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十三　漢普郡民兵生活的回憶

英國人民在一場光榮的戰爭中，開始時是靠從德國招來的僱傭兵幫助防衛的。組織一支全國性的民兵，自從推翻斯圖亞特王朝的革命以來，就是每一個愛國者的呼聲了。而這一措施，無論在議會還是在作戰訓練場所，都得到了鄉間紳士或托利黨人的支持，他們不知不覺地將忠誠轉輸於漢諾威王室：用伯克先生的話來說，他們換了偶像，但他們保存了偶像崇拜。 我父親和我，作為漢普郡民兵團的少校和上尉，在向團部報名並接受任務（一七五九年六月十二日）的行動中，沒有想到我們因此必須離開，我父親離開他的農場，我離開我的書本，並且必須經受流浪的軍役生活整整兩年又半（一七六〇年五月十日到一七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然而三萬名鄉下人每隔一星期或一個月操練一次，可以把他們弄得既無用處又很可笑。到了敵人入侵的口實業已消失之後，皮特先生的人望又允許他採取非法步驟將配備武裝的民兵隊伍保持到戰事結束，照常發餉，照常值勤，在遠離各人家庭的地方呆下去。 當國王叫我們編隊的命令下來時，我們都來不及退出，也來不及懊悔了。漢普郡民兵的南方營，包括官佐和士兵在內總共四百七十六人，是個小小的獨立部隊，由中校托馬斯·沃利斯爵士指揮；他經過一場費盡口舌的劇烈爭執，將我們父子從郡長博爾頓公爵的專制管轄下解救出來。我作為第一名上尉，正式職位是我自己所屬那個連的連長，後來轉任擲彈兵連連長。但當中校和我父親不在營內，或者甚至在營內的時候，他們都委託我擔任口述命令和訓練全營的實際工作。我可以根據當時的日記，寫出我的那些不流血也不光彩的戰鬥行動的歷史來。不過由於這些事情在我自己看來多半已經失去意義，所以還是略說幾句就帶過去吧。 我們最初在溫切斯特（一七六〇年六月四日）編隊，因為換個陌生地方進行訓練較有好處，在我們自己的要求下，就變動了駐地。遵照陸軍部任意的、往往變化無常的命令，我們這個營先後進軍到了有趣好客的布蘭特福（六月十七日），到了容易生病和吵架的地方希爾西兵營（九月一日），到了肯特郡林地的克蘭布洛克（十二月十一日），到了多佛海濱（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了溫切斯特營地（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了人口眾多秩序紊亂的市鎮台維澤斯（十月二十三日），到了索爾茲伯里（一七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到了我們可愛的布蘭特福（三月九日）；最後到了上流人士遊樂地南安普頓（六月二日），在這裡我們的部隊駐定了，一直駐到解散（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們曾在望得見法國海岸的多佛海灘上進行操練。但我們生活中最壯麗而且有益的場面，是埃芬厄姆伯爵指揮下在溫切斯特丘陵草原上歷時四月的露營。我們的部隊計有第三十四步兵團和六個民兵大隊。通過友誼競賽，引起了大家對種種缺點的認識。我們改進了野外演習期間早晚出操的時間和條件。在大檢閱中，南安普頓部隊對於戰列步兵，是增添光彩的而不曾使它丟臉。以後在台維澤斯和布蘭特福兩地駐紮時，我們在軍事學習上進步很快；下一年夏天的投票選舉，又提高了我們的活力和精神。假如民兵組織再存在一年，我們可能同最強的兄弟部隊爭奪一下獎賞呢。 這麼許多繁忙和懶散的時日的損失，沒有一點優雅的娛樂可作補償。我的脾氣，因為同我們的農村官佐相處在一起，不知不覺地變得很粗糙了。