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十九　寫作生活和政治活動

過不多久，另有一場性質完全不同的爭論阻止了對我那歷史著作的追究。由於大法官威特伯恩和當時擔任國務大臣的韋默思勳爵二人的要求，我針對法國政府的聲明，寫了一篇為英國軍備的合法性作辯護的文章。他們讓我查閱了那位去世不久的前英國駐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勳爵的全部信件，我用法文寫就的那篇《辯護備忘錄》，先經內閣大臣們批准，然後作為政府文件，分送歐洲各國宮廷。博馬舍(1)本人稱讚了這篇文章的文筆和風度，他是用私人爭論的方式試作答覆的。但他一面稱讚我，一面將這備忘錄歸咎於斯托蒙特勳爵；而他那抨擊言詞之粗野，可就暴露了他的惱怒和橫蠻。他承認，倘若事實確是這樣，那麼，「那文筆不能不說是漂亮的，那理論也不能不說是公正的」，如此等等，可是他力圖否認事實的真確性。對於這些事實是否可靠，備忘錄沒有另作證明；我原是像律師的當庭發言那樣，根據我的摘記寫那備忘錄的。可是博馬舍斷言，法國在戰艦數量上，是按照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約》受到一定限制云云，從這一點上倒可以窺見他有多少真實性。由於舒瓦澤爾公爵(2)的請求，他不得不撤回這一篇大膽的假話。 在我所結交的一批高尚朋友中，我可以正確地為獲得威特伯恩先生而自豪。那時他是總檢察長，現在則榮膺拉夫巴勒勳爵的封號、並且榮任高等民事法庭的首席法官了。仗著他的竭力推薦和諾思勳爵的厚意安置，我被任命為商務參議；我的個人收入每年淨增了七八百鎊。懷有敵意的演說家，可以憑他的想像力用強烈的譏笑詞藻描繪「商務參議會永遠的實際休會和不斷的靜坐休假」。(3)不過必須承認，我們的職務確實不是很繁重的，我確實享受到許多日子、許多星期的休息，沒有叫我離開書齋去上班。我的差使激怒了幾位反對派的領導人，而我同他們的關係原來是很親密的；同時有人非常不公正地斥責我脫離政黨，其實我對這個政黨從來不曾登錄過我的名字。 下一次議會召開時，會上起了風暴，很有一點險情。州郡開會、請願，還組織了一些通信聯絡的委員會，表明公眾對議會的不滿。擁護政府的一派，投票時不能獲得勝利的多數，往往遇上一場鬥爭，有時還遭到失敗。下院通過鄧寧先生的建議：「國王的勢力，過去增大了，現在還一直在增大，必須設法縮小它。」伯克先生的改革法案，構想得很巧妙，又憑著動人的口才提了出來，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新近去世的商務參議會主席，亦即美洲事務國務大臣，當時僥倖未被決定撤職；可是不幸的商務參議會終於在審議委員會上以八票的微弱多數（207票對199票）決定撤銷了。不過，這風暴刮不多久便見過去。來自鄉間的很大一部分議員不服從上面的決定，使愛國分子的滿腔熱望不得實現：商務參議重又設置；政府恢復了力量和氣魄。此番倫敦的怒火，是由一個惡作劇的瘋子所燃起的，(4)這事告誡一切有思想的人，謹防觸犯公眾的危險。 議會在此次會議後提前解散，由此我失去了議員位置。埃利奧特先生現在深入參與了反對黨的謀算策劃，而我所代表的萊斯克特選區的選舉人，一般都是跟著埃利奧特先生一鼻孔出氣去了。 我在議員生活的這一段時間裡，出版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三兩卷。寫到教會的歷史，我依舊按照自由精神下筆措詞；不過新教徒一派對於四、五兩個世紀的人物和宗教爭端所顯示的熱情，此時已較為平淡了。我的堅持緘默，原是對爭論者潑了冷水的。在我的反對者中，沃森博士最為直爽，他向我保證說，他不想再行攻擊了，而我對羅馬皇帝背教者尤里安的德性與罪孽所作的公正評述，一般都是給予稱許的。只因義大利天主教徒提出了幾點苛責的指責，又因特拉維斯先生髮表了幾封火辣辣的書信，這個休戰狀態才告中斷。特拉維斯先生同幾位最高明的批評家一樣，對我判定三份天國證詞是偽造文書一節，說是要由我個人負責。 我的羅馬史的義大利文翻譯者，出於虔敬或謹慎，預備了一種抗禦原作毒素的解毒藥。在譯本的五、七兩卷，附錄有一位匿名的神學學者寄予他的朋友、兩名留學羅馬的英國學生福特海德和柯克的五封信。這個立功行為，由義大利一名高級教士斯托納閣下提出了表揚，因為他發現在吉本的「流利詞句」和有力文筆中含有許多毒素。第三卷卷末附有批評文章，是修道院院長尼科拉·斯佩達列里寫的；他的熱情逐步膨脹，以至形成了一部更堅實的四開本兩卷的辯駁書。——可以原諒我沒有讀到這兩卷書吧？ 特拉維斯先生挑戰時所使的橫蠻的傲慢態度，只可用沒有學問、見識和人情來作辯解；而他正是用了最合適的，或者最醜惡的託詞作了這種辯解的。同特拉維斯副主教比起來，上文說到的切爾薩姆和戴維斯，可算是氣派大方的敵手了。 頑固地迷信教皇和僧侶的人，即使遇到牛津大學的頑固派，也可以被打翻；這個惡劣的特拉維斯，在無情的波森的鞭笞下，也還是吃苦頭的。