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學簡編 · 第二十五章　環境的影響

環境的影響為何難以測量 本節標題所提出的問題，既包括各種環境力量對個體的影響效果，也包括所有智育和德育機構的影響效果。對這些影響效果，幾乎得不出任何確切的量化答案。 理論上講，尋求這樣的答案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曾經評估過個人或者群體的本性。我們曾簡單地記錄過由於氣候、食物、學校訓練、友誼、訓導、職業等的變化所引起的心理變化。然而實際上，人類行為的複雜性以及對智力和性格影響的複雜性妨礙了用科學的研究來證明猜想。環境包括實際上無數的不同原因，這些不同的行為依賴於不同的本性並在不同的年齡與不同境遇發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行為是非常複雜的，需要經過長期的觀察。難怪人們通常否認對人類行為動力學做科學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小說家、格言家、鄉下哲人們橫生意見的內容。 此外，在研究人類本性的變化時，只有嚴格的設計和精心的觀察才可能使我們從特殊的謬誤中解脫出來，即本來應該歸因於本性或選拔的變化，反說成是訓練的結果。例如，大學畢業生比尋常人更有機會被選入國會。因此，有人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大學教育頗能幫助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殊不知，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即在確定能進入大學時已經顯示了他們之間的差異。他們後來能夠當選進入國會，未必全是大學訓練所致，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天生的或是後天的心理特質所致，正是這些心理特質才使得他們進入了「大學生」的行列。換句話說，他們是被大學選拔出來的，與他們是被大學訓練出來的同樣重要。 又有人說：「誰能懷疑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巨大訓練價值呢？看看人家英國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的才能多麼讓人欽佩呀！」可是，出身好的孩子又能上大學，這就足以證明他的心理能力非同一般了。 要想避免訓練與選拔所產生的混淆是極其困難的。一班人因為接受了某種訓練而成為研究對象，但其實他們不僅接受了那種訓練，而且還被那種訓練所選拔。假如有人想研究高中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或者比較古典課程與科學課程的影響，或者研究單獨訓練與在不良道德環境中訓練的效果，就要注意到，中學畢業生只占小學畢業生的五分之一，誰也不敢說這裡完全沒有選拔的作用。他們肯定是由於較好的出身、較好的能力和較好的理想而被選中的。再就大多數的高中來說，一個古典課程的畢業生不僅代表著不同的訓練方式，而且還代表著不同的選拔方式，通常是更高級的選拔方式。[1]所以，同樣地，科學家不僅是一位由研究工作訓練出來的人，而且也是由於他們的渴望並適合做這項工作而被選拔出來的。在不良道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差不多肯定也是道德低劣者的子孫。一般的社會和教育專業的研究很少給我們提供那種考察本性相似的一些人，其中的一半接受了某種訓練，而另一半沒受到這種訓練的實用研究案例。 雖然排除選拔的影響絕非易事，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視它的存在。然而，我們讀了成千上萬頁的書，看到的都是討論某學科、學制、文化系統、宗教信仰等所產生的影響，卻從沒有人能夠隱約地注意到選拔的影響。 不是因為環境對心理特徵的影響太複雜，而且選拔與訓練的影響相混雜，就是因為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缺乏科學的習慣與理想。