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農民起義與人口問題

中國是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在歷史上也是一個農民起義最多的國家。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張洛行，上下兩千餘年，到底有多少次農民起義，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可能永久也統計不出來。這無數揭竿起義的農民戰爭，與不斷增長的歷史人口有沒有內在聯繫，多年來我們不敢去碰它，也不敢去設想，因為一談這個問題就有點馬爾薩斯嫌疑，誰不想去做馬克思而去做馬爾薩斯呢？ 農民起義，是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反抗，是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基本形式。人口增長是不是同歷次大規模農民戰爭有關，是個有待於探討、研究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這樣一種現象，一個王朝被農民戰爭削弱或推翻了，新王朝建立之初的人口總是少於前一個王朝，這姑且不談。這裡只就封建社會正在崩潰和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初期的農民起義來分析，即從一七九六年川楚白蓮教起義到一八六八年太平天國和捻軍相繼失敗的農民戰爭來分析，看看在這連綿七十二年中，全國此伏彼起、席捲各地的農民起義，同當時人口的增長有哪些關聯，向這個禁區探一下險，也許不是無病呻吟吧！ 一、從洪亮吉談起 乾隆、嘉慶年間有個著名學者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他在經學方面是個漢學家，在文學方面是個駢文家，在哲學方面是個無神論者，這些方面都不足為奇，與他同時代的這種學者大有人在，奇的是他是中國第一個人口論者。有些書和文章對他的人口論已有所闡述。他與英國的人口論者馬爾薩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基本同時而略早，他沒有學過西學，大概也沒有裡通外國，他在《意言》一書中表述的人口論，據說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還要早五到十年，可以說是個關心國計民生而有創穫的學者。 洪亮吉的人口論包括哪些內容？ 第一，關於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的關係。他說：「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他所說的「治平至百餘年」，是從康熙前期算起的；所說的五倍、十倍、二十倍，當然不是實數，而是表明他對人口增長速度的驚訝。他是江蘇常州陽湖人，可能是就當地他所接觸的人丁興旺的家庭推算出來的，所以他接著說： 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庸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這個論點與馬爾薩斯概括的人口增長是幾何級數、生活資料增長是算術級數基本一致。但洪亮吉在說了上述現象之後，進而指出：「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饑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這在他的整個論述中雖是個附筆，但觸及了社會矛盾，與馬爾薩斯公開反對「平等制度」的頑固立場不完全一樣。 第二，關於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洪亮吉對這個問題提出過兩個方案，一是「天地調劑之法」，即通過「水旱疾疫」的自然淘汰，這與馬爾薩斯的用「瘟疫、饑荒、戰爭、急性病」等所謂「積極防制」法，除「戰爭」外，大致相同。二是「君相調劑之法」，即政府採取一些調整和救濟的措施。他說在於「使野無閒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這與馬爾薩斯提出的「預防限制」，如計劃生育，實行晚婚有所不同，一個是發之於人口已增之後採取的應急措施，一個是採取預防辦法以抑制人口的增長。這裡反映了封建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差距。計劃生育，晚婚之類，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倫理道德絕不許可的。 第三，關於人口激增引起社會動亂的問題。洪亮吉認為上述「天地調劑之法」和「君相調劑之法」，並不能解決人口增長快和生活資料增長慢的矛盾。他說： 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於前而傭學授徒之館不加增，而昔之以升（按指米）計者，錢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按指布）計者，錢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廣，於是士農工商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勤勤，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洪亮吉以為這還是就「勤力有業者」而言，至於那些失去恆業而「遊手好閒」的人，災荒一至，「其不能束手以待其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所謂「攘奪之患」，所謂「甚可慮者」，都是指農民將不能照常生活下去，勢必鋌而走險，使社會發生動亂。「治平至百餘年」的清朝，這時面臨的已是這樣一個「甚可慮」的局面。 構成洪亮吉人口論的這些論點，既不是舶來品，也不全是闡發前人已有的論述，而是他生活在乾隆後期，對人口增長特別快所感到的嚴重威脅。