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斐遜總統 · 第9章 反對君主政體及同聯邦黨人論戰

精彩看點 成功的政治家——君主政體的影子——支持共和的人——堅持自己的觀點——財政政策——投機活動——銀行法案——銀行促生了腐敗——國債——支持新憲法——廣大民眾的支持——菲利普·弗瑞諾引起的論戰 傑斐遜才華卓越，智慧超群，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在美國歷史上就像一顆璀璨的明星。他與別人之間不太受人稱頌的鬥爭也眾說紛紜。傑斐遜不僅是一位政治家，還具有政治家所沒有的一些優點。傑斐遜還是一位思想家，深刻地思考政府理論以及社會、政治組織原則。他是激進分子中的激進分子，是激進階級中的民主主義者。他從未宣稱過民眾應該組織政府，因為他的潛意識中，政府根本不應該存在。「人權」是當時最流行的詞語。傑斐遜認為「人權」意味著完全沒有政府控制。相對溫和的政敵們稱傑斐遜為「空想家」。他那些不合實際的空洞理論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更尖刻的攻擊者們指責傑斐遜不誠實。傑斐遜也有不聰明的時候。他以自己慣常的方式處理問題，從不計較小事，總是粗心大意。傑斐遜信守自由學說，奉行寬鬆的民主，堅持無政府主義，不放棄宗教立場，對宗教的熱忱和激情堪比穆罕默德或約翰·衛斯理[1]。傑斐遜總是懷疑與自己持相反觀點的人，認為他們邪惡可憎，在人類最關切的問題上散播謊言。傑斐遜有可能聽信了一些不懷好意的傳言，對持不同觀點的人早就懷有成見。傑斐遜善於觀察，才思敏捷，很快就看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用什麼辦法迅速組織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式團體。傑斐遜看到，支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都是能力非凡、雄心勃勃的人。有些人得到了公眾的信任，獲得了權力；有些人狂斂了大筆財富；還有些人樹立了廣泛而強大的社會、政治影響力。看著這些毫無前途的發展，傑斐遜既恐懼又反感，情不自禁地擔憂人類的自由將在美國徹底毀滅。透過聯邦主義者神秘的政策，展現在傑斐遜眼前的是君主體制的影子。傑斐遜覺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這位財政部長的每一項措施都是君主政體下的狡猾手段。聯邦主義者們每次集會，傑斐遜都仿佛能聽到那些「君主主義者們」的小聲謀劃。如果有人飯後喝了酒，說了大話，傳到傑斐遜的耳朵里又會被誇大。他會將聽到的話記下，作為君主政體計劃有力的證據。傑斐遜將自己寫在紙上的偏激思想寄給了朋友們。這些片斷後來被收集到一起，形成了他的《語錄》。傑斐遜悲傷地將別人為自己散播的流言蜚語告訴了喬治·華盛頓，並一再重複，但喬治·華盛頓卻說他在胡說八道。 約翰·衛斯理向民眾講解基督教教義 約翰·衛斯理向印第安人傳教 多年之後，傑斐遜回憶起這段時光時說，他剛到紐約不久，就看出了這種可怕的君主政體傾向。 傑斐遜說：「總統熱誠地接待了我，我的同事們及圈內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明確表示歡迎我的到來。兩個對立的政治派系都對我這個初來乍到者謙恭有禮，將我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員。他們飯後談論的內容讓我感到很驚奇，也很沒面子。他們談論的主題當然是政治。他們更願意要君主政體，而不願選擇共和政府。我不是一個放棄自己信仰的人，也不是一個偽君子。我發現在場的所有人中間，我是唯一支持共和的人。」 這些話縈繞在美國大地上，一直是人們爭辯的內容。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任何誇張的說法都會被認為是謊言。事實上，傑斐遜後來發現自己的政治信仰並不完美，也曾痛苦萬分。聽到君主政體，傑斐遜就覺得是對民主的冒犯。憲法不可能做到讓每個人都滿意，憲法的作用通過政府才能體現出來。人們公開討論憲法的效力，還未從心底里忠誠於憲法，也沒有萌生對憲法的自豪感和深情。傑斐遜對君主政體深感憂慮。他甚至想改變政府形式，指控君主政體的擁護者。 傑斐遜覺得君主政體十分恐怖，認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堅決反對憲法。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長期以來人們都普遍認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憲法最忠實的支持者。