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二十一 羅馬史引起的毀譽和感觸

吉本 《吉本自傳》
我在洛桑安靜地住了四年,不曾離開這地方超過十英里。四年後,我帶著一點勉強和恐懼,作了一次跨越大山、渡過海峽、全程六百英里的長途旅行。但這次艱難的旅行終於完成了,沒有遇到危險,也不太勞累;過了兩個星期,我已經進入謝菲爾德勳爵的住宅和書房,平安,高興,而且自由自在。我的朋友霍爾羅伊德先生,已經憑著他的身份,代表考文垂坐上了議會的議席,當上了輕騎兵某團的團長,還接受了愛爾蘭的貴族封號。他的政治文章的思想與精神,決定了關於我國對美國及愛爾蘭商業利益的重大問題的輿論。 他的那本《美國觀察報告》銷路很廣,產生了有利的影響。他的文章衛護了,也許還挽救了《航海法案》,那是保障不列顛的重要法規。他用了大量的事實和論證,證明英國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後,是可以存在下去並且發達起來的。我的朋友歷來不曾琢磨過寫文章的技巧,但他的材料很豐富、很精當,他在紙面上明晰地刻印下一積極有力的思想。他的那本《愛爾蘭貿易、工業及當前政治狀況的觀察報告》,用意在於指導一個國家的工業,矯正其偏見,安撫其情緒,而這個國家似乎忘記了,它只有同大不列顛結成友好關係,才有可能獲得自由和繁榮。觀察報告的結尾部分,寫得非常輕快而且生動,即使對這問題沒有什麼興趣的人,也是可以一讀的。 他於一七八四年隨著不得人心的兩黨聯合行動的失敗而失去議員席位。但在一七九〇年的最近一次大選中,通過布里斯托爾市對他的光榮邀請和自由選舉,又將他的才能肯定了。在我留居英國的整個期間,我在謝菲爾德別墅和唐寧街受到了他的殷勤親熱的款待;而最愉快的一段時間,是我和他們家人一起過家庭生活的日子。 在首都的較大範圍的接觸中,我不帶一個英國人的偏見,而用一個英國人的知識觀察這個國家和這城市的居民;但我為財富和繁榮的顯著增加而歡欣鼓舞,而這局面的形成,是可以公平地歸功於民族精神和當國者的智慧兩方面的。現在一切黨派惡感都已置之腦後了;由於我不是任何人的競爭對手,所以也沒有人是我的仇敵。我感覺到獨立自主的尊嚴,並且因為我別無所求,所以我滿足於社會上的一般禮貌待遇。我在倫敦訪問的人家,最有興趣、走得最勤的,是諾思勳爵公館。他在失去權力又失去視力之後,仍然快活地對待自己和朋友,而我在此刻公開地向他表示感激與尊敬,也不再會有人懷疑為帶有什麼鑽營的動機了。 在我離開英國之前,我看到了議會大廳里審訊哈斯丁斯先生的威嚴場面。對這位印度總督應不應當判罪,不在我的研究範圍;但是謝里登先生的口才引起了我的讚賞;我聽了他在全國公眾面前對我個人的褒獎,也是不能無動於衷的。(1) 他這樣連續四天顯示才能,使我注意到一樁完全屬於機械性的小事。當我待在政府財務管理人專座上的時候,我對這位速記家發生了好奇心,想問問他一個備有底稿、口齒敏捷的演說家每一小時可以講出多少單詞。他的回答是七千個到七千五百個。取其中數七千二百,那就是每一分鐘一百二十個單詞,每一秒鐘兩個單詞。不過這個算法大概只適用於英語。 由於我的英國之行主要目的在於出版歷史書的末後三卷,所以我首要關心的是這件事。在我經過倫敦時,我同書商和印刷廠商定了各項初步安排,以後就由印刷廠將校樣託交每一班郵車送到謝菲爾德別墅,經過我校正後送回。排版有一定過程,住在鄉下有許多空閒,所以我有時間覆核一下我的原稿。我獲得了幾本罕見而有用的書,如《耶路撒冷的刑事審判》、《羅馬城市的建立》等,摘取了一些補充材料,添入適當的章節。第四卷的印刷花了三個月。我們的共同利益要求我們加速步伐;斯特拉恩先生按照約定完成任務,每星期印成九張書頁各三千份,這是很少印刷廠家能夠承擔的。不過出版日期卻延遲了,為的是要跟我的五十一歲生日湊在一起。那一天,在卡德爾先生家裡舉行了一次很有雅興的文人宴會,慶祝此番雙重喜事。