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續集 · 十一

沈從文 《記丁玲續集》
過上海時我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寄宿舍,到了第四天,得了個他們住處的通知,方過呂班路萬宜坊六十某號去找尋這兩個朋友。那天兩人都出了門,只一個藤製搖籃里,躺著個大頭圓臉的小孩子,睡得正好。他們因為知道我會來,並不鎖門,桌上留有一個字條,要我同小孩玩玩,且告我過兩點鐘他們方能回家。我在小孩藤籃邊坐了一會,欣賞了這小生物睡態約莫一點鐘,既不見兩人回來,也不見小孩醒覺,故也留下一個字條,說:「我坐了一點鐘,擰了小孩子的小臉三下,這小東西不醒,你們又不回來,我還得作點別的事情,只好走了。」 兩人當晚來我住處時,恰好我又不在家。 第二次我在萬宜坊見著了這兩個人。不見面以前,我從南京方面先就聽人說起關於他們半年來生活變遷的各種傳說。這些傳說恰如關於說到我的一部分神話,那麼又荒唐又古怪,使人極其難於相信。從那些傳說里,既不能找尋什麼線索,也不能得到別的意義,只令人發生一個感想,便是「中國一切都無什麼顯著的進步,然而屬於個人方面的謠言,則因被海上風氣所推動,顯然進步多了」。在當時,關於海軍學生與丁玲的生活傳說,是特別為幾份小報所樂於造作的。 見面時我便把一切關於兩人生活上的新事,加以追詢,兩人都微笑不答。我於是輕輕的拍著小孩子的臉,向小孩子說: 「小東西,你說說,六十個白日照到你頭上,有了些什麼感想?」 那母親正為小孩子調理牛奶,把從老虎灶剛買來的開水,倒進一個瓷罐中去,代為回答說: 「感想多啦!爸爸同郵差一樣媽媽同娘姨一樣……」說著且微笑著。「若過十年或二十年,我們小頻能夠寫他的回想,爸爸媽媽又恰好全已離開了這個人間到另一個世界裡去了,或關到牢獄裡,或流放到新疆,不能夠再見面了,他一定將這樣寫他的自述:『我是個無名郵差的兒子,我的媽媽似乎是個成衣人,又似乎是個作零工的娘姨。』……」 海軍學生說: 「我們小頻才不會再來做這種沒出息事情了!你瞧他那樣子,他八歲時一定就會開飛機。」 「倒真有點像個飛機師。」我說,「學會了開飛機,把爸爸媽媽裝載在飛機里,經過西伯利亞的雪地,飛往莫斯科,這逃亡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海軍學生把寬寬的肩膊聳了一下,對於這個不是隱喻的隱喻有所糾正: 「到那時節我們不需逃亡,飛機的用處只在捕捉逃亡!……」 「那麼應當輪到我逃亡了吧。小飛機師,你說怎麼樣?」 小孩子儼然完全明白我們的言語,呀呀的喊著笑著。 海軍學生說:「小東西你笑,你有什麼可笑的!」隨即他就劇烈的把搖籃動盪起來,似乎想訓練小飛機師似的。小孩初初受了點兒驚,尚呆呆的把眼睛對爸爸望著,後來忽然呀的哭了,丁玲女士擱下了牛奶瓶,推開了海軍學生。 「頻,你真是……坐那邊去。不要胡鬧!走開!說你們的事情去!」 我們於是離開了小孩子坐到床邊去,盡作母親的餵小孩子牛奶。我就同海軍學生提出在武昌、在南京、在上海,所聽到關於他們兩人的種種謠言,且問他們半年來事實上如何打發這一大堆日子。 海軍學生似乎不願那么正正經經來討論這個問題,手指著丁玲:「瞧,做母親的就是這個樣子,做父親的照例打點雜,譬如——你不要問吧,上海小報對於我們消息特別多,但仿佛還無一次消息提到我們多了一個小孩,你想想,你就明白這些消息應當打個如何折扣了。」 我說:「報上說你做了黃包車總司令,組織這一部分群眾,且指揮這部分勞動者作種種爭鬥。」 海軍學生說:「在同樣這種無聊小報上,另外一時就說你在青島買了一所大房子。」 「但南京××說丁玲已成為××的一個什麼長。」 「什麼長?你相信××的話嗎?他說你是過南京做官的。你到了南京,自然是一種事實,我且問你,預備做的是什麼官?」 丁玲把奶瓶的橡皮嘴塞入小孩口中後,要我們去看小孩。房中火爐似乎稍熱了些,小孩紅著臉龐,閉著眼睛,吮吸著擱在身邊小瓶中的奶汁,神氣儼然,十分可愛。我們把話轉到小孩方面來了。 說到小孩養育問題,作母親的便搖頭苦笑,告給我兩個月來作母親的一分經驗。半年來兩人文章皆在無辦法安排情形中,支持日子的艱難,也就可以想像得出。為了小孩的出世,母親不得不過醫院去躺下,父親不得不過各處去借錢。母子雖安全出了醫院,家中憑空多了一個消費者,一面哭著要吃,一面還哭著要換骯髒尿布。且因為習慣不好,小孩子似乎明白將來的憂患,得趕快把身體發育長大,方能應付未來的命運,故半夜深更也總得吃奶兩次。不理會吧,哭嚷得怪慘,起來安排一下吧,兩人應分的睡眠時間可縮短了。而且奶粉的消耗,也真夠作爸爸媽媽的躊躕,小豹子似的食量,吃了又吃,還總覺得不夠,正像有意同父母為難,有意用這種事情來嘲笑兩個不應該生育居然生育小孩的父母。