誰是誰非，喬治·華盛頓總統心知肚明。傑斐遜說：「他（喬治·華盛頓）認為，目前之所以爭論不休，是因為有人懷疑某一黨派做得太過分了。也許有人想把政府的形式變成君主政體，但他不相信有陰謀。也許有人希望在上流社會，特別是大城市裡，實行君主政體，但東部、南部各州的絕大多數人都堅信共和。」這些話是傑斐遜自己說的，可靠性強。 我們要像探求真理一樣對待傑斐遜的思想，不必過分關注他的行動。傑斐遜深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人為了君主政治搞陰謀詭計，認定他們背叛了憲法。傑斐遜的信念剛開始時如同一粒芥菜種子一樣微小，但他堅持不懈地反覆聲明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不斷增強，變得像參天大樹一樣茂盛。傑斐遜經常重申自己所持的觀點，並找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天長日久，他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一位讀者從傑斐遜的信件和回憶錄中發現，傑斐遜將多年來掛在嘴邊的「君主主義者」和「獨裁主義者」們描述得像水蛇一樣毒。這位讀者認為，傑斐遜經常提到的這些人應該存在，若不然他就是將一些子虛烏有的東西說成事實。一談到這個話題，傑斐遜往往真情流露。這種情感至深至強，難以言表，根本不像虛情假意。 傑斐遜認為君主主義者做事的目的令人厭惡，其手段也很卑鄙。他們連同拖欠的利息全額付清了國內債務，然後出台了各州債務承擔方案。一年半的時間內，君主主義者們提供了許多投機機會。當時人們的熱情高漲，就是現在生活在華爾街的人也望塵莫及。 城市裡有資本、有遠見和有事業心的人們低價購買了證券。尤其是紐約和費城的民眾簡直就是國會肚子裡的蛔蟲，什麼信息都能預先知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追隨者們也大膽加入這場投機活動。有人認為君主主義者們像稻草人一樣虛張聲勢。後來，支持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人獲得了巨額財富，贏得了政治權力和社會影響力。傑斐遜等人感到既震驚又恐懼。他們指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利用財政部長的職位，為他人提供牟取暴利的機會，讓更多的人追隨自己。 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利用龐大的金融體系將美國從瀕臨破產的不景氣狀態變成了償付能力較強、信譽良好的國家。傑斐遜用懷疑的眼光看著這一切，認為這樣的金融體系就像一台巨大、複雜而高效的機器，正在生產國內最危險的貴族政黨。 傑斐遜討厭軍事機構，憎惡政府權力。他認為所有稅收應該留給各州，取消消費稅。從傑斐遜給國家銀行的建議中也看不出他對銀行有半點好感。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準備通過政治手段推行財政政策，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讚賞。財政部再也不會說自己難以支撐，聯邦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了。《銀行法案》首先要合法，而且要從長遠著眼。由於存在是否合法的問題，通過該法案困難重重。喬治·華盛頓向內閣官員們徵求書面意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國內一篇著名的文章為論據來支持該法案。傑斐遜則從另一方面入手，強有力地論證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法律問題。喬治·華盛頓瞻前顧後，最終決定簽署該法案。喬治·華盛頓總是不願干涉各位部長的工作。如果總統違憲了，最高法院可予以糾正。法庭上，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2]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論證沒做任何補充，證實了銀行的合憲性。法庭拒絕採納傑斐遜的觀點，牽強附會地解決了純粹的法律問題。該問題的關鍵是從嚴解釋憲法還是從寬解釋憲法。傑斐遜認為應該從嚴解釋憲法。不少人支持傑斐遜的觀點。 傑斐遜只想到了該法案的合法性、合憲性問題及其政治意義，並沒有考慮到它與國家財政、商業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銀行法案》簽署後，黃金和白銀禁止流通，紙幣一統天下。