然而，任何情況之下都有善與惡的平衡。一項活動職業的多種任務，很有好處地打破了安坐生活的習慣：在有益健康的野外操練中，我和一營人、而不是小小一隊人共同行獵。而且在那時節，無論白天或黑夜，只要有一點私人的或團部的事務叫我去辦，我都隨時出發，飛速地從駐地到倫敦，再從倫敦到駐地來回奔走。 不過民兵生活給我的好處，主要是使我成為一個英國人，還成為一名軍人。自從我出國受教育以後，由於我的內向脾氣，要不是在這個生面孔和新朋友的變化多端的景象中經受一番震動，要不是經驗迫使我揣摩上司們的性格、各個黨派的情狀、公職的形式，以及我國文官制度和軍事制度的作用，那麼對我的本鄉本國來說，我不免長時間一直是個外國人。在此番和平服役中，我吸取了英國語言的基本因素，還吸取了兵法知識，給我開闢了一個學習和觀察的新領域。我勤奮地閱讀了昆圖斯·愛斯略的《軍事論文》（吉夏特先生的譯本），並且細心地加以思考；這是在文章中把教授和老兵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的唯一作家。現代一個營的訓練和演習，使我對古代的方陣和軍團有了個較明確的概念，所以漢普郡擲彈兵連的上尉（讀者也許會發笑），對於羅馬帝國史的歷史家，倒也不是沒有用處的呢。 凡是有一點志氣的青年，即使把玩一下武器，也是會抖擻精神的；我就在最初熱情激發的時候，曾經認真地打算接受正規的軍人專業。不過經過我們的摹擬戰爭，由此讓我看到了它的明顯缺陷，我的這種學軍狂熱就冷下來了。我有多少次想望我在社會上和文學上應得的地位呀！我有多少次背誦（狂妄地比擬）西塞羅在率領一支地方部隊時所發的牢騷呀！實際上我是可以不失體面地從一個沒有危險的軍役中退下來的；可是往往在我露出一點求退願望的時候，上校的友誼口氣的請求，少校的為父者的權威，還有我自己對整個營的榮譽與利益的重視，就一齊使我難以脫身了。我感到我個人要脫身難以辦到，於是服服帖帖地對待職務：我的服役時間持續到遠遠超過西塞羅時代一年一度的役期；我是直到初步和議成立之後，根據政府解散民兵的法令，方才解除部隊職務的。 如果談到我痛惜時間的損失，那麼應當對我自身，同時也對民兵隊伍，說句公道話：損失的絕大部分不在於最初的七八個月，當時我必須一面學習一面又教別人。在布蘭特福的放蕩玩樂，在朴次茅斯的吵嘴爭論，消耗了沒有用到操練場上去的時間；而在一家小酒店，一座營房，或者一間守衛室里，則永遠是處身於混亂之中，此時一切學問上的思想都從我的頭腦里被趕走了。 十四　回返到做學問的道路 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我一生中歷時最久的荒疏，我到多佛時又一次享受到了讀書和思考的快樂。我以十分急切的欲望打開一本西塞羅的哲學書，當時的那種饑渴心情，想起來仿佛還在眼前。我的《論文學研究》在刊行前的最後一次複閱，促使我研究「神祇的性質」；這個研究導致我閱讀博索布爾(1)的《摩尼教歷史考證》。作者在書中討論了非基督教與基督教神學上的許多很深奧的問題。我越過作者的信仰範圍，從這本書豐富的事實和見解中引申出自己的結論。 自從這次恢復學術活動之後，我就不復陷於怠惰了。這一事例也可證明，從最不利於學習的生活中，幾個小時是可以偷得的，幾分鐘是可以抓到的。在溫切斯特營地的吵鬧環境裡，有時我坐在帳篷內進行思考和閱讀；在比較安定的台維澤斯、布蘭特福和南安普頓的駐紮場所，我總是弄到了一個單獨的住處和一些必要書籍的。 一六七二年夏天，趁著徵集一批新的民兵的機會，我到伯里頓有兩三個月的休息時間可以從事學問。(2)當擬訂一項新的學習計劃時，我在數學和希臘文二者之間頗費躊躇；自我從洛桑回來以後，我對這兩門學問一直是忽略的。一經選定希臘文，我就根據斯卡利熱的先例和我自己的考慮，決定選讀詩歌之父荷馬和古代《聖經》。