這樣那樣談說關於小孩子的事情大約一點鐘,小孩子慢慢的把奶汁吸盡,含著微笑睡去了。 分別時約好兩人隔日過我住處去看幾個朋友,兩人第二天果然就來到我的住處。那天約定在我那裡吃飯的,還有另外六個人:六人中有三個大學教授,一個大學生,一個醫生,一個銀行科員。這些人並不同丁玲相熟。聽說那麼一個圓臉長眉的女孩子就是丁玲女士時,各人都略微顯得驚訝,座次言語仿佛也矜持了些。各人拉著她問了一陣關於上海婦女運動的話語,她就說這類事情,女青年會中人所知道的也許比她本人知道的多些,因為這同婦女時裝展覽是差不多的東西,她平時不大注意。又說到紗廠中女工問題,丁玲也無什麼意見。在這類人面前她照例說話不多,事實上也無話可說。朋友們吃過飯走去後,兩人還同我談著屬於上海方面的各樣事情,我又提及一些關於兩人生活的傳說,希望他們告我一點比較實在的消息。 我其所以一再詢問他們這一件事情,(倒不是猜不著他們的生活,只是想把我在武漢方面半年來與幾個軍人往來,所得長江方面軍事局面告他一下,或者可作這個雄心勃勃的海軍學生一種參考。)因為各方面傳說都言海軍學生受×××(的命令,作)××××××××,上海方面租界中的政治運動,雖常常同長江一帶軍事變化毫無直接關係,然×××××××對於長江發展上,則有間接關係。且××方面將來的問題,若(與軍事發展)不能相互為用,則一切計劃將成為租界中的兒戲,結果乃不過一二文人負隅固守的夢想,所謂左聯文學運動,也將轉入空泛與公式情形中,毫無樂觀希望可言。我意思以為他們對於上海以外的情況,能多知道些,對於他們或有利益些。(海軍學生若當真在×××××有些職務,則)對於(長江方面)的教育、軍事、經濟現狀,以及種種方面的報告,多明了一些,也就是可以多作出些有益於那個理想的事情。 他在我面前並不承認他的事業,只從平常意見交換中,我卻明白了他對於長江方面事情太缺乏正確的認識了。他太信任了某一方面統計及其他文件的記載。他對於事實既有了誤解,一切未來估想,便全盤不可依據。譬如(革命吧),若(革命計劃是應從某地著手,組織者與煽動者首先就不能明白某地一切,)這革命的得失還能有什麼可說?總而言之他住在上海,上海能容得下他們。不過利用(上海人)觀念來說明這個民族的欲望,所知道的那麼少,想要說的問題又那麼大,未免離事實太遠一點了。 海軍學生當日因事須過北四川路,我們應談的話似乎還多,所以丁玲即留在我那裡等候。海軍學生走去後,我又問她是不是如傳聞所謂,兩人真忙到並吃飯也無空餘時間。 她用著坦白的語氣說: 「為了那小孩,我們忙到不吃飯,不睡覺,已經快兩個月了。頻總還得作點事情。我呢,你知道我不會作母親。我們正預備把小東西送回湖南。」 「頻作什麼事情呢,是……」 「不要相信那個。」說了這樣一句話後,她又說:「不要相信那個。」其實我並不相信什麼謠言,但我卻明白有些方面海軍學生的努力,已超過謠言的界石,向更×一方面跑去了。 她於是繼續告了我一些非傳聞的事情,解釋兩人近來種種打算。為了導引一個民族理想,於一個新的方式中尋覓出路,在各樣試驗中去取得經驗,明白了這是為社會,個人折磨便不足計了。她為我說的也就是兩個人已經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著種種折磨,有了多少日子。過去說完了時,又來說未來種種。對於未來的計劃,她的基礎自然就墊在過去經驗與現在局面上頭。聽了她那種坦白可驚的敘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兩人在半年中為一個新的理想所傾心,已使兩人完全變了一種樣子,愁的是兩人所知道中國的情形,還那麼少那麼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兩人雄強單純,見得十分可愛,然而那分固執懵懂處,也就蘊蓄在生活態度中。他們正如昔人所說:「知道了某一點,其餘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樣事情,卻把其餘九樣事情看得極其朦朧,所有的工作又離不開其餘那些事情,這能成就什麼事業?為了她談到長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從朋友所得的報告相反,故我就告給了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實」。我不掃她的興,卻只在盡她明白一件事實。另外關於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種種活動,如何不利於由作家入手的(某種計劃),她們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從南京聽來的消息翔實。