無論如何，這方面很少有足夠準確的事實可供我們引證。教育科學的發展至今還難以超越那些比較有才識的人的合理觀點。我們自己相信在炎熱的氣候與懶惰、需要與發明、父母控制不足與犯罪、宗教訓練與道德等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但是我們又沒有足夠的證據說出這種影響，更不知道它們之間精確的數量關係。 不相信不同的訓練對人類個體產生不同影響這種觀點的可靠性，並不意味著不承認訓練對人的影響。不承認訓練對人的影響是很荒誕的。當一些人的本性相同，但後來表現得各不相同時，肯定是外部力量對他們的影響所致。而且任何不同的外部力量都會有不同的影響效果。甚至最小的環境力量也會對人產生影響。人是環境造化的產物。但是，作為環境造化產物的最終行為模式有一部分取決於性別、種族、祖先和原始條件。環境改變人的天性，但是，天性不同，這種變化也不同。所以嚴格地講，人們思考出來的一般觀點，即在口頭上所說的「人是訓練的產物」，應該具體地說成「人是接受訓練的產物，是每個人的天性與他的訓練相互作用的產物」，正因如此，關於環境影響的純科學研究很難著手。 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保護研究者反對這種口頭的辯解。例如，知識與機會並不成正比，從一個人機會的多少並不能推算他的知識水平。財富未必能創造財富，一個人將來擁有什麼，並不能根據他現在擁有的來估算。好家庭未必總能培養出好孩子，而且孩子的好壞也不會與家庭的好壞程度成正比。對於被人當奴隸看待的人，不可能貶低他的所有，更不會使他的所有降低到同一種程度。作為環境的產物，總有兩個變量決定人的結果：一個是環境，另一個是人的本性。 從這個公理所得出的兩個推論具有特殊的意義。第一個推論是，同樣的環境刺激，作用於某個人，足以喚起他一定的能量、理想或習慣，可是對另一個人卻完全不起作用。如果大家的傳說故事是真的，那麼，在藥店裡洗瓶子的經歷決定了法拉第的職業生涯，在「比格爾號」上的環球航行則成就了達爾文博物學家的人生。可是，即使讓全國的青年人都去藥店做學徒，然後再派他們去科學旅行，也並不能造就出百萬個法拉第和達爾文，甚至百萬個化學家和博物學家。有的人所需要的自由只是一張選票，而有的人即使經歷了長期的自我定向教育也仍然不能自己做主。有的孩子，只需要幾句話就可以使其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而另一個孩子可能在兩年的細心教育下還不識字。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人需要的刺激數量極其微小，所以，某些力量似乎完全是從這個人自身湧現出來的。而其他人身上卻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或許他用盡力氣，也產生不了同樣的效果。 第二個推論是，每個人都部分地選擇了他自己的環境。不想讀書的孩子，有書也不看，看了也心不在焉，甚至有時丟開書本，記憶中卻毫無印記。能夠給一個人帶來滿足的聯結會使他因此而獲得力量，但它會使另一本性的人感到厭惡而被拒絕。正像這個世界為倖存動物提供的自然選擇一樣，適者生存。所以，個體根據行為、注意、記憶和滿足所選擇的環境特徵是他智力與性格的決定因素。 普通的觀點以及那些舊時的社會學和教育學文獻由於偏重環境對行為的影響，而忽視了相同環境中行為之間的差異；但是，就一個學生來說，他可能傾向於把所有人的差異原因都簡單解釋為本性上的差異，從而忽視另一類同樣明顯的事實（即環境對人的影響）。他會強調指出，由於社會文明的特徵——行為、語言、書籍、風俗和人類機構等都是由人發明和維繫的，又因為環境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可以歸結為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幾乎是所有人類命運的根本原因。「政府是他們應該得到的政府；環境是由民族本性創造和選擇的環境；一個人的本性決定他的基本生存處境。」這些都是他草率說出的話。 就人類總體而言，環境中的許多重要特徵固然應該歸結為人類種族的本性。但是在現代條件下，沒有一個人的本性、同樣也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應該為他所處的特殊環境承擔責任。