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斐遜總統 · 第8章 出任國務卿與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精彩看點 出任國務卿——內閣成員——戰時債務承擔——政治交易——無力的辯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方案——奇異的想法——分歧越來越大——錯誤的說法——不共戴天——對死人的誹謗 1789年10月23日，傑斐遜從英國考斯乘船回國，1789年12月23日到達蒙蒂塞洛。莊園裡的奴隸們熱烈地舉行了歡迎儀式。離開法蘭西時，傑斐遜本想用幾個月的時間回趟家，然後迅速返回，去親眼見證轟轟烈烈的法蘭西大革命。一到美國，喬治·華盛頓總統就邀請傑斐遜擔任國務卿一職。傑斐遜並不想去，因為他最感興趣的是法蘭西大革命。傑斐遜向喬治·華盛頓回復，自己應該遵從總統的意願，但並不想改變自己的現狀。喬治·華盛頓再次寫信，極力勸說傑斐遜任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1]親自到蒙蒂塞洛向傑斐遜說明情況，讓他任國務卿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讓他發揮個人影響力。迫於壓力，傑斐遜很不情願地放棄了繼續去法蘭西的想法，接受了國務卿的職務。傑斐遜辦理好自己的家事後，於1790年3月21日到達紐約任職。 當時，內閣成員只有四人。約翰·傑伊為臨時國務卿，正式任命的國務卿一到，他就出任首席大法官。喬治·華盛頓總統就職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出任財政部長，同時亨利·諾克斯被任命為戰爭部長。後來，埃德蒙·倫道夫出任首席檢察官。內閣公共事務中，最大的反對力量來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精力充沛，才華出眾，善於承擔艱巨而複雜的任務。所有與國家外債和內債有關的問題，都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議後提交國會處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了由聯邦承擔各州戰時債務的計劃，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相互對立的兩派有的興高采烈，有的叫苦連天。眾議院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了該承擔方案，討論結果為：三十一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對。方案隨即被提交到眾議院大會。適時，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到了，事情發生了扭轉。1790年3月29日，該方案被否決。從人們的情感狀態來看，一場嚴重的危機正威脅著這個年輕的國家。國會每天都在開會、休會，並未解決任何問題。敵對的派系在任何議題上都很難達成一致。除了戰時債務的問題外，議員們都不屑於思考和談論別的事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因為財政部關乎著新政府的命脈。有了民眾的支持，國家才有財政收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深謀遠慮，正面展開穩步攻勢的同時，也策劃從側面進行迂迴包抄。他想到了新策略，決定要充分發揮傑斐遜的作用。 正在這個時候，國會內部就首都選址問題產生產了局部分歧。南部各州想選波托馬克為首都，中部和東部各州想再往北一些。最後，支持在北方選址的一方占了微弱的優勢。關於戰時債務承擔問題，辯論中也分成了兩派。中部和東部各州支持戰時債務承擔方案，南方各州持相反意見，最後南方各州占了微弱的優勢。就目前狀況來看，兩個問題還有商量的餘地，也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只要理由正當，就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決定做一筆交易，準備支持波托馬克為首都，以此為交換，讓投票支持選擇波托馬克但反對戰時債務承擔方案的那些州投票支持戰時債務承擔方案，這樣就可以為自己的債務承擔方案多贏得幾張選票。為實現其政治交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選擇了傑斐遜這個得力的夥伴。一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街上遇到傑斐遜。他們邊走邊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悲切地描繪了國家的危險處境，情真意切地請求傑斐遜，希望他能夠利用自己和朋友們的影響力來挽救國家。傑斐遜回答道，他對整件事情「知之不多」，但如果要維護祖國利益，那麼他責無旁貸。傑斐遜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第二天一起吃飯，還要請一兩個朋友，希望共同設計一個兩全其美的「折中方案」。結果，飯局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傑斐遜後來寫道，他「不可能親自參與討論，只是牽線搭橋，促成了此事，並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飯桌上，雙方提出了各自的條件，馬上達成一致。這筆交易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完成了，既能實現定都波托馬克的目標，又可贏得戰時債務承擔方案的通過，雙方各得其所。按事先約定，雙方將選票提交國會。這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方案穩占優勢。 埃德蒙·倫道夫（右二）與同僚 戰場上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亨利·諾克斯 後來，傑斐遜很後悔自己參加了這筆交易。傑斐遜從個人的角度看待問題，犯了嚴重的錯誤，很大程度上幫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樹立了威望，擴大了影響力，有效地促進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財政方案的成功實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後來成了傑斐遜政治上的勁敵。無奈之下，傑斐遜找到參與謀劃的那伙人尋求解釋，就像一隻為逃離陷阱而不得不咬斷自己腿的狐狸。為了否定此事，傑斐遜完全犧牲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品質，忘記了自己在政治上精明的一面。