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二十　離開英國定居洛桑

我的羅馬史的書名，有很大伸縮性，敘事的下限時期，可以隨我自己選擇決定。寫完了三卷，即寫到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完成了當初我對公眾的約言，這樣是否就可滿意了呢？我躊躇了許多時日。在這一段將近一年光景的猶豫時間裡，我一時高興，重又接觸到古代希臘作家；我懷著新的樂趣閱讀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的歷史著作，古代雅典劇場裡上演的悲劇和喜劇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蘇格拉底學派許多有趣的對話。但由於我有極大的自由可以利用，我就開始想以主動探索作為每日功課，就是要對每一本書尋得其價值何在，對每一項研究工作確定其目的何在。新版羅馬史的序言上宣布了我的計劃，同時我毫不遲疑地丟開了柏拉圖的時代而致力於查士丁尼的在位時期。普羅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亞斯(1)的史書原本，列載有查士丁尼當政時期的大事，還有許多重要人物；不過我在整個冬天裡專心研讀了當時的法典、《查士丁尼國法大全》，以及現代人對這些法律的詮釋，然後才著手編寫一份民法摘要。我的技巧經過鍛煉而獲得了進步，我的努力也許因為失去官位而加速了，結果，在我前往萊芒湖畔尋求隱居處所之前，除了最後一章未寫就外，我完成了第四卷的撰寫工作。 我寫這本回憶錄的目的，並不在於詳述當時的公私歷史，例如羅金厄姆侯爵去世後所發生的分裂，謝爾本伯爵的組閣，福克斯先生的辭職，以及福克斯與諾思勳爵(2)著名的聯合行動等等。不過我可以憑若干自信肯定地說一句，這些相互敵對的偉大人物，在他們的政治鬥爭中，彼此之間從來沒有個人怨惡，他們的和解很容易、很真誠，他們的友誼從來沒有蒙上猜疑或妒忌的陰影。他們各自的擁護者中，有那些最粗暴或最貪鄙的，利用這個好機會進行反叛，但他們的聯合行動仍然掌握了下院的多數。對美洲的和平政策受到了譴責，謝爾本勳爵辭去了首相職務，諾思和福克斯跪在一個墊子上同時宣誓，共任國務大臣。我根據知恩當報的道義原則，堅決擁護聯合行動。我的投票在鬥爭的日子裡是受到重視的，但到分享勝利果實時，我就遭到忽視了。有許多爭取祿位的人，比我應當多得酬勞，也比我求索得更為積極。商務參議會不可能再恢復了；同時，儘管可以安插的位置業已減少，而要求安插的人數卻增多了一倍。他們輕易地允許我在關稅局或國產稅務局弄個安穩的職位，只要出缺就下派令。可是機會很遙遠，也靠不住。我也不能花許多力氣去尋求一個不體面的差使，況且還是需要我犧牲最寶貴的做學問時間的。與此同時，倫敦的煩囂環境和出席議會的生活，越來越使我感到厭倦了；而且，要是謀不到若干額外收入，我就不能把已成習慣的開銷方式長期地或者小心地維持下去。 自從我早先熟識洛桑以來，我心裡一直隱藏著一個願望，以為我在青年時期那個求學的地方，可以成為晚年的隱居處所。只要稍有一點財產，就可以在那裡獲得舒適、安閒和獨立自主的幸福了。那國家，那人民，那風俗，那語言，一切都吻合我的愛好，而且我還可以按照我的希望在一位朋友家裡住上幾年。德韋爾登先生在伴同幾個英國人遊歷一番之後，如今在家裡安居下來了，他住的是一所舒適的住宅，是他已故姑母的遺產。我和他分手已久，長期不通音訊；但在我寄給他的第一封信里，我以最充分的信任態度，直率地談了我的處境，我的情緒，以及我的打算。他立刻給我回信，對我表示熱烈、愉快的歡迎。我們未來生活的美景，燃起了我的急切心緒；簡短的幾項條件談妥了，他是房屋的業主，我負擔我們共同居住的住宅的開支。 在我斷開我跟英國的緊密關係之前，我必須同自己內心裡的種種情感作鬥爭，同我性格上的怠惰毛病作鬥爭，還同社會上一致非難這種自願放逐的輿論作鬥爭。我在處理財物時，只留下一個神聖的寶庫即書齋沒有處理。當我乘坐的驛遞馬車駛過威斯敏斯特橋的時候，我依依不捨地向著這座「滿是煙雲和財富的喧囂都城」告別。我的旅程走了通過法國的直路，沒有遇到任何意外事故就到達了洛桑，自從第二次離開以來，將近二十年不曾一見這個地方了。過後未到三個月，福克斯與諾思的聯合觸上暗礁而告破裂，要是我仍在商務參議會，此次整個大船失事，我也一定是不能倖免的。 自我定居洛桑以後，轉眼過去了七年多歲月；儘管不是每一天都過得同樣地安穩、寧靜，我卻從來不曾有過一天或一個時刻自悔選擇錯誤。從我上次離開到此刻，占了人生長長的一段，這地方發生了許多變化：比我年長的一些熟人離開了人間；姑娘們長成為婦女，孩子們長成為成人。