他人（包括其他國家或者民族）表現出來的改變環境的力量一定會對自己產生影響。面對他人的影響，至多只能選擇消極的蔑視，最後只能直接改變本性，效仿他人。 有時，雖然明知一種差異源於某些不同的訓練，但對訓練的哪些不同導致了這種差異還不能確定或全然不知。甚至有時明知實施的訓練是不同的，卻產生了同一個效果，對此也會產生疑惑或茫然。 大量的史實是說明前一種事實的例證。實際上，歷史就是對人類本性不知其所以然的變化所做的記錄。現代的英國、法國或者德國與兩千多年前他們野蠻的祖先之間，幾乎所有智力的和道德的差異，都被歸結為環境的不同。在此期間，家族的本性可能發生了一些改變，但肯定不多。受外部力量的影響，我們的思想、思維方式、習慣、風俗和理想變得與我們的祖先非常不同。但是，我們還不清楚這些力量是什麼以及每一種力量所產生的結果是什麼。 在模糊的教育標題下，大量的學習事件是說明後一種事實的例證。這樣或那樣的孩子進了學校，接受這樣或那樣的老師採用的這樣或那樣方法的教育，花了這麼多的錢，用了那麼多的材料設備，但是，這些都帶來了什麼呢？沒有一個深思熟慮的人敢回答這個問題。學校對孩子們做了些什麼、現在正在做什麼，這些在官方和私人的記錄里或多或少地都有很好的描述，但是，由此給孩子們會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卻不清楚。 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性學者必須著手解決以下問題：不同的環境對相同人性的影響；相同的環境對不同人性的影響；環境和人性的無數相互作用方式對人的影響。 對環境影響的測量 我要報告環境對智力和性格影響研究的三個例子。第一個是高爾頓的《雙胞胎史》（History of Twins，1883），是一項對環境影響與原始本性影響進行比較的量化研究。第二個是賴斯關於不同學校環境對於學生拼寫能力的影響的研究。第三個是關於改變環境對於青年學者專業選擇的影響的研究。 高爾頓收集了一些雙胞胎兒童父母的報告。其中有些雙胞胎兒童在嬰兒期非常相像，但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卻不同；另一些雙胞胎在嬰兒期有顯著的不同，但是他們所處環境的所有重要特徵都一致。前一種雙胞胎兒童差異的擴大和後一種雙胞胎兒童相似性的增加可以測量環境的影響；而前一種雙胞胎兒童相似性的持續和後一種雙胞胎兒童差異性的保持可以測量原始本性的影響。 對後一種20對雙胞胎兒童的觀察證據表明，毫無例外地，相似的教養方式沒有減弱天生的差異。下面是一些父母的典型觀察報告： （1）父母中有一個說：「他們從出生到現在，一直都接受完全相同的教養；他們兩個都很健康和強壯。然而，他們在生理、心理以及情緒本性上還是同其他兩個不同的男孩一樣，各不相同。」 （2）「我可以很明確地回答，雖然他們被同一個婦女撫養，一起上學，而且在15歲之前從來沒有分開過。但是，從他們出生到現在，他們的性格、習慣和愛好一直都明顯不同。」 （3）「他們從沒分開過，至少在食物、衣物或者訓練方面他們從未有所不同；他們同一時間長牙齒，同一時間患百日咳、麻疹、猩紅熱，而且沒有一個人得過其他的嚴重疾病。他們倆一直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能力。然而，就像我們家和其他家庭的差異那樣，他們在心理上非常的不一樣。」 （4）「他們在身體和思想上從來就不像，而且這種差異每天都在增加。外界的影響一直都相同。他們從沒有分開過。」 （5）「家庭訓練和影響都完全相同，因此我認為，這種差異幾乎完全是由先天傾向和我們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 按照高爾頓的意見，把正反兩方面的證據綜合在一起，得出如下一般結論： 「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出普遍的結論，即在影響人生的條件相似的範圍內，除了由於疾病或意外事故所導致的身體病症之外，環境不能對成年人的性格產生顯著的影響……這種完全喪失理智的結論不禁讓人驚愕，除了給予傳授的知識和職業訓練之外，對孩子的養育究竟還能做些什麼？在相同國度的同一社會階層的人群中發現，不同的養育不能勝過本性。