他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下了套，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上了人家的當。財政部長在進行一筆缺德的交易，而他作為國務卿，卻「非常無知地拿著蠟燭為其照亮，」站在一邊推波助瀾。這種辯解似乎表明傑斐遜不適合從政。同時這種辯解也貧乏無力，可信度不強。傑斐遜如此為之，可能另有緣故。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筆交易簡單明了，五分鐘之內就可以明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戰時債務承擔方案十分健全，傑斐遜本期望能聽到別人對它的議論，不料一無所獲。該方案的確立一波三折，傑斐遜最清楚其中的苦衷。如果傑斐遜當初沒有拿定主意支持該方案，那麼他就顯得太輕率、太魯莽。傑斐遜既然當初沒有慎重考慮，就無權指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不應該提出並宣揚自己的觀點[2]。其實，透過傑斐遜的各種理由和實際行動，事情的真相顯而易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方案如同人皮膚下面的肌肉，表面之下才是力量所在。傑斐遜懷疑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財政方案強大的影響力之前，就有人徵求過傑斐遜的意見。當時傑斐遜同意參與其中，這才是事實真相。傑斐遜實際上十分願意推行該財政方案。該財政方案讓聯邦得以持續，產生的影響更加深遠。後來，傑斐遜很欣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因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能出奇制勝地操縱財政，能採取適當的財政措施，使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相當可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方案應不斷得到加強和鞏固，集中力量為社會謀利益。 從政期間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傑斐遜的想法逐漸被人們知曉。他覺得自己糊裡糊塗地受人欺騙去改變政府的運行原則，做了自己深惡痛絕的事，對此異常憤怒。傑斐遜也對自己曾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交易牽線搭橋、推波助瀾而懊惱不已。傑斐遜覺得這種做法違背了自己的本意。他不僅參與了此事，還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一起尋求同伴，共同謀劃。最後，傑斐遜算是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其實充分利用了他的天真，引誘他去宣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用自己的智慧打敗了傑斐遜。傑斐遜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恨之入骨。傑斐遜曾是種植園主，經營種植園時有自己得心應手的辦法，但不是財政專家。傑斐遜熱情難抑，要將以前的經驗變為理論，用來處理錯綜複雜的國家財政問題。傑斐遜的思想有時狂熱不已，常常荒謬地異想天開。去內閣任職的幾個月前，傑斐遜曾有一個奇異的想法，他說：「這樣的結果不僅值得做出決策，而且要成為政府基本準則。」後來，大家才知道他的偉大而令人迷惑的學說指什麼。傑斐遜認為任何公共債務存在的時間不能比設立債務的這一代人的壽命更長。他像一位大膽而獨到的邏輯學家，提出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活著的人在土地上設立了用益物權，人死了之後再無權使用它。」他說，一旦一項公共債務存在的時間比設立它的一代人的壽命長，「土地上」設立的益物權就變成了一種死人強加給下一代的負擔。這種說法與「不證自明」的前提背道而馳，顯然不對。傑斐遜認為，假如一個人在二十一歲有權設立債務，大多數在二十一歲時活著的人會再活三四十年。由此推斷，一代人可能會背負長達三四十年的債務。「一代人由各個年齡段的人組成，法律的制訂是以二十一歲以上的所有人為對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快就會死去，三四十年的合同期太長。」於是他將該負債時間減少到十九年。一個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說這樣的廢話，真讓人感到可笑、可憐又可怕。由此可見，傑斐遜在批評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財政專家時，難免讓人感到有點遺憾。 傑斐遜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不善於處理財政問題，毫無顧忌地批評別人，實在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傑斐遜總是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體系就是一個謎，民眾從來不能理解也無法質詢。1802年，傑斐遜在寫給艾伯特·加勒廷[3]的信中提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他想將財政問題複雜化，喬治·華盛頓總統和國會都無法理解，因此也無法控制他，政府幾乎成為他操縱的機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先通過負債的方式增加財政收入，然後將這些東拼西湊來的財政收入作為自己的財政撥款，用在不同的對象上。實際上，好多收入根本不存在，整個財政系統被他搞得烏煙瘴氣。這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的最武斷、最不可思議的財政政策。 1818年，傑斐遜才公開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立的財政體系在實際運行中完美無比，根本無懈可擊。傑斐遜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指責絕對真實，因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體系一直是傑斐遜無法破解的「難題」。儘管如此，傑斐遜還是盲目地仇恨和譴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滔滔不絕地講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傑斐遜對具體問題吹毛求疵時，對經濟原則卻一無所知，思維異常混亂。