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十八　開始寫羅馬史和當議員

當我料理完我父親的喪事，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理智的恢復，在心境上獲得適當寧貼之後，我就立即開始訂個最適合於我的境況和意向的獨立生活的計劃。可是各方面關係太複雜，我的能力又太低弱，結果過了將近兩年（一七七〇年十一月到一七七二年十月），方才能從農場管理工作脫身，將我的住所從伯里頓遷移到倫敦的一幢房子裡。 這兩年中，我連續在城鄉之間奔走。不過我的新處境充滿了希望的光明。我在倫敦的逗留時間延長到了夏季；而在整個夏季里，我偶爾離家往稍遠的地方作訪問或旅遊。我的欲望（不是太大的欲望）很少因為自己沒有錢或者挪借不到而不得滿足。我的自尊心絕未因為有個買賣人前來糾纏不休而受到傷害。我在一時之間對過去或將來所懷的慮念，都由當前的學習活動或社會活動給排除掉了。我在良心上並不責備自己有什麼揮霍過度或不講正義的行動。我那剩餘的地產，是足以豐滿而且正當地供應我的晚年生活需要的。 我不想多談我的經濟事務，因為這對讀者沒有益處，也引不起興味。這類私事，只該對體己朋友私下談談。不宜把我們的境遇公開到引起外人的嫉妒或憐憫，這是一條謹慎處世、同時也是斯文待人的規則。因為嫉妒產生憎恨，而憐憫則十分接近於輕蔑。不過我可以相信，甚至可以斷言，要是我更窮一點或者更富一點，我就決不能完成一個歷史家的任務，或者獲得這個聲名；我的精神免不了遭到貧窮和輕蔑的破壞，我的寫作功夫免不了在過分富裕所造成的緊張和奢侈生活中懈怠下來。 現在我達到了人間幸福的第一條，就是獨立自由：我可以絕對地掌握自己的時間和行動了；我想在城裡建立我的書齋，以便將讀書和交際的時間分別安排的願望，也不會落空了。我的熟識範圍，與我做伴的古人和今人的數量，每年都有擴大。對於一個愛好書籍的人來說，倫敦的書店和書市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而我的羅馬史的寫作，就需要日益增多地儲備各色各樣的材料。參加民兵，外出旅行，進入下院，以及享有作家的聲名，都在增大我的交遊關係上起了作用。一些上流人士的俱樂部接納我為其成員；在我一七八三年離開英國之前，凡屬文學界或政治界的知名人物，很少不是我的熟人了。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描繪出一批人物形象和搜集到許多遺聞軼事供讀者欣賞。但我歷來反對拿個人的回憶文章變成嘲諷或頌揚工具的做法。我按照自己的選擇，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時間是在城裡度過的；但不管什麼時候，我若想呼吸一下鄉下空氣，都可以住到薩塞克斯郡的謝菲爾德別墅去，在我那位高尚的朋友霍爾羅伊德先生家裡獲得一個適意的隱居處所。這位朋友擁有謝菲爾德勳爵的爵稱，在社會上一直是很有名的。 我在倫敦定居、並且布置好書齋之後不久，就著手羅馬史第一卷的寫作。剛開始時，一切都是模糊不定的，甚至書的題名、「帝國衰亡」的確切起訖時間、引言部分的論述範圍、章目的劃分以及記敘的次序等，都還沒有確定的打算。我多次禁不住想放棄這項準備了七年的工作。一個作家的文筆，應當是他的心靈的映像，而語言的選擇和駕馭，則是長期操練的結果。我做了多次試驗，然後才有可能在呆板的記事體和誇飾的論辯體之間選定一種適中的筆調。第一章起稿三次，二、三兩章起稿兩次，方才覺得差強人意。以後各章，我踏著較為均衡和順當的步伐前進；可是寫到第十五、十六兩章，卻又經過連續三次的修改，從很大的一卷削減到現在的分量。這兩章還不妨再加壓縮，而不致損失史實或見解。相反方面的一個缺點，可能是從康莫杜斯到亞歷山大這幾個最早的朝代敘述得簡略浮淺了；這缺點一直不曾有人對我提說過，只有休謨先生在他最後一次來到倫敦時給我指出。這樣一種至理美言，是應當懷著理性的熱誠加以斟酌和聽從的；可是不久我厭惡了向朋友們誦讀原稿的謙虛做法。這些朋友中，一部分出於禮貌講些恭維話，一部分出於浮誇提些批評意見。