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十七　編輯·寫作·論爭

我的朋友德韋爾登來到英國，是為了想找個有良好收入的高尚職業。他從家裡匯來的款子數額極有限，而且靠不住。我的錢包是經常敞開的，可是往往掏空；我深切感到需要有錢有勢，要這樣才能幫他補正命運上的差失。憑著他的願望和資格，他想找個替富家學生當走訪教師的位置；可是一有空缺，就引起許多求事者的急切鑽營，致使爭取多時不得成功。替他謀個國務大臣辦公室里的錄事職位也不容易，直到我花了許多請託功夫方才到手。 他在英國住了幾年，卻一直沒有學會英語的正確發音和熟練談話，不過他能順利閱讀並且品評最難讀的英國作家的著作。他對英國語言和詩歌所具有的精審知識，是外國人中少有的。我們英國人欣賞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加里克的演技，很少有人能在感受和辨別上比他更為精細的。他自己覺得精力充沛，又確信我能幫助他，所以鼓起勇氣要效法馬蒂博士辦刊物，對馬蒂博士的《不列顛雜誌》表示尊敬而又感到不足。他要改進編法，用一種觀察英國民族藝術與風俗的哲學觀點同文學活動的記錄結合起來。我們這本雜誌的一七六七年一卷，用了《大布列塔尼文學論文》的題名，很快編就付印。第一篇文章是利特爾頓勳爵的《亨利二世歷史》。這篇文章的刊用，必須由我負責。這篇洋洋大文，在見解和學識上並無特別高明之處，不過讀者認可了我的選擇。另一篇是我的朋友選的《巴思導遊》，一篇輕鬆而又富於奇想的作品，具有地方性的、甚至方言上的趣味。我對這樣大膽用稿吃了一驚：他卻笑我擔心過分。刊出成功，證明他的勇敢是對的。同時，凡是精通英法兩種語言的人，都將讚美他拿英國詩歌中的活潑精神，以至幽默作風，轉輸於法語散文的奇妙手腕。 我不願否認當時我對這些文章怎樣深感興趣。對這些文章，當然我是不需有一點慚愧的。不過時隔二十餘年，要我認定我們兩個合作者各人成績如何，卻是難以辦到的了。思想上長期的親密交流，將我們的情感和風格鑄在一個模子裡。在我們的協同工作中，我們輪流組稿，輪流校對。但我若老老實實提出讚美言語，那麼最恰當的讚美大概應是落到我自己的某一篇或某一段的。 雜誌的第二卷（1768年卷），發表的還是這類文章。我敢說，雜誌的實際成績是勝過它的聲譽的。不過另有一點同樣確實，就是雜誌所得的聲譽多於它的經濟利益。由於辦這雜誌，使我的朋友獲得了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照顧，也使我熟識了這位伯爵，那時伯爵因為年老多病，已經退隱林下了。我們也由此而認識了戴維·休謨先生，那時他是副國務大臣，德韋爾登就在他的官署里擔任小職務。伯爵接受了德韋爾登的一篇獻辭（一七六九年四月十二日），隨即給作者預留了為他的繼承人當教師的位置。休謨先生寫了一封答覆沃波爾先生《歷史問題質疑》的信刊登在雜誌上，後來他將這信改成一篇正式的文章。 雜誌第三卷集稿將近完成時，我介紹德韋爾登給理查·沃斯利爵士當了家庭教師。那爵士是個青年，新近去世的我的民兵老團長的兒子。他們倆相偕出國旅行，直到我父親去世後又過了一段時間方才回返英國。 我所發表的下一篇文章，是愛與恨的偶然閃現，是我尊敬謙虛的天才人物和厭惡自大的迂腐學究的偶然表露。《伊尼特》第六部是拉丁文詩歌中最完美最可愛的篇章。伊尼斯和女巫下降到陰間地獄，到鬼魅世界，展開了一片無邊無涯的可怕景象：從丘米洞穴黑夜似的幽暗到天堂樂土的極度光明，從簡單天然的夢境到埃及神學上和希臘哲學上的夢想。可是詩中主人公最後通過象牙大門而消失形跡，這大門「偽稱通往天國，實則導入黃泉」，如此便仿佛瓦解了整個魅力，而使讀者落入到一種冷漠、憂戚的懷疑境地。