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七章 權力轉移 英國：1902—1911

索爾茲伯里勳爵在1903年去世，所以沒有親眼得見民主在20世紀第一次重要選舉中的運作，但是，他就算在場，也不會感到驚訝。社會的一個新層面正在崛起，權貴的地位雖不至於立刻被取代，但來自它的壓力越來越明顯，權貴們也漸漸被推到了邊上。人民的時代就要來了。 「大辮子！」的呼喊聲展現了這個層面的力量，這個聲音迴蕩在1906年大選的每個選區，聽起來毫不相干，影響卻是致命的。沒有什麼比「華人奴隸」更值得利用的問題了，自由黨刻意誇大它的重要性，正像1900年卡其選舉時保守黨利用愛國主義口號造勢一樣。上述奴隸指的是經由聯合政府同意，從中國僱傭的契約勞工，在南非開採金礦。告示牌上到處貼著戴著鎖鏈的華工，被拳打腳踢的華工，被鞭打的華工。有人穿成華人奴隸的樣子，身上貼著廣告牌遊行示威。漫畫上，在布爾戰爭中喪生的英國士兵的鬼魂指著華工被籬笆圍住的居住區，質問道：「我們就是為這個死的嗎？」工人階級的聽眾們被告知，如果保守黨得勝，他們會把華工帶到英國，圖畫中留著大辮子、帶著草帽的苦力被稱為「保守黨的英國工人」。這些圖片在政治集會上用幻燈片展示，「瞬間引發了針對貝爾福先生的憤怒的喊叫」，同情自由黨的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記錄道。至於他們的哀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憤怒還是擔心廉價勞動力引發競爭，就不得而知了。沃拉斯發覺，這兩個原因的下面都埋藏著一種對外來人的恐懼，大辮子就是這種恐懼的象徵。可惡的黃臉引發了「對蒙古黃色人種的直接仇恨，而這個仇恨又轉移到了保守黨身上」。在觀眾的哀號聲中，沃拉斯看見了公共事務中非理性的力量。 新來的人想吸引新的選民；他們和低級報刊一樣，都是應新選民的要求才出現的。民眾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更容易哄騙。售價半便士的《每日郵報》發行量高達50萬份，比《泰晤士報》多出不止10倍。汽車為候選人贏得了更廣泛的受眾，城市的擴張也意味著受眾越來越多。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錯的，錯誤的理由也可能導致正確的結論。非理性的力量不一定只在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群氓中存在，但是下層民眾人數眾多，故而影響巨大。 1902年，布爾戰爭結束，阿瑟·貝爾福順利接替索爾茲伯里勳爵，擔任英國首相，此時，變化的浪潮已經涌到他的腳下。經濟形勢還不錯，但是來自海外的競爭對手正在進犯英國對外貿易的霸權，他們入駐英國市場，領導新興產業。在國內，上流社會的生活依然美好，但是失業、飢餓和貧困，所有統稱為社會問題的疾病、不公平和不公正正在衝擊著權貴階層的壁壘，不滿的浪潮洶湧澎湃，無法忽視或壓制。新的時代要求政府有比以往更多的作為，更多的想像力，更多積極的意向和措施。在野10年的自由黨盼望著重掌大權，相信自己有能力滿足上述需求。 他們不是一個團結的群體，從來都不是。其主導哲學看中變化和改革，和世界上的任何的自由主義派別沒什麼不同，但是他們各自的想法和社會背景千差萬別。自由黨的人員組成中，既有羅斯伯里勳爵這樣的輝格派貴族，也有愛德華·格雷爵士那樣的鄉紳，還有坎貝爾-班納曼爵士那樣的富裕商人，以及阿斯奎斯和莫利那種沒有土地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包括獨一無二的勞合·喬治，這個從凱爾特的鄉野跑來的暴發戶。他們中有所謂小英格蘭人，用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的話說，他們把帝國視為「貴族們尋求院外救濟的大型系統」；有人則是熱誠的帝國主義者，和保守黨人一樣。他們中有英國國教[1]徒，也有不信奉國教的，有支持愛爾蘭自治的，也有堅定不移反對自治的。他們中有獻身於財富和政治力量再分配的激進派，也有熱衷於賺大錢的工業巨頭。那些因為自身的信念，而不是家庭傳統或者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投身自由黨的人，認為他們和保守黨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和過去任何時候都一樣」；這道鴻溝，正如赫伯特·塞繆爾（Herbert Samuel）所言，存在於「緘口不語者與改革者」之間。充滿改革熱情的塞繆爾堅信，自由主義的原則「無異於帶著宗教精神投身於公共事務中」。自由黨中有真誠的人，也有機會主義者，有蠱惑人心的煽動家，也有像勞合·喬治那樣，上述三種都具備的人。他們是在野黨，急於執政，時刻準備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反對他們的人內部也矛盾重重，布爾戰爭後重新開啟的一系列國內問題的爭論愈演愈烈。非聖公會教徒對國家權力機構的仇恨和嫉妒在1902年教育法案上演變成了國家風暴。該法案是在貝爾福的授意下出台的，他本人也起草了大部分的內容。這項法案將把中學教育和小學教育一起，作為國家義務的一部分，目標是使所有人都上得起學，使所有的學校都達到統一的標準。和1870年的義務教育法案一樣，它也有經濟上的動機：政府意識到，國家必須著手提高教育水平，否則英國會在市場競爭中繼續落後下去。在實現進步方面，該法案可能是10年內最重要的成果，但它在方法上有所偏袒。它特別照顧英國國教學校，事實上提供了更多的財政支持，而廢除了地方上的非國教公立學校（Board Schools），這使得非聖公會教徒，即傳統上的自由黨人怒不可遏。這個法案也成了重新團結自由黨下的帝國主義者和激進派的理由，他們因為布爾戰爭和愛爾蘭自治問題而分裂。下議院辯論的火藥味很濃，是高教會派和低教會派[2]之間特有的。衛理公會派的牧師給報紙寄去義憤填膺的公開信，譴責這個法案是「耶穌受難後最惡劣的背叛」，村民們集合組成抗議會議，不願為學校繳稅的人也組成聯盟，勁頭十足，就像內戰時反對給查理國王造船費的圓顱黨人。此時勞合·喬治已是威爾斯解散國教的支持者，他以戲劇性的誇張演說鼓勵上述聯盟的活動。人們似乎是為了尋求刺激才縱身投入到新一輪宗教戰爭中，似乎布爾戰爭給了人們體驗的機會，雖然實際體驗到那場戰爭的還不到英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婦女選舉權！」的吶喊意味著更多的麻煩，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坦率地自稱「好鬥者」。1903年，她們在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反對福賽特（Fawcett）夫人的領導的、相信通過勸說方式獲得選舉權的團體。她們的初次戰鬥嘗試包括在政治集會上詰問和掛標語，雖還不甚嚴重，卻正如弗朗西斯·貝爾福夫人所寫，是「新風正在搖撼社會」的證據。 與此同時，南非的礦主要求政府許可他們引進華工，因為非洲工人要求不高，在戰後找到合適的工作輕而易舉，所以不願意再當礦工。契約勞工這個名詞聽起來很可怕，政府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礦主們立場堅定，如不照他們的意思做，他們的礦就不能重開，他們的投資就收不回來，他們在南非的股份就要貶值，正如《經濟學家》所坦陳的那樣，這就是個錢的問題。「如果持有兩億英鎊德蘭士瓦股票的英國人或別國人想連同利息賺回他們的錢，他們就不得不以正確的心態解決這個勞工問題。」 政府終於勉強同意，引進的華工被安置在特定的居住區。曾在英屬圭亞那引進契約勞工的自由黨人這次卻大聲斥責。其實華工的居住條件並不比英格蘭陰暗恐怖的貧民窟更差。貧民窟里一個水龍頭和一個廁所要供25個家庭使用，一張床上睡三個人，床下再睡兩個。但是，距離越遠，人道主義的本能就越強大，在非洲建一座天堂總比在國內更容易。何況，華工問題還散發著布爾戰爭一開始就有的銅臭味。帝國主義者喜歡在帝國事業上附加的道德內容也因此貶值。 此外，約瑟夫·張伯倫正因為關稅改革的事鬧得昏天黑地。當他為保護主義而戰時，他是和他所在的黨派對著幹，反對傳統的英國態度，即自由放任的政策。人們開始擔心當年《穀物法》的情況重現，食品價格攀升，於是自由黨又有了疾呼「食品自由！」的機會，而他的黨派也分裂為新舊保守黨，分裂為有地的和有錢的。工廠主和商人偏向保護主義，他們是H·G·威爾斯眼中「幹勁十足的商業化帝國主義」支持者。張伯倫自己就既是帝國主義者又是商人，在他看來，這是團結宗主國和所有殖民地的好機會，龐大的帝國關稅系統會刺激帝國內部的貿易，使國家更繁榮，也會加強帝國的聯繫，增加稅收用於社會福利，尤其重要的是，他還會因此被推到前台，成為英雄。他在英國內閣的位置同德國在各國之間的位置十分相似：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影響，盤算著奪取頭籌，又因為最高位不在自己手中而苦惱怨恨。關稅改革是他奪權的好機會，但是他錯過了。此事顛覆了整個內閣。張伯倫辭職了，以便在全國範圍內繼續他的戰鬥。五位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也辭職了，包括德文郡公爵和財政大臣。一位朝氣蓬勃的新下議院議員，溫斯頓·丘吉爾，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投入了自由黨的懷抱，被保守黨人大罵「卑鄙」。辯論無休無止，涉及從特惠關稅、出口津貼到傾銷等神秘的財政問題。幾乎無法領會精神的公眾也做出決定，支持某個陣線，食品自由聯盟和反學校稅聯盟同時湧現；英國人很快變得和法國人一樣，吵得不可開交。 當上首相的貝爾福先生仍然溫文爾雅，輕鬆自如，不理會政治教條，拒絕採取堅定立場。他之所以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他不認為哪個立場是值得堅決支持的，也因為他相信，在極端觀點之間游弋才是將他的黨派團結一致、維持住政府位置的好策略。他覺得教條地堅持自由貿易沒什麼意義，而某種選擇性的關稅制度對英國的工業是有好處的，當然他也不想全盤接受張伯倫的計劃。他的頭等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繼續保守黨對英國的統治，這要比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都更重要，他在這一點上立場堅定。同事爭吵、大臣辭職、黨員變節都沒有給他造成壓力，他從容不迫地告訴下議院：「如果我在不存在堅定立場的情況下採取了堅定的立場」那才是玩忽職守呢。他給這些問題注入了哲學式的懷疑，又為他的懷疑注入了絕對的權威，以至於辯論的雙方都被他迷住了。當他和黨內自由貿易者以及保護主義者的關係遭到質疑時，他「令下議院享受了好一頓輕蔑談笑」。他對議會的程序極其熟練，運用各種策略駕馭事務，竟讓這個政府撐了兩年多的時間。他似乎在這個艱難的任務中獲得了樂趣，但他的表現卻令追隨者們心神不寧。他們希望黨的領袖承擔起領導的責任，而不是如哈里·卡斯特所說的那樣，成為「走中間路線的騎牆派」。 然而，貝爾福的意圖很嚴肅。他希望在位足夠長的時間，以鞏固協約以及帝國防衛委員會的工作，特別是在1905年的丹吉爾危機之後。他已下令重新裝備火炮，採用新的18磅（約8千克）速射火炮。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那樣，他下定決心「絕不退位，直到我們在軍費問題上走得足夠遠，任何自由黨政府都不能動搖我們的立場為止」。百折不撓的張伯倫仍然繼續著關稅改革宣傳。黨內矛盾激化，反對派越發急躁，貝爾福在雞蛋上的舞蹈也越來越困難了。 讓以上的衝突都相形見絀的是英國的社會問題。1900年後，各種調查報道相繼出爐，揭露了財富兩極分化的嚴峻現實和後果。在B·S·朗特里（B.S.Rowntree）1901年的《貧困：城鎮生活研究》，查爾斯·布斯（Charles Booth）1903年的最後一卷《倫敦人的生活和勞作》，L·基奧扎·莫尼（L.Chiozza Money）1905年的《財富與貧窮》，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對勞工問題的報告，以及費邊社對赤貧、患病和精神失常者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了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無法擺脫長期貧困，無法滿足最基本的動物生活需求」。莫尼的研究表明，經濟上的不平等在英格蘭尤其普遍。人口差不多的法國，擁有價值500英鎊至1萬英鎊小型房產的人數是英格蘭的兩倍，但是英國擁有價值5萬英鎊以上房產的人是法國的三倍，擁有25萬英鎊以上房產的人是法國的四倍。 調查者拿出的是真憑實據：睡眠、飲食、衛生、隱私，甚至用於呼吸的空氣都無法滿足基本的人類生存條件。根據赫胥黎（Huxley）教授的計算結果，每人800立方英尺[3]的空氣量是理想的情況。這個數據在貧民院是300立方英尺，而在貧民窟，三個人睡一張床，共用700立方英尺的空氣，或者在有孩子的家庭，八九個人共用1200立方英尺的空氣。他們和寄生蟲一同生活，一張鋪在地上的紙就能充當廁所，星期天吃一次魚就算是八口之家每周的蛋白質供應，每人只能分到2.5盎司（約71克）的份兒。小孩面色蒼白，牙齒潰爛，發育不良，如果他們去上學的話，不是在課桌前發獃，就是蒙頭大睡。無知、冷漠以及虛弱的身體是貧窮的產物，城市貧民窟就是浪費生命的泥沼。而過度擁擠的鄉村也好不到哪裡去。牛津郡的一間村舍里，八口之家只睡兩張床，中間隔著一堆單薄的毯子；約克郡的一間村舍里，一對夫婦和五個女兒共用兩張床和一個閣樓；在薩默賽特，一位母親和三個孩子睡一間屋，五個男孩和女孩共用另一間屋，年齡最大的有19歲。 對於缺乏專門技術、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來說，他們的工作條件和貧民窟差不多。1897年，也就是維多利亞女王金禧慶典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肖菲爾德（Shawfield）化工廠里，工人們一天工作12小時，全周無休息日，每小時的工錢只有3—4便士。這些在有毒煙霧中工作的人們甚至沒有午休時間，只能在焚化爐邊站著吃午飯。如果他們星期天不來上班，下一天的工資就會被罰掉。而這座化工廠的老闆，歐沃頓勳爵（Lord Overtoun）是個每年捐款1萬英鎊的慈善家，還是尊重禮拜天、各大星期日休息協會的主要成員。在其他工廠，沒有得到允許就不來上班的工人可能會被逮捕。就算他們事先申請休息，也有可能遭到拒絕；如果他們無論如何還是休息了，往往第二天就得在監獄裡度過。技術工人如果加入行業工會，情況會好得多，英格蘭的行業工會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技術工人占所有成年男性工人的五分之一，這也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比例更大，他們有自己的保險和養老體系，有強大的基金支持，並且可以到所在的合作社買到便宜的東西。儘管如此，和資產階級相比，他們還是處於劣勢，背後還有無處不在的失業可能，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 1900年起，英格蘭的經濟已經走出了19世紀90年代的蕭條期，總體上繁榮、積極，處於擴張狀態。運貨商、造船廠、銀行家、工廠主都很忙碌，煤礦全線運轉，儘管在化學、電氣等新工業上，英國不如某些外國競爭對手那麼有創業精神，大多數行業雖然難免有起伏，整體形勢還是不錯的。但是，利益分配的鴻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富人們享受著頂級的奢華與閒適，工資的購買力卻在下降，工人的物質生活也惡化了。