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續集 · 十七
回到上海不久，我們從另一方面也得到過警備司令部有二十三個人被難的消息。有說這些人的去處，是在六號半夜，（各用麻袋套著頭顱，）將運貨汽車把他們當成貨物一樣搬運到黃浦江小汽船上，汽船駛出吳淞口後，被（活生生的丟入江中的）。又有說是十二號雨雪中，二十三個人押過南京後，在南京某處被槍斃的。又有說收拾這一群年青人，乃半夜裡在龍華司令部監獄外荒地上執行，解決以後目即刻拋入預先掘好的土坑中，日子則為二月八號。
第一個消息從某報紙傳出，這類（殘酷）處置（，為中國人使用）也並不出奇，然這次事件卻無從證實。第二個消息近於可信的事實，但當時即有人過南京去探詢那一群犧牲者的姓名，且向有關係方面詢問，結果雖證明了槍決過一批人，卻不能證實其中有海軍學生在內。只有第二個消息比較可靠。不過這人若果是八號解決的，那么九號在南京見×××時，他不會給我們留下個預約，且根本就不必見我們。並且人既解決了，他們是應當明白的，總不能為一個業已槍決的人，來討論詢問白費兩點鐘的時間。
十八左右，我在我那宿舍里見著了郭女士，她還剛從廣東取錢回來，預備用錢為她朋友向某人買些公道，她不久以前就見過××××部某同鄉，從這兩個廣東同鄉方面，她知道了海軍學生業已槍決。且知道這一群年青人，其中有四個作家，兩個女性，是從東方旅館捉去的。
郭女士的同鄉，把他所知道的原委—一說給郭女士，方知道人從租界移提（過公安局）後，（謀一方面當時就）有電指示（給上海市長，令在××示威的日子，）全部當地槍決。
因其中有幾個知名青年作家在內，社會上正為此事深受刺激，上海地方不比內地，國際觀聽尤不得不使（當局者作事）加以思量。市政府方面既因為這件事有所躊躕，便用調查訊問牽延了些日子，於是這一群人犯便轉過了龍華。龍華又接到同樣執行死刑的電訊，那時×××正因為從飛機上摔下，在醫院中將息，部中一切公文由一個參謀長處置。這人也不敢冒昧從事，仍用搜羅證據支吾下去等候社會上對此事較淡漠時，再來解決。（直到××日，恰是××方面預定開×××大會的日子，又奉到南京來電，）將二十三人全體槍斃。故在那天黃昏時節，把一干人犯從監獄中提出，說是當天便應押過南京審判。事實上只把這些人暫行改押獄旁小兵營里，到下午九點四十分左右，便提出（去）過堂，還說一過堂點名後就上火車。到了審判時，犯人—一點過了名，那法官（×××）就說：「×××部有電來」，把那電報讀過後，又從一份文件上，誦讀這一群年青人關於政治上的企圖，如何與現行法令停謬處。並且這種不承認當前局面別有打算的行為，還應受如何處分，也—一提到了。海軍學生聽說幾人即刻就應槍決了，一句話不說，只向同伴悽慘的微笑著，且把頭轉動著，注意那桓同伴。用溫和眼光去安慰那些同伴。
於是（二十三個手足為鐐銬纏裹，口中被布片堵塞的年青人，）十二個荷槍兵士，一個排長，一個監刑的副官，共同沉默地走到軍工廠堆積材料的舊房子前面，把二十三個人編排在一堵土牆邊，十二個兵士退後十步成一排，一聲呼哨知會下，響了八十七槍，一群年青人倒下去，完事了。幾個兵士方用手電筒晃著，解除了每個人手足的鐐銬，且拖曳到數尺外白日裡預先掘就的土坑裡去，再把旁邊柔軟的泥土蓋上。兵士們作完了事，便沉默的攜著鏡銬走了。
當解決這二十三個人時，正細雨霏微，到半夜落了大雨。
關於這事從監獄中在押的左翼作家×君的信上，也有過相同的報告。這個×君當天下六點半，尚與海軍學生拘押在同一屋子裡，七點鐘海軍學生離開監獄時，還以為自己將過南京，故囑咐×君帶信出外邊去給我們，要我們趕快過南京設法。且在當天半夜裡，×君和其他牢獄中人皆聽到一陣槍響。但另外從獄卒來的消息，則又說這夜裡槍聲是槍決一批土匪，並非那二十三個人，那二十三個人，的確已押過南京某處，有人托護送兵士帶信也送到了的。
得到這個消息後，我便同郭女士過×××××李某太太家去找丁玲。那時節大已漸黑，在（李）家的樓底下，見著了丁玲。她正在燈光下為小孩子調理奶粉，一見我們的神氣，就似乎明白了郭女士來此的用意。但又似乎是每一個來看望她的朋友方面，皆能引起她這種感覺。
「請隨便坐，郭小姐。」
郭女士卻不即坐，走過小孩搖籃邊去，逗弄小孩子，「樣子真乖，四個月了吧？」
「三個月還不到！」
「一看是個男孩子神氣，多可愛！」
「聲音大，食量大，將來只好作工去！」
「吃奶粉嗎？」
「吃得厲害！大人還來不及洗刷瓶子，他又餓了。一個小孩子真不容易照料，真是對於我們這種過日子的人一種嘲笑！」
…………
她雖一面同郭女士談著小孩，一面卻在我臉色上找尋希望。我不能一開門就說出那個事實。我不便如何開口來報告這件事，就只好代她照料小孩，盡她去同郭女士談話。
她們談到用錢向某方面買公道的事情時郭女土就問：
「丁玲先生，胡先生怎樣了呢？」