不過風俗習慣卻是上一代傳到下一代，保持了老樣式。單說我的朋友德韋爾登先生，就有數不盡的好處。街坊上沒有將我的姓名完全遺忘，所有的人全都熱烈地歡迎一個異鄉客人的到來和一名舊日市民的回返。頭一個冬天消磨在一般接觸之中，沒有細心辨識姓名和身份。待到過上稍微正規的生活，經過一番較為精細的考察，我覺得這個新的環境對我有三點切實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好處。 （1）過去我的個人自由多少受到議會下院和商務參議會的妨礙，現在我是從公務責任和依賴地位的束縛，從政治冒險的希望與憂慮中解放出來了。我的清醒頭腦不再被黨派的熏人氣味所陶醉，每逢我讀著議會解散前辯論到半夜的那些演說詞，我就十分慶幸我能逃脫了這種生活。 （2）我在英國，居於一名孤獨的未婚男子的經濟地位，夠得上偶然幾次請人吃飯。而在瑞士，則我可以自由、愉快地在任何時刻、任何一次用餐中同我青年時代的朋友敘談；我的飯桌經常準備著接待一兩位不速之客。我們在社會上所占的分量，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倫敦，我沉沒於廣大人群之中；而在洛桑，我可是跟第一流的人家並駕齊驅了，同時我的儉省的開支方式又使我能夠維持應酬上的對等禮節。 （3）我住的不復是大街與馬廄院子之間的一幢小屋了，而是開始使用一座寬廣而又方便的大廈，北邊靠著市區，向南則是一望無際的美麗曠野。院內有個四英畝大小的花園，按照德韋爾登先生的愛好作了布置。從花園向前，一片景色富麗的草地和葡萄園陂陀而下，直到萊芒湖，隔湖的遠處高聳在眼前的，是薩瓦省巍峨的群山。我的讀書與交友的結合，最初是在倫敦；但這樣恰當地將我的書齋設在兼具城鄉優點的地方，最後只有洛桑可以辦到。 我擁有了由此三個方面的結合而產生的一切有利條件，自然就不會隨著季節的更易而變換我的住所了。 我的朋友們原來好意地替我擔心，我已經那麼長時間地與世上第一流城市的第一流人物交往，該是難以在阿爾卑斯山麓一個瑞士小市鎮裡安住下去的。這類高層交遊，可能吸引好奇心重的人，並且滿足虛榮心強的人；可是我太謙抑了，或者說太驕傲了，不會用交遊對象的身價來自定我的價值；而且，不管學問與才能的聲望如何，經驗曾經告訴我，假如把溫雅態度和通達見識的合格條件訂得低些，結果對生活上的相互交往可以有較多的好處。許多人將朋友交談視為看戲或者上課；可是在我，當我整個早晨用功於書齋之後，就只想放鬆腦筋，而不願再去運用它了。在下午茶點與晚餐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我決不輕視像斗一場紙牌那樣單純的娛樂。洛桑住有許多上流社會人家，他們那種便於結交朋友的懶散生活，很少受到貪慾鑽謀或野心追逐的擾亂。這裡的婦女，雖然只受過一點家庭教育，卻多數賦有勝過其丈夫和兄弟的欣賞能力和知識。但是無論男女，他們端正的自由風度，同樣都不會走到過分單純和過分細緻的極端。 我還要再說一點與其稱為好處毋寧視作不幸的地方，就是沃州鄉野的位置和美景，英國人長期保持著的習慣，蒂索博士在醫療上的盛名，以及觀賞阿爾卑斯山和冰川景色的時風，使我們從四面八方直接迎受外國旅客的侵入。內克先生和夫人、普魯士的亨利親王以及福克斯先生的來訪，可以作為幾起令人高興的例外。不過，總的說來，當我們被拋撇到我們自己的一個小圈子的時候，在我眼裡，洛桑是個最愜意的處所。一七八四年夏季，我去洛桑附近的一所鄉下房子裡多次訪見內克先生，他在那裡撰寫他那關於財政管理的文章。自從一七九〇年十月以後，我就一直往日內瓦附近科佩的城堡和男爵領地中他現在的住所去拜訪他。對於這位政治家的功績和手段，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批評意見；不過一切公正無私的人，一定是同意尊敬他的正直精神和愛國思想的。 一七八四年八月，普魯士的亨利親王在前往巴黎途中，逗留洛桑三天。他的軍人舉動受到了內行人的稱讚；他的品格卻被一個惡人施用機巧和歹意作了糟蹋。(3)但我喜歡他的和易態度，樂於和他交談。 福克斯先生旅遊到瑞士的時候（一七八八年九月），有兩天時間跟我單獨相見，隨便談話。他仿佛感覺到我的處境很快樂，甚至還發生妒忌；而我則羨慕一個優秀人物的能力，那是同兒童般的溫柔與天真混合在他那有吸引力的性格中的。大概世間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徹底地擺脫了惡意、浮誇或虛偽的污染了吧。 我從倫敦遷居到洛桑，影響所及，不可能不中斷我的歷史寫作。離去時的匆忙，到達時的歡愉，應用工具在運送途中的耽擱，都拖延了我的工作進度；我損失了整整的一年，方才恢復逐日操作的常軌。