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八章 饒勒斯之死 社會主義：1890—1914

社會主義是超越國界的。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運動，第二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名字里就有「國際」二字。其會歌《國際歌》確認了這一點，並額外許諾「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1]，就一定要實現」。1889年成立的大會主席由兩人聯合擔任：法國人愛德華·瓦揚（Edouard Vaillant）和德國人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在其鼎盛時期，參與的會員代表了33個國家和准國家的社會黨，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亞、俄國、芬蘭、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瑞典、挪威、丹麥、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它的旗幟是單純的紅色，象徵每個人的鮮血。在一個水平劃分的社會中，工人階級的團結超越國界，這是它的基本論點。它的節日定在5月1日，以展現無產階級的兄弟情誼。它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的利益存在於礦工、工廠工人、僱農、僕人等工人階級的成員身上，不管他們是否認為自己超越國界，他們的領導顯然有這個信念，並實踐著它，依賴著它。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是在日俄戰爭交火時召開的，但是俄國和日這種本的代表，普列漢諾夫與片山並排坐著。當這兩人握手時，在場的450名代表起立，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向他們致敬。普列漢諾夫和片山繼而分別發表演講，宣稱戰爭是資本主義強加給他們的，並不是日本人民和俄國人民的鬥爭，場內「幾乎是宗教般肅靜」的氣氛，他們坐下時，場下一片歡呼。 社會主義既闡述了階級鬥爭的概念，也對其最終結果做出了預言，那就是資本主義的滅亡。它將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視為敵人。這種觀點也得到了相應的回饋。一聽到「社會主義者」就叫人聯想到流血與恐怖，就像過去的「雅各賓黨」。第二國際1889年在巴黎成立，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100周年。在此後的25年里，統治階級越來越害怕這個組織。奧地利社會主義領袖維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號召奧匈帝國的工人們在第一個五一勞動節舉行一天的全面罷工和大規模示威活動，展現工人們聯合的力量，維也納政府「嚇得癱瘓了」。阿德勒宣布工人們將在種著栗子樹的普拉特（Prater）公園遊行——通常只有富人的馬車才會在此經過——有錢人和他們的同類顫抖了，估計暴民會在遊行時縱火燒屋，搶劫商店，犯下無法想像的罪行。商人們放下鐵皮門，父母不許孩子出門，每個街角都站著警察，軍隊處於待命狀態，資產階級在他們的腳下看到了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窮》中所寫的情景：「殘酷的地獄張著大嘴，在文明社會之下打著呵欠。」他們意識到，「無產者對於有產者」有不斷上升的威脅。 第二國際成立的時候，每天12小時，一周7天的工作制是未加入工會的勞動者的常態。星期天休息和每天10小時或9小時的工作制是技術工人的特權，也是行業工會來之不易的奮鬥成果，而這些工人只占整個勞動者的五分之一。1899年，埃德溫·馬克姆[2]被米勒[3]的畫《拿著鋤頭的人》里那個彎著身子的粗野的人所震動，寫了一首以畫為名的詩，表達了社會的恐懼和責任： 這可怕的形體暴露了人道的背叛， 被劫掠、被褻瀆、被剝奪的人啊， 向世界的法官哭喊抗議， 既是抗議也是預兆…… 未來與這人的舊債如何算得清？ 反叛的風暴席捲全球時 怎麼回答他殘酷的問題？ 幾個世紀的沉默之後， 這喑啞而恐怖的人將答覆上帝， 而將他逼到此境的王國和國王們 又會有怎樣的結局？ 1899年還是詩歌能影響公眾的年代，馬克姆此詩一出，就引發了轟動。全美的報紙都轉載此詩，評論討論它，神職人員將它作為文本，孩子在學校學習它，辯論協會辯論它，評論家稱它為「時代精神的呼喊」，僅次于吉卜林的《退場讚美歌》，是「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詩篇」。 公眾的良知也許會對藝術家的視野和詩人的文字產生共鳴，但在面對真實世界時，他們就害怕甚至憤怒起來。1891年，法國北部工業小鎮富爾米（Fourmies）的紡織工人組織了一次五一遊行，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結果警察向遊行隊伍開火，在接下來的混戰中殺死了10個人，包括幾個小孩。「當心！」克列孟梭在議會發出警告，「死者是強大的演說家。必須注意死去的人……我告訴你們，革命無法避免，這就是今日政治的基本事實，而且這個革命正在準備當中……第四等級在崛起，他們要開始奪權了。我們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要不用暴力迎接第四等級，要不就敞開雙臂歡迎他們。選擇的時候到了。」 想敞開雙臂的人不多。比利時的社會主義領袖和工會在兩次血腥的嘗試之後，終於在1893年成功組織了爭取成年人平等選舉權的總罷工——這是奪權的基本前提——然而，士兵在罷工結束前就殺死了12個工人。1894年，美國的「普爾曼罷工」癱瘓了火車和郵政系統；來自辛辛那提州的法官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絕不是個殘忍的人，但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軍隊不殺幾個暴徒，麻煩事就沒完沒了。他們才殺了6個……到目前為止。完全不夠引發關注。」這就是階級鬥爭進行時。 