這個發現仍然沒有背離人的本性遠遠勝過養育的結論。」（1883，p.168 and p.172） 大篇幅引證賴斯博士的研究，是因為它是第一項針對學校工作實際效果的系列研究。目前這種研究的數量仍然很少，但是我們相信，隨著人們對學校管理方面的科研興趣的提高，大量類似的研究會迅速湧現出來。 賴斯博士（1897）測量了21所學校里33 000名兒童的拼寫能力，他們在拼寫的態度、方法、時間以及其他方面表現出極大的多樣性。然後，他比較了拼寫好的小學生的學校條件和拼寫差的小學生的學校條件。他首先記錄了21所學校之間的細微差異，其中只有6所學校的得分排在73.3分至77.9分的界限範圍之外，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學校之間的差異有降低趨勢（見表25—1）。事實表明，學校在拼寫態度和方法上的訓練差異沒有對學生的拼寫成績產生顯著的影響。在對使用古板方法的學校與比較先進的學校進行比較時，他說：「其實，無論是古板的學校還是先進的學校，結果都是多樣的。所以，在一些情況下，古板的學校有幾個得高分的，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先進的學校有幾個得高分的；同樣，哪種學校都有幾個得低分的。例如，B學校屬於非常先進的學校，其中的11號學生獲得的最高平均分是79.4分；而A學校屬於最古板的學校，其中的12號學生平均得了73.9分。而且奇怪的是，還是在這些城市裡，雖然環境大致相同，但在另外一所學校的測量結果卻完全相反。」 比較表25—2的數據可見，他排除了不同的家庭閱讀環境、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是本地人還是外國人等因素對學校之間拼寫成績差異產生影響的可能性。 賴斯博士進而按照不同學校所使用的教學方法將測驗結果重新列表，為此，他訪談了大約200名教師。雖然他沒有給出詳細的訪談結果，但足以使我們確信，在口授法與筆授法之間、單詞法和聯句法之間、注視法與非注視法之間沒有任何明顯的優劣之分。出聲數音符拼寫沒有使拼寫成績變差，多讀書和多寫作也沒使拼寫成績變好。「簡言之，」他說，「在方法和結果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相同教學方法與不同教學方法的測驗結果差異一樣大。」 表25—1的結果表明，用在拼寫上的時間長短不是拼寫教學能否成功的原因。學校每天給15或20分鐘拼寫與每天給40或50分鐘拼寫的效果是一樣的。 得到這些可貴的結果之後，賴斯博士急匆匆地下了一個想當然的結論：「事實表明，在我看來，只有一個結論，即學生的拼寫成績不取決於使用的方法，而取決於使用這些方法的教師能力。換句話來說，教師個人的平衡能力必須放在首位，而方法和設備是次要的。」 這個結論應該以學生的拼寫成績與老師的能力水平之間存在高相關為根據，或者是在一位教師所教出來的學生比其他10位或20位教師教出來的學生差異更小的情況下才能成立。我計算過，如果賴斯博士數據中八年級學生的平均數可靠，那應該跟我和我的學生測得的結果相一致。[2]如果對每個學生的教學效果相等，那麼，他們之間的差異不應比我們所預期的機率大很多。八年級上學期12個班平均數的平均離差是1.9，下個學期13個班的平均離差是2.6；如果每個班級有40個學生，個體的變異數是12.2，按照機率計算，12個班的平均離差也應該是1.9。所以，就八年級的樣本而言，各個學校之間的差異沒有其他原因，學校之間存在的均值誤差只因學校的樣本數量太少。 表25—1　寫作測驗成績 續前表 註：表中的b代表前半學年，a代表後半學年。 表25—2　句子測驗數據 考察環境影響的第三個例子雖然不是主要的，但其特色在於，它所揭示的事實，除了環境的影響之外不能用其他任何影響力來解釋。這個事實是1840年到1895年美國大學畢業生職業的變化，其中有5 283名畢業生成為ΦBK名譽學會的成員，進入該學會者是大學裡公認的優秀大學生。 律師、醫生、教師和牧師這四種職業，每10年中總共吸收優秀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比例幾乎沒變。1840年至1859年，ΦBK的大學畢業生中選擇這四種職業的人數百分比是65%；1860年至1869年是65.5%；1870年至1879年是65%；1880年至1894年是64%。 