傑斐遜認為這種做法有百害而無一利，馬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講了不少荒謬的廢話。資本家們爭先恐後地認購股份。他們的認購遠遠超過了股本。傑斐遜開始擔憂貨幣問題，悶悶不樂地給詹姆斯·門羅寫信說：「我們每年將以八百萬美元紙幣中的百分之十三作為流通代價，若用金銀，則可免去這筆費用。其中百分之七被認購者以利潤方式拿去，百分之六為公共費用。紙幣流通後，有六萬紙幣或兩百萬硬幣作為特別存款，不能被提取，令人難以相信。人們為了尋求安全保護而存入銀行的現金可能滿足現金流通需求。」傑斐遜不知道銀行的特別存款是違法的。顯而易見，他不懂金融。 銀行無論是否合憲，都能為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傑斐遜認為銀行就像是一台多產的機器，也能製造出更多腐敗分子支持那些危險而又有預謀的君主主義者。傑斐遜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人稱為「財政黨」，變本加厲地指責他們，一生也沒改變過對他們的看法。1818年，傑斐遜在《語錄》的前言中寫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君主主義者。他的目的是建立腐敗的君主政體。」傑斐遜說，銀行變成「影響力持久的生產腐敗的機器」，腐蝕了立法機構，對財政系統的影響也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傑斐遜認為，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員們不僅經常被當作「董事」，根據該機構首腦的意願投票，而且要和「股東們」一起謀劃怎樣可以讓聯邦黨的得票占絕對優勢。1793年3月3日，國會討論威廉·賈爾斯[3]譴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著名決議。傑斐遜寫道：「組成眾議院的成員比較複雜，有銀行董事、銀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經紀人、盲目投資者。有些人很無知，還有一些人又懶又幽默，不願意譴責別人。有人預測，銀行董事、銀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經紀人占了眾議院議員的三分之一。盲目投資者、無知的人、懶人又占了剩餘人數的一半。」傑斐遜指出，反聯邦黨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指控無中生有，不太光彩，最終將以失敗而告終。傑斐遜認為《銀行法案》的實施讓人感到遺憾，也令人悲傷，對其中的錯誤深表同情。 《銀行法案》會議上的喬治·華盛頓 約翰·馬歇爾 大規模的投機活動結束後，傑斐遜開始擔心國債。傑斐遜認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一派想巧妙而隱蔽地使用國債來永久性地腐化立法機構。一部分國債到期已好幾年了，還沒有兌現。傑斐遜認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打算永遠不讓民眾來兌現國債。他說，每個人都在觀望，害怕「財政部的膽小鬼」和他們的「陰謀詭計」，「買了國債的人認為國債對公眾是好事，越久越好，希望這筆債越來越多，讓政府永遠也還不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了短期內促進還債的計劃，但傑斐遜仍然懷疑他。傑斐遜絕不相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政治上能做出一件誠實的事來，對他的偏見根深蒂固。 喬治·華盛頓總統密切關注著部長們，發現他們互不信任，已經組建了敵對的政黨。喬治·華盛頓是全國人民的總統，決不與任何黨派往來。對立黨派的領導人爭論不休，不斷相互指責、互相抱怨，喬治·華盛頓不能充耳不聞。1792年5月23日，傑斐遜給喬治·華盛頓寫了一封長信，探討了兩黨爭鬥這個「令人焦慮的問題」。因為兩黨爭鬥與整個國家事務息息相關，「攪」得大家不得安寧。傑斐遜說，新形勢下增加國債不可避免，但國債多得無法償還，這是「人為地將債務人和債權人賬戶的全部金額相加而造成的。」國家資金被揮霍無度，產生了「許多腐敗分子，他們把持了立法機關」大有「擺脫憲法限制的意向。」「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共和政體到君主制的轉變做好準備。」