠列入光榮榜，一個永遠釘在恥辱柱呢？看來並不盡然，且以清末的帝黨與後黨為例，他們之間的主戰與主和的正義性也是發生轉化的。 中日甲午戰爭時，帝黨主戰，與改良派相提攜；後黨主和，與洋務派頭目一致，確有抵抗與投降、愛國與賣國之分。事隔六年，到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時，卻翻了個個兒，後黨主戰，帝黨主和（經過戊戌政變，帝黨雖被打下去了，但仍有一股支持帝的力量），以彼例此，是不是這個主戰與主和同愛國與賣國也成正比？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就是這樣論證的，之後「四人幫」更明白地畫了等號，說西太后比光緒帝好，她敢於向八個帝國主義宣戰。這雖未見之於文字，他們確實是這樣說的，並稱這個話是有依據的。 我們且來看看西太后和載漪、剛毅那些頑固派是怎樣主戰的。一八九九年西太后立了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準備廢棄光緒帝，傀儡也不讓他當，將由大阿哥即位，改年號為「保慶」，這就是「己亥建儲」的把戲。榮祿要李鴻章試探各國公使的態度，屆時將請他們入宮祝賀。各國公使答稱不明內情，拒絕入宮祝賀，不支持西太后的廢立舉動。兩江總督劉坤一隨之上奏諫阻，說「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廢立大計因而中止。為此，西太后及載漪對各國公使十分懷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布滿津京，帝國主義艦隊陳列大沽口，全國洶洶，一個午夜忽傳各國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四）太后歸政。關鍵是最後一條，西太后宣布了前三條，對後一條諱莫如深。這個照會當時各大臣均不知所由來，傳為載漪偽造，欲藉此激怒西太后，懲罰帝國主義，實現廢立。但在六月十八日，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經提出過，「將慈禧太后放逐，恢復光緒帝的合法權力」。所以那個傳言，也不是全然無因。西太后一聽之下，聲色俱厲，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要「大張撻伐」，「一決雌雄」，便於二十一日宣戰。 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依靠什麼力量來「大張撻伐」？一是董福祥的軍隊，二是義和團。他們靠的並不是義和團群眾的力量，靠的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大學士徐桐書贈義和團大師兄的對聯中說的「仗神威以寒敵膽」，就是他們依靠的最精銳武器。至於董福祥的軍隊，在北京街上殺了日本公使館的書記官杉山彬，是一項「戰績」；一萬多人圍攻僅有幾百外國武裝的東交民巷使館區，攻了近兩個月也未攻下，是又一項「戰績」。這樣的主戰是真同帝國主義打仗嗎？不過是予帝國主義向中國勒索賠款、搶奪主權製造口實罷了。對於義和團，這裡不想多去議論，只引周恩來的一句話：「義和團的排外，有他們的歷史根源。」(4)當然，義和團的排外同西太后頑固派的主戰截然不同，但義和團依仗的神道與頑固派宣揚的「攻異端而正人心」的聖道是有內在聯繫的。 反過來看帝黨及有關人員的所以主和，主要是由於後黨主戰的亂命逼出來的，請讀一讀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其中所紀當年六月四次御前會議對和戰的辯論，是非曲直，躍然紙上。惲毓鼎是同王大臣六部九卿百餘人一起跪在地下參加御前會議的一員，他的紀述是真實的。 御前會議後，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內閣學士聯元等五大臣，因不附和西太后的主戰，分別以「勾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等罪名被殺。儘管徐用儀、立山等其人無可取，殺之不足惜，終究不是應得之罪。至於許景澄、袁昶頗能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三十年來的近代史著作，對他們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之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我在這裡只是就近代中國的一兩個歷史實例探討一下戰與和的關係。眾所周知，戰與和是個對立統一的關係，它們的利害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列寧對《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就揭示了這個歷史的辯證法。雖然面對帝國主義強盜，我們決不能有任何示弱，但也不是不顧時間、地點、條件，魯莽從事，用兩個拳頭、一陣吶喊就可以把帝國主義趕跑的。對於一百多年的民族災難史，我們吃了妥協投降的虧，久已認為戰是絕對的對，和是絕對的錯，不問任何情況，都把主戰與主和作為愛國與賣國的分界線，這至少是有一點形上學的傾向吧！最近還有位青年同志給我寫信，說應給董福祥以適當評價，因為他打過八國聯軍，是愛國的。前面已經談到董福祥是奉西太后的亂命叫戰的，並沒有真正打過仗，不足為訓。要說打仗，那個被義和團斥為二毛子的聶士成，當八國聯軍攻入天津時，他在無人主持的混亂情況下，以自己守土有責，率軍血戰八晝夜，與侵略聯軍痛殺了幾場，最後中炮陣亡，腸胃洞流，倒是可以美言幾句的。 有位經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老先生說：「只要國家好了，個人算什麼！」在我們耳邊迴響的這個聲音，與當年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的胸懷，雖然相隔了一百二三十年，我們的國家與林則徐時期的國家已大不相同了，但好像有一種歷史的魔力，同樣地給人以感染。 （一九八〇年一月） * * * (1)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8頁。 (2)　洪仁玕：《資政新篇》。 (3)　《社說》，《國民日日報匯編》第3集，第33頁。 (4)　周恩來：《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196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