相比之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體系宏大而簡潔，有總的大綱，也有具體的操作細則。他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清晰易懂，就連婦女兒童都能理解。傑斐遜不太熟悉這個領域，沒有什麼難題要解決，也算是一件幸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體系日趨完善，控制了除國家銀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機構。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有人認為，喬治·華盛頓組建內閣就是為了合併政黨，將持相反政見的主要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讓他們成為政治上的搭檔。這種說法以兩種錯誤的判斷為依據，顯然不正確。第一，傑斐遜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支持的憲法。這已證明是錯的。第二，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分別從一開始就建立了相互對立的財政體系。可事實並非如此。一段時間內，所有人都對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疑心重重，捉摸不定新政府的政策。結果表明，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做的一切都十分符合事實邏輯，也符合國家和民眾的實際特點。他們已離我們遠去，我們不得不改變對他們的看法。這兩位主要人物的思想特點過了好長時間才得以顯現。他們曾相互學習，相互影響。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傑斐遜有一定的友情基礎。他們自己也很清楚，他倆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去奉行同一種政策。起初，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確沒有兩個政黨，更沒有兩種體制。只是人們思想觀念中自然而然地覺得他們是兩個黨派，這種觀念就像是斜躺在礦坑裡的礦石，有一半不為人們所見，尚未加工成形。 有人曾旗幟鮮明地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所有觀點，但他們不是有組織的黨派，也沒有明確的政治原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體系逐步趨於完善，人們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這位創立者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立了財政秩序，增加了財政償付能力，使政府越來越強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自己的準則來解釋憲法，為政府的運行奠定了基礎。政府有了更多的權力。人們都知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推崇君主政體。他沒用多長時間就將一個共和政府變得如此強大。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人們對此驚恐不已，他們牢牢抱成一團。這些人中間，傑斐遜的民主主義思想最強，對君主政體最警惕。回想傑斐遜寧願無政府也要有報紙的觀點，我們不難想像，傑斐遜看到一個聯邦如此迅速地轉變成君主政體的國家時，該有多麼傷心。不久傑斐遜又有了奇思妙想。他認為就當時情況來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如同開著船航行在一條毀滅之路上，而他傑斐遜要在乘客中低聲發出警告，組織一場譁變，來對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因為真正有權掌舵的是他傑斐遜，而不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相互信任的時間不長，有過短暫的友誼。沒想到他們後來成為政治上的勁敵。兩個朋友相互指責、攻擊，各自的追隨者們也參與其中。不久以後，他們徹底撕破了臉，相互之間的攻擊日益尖刻，甚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由於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鬥爭，傑斐遜開始準備撰寫著名的《語錄》，為自己樹立好名聲。傑斐遜的朋友們不敢為這些令人恐怖的言辭辯護。有人以向傑斐遜道歉的方式進行辯解，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傑斐遜的著作出版時，編輯以責任為藉口，借傑斐遜之名，誹謗傑斐遜已死去的政敵，並將這些誹謗永久地保留下來。其中不過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傳了再傳的謠言和閒話，以及充滿惡意的故事，目的是攻擊敵人的名譽。而這位編輯所謂的「敵人」從來也沒有攻擊過他本人一次。更令人可憎的是，這位編輯讓這些惡毒的片斷整理出版。當時他所攻擊的「敵人」早已死去，已無法以現有的證據反駁，而他自己死後，也無人將他叫來當面對質，更不能懲罰他。編纂這些臭名昭著的片斷可算是歷史上最卑鄙的行為，嚴重損害傑斐遜的名譽，遠遠超過了傑斐遜一生中所犯的錯誤和政敵們對傑斐遜的攻擊。如果這位編輯能夠抵擋住誘惑，不要對這些已死去的所謂的「敵人」卑鄙地進行報復，那麼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更加高尚。 艾伯特·加勒廷 總統任上的喬治·華盛頓 註解： [1]　詹姆斯·麥迪遜（1751—1836），美國民主共和黨成員，美國第四任總統，大陸會議代表，制憲會議的主要人物，擔任總統期間領導了第二次美英戰爭，保衛了美國的共和制度，為美國贏得徹底獨立。——譯者注 [2]　在傑斐遜1790年6月20日寫給門羅和1790年6月27日寫給吉爾默的信中，可找到證據，他當時對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並對此寄予希望。——原注 [3]　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國民主共和黨成員，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國財政部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