但是，這四種職業內部的分配卻有明顯的變化（見表25—3）。在20年里，律師職業對有學問者的吸引力增加了一倍，然而，後10年中，又丟失了增加的2/3。在最後10年，醫生職業變得更有吸引力。該表顯示，從1840年到1870年，再從1870年到1895年，教師職業的受歡迎程度增長非常迅速。從1860年到1865年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其間，律師職業受歡迎的程度增長很快，而牧師的職業則不進不退。最驚人的變化是，有學問的人選擇牧師作為終身職業的人數百分比逐漸減少。如果把那些進了教會、後來又放棄牧師職業而改為教師的人包括在內的話，這種下降的趨勢會更顯著。根據1900年不完全的ΦBK有效名錄記載，從1895年到1899年，大學畢業生中選擇牧師職業的人數只占5.5%；即使後來有所增加，1900年的百分比也在10%以下。 表25—3　大學畢業生選擇下列4種職業的人數百分比（%） 對那些1850年進入牧師行列的年輕畢業生進行粗略的統計發現，如果他們晚出生半個世紀的話，將會有3/4的人進入教師和律師行列。由於社會和知識背景的改變，具有相同原始本性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 在不久的將來，無疑會看到，關於環境導致個體心理差異的研究數量將會迅速增加，研究的質量也會大為改善。在賴斯調查研究了由於行政管理與教師的不同特徵所導致的差異之後，緊接著出現了由考曼（1902）、斯通（Stone，1908）、柯蒂斯（1909及以後）和我（1910）等人所作的類似研究。教育專家逐漸變成實驗家和量化思想家，並正在謀求證實或駁倒教育勢力影響人類本性的已有成見。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倫理和宗教專業的大學生，正在成為或即將成為量化思想家，關注各種自然與社會影響力的分配所造成的人類個體在政治上、罪惡上、財富上、事業上和理想主義上的不同，或者關注影響人類幸福的有關特徵。 除了這三項研究以及前章所列舉的事實之外，我們還可以增加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測量。如果某種功能因以前的訓練不同而形成了個體差異，那麼，現在施加等量的練習就可以測量其對個體差異的影響。論據如下：如果一組被試的成績差異歸因於他們所受訓練的數量和質量的不同，那麼，現在對這組被試中的所有人提供同樣類型和數量的訓練應該會減少這種差異。例如，假設有11個人用打字機打字1分鐘，各自的成績分別是10個、11個、12個、13個、14個、15個、16個、17個、18個、19個和20個。假如這種差異完全是由他們練習打字的時間造成的，比如，練習時間分別是5小時、6小時、7小時、8小時、9小時、10小時、11小時、12小時、13小時、14小時和15小時。然後再給每個人10個小時的練習時間，這樣總練習時間的範圍就是15小時到25小時，這樣應該會減少他們打字個數的差異。根據假設，練習15個小時的人的打字效率應該是每分鐘20個，而練習25個小時的人每分鐘打字不應超過30個。鑒於分數之比的極限是2比1（即20比10），那麼，他們現在的分數之比不應該大於3比2（即30比20）。[3] 如果練習時間的等量增加並沒有減少練習結果的差異，那麼，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就不能假設以前在練習數量上的差異會導致練習結果的差異。也就是說，如果等量的練習不會減少成績的差異，那麼之前不等量的練習也不是導致成績差異的原因。如果機會的差異導致人表現的差異，通過增加相等數量的機會，使得機會在每種情況下對所有人來說幾乎相等，那麼人們所表現的差異應該更小。 發現的事實卻相當令人吃驚。均衡的練習似乎增加了差異。優勝者所表現出來的優勢，似乎是由自己的本性決定的，而不是由過去的優秀成績決定的。因為，在規定的時間內所有優越條件一律平等，而優勝者還是成為了領先者。 下面的表25—4給出了三位數乘三位數乘法口算練習的最初分數和最後的分數。惠特利（Whitley）用9個被試做了類似的實驗，結果雖然不夠明顯，但卻得出了同樣的結果（1911）。一開始打字就快的4個人經過同樣的練習之後，仍然比打字慢的4個人快。 