英國規定的參軍最低身高從1883年的5英尺3英寸（約1.6米）降低到了5英尺（約1.52米）。 體制出了問題。不知怎麼回事兒，這些年來機械和物質上的巨大成就反而把社會整垮了。在這個進程加速的美國，深受震動的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工商企業中深入調查，專門揭發醜聞的公民記者也把調查轉入貧民窟、牲畜圍欄和標準石油公司的文件里。英國的改革家、作家、十字軍記者、費邊社成員、社會主義者、自由黨激進派為了尋找補救的辦法，已經失去了耐心。H·G·威爾斯尖銳地吼叫，警告大家，無計劃的物質進步會導致樓房越來越高，城鎮越來越大，資本家越來越壞，被踐踏的、陷入絕望的工人越來越多，正如他在《當睡者醒來》一書中所描繪的那樣。這是一個「一切都更大、更快、更擁擠」的未來……簡而言之，是「當代各種傾向的誇張版本」。威爾斯就像一隻不停啄食文明疾病，發出咕咕叫聲的冠藍鴉。他在1900年的《預感》和1905年的《現代烏托邦》中把新共和國塑造成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並藉此熱情地宣傳通過科學給人類帶來的進步。 和平、節約和改革，自由黨的這三個信條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19世紀那種機會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已成往事。某種「憤怒的悲觀主義」啟發了查爾斯·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創作了《來自深淵》（1902）和《變化的危險》（1905）。這位年輕的自由黨記者，《每日新聞》的文學編輯，忠實的高教會派信徒，娶了一位利特爾頓家的小姐，她的叔叔是貝爾福的內閣成員。他屬於新派自由黨的一員，19世紀的許諾被如今的動向背叛，馬斯特曼茫然而不安。同樣受這種「憤怒的悲觀主義」啟發的還有一位孤獨的經濟學家，J·A·霍布森（J.A.Hobson），他在1901年出版了《社會問題》一書。他看見自由主義早期明亮的希望被適者生存的教條所遮蔽，進步的能量全神貫注於物質增長。政治經濟學已無法解決社會問題，他認為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科學來「為一種新的社會進步的藝術提供令人滿意的依據」。霍布森認為，失業是問題的關鍵。失業意味著人類資源的浪費，在他看來，無所事事的富人也包含在內，根據1891年的人口普查，有25萬個年齡在20歲到65歲之間的富有男性沒有任何職業或工作。消費力不足是失業的必然結果，它正是種種社會問題的主要來源。霍布森也認為，帝國主義不是所謂白種人的責任，被高貴地承擔，而是經濟體的內在要求，為了彌補國內市場的不足。霍布森的觀點寫在了1901年的《沙文主義的心理》和1902年的《帝國主義論》中，影響甚大，但是遭到了帝國主義者和費邊社成員的忌恨，後者也是信奉帝國主義的。沒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學聘請他做教授，連1894年成立的倫敦經濟學院也不例外，費邊社之所以建立這所大學，正是為了創建那個新的社會科學，這正是霍布森的目標所在。 費邊社想要的是沒有馬克思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有點兒像沒殺過人的麥克白——這是一種理性、體面、漸進、真實又實際的英式社會主義，為其提供技術支持的是聰明用功、觀察入微的韋布夫婦（Webbs）以及常識感特別好的蕭伯納。費邊社成立於19世紀80年代，通過小冊子宣傳計劃和論證，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遊說團，一心要把現存的政治體制引入到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上。比阿特麗絲·韋布把人分為兩類，貴族、藝術家和無政府主義者[4]是A類人，慈善家，資產階級和政府官僚是B類人，費邊社成員也屬於B類。他們不在工人階級中尋找根基，而更喜歡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說的，通過「逐步在高素質人群滲透我們的志向」，並逐步影響政府來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在B類人當中進展顯著，但仍然只是個七八百人的經院哲學組織，為工人而辛苦勞碌，卻又遠離工人群眾。在英國，知識階層的人是無法滲透到工會當中的。費邊社對馬克思主義的強制性階級鬥爭定論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勞工和雇員必須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達到目的，因為如果沒有僱主的利潤，他們也就沒飯吃了。在「反駁」馬克思的演講中，身材高大、聲音尖細、滿頭紅髮、引人注目的蕭伯納大膽地煽動聽眾，用清脆、銳利的句子傾吐他的理念，不間斷地講了一個半小時，在場的人被迷得神魂顛倒。在1905年12月首演的《巴巴拉少校》中（貝爾福先生也在現場），蕭伯納借軍火巨頭安德夏夫特（Undershaft）之口，談論「貧窮的罪惡」。「你所說的罪惡算不上什麼：這裡一次謀殺，那裡一次盜竊，有什麼大不了！這些不過是生活的意外和疾病罷了：整個倫敦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職業罪犯的才50個人，但貧困的人有好幾百萬，他們悽慘、骯髒、吃不飽、穿不暖。他們在道德和實體上毒害我們；他們殺死社會的幸福；他們強迫我們放棄自由，以不近人情的殘酷組織起來，就是擔心他們起來反抗，把我們拉進他們的無底洞。蠢人才害怕犯罪，我們都害怕貧窮。」 韋布夫婦用堆積成山的報告，以及英國社會的潤滑劑——社交和談話——來打擊這項罪惡。決意促進社會進步的他們其實本質上是專制主義者，對民主進程毫無耐心。他們贊成保護主義、約瑟夫·張伯倫（比阿特麗曾經還想和他結婚），以及所有能夠加強國家力量，帶來更多稅收，為修建下水道、流動廚房和失業保險提供資金的東西。他們不喜歡自由黨人，因為這些人不理解帝國主義，也不懂社會主義對新時代的要求；他們也不想相信工黨，這些沒教養的人肯定沒有能力讓社會服從他們的意志。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強大的政黨，雷厲風行，對國家需求有務實的理解，能像保姆一樣，好好管教未來，給它穿上乾淨的衣服，幫它洗臉，擤鼻涕，叫它挺直身板，坐在桌前，為它提供合理的飲食。只有被張伯倫革新過的、接受韋布夫婦指導的保守黨才能做到這些，它將把托利式社會主義的鐵的祝福送給英格蘭。 正統社會主義的代表是社會主義民主聯盟，其領導H·M·海因德曼家境富裕，受過伊頓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的栽培，和威爾斯親王的入學年份正好相同。社會主義民主聯盟篤信馬克思主義，同時也缺乏和工人階級的交流，它表達了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最憤怒的革命學說，但沒有什麼追隨者，所以只是一個沒有實體的聲音。海因德曼曾說：「如果下個星期一早上10點沒有革命的希望的話，我就無法再繼續下去了。」革命大概會從天而降，因為從海因德曼的計劃上來看，工人並不扮演發起人的角色。「一個奴隸階級是不會被奴隸自身解放的，」海因德曼宣稱，「領導、發起、教育和組織必須來自出身不同的人群，他們在早年受過訓練，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他抱怨古怪的英國戰術，即統治階級把嶄露頭角的工人領袖吸收進來，而後者在「接受了為了他們而犧牲自己的財富的社會主義者的教育」之後，經不起考驗，非常樂意叛變投敵，加入占主導地位的少數派（也就是自由黨）。他說話的語氣似乎證實了他的朋友對他的看法，據說喜歡打板球的海因德曼是因為沒有入選劍橋大學的十一人板球隊才怨天尤人，成了社會主義的信徒。海因德曼和《號角》（Clarion）的編輯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等一群認真的人一起，在會議、文章、報刊、演講中堅持不懈地追求著那個「星期一的早晨」，儘管英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想要那個世界，他自己也無法在那樣的世界裡活下去。 1901年發生的一件事成了轉變政治力量平衡的關鍵點。在塔夫河谷罷工案（Taff Vale）的判決中，上議院作為上訴法院裁定工會為罷工引起的損失負責，因此，工會成員的養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脅。正是統治階級的這個舉動令英國的工人階級確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在此之前，英國工人寧願通過工會直接和僱主較量，而不是通過議會開展政治行動。英國工人向來又是擁戴自由黨的，所以不會轉而支持社會主義政黨，而且他們也不贊成階級鬥爭。克列孟梭說：「英國的工人階級也是資產階級。」歐洲大陸的同志們覺得英國的工會聯盟缺乏創見，無聊透頂，因為其成員對思想的交鋒沒有興趣，只想獲得眼前利益。一位訪問者說，在法國人看來，這種所得不過是為了社會革命積聚力量；而英國工人卻認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對根本的原則和永恆的真理很不耐煩」。正如莫利（Morley）所說：英國工人對新的社會體系不感興趣，只想「在目前的體系下獲得更公平的待遇」。 永恆的真理在1892年通過一位蘇格蘭礦工工會組織人發出了聲音。這位和先知一樣激情四射的人名叫基爾·哈迪（Keir Hardie），當年36歲，個子不高，相貌英俊，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頭髮梳在半球形的額頭後。他出生在拉納克郡煤田的一座只有一間房子的農舍，家裡有兩個大人，10個小孩，他的母親不知怎的教會他讀書認字，他7歲的時候就去麵包房跑腿。在某個星期的發薪日，他的父親失業，母親因為剛生了小孩臥床，家裡沒有吃的，於是這個幼小但獨立持家的男孩在雨中走了兩英里（約3千米）路，趕到工作的地方，接連兩天遲到15分鐘。「上樓去，老闆找你。」收銀台後的女孩告訴他。他走進了屋，僱主一家人正圍著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就著熱氣騰騰的咖啡吃烤麵包。他就這樣被解僱了，而且為了提醒他不再遲到，他這一周的工錢也被沒收。他兩手空空走出門，女僕可憐他，不作聲地塞給他一個麵包卷。 哈迪是絕對相信階級鬥爭的。在他看來，自由黨和保守黨沒什麼兩樣，不過是僱傭階級的另一張臉。在他第一次作為獨立的工人領袖參加1888年的拉納克郡中期選舉時，自由黨的候選人喬治·特里維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向他解釋，他們倆的戰鬥令保守黨漁翁得利，是很不幸的事；如果哈迪此時退出，自由黨可以確保他獲得一張安全議席，承擔他下次大選的競選費用，並支付他300英鎊的年薪。哈迪從未掙過那麼多錢，但他拒絕了這個建議。雖然他在這次選舉失敗了——只獲得了全部7000張選票中的617票——但四年之後，他作為獨立參選人在西南漢姆（South West Ham）脫穎而出。他從未屈服於資本家的拉攏。在一次關於失業問題的辯論上，沒有人為挨餓的民眾說一句話，哈迪越聽越氣，終於脫口說出：「你們這幫飽食終日的畜生！」在另一個場合，一位議員譴責失業者是懶惰的流浪漢，不願工作，哈迪則指出，同樣數量眾多的流浪漢「帶著大禮帽和護腳，每天都能在西敏寺的馬道上」見到。他在大會上講演時，站姿好似鑿過的花崗岩，象徵著解放了的工人，頭部後仰，身體筆挺，他好像在表達那種他希望能灌輸到工人階級里的「平等、自由和歡欣鼓舞的自立精神」。他沒有薪水，也沒有政治資金，靠新聞寫作自食其力，養活了妻子和三個孩子，最多每年賺210英鎊。 1889年，孤注一擲的碼頭工人為爭取每小時6便士的工資舉行罷工，掀起了非技術工人組織行業性工會的運動。這項運動持續到19世紀90年代，其組織者被一種「宗教式的必要性」觸動，但他們很難說服工人們相信，比起「讓壓抑的情感噴薄而出的激烈罷工」來說，仲裁會帶來更好的薪資水平。 碼頭工人的罷工就發生在倫敦的中心，他們在資本的眼皮底下展現了階級鬥爭的現實。這個事件也把赫伯特·塞繆爾那樣的年輕人捲入了政壇。他在幫助他哥哥參加倫敦郡議會（LCC）選舉掃街拜票時，就去過懷特查佩爾區的血汗工廠和骯髒的住宅。這次罷工工人的生存條件更令塞繆爾震驚，「從那一刻起」，他下定決心，把下議院和「參與社會立法視為自己的目標和宗旨」。這場罷工也使一位狂暴的工會主義者，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出了名。伯恩斯是工程師聯合會和火車司機工會的成員，被稱為「扛著紅旗的人」，因為他不管何時演講，都有帶著紅旗的習慣。伯恩斯並非碼頭工人工會的成員，但他接管了他們的罷工，幫助領導人湯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做了管理工作。他和警察保持良好的關係，組織工人排隊領取食品，並在薪資談判上取得了和解，「碼頭工人的6便士」成為現實——他的做法令克魯泡特金很頭疼，認為這麼做錯失了關鍵時機。「如果說有8萬人支持的伯恩斯沒有鬧革命，」他寫道，「那是因為他害怕被砍頭。」伯恩斯也曾大事聲張，要實現社會主義，但他太英國了，不適合革命，也從來沒像哈迪那樣拒絕與資本主義和解。只要符合當前的情況，他願意同任何人結盟，為勞工的權益做鬥爭，所以他在參加倫敦郡議會選舉時，是和自由黨合作的。據比阿特麗絲·韋布說，他對基爾·哈迪的憎恨「到了瘋狂的地步」。 在1893年的英國工會聯盟會議上，哈迪獲得了足夠的支持，擊敗競爭對手伯恩斯，成立了獨立工黨（ILP），並被提名為主席。該黨派宣稱了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確保「所有生產、分配、交換的手段」都為公有，為了確保沒有錯誤，還說要「在經濟條件成熟時組織革命」。各行業工會沒有為它提供熱情的經濟支持也就不奇怪了。兩年後，1895年大選，索爾茲伯里勳爵成立內閣，而獨立工黨的28個候選人竟無一人獲得議席。這是「拿破崙死後最昂貴的葬禮」，伯恩斯不無幸災樂禍地點評道，在這一點上他和韋布夫人是一致的。她宣稱，工人政黨獨立參選，堅持三方分散選票的行為無異於「自殺」。不過，獨立工黨雖然慘敗，保守黨編輯J·L·加文（J. L. Garvin）還是憂慮它會在將來成為「英國政壇日益強大、令人擔憂的力量」。 與此同時，僱主們也聯合起來，抵抗工人的要求。這類協會的數量越來越多，加入其中的僱主還簽訂協議，雇用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為了在罷工期間有所「儲備」，他們創立了自由工人登記簿，其實就是一張張列舉破壞罷工者名字的單子。1897年，歷史悠久、能力強大的工程師聯合會為爭取8小時工作日發起了長達30個星期的罷工，結果被僱主聯合會打敗。他們封閉工廠，抓捕罷工者，戰勝了其他的工會，恢復了計件工作制，並拒絕支付加班工資。政府有時還會派出軍隊，給他們提供支持。為了不留任何漏洞，這些聯合會在1898年成立了僱主議會委員會，企圖把所有與其有利益衝突的法案扼殺在搖籃中。 1900年，若干工會——差不多是工會總數的四分之一——不太情願地慢慢走向政治舞台，它們聯合獨立工黨以及海因德曼的組織，成立了勞工代表委員會，準備為大選推出自己的政治候選人。費邊社也半心半意地暫時加入。