傑斐遜認為，「腐敗的立法機關」將成為「國王、貴族、公爵和平民的產生地，成為任人操縱的工具。」債務人在南方，債權人在北方。這種分配上的不均衡使聯邦面臨解散的危險。傑斐遜深信，只有喬治·華盛頓繼續執政，才能避免這種危險。傑斐遜將反對總統連任的理由擱置一邊，懇求喬治·華盛頓不要退休。一有機會，傑斐遜就反覆說這件令人擔憂的事。1792年7月10日，傑斐遜力勸喬治·華盛頓，說：「沒必要再增加國債，因為它不斷腐蝕立法機關。參議院和眾議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投票支持紙幣和股票經紀人的利益。審查這些人的投票時發現，他們對財政部每一項措施的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些措施大多數是由少數人制定，然後由多數人投票通過的。」 1792年2月至3月，傑斐遜曾告訴喬治·華盛頓，財政部惹得人們怨聲載道： 這種金融體系不用真金白銀，而是用紙幣來哄騙各州。民眾不再熱衷於商業、製造業、建築業和其他各種實用的工業，而帶著他們的資金都捲入一場賭博，敗壞了道德，並將不正之風帶進了政府。事實上，法律正在審議的時候，某些議員藉機大賺一筆，然後投票支持法律……議員們的提議和以前大不相同。許多人都開始關注議員們的提議，因為這些提議讓我們知道自己生活在有限制的政府還是沒有限制的政府之下。 傑斐遜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發表看法。「這份報告打著獎勵某些製造業的旗號」，旨在掌控國會，控制社會福利、貨幣使用等一切事務。1792年10月1日，傑斐遜向喬治·華盛頓報告： 民眾是可靠的，許多派系中有君主政體的意圖，財政部長就是其中之一。我曾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過，憲法軟弱無力，不甚完善，還需改進。我回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議會會議中曾力主設立英式憲法，沒能成功。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所有措施都殊途同歸。有些措施引起了立法機構的腐敗。許多議員對這位財政部長百依百順，叫他們往東，他們絕對不敢向西。看到這些現象，我們心中自然不舒服。 1793年2月7日，傑斐遜再次表示：「國會中有不少議員對財政部言聽計從。」他們投票時本應忠誠於選民，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致使制定的法律違背了民眾的本意，引起了南方的不滿。 除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外，傑斐遜很少攻擊別人。1791年5月8日，他卻借別的事情狠狠地攻擊了約翰·亞當斯。傑斐遜說：「恐怕是印刷工粗心大意將內容印錯了，致使我攻擊了約翰·亞當斯。他是我誠實、無私的朋友。長期以來，我們都信奉共和，觀點一致。我對他更是尊敬有加。即使他改變信仰，去追隨世襲君主制和貴族制度，我們的友誼仍在。」傑斐遜對喬治·華盛頓這樣說，對其他人也這樣說。早在1791年2月4日，傑斐遜寫信給喬治·梅森上校[4]，說：「我們中間有些人相信英國憲法包含了最完美的制度。他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在民眾中地位很高。」1791年7月29日，傑斐遜在寫給托馬斯·潘恩的信中提到，「這裡有一派人，名聲很大，人數不多」，錯誤地認為人們正在「皈依」有國王、貴族和平民之分的「君主政體」。傑斐遜又很有禮貌地補充道，這種錯誤已「得到制止」。隨著托馬斯·潘恩《人權》的出版，人們都「回過頭來信奉共和。」1792年6月16日，傑斐遜寫信給拉法耶特侯爵吉爾伯特·德·莫蒂說：「我們中間有一派人，宣稱支持新憲法，不是因為新憲法本身有多好，而是新憲法和英國憲法非常接近，在他們眼中很完美……好多股票經紀人和宣揚君主政體的人進入了我們的立法機構，影響了不少議員。」面對眾多繁雜事務，傑斐遜恐慌過、焦慮過，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傑斐遜真誠地熱愛自己的國家，有堅定的信仰，發現民眾也在追求共和，頓時倍受鼓舞。傑斐遜的信仰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家和上流社會的反對。傑斐遜總會抓住時機擺脫不利因素。如果他發現某種思潮意義深遠，與自己的追求一致，符合自己的期望，就會精神煥發，期待著這些思潮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影響國家的發展。