表25—4　三位數乘三位數乘法口算的等量練習對個體差異的影響 斯塔奇（1911）採用三位數乘一位數乘法口算得到了相同的結果。8個被試中有3個口算效率最高的被試平均每10分鐘做39道題，練習了700道題之後，獲得的平均成績是每10分鐘做45道題。而3個效率最低的被試最初的平均成績是每10分鐘做25道題，做了700道題的練習後，平均成績是每10分鐘做26道題。而且從所花的練習時間上來看，700道練習題對他們來說是題量很大的練習。 在我（1910）的在等量時間內練習一位數連加法作業上的個體差異的研究中，19個成年人進行差不多同等的練習，並按大家一致的正確標準計算，開始成績最好的幾個人，最後的成績也最好。結果見表25—5。韋爾斯（Wells，1912）、柯比（1913）、哈恩（Hahn）與我（1914）以及其他人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 表25—5　在等量時間內練習一位數連加法作業上的個體差異 這些關於練習對個體差異的影響的研究採用的是口算乘法和加法，以及在印有大寫字母的紙上標註出A字母等方法，練習的範圍和數量都很有限。照他們的成績來說，尚不足以在練習與個性的關係上得出一般的結論。在其他心理功能上，個人的成就比其他同伴們好，可能是外界勢力的影響居多，而自己的本性影響較少。但是，迄今所做的練習實驗沒有給出支持一般的假設的結果，即在同種族和一般的社會狀態下，沒有發現外部條件的差異應該為大量個體差異承擔責任。 環境差異如何影響行為 我們可以將環境差異如何影響智力和道德概述如下： （1）提供或抑制大腦發育和健康的生理條件。 （2）提供或控制引起受原始本性和以前大腦活動能力影響的大腦活動的適宜刺激。 （3）加強或排除由一般效果律所導致的行為中的其他一些行為。[4] 按照這樣的描述，我們可以把個體心理一生的發展途徑看成與動物或植物的發展途徑相同。由於不論在哪裡，飽暖條件都是動物生命的第一需要，所以，大腦活動的生理條件是感覺和行為的第一調節器。由於氣候、食物、尚不明了的化學和電的力量以及其他刺激導致胚胎變異或者刺激有內在變異傾向的胚胎活動，因此才可能產生百萬種動物，所以才有事物的色彩、音響和氣味，才有人的語言、相貌和行為，才有文明的器具、機械和建築，才有繪畫、音樂和書籍，才有新的精神、思想和行為。一個人在誕生後的20年里，像動物王國一樣，創造了心理的大千世界。在動物王國里，一些變異的物種由於不適合生理特徵的條件，一代或兩代之後就死亡了。如同動物王國一樣，我們形成的許多心理產物，其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因不適應外部事件而註定要很快地消失。如同動物界的弱種滅絕一樣，某種思想動作也因不與其他相融合而夭亡。思想的種類也像動物的種類一樣，互相搏掠，生存就是勝利的酬勞。此外，適應某種環境的動物，環境一變，不是死亡就是得變種。所以，嬰兒期的一些心理狀態到了學齡期，不是消失就是得改變；而適合學齡期的心理狀態遇到實際工作環境也要消亡；心境的無窮變化以此類推。心理狀態之所以消亡，是因為它的結果使人痛苦、使人不舒服。一個人在他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心理狀態也像動物王國所經歷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一樣，其結果不僅是新變種的出現，而且也是自然選擇作用的影響。人類心理進步的歷史也是其失敗隱化的歷史。因適應而生存、因刺激而變異、因滅絕而選擇，描述環境對動物生存影響的這三句話同樣足以說明人生的歷史。 環境中任何勢力對人的影響，不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其影響力都隨其可避免的程度而改變。如果存在可以接受移民的民主政府，寡頭政府就將失去其影響；如果有一個激進派向人們展示了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則不論人數多少，傳統習俗都不會使人墨守成規；如果人們對音樂充耳不聞，其感惑人心的顯著魅力就不會如此普及。只要有一個反叛者宣傳他的主張，教義就會立即失去權威。當沒有異議時，社會環境以及其制度、信仰、行為模式幾乎無所不能；第一個反抗的人不是怪癖就是天才，怪癖註定會失敗，天才卻如此稀少。