「都說完了，」說時她似乎不能抑制自己那點感情，就用做作而成的微笑，掩飾著自己。過後又問：「你聽到什麼消息？」
郭女士說：「聽同鄉說，——報上不是說用麻袋裝好那麼拋到江里去了嗎？不知是真是假，那麼殘酷，真是一群（獸物）！」
「也正有人說是一群英雄！」
「他們並不宣布罪狀！」。
「有什麼可宣布的？（犧牲的年青人正很多，內地各處每一天皆有可怕的屠殺，）這裡只二十三個，旁的地方不止十倍，你在廣東，廣東沒有這種事情嗎？」
「……」郭女士顯然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就說：「郭小姐從她那個批發公道的同鄉方面，得到個新奇消息。」
丁玲望望我又望望郭女士，便說：
「我明白了，那事情實在了。」說時她趕忙走到小孩身邊去，把小孩子抱起，貼到胸懷間，「我明白，我朗白。你說，究竟怎麼樣。」
郭女士於是把從某同鄉處聽來的一切，再說給她聽一次。說到幾人耳聽法官宣布南京拍來電後的沉默情形，大家都覺得心中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戳了一下。
住樓上的李×夫婦，趕下樓來聽新消息，聽郭女土說及這件事，作太太的那一個，便開始憤恨的責罵起××方面來，以為海軍學生，既無罪可以宣布，不應得到這種待遇，即或被槍斃了，也應當盡屍主親友知道屍骸所在，自己好去收殮，將來小孩子長大了，也知道還有個爸爸。並且說了不少類乎這種使人難過的話語。郭女士也以為既被殺了，就應當將被殺過的屍身交出，得弄出一個著落！兩個女人自然都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安慰身邊的一個，方說出這些婦人兒女氣話語。到後來某太太向我提議，問我們如何想法去安葬這個海軍學生的遺體時，丁玲方抑制著悲痛說：
「這有什麼用處？」她冷笑著，意思像在說：「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和了泥土積水的大坑，擠在一個地方，腐爛了，也就完事了，找尋他有什麼用處？我們不必作這種蠢事，費神來料理一個死人。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預備怎麼樣同這種人類的愚蠢與殘酷作戰。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繼續去死！」
大家沒有作聲，過一陣教授——，把手爬搔著他那顆光禿禿的列寧式大頭，輕輕的說出他一個疑問：
「八號既發生了這件事，九號的下午，你們不是還在南京同×××談及海軍學生安全問題嗎？」
我說：「因此我對於這結果也就很可疑。若當時海軍學生已解決了，南京方面不會不知道。若知道了，……」
郭女士就說：「可是那個同鄉他不會在這個消息上造謠，因為他無須乎如此造謠。他不認識胡先生，並且那案最後判決雖不經手，他卻說明是在東方旅社被捕那一批人。」
不過在×××××案件中，前後共捉了四十餘人，但其中海軍學生未必在楊。然四十餘人中只有四個是作家，二十三個槍決的也有四個作家，郭女士得來的消息，又似乎毫無可疑。總而言之從這方面與獄中通信方面，證明海軍學生已並不拘留原處，這人的去處，有押過南京與就地槍決兩種傳說，沒有更可靠的消息時，我們自然還以為人尚好好活著，對於這人的生存，抱了一分希望來尋個水落石出的較好。
丁玲當時還能顯得極其安詳，繼續我們的談話，自然也因為那一線希望還存在。但再過兩天後，我為她過新月書店，去請問海軍學生版稅，從朋友×××處（指邵洵美，下文的×××及××亦為邵洵美。——編者），卻得到了一個新消息。南京方面辦理上海特務工作的某人，與×××常有過從，××說某處也有海軍學生業已槍決的消息，並且時間地址人數，與郭女士從她同鄉方面聽來的無異。一點希望在這方面便扭斷了。這惡消息讓丁玲知道時，她只說：「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從她那神情上，還可以看出一點什麼？她沉默，但卻仿佛用沉默來說明她的意見，還是上一次與郭女士會面時一樣的意見。「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爛了，完事了。不死的呢？為了那個理想，便應當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時，也決不逃避這種悽慘的死。生活就是這樣簡簡單單一會事，並不需要如何煩難的解釋！」她當時仿佛那麼看得簡單，此後也仍然看得那麼簡單，打發了兩年日子。