傑斐遜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認為，民眾參與政治、建立自由政體是大勢所趨。上流社會的人們都佩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政治才能。傑斐遜信心十足地認為，只要像自己這樣能幹的人運籌帷幄，廣大民眾就能以絕對的優勢戰勝那個只有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 傑斐遜信任民眾，堅定地認為他們是不可戰勝的力量，而且堅信這種力量完全可以發揮出來。傑斐遜認為，民眾有足夠的智慧做出分辨，會選擇像自己和詹姆斯·麥迪遜這樣誠實、能幹的人主持國家事務。傑斐遜認為，在最理想的政體中，人們會發現自己的貧乏和無知，崇尚高貴的品質和傑出的智慧。當時，貧乏、無知的民眾參與政治的確有點不可思議，但傑斐遜堅持認為他們謙遜質樸，懂得自我克制。傑斐遜想當然地認為民眾總是好的，這是值得稱頌的地方。自傑斐遜的學說形成以來，實際上沒有多少人發生令人滿意的變化。傑斐遜也不可能改變民眾。傑斐遜所設想的民主政體中，民眾會選擇最優秀的人來管理國家。如果期望無法實現，傑斐遜無疑會失望而憤慨地放棄自己的觀點。這只是一種推測，不知正確與否。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民主政治並未像傑斐遜所期望的那樣發展。傑斐遜如果能看到後來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一定會大為震驚。 按當時的習俗，高級官員在報紙上交流政治觀點時必須匿名。這種習慣有利有弊。它會使人與人之間相互懷疑、怨恨甚至敵對起來。傑斐遜與約翰·亞當斯之間的誤會就源於此。當時傑斐遜犯了一個荒唐的錯誤。 約翰·亞當斯的《達維拉的演講》現在讀起來有點乏味，當時有民主傾向的讀者們對它厭惡至極，因為書中言辭激烈地批評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說來也巧，《人權》在美國「唯一的副本」傳到了傑斐遜手中。傑斐遜讀完後「寄給了喬納森·貝亞德·史密斯，讓他的弟弟去重印。」傑斐遜說：「我不認識喬納森·貝亞德·史密斯。我寫了一封信，向他解釋為什麼我這個陌生人寄給他一本小冊子。我告訴他，我很希望這本書能夠被重印，並要求他在重印時把那些枯燥的筆記部分去掉。我們終於可以公開反對政治異端邪說了。」這位印刷工居然將那份筆記附在了書的最前面。傑斐遜看後大吃一驚。聯邦黨的作家們立刻像一群黃蜂似的對托馬斯·潘恩進行口誅筆伐。一位叫「愛民者」的人還對托馬斯·潘恩進行尖刻的諷刺。傑斐遜急忙給約翰·亞當斯先生家寫了兩封信解釋，希望不要爭吵，要與那憤憤不平、略顯蔑視之意而又搬弄是非的「愛民者」對話。傑斐遜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寫了這麼多表達和平意向的信，這位「愛民者」居然是約翰·昆西·亞當斯——約翰·亞當斯引以為豪的兒子。這就是匿名在報紙發文章這種可怕的習慣帶來的危險。 諷刺漫畫：托馬斯·潘恩拿著捲軸，上面寫著「人權」，體現了他反對「君主政體」的本質 更嚴重的是當時的《國家公報》也參與這場風波、製造麻煩。傑斐遜任國務卿不久，詹姆斯·麥迪遜寫信推薦菲利普·弗瑞諾作書記員。菲利普·弗瑞諾是民主主義者中的三流作家，詩寫得也不怎麼好。當時傑斐遜沒有空缺的職位，後來需要一個「外語書記員」，工資為「每年二百五十美元」。工資這麼少，也是為了讓其他在職的書記員們安心地工作。傑斐遜親切地給菲利普·弗瑞諾寫信，給予他這並不起眼的職位。沒想到這件小事卻引起了一場沒完沒了的麻煩。這位收入低微的外語書記員為了維持生計，又找了一份兼職，在《國家公報》任編輯。更湊巧的是，菲利普·弗瑞諾先生對自己部門的領導特別信任，對財政部十分反感。 《芬諾公報》是為財政部代言的報紙，無人與之匹敵。新的《國家公報》卻以莫大的勇氣和進取精神，用不太文明的語言指控財政部，積極地支持國務院。菲利普·弗瑞諾不但信念堅定，而且筆鋒犀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他的同黨很快在菲利普·弗瑞諾的攻擊下退縮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及其同黨認為菲利普·弗瑞諾無足輕重，根本犯不著為他生氣，國務卿才是此事的幕後操作者，是他們真正指控的對象。他們說，傑斐遜十分陰險，將所在部門的材料和信息提供給了那憤憤不平、下流不堪的文章作者，並發布在了報紙上。傑斐遜的同事不懷好意，不計後果地對別人惡意中傷。傑斐遜要對喬治·華盛頓總統負責，要對一切發生的事情負責。