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六千萬。據記載，一六五一年全國丁男一千餘萬，由於戶籍以一戶一丁計算，每丁戶若有五人，加上逃避丁賦而隱瞞的人口，所以約合六千萬。康熙時已突破一億，到乾隆末年驟增至約三億，一百五十年間，人口增加了五至六倍。特別是一七四一至一七九〇年的五十年增加得快，也就是洪亮吉的青壯年時代。作為那時生活資料主要來源的耕地，清初，全國面積是五百四十餘萬頃（一六六一年數），一頃合百畝，平均每人近十畝；乾隆年間增至七百八十餘萬頃（一七六六年數），平均每人約兩畝。耕地面積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幾，不及人口增長的十分之一。至於單位面積產量，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變化是不會太大的。從這個人口和耕地的比數中，也就不難看出洪亮吉人口論的實際意義及其社會價值了。 二、一個高峰連接著另一個高峰 中國歷代人口，記載雖不精確，也不完整，但並不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說的是一個謎，事實上歷代人口的消長，大致還是有案可查的。在清朝以前沒有突破一億（唐朝最多時是九千二百五十四萬），而乾隆年間竟增長至三億，成為歷史人口的高峰。三億是個巨大的基數，再過四十年，至鴉片戰爭前夕的一八三四年就有四億一百多萬人了。以後的百年間，我們一直籠統地稱為「四萬萬同胞」。 乾隆年間出現的這個歷史人口高峰，是同當時出現的比較承平的政治局面分不開的。清朝的統治從平定三藩和台灣之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一百多年，除對邊區多次用兵外，心臟地區沒有太大的變亂，大體是安定的，人民得到了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這是個總形勢。而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規定以當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為徵收丁賦的標準，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我們不去說這是否是他們的聖祖仁皇帝（康熙皇帝）的什麼「德政」，但它減少了人民的一點負擔是個事實，對人口的增長無疑是有刺激作用的。 除了三億這個總數目表現為中國歷史人口的高峰外，有些具體的記載也說明了這個高峰的片段。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他們從大沽口乘船到天津，再到通州，由通州陸行到北京，其中的「獅子」號船大副愛尼斯·安德遜記述說：「在這國家裡，在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人口是極為眾多，而且到處是那麼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後每一哩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1)這個外國人目睹後的描寫，反映出了那時人口興旺的實際狀況。 正是在這個人口眾多、封建壓迫日深的形勢下，隨之而來的是農民起義的高峰。洪亮吉所顧慮的「攘奪之患」，就在他的晚年爆發了。川楚白蓮教大規模起義，波及湖北、四川、陝西、甘肅、河南五省，延續了九年。從白蓮教起義這一年到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的這四十四年，《東華錄》所記起義共九十三次。這些起義標誌著清朝的封建統治已由盛轉衰，卻不是農民起義的高峰，高峰還在後頭。 那是由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的頻繁起義，發展到五十年代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這才是乾隆、嘉慶以來農民起義的高峰，也是兩千多年以來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高峰。僅據《東華錄》的記載，從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至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的九年中，農民起義就有一百一十次。范著《中國近代史》在引述《東華錄》所載的這些起義後，說道光「二十九年以後不是事件減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無法收拾，只得隱匿不報」。這個論斷是符合實際的，以太平天國首義的廣西而論，在太平天國前後各地起事者大小約一百四五十股。天地會系統的「堂會」，從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六年有一百二十五個；「黨股」，從一八四七到一八六五年有二十二起。「堂會」和「黨股」的主要區別是：「堂會」不留髮，以便趨避；「黨股」蓄髮，以便團結。單就這些數字看，就可想而知了。 從一七九六年川楚白蓮教起義起，特別是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八年捻軍失敗的十八年中，在全國範圍內包括太平天國、捻軍、天地會系統、白蓮教系統和少數民族的起義，到底有多少次（起）？投入起義的人又有多少？要舉出個比較準確的約數來也是不容易的，只能說那時是山山冒煙，處處起火，農民英雄們演出了罕有的悲壯的歷史場面。 這個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起義高峰，無疑是由於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基本矛盾，以及後來殖民主義侵略的民族矛盾激化而成。但是人口空前激增和起義空前高漲這兩個高峰的相繼出現，決不是雙峰並峙，互不相涉，而是有一定關聯的，好像橫亘千里的巨大山脈，一個高峰連接著另一個高峰，或者可以這樣說，乾隆以來膨脹的人口至少是嘉慶、道光、咸豐時社會矛盾加劇和農民起義高漲的激素。