他們朗誦了一篇海利先生所作的高雅的頌詩,我聽見後似乎臉紅了。海利先生曾經不止一次用他的詩才褒揚他的朋友。在他將我的名字寫入他那討論歷史的一些書信之前,我還不認識這位和藹的漢子和文雅的詩人。後來他又用詩歌為羅馬史第二、三卷向我表示感謝。而在一七八一年的夏天,「羅馬之鷹」(他給我的光榮稱號)是曾經接到過啁啾在奇切斯特附近厄瑟姆樹叢里那隻「英國之雀」折柬邀請的。 由於大多數已購此書前三卷的人自然地希望湊成全套,所以續出諸卷銷售得很快很容易;於是又印了一種八開本,以較低的定價滿足公眾的要求。 這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是一般人都閱讀的,有各種不同的評語。我的筆法受到了學術界的許多批評。宗教界的吵嚷又起來了,斥它粗野的責備,又在苛刻的道德審查者中得到了高聲的迴響。我始終不能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吵嚷把我的後三卷斥為粗野。(1)前面三卷,特別是第一卷,是同樣不加拘束地寫下來的,可是並沒有遭到責難。(2)在時代風習的描繪上,我是有理可說的;狄奧多拉(2)的穢行醜事,形成了查士丁尼皇帝治績和名聲上的一個重要特色。我的歷史書里暴露得最徹底的故事,是從一位青年人的導師、神父約瑟夫·沃頓先生(3)那裡抄來的(見所著《論蒲柏的詩才與著作》第322—324頁)。(3)我用英文寫的文章都很純淨,所有穢濁的片段,都用一種學術語言使它變隱晦了。行為端正的布瓦洛,(4)在一個比英國謹慎的國度里,用一種比英語嚴格的語言說過:「拉丁人在他們的語言裡不顧貞潔。」 不過,從整體說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羅馬帝國衰亡史》似乎已經紮下根了,同時也說不定,往後一百年仍會有人加以糟蹋的。波森先生(5)盛詞褒獎我這部歷史書的文筆和氣魄,但我對此所感到的高興,比不上因他如實地證明我的專心、勤奮與準確而感到的滿意;而這些微末的優點,在宗教狂熱者眼裡,是異常橫蠻地一概抹殺的。他那讚揚詞語之中的甜味,也調和有適當的酸味。 法文、義大利文和德文的譯本,在翻譯出版上,各有不同的成功之處;但我對於那種質量不好的本子,儘管宣揚了原作者的姓名,卻損害了他的品格,所以不欲讚許一句,而且還衷心地想使它停止發行。此書的第一卷,是由一位性格慎重而又富有資財的青年紳士勒克萊爾先生譯成法文的,雖然態度忠實,但表達不大清楚。他去世後,有巴黎的兩位工業家德米尼埃先生和康威爾先生繼續這工作。但前者現已成為國民公會中很活躍的一名成員,這工作在他的合作者手裡委頓下去了。從翻譯者或其譯文的出色成績來看,我樂於推許義大利文的譯本。但第一流的批評家稱讚德文譯本譯得好,可惜我不懂德文,無法閱讀。愛爾蘭的監印者,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敵人。但我對於從瑞士的巴塞爾印了大量內容正確的翻版本供歐洲大陸銷售,倒不能感到不快。英國的語言和文學的征服範圍,現在已經不限於歐洲一地,一個在倫敦獲得成功的作家,很快就有德拉瓦河與恆河兩岸的人閱讀他的著作了。 我在第四卷的序言裡,儘管表明我以作為一個英國人而自豪,但我宣布不久將回返洛桑湖畔居住。在洛桑的生活,證明了我為自己的安樂作了明智選擇的斷言;我到英國一年,也不曾有一次發願要定居在祖國。不列顛是自由而幸運的島嶼;但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將洛桑住所的舒服生活與美麗景色結合起來呢?倫敦的喧擾震驚了我的耳目;公共場所的娛樂活動不復足以消除煩惱;各處俱樂部和遊樂集會全是一些陌生面孔和年輕人;而我們最好的歡敘方式,就是拖延到夜深的長時間宴會,不久就要成為有害於我的健康的了。