作者本人乃是評定自己成績優劣的最好評判者；別人沒有一個這樣深刻地思考過主題；沒有一個這樣真誠地關切作品的成敗。 由於我的表姐夫艾略特先生（現在是勳爵）的友誼相助，我在大選中當選為萊斯克特選區的議員。正當大不列顛與美洲殖民地開始發生那一場歷史性爭端時，我出席了議會，多次以誠摯而不發言的投票維護了祖國的權力，儘管不一定能維護它的利益。 我曾有一次希望發言，但這希望瞬息即逝，出於審慎，我默認了充當一名無言議員的謙卑地位。無論從天稟上或教育上，我都沒有得到勇往直前地發揮心智和辯才的能力。又因為自尊心強，就變得格外膽怯了，甚至寫作上的成功也使我減少了在公眾場合一試辯力的勇氣。但我參加了自由集會的辯論。我傾聽攻勢與守勢雙方的雄辯和論證；對於當代第一流人物的性格、觀點和情感，我都有密切的觀察。政府的主張由諾思勳爵(1)作了適當的辯護。這是一位正直、純粹的政治家，具有卓越無比的辯才，能夠以同樣靈巧的手段運用推理和嘲弄兩種武器。他坐在政府大臣席上，兩邊坐的是總檢察長和副檢察長，法律和政府的兩根台柱。大臣身邊，還有瑟洛用莊嚴有力的思想，豐德伯恩用機巧雄辯的口才發言支持他。議會的反對派方面，有一股強大、熱烈的反對勢力，是由巴雷用條暢生動的辯詞，鄧肯用深刻的法律論據，伯克用豐富的哲理設想，以及福克斯用論證周詳的激烈言語鼓動起來的。福克斯領導一個政黨，看待自己如在領導一個帝國。這些人物對每一項和平與戰爭的措施，每一條司法或政策的原則，每一個有關權力和自由的問題，都施行了抨擊或回護；而當時引起重大爭論的問題，就是大不列顛與美洲殖民地是聯合還是分裂。我出席下院八次會議，是上了一陣公民智慮修養課，而這種智慮修養，正是歷史家應當具備的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品德。 我的羅馬史的出書，多少受到了初次出席議會時所遇新鮮事物和紛擾環境的耽擱，現在可以付印了。經過向我的朋友埃爾姆斯利先生冒險試探一次遭到拒絕之後，我同一位很有地位的書商托馬斯·卡德爾先生和一位知名的印刷廠主威廉·斯特拉恩以互不苛求的條件訂立了合約。他們承擔了出版此書的責任和風險，就信譽來說，那是依靠書店的名聲多於依靠作者的。最後一次清樣的校改歸我負責；許多行格形式上的疵病，原稿上看不到，在印刷樣張上發現了，由我一一加以改正。我們雙方期望都不高，原先只準備印五百本，後來照斯特拉恩先生的估計，增印了一倍。在此成敗難卜的一段時間裡，我既沒有因為志在成名而得意，也沒有因為怕遭輕蔑而喪氣。我的勤奮和準確只憑我自己的良心作證。歷史書是讀者最廣泛的一種著作，因為它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強的人，也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弱的。我選擇了一個富有光彩的題目。羅馬對於學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敘事文章，又是從最近時期古典著作的閱讀中推演出來的。而且我還自加稱許，認為一個光明自由的時代，必將歡迎對基督教的發展與建立研究其人情上的原因，而不會有誹謗物議。 這部著作的成功，我不知道應當怎樣描述才不至於暴露作者的虛榮心。初版在幾天之內就售完了；二版、三版也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都柏林的盜印者兩次侵犯了出版者的所有權。我的書出現在每一張桌子上，而且幾乎還出現在每一個梳妝檯上。作者被人們按照當日的愛好或時風加上了最高的稱譽；任何喜歡咒罵的批評家都無法用他的吼叫干擾一片讚揚之聲。人類的愛顧無限制地施與一名具有獨創成績的新結識者；而公眾與其愛顧對象相互之間的驚異心理，產生了那種在二次再見時不可能重燃起來的熱烈情感。要是我傾聽了頌揚的樂曲，那麼我是較為嚴肅地接受了幾位評判家所加的讚許的。羅伯遜博士以坦誠的態度歡迎他的徒弟。休謨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過高地評價了我的十年功夫。我可是從來不曾妄想在英國歷史家三巨頭中占上一個位置。 那封精細而有創見的信，大概是讀者願意一讀的；而讀者的欣賞，當可使我的擅引此信免於浮誇之誚吧。 