在太平天國革命後的一批改良主義者如薛福成、陳熾等人，都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口吻，在他們的論著中說到戶口激增帶來的貧困和不安。他們撇開封建剝削和外國侵略的嚴重惡果不談，當然是十分錯誤的。但他們觸到了那時人口激增和農民大起義兩個高峰的聯繫，也不能說是無的放矢。而且他們都提出了發展機器工業「浚其生財之源」的主張。 三、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規律 人口膨脹這個激素在哪些地方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對當時連綿不斷、遍布全國的農民起義有些什麼聯繫？我以為一個正比，一個反比，又一個正比，是二者的基本聯結點。這些聯結點是人口驟增促進社會矛盾激化的表征，是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第一，人口激增同地主階級的加緊剝削和農民失去土地成正比。 人口增長對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一對矛盾的雙方都有發酵作用，就地主階級方面來說，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主同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相比，總是居於少數。但隨著全國人口的增長，封建統治階級及其附屬階層的人數也必然相應增多。從明朝宗室來看，朱元璋及其子弟數十人，到隆慶、萬曆間已發展為親王、郡王以次有封爵者達兩萬多人，宗族不下於二十萬人。按照明初法律的規定，這些天潢貴胄是不須務農、自謀生計的，而是按照親疏遠近的關係，分享或多或少一份從農民階級那裡剝奪來的租稅。清初對清朝皇室也作了類似的規定，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數十年的繁衍，那些「紅帶子」「黃帶子」增加得更快。儘管在朝代的更替中，前朝的貴族有的沒落了，但總的趨勢仍是在增長的。在縉紳地主和世族地主中，儘管因不斷兼併和其他鬥爭，有所代謝，但總的趨勢也仍然是增多的。如果將地主階級的人數都在總人口中按較低的百分之五來估計，那麼清初地主階級的人數應有二百五十多萬，到二百年後的鴉片戰爭時，便有二千多萬人。地主階級為了維持他們奢侈淫逸的生活，隨著人數的增多，必然是加緊和擴大對農民的剝削。所以在封建王朝的後期，農民受到的壓榨更為嚴重，是和這個階級的人口增多大有關係的。 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小農經濟，主要人口是農民，人口增長的絕大多數也必然是農民。如前所說，由於人口的增長，清初平均每人占地十畝，到嘉慶、道光年間就不足二畝了。在這個演變中，地主階級的人口增多，也就是兼併之家日多，造成土地日益集中，大批農民勢必失去土地，由自耕農變為半自耕農、佃農，以至失業遊民。這個趨勢，是和人口增長成正比的。 第二，生產水平低，人口激增與農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 在人口增長快和耕地增長慢、生活資料來源有限的情況下，農民生活水平是要相對下降的。以太平天國首義的廣西來說，清初人口五十餘萬，到道光、咸豐時增至七百八十餘萬，增長十四倍多，而耕地面積僅增加了百分之十，清初平均每人占地十四畝，到道光、咸豐年間就只有一畝四分地，也就是說原來一個人的生活資料要由十個人來分享了。這是就人口和耕地的比較大致而言，實際情況當然不會是這樣機械簡單。 從人口多，食糧的需求量大來看，以產米著稱的蘇、松、常、鎮四府為例，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四府旱災，米價由每升七文漲至二十四文，每升七文當是常價；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大旱，每升竟漲至五十六七文；此後的若干年歲內，總以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在洪亮吉的論述中也說：「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不談荒年，僅以常價計，八十來年，糧價漲了五倍以上，與人口增長的速度競賽。由此可見，在封建社會裡，生產發展緩慢，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恰成反比。馬克思說：「農村勞動者不斷過剩化的事實，……使他們失去最後的反抗力，使他們變成地主和租地農業家的完完全全的奴隸，以致工資的最低限，就當作自然律釘在他們身上了。」(2) 第三，人口激增與農民起義的頻繁及規模成正比。 洪亮吉在乾隆後期所憂慮的，「戶口既十倍於前」，「遊手好閒更數十倍於前」，接踵而來的，就是上面談到的自川楚白蓮教開始的許多農民起義，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尤其是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後遍及全國的起義，次數那麼頻繁，股數那麼眾多，規模那麼廣闊，是以往任何農民大起義的年代所不可比擬的，這同從三億到四億多人口這個現實是此前歷史社會所不曾有的情況是緊密聯繫的。它們中一個是以往不可比擬的，一個是前此不曾有的，二者相遇，顯然不是巧合，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農民準備起義時，為了避免過早地為敵人發覺，往往從人煙較少的山區開始，但它的發展壯大總是要闖向那些戶口稠密的地區，那裡有許多被壓迫的苦難群眾，有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人群，他們是擴大農民起義隊伍的天然預備力量。君不見兩萬多的太平軍在殺出廣西後，穿過湖南，打下武漢，攻向江南這些人口眾多的地區，如魚之得水，便迅速發展為號稱百萬的雄師。 