委員會選擇了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擔任書記。麥克唐納是個34歲的蘇格蘭人，出身貧寒，是獨立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以機敏的政治意識著稱。海因德曼的組織終於發現，知識分子並不能控制委員會的政策，於是退出了；費邊社知道委員會的努力「不符合他們的方針政策」，所以從未真正參與其中。煤礦、棉紡織等老資格的行業工會仍然保持敵意。1900年大選時，委員會送出的14個候選人中只有哈迪和約翰·伯恩斯兩人當選。 接著，「驚人的打擊」——塔夫河谷罷工案來了，不少僱主乘勝追擊，要求賠償損失，工會接連敗訴；工會的資金要為損失負責，長久以來罷工的權利便因此作廢，勞資談判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變得搖搖欲墜。工會深受打擊，對過去的直接行動原則心灰意冷，於是直面政治，決意逆轉塔夫河谷案，方法只有一條：通過議會。勞工代表委員會中工會成員的數量在兩年間增加了一倍多，工會的金庫也向委員會敞開，使得委員會在1902年和1903年的補缺選舉中贏得三個議席，其中一個還是在達勒姆的三人選戰中勝出的。曾做過修桶工和城鎮議員，出生於濟貧院的威爾·克魯克斯（Will Crooks）、鑄鐵工人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和紡織工戴維·沙克爾頓（David Shackleton）進入了「倫敦最好的俱樂部」——下議院。 在這裡確實能感受到社會風向的改變。但是，保守黨所代表的階級並未因此亂了陣腳。主流的情緒總的來說還是心滿意足的。剩餘勞動力作為利潤系統的支柱是經濟的自然法則，不容任何立法的干擾，這是保守黨的宗旨。上層階級的生活仍然舒適安逸，很難感受到所謂改革「不完美社會秩序」的緊迫性——《泰晤士報》的用詞很淡定。基爾·哈迪在1901年將第一份社會主義議案呈送下議院，並花了20分鐘解釋：造成布爾戰爭、義和團運動和倫敦貧民窟的利潤系統的弊端可以通過土地和財產公有制來改善。「剛吃完晚飯的貝爾福先生衝著演說者友好地微笑，毫無疑問正在計算他要浪費多少時間在這份議案和演講上。」 1905年大選在即，讓步成為必要。為了爭取工人的選票，保守黨委任皇家貿易糾紛專門調查委員會對重建無過失責任原則做出報告，甚至還允許《貿易糾紛議案》的提出，假使其通過委員會和下議院的兩次宣讀的話，便可扭轉塔夫河谷案的判決，不過這個議案最後並沒有成為法律。保守黨面對失業問題雖然談不上果敢，但也採取了充分的措施，頒布了《失業工人法》，從而建立了勞動局，對失業人員登記註冊，幫助他們找工作，並在某些情況下支付補償金。可惜該法只適用於倫敦，不過是做了一些有限的修補工作而已。保守黨並沒有給出真正的補救計劃，因為他們不想要這樣的東西。 自由黨作為少數派需要工人的支持才能獲勝，而且只有以足夠大的選票差距獲勝，才能把他們從愛爾蘭的夢魘中拯救出來。對於他們來說，獨立工黨候選人出現在大選的戰場意味著災難。自由黨面臨三強爭鬥的危險——工黨將分散自由黨的選票——他們現在不僅需要支持，更需要結盟。工黨的代表拉姆齊·麥克唐納做好了傾聽的準備。他和自由黨黨鞭赫伯特·格萊斯頓（Herbert Gladstone）[5]在1903年做出秘密協議，自由黨同意不和工黨競爭35個席位；作為交換，當選的工黨議員將和自由黨一起投票。麥克唐納沒有徵求基爾·哈迪的意見，倘若哈迪知道，必將此協議視為背叛，甚至是不必要的。在他看來，自由黨最終會發現，失去工人階級的選票，他們將一無是處；到了那個時候，他們要是不和工黨合作，就得「和保守黨一塊兒幹了」。 1906年1月中旬，兩周時間——當時的習慣如此——大選上演了。華工苦力、保護主義對抗自由貿易、教育稅、塔夫河谷，這些討論了三年的爭議又一次迴蕩全英國。華工在威爾斯的山上勞作？「天理不容！」勞合·喬治誇張地咆哮。政治煽動家和非理性的力量僅僅加強了保守黨在位時間太長的印象，而這一次，煽動家和非理性的聲音是正確的。人們期待轉變，轉變也確實來了。 自由黨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他們以前所未有的513票對157票回歸下議院。這些選票並非都歸他們所有。工黨贏得53個議席，其中29席屬於勞工代表委員會，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下議院組織起來，作為受到認可的政黨，擁有自己的黨鞭。剩下的24個議席屬於工會代表，被稱作自由黨——工黨（Lib-Labs），接受自由黨黨鞭的監督，直到1909年才正式隸屬於工黨。這53人和377個自由黨一起投票，連同83個愛爾蘭議員，令勝利的政黨獲得了絕對多數的356票差額，龐大到了笨重的地步。就算沒有工黨和愛爾蘭人，他們自己也有220票差額，足夠擺脫任何組織的影響。他們終於第一次實現了格萊斯頓一直以來的夢想——不受愛爾蘭影響的自由黨多數票，用保守黨的話說是「異常到可惡」。 工黨的成就更加驚人，它的意義自然不容小覷。阿爾梅里克·菲茨羅伊爵士的一位朋友失去了蘭開夏郡選區的議席，他將這個失敗歸結於工黨的興起，對結果產生重大影響的不是關稅或者其他議題，而是「一種信念，出身工人階級的人第一次確信，他們可以依靠自己的雙手拯救社會」。 作為對政界新人的承認，約翰·伯恩斯被任命為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成為第一個擔任內閣級別職位的工人。「我向您表示祝賀，亨利爵士，」他對授予他職位的新首相坎貝爾-班納曼如是說，「這將是您所安排的職位中最受歡迎的。」事實證明伯恩斯所言不虛。在統治階級的擁抱下享受了一個星期後，伯恩斯告訴比阿特麗絲·韋布：「我已不再是一星期之前的自己了。」他在內閣的歡快情緒十分明顯，以至於愛德華·格雷爵士想起了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寫過的一句話：「六月天裡，烏龜歡欣鼓舞，踮著腳尖走路。」 對於保守黨人來說，這個結果堪稱記憶中最慘烈的選舉敗仗。這次災難中，連貝爾福也沒能倖免，同樣失去議席的還有他的兄弟傑拉德（Gerald），他的內閣成員阿爾弗雷德·利德爾頓和約翰·布魯德里克，以及他的表弟休·塞西爾（Hugh Cecil），「最悲慘的命運」——《笨拙》雜誌為之哀悼——屬於亨利·查普林，這位英格蘭的護衛當議員已有39年。這幾個人都在下一次的補缺選舉中重拾議席，但此時，獲得絕對多數支持的「新民主派」主宰議會，耀武揚威。 大選前在曼徹斯特拉選票的忙碌的日子裡，貝爾福以其特有的超脫精神，抽出時間為一個更古老的問題尋找答案，儘管比起他是否能回到首相位置來說，這個問題並不太急。1903年，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代表猶太復國主義者請求約瑟夫·張伯倫支持他們在西奈半島[6]爭取殖民許可。在張伯倫眼中，猶太人是很有事業心的殖民媒介，但是他沒能說服在埃及的英國當權者，於是提出把東非的烏干達交給猶太人，作為巴勒斯坦的替代品。當時，俄國屠殺猶太人造成了恐慌，東歐的猶太人拚命尋求逃離歐洲的辦法，但是猶太復國大會還是拒絕了張伯倫的提議，而貝爾福想知道原因。他一直掛念著「基督教和基督文明從猶太教中獲益良多」，在頭腦中盤算著烏干達問題，所以在大選如火如荼之時，仍然詢問手下一位叫德雷福斯的幹事關於此事的看法。為了解答貝爾福的疑惑，德雷福斯帶來了他的一位朋友：熱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這位32歲的魏茨曼先生在曼徹斯特的維多利亞大學擔任化學講師，臉色有著俄羅斯式的蒼白。貝爾福安排了15分鐘的時間，在曼徹斯特酒店的競選總部接待了他，結果這位訪客停留了超過一小時。 想到要在15分鐘內，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和這位頗有聲望的政治家解釋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希望、派系與對立的思潮，魏茨曼很緊張。「我倉促地就猶太復國運動的意義長篇大論起來……除了以現代政治話語傳達的深刻的宗教信念以外，沒有什麼東西能使這項運動繼續下去，而這個信念必須也只能建立在巴勒斯坦。別的地方都是虛假的偶像……我心急如焚，尋找著不太笨拙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突然間我說：『貝爾福先生，如果我把巴黎給您，用來替代倫敦，您願意接受嗎？』 「他站起身，看著我說：『但是，魏茨曼博士，我們已經有倫敦了。』 「『不錯，』我說，『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耶路撒冷了。』他向後仰身，仍然盯著我看……直到1914年，我才再一次見到他。」關於後來那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7]，貝爾福在臨終時說：「總而言之，那是他回顧一生時覺得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選舉失敗的第二天早上，貝爾福拜訪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貝爾福「心煩意亂」的樣子。不過，他帶上一本書上床睡覺，第二天下樓午餐時「休息得很好、心情舒暢」，下午打高爾夫球，接下來的一天也是，看起來玩得很痛快，完全不關心接下來的選戰結果，「甚至連報紙都不看」。他將這次失敗歸結於工黨的崛起，以及公眾對改革的渴望。他注意到，真正的議題作用不大，因為觀眾們拒絕傾聽辯論。 打高爾夫球的貝爾福看似了無牽掛，實則也在思索。「1906年大選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他第二天寫信給國王的秘書弗朗西斯·諾里斯（Francis Knollys），而工黨的突然出現是這個時代突出的特點。中原逐鹿，召喚新人。貝爾福就這個話題給幾個朋友寫信，思索了幾天時間，逐漸打開了思路：這不是一場「平常的政黨更迭……這裡發生的和我們過去三年的口舌之爭沒有任何關係。」坎貝爾-班納曼「不過是個在激流上跳舞的軟木塞，什麼都控制不了」，要想理解這場戲的全部意義，必須從「引發聖彼得堡屠殺、維也納騷亂和柏林社會主義遊行的同一個運動的角度來看」。意識到新發展的影響，貝爾福思緒紛飛，他在自由黨大獲全勝之際寫道：「我認為，一切會以自由黨的分裂收場。」他沒有因為戰鬥進入新時期而灰心喪氣，相反，他變得比以往更活躍，他向諾里斯保證，自己沒有退出政壇的意圖，因為「我對現在發生的事情實在很有感興趣」。 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晰地意識到了權力的轉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執政黨到在野黨的政治轉移，而是更為深刻地轉移到了一個新的階級，雖然這個階級還遠沒有擁有權力，但它對掌權者的施壓導致了社會組成部分的劇變。 不過，貝爾福此時已經失去議席。「我肯定不會像個被辭退的男僕一樣，跑遍全英國，解釋我是多麼誠實、勤勞。」他說道。有人在倫敦城選區為他覓得一個議席，於是他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回到了下議院。 除了貝爾福以外，其他人也在自由黨的勝利中看到了其解散的預兆。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預言，自由黨「為了不疏遠溫和派的支持者」，將會試圖推行「一種缺乏誠意的政策」。如果他們採取真正的矯正社會的立法，他們就會失去資本家支持者，後者會叛變到保守黨陣營。而如果他們在社會改革上無所作為，他們又會失去激進派的支持，正是這些人把他們選上台的。不論發生以上哪一種情況，這屆政府都將是自由黨的天鵝之歌。「對我們的事業最為肯定的幫助就是自由黨不可避免的解體。」 1906年下議院的構成令保守黨人確信，社會主義的崛起直接威脅到了權貴的存在。在此之前，擁有土地的貴族和鄉紳還認為自己可以替人民說話，以為自己和普通人有著相同的國家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一個整體。他們深信保守黨式的民主是仁慈的，只要它不干預現存的秩序就好。他們以自己熟知的農民和僕人階級來理解民眾。在貝爾福的內閣里擔任愛爾蘭事務大臣的喬治·溫德姆（George Wyndham）是個熱情洋溢、忠實堅定的保守黨人，他在1906年的大選中保住了議席，深信自己贏了選舉，如此向他的母親匯報戰果：「因為工人們熱愛我。我贏得了他們的心……我歌唱帝國之下大家的手足情誼，和外國人的良好關係，照耀子孫的帝國榮耀，還發自肺腑地小小談論了一下學校里的基督精神……我向他們敞開了我的心，我們彼此充滿愛意。我是因為保守黨的原則、大英帝國和財政改革而獲勝的。愛爾蘭人投了我的票，漁民投了我的票，士兵投了我的票，工匠也投了我的票！只是因為我們喜歡對方，熱愛過去的傳統和未來的輝煌，就這麼簡單。」 不管他的選區情況如何，溫德姆描繪的18世紀醉人圖景對於英格蘭以及1906年的世界而言，早就過時了，就像已經去世的攝政王一樣。務農的人群正在消失，他們滲入到城市，和正在取代他們的工業無產階級以及權貴階級之間沒有關愛，也沒有共同利益。溫德姆這類人對礦工、工廠工人、生活在一排排單調的城市住宅的人們一無所知。「想想看，」出生於布倫海姆宮的溫斯頓·丘吉爾在曼徹斯特拉票時進入了一條特別沉悶的街道，「居住在這樣的地方，從來沒見過美好的東西，沒吃過可口的菜餚——沒說過聰明的話！」擁有如此命運的人正是新登記的選民。 377個自由黨議員中，有154人，即40%，是商人，85人是律師，69人是「紳士」，25人是作家或記者，22人是官員，剩下的22人包括大學教授、老師、醫生等擁護自由黨事業的人。失敗的保守黨中，比例最大的還是紳士，占30%，接著是商人，占25%，官員占20%。議會中有310人（幾乎是總人數的一半）是新當選的議員，第一次入駐下議院。一位高貴的爵爺參觀新組建下議院時，發現「奇裝異服者」為數極少，因而鬆了一口氣。但是《笨拙》雜誌的資深通訊員亨利·魯西（Henry Lucy）爵士注意到下議院的語調、個性及社交禮節已被「徹底改革」。愛爾蘭人行為粗野，以不講禮貌著稱，他們也刻意這麼做，不理會下議院的傳統。他們討厭屬於英格蘭的東西，有多數票的自由黨也不需要愛爾蘭人，因此他們沒有討價還價的砝碼，什麼都做不了，只能製造噪聲、故意找茬來宣洩挫敗感，以此來防止下議院通過任何反對愛爾蘭自治的法案。為了擺脫英國的統治，爭取自治，他們艱苦奮鬥了很久，這次自由黨的勝利非但沒有為愛爾蘭人的事業提供幫助，反而令其陷入困境。 貝爾福回歸下議院時，懷有敵意的多數黨公開向這位反對派的領袖、失敗政黨的象徵表示厭惡。據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說，新加入的議員「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對他很沒禮貌……取笑他，總是打斷他」。貝爾福巋然不動，還是一貫的溫文爾雅，完全掌控辯論的形勢，成功地在一年之內重建他的支配地位，贏得了反對者的尊敬，他們認為貝爾福「給議會帶來了改變」。儘管新政府中有不少人是他私底下的朋友，坐在他對面、主講台後的那個人卻不是。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坎貝爾-班納曼（C.-B.）對貝爾福「歷史的韻味」無動於衷，「他根本就看不到這一點」。會議的早半段，C.-B.就試圖戳破它的符咒。被問到保守黨對一份反對關稅改革的議案的立場時，貝爾福又和以前一樣用模糊的用詞狡猾地逃避了追問，這令首相C.-B.怒不可遏。「蠢話已經夠多了！」C.-B.脫口而出。他的這位前任就像「法國的波旁貴族——沒有汲取任何教訓。他還像從前那麼逍遙，那麼優雅，使用難以理解的辯證法，處理重大問題時還是那麼輕率、膚淺，如果他以為這些辦法還有用的話，他就太不了解新下議院的狀況了。