親愛的先生： 我以很大的貪饞和迫切之心讀完尊著歷史，不禁覺得似有同樣的迫切之心要對你的贈賜還報我的謝忱，同時表達此書給予我的滿意。無論從你用筆的莊嚴，或取材的深切，或學識的廣博來看，我都必須同樣以尊敬眼光對待此書。而且我承認，倘不是先前有幸曾經與你相識，那麼，從我們這時代的一個英國人手裡產生這樣的一件作品，是難免引起我的若干驚異的。你也許會譏笑我的這種感觸，可是在我看來，你的同胞們，幾乎在整整一個世代里，仿佛捨身於野蠻荒謬的黨派鬥爭，而將一切文雅的學問全都置之腦後了，因此我就不再期望他們能產生什麼有價值的作品了。我知道，如果你發現此地所有的文人一致稱讚尊著，一致渴望你續寫下去，你一定會感到高興的（就如我感到高興一樣）。 我承認，當我聽說你從事此項寫作的時候（那是若干年月以前了），我有一點好奇之心，想看看你將怎樣從你那最後兩章的題材中解脫出來。我想你是保持了一種極為謹慎的脾性的；可是處理這個題材，不可能做到不給人抓住把柄來懷疑你，因此你可以預料將有一場吵嚷隨之而起。這吵嚷如果發生，就會延遲你在公眾中取得成功；因為從任何其他方面看來，估計尊著是必受公眾歡迎的。可是在英國，除了其他許多頹敗徵象之外，迷信的盛行就預示著哲學的墮落和趣味的腐朽；因此儘管你比任何人都有能力使這些方面恢復生機，但在你舉步前進的時候，你大概免不了遇到一場鬥爭。 我發現你對歐辛詩歌(2)的真實性抱有很大的疑惑。你的懷疑當然是對的。任何有見識的人，竟會想像到兩千多行記載著無數歷史事實的長詩，有可能由歐羅巴民族中一個也許是最粗野、最貧困、最沒有秩序、最居無定所的民族口口相傳地經過五十個世代保存下來，確實是奇怪的事情。遇到這樣違背常理的設想，任何證明這種設想的獨斷性證據，應該絕不加以理會。而人們通常為回護滿足其熱情要求和民族偏見的事物，都是竭盡心力提供證據的。因此你以遲疑態度談論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已經是過分縱容的了。 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都渴望能聞知你已為此書的第二卷充分收集了材料，甚至聞知你已經續寫了很多了。這話多半是代表我的朋友們說的，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意思，因為我是難以指望存活到親見此書出版的了。你的下一卷將比前一卷更為精美，但我相信你一定會謹慎從事，使自己脫除種種困難；同時，不管怎樣，你一定會有勇氣藐視頑固迷信者們的吵嚷。 你的最忠順、最卑微的僕人， 戴維·休謨。 一七七六年三月十八日， 愛丁堡。 過了幾個星期，我有幸在休謨先生路過倫敦時懷著憂鬱的心情遇見了他；他的身體很虛弱，他的心神很堅定。同年（1776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愛丁堡逝世，一位哲學家殞沒了。 我的第二次巴黎之行，是因為內克先生和夫人的懇切邀請而決定的，他們夫婦在前一年夏天訪問了英國。當我到達時，我知道內克先生當了法國宮廷的財務總督，開始在權力和聲名上煥發光彩。他的私產使他有能力支持一個結交廣泛、僕從眾多的家庭；而他的夫人，其學識和品德，是我欽佩已久的，也有驚人的才能能在餐桌上和客廳里主持賓客們的交談。我作為他們的朋友，經他們介紹，認識了許多地位相當的男女，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以及法國的一些聲名最盛、身份最高的人物，他們對我表示了隆重的禮貌和友好的態度，使我因感激而難以忘懷，又因謙抑而不欲列舉姓名了。按照時興方式舉行的晚宴，往往鬧到半夜方才散席。但我偶爾也上王家圖書館和聖日耳曼修道院圖書館去看書，在安逸自在地儘量利用兩處書籍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應當讚揚這兩個圖書館的寬容大方。我沒有爭取、也沒有拒絕與文人學士交遊，但我以能認識布豐先生而感到喜慰，他是憑著卓越的天才，將思想活動和生活方式兩方面最可愛的純樸作風融合起來了。 