可是，革命一經發動和宣傳，就很容易吸引那些適合其原始本性的人。而且被吸引的人會更多，因為以前他們曾被對方毫不掩飾的勢力所侵服。所以，一個已知的環境勢力甚至可以作為一種刺激導向，而它們可能僅僅是曾經被有意阻撓過的意見、興趣或行為。 所有不同原始本性的人們幾乎平等地包容了許多不同的思想和行為。戴帽子也好、不戴帽子也罷，用英語表達請求和意見也好、用德語表達也好，學習占星術也好、學習托勒密天文學或是哥白尼天文學也好，這些對所有的人來說幾乎都無關緊要，但卻幾乎唯一地依賴於環境。所有關於「是什麼」的知識和技術一般都是這樣被確定的。一個人能夠學習或做出的事情有多少、難度有多大，主要是由其本性決定的。但是，在本性的局限內，他學習什麼或做什麼則大部分是由其所受到的刺激或得到的獎賞決定的。換句話說，不論人們在現代文明的各個國家裡所遇到的外部影響勢力如何不同，原始本性的許多特徵所決定的行為都會產生幾乎同樣的效果。在這樣的各個國家裡，如果他有相應的本性的話，似乎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一位詩人、政治領袖，或者錢幣製造商。在一般情況下，原始本性並不是不可抑制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形式的原始本性是完全不可抑制的。但是，在如今國家的環境裡，有些形式的原始本性幾乎是不受任何環境限制的。 本性與環境誰更重要 現在要預測原始本性（屬於性別、種族、祖先和偶然的變異）與環境（自然的或社會的）各自對人類的差異起到了多大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種方法只能是先了解事實，用儘可能少的偏見對其進行解釋，並試圖發現更多的事實。把這種解釋的機會留給學生吧，但要謹慎地增加或擴展那些已有的解釋。 許多關於本性與養育的錯誤推斷都是因為忽視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一是，如果環境相似，則將某種心理特徵的差異完全歸因於本性；二是，如果人的本性相似，則差異完全歸因於不同的訓練；三是，如果本性和訓練都起作用，則導致比較兩者輕重的問題，實際包括各種環境影響各種本性的所有具體問題。對所有這些情況做任何一種評估都是荒謬的。 許多分歧源自所謂絕對成績與所謂相對成績的混淆。一個人可能從零點開始提升一大截，可是一跟其他人比較，仍舊比他人低。絕對的增加可能是相對的減少。如果有兩位思想家持有上面同樣的數據，一位關注的是絕對成績，而另一位關注的是相對成績，則前者可能把成績差異完全歸因於訓練，而後者卻認為本性是最重要的。最普遍的錯誤結論是，訓練和社會的控制一般是無用的，應根據性別和遺傳的重要性下結論。與之相反的另一面，就像我曾經在別的地方說過的那樣——諸如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所引證的那些研究——只能證明人類智力和性格的存在，測量某些決定因素，並證明環境影響的不同。結果的變化不僅要看環境影響力的自身特點如何，還要看它是如何影響原始本性的。當社會認識到遺傳所給予的有利條件和拒絕接受的其他條件時，我們甚至可能預期到教育的效果會成倍地增長。那些能量不同的人並不是沒有任何優越的條件或不需要智力投資。例如，假定黑人的本性是愚鈍而快樂的，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對他們進行智慧的訓練而使他們變得更聰明一些。照現在這樣對待他們，只會使他們憤世嫉俗並變得敵對。我們既不能期待他們會得到像猶太人那樣聰明的種族所得到的同樣的訓練結果，也不能期待當他與一個用爆炸和放火進行報復的凱爾特人站在一起時會無動於衷。 對於真正的公益事業，即通過改善環境而提高成績，遺傳的影響不至於成為障礙。但是，對一般大眾所需要的教育和社會改革來說，遺傳的影響卻可能成為阻礙。因為，普通人並不非常了解絕對的幸福或絕對的改善。雖然自己及子女已經比一千年前的祖先更健康、更幸福、更能享受高尚的娛樂了，可是，他對此並不感到高興。他不滿意的是自己還沒有比周圍的一些人過得更好，還沒有感覺比一般人更驕傲。普通人需要相對的優越性，即超過自己周圍人的優越性。只要他的兒子是社區的領導人，兒子實際的愚蠢就無妨；只要他的女兒成為縣裡最漂亮的女孩，就是十足的美女了。