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續集 · 十九
小學校長眼睛紅著送女兒出門後，家中方面既有了一個消磨她那一分剩餘母性小孤雛，全部事實一時又還不能明白，故我們走時，一面覺得她極其可憐，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後生活必能從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種自娛自慰的方法。
我們從常德坐了六點公共汽車到長沙，落店後，聽說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個保人，找尋熟人作保成為一個問題，於是即刻又把一點行李移到火車站去，搭了當夜快車直過武昌。二十五點鐘後到武昌，因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兩天。在漢口江海關前面，看了一回採真臨刑的地點，又過江到叔華夫婦住處去，同他們在後湖坐了三點鐘的小船。買了些活鯽魚，照了幾張相片，還在他們家中吃了一次飯。
四天後，我們又摻入了上海社會裡，成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預備來過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極其蕭條，無從振作。左翼文學在壓迫中已無法存在，民族文學則在譏笑中更不容易發展。各刊物在得過且過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從大學校找尋生活的依據，教了一點兒書。
時間業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過武昌作事的機會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實在不容易應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張，要我去作編輯，且可以允許我把刊物）自由發展下去，不受×××拘束，不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願不願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時，答應過了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將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為一個獨立東西。在十二期刊物內，我將使讀者對於十餘年來中國文學的過去得失，得到一個較公平的認識。且將讓讀者從過去的發展上，認明白中國文學的將來。宜如何去發展。我正在對歷史發生興味，相信文學論者從小說史的發展上疏解文學的可能性與必然性。這種從歷史言論的討論文學，一面可作左翼文學理論者一點事實上參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謂「英國紳士的幽默」，「本國土產的諧謔」，「小報式的造謠」，「黑慕大觀式之說謊」，（「■撕揉扯旁人理論而來的大眾文學主張」，「受官方豢養而來的三民主義文學」，如何不適宜於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風氣，如何妨害到有價值的作品產生。我預備作十二期的批評，每一期討論一個問題。
但這計劃因了兩個人的意見面變更，到了五月，我卻過北京了。那個女作家以為我的打算不啻「與虎謀皮」。徐志摩先生適在北京，卻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儘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機關各個位置上雖仿佛已滿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你那麼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
五月十六日我便過了北京。當我們三月中旬從湖南回到上海時，朋友×××轉述來一點消息，說一個美國女記者（即史沫特萊女士。——編者）很想見見丁玲。那美國人既是個×××，對於「中國反帝大同盟」國際上宣傳，似乎盡過很多的氣力。她原同朋友蔡詠裳女士相識，與我九妹也見過面。四月間，那美國人還來過我們那裡一次，恰好我們不在家，無法碰頭。到後又要她一個翻譯（即馮達，當時為中共地下黨員，1933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組織逮捕後即叛變，供出丁玲的住址，當日丁玲在寓所與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編者）來會丁玲，見過兩次，約好了一個日子，丁玲便同那廣東籍青年翻譯，過西摩路那個美國記者家中談話去了。
那一次與那女記者所談的，自然並無什麼重要性質。惟在半年後，這翻譯被那記者辭退時，卻為了這翻譯已同丁玲合居。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偶然的，綜合這些偶然的事件，便產生所謂歷史。