我認為波森先生對特拉維斯副主教的答覆，是本特利(5)那個年代以來最尖銳、最精密的批評文章。他的苛刻批評，是以論證為基礎，用學問豐富了內容，憑機智活潑了筆調的；而他的敵手，在他筆下既不該得到寬恕，也無法得到寬恕。現在，證明那三份天國證詞的證據，不管提到哪一類的法庭上，都該是被否認的了。然而偏見是盲目的，權威是耳聾的，而我們世俗所用的聖書，則永遠受到這種偽造文書的污染，「一輩子坐定在原位上」。學識較多的教士，實際上都會因為在私室里擯棄其在教堂所讀的東西而暗暗感到快意。 我觀察到倫敦城裡對我續出的書的冷淡態度以至偏執看法，並不覺得驚奇；也沒有一種私下議論逃過我的耳朵，那就是，按照許多讀者的評斷，我那續出的書比原先所出的差遜得多了。一個作家，如果不能上升，那就總是顯得下沉了：現在我準備由妒忌來接待我，而我在宗教上的敵人，則因我在政治上的敵人所作的推動，大大增強了他們的熱情。托馬斯·紐頓主教在寫他的回憶錄時，毫不克制地宣稱，他本人和兩位知名教士怎樣極度厭惡吉本先生文筆的羅唆、沉悶和矯揉造作。可是這位老人不該濫用他的熱情錯誤地又無力地斥責這位歷史家，而這位歷史家卻是忠實地、甚至非常小心地將伯內特博士(6)的意思用「睡眠或休息」這個兩可詞語作了表達的。那位深究哲理的神學家設想，在從死亡到復活這一段時間，人類的靈魂離開軀殼而存在，賦有內在意識，但同外部世界卻沒有任何主動的或被動的關係。(7) 儘管如此，我卻受到了國內國外一些讚許表示的鼓舞；同時此書二、三兩卷的銷路和聲譽，不知不覺地上升到與第一卷看齊了。然而公眾是不大會搞錯的；我也以為二、三兩卷，特別是最前面的一部分，比第一卷較為繁瑣而較少趣味。我的努力沒有因為第一卷取得成功而鬆弛下來，倒是偏向於另一面的缺點，即探索得瑣細而且過分了。在歐洲大陸上，我的聲名和著作傳播得很緩慢：第一卷的法文譯本使巴黎的書商頗失所望；第三卷中有一段文字還被認為影射法國當朝君主。 在大選中，我還沒有報名競選，候選人名單就已滿員了。但諾思勳爵的諾言是真誠的，他的推薦很有效，因此過不多久，我就在漢普郡利明頓選區的一個空缺上當選為議員。新議會第一次開會時，政府保持了它的地位；它的最後垮台是在第二次開會的時候。美洲戰爭一度曾是全國熱烈討論的問題：英國的自尊心被殖民地的抗拒行動激成惱怒了，政府因為全國輿論鼎沸，不得不採取最有力的壓制措施。但是長期的毫無結果的爭奪，軍隊的損失，債務與捐稅的增積，以及法國、西班牙、荷蘭聯合一致的敵對態度，促使公眾厭惡美洲戰爭和領導這場戰爭的那些人物。代表人民的議員，以緩慢的步調跟著輿論的改變而改變其意向。當權的大臣們拒不屈服，結果就在那場大風暴中倒台了。 諾思勳爵在業已失去，或者快要失去下院多數票的時候，辭去了首相職位，退居到一處私人住宅，在寧靜環境中穩當地得到了清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緒。舊日的組織解散了，政府各部門的位置，由一批取得勝利的、老練的反對黨人物繼任。商務參議沒有立即解職，但商務參議會本身，原來是愛國分子迫於情面才同意恢復的，現在按照伯克先生的改革法案加以撤銷了；由此我就失去了一份坐享的官俸，算來坐享了大約有三年。 * * * (1)博馬舍：十八世紀法國喜劇作家，因其音樂才能而受路易十五之女的賞識，曾入宮廷供職。 (2)舒瓦澤爾公爵：七年戰爭中，先後任法國外交大臣和陸海軍大臣，1763年訂立《巴黎和約》；1766年又任外交大臣。 (3)演說家指的是埃德蒙·伯克。這裡引用的一句話，出自伯克在議會為《改革法案》所作的演說。伯克的這篇演說轟動全場，包括他所指責的那些人。作者當時聽到這演說，可以證明後來的印本與原詞相符。——原注 (4)指上文所述的約翰·鄧寧。鄧寧是個著名律師，後來曾任副檢察長、樞密院顧問官；當時是下院議員。 (5)本特利：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神學家、批評家。 (6)伯內特：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教士、神學家，著有《哲學探源》等書。 (7)作者筆記本上的話：紐頓主教讀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感到失望，認為此書囉唆、沉悶，內容乏味，筆法矯揉造作，所舉例證不可信。但吉本對伯內特博士關於人類死後靈魂所處狀態的論文，是作了精細注釋的。他指出：伯內特引述了許多神學家的主張，贊成死後靈魂處於睡眠或無感覺狀態，而這一點與他本人所持的學說不相符合。因為他的學說認為，靈魂離開軀殼之後，在受到最後審判之前，其存在狀態有好有壞，根據各人生前行為或善或惡而定；但在最後審判尚未到來的時候，靈魂的苦樂都是不完全的。——謝菲爾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