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續集 · 十二
算算日子，我們那次見面應當為一月六號。七號我到他們家裡去，見到了×××與×××，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八號又在大馬路永安公司門前同她見到了×××的弟弟×，兩人特別約好在這地方見面，一同過我住處談話。這人就是先海軍學生一些日子，曾經用溫情服侍過她，最近不久還剛穿著反面的羊皮襖子裝扮吉林墾荒的山東農民，由西伯利亞轉北寧鐵路回國的。我們稍稍談了幾句話後，我有事出了門，他們又談了許久方走。九號海軍學生同她在我住處吃麵，丁玲便告給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滿六十天的日子，預告已請了些客，若我高興去吃晚飯，很歡迎我去，同時或可見到幾個人。這些人中有我們原先相熟的，也有並不相熟我想見他們或他們想見我的。然從海軍學生的言語裡，則我知道既然把客從各處請來，吃飯前後必有些時間「談話」。這種談話我自然不很明白，聽聽固無妨於事，但假若我參加這種談話，是不是還能發生興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讓我自己決定較好。他要我決定這件事，我當時便認為這談話決不能參加，也不宜旁聽。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個約會，故當時說明我不能去吃酒。那次吃酒既沒有我，來了些什麼客我也不能明白，談的是什麼我也不能明白。只記起再隔一天到她家裡時，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張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麼一行題字：
「韋護滿六十天，爸爸預備遠行，媽媽預備把孩子交給他的外婆。」
問他：「路有多遠？」
海軍學生就說「遠得很」。
當時雖只那麼當笑話說著，我卻早已經單從海軍學生方面聽明白了他那個遠行的計劃。
從十一號到十七號，這一串日子裡，我們每天都有見面的機會。我對政治毫無興味，我們商量的是《紅黑》應當如何重新出版，大家應當如何設法來支持這刊物使它不至中斷，且使這刊物用何等面目與世人相見。事情一來，又輪到丁玲女士起草計劃了。在計劃中她仍然答應好些事情，從我看來還仿佛不是她所能擔負的。她並不是強幹的人，但她在學習強幹。她在訓練中已漸漸的同一個男子那麼歡喜作事了。
一連而來幾個日子裡，我從海軍學生方面，又聽了一些「故事」。這些故事或出自他們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我不能在某種生活中產生故事，但對於別一人每種故事卻十分關心。
我把出自他們口中的故事，拿出與我從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種人事印象相對照，仿佛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識。這份知識於我很有用處，貢獻給別一方面時也必然極有用處。海軍學生若願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對於他的理想行為，卻極顯然大有幫助。
但這不成。兩人因為應付租界上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便同租界以外的環境疏遠了。海軍學生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時，他的複述越興奮，我便越覺得為他發愁。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編排成為劇中角色之一的時節，自己所感覺的莊嚴可到何種程度。他複述那點莊嚴印象時，也顯得那麼快樂。他的快樂只證明他十分天真，這就使人為他發愁。我呢，我認識一張牌的兩面。我知道雙方事情。我看過兩地排演的戲目。我作得少，懂得多。因此對於革命我不悲觀，但也不能過於事實所許可的樂觀了。
理想從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種人感覺意識上時，這人的勇敢處真正令人吃驚。但這種「勇敢」同「保守」對面以後，產生了如何愚蠢的行為，排成了如何無聊的場面，照例將是使人吃驚以外還得皺眉的。一頁新的歷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在別一方面的人看來，方法也許只是一個，便是捉來就砍。但在隨時都有被砍機會的一方面，人既那麼少，結實硬扎機警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縱事到臨頭非流血不可，如何來吝惜珍重這種人的血，避免無謂的犧牲，不也就正是培養這個對人類較高理想的種子的一種最好方法？當時在長江方面所見到的只是流血，年青人參加這種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趨勢。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從一枝筆上得到群眾的作家，失去了筆同時也就失去了他的革命武器，便毫無實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筆，來應付別一種事情，在「用失其長」的情形中，是不是還能做出比好好的寫一本書更可觀的成績？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著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那時的中國情形大致如下面所記：