不過斯卡利熱用二十一天讀完《伊利亞特》；而我是以二十一個星期完成同樣工作的，倒也沒有不滿於我自己的努力。 當我克服了初讀時的一些困難之後，詩歌中自然、和諧的語言馬上變成平易而熟悉的了，我就像一艘船，每天趁著輕快的風，循著一條穩定的航道，行駛在海上。 「阿波羅送來了好風，吹得一天涼爽； 他們忙豎起桅杆，張起潔白的風帆。 風吹帆滿，船下咆哮著黝黑的浪濤， 船走橫過大海，一瞬間不見了蹤影。」 ——《伊利亞特》 這一來，荷馬就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在研究這位詩人的過程中，我先後參考了希臘文作家們所寫的許多章節和片段，其中我想提到的，有蓋爾《神話學略論》中的荷馬傳記，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學》的幾卷，以及隆吉那斯(3)的論文《論崇高》的全部。這篇論文，從風格上來說，也是夠得上稱為「崇高」的。我的語法能力有了改進，我的詞彙有了擴大；在民兵隊伍里，我對希臘文獲得了一種正確、難忘的知識。每次行軍，每次旅行，總有賀拉斯的書放在我的口袋裡，往往還拿在手裡。 我的朋友喬舒亞·雷諾茲聽從他的聖哲約翰遜博士，不承認一切創造性的天才，不承認心智上有任何巧於某種藝術或科學而拙於其他的天然傾向。我沒有參加過形上學的，或者該說是詞語上的爭論，只憑我的經驗知道，從我青年時代早期起，我就希望成為一名歷史家。當我在民兵中服務時，在我那論文出版前後，我頭腦里的這個思想成熟了。我不能更生動地描寫出當時的感覺，不如拿那一時期的日記，分別用日期作標題，抄錄幾段如下。 一七六一年四月十日，在伯里頓。 （從多佛來此短期旅行。） 「想到撰寫歷史文章的幾個題目，我選取了法王查理八世的遠征義大利。我讀了《銘文學會研究報告匯編》中德·福爾瑟馬涅先生的兩篇文章，做了摘記。今天我還完成了一篇論文，探討了查理八世對於那不勒斯王位的權利，以及反對他的昂儒和阿拉貢家族的主張。全文計寫對開紙十頁，不包括大量注釋。」 一七六一年八月四日，在伯里頓。 （由溫切斯特營地外出一星期的旅行中。） 「長時間反覆考慮了擬寫歷史文章的題目，我將最初想寫查理八世遠征的念頭打消了，因為那歷史跟我們相隔太遠，同時遠征僅是若干重大事件的一個引子，其本身並不是大事要事。我先後選取了又放棄了查理一世的十字軍、反對約翰和亨利三世的貴族戰爭、黑王子愛德華的歷史、亨利五世與羅馬皇帝泰塔斯、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生平、蒙羅塞侯爵的生平等題目。最後我決定拿沃爾特·羅利爵士作為我的主人公。他那事跡繁富的歷史，由於他既是軍人又是海員，既是朝廷大官又是歷史家等多種身份，所以顯得變化多端；同時他的歷史還可以依我的需要為我提供未曾按正規方法加工過的大批資料。目前我還談不到實行此文的寫作。自由支配的閒暇時間，以及查閱許多已出版的和尚屬手稿的書籍的機會，都是必要的；可是在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下，要獲得這兩個條件，又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為求對這個主題和所需資料作個概括的考察，我還是讀了伯奇博士的沃爾特·羅利爵士的傳記，《百科詞典》中同一作者所寫關於羅利的長文，以及休謨《英國史》中伊麗莎白女王與詹姆斯一世兩朝的記述。」 一七六二年一月，在伯里頓。 （離開台維澤斯後的一個月。） 「在這一段休假時間裡，我又將思想轉到沃爾特·羅利爵士身上，於是進一步細心地閱讀了我的資料。