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十一　在倫敦和伯里頓的兩年

因為父母對我的縱容，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和想法，自由地選擇去往的地點，交遊的朋友，以及娛樂的方式。我要外出旅行，也僅僅受限於島國的疆界和我的收入數量了。 家人曾經為了給我謀個駐外大使館的秘書職位奔走了一陣；我也聽受過一個可以將我再送往歐洲大陸的計劃。吉本夫人憑著膚淺的聰明，勸我到法學協會租上一套房子，利用我的閒暇時間攻讀法律。我沒有聽從她的勸告，至今並不懊悔。如果不是萬不得已，很少有人會下決心硬著頭皮穿過滿地荊棘走那一條陰暗曲折的道路的。大自然沒有賦予我勇敢機智的口才，可以在法庭的擾攘聲中語驚四座；我很可能既沒有獲得一名成功的辯護士的聲譽或者財產，卻又荒廢了文學上的功夫了。我不需要依靠一項專門職業上的固定職務才能過日子；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有滿意的事情可做。我也一直不懂得懶散生活的乏味可厭，同我們許多英國人一樣。 從我回返英國到成立漢普郡民兵隊伍的兩年間（一七五八年五月到一七六〇年五月），我在倫敦過了大約九個月，其餘時間都住在鄉下。首都有許多玩樂的地方，是誰都可以去的。在一個好奇心重的人看來，這情況本身就是個經常存在的驚人現象。早晨外出散步兜個長長的圈子，可以遇見各種各樣的事物，使每一種愛好，每一種感官都得到滿足。我在一個舞台事業極為發達的時期，很勤力地不絕上戲院看戲，當時無論在悲劇方面或喜劇方面，都有一大批十分出色的演員，而加里克(1)以其成熟的見識與精力充沛的表演所形成的彌天光芒，卻將他們掩蓋得黯然無色了。城市生活的種種樂趣，對於每一個不顧自身健康和錢財、也不管交結什麼朋友的人來說，都是可以享受到的。我有時受了誘惑，學了壞榜樣。不過我在洛桑養成的那些好習慣，卻引導我尋求較為高尚、明理的人做朋友。如果說我的尋求沒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容易，並且沒有完全得到成功，這個失敗的原因，現在我要歸之於我在境況和性格上的各種不利條件。假如我父母的地位和財產能使他們在倫敦每年有一份固定收入，那麼他們的住宅就可以讓我接待一大批高雅的朋友了。 我覺得自己像是住在陌生的大城市裡的一個異鄉人。當我初入人世時，我只接觸到幾家無聊的家族中人，還有幾處零散的親戚，不是我自己願意選擇的。我父親的朋友中，最有幫助的是馬萊特先生一家：他們先是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以後則是我自己的關係，待我很客氣，很殷勤；而且不久我就「歸化」成為他們一家人了。馬萊特先生，英國詩人中有他的名字，他在談吐上的從容和文雅，是不願寬諒他的敵人也加以稱讚的。他的夫人也不缺乏慧智或學識。由於他的幫助，我認識了赫維夫人，就是當前布里斯托爾伯爵的母親。她因年老而且有病，經常呆在家裡。她家的宴會是很出色的。到了晚上，她家裡總要接待一批來自各國的上流社會男女客人。我也並沒有不喜歡她對法國的習慣、語言和文學表示偏愛和裝作熟悉的樣子。 不過我在英國社會要求前進，一般說來，須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我的這種努力卻是委靡的，遲緩的。我沒有天生的或者學得的那種講私話和獻殷勤的巧妙本領，用以打開每一家的門戶和每個人的心扉；若使抱怨到我兒時體弱多病、以後在國外受教育，以及我的冷淡脾氣必然造成這樣的結果，那也是不合理的。邦特街上轆轆駛過一輛又一輛的馬車，我在自己屋子裡守著書本度過了許多寂寞的夜晚，我的閱讀有時被一聲長嘆所打斷，這是我想到洛桑了。春天到來的時候，我毫不勉強地避開了沒有伴侶的廣大、喧鬧的群眾場面，避開了沒有快樂的消閒活動。