有一批最屬必需而又最不常見的書籍，是在事先就揀出來的。洛桑的學術圖書館，我可以像自己的書庫一樣加以利用，這裡所藏的，至少有古代神父的著作和宗教會議的記錄那樣的圖書。偶爾我還從伯爾尼和日內瓦的公共圖書館得到一些支援。我的羅馬史的第四卷，不久以在卷末摘述了關於基督現身的爭論而完稿。這場爭論的記述，是那位博學的普里多博士(4)寫就後不敢向世俗讀者公開的。他的原意是想寫一部東羅馬教會滅亡的歷史，在這部著作中，不僅必須將基督教徒們關於三位一體問題的全部爭論公之於眾，而且必須將每一個教派對這個問題所持理論的一切細節和微妙觀念揭露出來。這位虔誠的歷史家害怕因為暴露了那種不可解的神秘理論而引起非基督教徒的指摘和反對；他不敢「在已經了解此書性質的情況下，還貿然把這事對如此荒唐下流的時世宣揚出去」。 在第五、第六兩卷中，羅馬帝國和整個世界的種種變革，進行得非常快速，五花八門，很有教育意義；而寫述這個時代的希臘史家或羅馬史家，則是須拿有關東西方野蠻民族互相反對的歷史記錄來作核對的。 我是經過了多次設計，多次試驗，方才選用了目前仍在使用的這個按各民族分頭寫述、然後組合成篇的方法。看來像是忽略了年代順序，但這個缺陷無疑地是由趣味濃厚和條理清楚兩個突出優點作了補償了。依我看來，第一卷的文筆有些生硬和雕琢；二、三兩卷則成熟到平易、準確和具有節奏了；可是在後面三卷里，我也許因為用筆熟練而流於散漫，還有我那經常用一種語言講話而用另一種語言寫文章的習慣，可能給詞句里摻入法文句法和用語。 我從來都是天色入晚便停止寫作，通常到第二天天明再動手，這對保護目力有好處。我完成了一項長期的、但是不太吃力的工作，身心兩方面都沒有感到疲憊。不過，我計算一下剩下的時間和任務，很顯然，按照出版行業忙閒季節來說，拖延一個月說不定會產生耽擱一年的後果。於是我奮力爭取目標，在寫完此書的最後一個冬天裡，我是從洛桑的社交性娛樂中挪用了許多夜晚的。現在我可以想望有個間歇時間，有一次休息，以便將全書認真地校訂一遍了。 我曾經憑推想認定了孕育此書的時刻；現在我要紀念完成全稿的鐘點了。這是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或者該說是那天夜晚，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我在花園中一座涼亭里，寫完最後一頁的最後幾行。放下手中的筆，我在一條兩邊滿植刺槐的林蔭小路上來回走了幾趟，從那小路上可以望見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氣很溫和，天色是澄徹的，一輪銀月投影在水中，整個宇宙悄然無聲。我不想掩蓋當初因為恢復自由行動，以及因為也許著作成名而發生的歡悅情緒。可是我的自豪感不久就暗淡下來了，另有一種嚴肅的憂鬱感布滿在我心頭，因為我想到，我同一個事事聽我作主的老夥伴永遠分手了，又想到我的這部歷史著作日後不管能存在多久，此書作者的生命必然是很短促而且休咎難卜的。另有兩點須要說明一下，這在撰寫全部六卷，或者至少五卷書稿時是很少想到的：（1）我拿草稿徑送印刷所，沒有謄清一遍。（2）沒有一張稿紙曾請別人過目，只有作者和印刷者見到它；所以無論是成績或是錯誤，一概都應歸屬於我本人。 我不能不記起一件格外不尋常的事：一位用法文寫了許多小說、極有創造能力的作家布雷托姆自己承認，他在一家印刷廠當過校對員這種低等職工，也許現在仍在當；但這職務使他能將整本書稿通過他的頭腦到達印刷機，而在他的工作與公眾見面時，卻不曾有人為他記上一個字。 * * * (1)普羅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亞斯：六世紀東羅馬帝國歷史學家，前者著有記述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的《查士丁尼戰史》，後者著有當代史。 (2)羅金厄姆侯爵於1765年和1782年兩次任首相，時間都不長。謝爾本伯爵1782年在羅金厄姆之前任首相。諾思勳爵1770年任首相。福克斯曾任財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職，並於1783年與諾思共任國務大臣。 (3)指米拉博《柏林宮廷秘記》所記。——原注 (4)普里多：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東方學家。上文曾提及他的編年史，此外他還著有《穆罕默德傳》、《新、舊約的歷史關係》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