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年限問題

鴉片戰爭開始以後的中國歷史，過去使用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如中國近世史、中國近百年史、中國近代史等，也有稱作中國現代史的。 近世史這一名稱，是因襲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界劃分世界史而來的。梁啓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一文中寫道：「泰西史家，分數千年之歷史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謂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紀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於一九〇二年——引者）也。」(1)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對比地說：「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2)這裡不談梁啓超的論點當否，只說明梁啓超心目中的近世史，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發生髮展的歷史，中國的近世史大體是和世界近世史並行的。「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一語，正是資產階級永恆世界的美夢，梁啓超所希望的中國也正是這個前途。所以從清末到辛亥革命以後出版的一些中國近世史，多數都是從十六世紀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所謂「西學東漸」寫起的，也有開始於鴉片戰爭的。 近百年史這一名稱，則始於抗日戰爭，因為從鴉片戰爭至抗日戰爭前期，恰滿百年。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一名著中說：「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鬥爭，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有了整整一百年的歷史了。」稍後，毛澤東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寫道：「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百年史」，接著指出「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都需要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所以近百年史一名一直為人們普遍地使用著。確實這一百年，給中國人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它是災難重重的一百年，也是艱苦奮鬥的一百年。直到最近，時代的發展早已超越了一百年，人們寫作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卻仍喜沿用近百年史的名稱，如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即其一例。不僅因為近百年史一名的深切著明，也由於近百年可以貫串五四運動前後的歷史，而不受以五四運動為界標習分為近代和現代的局限。然而時代標明的實際數字，從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畢竟是一百一十年了。 至於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稱作近代史或現代史，過去是不加區分地使用的，雖然較多的地方稱作近代，卻也有以現代命名的。把近代和現代作為兩個概念嚴格地區分開來，以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八十年為近代，以五四運動開始以後的歷史為現代，教學用書更嚴守這個界線，這是最近十年來的事，也是學習蘇聯科學地區分近代和現代歷史的結果。這種區分，不僅改變了過去對近代和現代名稱的混淆，也打破了近百年史的習慣用語，顯然是歷史科學向前發展的表現。 但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日益成為獨立研究和講授的對象——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因此，史學界醞釀著重新劃定近代和現代歷史分界線的意見。主張自鴉片戰爭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一十年為近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為現代史，即把原來劃在現代史的前三十年歸入近代歷史的範圍。如教育部組織一部分高等學校教師正在編寫自五四運動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教材，原擬稱作《中國近代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這個名稱太長了，使用不方便，現已定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這個名稱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作為近代史的下半部來處理的，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以區別於習稱的現代史；二是作為整個中國通史的一個段落來處理的，它不僅要寫革命史，也要寫經濟、文化和少數民族等方面的歷史，因此以「時期」和「通史」等字樣來區別於一般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上述名稱的改變，好些同志不甚贊同。認為世界史的近代和現代既然是以十月革命為分界線，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以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五四運動為分界線，不是很合適的嗎？而且以五四運動起的歷史為現代史，已為大家所接受，重劃沒有什麼必要。 本來歷史時期的劃分，是在於更好地反映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從社會形態之間的區分到一個社會形態內部的劃分階段，都不外是找出一個至善之境，使它能夠標明歷史階段的客觀性。但是社會形態內部的分期，是著重於這個社會變化發展的環節，不管以階級鬥爭為標誌也好，以社會經濟的變化為標誌也好，都要能顯示出歷史鏈條中的環節，這個環節決不是人們主觀的設想，而是客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而一個社會形態和另一個社會形態的區分，卻是革命性質和社會性質的根本轉變。我覺得近代和現代史的劃分，它不應是標示一個社會形態內部的分期，而應是標示這一種革命到另一種革命的交替，這一個社會形態到另一個社會形態的轉變。 如果說以社會的質變作為近代和現代史的分界線是正確的話，那麼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就不應是五四運動，而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束。那就是說這一百一十年的歷史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它不是有完整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的變態社會。它的社會生產關係始終是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的過渡關係，這種過渡關係的主要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封建生產的搏鬥，愛國的人民和外來侵略勢力的搏鬥，長期搏鬥的結果，雖然沒有建立起資本主義社會，但社會生產一直是在曲折的途程上變化和發展的。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不因五四運動把一個社會形態分割為兩截的近代、現代史，是更為科學些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事實上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近年編印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等書，所輯資料的內容，都是從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這說明了這一百多年的社會經濟的變化、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為二的連鎖關係。 鴉片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開始。我們知道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和民族革命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主革命的根本特點之一。中國的民主革命完全取得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推翻最後的一個反動「王朝」——國民黨政府和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大陸才實現的。五四運動雖然是新舊民主革命的分界線，但它並沒有改變革命的性質。毛澤東在論述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時候，指出：「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為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3)這樣，把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串聯起來，說明「許多個別階段」，是一種後浪推前浪的關係，這正是中國近代通史體系的客體。在新中國成立前，我們所寫的中國近代史，切實地說起來，還是一部沒有完成的歷史，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的那一天，我們爭取國家民族獨立自主的民主革命的歷史才告完成，近代歷史也就有了明確的結論。