傑斐遜怒不可遏地駁斥了這些指責，表明自己與《國家公報》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同時，傑斐遜開誠布公地說，《芬諾公報》上刊登的文章非常出色。傑斐遜既沒有開除菲利普·弗瑞諾也沒有責備他。一場指責過後，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傑斐遜應該有所舉動，沒想到他卻無動於衷。傑斐遜明確表示，自己完全沒有干涉過那篇文章，如果要干涉，以自己的足智多謀，肯定會阻止文章作者攻擊喬治·華盛頓。這篇文章旗幟鮮明地支持傑斐遜的觀點。傑斐遜也稱讚過這篇文章。不能輕易地說傑斐遜在這件事上做錯了。菲利普·弗瑞諾或許無意間從傑斐遜那兒獲得了靈感，用無限巧妙的語言寫了那篇文章。讓傑斐遜為該員工在編輯部所做的工作負責，那就太過分了。後來人們討論，寫了文章的職員就在傑斐遜的部門中，整天指責國家政策，惡語中傷內閣成員，傑斐遜是有意讓他留在自己身邊。這也反映出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傑斐遜與同事們之間的關係。 約翰·昆西·亞當斯 菲利普·弗瑞諾 1792年8月，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怒不可遏，親自參與了論戰。他化名「一個美國人」，突然出招，就像侏儒中的巨人，讓眾人震驚。雖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沒有直接表明身份，但誰都知道那可怕的攻擊出自誰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第一篇文章猛烈抨擊傑斐遜沒有開除菲利普·弗瑞諾，還繼續和他保持聯繫。接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又指控傑斐遜對憲法和政府不忠。傑斐遜看到這猛烈的攻擊後無動於衷，什麼也沒說。菲利普·弗瑞諾寫文章明確表示，自己寫文章時根本沒有和傑斐遜溝通過，傑斐遜不知道這件事，從來沒有寫過、也沒有講過文章中的隻言片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輕蔑地表示，除了傑斐遜外，別的對手都不配和自己交手。盛怒之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寫的文章論點明確，鏗鏘有力。維護國務卿的人也不少。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論戰伊始，就不得不和一群小打小鬧者交鋒。他對這些人的攻擊也滿不在乎。傑斐遜極其謹慎，不願捲入激烈的論戰。 看到這場突如其來的論戰，喬治·華盛頓極為惱怒。這位品德高尚的總統很傷心也很失望。他努力地消除兩派之間的分歧，去填平這歷史以來就有的溝壑。喬治·華盛頓以個人名義分別給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寫信，勸他們團結一致，以國家利益為重。在回復總統的信中，他倆對喬治·華盛頓彬彬有禮、體貼入微。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完全相悖，不可能和諧共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護，表示必須面對這場衝突，儘量不再捲入其中。傑斐遜也有理有據地為自己和所在的黨派辯護，指責聯邦黨人及其政策。 傑斐遜曾說，他「進入政府時，決心不干涉立法機關，儘可能不干涉各部門的工作」。傑斐遜一絲不苟地遵守著這一明智的決定。每當回憶起自己曾參與了戰時債務承擔法案時，傑斐遜總是顯得很痛苦。「我上了財政部長的當，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推行計劃的工具。在政治生涯中，我犯過許多錯誤，每當想起此事，就後悔不已。」傑斐遜承認，他不同意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政策。因為「這位財政部長通過自己的部門影響立法機構，反對自由，處心積慮地破壞共和。」傑斐遜指責國會中的「腐敗隊伍」，他們聽命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通過投票改變形勢。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操縱著他們「一步一步地破壞了憲法的原則，還宣稱憲法無足輕重。」傑斐遜始終約束自己不去干涉財政部的工作，沒想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不但不思回報，反而伸出手來干涉外交事務，支持英國敵視法蘭西王國，完全與自己背道而馳，也有悖於喬治·華盛頓的意願。