上海新書業商人已各因眼光遠近不一，從讀者撈了一筆錢，各地對於新書取締忽然轉嚴，作品的去路就窄了些。商人明於世故，皆很熱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隻天鵝冒險」等等兒童讀物方面去了。同時（××方面則由於極端的顢頇、膽小、無能，對於文學思想左傾的潮流，既無能力樹立自己的旗幟，用作對抗，也不知運用政策，力圖分化。惟一政策就只是每月支出一筆閒錢，雇就若干閒人，身在上海租界內，與租界當局合作，各處偵查，等候機會捉人。把人捉來以後，就一律引渡出租界，只根據僱傭偵探與自首者的報告，按照習慣的辦法，將捉來的年青人分別殺頭或入獄。）當局對於這問題的看法，輕重處有些不甚妥當，對於文學上潮流影響，把它看得過於嚴重，處置也隨之而嚴重。
（××方面）如此情形實不足為奇。（就由於膽怯與無知，）殺戮在某一時成為當權者（惟一）一種政策，從本國歷史上，是可以發現無數篇章的。但極可怪處，則是凡有機會在這個愚蠢時代社會裡成為犧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請求避免犧牲的方法。各人似乎由於只習慣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為一出了租界便成為什麼案件，得到什麼結果。（故即或各人行動皆那麼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難知道一人以上的住處，行動皆十分麻煩，每人身後常常有偵探跟隨，然而海軍學生）夫婦二人還那麼從容灑脫，實在是想像不到的。
膽小如鼠原無濟於事，（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東西，）但過分灑脫，則不免疏於人我之間的防衛。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們似乎業已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眾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各在輕視原來手中那枝筆。皆以為把筆摔下的時代業已將臨，不放下手中那枝筆諸事就作不好。關於這件事，我大約同他們討論過二十次。認為他們的筆不適宜於從手中離開。並且若已承認了把筆放下是中國革命一點損失，則在這種時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筆，也成為兩人最切要的問題。不擔心犧牲，那自然是種難得的勇氣。可是若凡事看得遠一點，認識得深切一點，瞭然所謂中國革命文學，應取何種方法、何種形式，使它在這個惡劣環境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讀者的感情，則作者間實有切切實實用客觀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海軍學生如其他年青人一樣，對歷史太生疏了一點。文學所能發揮的能力、所能展開的場面，可謂極其缺少注意的興味。海軍學生之被人重視，我以為對於他根本毫無好處。這人既並無多大政治才識，有的只是較才識三倍以上的熱情。憑了這點熱情，他應得到一分敬愛。然而一被重視，因此他卻必毀無疑了。據我的感想，則發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環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里去。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緊的事情，短期入獄，常常受嚇受困，一出門就得同政府的便衣偵探鬥智，當逃避偵緝者眼光時，習慣於電車的上下，轉小彎，於同志中受不甚公平的待遇，學會了種種機智與謹慎，在艱難境遇里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個革命家那分應得的經驗。一切生活訓練他到某種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種負重致遠的人！
照當時情形來，我的意見已顯然覺得稍稍有點迂腐，所以海軍學生的回答常常只是個微笑，丁玲女士也只給我一個微笑。要他們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就簡簡單單的說：「你什麼都不知道，只能寫點文章，別的真不用提。」海軍學生原本是個天真爛漫的人，直到這時，不拘他如何勇於負責，不拘他如何長於打算，我總以為他還不脫離孩子氣。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這血肉相搏的爭鬥里，對於某種理想的實現，常作超越歷史條件以上的樂觀，就見出兩人皆還在不可形容的天真里打發每個日子。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對於他們並沒有多少用處，擬不再提出什麼意見時，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蹤了。
十六號在他們家中，我對於海軍學生的生活，不貢獻什麼意見，丁玲女士卻對我的生活有所考詢，考詢的結果，我仿佛從他們的臉色上，又看出點可憐憫神氣。那神氣用言語翻譯出來，仍然是「從文真有點迂腐」。我當時不加分辯，不作抗議。我心想：
「一切人都在那裡用自己一分觀念決定自己的命運，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觀念也難相同，或者就應當各人沉默守分，盡時間來說明各人的命運得失了。」
於是我邀他們過卡爾登去看電影，看了一個英文名為《生命》的片子，說的是紐約某種閒人的生活，恰好合於上海某種閒人的情調，對於我們生命所有關係，就是糟蹋了我們兩個鐘頭的時間。出院時，我們到了靜安寺路向西走去，海軍學生好像還為影片中的無聊情節十分生氣。丁玲就說：
「頻，你這算什麼？我們的生命，難道不常常的自然而然為一些人事上的小故事，糟蹋得比看一次電影所耗時間更多嗎？這也值得生氣！」
丁玲的話使海軍學生記憶起另外一件事，這個南方人便說：
「我生我自己的氣。你呢，你不也是常常因為……」
海軍學生所說的，是丁玲女士因某種感情擾亂了她，把寫過一半的文章向爐中拋去的故事。這類故事是不必再提了的，因為一個作品，在作者自己一方面看來，既有燒去的憤怒，則這作品也就大約如這世界上某種人，它不存在也許比他存在還更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