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自序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最富思辨的時代，我們的祖輩對前此沒有見到和親歷的新事物：輪船，鐵路，學堂，地動說，進化論，民約論等等，哪一樣不是經過艱苦的思辨而後承認的。千百種刊物和論著，無不是這種艱苦思辨的詳盡記錄。
前人艱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後人論述歷史的珍貴內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後人熱烈探討的對象。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哲人，儘管年經百代，地異歐亞，人們總不會忘記他們，反覆考訂他們的生平，咀嚼他們的言論，棄其糟粕，吮其精華，以開創自己時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國是我們祖國剛剛走過來的昨天，與我們的生活如此親切，它的遭遇和前進更不能不使我們百回千轉地思之了。
這裡選錄的三十四篇文章，大都是對近代社會變遷和人才消長的思辨之作，寫於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篇，「文革」前的九篇，多數則是近幾年發表的稿子。其中有涉及全局的綜論，有個別事件的考索，有人物思想的分析，也有文獻書刊的論序，不據一體，不專一方，只是歷年讀書所得，思考所及的輯編，未敢儕於著作。
回憶開始發表文章，已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那時不怕露屁股、出醜，在戰火紛飛，天地玄黃中，隨感而發，什麼都寫，練習了文字。但自己是學歷史的，畢了業，又在學校教歷史課，教「中國通史」，漸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較多地引史或就史發議，把文字歸到歷史這一行業。在四十、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歲月里，多次講授「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類課程，隨後專任近代史教學，進入行業的內部分工。近代社會的巨變，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迴路轉。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疾苦，是那樣激勵著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萬象雜陳、新陳代謝飛速的近代社會作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機。我並不是像思辨哲學家那樣由概念推論出存在，而是認真地考察歷史的勢態，占有資料，從存在去思辨事變的由來及其演進，尋找它的規律。雖然未必盡當，但我是這樣努力以赴的。
論史與鋪敘地寫歷史長編不同，論什麼，怎樣論，作者有較大的選擇和自由，不必從頭說起，面面俱到，主要在於抓住問題，突破一點，層層剝繹，究其底里。那麼，問題從何而來？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教學準備和閱讀史籍中，日積月累，熟悉的東西多了，以此例彼，就會產生疑團，就會有問題從書中跳出來，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資料進行論證，終至一吐為快。如譚嗣同有衝決一切網羅的民主精神，何以邁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體西用」是十九世紀後期一代人引進西學的宗旨，何以長期歸之于洋務派的張之洞一兩個人的「樂道」？清朝統治者亟謀自保而編練的「新軍」，何以會走向它的反面？我寫的這些篇章，大抵由此構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現實中提出來的理論與實際的問題，或從見聞中一再得來的感觸，驅使我去追溯歷史，尋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現實的近親，現實中的許多事物還有它的影子或殘跡，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相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農民戰爭與人口問題」，「夷」「洋」之辨，「革命與改良」這類文章，便是循這一思路而命筆的。
此外，任何學科都有長期存在的爭議和經常冒出的分歧。變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會，論述它的歷史更是如此。三十餘年來在近代史領域中有過多少這樣的問題！這些爭議和分歧的問題，對專業者來說，沒有不樂於去思辨的，並就了解實情而有確見的課目，認真論述，是為學的分內事。如近代史的起訖年限、《李秀成供》的真偽、《瞿秋白年譜》的序言等篇，我寫了自己的看法。其間也有自己論文招來的駁議和反駁議，關於探討馮桂芬思想的兩篇，就是這樣產生的。如何對待駁議？應該是既不苟同，也不護短，嚴格按照歷史事實及時代脈絡立論。
圍繞歷史的思辨，事實第一，立論第二，那是讓歷史說話，也即實踐檢驗真理的準則。讓歷史說話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尊重事實，事實是立論的基礎，如果事實不實，游談無根，立論就沒有不歪的；一層是說一切設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讓事實表現出來，如果是違背客觀規律的設施，就會受到客觀事物的懲罰，即是讓歷史說話。但是，用文字撰述的歷史是通過人來說話的，撰述歷史的人都有他的社會性，也都生活於一定的時空里，他們沒有不受社會性的制約，也沒有不受所在時空的制約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誠於事實，仍是逃不出那個時空規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認識的。而史論比史編沾染的時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觸及現實，則史論更帶政論色彩。「以史為鑑」，史是過去，鑒則今人，它客觀地表述了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史論是現實的人對歷史的感發，它有無深刻的借鑑意義，是其有無價值所在，沒有借鑑意義的史論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鑑的現實性，應該得自歷史的必然邏輯，決不應該是狗尾續貂，強加臆言。強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對歷史的褻瀆，而對現實則是歪曲。
我們處在偉大的變革時代，一切都在變動和發展中，經常被這樣和那樣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擾，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沒有洞徹事物的能力，僅憑一時直覺，追蹤現實，借史發議，縱無噁心，也很難免於乖戾。這裡輯入的文字，經歷了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文革」後的幾個轉折時期，由於觀念上的調整和深化，資料上的積累和識別，前後論旨間有出入。為了保持原來面目，除改動少數字句和一兩篇作了必要的調整外，大多數未加更動。「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蘇軾這兩句詩（《游金山寺》），是說長江的潮勢漲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邊岸還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們的時代像浪潮一樣，奔騰起伏，印在人們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歷史，我們不應該去磨擦「沙痕」，應該讓「沙痕」作為省察自己的紀錄。
陳旭麓於華東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