自從我熟悉倫敦二十五年來（1758—1783年），我的前景逐年增添光明；上文所說的這個暗淡光景，確當地說，是屬於我剛從瑞士回國的那一段時間的。 我父親在漢普郡的住宅，是在靠近彼得斯菲爾德鎮的伯里頓，離朴次茅斯大道一英里，離倫敦五十八英里，交通很方便，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輕快的時日，也度過了若干沉重的時日。那是一座古老的大廈，已經臨到朽敗狀態了，曾經按照現代住宅的款式和設備改造了一下。如果來訪的客人不想看到什麼，住在這裡的人也不想要求什麼。房屋坐落在小山腳下村子的盡頭，這地點並沒有出於適當的選擇：不過鄰近的土地形態變化很多、很好看；從丘陵地上望去，是一派壯麗的景色，住宅里可以見到的那許多懸在坡上的高大樹木，大概是無法用園藝技術或者花費一點錢再加改進的。 我父親親自掌管全部地產，甚至還租佃了一些土地。不管經營盈虧如何，這個農場使他感到快樂和富足。農場的產物維持了許多人和馬匹，其中家庭僕人和農夫加在一起，那數量是很大的。在農事閒空的時節，有主人喜歡的幾匹漂亮的栗色馬或灰色馬套上馬具去拉車。家庭中的經濟事務，是由吉本夫人憑她的愛好和算計進行管理的。她為自己偶爾舉行的幾次宴會備辦精美而感到自豪；而我則是從帕維雅太太貪婪剋扣下的伙食驟然轉到日常整潔而豐盛的英國餐桌上來了。我們的近鄰人家為數不多，鄉氣很重。不過從我們這塊丘陵地的邊上過去，遠至奇切斯特和古德伍德，那一帶薩塞克斯郡的西部地區，散落著不少貴族邸宅和好客人家，我家和他們建立了一種友誼的交往關係，可能常有往來。 由於我住到伯里頓向來都是出於自願的，所以家人對我總以笑臉迎送。不過我在鄉居時節所享受的舒服生活，並不依靠一般的鄉間娛樂。我父親從來沒有拿他對農事的愛好和他的農業知識來誘導過我。我從來沒有拿過獵槍，很少騎馬。我的哲人式的散步，走不多久就在樹蔭下一條凳子處停了下來；我坐上凳子，一動不動地在讀書或默想中消磨很長的時間。在家裡，我占用了一間寬大舒適的房間。過不多久，我將同一層樓上的藏書室當作了我的特有領地。我可以老實說，我從來沒有像單身獨處時那樣不感到孤獨的。當時我虔敬地壓在心底里的唯一不滿，是在於客氣地對我自由支配時間所加的限制。由於我有早起的習慣，我經常可以在一天之中得到不受侵犯的一部分，並且偷用許多零星時間，以從事閱讀。但全家早、中、晚三餐以及午後茶點，是有規定鐘點的，而且歷時很長。早飯後，吉本夫人在她的更衣室里等我去陪她。吃了午後茶點，我父親要求我跟他聊天，並且讀報給他聽；又往往把我從很有興趣的工作中叫下樓去，接待一些閒逛的鄰居。鄰人請吃飯和登門拜訪，到了一定時節是要還禮的。我還害怕遇到滿月朗照的那些日子，因為按照常例，我們要趁著明亮的月色舉行路途稍遠的遠足。在一七五九年的夏季里，我不能不陪著我父親到斯托克布里奇、雷丁和奧迪安三地去參加賽馬，因為他曾經調馴了一匹馬到這些地方去爭取獵馬獎盃。不過我也並沒有不高興看看我們的奧林匹克競賽，看看當地的美麗風景，參賽馬匹的飛速奔馳，以及眾多觀客的歡欣擾攘。臨到民兵工作發動的時候，立即就有許多時日無聊地耗費在會議上。同年年末，我們又在朴次茅斯和戈斯波特進行了好幾天競選活動。不過我的學習功夫的間斷，從見識到英國風俗的景象和學會若干實際知識上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補償。 倘使說，我的求知活動在家庭氣息較重或較為散漫的環境裡多少有些鬆懈的話，那麼，由於有一批書籍可用，我對知識的愛好之心卻是熾燃起來、而且得到滿足了；我還比較了洛桑的貧乏和倫敦的富饒。我父親在伯里頓的書房裡堆滿了過去時代的破爛東西，有許多是英國國教高教會派的神學著作和政治書刊，都是早該處理掉的；不過其中也有一些有價值的古典文學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看來是勞先生(2)選定的；也有不少是偶然添入的當時的英國出版物。我從這一點微薄的藏書開始，逐漸積累成了一個收藏多而且精的書齋，成了我的著作生涯的根底，而且無論我居家或外出，都是生活上最好的慰藉。 