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我就必然成為懶散、無足輕重的人:可是最榮耀的誘惑物,已經不能引誘我再一次參與議會或政府職務了。 我在我的歷史書出版後幾個星期,在湯布里奇鎮上,偕同一位隨我來英國的瑞士青年朋友,依依不捨地告別了謝菲爾德勳爵和夫人,走上去多佛和洛桑的道路。我的洛桑住所,在我離去時裝修一新,隨我的行腳從倫敦運來的最後一部分書籍,使我有選擇地藏書的書齋增加書數到六七千冊。我的書齋很寬廣,我的選書是自由的,我的讀書胃口非常好。我拿荷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飽餐一頓之後,落入到了柏拉圖著作的哲學迷宮裡,這中間戲劇性部分也許比論證性部分對我更為有趣。不過我若遇有在閱讀或思考上偶爾打開的門道,我便轉入每一條探索的小徑去了。 可惜的是,我的回返舊居的歡樂,以及探究學問的熱情,不久因為我的朋友德韋爾登先生的悽慘景況而大大減損。他的體格和情緒,長期以來逐步下降,一連串中風徵象的發作,宣告了他的機體瓦解,在他尚未咽氣的時候,一切愛他的人都無從希望他能留住生命了。理智的語言也許會祝賀他的解脫,但天然感情和友誼卻只有經過若干時間才能淡漠下去。他那和藹可親的性格仍然活在我的記憶里;每一間屋子,每一條走道,都印下了我們兩個人的足跡;而且,要是在我的朋友去世之前和去世之後,我沒有很長一段時間苦苦沉思,那我對自己的人生態度是應當抱愧的。他在最後一份遺囑上寫明,要我自己決定,或者購買他的住宅和花園,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享有這些產業的使用權,條件是按商定價格付款給他的作為繼承人的親屬,或者只出少量的租金。要是當時沒有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麻煩使我難以取得所有權,大概我是要將那財產買過來的。涉訟不免使人煩心、不快,而且還是成敗難卜的事。那位繼承人十分爽氣地簽了一份租約,據此我可以在法律上更有效地終身據有這份產業,而他則可以在將來的地位上更為有利。 但我時常咀嚼著蒲柏為答覆他的有遠見朋友的反對意見所寫的幾行得體的詩句: 沒有兒子或妻子,可憐你還蓋房子; 蓋了,只能由你享用到壽終時為止。 好吧,只要歸我使用,何必還看重 歸屬的名頭是我蒲柏還是他弗農? 確定了我的使用權,我就可以花上一筆相當數額的錢從事修理和改裝了。裝修工作進行得很精巧、很有藝術意味;在歐洲的文人中,大概很少能像我這樣得到滿意的住所了。 然而我感到,我是孤獨地居住在天堂里,而且隨著年齒的增長,我將越來越痛苦地感到這一點。在洛桑的熟人中,我逐漸地從一家高尚人家獲得了純粹、親切的友誼;(6)這個家庭有四個人,都具有非常適合其年齡和環境的品德,因此我熱心地像兄弟一樣喜愛那兩位做父母的,又像父親一樣喜愛那兩個孩子。我們每天都要相互找些機會碰面。可是,儘管有這樣親密的接觸,終究彌補不了原來那種家庭生活的消失。 近來兩三年中,法國的騷亂像陰雲般籠罩了我們的安靜生活。洛桑有許多家庭,因為害怕一種破產局面日漸迫近,所以非常驚恐;但這場革命,或者應當說是這個王國的解體,在鄰近幾個國家乃是聽到這個消息和感到這個局勢的。 對於法國革命,請讓我表示,我同意伯克先生所提的信念。(7)我欽佩他的口才,我贊成他的政見,我敬慕他的騎士風度,同時我幾乎還可以原諒他對各種教會制度的虔敬表示。有時我想寫一篇已故名人的對話,讓盧西恩、(8)伊拉斯謨和伏爾泰共同承認,如果對盲目而瘋狂的群眾揭露某種古老的迷信,以致引起其蔑視,那是危險的。 洛桑因為與法國地域相近,風俗相似,語言相同,所以吸引了大批逃避公開毀滅的男女移民。洛桑鎮上和鄉間有限的住宅,現在住滿了往日君主政體下的高官和貴族。這些高貴的逃亡者夠得上我們的憐憫;他們可以得到我們的尊敬,但是按照他們目前的精神狀態和財產條件,他們對我們的娛樂活動不可能有很多幫助。