自從海軍學生失蹤後，熟人中如×××，×××，××，與丁玲相知較深的，本來就莫不為這個人將來的生活懷了一分憂慮。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文章寫來膽量大，事實上卻是個最老實最規矩的人。表面上看來這個人性情極強硬，事實上這個人卻十分柔軟。海軍學生在世時，同她一處過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興時又埋怨她，生氣時節甚至於還捏了拳頭來恐嚇她，她已習慣了那出自南方人熱情的一切安排。這不完全是一個故事上男子的愛情，卻真是一個「人」的愛情。如今已把她從這分業已成為習慣了的生活拉開，將來怎麼樣？她那點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從海軍學生同居生活中得來，如今那一個就此失蹤了，這一個還要活下去，還想活下去，應當怎麼樣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話中她答覆了朋友這個問題。她說：
「我也要討個太太，同男子一樣，要一個肯同我過窮日子，不嫌惡我，知道愛我能敬重我的人。你們男子圖方便，找情人時多就熟人中去選擇，我卻預備要一個生人。」
她並不是要個太太，卻實在需要一個女孩子作為朋友。倘若真有那麼一個同伴，與她能在一處過日子，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處，尊重她的長處，又信託她，幫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麗與天真來溫暖她，兩人合住下去，成為她感情的尾閭，她此後性情會不同一些，此後生活命運也會不同一些。
照事實說來，則這個世界上青年美麗女孩於，若有機會認識她，若有機會接近她，願意同她住下的一定有許多人。她若在什麼學校作教授，若在什麼學校作學生，女孩子們愛她的，也必比為她傾心的男孩子數目較多。但最不幸處是她業已出了名。人既在那某種身分上出了名，同時大家就已經把她看成了另外一種人了。她願意公平一點，得到所應得到的那分友誼，也永遠無從得到了。歡迎她去演講的，把她當成一個名作家來款待，卻不把她當成朋友來款待。許多活潑女孩子，同她談話時皆拘謹矜持，許多驕傲女孩子，在她面前時皆十分靦腆。這一來實在傷了這個女作家的心。
「這些年青人誰也不願意作我的朋友，誰也不待得我稍好一點，本來是快樂的，一同我對面就矜持起來，本來有說有笑的，一同我對面就裝得老實謹慎。原來我已被這些女孩子認為另外一種人物，不能同她們在一堆過日子了。你問我社會有什麼不公平處，這就是一件我真真實實感覺到的事情。我認為這很不公平。因為我還需要她們那點友誼，要很多的人，如九妹同我那麼要好，但我如今卻得不到了。」
她這些感想並不寫在她給誰的信箋上，並不寫在她的文章上，卻常常說著。但這是一種無辦法的事情。一切「成功」原就包含了一分孤寂的因素。她的工作的獨造，已使她離開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親洽的獲得，而走入廣泛的愛里去了。她只能讓若干年青女孩子，在她那些作品上，發生溫暖的感情，作者本人卻已不能來同那些女孩子作朋友了。
那翻譯恰是有著一個女性型模的青年。臉色白皙，衣帽整潔，缺少廣東人的火氣，卻不缺少受過相當紳士教育的謹飭。軀幹適中，不愛放口說談，辦事時見得大有條理，愛人時則顯得忠厚無二。這種人若還有可以稱為特別長處的地方，即是為人「穩重可靠」，這分長處若用在生活事業上，可以「辦事」而不能「創業」。這分長處若用在愛情上，則可以稱為「一個婦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適宜於作「一個女孩子的情人」。
愛情上已沒有幻想，事業上能獨當一面的丁玲，在海軍學生失蹤將近一年後，同這樣一個男子同居，原是十分自然毫不出奇的事情。她要做什麼，他便好好的去做，要玩玩，總極有興致的陪她去玩，要獨自作事，不許他來相混了，他又很聽命的走開。他並沒有「熱」，卻永遠是那麼「溫和」。一個年已二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又恰當這種年齡，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侶，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麼種溫和！
二十一年的夏天，我過上海去看看幾個朋友時，先在棉業銀行第四樓××通訊社，見到了那個白臉青年。稍稍問過一些兩人生活的話語後，又從他那方面，約定了丁玲第二天晚上在×××相見。見她時我問她：
「兩人生活怎麼樣，是不是還好？」
「有什麼可說的？我們又不是年青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裡也同住公寓一樣，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務，到見面時還互相十分客氣，比老朋友們在一處時還客氣。」
我說：「本來應當這樣。年青男女無正經事可作，把日子消磨到戀愛上去，在愛情得失之間，發誓，哭臉，做詩，失眠，並不希奇。年紀大一些，便明白精力應得盡在社會方面去，不至於再來胡鬧了。這不胡鬧處從另外一方面說來，自然也就叫作平凡。」
她說，「但能夠年青胡鬧，也是有趣味的事！」
「他性情還好不好？」我說。「照我看來這人一切還好。」
「就正是性情好方使生活平凡。凡事很客氣，凡事能原諒，——你說，行嗎？」
我沒有可說的了，卻想起海軍學生如火如茶的性情。一點過去的記憶，使我感覺得十分惆悵。
海軍學生同她從北京來預備過西湖去住家以前，那一幕戰爭的印象，還很鮮明的在我眼前。年青海軍學生的種種，不單在過去培養過那圓臉長眉女孩子的靈魂，直到如今還應當作為這個女作家靈魂的溫室與搖籃！
她見我不說話，仿佛明白我在思索什麼了，便又說：「我老了，不要那些了！」
我心中卻很肯定的說：「你這個人並不老。你到四十歲，於你生活最相宜的還是你所習慣的那個海軍學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