社會上的不滿足源自對自己的幸福不如其他人的了解和想像。孩子在學校里的努力、男人在工作中的努力以及女人在家裡的努力都是為了去超越那些似乎比他們強的人，很少有人受到明智本性的指導，受明智的抽象思想指導的人則更少。因此，大多數人真正期望得到的成就最終在很大程度上被本性所操縱。在現實生活的競爭中，人們所比的不是自己是否取得了進步，而是是否領先於別人，其主要的決定因素就是遺傳。 但是，教育所應該尋求的酬報則全在教育影響力的範疇之內。理性的人所應努力的事業大多為自身所能規定。對於公共利益來說，無須過問誰是尖子或哪幾個人成績最好。就公共利益來說，也是對所有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尖子越高越好，取得的成績越大越好。對於所有人的絕對幸福來說，公共教育是最大的貢獻者。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點是，我們切不可因為個性差異大致出於天性，而在道德的責任上發生錯誤的推想；更不能利用那些錯誤的推想，勸人不要相信個性差異的事實。 把心理特質主要歸因於原始的組織、進而歸因於血統的學說時時受到責難。因為，這使熱心向善的人感到失望，並使理應被藐視者得以從錯誤中解脫。但是，人們都同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只能適用於一定的範圍之內，至於這個範圍的什麼地方是否被縮小了，這對我們實際的態度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如果一定要在原始本性與訓練環境之間作出取捨，則相信一個人的成功依賴於內在品質比完全歸因於生命中所占有的優勢更受支持；一個失敗的劣等人比因運氣不好而失敗的人更受蔑視。這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應該受到蔑視，取決於我們關於賞罰的一般觀念，而與行為原因的心理學理論無關。 總體而論，某些流行的觀點過分誇大了不同的環境與訓練對同民族和同時代人智力及道德差異的影響。表面看來，某些天性是由環境造成的，而實際上是具有這種天性的人選擇了這種環境；表面看來，某種環境似乎消除了某個體的某種天性，而實際上這種天性早已被個體所全部摒棄。 教會、圖書館和學校等組織的教育工作思想者特別需要記住以下三個事實： 第一，在人類本性中，那些更原始和更基本的特質，諸如能量、能力、毅力、領導力、同情心和高雅等，整個世界都為它們提供刺激，刺激幾乎無處不在。如果一個人的原始本性對這些需要的品質和早已為之準備好的獎賞沒有反應，期待從課堂上那少得可憐的磨鍊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就是徒勞的。 第二，人的能量究竟從哪個渠道釋放、具體的智力和道德活動究竟為哪種人類事業所利用，這些很少能為天生的特點所決定。學校應該採取有效的投入重點培養學生的主要特質。我們不能創造智力，但是，我們可以防止那種類似於經院哲學所造成的對智力的可悲浪費。我們不能使人的同情心倍增，但是，我們可以使感情用事的慈善保持純潔。 第三，道德比智力更容易受環境的影響。道德特質特別能夠養成人的好惡並為能力定向。因此在道德方面，教育有更大的影響作用。可是，由於學校的課堂生活特別狹窄，除了一些半智慧性的美德之外，學校德育幾乎成效甚微。 當今的教育理論家們似乎把學校的最重要職責放在發展權力和容量上，這也正是學校或其他任何教育力量最無能為力的一件事。他們能夠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建立那些我們稱之為知識的具體觀念的聯結和我們稱之為習慣的具體行為的聯結。 * * * 注釋： [1]不過近幾年來，這種差別在逐年消減。 [2]這些測驗中該年級的個體有12.2分的可變性。 [3]當然，最準確的預期應該取決於練習曲線和效果的形態，以及學習者的合作因素，這個例子過於簡單了。 [4]在某種情境中對某些動物進行行為訓練，如果在該情境中動物得到好處的話，一旦這種情境重現，動物的行為也會出現。如果動物的某種行為給它帶來不適，那麼這種行為和情境的聯繫不那麼緊密，因而動物的行為也不會容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