人們用各種方式將這個最不完全、最無力量的結論強加於作者維吉爾的愛好或他的不信宗教的思想上。不過，根據沃伯頓主教(1)較為精細的解釋，主人公進入地獄不是虛假景象，而是擬想景象，它表現了伊尼斯以立法者的身份，創設了一年一度供奉穀物女神得墨特爾的儀式。這假說，是沃伯頓所著《摩西的神聖殿堂》中很特出的一節，許多人認為是切實的。人們都稱讚他解釋得很巧妙；三十年中，也沒有人提出來認真加以批判式的討論。作者的學識和能力把他抬高到了一個恰當的有名地位；可是他以獨裁者和暴君的架勢主宰著文學界。沃伯頓的實際功績，由於他驕傲自大地宣說他的那些錯不了的教令而跌價了。他在辯論文章里無情地或者毫不克制地鞭撻他的敵手；而一些奴顏婢膝地奉承他的人，則將這位著名批評家吹捧為遠遠勝過亞里士多德和隆吉那斯，同時又攻擊一切反對求靠神簽和崇拜偶像的謙抑的持異議者。在一個自由國度里，這種專製作風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對，而反對的熱情則很少是純正而不偏私的。牛津大學一位新近去世的教授（洛思博士）(2)寫了一封尖銳而又體面的信（一七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為他自己辯護，同時攻擊這位主教；以後，無論這篇不顯眼的辯駁信效用如何，他卻顯然因為沃伯頓和他的奴才們之間悄悄地鬧糾紛而取得勝利了。 我對沃伯頓沒有任何私怨，卻也非常想用長矛刺一刺那位巨人的盾牌；就在一七七〇年初，我的《關於〈伊尼特〉第六部的批評意見》送去付印，沒有署我的名字。這篇短文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用英文寫的文章，筆鋒瞄準了沃伯頓主教本人和他的假設。我證明了，古代的立法者並不創製祀神儀式，同時伊尼斯也從未掌管過立法者的職權。我又說，沒有任何論證或任何實際情況可以將一段史詩的情節熔化為諷喻文字，或者將冥國入口處阿維爾納斯湖的場景移至穀物女神的神廟；我認為這種任意的假設，無論對詩人還是對假設者，同樣都是有害的。我又說，假如維吉爾沒有創製權，他不可能泄露創製的秘密；假如他賦有創製權，他也不會泄露這秘密。這些論證至少在我自己是感到滿意的。 由於主教和他那一伙人審慎地保持緘默，我的批評文章不久就沉沒在當日的大量小冊子堆里了。可是就我的感受來說，公眾的冷淡卻被格廷根大學的海恩教授(3)有分量的稱讚所壓倒。海恩是維吉爾作品最近、也是最好的編輯者，他贊同我的駁斥，並且稱我這個不知姓名的作者為「有學問的、高雅的英國人」。但我又禁不住要引述一下海利先生(4)讚揚這篇文章的評語。海利本人是個詩人和學者，他說，「關於維吉爾詩歌第六部的論述，是一篇錯綜複雜的假說，費盡功夫轉彎抹角地形成一系列引述和論證，在若干時間內一直無人駁詰。……終於，有一位很高明的、但隱去姓名的批評家出來了，他在我國所產生的一篇最有見地和活力的文章中，針對古典文學上的一個問題，徹底推倒了這座基礎不穩的大廈，揭露了自命不凡的大廈建築師的傲慢與無能。」他甚至曲意為我的尖酸筆法辯解，而在那位較為公正的海恩筆下，對這一點則是責備得很溫和的。但我不能原諒自己這樣輕蔑對待一位雖有種種缺點、卻仍值得我尊敬的人物；更不能原諒的是，在對人的攻擊中，我怯懦地隱瞞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從我刊行《論文學研究》到《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的出版，十五年間，我只發表了這篇對沃伯頓的批評和上述我們這雜誌上的幾篇文章。