上述正比——反比——正比這個公式，在於表明從乾隆以來激增的人口，對太平天國革命前後廣大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及其鬥爭的影響，是說人口的激增加速和擴大了這種矛盾和鬥爭，不是說人口的激增決定了這種矛盾和鬥爭。 四、促進與延緩 農民起義是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的尖銳化表現，它推動了封建社會的向前發展。人口的迅速增長，受生產水平的制約以及封建統治者的乘機壓制，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一個因素，給武裝起義提供了廣大的後備力量，對起義的興起和發展應該說是大好事。然而這只是就起義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而言。一個社會如果經常處在人口過剩的壓力下，長期動盪不安，並不利於積蓄財富，改善條件，擴大生產。事實上社會經濟的繁榮，文化教育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總是在統一承平的時候。歷史上出現的「之治」或「盛世」，我們不能閉著眼睛說它不「治」不「盛」，歷史從來是治、亂相承的。「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詹大悲這句名言，是武昌起義前夜為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最後推翻清朝的腐敗統治而發，鏗鏘有聲；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偏要鸚鵡學舌，用來搞亂社會主義，破壞毛主席的安定團結方針，把革命的宣言變作他的反革命的嚎叫，則是對歷史的顛倒。 生產力是發展生產的決定因素，人又是生產力的最積極因素，人口的增長意味著勞動力的增加，有了足夠的勞動力那個地方就會興旺發達起來；反之，則地不能盡其利，物不能盡其用，就會長期處於貧乏狀態。從長遠來看，地球上或某個國度是還可以養活更多的人的，但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如果人口過分膨脹，超過了那個社會的負荷，有利因素也就會變為不利因素。史達林說：「當然，人口的增長對社會的發展有影響，它促進或者延緩社會的發展。」(3)歷史正是按照這個辯證法則運動的，我們在一個時候卻只看到「促進」的一面，以為人是萬物之靈，越多越好；而忽略了「延緩」的一面，看不到人口迅速增長會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拖歷史的後腿。 這種「促進」與「延緩」的相反相成現象，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尤為顯著。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結構，其特點就是自給自足，生產範圍狹小，科學技術不發達，要增加生產，重要的一條是靠開墾荒地。但開墾荒地，並不像「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它要受到可耕地和地區的限制。因此，發展農業生產，主要靠追加勞動力，深耕細作，經營農副產品。多少世代以來，兒子多就是勞動力多，兒孫繞膝就是福氣好，成為這種小農經濟的人生信條。等到人口大大增長，剝削與貧困與之俱增，社會岌岌可危，封建統治者就沒有任何法子來解決這個難題。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嘉慶皇帝的上諭中說：「今人數眾多，生計既不免拮据，而少年子弟無所執業，亦恐啟游惰之風。」他悲嘆：「宵旰籌思，終乏良策。」(4)不，他們不是沒有「良策」，他們的「良策」是：借欺騙的軟手法來緩和矛盾，緩和不了就殘酷鎮壓，這就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循環動盪和不穩定。 我們從歷史的實際出發，探討人口激增和農民起義的關係，與馬爾薩斯並無相同之處：（一）馬爾薩斯是用人口論代替階級論，掩蓋資本主義的矛盾，頑固地對抗馬克思主義；我這裡是說人口膨脹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這對矛盾的激素，在階級社會裡，人口的增減是直接受到階級和階級矛盾的制約的。（二）馬爾薩斯是把戰爭當作消滅過剩人口的重要手段，鼓吹戰爭；我這裡是說在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下，人口激增會激化社會矛盾，對農民戰爭的發動和發展會產生一定影響。對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我們揭露他的反動本質，分析他的謬誤所在，是完全必需的；對他維護資本主義世界、希望其永世長存的意念，當然應該持否定的態度。但也不能因此就連他所揭示出來的問題也一概抹煞。他至少提出了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增長之間的矛盾和要控制人口，這個問題至今還是世界各國特別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是個不容迴避的現實。我國不是仍然在承受著經濟落後和人口膨脹的強大壓力嗎？對於一切事物包括理論上的分析批判，如果陶醉於紙面上的勝利，而在實際上卻是失敗的，那麼這種勝利就毫無意義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 * * * (1)　［英］愛尼斯·安德遜：《英使訪華錄》，費振東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92頁。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5頁。 (3)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史達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4頁。 (4)　朱壽朋：《東華續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