我讀了伯奇博士所編四開本兩卷《培根文集》；讀了羅伯特·農頓的《伊麗莎白女王后期時事人物雜記》，馬利特的《培根勳爵傳》，以及培根全集第一卷中所載政治論文和第二卷中的許多書信；讀了威廉·蒙森爵士的《海軍論文集》和精心結構的《沃爾特·羅利爵士的生平》，後者曾由奧爾迪斯先生刊在他那《世界歷史》最佳版本的卷首。我的寫作題目對我已無阻礙了，一般說來，我已進一步看到成功的前景了。」 一七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伯里頓。 （我的夏季休居期間。） 「我恐怕不得不放棄我的傳記對象了；不過不管怎樣，我在研究他的故事、研究我國歷史上一個著名時期的工作中所花的功夫，並沒有浪費掉。奧爾迪斯所作《沃爾特·羅利爵士的生平》，是一篇很拙劣的文章；一份奴態十足的頌詞，或者一篇平庸無聊的辯護書，取材瑣細得令人生厭，筆調沉悶而又裝腔作勢。然而作者是個勤奮而有學問的人，他閱讀了有關傳記對象的一切文獻，他將收集所得的大量材料編列得井井有條。除了最近在西德尼和培根兩人的文件中所發現的一些遺聞軼事之外，我不知道還能添加什麼材料。我的雄心（不談難以料定的文筆與情趣的優劣）只可限於希望能將奧爾迪斯的文章改編成一個良好的縮寫本了。我還因為發現這篇材料豐富的文章有某些片段非常空洞枯燥而感到失望，而這些片段不幸正是最能說明主人公一部分性格的：羅利的建立弗吉尼亞殖民地，他和埃塞克斯的幾次爭吵，他的陰謀的真實內幕，而首先還是他的私生活的細節，這對傳記作者來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資料。 「我的最好資料來源，應是當時生活環境的歷史記錄，也許還有精巧地引用到書上的枝節記載，例如見於培根傳記的逍遙派哲學的遭遇。但是伊麗莎白和詹姆斯一世兩朝，是英國歷史上曾有許多人用多種寫法寫述過的兩個時期：而羅利這個題目，已經調動了伯奇精確的鑽研功夫，沃波爾生動奇妙的銳利眼光，赫德的批判精神，馬利特和羅伯遜的活潑感覺，以及休謨的公正哲學，我還能添上什麼新的東西呢？即使我能超越這些障礙，我還得擔心牽扯上英國的現代史，因為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問題，而每一名讀者呢，則不是朋友便是敵人。在這裡，人們認為作家都是替某一黨派樹旗幟的，因此就由敵對黨派將他打倒。我在國內可能得到的待遇，就是這樣。而在國外，替羅利寫歷史的作家，必將遇到一種遠比申斥或責備更為難受的冷淡態度。羅利一生的事跡是有趣的；可是他的性格模糊，他的行動曖昧，他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寫的，他的聲名局限於我國語言和我們島國的狹隘範圍。我必須另找一個較為穩當、範圍較廣的題目。 「有一個題目是我可能選用的，就是『瑞士人民自由史』，寫一個勇敢的民族，脫去了奧地利王室的統治，防禦了法國王儲的侵奪，最後打敗並殺死了勃艮第公爵查理，由此奠定了獨立地位的歷史。這樣一份充滿群眾精神、軍事光榮、美德事例以及政治教訓的題材，即使是最遲鈍的外國人，讀了也會興奮起來的。我的才能無論大小，必將因為愛國熱情的鼓舞而發出光輝來，我就可以達到我的希望了。可是我很難得到這樣一部歷史的資料，因為那資料緊緊封閉在一種古老而粗野的日耳曼語言的冷角落裡，而我對這語言全然不懂，我又不可能專為這個特殊目的下決心學習這語言。 「我想到另外一個題目，那是同上述歷史正好形成對照的：一個是進入了光榮與自由的貧窮、尚武、道德高尚的共和國；另一個是軟弱、富饒、道德墮落的聯邦。這個聯邦從濫用自由理所當然地逐步落到喪失自由。兩部歷史的教訓，也許具有同樣的啟發意義。