我特別應當陳說一下，從出國旅行到我父親去世，就是在沒有任何專業職務分散我的讀書生活上的功夫和樂趣的那一段時間裡，我幹了一些什麼，或者自白一下我怎樣虛擲了光陰。 （1）自瑞士革命歷史無結果的工作（1768年）停止之後，我立即開始對撰寫羅馬史逐步地從發願到希望、從希望到計劃、從計劃到執行，但對撰寫的限度和範圍，我還只有一個很不完全的概念。古典作家，最便於取得著作的如塔西佗、小普林尼以及玉外納，都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我不知不覺地落入到奧古斯都時期歷史的大海中去了。其次我考查了一系列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原始記錄，幾乎始終執筆在手，隨時進行摘記。又用各種勳章紀念章和地理上及編年史上所見的銘文作為輔助材料，以印證有關事物。為了在我觀察所及範圍內確定並排比許多零星分散的資料，我利用了蒂勒蒙的收集方法。他的鑑定能力精確無比，幾乎可以稱為奇才。對於整個中世紀的黑暗時期，我依據那位博學的穆拉托里所編的《義大利編年史與古文物》進行探索，孜孜不倦地拿此書所述比較了西戈紐斯(5)等人所寫與此書平行或交叉的許多記錄，直到差不多完全熟悉了十四世紀羅馬城遺址的情況為止；卻沒有想到這最後一章竟要寫上六個四開本的原稿和花上二十年的時間。我所購得的許多書籍中，有一本詹姆斯·戈德弗魯瓦注釋的《泰奧多修斯法典》，是應該以感謝之心記住它的，因為我是作為歷史書使用了它，並且用得很多，而不是作為一部法律書。但是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這部書都可以被視為有關四、五兩個世紀羅馬帝國政治情況的一座範圍廣泛、內容豐富的資料庫。由於我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基督教「福音」的傳播和教會的勝利，同羅馬君主政體的敗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我拿不信教的普通人對這些新興教派所持坦率的或敵視的看法，同這一場變革的前因後果作了衡量，又拿這些看法同基督教徒本身的敘說和辯白作了對照。出自猶太人和異教徒的證據，例如拉特納博士所收集並加以說明的文獻，都由我用來指導我對原始材料的研究。在廣泛論述這種奇蹟般的盲目熱情的時候，我從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時代所表現的沉默中暗暗地得出我的結論。我集中了為寫羅馬史而準備的許多直接間接的有關資料。不過，嚴格地說一句實在話，這些準備工作是在這個生活階段以前，即在我父親去世到我定居倫敦之間的兩個夏季（1771年與1772年）里，就開始進行的。 （2）我自由自在地接觸了許多書籍和人物，如果要將經由別人介紹而認識的人一一列舉其姓名和身份，那是寫不完的。不過我們可以從這種一般性的認識中分別友誼和敬意的等次。我遵照「讀書多勝於花錢多」這條明智的格言，一遍又一遍溫習了法文和英文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的古典著作中的不朽作品。我的希臘文學習（雖然沒有像我所計劃的那樣勤奮）保持了、並且擴大了我對這門高尚語言的知識。荷馬和色諾芬仍是我最愛讀的作家。我還差不多要將一篇《論小居魯士時期》拿去付印了。就我自己看來，這篇文章是寫得還不壞的。在某一個時期之後，許多人拿新的優良出版物作為唯一的精神食糧；而最嚴肅的讀書人，則往往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為了提供應時流行的題目，不由自主地打破這個常例。