一次，在我的老朋友福爾塞馬涅先生的宴會上，我同馬布利神父(3)發生了爭論；神父多疑、暴躁的脾氣，發泄到了一本他不能閱讀原文的著作上。我怕為自己辯護可能失於偏頗，所以想在這裡引述一位陌生的批評家的話，只是要說明，在這場爭論之前，曾經有發生在冉森教派老婦弗魯萊伯爵夫人家中的一場關於英國政體的爭論。 那天馬布利神父和吉本先生一起參加盛大宴會，你也在福爾塞馬涅先生家裡吧。談話談的差不多完全是歷史問題。神父是個深沉的政治人物，到了宴會快結束時，他把話題轉到了政府制度上。出於他的性格、興趣以及崇拜李維的習慣，他只喜歡共和體制，所以一味頌讚共和政體的優越性；他自以為這位博學的英國人完全贊同他的觀點，而且欽佩他的卓越才能已使人們領會到這一切優越性對法國人的好處。可是吉本先生根據經驗，懂得群眾執政的弊端，並不完全贊同他的看法，而且不遺餘力地捍衛君主政體。神父想拿李維的理論來說服他，又引用了普魯塔克稱許斯巴達人的某些論點來對付他。吉本先生具有極強的記憶力，而且掌握了同自己所持觀點有關的全部事實，因此在交談中完全占了上風。神父生氣了，發火了，說了一些生硬的言語；而那英國人卻保持著從他家鄉帶來的冷靜態度，利用他的優勢，趁著群眾的讚賞比神父自身的惱怒更使神父陷於慌亂的機會，一步進一步地緊迫對方。唇舌交鋒變得十分激烈，於是福爾塞馬涅先生起身離席，藉以中斷談話，在大家走過客廳的時候，也沒有人開口再作交談。（摘自馬布利《歷史撰寫方法》的附錄。） 從我這部書第一卷的出版到第二卷的開始寫作，中間隔了將近兩年。這個長時間耽擱的原因，必須分析一下。 （1）略一休息之後，我聽任我的好奇心發展到幾門性質極不相同的學科上，其中一門是解剖學，是亨特博士給我做實驗的；還上了一門化學課，是希金斯先生教我的。這些科學的原理，以及我對自然歷史書籍的愛好，有助於擴充我的觀念和意象。解剖學家和化學家有時可以在他們的園地里尋見我的足跡。 （2）我掉入了鑽研阿里烏斯派教義論爭的泥潭，也許掉落得太深了。我為尋求一個幻象，花了許多時日進行閱讀、思考和書寫。 （3）對於君士坦丁時期的各種具體事件，要按一定次序條理分明地編列起來，是困難的；我很不滿意第一次所寫文稿，因此將五十多頁稿紙投入火中了。 （4）在巴黎訪問遊玩的六個月，應當不算在此番耽擱之內。 不過，到我重新為此書執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頗有進步；這時我可以對我的筆墨和題材操縱自如了，儘管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過去增大，但我發現該刪該改的理由比過去減少了。我寫文章歷來有個方法，就是先按某一模式構成一個長的段落，然後自己讀了試聽一下，認真記在心裡，同時停止運筆，直到完成對這一段的最後潤飾再寫下一段。 我要不要再添上一句，就是在這個冬天議會開會、交遊頻繁的匆忙日子裡，我發現我的精神從來沒有這樣健旺，我的寫作也從來沒有這樣愉快？ 假如我相信，大多數英國讀者都盲目地連基督教的名目和影子也迷戀不舍；假如我預見到，所有虔信的、怯弱的以及謹慎的人，都在感覺上，或者偽裝在感覺上，具有這種微妙的敏感性，那麼，也許我會軟化那惹人不快的最後兩章的寫法；那兩章是可能樹立許多敵人、而不易贏得許多朋友的。然而箭已射出去了，警鐘已敲響了，我只能感到高興，因為，如果我們的神父們叫嚷得很熱鬧、很惡毒，那就是他們手上沒有迫害的權力可以用作武器了。 我堅持按照我自己的謹慎決定，將我自身和我的著作交託給公眾的公正評斷，直到牛津大學的戴維斯先生悍然向我這個歷史家發起了攻擊。他攻擊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忠誠。我發表《我的辯白》一文，表達的是輕蔑多於憤慨，一時使忙碌而又懶散的首都人士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大部分講理性的世俗中人，甚至教士們，似乎都滿意於我的純正和準確。我為了怕這篇辯白文章同我的歷史著作合在一起而流傳下去，所以不願意將它印成四開本。時隔十二年之後，我冷靜地肯定了我對戴維斯、切爾薩姆等人的看法。而挫敗這類反對者的勝利，在我完全是一件失卻自尊的事。 