當我把那點消息告給她時，正是我再預備過南京的前一日。作母親的在這方面，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著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製搖籃里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便把手輕輕拍著那小孩子，輕輕的說：
「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趕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
口中雖那麼說著，聲音卻抖著，勉力抑制著她那激動的感情。
到後回頭來淒涼的向我笑了一下，便低下頭去，模仿男子的口吻，輕輕的罵了一句野話。我既然還預備過南京一趟，讓×朋友在那事情上找出一點眉目，這一來自然就無須乎趕車了。我想不出一句什麼可說的話。我只覺得死了的，既然在這個殘酷與愚蠢的社會中死去了，死去的方式雖不相同，總而言之便是這個人業已死去，已無法再活回來了。問題只是還未死去的，應當如何來好好的活下去？並且如果還要自由的有意義的活下去，又應當怎麼樣方能避去目前的危險？還有這個生命不到三月的小孩子，有什麼辦法方可以莫讓他餓死病死？這小孩子家鄉中那個老外祖母，前不多久日子裡，還寄了不少小東西來，且總希望一對小夫婦帶了孩子回去一趟，如今若知道了這件事，是不是還活得下去。在那方面還沒有得到上海凶信以前，這一方面又應當如何去安慰那老太太，且應當如何去哄著那老太太？我心中打量著這些問題，一時並不說話。
她於是把手邊一張椅子，推送到我身邊，幽幽的說：
「從文，你坐下來，我問你。你說的這件事你相信嗎？」
「可以不相信，但說那個的××，他親自看過小胡的相片，那相片差不多就是多數人在那裡最後一次留影的證明。並且同時南京方面的朋友快信，也正提到這一點。同時其他也……！」
當海軍學生死去消息證實時，她在任何熟人面前，並不滴過一滴眼淚。她意思好像是：「眼淚算什麼東西？在風中會幹去的，用手巾可揩去的。」她因此對每一個來見她對她有所慰藉表示同情的人，還只是抿著嘴唇，沉默的微笑著，讓各人在印象中，各留下一個堅忍強毅女孩子的印象。她努力不讓自己為那點不幸弄衰弱，且努力把死亡看得簡單。但她卻是另外一種人。
幾個極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這種不將悲痛顯出，不要人同情憐憫的精神，原近於一種矜持。她其實仍然是一個多情善懷的女子，而且也不把這樣一個女子在這份不幸生活中所應有的哀慟抹去。但她卻要強，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個結實硬朗的女人。因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來控制，此後生活方不至於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終節制到自己，在最傷心的日子裡，照料孩子，用孩子種種麻煩來折磨自己精力與感情，從不向人示弱。當時她既不作兒女婦人的哭泣，便是此後在作品上，也從不做出那種自作多情兒女婦人的陳訴。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證明了海軍學生已經不會再在這個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後，餘下的孤兒寡婦，此後的日子應當如何支持，乃成了當時待決的問題。
並且那時上海方面新的謠言尚在繼續下去，各種小報常有關於此事捕風捉影的描繪，又聽說另一方而，對於這孤兒寡婦，還有一種一網而盡的計劃。（××方面既作得出在毫無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年青人用亂槍打死，則海軍學生死去以後，他們是不是還會想方設法來處置這小小孤雛，真不能為這種×戶預作回護。）況且丁玲還正有人以為她已組織××××，預備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動。種種（不實不盡的）謠言不單迷亂了××，好像同時就使×××××，也不很明白她的情形。×××××××，×××，××××××，這並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教授家也許會有人抄查，也許會同時把那一對賢惠夫婦，同一群很活潑的小孩子，全部捉到牢獄中去。