我要說，蠢話已經夠多了」！C.-B.的做法勇氣可嘉，被廣泛轉載，但貝爾福的光環並沒有消散。 新下議院的狀況最好的代表不是權貴貝爾福，也不是老派的自由黨人C.-B.。新政府的兩大主導人物後來都接連擔任首相，對於他們來說從政不是家族繼承，而是畢生的事業。這兩位就是H·H·阿斯奎斯，一個不信國教的約克郡羊毛商的兒子，和戴維·勞合·喬治，一個威爾斯教師的兒子。他們雖然背景和性格很不相同，但在進入議會前都曾做過律師。 勞合·喬治是新上任的大臣中最有活力的，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雖說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內閣職位，但勞合·喬治因此達到了前座議員的級別。在《每日新聞》的編輯，很擅長觀察政治人物的A·G·加德納（A.G.Gardiner）眼中，勞合·喬治是「新時代的前兆——登上權力寶座的人民領袖」。雖然勞合·喬治當時尚未抵達權力巔峰，但他顯然已經上路了，就像雞籠子裡的狐狸一樣，他的目標明確。他此時42歲，比阿斯奎斯小11歲，比丘吉爾大11歲。1890年，他從威爾斯的一個選區脫穎而出，來到下議院，為威爾斯的民族主義而奮鬥，他既是一個致力於政教分離的非國教徒，也是一個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激進派。《悲慘世界》是他青年時代的政治聖經，無論何時出去旅遊，他都要帶上一個平裝本。他冒著職業上的排斥和人身安全的風險，反對布爾戰爭，彰顯了他在道義和體力上的勇氣。他有強烈的政治原則，但沒有一點點顧忌。瘦小、英俊、大膽、殘酷，又會花言巧語，有著明亮的藍眼睛、棕色的鬍鬚和旺盛的活力，他總是不斷地追求女性，屢屢得手，而且還能靈巧地躲避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他有出色的演說才華，是政壇上的伯恩哈特[8]，他那充滿感情的凱爾特的歌謠令觀眾陶醉。對他來說，在公開場合，戲劇化的修辭、極端的煽動再多也不過分；回到議會，他又小心謹慎，精明，清醒，正如他常說的那樣「英格蘭的基礎是商業」，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僅僅憑藉迎合工人而生存。他最偉大的天賦是敏銳而可靠的直覺，他能感受到這一刻需要什麼，並且信心十足地認為自己能滿足這個要求。「他像獵鷹一般撲向機會」，而一旦把握住它，他就成了黨的領導不得不重用的人物，即便他就像保守黨中的張伯倫，是一隻杜鵑鳥，會反過來占這些領導的便宜。 走在他前面的是財政大臣阿斯奎斯，跟在他後面，步伐矯健的是溫斯頓·丘吉爾，他這次晉升次級內閣職位，擔任副殖民大臣，作為對他從保守黨改弦易轍的獎賞。阿斯奎斯是一台專業智能機器，通過訓練和判斷做出應急的決策，而不是出於最基本的信念。他的邏輯無懈可擊，他在論戰時不容辯駁。「去把大錘拿過來。」有一回貝爾福巧妙地把自由黨撕成碎片時，C.-B.命令道，於是阿斯奎斯及時出現。他曾憑藉獎學金讀完牛津大學，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用加德納的話說，乃是貝列爾學院體系最出色的產物：避免過度狂熱，「對崇高的思想持懷疑態度，即便這正是他心中所想」。他理解一切，但毫無創新；堅定而冷漠，也許更適合當法官或完美的董事會主席。他起初擔任律師，事業順利起步，但很快（1892年）就在格萊斯頓手下擔任了內閣大臣，於是以後起之秀的身份進入了上流社會，不過他很不熟悉社交界的慣例，那時候經常讓他的妻子挽著自己的胳膊，把她領入晚宴的餐廳。這個錯誤在他妻子死後被糾正過來，對後起之秀尤為上心的馬格特·坦南特決定和他結婚。他順利地融入了上流社會。他是個「沒有自負，沒有嫉妒，沒有虛榮」的人，一位女性朋友如此評價。他受理智的支配，不去刺激人也不試圖引起別人的反應。公眾一直無法在頭腦中形成對他的印象，也無法給他貼上標籤，他是歷史上一個沒有面孔的人。 這屆政府還包括幾位沒有多少地產的貴族，比如後來辭職的里彭（Ripon）侯爵，後來因為精神「失常」也最終辭職的崔德默（Tweedmouth）勳爵，還有羅斯伯里的女婿克魯（Crewe）勳爵，他曾因為不穿晨禮服而穿短外套去上議院，把現任的威爾斯親王（後來的國王喬治五世）「嚇得不輕」。偉大貴族的真正代表是保守黨的變節者——溫斯頓·丘吉爾。自由貿易不是他投身自由黨的唯一因素。他在1904年改變黨派時已經知道保守黨就要下台了。急著當官的他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儘管他是一位公爵的孫子，他也要掙錢謀生。當記者、寫書也能賺錢，但沒有他想要的那種機會。像他這樣幹勁十足的人要是在美國可能會經商，但是作為一個繼承了如此名望的英國人，只有從政才能實現宏偉的人生藍圖。 他認識到存在的社會問題，相信自由黨可以應對挑戰，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野心以外，他一直敬愛的、兒時的保姆埃弗里斯特太太（Mrs. Everest）的境遇也是推動他改弦更張的原因。埃弗里斯特太太令丘吉爾親身體會到了無業老年人的命運，「他們中的許多人到了生命盡頭無人照料，沒有飯吃」。1904年，他看到並抓住了機遇，做出了當時正確的選擇，贏得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從此以後，他在所有的演說中都把自由主義宣揚成「被拋棄的百萬人的事業」，工人階級應當投身其中，而不是選擇具有破壞作用的社會主義。就職之後，他就意識到自由黨如果無法從崛起的工黨手中贏得工會的選票，將難逃瓦解的命運。於是，他著手開始爭取選票，和勞合·喬治合作撰寫並通過針對工資、工時、養老金和社會保險的立法。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講話中，他提出了一份計劃綱要，幾乎採納了費邊社關於福利國家的想法，大大超越了這屆政府有意提出的任何東西，雖然他只在政府中扮演一個小角色。他大膽地宣稱：「我們將畫出一條下線，不允許不合條件的人生活、勞作」，並且打算把英國作為工人的「儲備僱主」，建立最低標準和鐵路國有的計劃。比阿特麗絲·韋布十分滿意：「溫斯頓已經掌握了韋伯規劃」，她在日記里寫道，他能這麼做可以說是「能力出色」。 應時而生的、最徹底的機會主義者出現在保守黨陣營。他就是F·E·史密斯（F. E. Smith），33歲的新議員，後來將以伯肯黑德（Birkenhead）勳爵為名擔任大法官。他在1906年的第一次演說堪稱那個時代最為轟動的下議院首演。和阿斯奎斯一樣，他也是律師出身，白手起家，憑藉獎學金在牛津念書。他曾是牛津學生會的明星，在那裡學會了辯論的所有訣竅、策略和攻擊對手的路數。這位和各派大人物沒有什麼關係的冒險家準備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無畏精神、勃勃野心和純粹的膽識步步高攀，一路向上。當他第一次站在下議院，對著保守黨無精打采的殘兵敗將發表演說時，議員們看見的是「一個身體修長、穿著得體的年輕人，鬍子颳得很乾淨，一張長臉稜角分明，眼神輕蔑，頭髮上過油，很光滑」。他站著，手插在口袋裡，一臉不屑的樣子，開始了文雅、自信的演說，「傲慢抨擊，十分漂亮」。他的語氣如此辛辣，聲調和姿態如此老練，以至於聽眾們幾乎沒有留意到這篇演說缺乏主旨。這是扔給自由黨的鞭炮，一連串冷嘲熱諷、含沙射影的個人攻擊。保守黨人坐直了身子，又驚又喜。演說者稍加歪曲地引用了勞合·喬治選舉活動時談及的在威爾斯山上的「華人奴隸」，在議會前座的勞合·喬治本人打斷了他：「我沒這麼說過。」史密斯毫不動搖，「我預感到可能會記不清，」他心平氣和地說，「所以特地帶來了1月16號的《曼徹斯特衛報》。」讀完引用的話後，他以刺骨的傲慢語氣接著說：「我寧願相信這位記者的文字，而不是那位可敬的議員。」 這場表演獲得了預謀中的成功。那個時機需要的是攻擊，從而給失敗的一方打氣，這一點被史密斯看到了。從此以後，他的實力不斷增長。他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執政理念，所以走得很快，但沒有方向。他的才智和蘭斯頓侯爵的風度一樣引人注目，全到了他的腦袋上去了，馬格特·阿斯奎斯說。他對理念和原則不感興趣，只熱衷於物質力量的遊戲，而且，他對自己駕馭遊戲的能力十分自信。後來有個傳說在坊間流傳，據說當年在牛津時，他和約翰·西蒙爵士[9]曾投幣決定入哪個黨，因為沒有一個黨會同時接受他們兩人。也許沒有這回事，但有這樣的傳聞存在也很能說明問題。某次丘吉爾針對工人選民發表演說後，史密斯公開說：「社會主義者們還是最好不要為丘吉爾先生的名字鼓掌吧，他是最可能在社會主義者泡澡時偷他們衣服的人——如果他們會去泡澡的話，我懷疑可能不會。」這樣的嘲笑是無法饒恕的，但也意味著一種新型政治家的出現。丘吉爾說「史密斯先生總是這麼庸俗」，這樣的反擊並沒有阻止他們成為最好的朋友。 某箇舊有的衝突因為這次內閣的更迭被重新拿出來討論。自由黨控制下議院時，保守黨如果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可以求助於上議院的否決權，正如他們在1893年阻擋格萊斯頓的《愛爾蘭自治法案》一樣。在變革的倡導者和維持現狀的支持者之間，在改革的政策和緊抓不放的政策之間，發生另一個衝突是必然的，正如索爾茲伯里勳爵預言的那樣。「可以這麼說，我們要通過立法給上層社會和大眾都帶來一些好處。對於上層社會來說尤其困難，因為所有的立法都對他們不利，因為立法常會干擾他們感到滿意的現存制度。」索爾茲伯里勳爵一語中的。當這種干擾變得過於危險，上議院就會採取阻礙措施，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是上議院議員，而因為他們是現存制度的捍衛者。重複使用否決權阻礙下議院的意圖可能導致憲政危機。索爾茲伯里勳爵說過：「只要我在位，什麼都不會發生；我完全理解上議院的貴族。但是我一走，錯誤就接踵而來：上議院會和下議院作對。」 貝爾福還沒等議會召開就先下手了。選舉失敗的那天晚上，他在諾丁漢說，所有保守黨的成員有義務確保他們的政黨「不管在位或者在野，都能掌控這個偉大帝國的命運」。這句話後來被阿斯奎斯視為通過上議院重申保守黨權力的宣言。無論是否如此，後果隨之而來。1906年4月，自由黨政府提出了一套他們自己的新教育法案，以消除1902年法案中引起反對的特徵。新法案取消了國家對教會學校的支持。這一點引起了高教會派的激烈反應，正如1902年法案引起非國教徒的反對一樣。該事件很快被視為兩院開戰的序幕。伊舍勳爵寫道：「也許大臣們感到所有的立法都會被上議院作廢，所以他們越早進入戰鬥狀態越好。」 貝爾福跟隨他舅舅的思路，擔心上議院議員會受刺激以至於犯錯。於是他立即向上議院的保守黨領袖蘭斯頓爵士暗示，政府的策略是呈上條款比實際需要更為極端的議案，希望上議院修改或否決，直到他們作繭自縛，成為立法障礙。然後，自由黨會呼籲國家授權他們對否決令做出限制。上議院議員們將被要求扮演一個「如此重要、微妙且困難」的角色，這是從未有過的。 上議院辯論《教育法案》的語氣沒有一點兒謹慎的趨勢，當下議院送來《多重投票法案》時，他們的脾氣也沒有變好。在不同選區擁有土地的人可以多次投票，這個法案的目的就是結束這一遺留做法。「將有大事發生，」勞合·喬治幾乎是搓著手說，「沒多久一場偉大的足球賽就要在那邊開始了，我可以向你保證。」12月，他的期待和索爾茲伯里的預言實現了，《教育法案》和《多重投票法案》都被上議院否決。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沒有干預同樣（如果不是更加）令人不快的《貿易糾紛法案》，如果這項法案也被否決，肯定會令自由黨歡欣鼓舞。這項撤銷塔夫河谷判決的法案得以進入下議院並通過是和政府的真實願望相牴觸的，事實上，好幾位大臣都表示反對，但是他們無法承受工黨和激進派的壓力。「我們無法拒絕力挺它的人。」自由黨的戰爭大臣霍爾丹（Haldane）承認。在蘭斯頓小心的操縱下，上議院通過了這項法案，因為他們不願引起工人階級的敵意，並加強其與自由黨的聯盟。 阿斯奎斯抓住兩個被否決的法案大做文章，譴責目前的形勢「無法容忍」，警告說，必須找到一條路，能讓「表達人民意志的民選代表占據上風」。 他發出的挑戰再明顯不過，上議院也振作起來。這是英格蘭544名世襲貴族的家，22位公爵，以及主教和上議院高等法官等人坐在這個四壁鑲嵌著橡木的，長達90英尺（約27米）的大廳里，兩側斜坡上是紅色皮質的座位。玻璃彩窗上繪製著從諾曼底公爵征服英格蘭後歷代皇族的畫像。牆壁和房頂上布滿厚實的裝飾，鏤刻著哥德式的雕塑和貴族的徽章。窗戶之間坐落著強迫英王簽署大憲章的男爵們的雕塑，這些人無心插柳，成了議會制度的創始者，向下看著他們的造物，表情略顯猙獰。大廳的一頭是黃金的華蓋，國王和女王的兩個寶座居於其下，兩側的枝狀大燭台好似保持立正姿勢的衛兵。王位之下乃上議院議長兼大法官的羊毛坐墊（Woolsack）——一個方形的、填塞了羊毛的座椅。側廊上的中立議員席位是為皇室親王及未加入任何政黨的貴族準備的。英國歷史場景里的君主和法官們在上層牆面的壁畫上露臉，象徵性地在場。大廳的光線柔和，基調莊嚴肅穆。 如今，這個經常稀疏點綴著四五十個貴族的大廳里，攻擊的危險在即。蘭斯頓鼓勵他的屬下們大膽說話，他也留心傾聽，並以特有的大貴族式的親切風度給予支持。寇松勳爵的演說「比一般的貴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很難相信他會犯錯」。自由黨的新任大法官洛爾伯恩（Loreburn）勳爵的在場令上議院為之一振，他稱讚議員們看見他在羊毛袋卻還沒有睡著。洛爾伯恩從前叫作羅伯特·里德（Rober Reid）爵士，又名「好鬥的鮑伯」，蘇格蘭人，出名的板球運動員，曾是牛津的投球手。作為激進派，他強烈反對自由黨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位下議院「雄辯的演說家」現在開始教育反對黨，「語調幾乎能使罪人落淚」，還「用最令人陶醉的花言巧語」提出了「最有爭議的計劃」。寇松勳爵以吉本的節奏，音樂劇《艾俄蘭斯》[10]中托咯洛爾勳爵向芒特阿爾拉特勳爵鞠躬般的殷勤承認，洛爾伯恩勳爵是「謙恭的化身，說服力的象徵，高貴的至尊」。 自由黨的上一任首相羅斯伯里勳爵坐在中立議員席上生悶氣。他辭去了黨魁職位，作為帝國主義者和反對愛爾蘭自治人士，看到C.-B.接替他之後，「斷然、明確而徹底地」宣稱「我無法在那個旗子下擔任職務」。羅斯伯里在伊頓上學時就以出色的表現、聰明才智和個人魅力而著稱，他贏過德比賽馬大獎，娶了羅斯柴爾德家的千金，他已經習慣於成功，不甘心做個折中派，所以用莫利的話說，一直是「飼養場裡的一匹黑馬」。生悶氣的時候，他能沖朋友「翻白眼」，用辛辣的諷刺刺痛他們；心情好的時候，他又能輕易地迷倒眾生。這種善變的個性很難獲得公眾的信任，不禁讓人想到A·G·加德納寫的一則鄉巴佬的故事，這個人被問到華茲華斯是不是很喜歡小孩時，答道：「難得他喜歡，就是小孩不怎麼喜歡他。」 在愛爾蘭自治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的年代，羅斯伯里曾是上議院改革運動的領導，他提出了一些針對世襲原則的修改意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曾三次上書，以期通過自我改革來防止針對否決權的攻擊。改革運動現在在寇松勳爵的帶領下復興了。甚至什麼事情都想插手的丘吉爾先生也在《國家》雜誌上撰文一篇，表達了他的建議，題為「與貴族和解」。他提議，每次開會時重新任命參加的貴族，人員組成上要和下議院的多數黨保持一致，但不能超過250人。這麼做將把「膚淺、昏睡、缺乏修養、不體面的元素」排除在外。大多數改革設想都考慮建立某種體系，讓貴族們自行選出他們當中最有能力和服務精神的人參政。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更喜歡原先的簡單原則，以至於墨爾本（Melbourne）勳爵表示，他之所以喜歡嘉德勳章[11]，正因為它「什麼優點都沒有」。