不過，在我的反對者中，也有著名人物普利斯特利博士、戴維·達爾林普爾爵士和懷特博士(4)等人的姓名使這名單帶上光彩。每個爭論者，不管是兩所大學中哪一所的，都用他的布道詞或小冊子對著我這個羅馬史作家頑強的緘默施行攻擊。普利斯特利博士在他的《基督教徒墮落史》里，向赫德主教和吉本先生兩人提出挑戰。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敦勸他用他在哲學上的發現啟迪世人，以此避開他的矛頭，還勸他記住，他的前輩塞爾維圖斯(5)的勞績，如今只剩下說明血液通過肺部、來自心臟又回到心臟那個小循環的一段文章了。這位勇往直前的伯明罕哲學家不聽我的友誼勸告，繼續用他那雙管齊下的排炮轟擊那些信仰太少的人，也轟擊那些信仰太深的人。從我的答覆中，他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或者可以害怕的；可是他那索西奴斯教派的盾牌，曾經多次被霍斯利(6)強有力的長矛所戳穿，而他那煽動叛亂的喇叭聲，到後來又可能會驚醒一個自由國家的許多地方行政長官呢。 戴維·達爾林普爾爵士（現任蘇格蘭最高法院法官）的職業和地位，使他在文章風格上多帶了一點莊重色彩。但他在批評我的羅馬史最後兩章的每一段落時，用的卻是擅長詭辯的律師所用的那種挑剔細節的手段；由於他自始至終吹毛求疵，有時可能果然找出了毛病。從他所著的那本《蘇格蘭編年史》看來，他是個勤於搜集材料的人和觀察準確的批評家。 對於懷特博士，我曾經稱讚過，現在仍然要稱讚他在牛津聖瑪麗教堂布道壇上所作口若懸河的布道。在這樣一個地方，面對這樣一群聽眾，要是他以某種程度的刻薄口吻攻擊我，他是必須用普通英語來講的。可是我在他致巴特科克先生的私人信里看到這樣一句話：「凡是我們同吉本發生衝突的地方，一定得用鮮明的詞采和動人的口氣」，我就欣然發笑了。 愛德華茲博士在對劍橋大學師生所作的一篇布道詞中，稱讚我這書是一部「只有在其所用語言滅亡時方才消滅」的著作，同時尊稱我為一個不可小覷的敵人。他確實是（唉唉，善良的人！）因為在衛護基督教徒的舉動上見不到更多的學問和智謀，因為教會裡的高級教士和首腦人物不能爭先恐後地將我打倒而大為吃驚了。 「然而真理的力量將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對這位懷疑基督教真理的歷史家所作的種種攻擊中，我們極少見到深湛的學識、紮實的批評和準確的觀察；但卻不能不時常因為空泛遊移的推理，因為無聊的嘲笑和無謂的戲謔，因為刻薄的偏見和熱情的胡話，因為無益的挑剔和粗野的辱罵而感到厭惡。他是由於敵手的軟弱而變得驕傲和得意，就不屑於提筆展開爭論了。」 讓我老實承認吧，我在教會剛剛開始發炮轟擊時，是有些驚慌的；但一經發現這種空洞的吵嚷只不過是損我一下的意圖而已，我的恐懼就立即轉化為憤怒；而一切憤怒的感情或者好奇心，則是好久以來早已在純粹的滿不在乎的態度中消散掉了。 * * * (1)諾思勳爵1754年入議會，1767年在格拉夫頓內閣中任財政大臣，同時為下院領袖；1770年任首相。吉本1774年入議會，當時諾思是內閣首長。 (2)指詹姆斯·麥克弗森的《歐辛作品集》。歐辛是半神話性的高盧族吟遊詩人。麥氏假託說搜集了流傳在蘇格蘭高地的歐辛詩歌並譯成英語，從而編成此書，其實是麥氏的創作。 (3)馬布利神父是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很多，《歷史撰寫方法》是其中之一。在人物評價上，他喜歡厚古薄今，對伏爾泰、休謨、布豐等人一概罵倒。吉本說他「是個道德和自由的愛好者；不過他的道德是嚴酷的，他的自由容忍不了一個與他對等的人。」 (4)普利斯特利：十八世紀英國化學家、哲學家。達爾林普爾：十八世紀蘇格蘭著名法官，又是作家和考古學家。懷特：十八世紀英國教士、博物學家。 (5)塞爾維圖斯：十六世紀西班牙神學家，又是著名的醫學家。在神學上，他反對卡爾文派的學說，因此被害。 (6)霍斯利：十八世紀英國教士，也很熱心於科學，是牛頓全集的編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