隨後，傑斐遜開始關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化名「一個美國人」在《芬諾公報》上對自己的攻擊。傑斐遜承認自己反對過憲法，但後來的憲法修正案正好說明對憲法的批評是正確的。如果說傑斐遜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更反對憲法，說傑斐遜不忠於憲法，純粹是無稽之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所以對憲法不滿，是因為「其中沒有國王，也沒有英國式的上議院」。傑斐遜認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希望國債「永遠不要償還，以此腐化和操縱立法機構」，而傑斐遜則希望「明天就能兌現」。傑斐遜喋喋不休地批評腐敗問題：「財政部上百名職員及上千名收稅官中，不知有多少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子侄、親戚；不知有多少是參議員、眾議員、印刷工人的親戚朋友；不知有多少追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黨派主義者。這些人都是在得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默許後才進入財政部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像洗紙牌一樣，將數百萬的錢倒來倒去。將紙幣換成金銀，又將金銀換成紙幣，從美國倒到歐洲，又從歐洲倒到美國，在適當的時間，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與朋友們秘密交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想方設法運用手段，抓住任何機會結交朋友。誰也想不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指控我的理由竟然是因為我以二百五十美元的年薪安排詩人菲利普·弗瑞諾做外語書記員。」傑斐遜講述了菲利普·弗瑞諾文章的來龍去脈，表明自己剛開始並不知道這篇文章。至於後來的事情，傑斐遜堅定地說：「我對天發誓，我從未發表過隻言片語的觀點，從來沒企圖它能產生任何影響。我自己沒寫過、也未口授過任何內容，也未間接地指示別人這樣做過。我在報紙上所寫的文章都有署名。我絕不會借別人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當我來這兒任職時，我就下定決心要儘快體面地退休。最好的時機莫過於憲法進行周期性修訂或公務員更新時。對我來說，退休還為時尚早……我像一個飽經風霜的水手，最終看到了陸地，渴望停船靠岸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從現在到退休這段時間裡只能度日如年。」傑斐遜說自己「完全無視所任職位帶來的榮耀和酬金」，真正珍視的是「同胞們尊重我，並認為尊重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傑斐遜「不想在退休時受到別人的誹謗。歷史將會證明，製造誹謗的人曾炮製陰謀反對自由，全然不顧生他養他、為他帶來了無數榮譽的國家」。傑斐遜在一封信中曾含沙射影地說，民眾並不認為他是「共和國的敵人」「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家」，也不認為他「浪費了國家的稅收」「為了腐敗而出賣了靈魂」。這封信寫得有聲有色，可以和著名的演講詞相媲美。信中的論點撲朔迷離，譴責時氣勢磅礴，抨擊時尖酸刻薄，巧妙而真誠地將事實與傳言交織在一起，義正辭嚴的抗議中不乏勇氣和哀嘆。信中包含了一些話特別實在，寫得很真誠。喬治·華盛頓並未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失去信心。喬治·華盛頓明白，雙方都有很大的讓步空間，而且雙方都認為對方存心不良，和解的希望很渺茫。多年以後，傑斐遜說，歷史證明他的對手與眾不同，歷史也會嘲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國家養育了他，他卻反對自由的國家。 任國務卿期間的傑斐遜 聯邦主義歷史學家們不認同信中的觀點，認為傑斐遜總是疑神疑鬼，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爭論不休。