貝爾福也有同感。他建議蘭斯頓「避免犯致命錯誤，承認古代已降的世襲資格不是加入上院的充分理由。如果這個理由不充分，那就沒有任何授予資格的理由了……我認為比起出生加後天努力來說，出生的造化更容易辯護，雖然有人說這是赤裸裸的荒謬言論」。政府沒有做出任何鼓勵上議院改革的舉動，因為它根本不希望改革發生，它想要的是一個限制否決權的爭議和藉口。 看見如此激動人心的可能性，勞合·喬治按捺不住了，對他所在選區民眾一心只看重威爾斯民族主義的做法失去了耐心，於是很不得體地告訴他們：「我要對我的同胞們說，如果他們想讓政府把大炮轉向上議院的貴族的話，想讓政府為別的事操心的威爾斯人就該被關禁閉，直到要塞被攻下來為止。」這樣的軍事用語惹人懷疑，這篇演講也激起眾怒，以至於這位粗心的作者不得不趕回威爾斯，把手放在胸口上保證：「我會出賣這片我摯愛的土地嗎？上帝知道威爾斯對我來說是何其珍貴！」 1907年6月，坎貝爾-班納曼告訴下議院，是挑戰貴族自負的時候了，就算他們有貝爾福先生的支持，「上議院的吊門也快速下落了」。勞合·喬治選擇的隱喻也同樣貼切生動。他說，上議院已不再是憲法的看門犬，而淪落為「貝爾福的哈巴狗」。C.-B.提出一份決議，聲明為了實現「人民的意志，另一個議會否決本議會通過的法案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否則下議院的最終決定無法在一屆國會的任期內生效。工黨立即提出修正案，建議乾脆徹底取締上議院。政府提出的不是法案，而是議案，很顯然他們的目的是宣傳而不是實際行動，所以當這項議案被採納後——工黨的修正不算在內——就什麼也做不了了。 那年夏天，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在接下來的1908年4月，C.-B.知道自己死期已近，辭去了首相職位，並在一個月之內去世。接替他的阿斯奎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組了內閣。四個能力出色的次官被提拔至內閣等級官員，其中包括沃爾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一位富裕船主的兒子；赫伯特·塞繆爾，猶太銀行家庭出身，和阿斯奎斯一樣，在貝列爾學院名列前茅；雷金納德·麥克納（Reginald McKenna），倫敦公務員之子，在劍橋取得了數學高等學位。他取代崔德默勳爵被任命為海軍大臣，這令莫利回憶起1892年他曾向格萊斯頓推薦某人擔任此職，格萊斯頓莊嚴地揮揮手說：「嗯，我們需要一位稱職的紳士出任海軍大臣！」可是，「現在呢，」看著新內閣的組成，伊舍勳爵嘆氣道，「我們被中產階級包圍了。」 內閣最重大的變化是勞合·喬治被擢升到了阿斯奎斯曾經的位置——財政大臣，而空缺出的貿易委員會主席職位則由溫斯頓·丘吉爾擔任，他就是第四位晉升的次官。而當時發生的一件事幾乎中斷了丘吉爾的政治生涯。根據習慣，新擔任內閣職位的議員必須由選民重新確認議席，所以丘吉爾不得不前往曼徹斯特參加一次補缺選舉。這是一場艱難的戰事，丘吉爾被婦女選舉權的支持者攻擊，輸掉了選舉，保守黨報刊尖叫著表達喜悅。他的失敗也表明，天平已經從自由黨1906年異常的勝利那邊轉移了，所以自由黨更加迫切地需要工人選票。鄧迪[12]立即為丘吉爾提供了議席，但是丘吉爾堅持認為，沒有工人的支持，自由黨是沒有能力抵抗住保守黨的反動力量，在上議院通過立法的。「有你們的支持，我們就能打倒他們……啊，我們必須得到這個支持。」 這番話得到了證實，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這個精力充沛的團隊推行的社會福利法案，沒有一個被上議院駁回。《煤礦法》建立了礦工的8小時工作制，《勞資協商法》為廉價工種建立了計件工資的最低標準，《工人補償法》確定了僱主對工業事故負責，《養老金法》也獲得通過，於是這個團隊開始著手制定針對失業和健康保險的《國家保險法》，這將是自由黨福利法案的最高點。所有這些都沒有被上議院阻撓，正如《貿易衝突法》沒有被阻撓一樣，原因是一致的。然而，他們與下議院的衝突即將到來，無法迴避。 衝突的所有挑戰、抵抗和情緒就像火藥棉花塞在了一項新的立法——《許可證法案》中。這是自由黨中禁酒的改革者們25年活動的結晶，他們中大多數都不是國教徒，希望減少下層階級的飲酒量，這項法案就是政府對非國教徒選民欠的債。它的目的是按照某個固定的人口比例，吊銷酒類銷售的許可證，從而在14年內將可以賣酒的公共場所的數量減少3萬家。因為這些店是歸釀酒公司所有的，法案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極力反對，更不用說喝酒的公眾了。每個店家都和釀酒商站在同一陣線上，於是這個法案變得像愛爾蘭自治一樣邪惡，和社會主義一樣危險。貝爾福宣稱它是對財產權益的直接攻擊，保守黨對它的反應和工人階級對華人奴隸的反應很相似。保守黨貴族們被叫到蘭斯頓在伯克利廣場的宅邸召開特別會議。很少參加上議院會議的所謂「蠻荒」議員也被叫來了，超出所在郡縣範圍的事務是從不徵求他們的意見的。有的人從未在議會中發過言，有的人都沒進去過，還以為蘭斯頓的宅邸就是上議院大樓，這個法案在當時當地就能一錘定音呢。「我們中的一些人……剛從獵場歸來，聚首相見，於是就剛過去的季節里打到的獵物交換意見，還討論了誰會是春季讓步賽的贏家。」大家都同意法案必須予以否決，然後「結束了會議，去卡爾頓俱樂部享用午餐」。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全英國的支持，佩克姆補缺選舉時就許可證爭議爭鬥的結果也表明了這一點。原來自由黨在此地有2000張選票，占多數；此戰之後，保守黨成了多數黨，也是2000張選票。那個時候，自由黨關心的不是民眾的歡迎程度，而是做事的原則問題。蘭斯頓宅邸幹部會議上目空一切的態度激怒了他們。1908年11月，這個法案正式被上議院否決，丘吉爾「異常憤怒」，在一次私下的交談中表示，自由黨已經想好了答案。他說：「我們會在6月送上一份令他們膽戰心驚的預算案；現在他們發動了階級鬥爭，現在他們還是小心點兒好。」事實上，《許可證法案》和階級戰爭毫無關係，最終導致自由黨的崩潰的也不只是階級鬥爭，而是新時代累積的壓力。 到了1909年，預算大戰爆發的時候，自由主義終於遭遇現實，意識到在這個世界建造耶路撒冷太困難了。自由黨的計劃沒有贏得工人階級的歡心。相反，工黨和自由黨正在分離。1906年的大選讓工黨驚訝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實力範疇，於是變得更好鬥了；工會通過《貿易衝突法》恢復了行動的自由，於是罷工又上演了。屬於僱傭階級的自由黨表現得也像僱主一樣。現在兩黨之間已經沒有協定了，於是1907年的補缺選舉三強爭霸，工黨勝出。瘋狂的社會主義者維克多·格雷森（Victor Grayson）的勝利讓人覺得前景不妙。格雷森曾是神學院學生，很有演說才華，也喜歡喝酒，他把社會主義宣揚為神對窮人的解救。他熱情四射的演講像一場大火，席捲了眾多工業城鎮。他在下議院譁眾取寵的噱頭導致他兩次被停職，並且吸引了整個歐洲的關注。據說德皇提議帶上一兩個軍進攻英國，他宣稱這麼做不是要與英國為敵，而是身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自己有責任把英國從「統治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流氓」手中解救出來。他將和愛德華國王合作，解散議會，重建一個君主專制國，作為德國的封地。 英國人越來越意識到德國的威脅。「現在的危險是，」伊舍勳爵在1908年寫信給他朋友說，「我們在歐洲的競爭對手人口、智力和教育都令人生畏，這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挑戰。」這個不得不面對的危險，是對自由黨信條的又一打擊。當阿斯奎斯和內閣中支持他的帝國主義者們——他們也是外交政策的控制者——同意給約翰·費希爾4艘「無畏」級戰列艦時，傳統的自由主義反戰信條就已遭到背叛。而保守黨還不滿意，喊著口號：「我們要8艘，我們等不及。」霍爾丹提議的地方自衛隊也受到自由黨中反戰人士的嫉恨，他們宣稱這開銷太大，耗盡了應該用於社會改革的錢。但是在國王的強烈支持下，這個預備部隊還是成立了，淹沒了反對的聲音。「我們顯然生活在艱難的時代，」愛德華國王痛心地說，「但我希望和平能夠維繫——只是因為歐洲害怕開戰。」 進攻歐洲大陸是一個令官員和民眾都很著迷的話題。帝國防禦委員會在1908年組成了「入侵調查組」，召來了前任首相，請他就已收集的證據表達看法。貝爾福做了一小時的演說，論證嚴密，闡述「睿智」，「語言和形式都相當完美」。據委員會成員伊舍勳爵所言，阿斯奎斯、格雷、霍爾丹和勞合·喬治都「目瞪口呆」，竟無人能想出一個問題去問他。「大家普遍認為，沒有對這個話題再好的闡釋了。」 該委員會的結論是，入侵歐洲不可能成功，這一點公眾並不知道，而他們對這個話題又極其著迷。厄斯金·錢德斯（Erskine Childers）在引人注目的小說《沙之謎》（1903）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的小說《1910年的入侵》（1906）就更明顯了，雖然藝術性可能不及《沙之謎》。《1910年的入侵》是《每日郵報》的連載小說，廣告遍及倫敦——身著普魯士藍色軍裝，頭戴尖頂頭盔的「三明治人」掛著廣告牌，在街頭遊蕩。1909年，杜莫里耶（Guy du Maurier）撰寫的舞台劇《一個英國人的家》在溫德姆劇場上演，把「北方皇帝」的軍隊入侵戲劇化，劇場滿座，連演了18個月。開戰的想法幾乎到了精神病態的程度。當時居住在英國南海岸小鎮拉伊（Rye）的亨利·詹姆斯覺得他「暴露了」，他在1909年緊張地寫信給友人，擔心「德國皇帝把下一場戰爭帶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他沒有說如果），我的煙囪——在海上隔一段距離都可以看得見——有可能是他的第一個進攻目標」。 戰爭的預期否定了正統自由主義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政府不得不適應它。與此同時，性別戰爭在英國國內越發激烈。婦女選舉權運動在查爾斯·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看來為「受壓制的能量」提供了「發泄途徑」。在這場運動的刺激下，兩個性別間矛盾對立的情緒激增，形成彼此「對立的烈焰」，正如H·G·威爾斯所說，這種情緒和英格蘭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其他奇怪而暴力的爭吵很合拍。威爾斯認為，婦女選舉權運動者是一群「極度惱火的人類」，她們的主要推動力是「報復心」，男性長期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地位優越，終於引來了反抗情緒的大爆發。她們幾乎緊接著自由黨的上台就開始公開宣戰了，因為政府再三推遲並拒絕制定給予婦女選舉權的法律。既然無法通過法律途徑滿足要求，這些女性便訴諸「行動宣傳」的策略，並繼承了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她們趕到每個政治集會的現場，不顧看門人的警告，搖鈴、尖叫要求選票，淹沒了發言者的聲音。她們包圍了下議院和白廳的辦公室，在台階上攻擊大臣們，有一回還把教育大臣比勒爾（Birrell）先生擊倒在地，踢他的小腿。她們還用錘子砸碎百貨商店的玻璃，在郵箱裡縱火，甚至未經許可進入議院，把自己捆綁在女士旁聽席的柵欄上，不停地叫著：「女性選舉權！」會議進程因此終止。 1909年，在自由黨政府的統治下，發生了第一次對獄中女性選舉權支持者強制餵食的事件，整個過程令人作嘔，受害者因絕食引禍上身，而獄官為執行任務和前者像動物般扭打在了一起。強制進食是通過插入嘴中或鼻孔的橡膠管通往胃部實現的。犯人被獄卒和女舍監壓制住，用皮繩捆在椅子上，洗胃器將流質食物強行推到管子裡。外面的大街上，女性選舉權的支持者們舉著「停止強制進食！」的標語遊行示威。其中一人在宮廷接待的中途一下撲到國王的腳邊，哭喊：「陛下，請您停止對女性的拷打吧！」監獄內，女性選舉權的支持者們繼續絕食抗議，這又引發了下一輪強制餵食。非理性的力量正在取得進展。 阿斯奎斯曾許諾過要貫徹女性選舉權，以此來平息民怨，但是他的行動一次又一次被推遲。1909年後，女權主義者開始亂砍國家美術館的油畫，在板球館、賽馬看台、度假酒店甚至教堂里縱火。她們中斷聖保羅大教堂和西敏寺的禮拜，強行進宮向國王請願，與警察進行「痛苦而艱難的」鬥爭，被逮捕入獄。她們堅韌不拔到了瘋狂的地步，忍受飢餓、痛苦、自找的羞辱、非人道的對待，甚至死亡——艾米麗·戴維森（Emily Davidson）在1913年的德比馬會上自行倒在了馬蹄下。儘管這些極端的事例直到1910—1914年才開始出現，她們的實踐和精神在1909年就已經很強大了。 平時還是體面公民的男性，面對這種情況，卻表現得出奇醜惡，像是個星期六夜裡醉醺醺回家打老婆的酒鬼。1908年，一場會議在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勞合·喬治正在講話。這時，幾個好鬥的女權主義者終止了會議，她們脫掉外套，向眾人展示球服，喊著「要行動不要空話！」。據《曼徹斯特衛報》報道，管理員「氣得發瘋，沖向這群婦女，以令人噁心的野蠻方式驅逐她們，把她們往椅子上撞，把她們扔下台階，還拽她們的頭髮」。在另一個類似的場合上，男人們故意朝女人的胸部擊打。也許激怒他們的是這些女人沒有使用女性的誘惑力，而用攻擊的方式來獲得想要的東西，這個做法似乎使她們失去了性別的特徵。這觸及了根深蒂固的觀念。「這幫潑婦，沒有性別的悍婦，這些兩足動物！」一位非國教牧師怒斥，這番話比所有的評論都更能說明問題。這種因婦女參政鬥爭而起的奇怪的身體的憤怒是自由黨時代一道最令人心緒不寧的景觀。 到了1909年，一種悲觀主義籠罩著自由黨人和他們的盟友。不知怎麼回事，「一千個憂傷而困惑的謎語」已經取代了政治的簡單真理——如今已進入政府，成為內政部次官的馬斯特曼寫道。他在1909年發表了《英格蘭的狀況》一書，意蘊深刻，令人沮喪。他眼中的世界，在垂直的面上被分為「國家與全副武裝的國家」，而水平面上又被分為富人和窮人。「未來能否進步仍然值得懷疑，很不確定。人類充其量只是一群遭遇海難的船員，在狹窄的岩石上暫時躲避，遭風吹浪打；我們不知道漫漫長夜過後能有多少人（說不定沒有人）再見到黎明。」 馬斯特曼看見他所處的社會正沾沾自喜，在安全的錯覺上休息，但是「20世紀初最明顯的錯覺正是安全」。他沒有看見安全，看到的是「機械創造的巨大而新奇的能量，動亂的人民，社會的不滿情緒……一個沒有完美自控能力的文明，手中擁有可以造成巨大破壞的工具」，在這裡「物質增長超越了道德進步」。 另一位自由黨政府的成員，愛爾蘭政務司司長，自1907年起擔任英國駐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在他生命的主題——民主進程中，也看到了失望。1909年，他在耶魯大學做了一系列演講，題為「良好公民的阻礙」，他承認民主的實踐並沒有達到理論的預期標準。在過去的70年里，有文化的選民人數增加了20倍，但是「在投票前仔細思考的人口比例並沒有和國民教育以及選舉權的擴大齊頭並進」。民主制度假定其擁有的內在智慧，「自然的普通人」並未在公共事務中表現出來。比起選舉投票來說，他對賭馬更感興趣。階級仇恨、腐敗、軍國主義的舊弊端重現，新的罪惡又顯露出來。儘管現在的世界毫無疑問要比以前更好，但是19世紀的信仰——相信屬於人民、由人民管理的政府有無上的智慧——遭遇了「失望」。對於這個曾經自詡為「算是職業樂觀主義者」的人來說，他的耶魯講座是痛苦的懺悔。 自由主義的哲學家們環視四周，也同樣痛苦地發現，自由主義信條的精華——自由放任政策已經不管用了。血汗工廠、失業和赤貧等邪惡都由此而起，自由主義無從應對，他們還沒有做好真心實意進行國家干預、實現費邊社夢想的準備。執政三年的自由黨政府，當年在新世紀上台時，權力之大曾創下黨史紀錄，而在1906年許下的承諾它現在已無力實現了。