在這種情形下，丁玲恐怕累朋友，便不願意長住在朋友家裡，使那家人心中不安。她只想把小孩子交入育兒院，或近於這類地方，托人撫育，獨自住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打發一陣日子。
那時節，恰好過去在北京時同他們便已相熟的朋友張采真（張采真，沈從文在北京初期結識的朋友之一，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1927年的武漢起義。1930年底犧牲於武漢。——編者），在武漢方面因同樣政治問題已犧牲，消息正傳到上海，且不久，從武漢逃回來的采真夫人同一個方滿周歲的小孩，到了上海後，居然被人蹤跡搜尋，在租界上還不敢露面。因此原來身居上海，且在（×××××）有些間接關係的她，此後生活應當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問題了。
湖南內地小學校長方面，從報紙上約略得到了海軍學生失蹤的消息，一再來信詢問海軍學生的下落。且說自己年紀已過六十了，極盼望看看這個新生的外孫。若果兩人因事不能帶小孩回來，自己便將準備過上海看看。
這種來信增加了丁玲的憂慮，若讓老人來，一來各事弄明白，這個年過半百的人，如何擔負得了這一種打擊？若把小孩送回去，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這個海軍學生來作伴送小孩回去，若要丁玲一個人回去，那麼如何通過長江武漢長沙各處，且到了家中以後，海軍學生所遭遇的一切，又將如何設法來掩飾下去？
海軍學生入獄以來，在獄中每次遞出一個字條，即需五元。在獄外的她，則奔走南京、上海，各處探聽消息，以及種種耗費，早把所有向各方籌借而來的幾百塊錢用盡了。新的文章在這種情形下，既無方法從她手中產生，凡是可以設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還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險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筆夠用的路費。住既無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時間已耽誤了。故當我已決定不再過武昌時，我的住處一定，便權且成了那孤兒寡婦的安身處。住處雖仍在萬宜坊附近，且是一個售賣雜貨兼管俄式大菜生意的鋪子樓上，來往的人極多，卻很少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別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後，間或同我九妹下樓過霞飛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樓。
左翼作家那時節則於各種壓迫中，有些人已失去了原來的型範，正在那裡轉變。上海方面各書店，如北新，現代，皆從一些極小問題上，各被（有××的××之類，）一度查封，或用換一經理加入編輯為條件，或用接辦雜誌為條件，（或另外孝敬什麼股份之類，）又復陸續啟封。即此就有人於頃刻之間，（就）創立了一個新的文壇（民族文學的局面）。這其間，如轉變過來的，自然是自以為這一次已看準了題，再不會三心二意了。另外則有中立作家，在半推半就情形中，被逼到不敢不為某些刊物寫點文章，撐撐門面。又有×××××××的事。同時也居然有××××，××××的事。
我們若明白那時代是什麼時代，便不至於對於當時情形（左翼文學的寂寞）而難過（，而對於民族文學的發展又還有什麼懷疑）了。但若果一個二十年來新文學史的紀錄者，若無限制的將這種來自上海的某一時節風氣，與某種人的行為態度，而能極忠實的加以敘述，我知道有許多知名之士，在這種誠實敘述中，必將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人，或平平常常的四腳獸的。
海軍學生的死亡，慢慢的在熟人記憶中失去了它的顏色，知道其事前因後果的，當時不便說或不願說什麼話，惟捕風捉影的傳聞，則常常可從各小報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對於死者已不能再說什麼，便對於還依然活看的丁玲，散布無數不實不盡的謠言，增加她活著的危險與困難。或者說其人已過俄國，或者說人尚在上海有何活動，或者說她已同左翼作家某某同居，或者說……總而言之，則不過一群（上海）閒人，平日無正經事可作，在上茶樓吃喝之餘，互相以口耳在一個入時題材上，所作的無聊傳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