在我領到第一次按季度領取的生活費用時，有很大一部分用到了我的文事需要方面。我不能忘記我拿一張二十英鎊的鈔票買到二十卷《銘文學會研究報告匯編》時的歡悅心情；要用同樣數目的開支而取得這麼巨大而持久的理性消遣的寶庫，可是不容易的。有一個時間，我非常勤力地進入這座古代文獻的講堂，我對這一部從一七五九年擴充篇幅至一倍、而在價值上未見相稱的淵博而又繁富的叢書，這樣表示了我的看法：「它使路易十四名垂永久，勝過了他那經常為害人民的野心；它開始了匯集正確的思想、禮節和學問的探索工作。」如要對我的書齋作出評論，須待它到了成熟時期再說了；不過在這裡我可以允許自己表明，我想不出曾為炫耀而買過一本書；每一本書在它放上書架之前，都是曾經讀過或者充分檢查過的。 我還騰不出功夫、也提不起勇氣重新學習希臘文，只是在星期天家人一起上教堂時，從選讀《聖經》的新舊約中溫習了一下。對一系列的拉丁文作家，沒有原來那樣一個個熱心去讀了；但是由先人的留傳或我自己的購買，我獲得了西塞羅、昆體良、李維、塔西佗、奧維德等人的著作的最佳版本，這給了我一個美好的前景，我對此是相當重視的。我堅持了摘錄要點和寫筆記的有益方法。舉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就是有一份筆記到後來幾乎變成了一篇文章。為了解釋李維書中的一段文字，我參閱了前人許多枯燥難解的論文。在我用法文寫的文章里，我竟很可笑地叫讀者參看我自己手稿上關於古代度量衡和貨幣制度的注釋。我這注釋工作，到了開始組織民兵時驟然終止。 這時由於我已進入一個較為廣闊的交遊和學習範圍，我要避免虛偽繁瑣的言語應對，只好不理睬熟人中一大批庸夫俗子，限制自己接觸讀書人中那些親密的朋友，就是以其自身的成就和聲譽，或者因其在我的頭腦里留有深刻的印象，而最值得我注意的一些人。 不過我願趁現在這個機會，介紹給年輕讀者一個大約就在那時我自己所用的讀書方法。拿到了一本新書時，在略看一下全書的裝幀和目錄之後，我要先做好自審工作，就是要在一次獨自的散步中，對全書或某一章節的主題細想我所了解或相信的一切，或者對此加以思考，然後才開始閱讀。我到這時候才夠得上辨明作者給我添了多少知識。而且，如果說有時我因書中見解與我相同而感到滿意，那麼，有時我就因為書中見解與我相反而有了對付的主意了。我在閒暇時間的最好伴侶，是我們英國一六八八年革命以後的一些作家：他們散發著理性與自由的氣息；他們又非常及時地幫我恢復運用本國語言的純潔性，因為長期使用外國語言，使我的英語污濁化了。我聽從馬萊特先生有識見的勸告，專心閱讀斯威夫特和艾迪生的作品。機智和樸素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不過斯威夫特的文筆具有陽剛的創造魄力，而艾迪生的文筆則裝飾有溫文雅致的陰柔之美。舊日有一句責難的話，說是英國的祭壇從來不曾供奉過歷史女神，這在最近已由羅伯遜和休謨(3)以他們最早的著作即蘇格蘭和斯圖亞特王朝的歷史加以否定了。我願意放肆地說一句，我不是沒有資格讀這兩部著作的：我也不願掩飾在反覆閱讀二書時我的不同的感受。羅伯遜博士以他的完美的結構，剛勁的語言，巧妙的句子，在我心裡點燃了熱切的希望，很想有一天我能踏著他的腳印前進；而他的那位朋友和敵手，則往往以其冷靜的哲學，超脫的、不可模仿的妙處，迫使我懷著一種混合著喜悅與失望的感受掩上了書本。 * * * (1)加里克：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演員和導演，扮演過莎士比亞戲劇中許多角色，並著有《論表演》等書。 (2)威廉·勞先生是吉本家的家庭教師，教過歷史家吉本的父親。 (3)羅伯遜和休謨是當時已享盛名的歷史學家。休謨又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下文所謂兩部著作，是指羅氏的《蘇格蘭史》和休氏的《英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