1910年參加罷工的人數是1893年以來最多的。工人們「已經開始漸漸失去對我們的信心了」，霍爾丹承認，「這一點越來越明顯了」。社會規劃方面的經濟和道德哲學家J·A·霍布森和L·T·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得出結論，個人和社會的運作都不正常。霍布森在1909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中寫道，如果自由主義不能轉換為更積極的角色，「它將註定變得無力，和歐洲大陸各大國的自由主義命運相同」。 霍布豪斯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們更關心人類為什麼會拒絕似乎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理性行為。群氓低水平的政治反應，媒體譁眾取寵反得民心，以及大眾對觀看體育比賽的興趣這個新現象都令人不安。亨利·伯格森認為推動人的力量是他所說的生命力，這個觀點激發了社會心理學，這一將感情和本能置為人類行為基礎加以研究的新科學。其中在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就是霍布豪斯的《民主與反動》，這本出版於1904年的書關注的是人們參與公共事務時的心理過程。霍布豪斯曾是牛津的教師，但對工人運動的濃厚興趣使他離開了大學，加入了《曼徹斯特衛報》團隊，他發現普通人「沒有思考的時間，就算有，他們也不會費心去思考」。他的想法忠實反映了「流行報紙和報童的叫賣……對於這個來自街道和電車的新民眾而言，訴諸理性的手段是毫無用處的」。 叫喊「大辮子！」的也正是這群民眾，突然間，羊群效應（herd behavior）作為一個實體獲得了承認。發現它並為其命名的是一位名叫威爾弗雷德·特羅特（Wilfred Trotter）的外科醫生。他是首位把羊群效應作為科學研究課題的人，並以一句最為悲觀的句子結束了他在社會學的第一次踐行。一位朋友說他是個「安靜的人」，興趣廣泛，哲學、文學、科學都有涉獵。1908年，特羅特36歲；30年後，他被視為「這個國家本世紀最傑出的外科醫生」。他有「學者的頭和臉，要不是笑容燦爛而真誠，就太過嚴肅了」。1908年和1909年，他在《社會學評論》上發表了兩篇有關「羊群本能」的文章，指出人類的社會行為的源泉同樣是那個黑暗、罪惡的潛意識之井，它的發現標誌著維多利亞時代的結束。在他看來，潛意識是一種完全缺乏「個性、意志和自控能力的」力量。它是「非理性的、仿效的、膽怯的、殘忍的……容易受影響的」。因為人本能地希望得到群體的肯定，所以他完全受這種非理性力量的擺布，容易被羊群效應影響。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中把群居心理視為仁慈的力量，特羅特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這種心理是危險的，因為它的運作方式是無意識、非理性的。「不需要有多少想像力就能發現，」他在結論中寫道，「人類終究不過是大自然的又一次失敗，這種可能性太大了。」 同樣在1908年關注羊群效應的研究者還有兩位：《社會心理學》的作者威廉·麥獨孤（William McDougall），《政治中的人性》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沃拉斯的人生和思想都專注於《偉大社會》一書，發表於1914年。他曾和蕭伯納、韋布夫婦一道，是費邊社的第四名成員，直到1904年，為了抗議其對關稅改革的支持，他離開了費邊社。沃拉斯是倫敦郡議會的議員之一，倫敦學校董事會（London School Board）的主席，倫敦經濟學院的創辦人之一，並在那裡擔任政治學教授，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工作的思想家」。威爾斯形容他是個「不修邊幅、略顯迂腐、精神高尚的人」，留著小鬍子，戴夾鼻眼鏡，其講座雖然節奏緩慢、文體煩瑣，但「很有洞察力，令人振奮」。一位叫G·D·H·科爾（G. D. H. Cole）的學生說，沃拉斯的課是「我聽過的最有啟發性的」。他在《政治中的人性》里研究的證據表明，人類並不根據理性假設行事。他希望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新方法能夠幫助人們擺脫無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舉動。 沃拉斯不願接受達爾文主義的暗示，這一理論似乎容忍並接受人性與生俱來的侵略性，宣告殘酷的鬥爭是人類進步的條件。但是，他預見到，假使非理性的力量不被控制，各國將陷入一系列帝國戰爭，直到世界上只剩下英國和德國，或者美國和中國，然後最終，在一場「太平洋的海軍末日之戰後，只有一個帝國會留存下來」，而此時地球上的人口已減少了一半，不得不一切重來。這一進程似乎已經啟動了，「德國人和我們正邁步走向可怕的世界大戰」，僅僅因為有了國家和帝國，「我們的同情心就被國界限制了」。 勞合·喬治1909年的預算案是一條導火線，被故意點燃，引發了史上最嚴重的爭鬥之一，令自由黨年代變得「空前暴躁、令人心神不安」，一位參與其中的人士這麼說。自由黨的聲望在降低，黨的領導意識到，如果沒有籠絡民心的熱點話題，他們就贏不了下一次選舉。加德納寫道，人們已經開始算計「選舉什麼時候開始，自由黨會輸得有多慘」。 作為財政大臣，勞合·喬治不得不在1909年提供1600萬英鎊的額外收入，其中三分之一用於建造8艘「無畏」級戰艦——政府已經承諾，三分之二用於《養老金法》的實施。他的應對辦法是向有錢人徵稅，這個計劃並沒有謬誤，也不是沒收性的稅收政策，但是他故意用刺激的手法將計劃包裝，試圖引誘上議院否決它，從而製造出貴族對抗人民的話題。預算案採用累進的方式提高稅收，每英鎊收稅9便士到1先令2便士不等，對收入超過5000英鎊的人再徵收每英鎊6便士的附加稅。（自由黨的第一份預算案將所得稅提高至每英鎊11便士的時候，拉特蘭公爵的女兒就回憶道：「我們都以為爸爸要死了。他看上去毫無血色，恐怕是恢復不了了。」）新預算案將遺產稅提高到了最高10%，適用於產業達到或超過20萬英鎊的人家。針對汽車和汽油的新增稅種當時只對有錢人有影響，但是勞合·喬治對菸草和酒精也加了稅，後來證明後者是個政治錯誤。 激起整個地主階級群憤的不是這些措施，而是對被出售或繼承的土地「自然增值」的部分徵收其價值五分之一的稅，並對未開發的土地和礦產增收每英鎊半便士的稅。關於土地的條款牽涉到財產的註冊和估價，這對於地主而言意味著警察上門，是國家對私人財產的侵犯。地主階級的激烈抵制正中了自由黨的下懷。勞合·喬治堅定不移，公然嘲笑地主的反應，當眾演說時的表現就像是馬克·安東尼為愷撒的傷口哭號時那樣露骨。他把敵人擬作「公爵們」，告訴倫敦東區萊姆豪斯的4000名工人階級的觀眾：「養活一個配備齊全的公爵的錢可以建造兩艘『無畏』級戰列艦……公爵和戰列艦一樣可怕，在世的時間還更長。」政府為「無畏」戰列艦籌款時，他接著講道：「我們來到工人中間，他們都捐出了銅板兒。」但是，當「首相和我去貝爾格萊維亞[13]敲門……請求尊貴的地主們給一點兒錢，讓年邁的礦工不至於住在濟貧院，他們卻說：『只給半便士，就一個銅板兒。』然後他們就向我們放狗，每天都能聽到那些狗的叫聲……看見一位老工人流著血，在貧困的荊棘里跌跌撞撞，走到生命盡頭，真叫人心痛。我們為他開闢了一條新道路，更舒適、更愉快，道路的兩邊玉米在田野里隨風搖擺。」 能做出這番表演而不臉紅的內閣大臣也就只有勞合·喬治一人了。如果首相也為此感到尷尬的話，那他並沒有表現出來，這一點令愛德華國王感到不安，放話說他「不明白為什麼阿斯奎斯能夠默許」這樣的演說，這是「在幾年以前任何首相都絕不會允許的」。 預算案引起的憤怒爆發了，這符合始作俑者的期待。保守黨領袖們咆哮抗議。蘭斯頓勳爵稱勞合·喬治是「傻瓜強盜」。張伯倫先生譴責預算案是社會主義對有產階級開戰的第一步，律師協會宣稱土地稅不公正，也沒有操作性，金融家們在羅斯柴爾德勳爵的帶領下集會抗議「不負責任的法庭」進行的資產評估，這種評估已經導致「斯圖亞特王朝成員一人丟了腦袋，一人丟了王位」。諾福克公爵宣布，他不得不把借給國家美術館的霍爾拜因（Holbein）宅邸賣掉，昂斯洛（Onslow）伯爵則要拍賣他在薩里郡的產業，吉卜林寫了一首歇斯底里的詩《黃銅城市》，將英格蘭描繪成充斥著仇恨煽動者的地方，「所有辛苦勞作、奮鬥、積累了財產的」被課以重稅，直到有一天「捲入國家的爭鬥，倉促投降」，無人守衛。羅斯伯里勳爵好像在扮演卡珊德拉[14]，他說這一措施「不是預算，而是革命」。這裡潛伏著「深層、微妙、狡猾的危險，社會主義的危險」，而社會主義是「信仰、家庭、財產、君主、帝國……一切的終結」。他在格拉斯哥商人集會上發表演講的第二天，「每個參加鄉間宅邸聚會的人們都在充滿歡樂地」讀這篇文章。 一位新的工黨議員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後來擔任了財政大臣——說，為了讓窮人更富，必須要讓富人更窮，而這份預算案是民主政府的開頭。貝爾福反駁道：「通過廢除富人來廢除貧窮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會把民主和搶劫聯繫起來」。快要中風發作的拉特蘭公爵提議，塞住所有工黨議員的嘴。憤怒不斷升級，連國王也不得不承認地主和資本家「愚蠢而卑劣的演說和言論」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所有人，包括普通人在內，都意識到處於存亡關頭的不是預算，而是否決權。當「藤井」在那年夏天的德比賽馬大賽上獲勝時，從喝彩的人群中傳來一個聲音：「國王您已經贏了德比——回家解散該死的議會吧！」丘吉爾9月在萊斯特演講，高興地迎接即將到來的鬥爭，如果財政法案被上議院拒絕，「粉碎」否決權則指日可待。貝爾福把問題歸結於土地估價條款，他聲稱在財政法案上要求「強制註冊」是非法的；「您竟然敢說這是財政法案？」事實上，索爾茲伯里勳爵曾就此前的一份預算案說過，上議院否決財政法案在憲法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連同財政法案把現在的政府也否決掉是做不到的。否決預算但保留政府無異於陷入僵局。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可能會建議國王冊封足夠的新貴族，讓上議院的自由黨也過半數。如果必要的話，可能會有多達500名自由黨湧入上議院，世襲貴族的體系就被衝垮了。儘管如此，保守黨卻沒有退讓的表現。大膽行動，「不顧後果」，米爾納勳爵如是說。這種精神得到了貝爾福的首肯，在他的指導下，保守黨做出了決定。 「整個政壇都因為興奮而劇烈震動」，比阿特麗絲·韋布在她的日記里寫道，所指的當然是上議院是否會拒絕預算案。11月22日，辯論在上議院展開，延續了10天。上議院議員的夫人以及訪問者（包括葡萄牙國王在內）擠滿了旁聽席，年邁的貴族從鄉下趕來，這些人「連找到議會大廈都成問題」；總共有400人出席辯論，這是否決愛爾蘭自治之後上議院人數最多的集會了。貴族的成員，有年老的——比如前任大法官霍爾斯伯里（Halsbury）勳爵，也有年輕的——比如威洛比·德·布洛克（Willoughby de Broke），都宣稱自己有否決預算案的責任。身為自由黨的里布爾斯代爾勳爵承認，他厭惡勞合·喬治，這個人「半是丑角，半是攔路強盜」，但是他並不覺得預算案是真在搞社會主義，也不認為「有錢人的嗚咽」對國家有什麼嚴重的影響。唱票表決時，他會幫政府說話。 羅斯伯里勳爵雖然驚懼萬分，還是建議通過預算案，而不是拿「上議院的存在本身」冒險。寇松勳爵的演講把辯論推向高潮，一位深受感動的貴族說，這是40年來議院裡最出色的演講。寇松說，政府想借財政法案之名，批准它想要的任何措施，逼迫上議院通過——無異於建立一院制政府，這是「革命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要求」。他建議，無論後果如何，還是應該否決，也許能以此促成上議院的改革，使其成為憲法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個無力、荒謬的幻影」。 1909年12月1日，表決的時刻到了；上議院的貴族莊嚴地坐滿了大廳，最後以350∶75的票數否決。第二天，下院群情激動，首相宣稱已發生違憲行為，政府將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習慣斜倚在反對黨前座的貝爾福先生當天感冒，他咳嗽著，拍了拍胸，吸了口滋補品，吃了片藥。 為新選舉做準備時，阿斯奎斯政府起草了一份國會議案，廢除上議院的否決權，希望重新上台時批准。它規定，凡是下議院議長認證為財政法案的，上議院無權否決；其他的法案，如若連續三次在下議院批准，則成為法律，無論上議院同意與否。已經有人在倫敦談論起新封貴族的事了，從詩人到茶葉商，「就連希萊爾·貝洛克（Hilare Belloc）」也想像著自己鳳冠加身的樣子，威爾弗雷德·布倫特（Wilfrid Blunt）惡毒地寫道。與此同時，阿斯奎斯暗示他已獲得國王的首肯，雖然實際上並無根據。 在1910年1月準備競選的那段時間裡，勞合·喬治對公爵們的攻擊失效了，這一點變得很明顯。公眾對貴族的問題沒什麼興趣。霍爾丹坦承，40%的選民對此持懷疑態度，還有20%「態度特別冷淡」，簡而言之，一切已恢復正常。但對於在法國南部度假的阿爾弗雷德·奧斯汀[15]來說，這次選舉至關重要。不過，既然他的選區絕對是保守黨的天下，他對於不回國投票也不怎麼自責了，「但是我讓卡爾頓俱樂部的人每天都給我發電報，告訴我結果」。在英國國內，「我們都緊張地等待這場大戰的結局」，比阿特麗絲·韋布寫道。可惜，結果對於大家來說都很不幸。自由黨重新執政，但是比例大大縮水，不得不再次受制於愛爾蘭人。因為1908年奧斯本審判——宣布工會資金不得用於政治目的，否則為非法——而實力受損的工黨，這次失掉了10個議席。保守黨增加了105個議席，可以稱得上是勝利了，怎奈他們起點太低。雙方都陷入了僵局。在現在的情況下，想要預算案通過，自由黨不得不求助於愛爾蘭議員的選票，但是愛爾蘭人不喜歡預算案，因為他們討厭給威士忌徵稅。為了獲得他們的支持，阿斯奎斯許諾把廢除上議院否決權貫徹完成，從而為愛爾蘭自治開路。執政四年來，自由黨還沒有試圖通過任何一條愛爾蘭自治法案，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成為「主宰整個局面的關鍵」。愛爾蘭人一改絕望的懇求者的面貌，變得「陰險而強大」，這兩個問題間的聯繫也變得「直接、明顯、毫無疑問」了。不管政府喜歡與否，他們都不得不繼續爭鬥下去，直到有最終定論——冊封新貴族，或者至少要讓國王許諾這麼做。自此，事件不斷升級，在《議會改革法》[16]之後還從未有過如此激烈的對抗。 1910年2月，阿斯奎斯正式引入《議會法案》，並宣布，如果上議院不批准，他將建議國王採取必要的行動。緊隨其後的是談判和陰謀，對國王的壓力和建議，黨內和政黨間幕後的討價還價，訪問鄉間，徵求意見，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會議……一片混亂。與此同時，一切的起因——預算案，悄悄地通過了，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也是蘭斯頓曾經許諾的，如果自由黨贏得選舉的話。但事到如今，預算案已經被拋到腦後了，取而代之的是《議會法案》，還有500個人造貴族荒謬的陰影在法案身後拖著，儘管數月來，國王、大臣和反對黨傾盡全力，運用政治技巧周旋此事，但它畢竟是個虛偽的問題。不像德雷福斯事件，牽涉基本的人權和公正。自由黨人堅持認為，此事是上院權力對下院的干涉，然而，正如赫伯特·塞繆爾承認的那樣，「他們確實通過了我們提出的幾乎所有社會福利法案」，只有《教育法案》和《許可證法案》除外，兩者之一是妥協的複合物，沒有一方對其滿意；另一個顯然不是足以粉碎英國憲法的問題。自由黨人之所以繼續全面進攻，是為了替他們失敗的計劃辯解，並向愛爾蘭人售賣榮譽。