各人心中一點成見使我們仿佛疏遠些,同她談話時,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我以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應當認識「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時也就必需明白「無法作去」的事實。所作的事若果同社會制度組織有關,對於在這個社會制度組織下一切的現象,豈不是也應當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業在知識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機會,似乎比需要感情機會更多。兩人的信仰惟建立於租界地內觀聽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難於置信的報告統計文件中,真使人為他發愁以外還稍微覺得可憐可憫。 我的結論是這樣意思: 「你們仿佛從別的文件中,十分明白中國情形,故定下若干計劃,這些計劃其實是毫無用處的。你們對於租界以外的任何事情太缺少理解了。為什麼不離開上海租界看看,多得分經驗?」 她對我這種話的回答似乎只作過一個微笑,微笑中包含了「杞人憂天」的意味,這是一點輕微的嘲諷。她旋即問我武昌學校的情形,上海出版物在那方面的情形,本地受出版物所刺激的影響,以及關於這類問題的種種。她意思似乎對於她自己先前一時的談話有了一點追悔,以為不該同我說的那麼多,因此打量把話語引到別的問題上去。但既問到武昌出版情形,我就又有機會告她一件事情了。武昌(因售賣左翼)文學書籍,曾經殺了一個書店經理。我告她被殺的如何被殺,所賣的書在上海租界上又正在如何公開的發賣。我把因環境不同,一個信仰一點主張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給她。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認識歷史又不明了空間的作家們,討論大眾文學的效率與大眾文學的形式,以及由文學而運輸某種思想於異地青年諸問題,如何在昧於事實情形中徒然努力。且這種昧於事實情形中,作著種種糟蹋青年妨礙社會自然進步的決定,具有偉大眼光的……尤不可不力加糾正。大致所提出的問題究竟太大了點,各人所知道的又似乎太少了點,因此這件事當時無法詳細討論,雖互相約好,此後由我把它寫出來,作為一個自由作者從經驗方面對於左翼文學方面一點批評一種討論,她卻就我文章所提出各點,逐一答覆,糾正我認識上的錯處,說明我意見上的正確處,文章寫成後就一同拿去發表。這文章過後無法寫出,現在自然就更無從著手了。 海軍學生離開我住處約在下午兩點鐘左右,過了下午五點鐘還不回家。我說:「別被(獵狗逮住)了!」丁玲就說:「近來獸物也機警聰明了,不礙事的。」本約好等他回來,兩人同走,到後她還是因為擔心家中小孩哭醒,新來娘姨疏忽了小孩子食物,便先回了法租界。大約將近七點時,海軍學生方匆匆的趕來,見我正想出門,就問我預備過什麼地方去。我正想過法租界看他們,在他們那裡吃飯。他又問我「有幾件冬天衣服」,知道我只有一件破皮袍同一件厚絨夾袍後,他便輕輕的說:「把夾袍給我,我不能再穿這洋服了。」衣服換好後,下樓時他卻拉我從後門下樓。他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住處有個後門。兩人從後門下樓到了博物院路上,他又拉我再轉北京路向南過外灘上東。這樣走著彎曲路線,我先還以為是他弄錯了方向,後來被他在肩上輕輕打了一下,我方明白對於上海的路線,這半年來他比我已經熟習多了。一到家中這海軍學生把我那件絨袍脫下,向床上丁玲身旁丟去,坐近爐旁一張藤椅上,微笑著,且搖著那個額角極寬的頭顱,像作了一件最得意事情。 丁玲問:「怎麼,換了衣!」 「不換衣,電車上全是狗!(他笑著)貂比狗究竟快多了。你瞧,那袍子毛絨簡直同貂皮一樣,穿起來暖和又輕。休,你穿這樣好袍子,真是個……」 我說:「小胡你倒真不壞,剛到過我那裡頭一次,就被你把後門也看清楚了!」他一句話不說,像小孩一樣笑了許久。過後方記起了應當把皮鞋脫下,脫下皮鞋時,有一點字紙之類被他用手掏出,撥開了火爐鐵門,把那東西向熊熊煜煜的紅煤中拋去,即刻就消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卻不說及這件事,只問他有什麼可吃的,大家動手來作。丁玲女士把另外間小房的門一手拉開後,就有辣子豆豉氣味,從那小房間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