我的第三次閱讀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律注釋集》，可以說是出於更高尚的動機；我就這部英文著作所寫的大量批判性札記，是我第一本認真地用母語寫成的作品。 （3）我的用以進行文事活動的閒暇時間，遠沒有一個陌生人可能眼見的那樣完整和自由。在倫敦的匆忙日子裡，我缺乏書籍可讀；而在漢普郡的隱居生活中，我又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時間。我的寧靜逐漸受到家事煩慮的打擾。如果在我父親由病重到去世的那個不幸的夏季里（1770年），我竟還能有許多時間消磨在讀書上，那我就該為我冷酷的人生態度而愧死了。 對法戰爭結束時（1763年）民兵隊伍的解散，使我父親（一位新的解甲歸田的英雄）重返農業生活。他的辛勞是有益的，他的歡樂是純正的，他的願望是適度的。他似乎享受到了被詩人和哲學家們稱讚為最諧合自然和最無關乎財產的幸福境界： 「他有福澤，猶如最初的初民， 沒有債務，不怕篡逆，不為業務操心； 帶著他自己的人手在土地上耕耘， 這土地曾對他先人的勤勞表示了謝忱。」 ——賀拉斯《抒情詩》 可是就我父親的幸福來說，卻缺乏那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沒有債務。他在青年時代的浮華生活，到了衰老年齡就叫他受到憂慮和懊悔的嚴厲懲罰。一七五八年我從洛桑回來時的第一次抵押地產，只使他暫得一部分緩解。每年應付利息和家人生活費，是他收入中的一份沉重開支。民兵組織須花一筆錢，而他所經營的這個農場，又不是一宗盈利的買賣。他還為過去的一起訟案負擔著訴訟費和損失賠償費。他的債主每年都是人數大增，而耐心大減。在這種痛苦情況下，我贊成再作一次抵押，贊成賣掉普特尼的產業，贊成作出一切可能減輕他苦惱的犧牲。可是他不能再憑理性行事了，他的遲疑不決，不但拖延了困難本身，而且耽誤了解除這些困難的措施。丟臉、畏怯、自責的痛苦不斷地啃齧著他的活力；他的健康垮掉了；他失去了精力和視力。一種水腫病迅速加劇，預示了他的死亡，他終於在一七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葬入墓穴，享年六十四歲。 家庭中有個傳說，仿佛我父親的家庭教師把他培養成多變的性格，一輩子醉心尋求快樂，卻始終陷於失望。但這些氣質上的弱點，幸而有頭腦和心地上的美德、有最熱烈的自尊與仁愛的情操作了彌補。他那優美的儀表，文雅的談吐，溫和的舉止，以及真誠的和悅態度，使他每到一處都受人歡迎。隨著時世和輿論的變遷，他的自由精神早就將他從托利黨教育的熱狂和偏見中解放出來了。我服從自然法則；我自己覺得在孝道上業已盡了一切應盡的責任，因此也就減輕了我的悲痛。 * * * (1)威廉·沃伯頓：十八世紀英國教士、作家。文學著作很多，有赫德主教所輯他的七卷集。他本人又曾協助西奧博爾德編輯莎士比亞全集。 (2)洛思：十八世紀英國教士、作家，曾任牛津大學教授。 (3)海恩：十八世紀德國古典學家，格廷根大學教授，編有荷馬、維吉爾、平達、阿波羅多拉斯等人的詩文集。 (4)海利：十八—十九世紀英國作家、詩人，著有《論繪畫、歷史與史詩》、《庫珀傳》、《彌爾頓傳》等書。他曾一再寫詩頌揚吉本。 (5)蒂勒蒙：十七世紀法國宗教史家，著有《羅馬皇帝史》、《宗教史研究文集》等書。穆拉托里：十七—十八世紀義大利古物學家、歷史學家，著有《義大利史》等書。西戈紐斯：十六世紀義大利古典學家，摩德納等大學教授，著有《義大利王室》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