他們覺得這麼做是理所應當的，因為他們眼中的上議院，用馬斯特曼的話說，是只有「在恐懼的逼迫下，才會允許批准其深為厭惡的變化……它只能修改、核對或摧毀他人的手藝，除此之外什麼都做不了。面對被困難的問題折磨的人民，它無法給出任何一個原創的建設性意見」。 推動保守黨以同樣的憤怒進行抵抗的，是他們守衛權貴最後一層壁壘的決心。失去否決權，或者失去保守黨在上議院的半數以上地位，意味著他們失去最後一道關卡，無法阻擋圍攻階級的前進腳步。他們看著下層民眾獲得權力，就像看待滅世的洪水一樣。馬斯特曼的看法也相似，他寫道：「在他們的眼中，我們的文明是從荒野中救贖的一丁點兒土地；因為一個奇蹟才一代代保存下來」，而民眾的崛起就像一群人突然衝到一個安靜的花園，「把花朵連根拔起……在宜人的景區里留下撕碎的報紙和碎酒瓶子」。不過，貴族的抵抗因為內部的分裂而減弱。作為政黨的領袖，貝爾福堅守立場，不惜一切地避免冊封貴族，造成上議院出現自由黨永久多數的情況。這在他眼中是一場「革命」，而丟掉否決權，也就是接受《議會法案》，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幫「寧死不屈」反對這一觀點的貴族逐漸成形，名字取自已有的軍名[17]。其標誌和擁護者乃那位「古老而好鬥的矮腳雞」——霍爾斯伯里勳爵，其活躍的組織者是威洛比·德·布洛克勳爵，他家族的第19位男爵，上議院18位1500年前冊封的貴族之一。繼承爵位前，他曾在下議院供職，除了政治才華外，還擁有「無窮的精力和顯著的演講才華，很有說服力和幽默感」。42歲的他擁有天真的個人魅力，其父的遺願就是讓他的兒子竭盡全力「阻止汽車被用於任何與打獵有關的用途」，其祖父「一直投《改革法案》的反對票，從未厭煩，在最後的抵抗或分組表決中，為了維護現有秩序，死過一次又一次」。威洛比·德·布洛克眼中的工業主義和民主是「給整個國家帶來糟糕影響」的力量。他常在說話時用打獵和賽馬打比方，為爭取「蠻荒」議員，像一隻獵狐犬橫衝直撞。霍爾斯伯里勳爵在一封傳閱信件中敦促每位上議院議員「捍衛憲法賦予你們的世襲權利，堅決拒絕對此的任何干涉行為」。 在與君主的激烈周旋中，愛德華國王突然意外駕崩。極端保守黨宣稱是政府的邪惡害死了他，並把自由黨人視為弒君者。當時普遍的感覺是，船錨脫離了地面，既定的秩序已不再。不知何故，人們覺得那位熟悉的王室的身影曾站在英國與變革之間，抵擋著外來的威脅。在1909年一則名為「佩利西耶的蠢事」的時事諷刺劇中，一位打雜的女傭唱了這樣一首很受歡迎的歌： 只要有國王在，我們的好國王愛德華 就不會打仗 就不會打仗 忘掉那種事吧！ 媽媽不用害怕 只要有國王在，我們的好國王愛德華。 和平與榮譽 是他的格言 上帝保佑吾王！ 他死了，人們覺得情況會惡化。「我一直覺得，」一位生活在愛德華時代的人說，「他用某種方法把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 為了紀念這個時刻，桂冠詩人奉勸英國人停止「災難性的爭執」和「倔強的喧嚷」，宣布「全面休戰」。為了不讓新國王一登基就遭遇危機，兩大陣營同意在制憲會議上達成和解，各方派去四位領袖參加，包括阿斯奎斯、勞合·喬治、貝爾福和蘭斯頓。在1910年夏天和秋天，他們一共開了21次會，討價還價，商議辯論，考慮採用公民投票，差一點兒就達成了協議，可惜在愛爾蘭自治問題上鬧崩了。這次會議起碼錶明，《議會法案》本身並不是最根本的問題，但事到如今，政治家們不願意，也不能夠從戰鬥中抽身而出。作為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勞合·喬治做出了努力。既然原則的界限已經徹底模糊了，他便與貝爾福接洽，提出了一份聯合政府的計劃，只要擺脫兩黨中極端分子的壓力，也許能一舉解決否決權和愛爾蘭問題。他並不比貝爾福更希望看到眾多新貴族冊封，因為「展望未來，我知道我們光榮的雜貨商們會比你們的蠻荒議員更討厭社會改革」，勞合·喬治親切地承認。人們認為，勞合·喬治是在沒有通知阿斯奎斯的情況下向貝爾福提出第一個方案的，所以也許這個時候他就已經琢磨著甩掉首相了，六年之後他也的確這麼做了。當阿斯奎斯得知這個方案後，他既沒有表示加入，也沒有責令禁止，而始終隱身幕後，忠實於他的座右銘——「靜觀其變」。 貝爾福認為，英國政體依賴於兩黨的制約與平衡，聯合政府在戰爭之類緊急情況下才能允許成立，所以他拒絕了勞合·喬治的提議。他並不真的相信自由黨能強迫國王給出必要的承諾，且無論如何，他都認為《議會法案》相比冊封新貴族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妨害」較小。更何況，他相信只要有足夠的保守黨貴族放棄投票，新冊封的貴族的影響也能得以控制，不至於引發永久自由黨多數的「革命」。 制憲會議和聯合政府的企圖都失敗後，1910年12月，大選再次進行，這也是一年內的第二次大選。公眾的冷漠並未改變，所以結果也和上次大選差不多，只是自由黨失去了兩個席位。正如威爾弗雷德·布倫特所寫的那樣，這個國家「太不關心廢除上議院的問題了，不想為了它鬧革命」。 阿斯奎斯在大選前精明的恐嚇成功了，國王喬治五世承諾同意冊封新貴族。其實國王是被顧問們彼此矛盾的意見和狡猾奸詐的政治花招迷惑住了。英國的世襲貴族階級即將被「一大批應急貴族」淹沒，還全是自由黨，這個可怕的前景誰都不喜歡，更別說因此引來全世界的嘲笑和奚落了。儘管如此，政府還是繼續走下去，部分是因為此時停止已不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相信，考驗到來的時候，上議院的貴族寧願放棄否決權，也不會選擇被中產階級包圍的。在事件進程中某個日期不明的環節，阿斯奎斯草擬了一份250人的大規模冊封名單，雖然包含了托馬斯·立頓爵士[18]的名字，但總體而言，勞合·喬治嘲笑他們為「榮耀的雜貨商」是不妥的。除了立頓以外，名單上還有阿斯奎斯的內弟H·J·坦南特，以及他忠實的崇拜者，後來為他立傳的J·A·斯班德（J. A. Spender）；還包括埃德加·斯派爾爵士、伯特蘭·羅素、貝登堡（Baden-Powell）將軍、陸軍上將伊恩·漢密爾頓爵士、法官弗雷德里克·帕洛克（Frederick Pollock）爵士、歷史學家喬治·特里維廉（George Trevelyan）爵士和G·P·古奇、南非百萬富翁亞伯·貝利（Abe Bailey）爵士、吉爾伯特·莫里（Gilbert Murray）、J·M·巴里（J. M. Barrie）、托馬斯·哈代和《羅宮秘史》的作者安東尼·霍普（Anthony Hope）。 1911年2月，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不僅是勝利的音符，也代表著決心」，《議會法案》再度引入下議院。「我們的態度嚴峻認真」，赫伯特·塞繆爾寫道，如果上議院拒絕法案，「那就再好不過了」。5月在下議院通過後，法案準時被送往「另一個地方」[19]審議。 6月開始的運輸系統大罷工拉開了新一輪深層行業鬥爭的序幕。自此，個別的「貿易衝突」轉變為了工團主義運動，工人不再因為個別僱主，而是抗議整個行業而罷工。非技術工人已經厭惡了沒有給他們帶來工資增長的政治方法，開始反叛工黨的領導。工黨一進入政府，就著迷於議會政治的遊戲，麥克唐納也漸漸取代了基爾·哈迪。工人群眾需要的是貨真價實的工資增長，以及僱主們對他們組成的工會的承認。他們大聲呼籲直接行動，變得越來越好鬥。幾個月前，3萬煤礦工人在威爾斯羅達谷舉行罷工，礦主們的家產遭到襲擊。1889年領導第一次碼頭工人大罷工的本·蒂利特和湯姆·曼，此時宣揚來源於索列爾和法國總工會（CGT）的工團主義信條，將革命信念與工會主義結合起來，拒絕政治行動，贊成採用總罷工這個終極武器。曼和蒂利特成功地組織了36個由海員、消防員、廚師、乘務員、碼頭工人和卡車司機組成的全英國運輸工人聯盟。當船主們拒絕與之協商時，他們便在6月召集罷工。這次罷工預計進行72天，參與人數多達7.7萬人。它從倫敦開始，擴散到利物浦、赫爾、卡迪夫、布里斯托和南安普頓，幾乎每個港口交通都停滯了，暴亂、搶劫和縱火緊隨其後。「革命來了！」一個激動的僱主對貿易委員會的官員呼喊道，「這些人有了新的領導，這是從未有過的；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們。」 在這個緊要關頭，德國軍艦「黑豹」在7月1日抵達摩洛哥的阿加迪爾，突然引發了國際危機，接下來持續幾周都在戰爭的邊緣搖擺不定。8月，危機還在繼續，4個鐵路工會也加入了海員和碼頭工人的罷工中，整個運輸系統恐怕要完全癱瘓了。內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派出軍事護衛隊保證重要的火車繼續運營，並向罷工中心派遣軍隊。衝突不可避免；士兵在利物浦開火，2名罷工者死亡，200人受傷。湯姆·曼向士兵呼籲，就算接到命令也不要向英國工人開槍，結果他以煽動軍隊叛變的罪名被拘捕。儘管因為海外危機的原因，這次罷工以緊急條款中止，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同樣激烈的罷工此起彼伏。利物浦開槍之後，越來越多的工會把選票投給他們自己的代表，他們和自由黨的結盟就此結束。在階級戰爭的哐當聲中，丘吉爾1908年真誠的呼籲——「啊，我們必須得到這個支持！」——仿佛遙遠的號角，音符漸漸模糊，具有諷刺意味。失去了工人的支持，自由黨終將步向在野之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冕禮的日期臨近了。那個夏天是30年來最熱的，繁花似錦，玫瑰盛開。每個晚上都有宴會和奢華的招待會，每個下午都有遊園會，每個周末都有鄉間別墅的聚會、野餐會、化裝舞會，光彩照人。甚至炎熱也是「極好的——英格蘭很少有這樣的夏天」。正是舉行皇家賽艇會的理想天氣，這一季節的每一項儀式都在晴天裡進行：拉內拉赫（Ranelagh）的馬球賽，伊頓和哈羅公學在羅茲（Lords）的板球賽，阿斯科特賽馬會的金杯賽。戰爭的陰雲、交通總罷工，甚至新封貴族都沒有影響到節日的喜慶氣氛。報紙上充滿危機的詞語，憤怒的貴族咆哮「無異於革命」，但是前往克拉里奇（Claridge）參加化裝舞會的一位客人卻輕率地穿著貴族的斗篷和冠冕，上面粘著「第499號」。康沃利斯-韋斯特（Cornwallis-West）夫人，即丘吉爾的母親，舉辦了騎士錦標賽（Tournament of Knights），每張門票售價20英鎊，寇松夫人一舉奪得選美皇后頭銜。俄國芭蕾舞團也在皇家歌劇院初次登場，巴甫洛娃和尼金斯基在私人宴會上跳舞，其中一次是在草莓山的一座花園裡，天空湛藍，這裡曾是霍勒斯·沃波爾[20]的家，充滿哥德式的狂想。它的新主人，米歇爾漢姆（Lady Michelham）夫人擁有的珍珠連成串有19碼（約17.4米）長。在花園裡欣賞舞蹈之後，她邀請60位客人赴晚宴，主菜被做成燈塔的形狀，可以從內部點燃，周圍環繞著象徵海鷗的蒿雀肉，白醬做的海浪拍打著它們。在布倫海姆宮，公爵，他的表親溫斯頓，羅斯伯里勳爵之子尼爾·普里姆羅斯（Neil Primrose）和F·E·史密斯去帳篷里露營，在翻過來的木桶上打牌，一直玩到次日清晨。「我們拿什麼做賭注好呢，F. E.？」馬爾伯勒（Marlborough）問道。「就你這座該死的宮殿吧，怎麼樣？」史密斯答道，不過他自己壓了什麼賭注，並沒有記錄下來。 但當時的英格蘭已經不能和金禧年相比了。罷工暗示著工人階級崛起的壓力，正如阿加迪爾暗示著來自德國的壓力。曾經是英格蘭的標誌，銘刻在英國人的記憶里的「黃金般的君主、榮譽感和地圖上大塊大塊的紅色」已經不復存在了。歡慶的氣氛「極度火熱」，但舉辦社交季化裝舞會的不是德文郡公爵夫人（公爵在1908年死了），而是F·E·史密斯，倫敦最後一輛用馬拉的公交車消失了；出租機動車，在世紀之交時還沒有一輛，現在的數目卻超過了公共馬車（6300∶5000）。 上層階級仍然開心地生活著，覺得他們的同類很討喜。赫發·威廉斯（Hwfa Williams）夫人舉辦的一次宴會請來了健談的索韋拉爾侯爵，席間增添了不少趣味，以至於來吃午餐的客人們流連忘返，直到夜裡一點才散去。也許他們是太開心了，也許只是因為無聊才留著不走。無聊，因為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歡笑、消遣、惡作劇，當時的特權生活不可否認的高昂情緒只是倦怠的另一面。在「午宴、下午茶、晚餐、舞會和直到深夜的聚會」上，談話無休無止，馬斯特曼認為，這個階層之所以如此喜歡談話，是因為它「希望有人對它感興趣，經常覺得自己令人厭煩，充滿『玩遊戲』的堅定信念，並覺得這就是一場要玩下去的遊戲」。這是一群「聰明、和氣、通常還很可愛的人……極度認真地想要過一種不需要花工夫賺薪水的生活」。在1909年寫下這些話時，他並沒有說這是和平引起的厭倦，但是當他寫下「現在這種降臨西方世界的羅馬式和平」時，人們幾乎能聽見無奈的嘆息。 在7月的第一周里，上議院修訂了《議會法案》，取消了廢除否決權的部分，並把愛爾蘭自治從立法項目中刪除，這樣愛爾蘭自治想要變成法律，就不得不通過上院。7月18日，阿斯奎斯正式書面通知貝爾福，他已獲得國王冊封新貴族的許諾，修正案不可接受，他準備在下議院發表聲明，除非上議院同意通過《議會法案》的原文，否則他將請求國王採取必要措施。「寧死不屈」的貴族們憤怒地投入戰鬥，就像拓荒者準備用柵欄圍起印第安人一樣。「讓他們冊封吧，」寇松勳爵在「寧死不屈」的集會上宣布，「就算死在最後一道溝渠里，我們也不會屈服！」自此，他們就成了反對者眼中的「挖溝派」。這幫人中有新加冕的索爾茲伯里侯爵，他的姻親塞爾伯恩（Selborne）伯爵，以及他在下議院的弟弟休·塞西爾勳爵；同樣在下議院的「挖溝派」還有奧斯汀·張伯倫、喬治·溫德姆和兩位冒險家，愛德華·卡爾森爵士和F·E·史密斯。在那個炎熱的7月，威洛比·德·布洛克勳爵狂熱地在貴族中遊說，安排會議，請人演講。7月12日那天，53位貴族（包括5位公爵）聯署了一封信，寄給蘭斯頓勳爵，聲明，除非保留修正案，否則他們將在最終讀票時投票否決《議會法案》，「即便如這麼做會導致冊封新貴族」。 國王懇求蘭斯頓不要逼他使出那令人作嘔的應急手段，於是貝爾福和蘭斯頓召集了反對黨的影子內閣，其中大多數人（雖然不是全部）都願意遵循他們的建議投降，也就是跳過分組表決，允許通過《議會法案》，因為堅持原則、死在最後一道溝渠里，還是不能阻止否決權的廢除。除非政府在故意嚇唬他們，否則這麼做的結果是在冊封新貴族的同時，丟掉否決權。但是「挖溝派」們堅定不移。要求分組表決是他「對上帝和國家的莊嚴職責」，霍爾斯伯里勳爵說。「挖溝派」們假定「騎牆派」——他們眼中追隨貝爾福和蘭斯頓的人——會放棄投票，這樣他們就有足夠的票數超過自由黨的75位貴族了。威洛比·德·布洛克相信他已經有60票，希望能爭取到80票。 於是，蘭斯頓的宅邸又迎來一次會議，目的是在「騎牆派」和「挖溝派」之間達成協調一致的政策。寇松這時恢復了知覺，開始聽貝爾福的話了，但是老派的霍爾斯伯里堅定地繼續著「寧可分裂，即使就剩一人也不投降」的主張。人們敦促貝爾福再次召開影子內閣會議，但是此時他已經對「寧死不屈」者的「戲劇化」態度失去耐心，變得不耐煩了，特別是那些平民成員，比如史密斯和張伯倫。他最多只願意在《泰晤士報》上發表公開信，寫給「不知所措的貴族們」，告訴他們讓議案通過的必要性。「挖溝派」回應道，《議會法案》的結果是建立一院制政府，他們無法免除自身的責任，必須「僅僅通過棄權來參與一場經過深思熟慮的革命」。作為活動的高潮，他們安排了一次盛大的晚宴，向霍爾斯伯里勳爵致敬，結果想買票參加這場宴會的人數超過了大廳容納的極限。在爭鬥的演講和祝酒詞的環繞下，霍爾斯伯里勳爵顯得「很不舒服，焦慮且疲倦」，他表達了他的團隊抗爭到底的決心，觀眾們報以熱烈的掌聲。同時在場的還有米爾納勳爵，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之前的那一句「不顧後果」可以說是啟動一系列事件的源頭。奧斯汀·張伯倫在演講中譴責阿斯奎斯「戲弄了反對黨，誘騙了國王，蒙蔽了人民」。 7月24日是首相預定在下議院發表公告的日子，休·塞西爾和F·E·史密斯帶領「挖溝派」在下議院的支持者們進行抗議，結果引發了「當世人們記憶中最為暴力的場面」。處於守勢的上層階級，把他們所有的憤怒和挫敗，都在充滿仇恨和歇斯底里的示威中爆發出來。