我們不能作為心安理得的看客,以閒散態度觀看歐洲戲台上的演出;瑞士內部的和諧氣氛,多少被黨派幽靈破壞了。我們的紳士淑女們扮演了無師自通的政治家角色;智慧與經驗的冷靜指示,被洋洋得意的民主派的吵嚷聲淹沒了。鼓動叛亂的狂熱的傳道者,曾在瑞士城鄉各地散布不滿的種子,這種子繁殖了二百五十多年,既不害怕戰爭的來臨,也不感受政府的壓力。許多人,也有一些社團,似乎傳染了從法國過來的狂亂症,就是平等與無限自由的瘋狂理論。但我相信,人民的整體是忠於他們的君主並且忠於他們自身的;我確信叛亂的失敗或成功,同樣都不免以國家的毀滅而告終。伯爾尼的寡頭政府保護著公眾的幸福,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去尋究這個政府是否以人權為其基礎。瑞士國家在經濟上不需求助於捐稅而得到充足的供應。行政長官施行統治必須謹慎、公正,因為他們是在一個武裝國家中不帶武裝的。 瑞士的國家歲入,除了幾項小額捐稅之外,來自教會的地租、農產品什一稅、世襲土地賦稅以及存款利息。瑞士聯邦共和國在英國的存款計近五十萬英鎊,人民對政府的財產數量是不知道的。就我本人來說,(但願這句話落空!)我只能明白表示,一經聽到叛亂鼓響,那就是叫我立刻離去的信號。 當我默想生死的共同命運時,我必須承認,在生活的抽彩比賽中,我已經抽得高額彩金了。地球上絕大部分地方布滿了野蠻生活和奴隸制度。在文明世界,人數最多的階級逃不了愚昧和窮困。我自己得以出生在一個自由、文明的國度,出生在一個體面、富有的家庭,這種雙重福祉乃是千百萬分之一的僥倖機會。新生兒的成長,大概說來,三人中僅有一人上得了五十歲。我現在已經過了五十了,不妨從精神、體格和財產三個方面適當地估計一下我的存在的現值。 (1)幸福應具有的首要而且必不可少的條件,是清白的心地,不為某種不良行為的遭受指責或常在記憶所玷辱。 「此地猶如一道青銅鑄就的城牆, 無一物可受輕視,亦無缺點可生恐懼。」 我賦有一種和樂脾氣,一種適當的感受能力,還有一種天生的喜歡靜止而不喜歡活動的性格;有幾種不良愛好和有害習慣,大概已因人生態度或時勢的改變而得到改進了。有喜歡讀書的熱情,這是從享樂中所產生的活力,每天,每一小時,都源源不斷地提供獨立自主的、基於理性的樂趣;我也沒有感覺到心理機能有一點衰退。原始土壤經過開墾耕作而大大改善了。不過也許還得問一下:某些虛幻的花卉,某些使人快意的錯誤,是否已同偏見的雜草一起芟除了? (2)由於我已逃脫了兒童時代長期患病的災厄,所以醫生的嚴肅勸告已不是經常必要的了。我從來不知道「過分健壯的瘋狂」,但我的孱弱軀體業已隨著年歲的增長而變強壯,而我在此刻從嬰兒般酣眠所得到的無窮好處,大概是可以歸因於精神和體格兩方面的。 (3)我在上文已經介紹了我的交遊對象和我所處環境的種種優點;不過,若使擁有這些優點而沒有足夠的經常收入予以保證,那麼,這些享受就可能成為乏味的或者苦味的事情。按照瑞士的標準來說,我現在是個富人;我確實是富有的,因為我的收入超過了我的支出,而我的支出則抵得上我的願望。 我的朋友謝菲爾德勳爵好心地幫助我解除了那些最不合我的愛好和脾氣的煩心事務。此外,自從我的第一次婚姻願望挫折之後,我就一直不曾再在這個問題上作過任何認真的考慮。這一點也得添上去吧? 我厭惡有些文人的裝腔作勢,他們訴苦說,他們放棄了物質而換得了影子;又說,他們的聲譽(有時分量並不太大)只為遭受妒忌、責難和迫害提供了一點微薄的補償。(9)至少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認識。二十年的快樂歲月,是我寫歷史的辛勤勞動激起活力的,而寫書的成功,又在世界上給予我一份聲譽、一個地位、一種身份;沒有這勞動,我就夠不上獲得這一切。我的無所拘束的寫作,確實招來了不可理喻的一幫人;不過,由於我不怕螫刺,所以對於那些大黃蜂營營嗡嗡的噪擾,不久也就習慣了:我的神經不會敏感到發生哆嗦,而我在文事上的脾氣又修養得很好,容易感受樂趣而不容易感受痛苦。