他們說，部長們的私人通信可以證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並沒有詆毀傑斐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不想費盡心機地寫一封信去攻擊別人並為自己辯解，但傑斐遜這樣做了。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爭論時都不知道對方要做什麼，這樣倒也公平。聯邦主義者們爭論的真正原因或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對傑斐遜氣勢磅礴的文章束手無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長期鬥爭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追隨者們說傑斐遜陰險恐怖，常暗中誹謗和中傷別人，自己要承擔風險時總會讓部下出手。他們眼中的傑斐遜是一個可鄙而怯懦的人。這種說法若無事實根據，就有點誇大其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天生爭強好勝、熱情奔放、目空一切、自信十足，隨時準備著和別人一較高下。雖勝負各半，但他並不悲觀。傑斐遜倒像是一位平民中的教友派信徒，不願與別人爭論，也不想在報紙上發文章與別人展開論戰。批評傑斐遜的人認為，傑斐遜不想表明政治觀點，卻在晚飯後和朋友談論政治；不願為報紙寫政治文章，卻在信中表達政治觀點。傑斐遜情感真摯，不會在公開場合與任何人和解，更不會私下裡詆毀別人。正是遵循這些原則，傑斐遜才會在談話中或信中公開談論其他公眾人物和各種時事。 財政部門主管國家債務的清算，規定支付條款，負責建立銀行和造幣場，確定關稅，組織稅收。這些都是政府的主要業務。遇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傑斐遜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即使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不太健全，傑斐遜對金融知識知之不多，也挑不出什麼毛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身居要職，管理得當，令人羨慕，影響力巨大，威望很高。傑斐遜完全有理由抱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越權行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情不自禁地認為自己在全國的地位至高無上，習慣於制定政策，並堅定不移地執行所制定的政策。傑斐遜的憤怒和沮喪並不奇怪，因為對金融領域不熟悉，同時，他不對放棄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鬥爭。若要穩操勝券，傑斐遜就得將鬥爭轉移到施展自己才能的領域。幸運的是，這種轉變正在迅速向前推進。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反對者們從多次失敗中吸取了深刻教訓，更加團結一致，普遍承認傑斐遜就是他們的領袖。國內政策已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美國的外交關係變得越來越重要。面對新問題，傑斐遜和追隨者們重新振作起來。他們最初被消極地稱為「反聯邦主義者」，後來成了有組織的政黨，名稱也很響亮。他們視君主政體為異端，自稱「共和黨人」表示忠誠於憲法。共和黨人信奉民主。一部分共和黨人稱自己的政黨為「民主共和黨」。後來，共和黨人覺得「民主」和「共和」放在一起不太恰當，故刪去了「共和」二字。 註解： [1]　約翰·衛斯理（1703—1791），18世紀英國國教（聖公會）神職人員和基督教神學家，為衛理宗的創始者。——譯者注 [2]　約翰·馬歇爾（1755—1835），美國政治家、法學家，曾任美國眾議院議員、美國國務卿和美國首席大法官，曾判決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奠定了美國法院對國會法律的司法審查權的基礎。——譯者注 [3]　威廉·賈爾斯（1762—1830），美國民主共和黨成員，美國第二屆和第三屆國會議員，曾任弗吉尼亞州州長。——譯者注 [4]　喬治·梅森（1725—1792），美國政治家，1787年成為美國制憲會議代表，撰寫《弗吉尼亞權利宣言》，被認為是《美國權利法案》之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