史密斯是因為喜歡攻擊才加入的，而休·塞西爾勳爵是出於強烈的真誠。他的身上集中了塞西爾家族對變革的仇恨，但是塞西爾式的冷靜的懷疑主義——在他的表哥阿瑟·貝爾福身上特別明顯——卻不見蹤影。他的信念都是白熱化的。他在現代物質主義的社會裡看到了末日的徵兆，因為人們背離教堂和土地，民主背離「自然」的領導。他高大、傴僂，和他父親年輕時一樣，面龐狹窄，臉色憂鬱，他也和他父親一樣，習慣於扭動修長的手指，長相和表現都像薩伏納羅拉[21]。丘吉爾在1908年作為伴郎參加了休·塞西爾的婚禮，他寫道，在塞西爾家族「我第一次遇見一個真正的保守黨人，好像是從17世紀走出來的」。他在私下的談話中「反應敏捷，措辭巧妙，帶給人驚喜，聽他說話是一種享受」。在議院裡，他能就伊拉斯圖學派和高教會派的不同談上「一個多小時，在場的議員鴉雀無聲，全神貫注」。阿斯奎斯認為他是「下議院，乃至所有地方最好的演說家」，他在演講和觀點上的才華都能稱得上是英國的阿爾伯特·德·芒。 有一回，格萊斯頓造訪哈特菲爾德，當時還是個小男孩的休·塞西爾衝進格萊斯頓的臥室，揮著拳頭打他，一邊叫著：「你是個壞人！」 「我是你父親的朋友啊，怎麼會是壞人呢？」格萊斯頓問道，他能贏得一千次辯論，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但他這次的對手不會有興趣跟他爭辯，他只關心結論。「我父親會用一把大刀砍掉你的腦袋」是他的回答。 這把刀現在指向了阿斯奎斯先生。下午3點，下議院座無虛席，大廳里充滿了興奮的交談聲，還有的議員站在過道，像蜜蜂一樣結成一團團，旁聽席上也擠滿了觀眾。首相走了進來，緊張得有些臉紅。自由黨人站起來，揮舞議事日程表，歡呼了3分鐘，引來反對黨「激動的叫喊聲」——等到貝爾福進場時，就輪到他們歡呼了。阿斯奎斯一起來說話，就不斷被「叛徒！」「雷蒙德！」[22]的叫聲打斷，無法說出一句讓人聽得見的話，場內還傳來一陣陣低沉而穩定的聲音：「分開！……分開！……分開！」[23]一開始音量不大，然而逐漸升高，再減弱消失，但只要阿斯奎斯一張嘴，整個過程就捲土重來。站在過道下方反對黨前排，迎戰阿斯奎斯的正是休·塞西爾，只見他目光灼熱，骨瘦如柴的身體隨著說話的節奏搖擺，「巨大的激情」讓他的面容蒼白、扭曲，他被一種狂熱占據，他相信為了實現目標，無論採取何等下作的手段都不過分。阿斯奎斯輕蔑而驚奇地注視著他的敵人們，目光轉移到塞西爾身上時，他呆住了，仿佛看見了一隻關在籠子裡來回踱步的老虎。旁觀席上，興奮的女王站在了椅子上。表情凝重的愛德華·格雷爵士走到了阿斯奎斯身邊，好像要保護他。在對面斜躺著的貝爾福又詫異又厭惡地看著他的屬下。阿斯奎斯幾次三番想讀聲明，但都被在場的抗議聲淹沒了——「分開！分開！」「誰殺了國王？」「獨裁者！」叫聲不斷。好容易有幾個字能被聽清，但又因此令他的對手更為憤怒，發出更大聲的怒吼。發言者已竭盡全力，但抗議聲拒絕平息。阿斯奎斯堅守了45分鐘的陣地，終於「氣得面無人色」，收起了演講稿，坐了下來。 當貝爾福起身說話時，自由黨人並沒有立刻回敬，可是當F·E·史密斯站起來時——人們相信他就是這場混亂的始作俑者——大廳里炸開了鍋。《泰晤士報》的記者寫道，議員在那個下午的狀態之激烈，是怎麼誇張都不為過的。發言人再次手足無措，會議進行了兩個小時之後，在場的喊叫聲不斷，還混雜著工黨的呼喊：「為社會革命三呼萬歲！」終於貝爾福宣布議會因為「秩序混亂」而休會，這還是歷史上第一次。 這場被稱為「塞西爾鬧劇」的喧譁與辱罵令所有人震驚。還從來沒有一位首相遭受如此不敬的待遇。報紙上滿是正反雙方憤怒的評論和來信。許多人覺得這個鬧劇不僅是針對阿斯奎斯，也是對貝爾福的領導能力的挑釁。布倫特記錄道，F·E·史密斯、喬治·溫德姆和本德爾（Bendor）即威斯敏斯特公爵，「為他們引發的騷動而高興，鬥志無比昂揚，認為他們已經逼迫貝爾福投降了」。 阿斯奎斯沒被聽到的演講第二天發表，便沒有撤銷的餘地了，保守黨的領袖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結局：內部的造反可能真的帶來貝爾福最想避免的「革命」——在上議院創下自由黨的永久多數局面。如果「寧死不屈」者能爭取到多於75個人的支持，冊封貴族便成定局——除非政府是在虛張聲勢。它在嚇唬人嗎？許多人仍然認為是這麼回事，但沒有人確定。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會有多少貴族會跟著「寧死不屈」。在這個關鍵時刻，蘭斯頓和「騎牆派」不得不說服一定數量的保守派貴族，讓他們犧牲原則（即便不是榮譽），和政府站在一邊，支持那個令他們厭惡的法案。這麼做是可怕的，但也是必需的。至於到底需要多少人做出這個犧牲，又有多少人能在最後時刻鼓足犧牲的勇氣，在當時是痛苦而不確定的。 8月10日，一切就要見分曉了，那天的氣溫是華氏100度（約攝氏37.8度），創下了歷史新高，國會大廈內的氣氛尤為緊張，因為這次政治危機和以往不同，結果仍然懸而未決。下午4點，上議院迎來了有史以來與會人數最多的時刻，旁觀席上也擠滿了人，還有的貴族站在過道和門口。他們身穿長禮服，硬翻領、寬領帶、護腳、背心一應俱全，晚餐休會後，不少人還打起領帶，穿上燕尾服。「寧死不屈」派戴著薩默賽特公爵夫人送來的歐石楠小枝，「騎牆派」中許多人則佩戴紅玫瑰。霍爾斯伯里就像一個進入比武場的騎士一樣，大步走到座位前——一位觀察者似乎聽到馬刺在叮噹作響。他尖銳地呼籲在座的議員憑良心辦事，反對議案。寇松勳爵為多數派講話，之後「臉色蒼白而憤怒地」坐了下來。因為塞爾伯恩勳爵跳到桌子上，以「刺耳的語調和戲劇化的手勢」又一次猛烈地重申了要死在最後一道坑裡的決心。自由黨領袖克魯勳爵的演說帶來了新的懸念，他提到國王對此事「自然很不情願」，並「坦承整個事件在我看來十分可憎」——如此結尾，更讓人懷疑政府是在虛張聲勢。焦慮的人們一次又一次統計票數。午餐休會時一起吃飯的6個貴族議員中有兩人——卡多根勳爵和米德爾頓勳爵，都是上屆保守黨內閣成員——還沒有想好投靠哪一方。重新集合時，一位準備「犧牲」的貴族——坎珀當（Camperdown）勳爵——宣布他要支持政府，諾福克公爵被激怒，回答說，要是有一個保守黨貴族贊成議案，他和他的追隨者就投「寧死不屈」派的票。莫利勳爵取得貴族頭銜雖然不過3年，但在不得不明確表達政府意圖時仍然「深受觸動」，議案失敗後必將「很快冊封一大批貴族」。大廳里降下帷幕。坎特伯雷大主教敦促議員們不要做出令議會乃至英國「淪為笑柄」的荒唐舉動。羅斯伯里勳爵游移不定的態度令所有人困惑，但人們猜測他會投棄權票，此時他突然從中立議員席中跳出來，在「這個我一生中最後、最簡短，可能也是最痛苦的演講中」宣布，他將支持政府。因為，不管結果如何，「眾所周知的那個上議院都將不復存在」，他說他打算此後再也不走進上議院，他也確實做到了。 晚上10點40分，分組投票在「強烈的興奮」中開始。棄權的貴族有的擠在御座的台階下，表示不投票，擠不下的人則隨蘭斯頓勳爵離開了大廳。兩大陣營魚貫而出，分別走入位於大廳兩側的分組表決廳，在旁聽席上緊張的觀察者看來，似乎數目相當。手拿白色權杖的計票人輕點每個進入表決廳的貴族的肩膀，通過敞開的門，人們能聽到計票人大聲數數：「一、二、三、四……」一直繼續下去，15分鐘的時間似乎有整整一小時那麼長。其間，支持政府的人流意外中斷，霍爾斯伯里當仁不讓，小聲說道：「好！我就知道能打贏他們！」莫利勳爵焦慮地等著，想看見主教們的法衣，他覺得神職人員肯定會投政府的票。終於，唱票結束，計票人將結果傳達給多數黨領袖赫塞耳（Herschell）勳爵，再由他把結果寫在紙上，遞給上議院大法官。一片沉寂中，洛爾伯恩勳爵從羊毛袋上站起來，把假髮往後甩了甩，以清晰的音調宣布結果：贊成法案者131人，反對者114人，差額17。霍爾斯伯里夫人情緒失控，在女貴族旁聽席上大聲喝倒彩。而獲勝的人卻沒有激動地表示慶祝，只有下議院議員除外，他們帶著好消息飛奔回議事廳，迎接他們的是勝利的歡呼。上議院的貴族們立即走開了，5分鐘之後大廳就空了。37位保守黨貴族、2位大主教和11位主教投了政府的票，他們中有人在當晚前往卡爾頓俱樂部，結果一片喧鬧——「可恥！」「猶大！」——惹來罵聲不斷。 諾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勳爵在次日的《每日郵報》上痛哭道，「革命的閘門打開了」，但並沒有洪水傾瀉而出。否決權廢除後，愛爾蘭自治法案就有了通過的可能，於是政府在接下來的會議中引入。結果到頭來，贏了上議院也無關緊要。反對愛爾蘭自治的人僅僅轉變了策略，以阿爾斯特（Ulster）叛亂為由造成了一個新的、更嚴峻的危機，《議會法案》是否存在已經不重要了。最終，需要一場比廢除否決權更大的動盪，才能從英國政治中卸除愛爾蘭的重擔。 幾周之後，愛德華·格雷爵士和溫斯頓·丘吉爾說道：「這一年可真不一般啊：這麼熱的夏天，大規模罷工，現在海外又出了問題。」 溫斯頓回答：「您怎麼把《議會法案》忘了呢。」記錄下這段對話的朋友補充道：「他是忘了，每個人都忘了。」 上議院投票後的次日早晨，熱浪滾滾，運輸業罷工似乎有變成總罷工的趨勢，「社會革命」成了「實際的危險」，吸引了國民的注意力。一位悲傷的貴族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憲政危機攪動了這個國家的人心」。就在同一天，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意義恐怕更為重大的措施——《議員薪俸法》，從此以後，下議院議員每年將得到400英鎊的薪俸。這一舉措長期受到保守黨的激烈反對和工黨的堅定支持。議員沒有薪俸，這在工黨看來是剝奪工人階級進入議會的權利，讓他們無法代表自己人參政。特別是在奧斯本宣判之後，工會基金不能用於支付議員的薪俸，國家的撥款就更為重要。對於它的反對者而言，《議員薪俸法》意味著政治不再是紳士的職業，所以要比《議會法案》「破壞力更大」。它將帶來新型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職業政治家」，奧斯汀·張伯倫抱怨道。它將打開「阻止純粹的冒險家湧入的最後一道關卡」，《泰晤士報》如是說——當時擁有此報的正是最大的冒險家諾思克利夫勳爵——它還會鼓勵對無報酬的公共服務的「侵犯」，這些服務「現在還被因為有錢而公正無私的人有效地運作著」。權貴們認為，應當排除金錢上的貪婪，出於公民職責而參與政府工作，這個觀點雖然正當，但已經過時，已經被社會的需求所超越，更何況權貴們在維護自身利益時從來沒有無私過。《議員薪俸法》令權力轉移更進一步。 接下來的變故也就不難理解了：貝爾福辭去了保守黨領袖，他在下議院擔任該職位已有20年。他在1911年11月8日從巴德加斯坦旅行歸來時發表的公告成為政壇「轟動」一時的事件。儘管在反對他的F·E·史密斯和奧斯汀·張伯倫的帶領下，已經掀起了驅逐貝爾福的運動——口號為B.M.G.[24]，但人們一直以為貝爾福會繼續爭奪領導權。但是否決權危機的最後階段，沒有意義的野蠻戰鬥，「挖溝派」看中姿態而不是思考，史密斯這類令他厭惡的冒險者的崛起，粗野的塞西爾鬧劇對他黨內領導權的挑釁，這些事件累積起來，使貝爾福變得憤怒而冷淡。他沒有等到上議院的最終表決，就在前一天啟程去了巴德加斯坦，這麼做幾乎是個輕蔑的姿態。當他在「仙人掌、松樹和懸崖」間流連時，他仔細考慮了局勢，做出了決定。他已經63歲，對哲學仍然興趣濃厚，再回到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先是黨內，然後是全英國，抗爭新時代的潮流——對他而言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他是一個傳統的人，在他的時代，政府是權貴的職責，而現在的社會，正如他在辭職演說中所言，對行政官員和立法者的要求太多，國家大事必須移交給那些做好準備「當政治家，且一心只當政治家，像職業政治家一樣操作政治機器」的人。正如馬斯特曼在描述民眾的崛起時所說的那樣，一群人就要衝進安靜的花園了，而哲學家貝爾福不願與之爭鬥。 繼任他的並不是兩大主要競爭者，沃爾特·朗（Walter Long）——地主階級的代表——或奧斯汀·張伯倫——跟沃爾特·朗勢均力敵。最終獲勝的是格拉斯哥一位鋼鐵製造商，博納·勞（Bonar Law），在加拿大出生，勤讀報紙，吃蔬菜、喝牛奶，喜歡米飯布丁，支持他的還有一位冒險者——馬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也是加拿大人，他很快便成為比弗布魯克（Beaverbrook）勳爵。 貝爾福的退隱引發了報刊的長篇大論，政界的流言蜚語，以及阿斯奎斯無可挑剔的致敬，稱其為「世上最偉大的審議機構中最卓越的成員」。對此更為失望的喬治·溫德姆也許態度更誠懇，他認為貝爾福拒絕鬥爭的做法符合他的個性，他「看待政治的眼光過於科學」，所以變得漠不關心。「他知道，」溫德姆說，「曾經有過冰川時代，將來也會再次出現。」 [1] Church of England，即英國聖公會。 [2] 高教會派（High Church）是聖公會中的保守派，強調教會的權威和儀軌，低教會派（Low Church）反對繁文縟節和教會的權威，在主張上傾向於清教徒。 [3] 約22立方米。接下來的數據：300立方英尺約為8立方米、700立方英尺約為20立方米、1200立方英尺約為34立方米。 [4] 這三個詞在英文中都是字母A開頭，下文所說的三種人都是字母B開頭。 [5] 威廉·格萊斯頓的小兒子。 [6] 西奈半島，埃及的一處半島，靠近以色列，西部邊界是蘇伊士運河。 [7] 指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時任外交大臣的貝爾福以信件的形式宣布，英國內閣通過決議，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 [8] 此處可能指傑出的法國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mhardt）。 [9] 約翰·西蒙（John Simon）：第一代西蒙子爵，同樣在1906年的大選中以自由黨人議員的身份進入下議院，後在「一戰」開始至「二戰」結束期間擔任重要內閣職位。 [10] 《艾俄蘭斯》（lolanthe），維多利亞時代幽默劇作家威廉·S·吉爾伯特（William S.Gilbert）與作曲家阿瑟·薩利文（Arthur Sulivan）的合作的諷刺劇。 [11] 嘉德勳章，英國騎士勳章的一種，是英國榮譽制度的最高級別，只有國君有權授予。 [12] 鄧迪（Dundee），蘇格蘭東部港口城市。 [13] 貝爾格萊維亞，倫敦中西部的上流社會住宅區。 [14] 卡珊德拉，希臘神話中特洛伊的公主，是凶事的預言家。 [15] 即本書第一章中提到的桂冠詩人。 [16] 指一系列改革英國議會、擴大選民基礎的法案。其中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下議院中增加了中產階級代表，改變了保守派獨占的局勢；1867年又在下議院中加入了工人代表，都是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 [17] 即1881年成立的米德爾塞克斯軍，別名「寧死不屈」（Diehard）。 [18] 托馬斯·立頓爵士：蘇格蘭商人，立頓茶葉公司的創始者。 [19] 即上議院。 [20] 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18世紀英國美術史學家，作家，著有《奧特蘭托的城堡》，被視為第一部哥特小說。 [21] 薩伏納羅拉：義大利多明我會修士，見本書第六章腳註。 [22] 約翰·雷蒙德（1856—1918）：愛爾蘭議會黨在英國下議院的領導人。保守黨以此指責阿斯奎斯受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脅迫。 [23] 即要求通過分組投票表決，讓觀點不同的議員分離到相應的議事房間。——原注 [24] B.M.G.即Balfour Must Go，貝爾福必須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