劉少奇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問題即政權問題上，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的終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4)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中雖然有新舊民主的區分，卻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兩個不同內容的題目。當然二者的領導和前途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誰要是忽視了這個根本變化，誰就會錯誤地混淆新舊民主的界線。 那麼，把新舊民主革命都包括在一部近代史中，是不是會混淆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界線？是不是會混淆了兩種世界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關係？我以為問題不在於從舊民主到新民主的聯繫會混淆了二者的界線和世界革命的關係，而在於寫作和講授者思想認識的明確與否。蘇聯的現代史是以十月革命為起點的，然而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俄國革命是早就開始了的，偉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不是俄國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蘇聯的歷史卻把它寫在近代歷史的範圍內。當然新舊民主革命的界線是不容混淆的，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幾句是表達這個意見的：「近代歷史百十年，民主革命貫始巔，時代變化區新舊，五四從來是界線。」雖然，還有同志主張提前以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或拉後以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新舊民主革命的界線；但是五四運動為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分界線，畢竟是為大家所公認了的。因為「在這個時候，中國工人運動開始高漲起來，中國人民中的先進分子開始確信，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社會主義的道路」(5)。這個新時代到來的標誌，雖然是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產生的，但它在中國的實際反響，卻至十月革命後兩年的五四運動才激烈地體現出來。至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無疑是中國革命從舊民主到新民主轉變的根本力量，然而五四運動卻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動員和組織動員，它是新時代到來的先聲。「五四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同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就在工人階級壯大的基礎上，有了促進和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力量。可是新舊民主革命的界線，不一定就是近代和現代史的界線，因為它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也沒有改變民主革命的性質。 世界史的現代始於十月革命，中國史的現代如果不以緊接著十月革命的五四運動為起點，是否會造成局部和整體的不一致？當然十月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首先是否定了資本主義世界，宣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從此大踏步前進了，鮮明地劃出了兩個世界和兩個時代。然而歷史的進程，不可能強求在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的步伐都一樣，在具體歷史條件下，它們還有自己的近代和現代。譬如世界史的近代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日本卻晚至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才由中世紀的歷史正式進入近代，中國的近代也是至一八四〇年才開始的。雖然有人想把中國的近代上推至明代資本主義的萌芽，那是缺乏科學根據的。這裡我不是想把資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來倫比，而只是說明世界歷史和一個國家的歷史所跨進的時代有先後。蘇聯現代史和世界現代史的起點完全一致，因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首先是在那裡實現的。一般和特殊在它的自身獲得了統一。 近代和現代歷史的分界線，除了就社會形態和革命性質來區分外，就時間的意義上來說，近代是去今不遠的歷史；現代就是今，就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一九四九年中國宣告獨立自主的那一天，即中國近代歷史的宣告結束，也就開始了另一性質的偉大革命，跨入了現代歷史。因此中國的現代還才開頭，是正在發展中的歷史，它的內容將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更加豐富起來，「方興未艾」這句話，恰是我們現代的寫實。公羊學家稱孔子作《春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的三種情況，即所謂「春秋三世說」。拿這個公式來標明我們今天對於中國近代和現代歷史的關係，那我們現在和一百一十年的近代史，是包括「所見、所聞、所傳聞」的境界的，即經歷了「三世」的境界。至於現代呢？不僅是我們「所見」的，更是我們及身努力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是我們的今天，也是我們的明天。李大釗說：「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6)他所要創造的將來，正是我們的今天——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現代的中國。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為中國近代和現代史的分界線，是不是會割斷我們黨的歷史或工人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我想應該把「通史」和「專史」區別開來。作為「中國近代通史」的整體來說，它應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縱的方面，以民族民主革命的反覆鬥爭和不斷發展的歷史為主幹，橫的方面既要寫漢族的歷史，也要寫少數民族的歷史；既要寫社會經濟的變化，也要寫思想領域的鬥爭；就是比較刻板的政治制度，也不能完全略而不談。這樣才能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全貌。至於黨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那是屬於專史的範圍，當然這樣的專史，它又是革命實踐的普遍真理的紀述，必然是以偉大的五四運動為起點。另一種性質的專史如近代經濟史一類，它的起訖就完全可以和近代通史一致。由於各種專史有它自身的特點，我們既不應以專史去範圍通史，也不應以通史來要求專史。這是一般和特殊必有的差異。 由於近代史的下限的延伸，它的年限將由八十年變為一百一十年，這就牽涉到和近代史分期問題的關係。兩三年前我們展開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有些階段的意見比較接近，有些階段的劃分是極不一致的，如甲午戰爭以後的分歧就特別大。我感到沒有就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來考慮，把五四運動設想為近代和現代史的不可逾越的界線，對問題展開討論的局限是有影響的。作為近代通史的分期，我以為從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失敗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是可以劃作一個歷史時期的。這個時期的特點：一方面是舊民主革命的失敗，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失敗後的繼續掙扎；另一方面是新民主革命的由開始醞釀到展開第一個重要的戰鬥回合，這是新舊民主革命換防和接防的階段。「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這個轉折階段的重要特色。如果「朝代」的興滅還可作為分期的參考，那麼這個十五年恰是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時期。在前面引述到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就是把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七年作為一個時期來編輯資料的，也恰反映了這一時期客觀存在的階段性。歷史時期的劃分，貴在標示歷史鏈條中的環節，這個環節往往是帶有全局性的，如果以片面的理由為依據，那麼近代歷史上的許多年份都可作為分期的標誌。然而歷史的自身卻不一定承認這樣的標誌。 無論近代現代史年限的劃分，和從此引申而來的與近代史分期的關係，都涉及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討論。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 * * (1)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3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頁。 (2)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7冊，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2頁。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9—660頁。 (4)　《紅旗》雜誌，1995年第19期，第4頁。 (5)　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6)　《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