一個作家,出於理性的自尊,如果遇到語意含糊、不分皂白的恭維,是只會覺得屈辱,而不會覺得愉快的。但他不可能,也不應當漠然對待出自私人和公眾的尊敬的適當表示。甚至如果他想到,在目下,即當前這一時刻,他在向遠地朋友們輸送某種程度的悅樂或知識;如果他想到,有一天他的思想將為他的朋友們此刻尚未出世的第三代所熟悉;那麼,他在道義上的同情心也可以得到滿足了。我不能誇說帝王公侯對我的友誼或恩典;英國文學上保護人的地位,好久以來已經轉移到書商身上了,他們慷慨施捨的分量,成了測試我們大家成功大小最不含糊的尺度。我的財產屬於中等地位,這對於加強我的努力用功,也許起了一定作用吧。 「現在」是正在飛逝而去的一瞬間,「過去」是不復存在的了,而我們對於「將來」的預測,則是模糊難明的。這一天說不定有可能是我的最後一天。不過一般說來非常真確、在個別事例上很不可靠的蓋然性法則,對我仍可以給予存活大約十五年。我不久就將進入哲人封特涅爾根據他的判斷與經驗所選中的、他那漫長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他的選擇得到了那位能言善辯的自然史家(10)的贊同;那位自然史家認為,我們道德上的幸福確定於成熟時期,估計此時我們的激情已經平靜下來了,我們的職責完成了,我們的雄心滿足了,我們的聲名和財產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了。在私人談話中,這位和藹可親的偉大人物還拿他自己的經驗作了說明。而要說明這種秋熟時期的幸福,伏爾泰、休謨以及其他許多文人的生平歷史也是可以用作例證的。我非常願意接受這個令人慰心的道理,不欲加以議論。我不願想到精神方面或體格方面的任何早衰;但我必須提出不願提的意見,就是有兩點原因,即時間的短促和希望的落空,將永遠給人生的晚年抹上一重更黯淡的顏色。 * * * (1)謝里登由法院指定為政府財務方面的代理人,在1788年對第一任印度總督哈斯丁斯貪污和殘忍行為的控案中,代表政府發言,以其辯才博得盛大聲譽。他在控詞中說,構成被告犯罪行為的大量事實殘忍無比,在古代歷史書,無論是塔西佗或吉本的書里,都難找到同樣事例。 (2)狄奧多拉: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的皇后,婚前是聲名狼藉的演員和舞女。 (3)沃頓:十八世紀英國詩人、批評家,在所著論蒲柏書中,反對當時詩歌創作上流行的雕琢、說教之風。 (4)布瓦洛:十七—十八世紀法國詩人、古典主義文學理論家。 (5)波森:十八世紀英國古典學家,劍橋大學希臘文教授。 (6)指的是塞弗里的家庭(按塞弗里即上文所說跟隨作者到英國、後又同返洛桑的瑞士青年人)。——謝菲爾德原注 (7)伯克反對1789年的法國革命,在其所著《法國革命感想錄》中,猛烈施行抨擊。吉本在許多政治問題上贊同伯克的意見,對法國革命也表示深惡痛絕。 (8)盧西恩:三—四世紀時中亞基督教會監督人,聖經學者,編有《新、舊約》修訂本。 (9)阿朗貝爾先生說,有一次他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起在桑蘇西的花園裡散步,腓特烈對他說:「你看見在那陽光滿地的河岸上打瞌睡的那個窮苦的割草老婦嗎?說不定她還是比你我都快樂的人。」國王和哲學家可以各抒己見;就我來說,我可並不羨慕那老婦。——原注 (10)自然史家指《自然史》36卷的作者,上文曾經提及的法國博物學家布豐。據原注,布豐鑒於人們漠視四至二十小時內有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斷言,萬分之一左右的可能性決不會影響一個有理性者所懷的希望或恐懼。這是真確的事實。但人們之所以漠視,乃是出於輕率,而不是出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