這第二個題目是：『美第奇家族統治下的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歷史』，占時一百五十年，起自或來自佛羅倫薩民主政體的殘局，訖於柯西莫·美第奇(4)在撫斯坎尼大公國建立稱號和統治。我可以鋪陳一連串的變革，在筆墨上學學韋爾托而取得不遜於他的效果。可以寫到許多特異的人物和特異的事件；寫到美第奇家族的人四次遭放逐，又四次召回來；寫到自由風氣勉強屈服於查理五世的武力和柯西莫的政策。文中還將寫到，薩伐納羅拉(5)的性格和命運，以及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本質上都是同這個家族的上升和這個共和國的沒落相關聯的。美第奇家族『有如決定學術盛衰的根源』，這一點由他們的扶植學術作了說明；而狂熱的宗教信仰，則是他們的反對者手中最可怕的武器。我非常可能選定這個美好的題目；可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或者怎樣著手寫作呢？我看到的是一片朦朧、模糊的前景。」 法國以其語言上和風俗上富於青春活力的特點，在我心裡引起了一個熱切的願望，很想訂個範圍較大而拘束較少的計劃，重訪歐洲大陸。按照習慣法則，也許還有理性法則，對於一個有身份的英國人來說，出國旅遊是完成其應受的教育：我父親原已同意我這要求，但因匆匆參加民兵組織，這事一擱就擱了四年有餘。一經離開部隊，我急忙抓住時間：花了三四個星期，在漢普郡和倫敦作好旅行準備，並且根據禮節和交誼，分訪親友辭行。我在倫敦的最後一項活動，是上戲院給馬萊特的新作悲劇《埃爾維拉》捧場。 一輛驛車送我到多佛，搭海峽班輪到布倫，我勤快行事，在一七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就到了巴黎，距民兵隊伍的解散僅有三十六天。我的出國期間大致定為兩到三年；我可以自由安排時間，按照最適合我的興趣與意見的方式，去往我最愛去的地方。 * * * (1)博索布爾：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新教派教士，有論述《聖經·新約》的著作。 (2)一七六二年五月八日日記：「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從此進入二十六歲。這給予我一個略略考查自己、客觀地想一想德性好壞的機會。談到這問題，依我看來，我的性格是善良的，不會有卑鄙行為，而且是屬於寬大慷慨一類的；但是驕傲、粗暴、不易與人和洽相處。這些品質，我必須按其不同趨向，努力加以培養、根除或者克制。我沒有機智。我的想像力較強，但不一定使人喜歡。我的記憶，容量大而保持時間亦長。我的理解力的顯著特點是廣泛和透徹，但是缺乏敏捷和精確。說到我在生活上的處境，雖然有時我也許表示不滿，但說不定對我的性格倒還是最合適的。我可以取得生活上的一切供應，也可以自由運用我的獨立地位（那是人間第一幸福），那在財產地位高於我或低於我的人都是不易遇到的。我在談處境時，必須將參加民兵那一段時間除外。儘管我是高興地而且勤勉地度過那一段時間，但這生活對我來說，是既不合適也無意義的。」——原注 (3)隆吉那斯：三世紀希臘柏拉圖派哲學家。 (4)柯西莫·美第奇：美第奇家族代表人物之一，1434年在佛羅倫薩建立僭主統治。他聘養學者、藝術家，大力扶植文藝創作，以此著名於世。 (5)薩伐納羅拉：十五世紀晚期佛羅倫薩革新家。倡議改革風俗和道德，重建民主政體；後因遭忌而被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