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廢除私有制，重新分配世間財物，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這個目標和無政府主義是一致的，但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組織和政治行動實現這個目標，在這一點上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 物質進步越大，產生的貧窮就越廣泛、越嚴重。面對這個19世紀可怕的難題，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將集體所有制視為答案。馬克思從這個難題中找到了他的體系的主題：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將導致它的崩潰。他對歷史做了經濟分析，證明了這個觀點。工業革命把獨立的生產者轉換為沒有財產的工廠工人，成了社會的赤貧階級，他的生存依賴於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資本家通過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積累財富，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受剝削的工人則越來越貧窮。這個進程只能以現存秩序的暴力崩潰結束。工人階級接受過階級意識的訓練，對此早有準備，會在時機成熟時掀起革命，開闢新秩序。 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貧困化，或者越來越多的痛苦（Verelendung）和崩潰（Zusammenbruch），可謂社會主義的宗教術語，相當於另一個宗教的訓言——「上帝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受此影響，有根深蒂固的分裂趨勢，一方面相信崩潰和革命是必需的，一方面又覺得對現存秩序進行漸進式改革是可行的。這種將來的絕對性和現在的可能性之間的分裂，是從其誕生之初就存在的，創立者們在1889年就是否允許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問題上分裂成了兩個代表大會。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指責法國「可能派」預先埋伏在巴黎火車站，把毫無戒備的外省代表領到錯誤的大會上。在接下來的25年，這種分裂影響了工人階級運動的所有行動、決策和政策規劃，將通過協商獲得收益的人同毫不妥協的階級鬥爭分裂，實用主義者同理論家分裂，工會同議會黨分裂，希望在工資、工時和安全上獲得保障的工人本身也同為了明天的權力替他們焦慮的領袖分裂。 除了分裂以外，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還給社會主義埋下了另一個根深蒂固的難題。作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運動，它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只有取得實際的結果，才能獲得支持。然而，每一個實際的結果都會減慢或阻止貧困化的進程。年輕時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的約翰內斯·米蓋爾（Johannes Miquel）有一次和朋友散步，阻止了準備把零錢給乞丐的朋友，他說：「不要耽誤革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邏輯走到極端的表現。任何改革都假定爭論的雙方有共同點，而革命則否認共同點存在。如果沒有共同點，革命以外的任何做法又有什麼用呢？正統社會主義者主張，為了加強工人在最後抗爭時期的力量，應該想方設法從有產階級的手中擠出改革的成果，以此來迴避這個綱領中的驚人漏洞。幾大國家性社會黨總是同時具備在現有系統中實現改革的最低綱領和摧毀資本主義、在階級鬥爭中大獲全勝的最高綱領。溫和派——反對他們的人稱之為「機會主義者」——日益關注於最低綱領，以及獲取使其成功的必要的政治權力；正統派則拒絕退讓，不向任何妨礙貧困化真理的階段性成功低頭。 在革命的最後必要性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的政黨綱領並不明確。他們掩蓋這一點，一是為了吸引選民，二是因為這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堅硬得像寶石一樣的理論，不容許任何更改，相反，根據時間、國家、情況和派別的不同，各有變化。一個社會主義者是否相信革命，很大程度上要由個人的性格決定。有人是「徹底的革命」派，有人則認為只有社會主義的太平盛世是作數的，至於如何實現是另一回事。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崩潰不可避免，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可以修改的系統，而是一個需要摧毀的敵人，是一個活著的暴君，配備著他所在階層的武器：法庭、軍隊、法官、立法機構、警察、禁令、封鎖。 財產已經存在了太長時間，令世界充滿邪惡，讓人們互相爭鬥。推翻的時刻已到了。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弊病——貧困、無知、種族偏見和戰爭（後者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將被徹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和諧。從虛偽的愛國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勞動人民，被他們潛在的手足情誼聯合起來，不會再互相攻擊了。從資本主義強加給他們的貪婪和挫敗中解脫之後，每個人都能「不受干擾地」追求「符合其個性的發展」，因為集體主義保證他們有足夠的財力和自由實現這個目標。 社會主義象徵著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生活，其支持者認為自身承擔著神聖的職責，為了與理想目標相稱，必須履行道德義務。維克多·阿德勒認為飲酒傷風敗俗，是摧毀工人階級的東西，所以他自己徹底戒酒，以身作則。社會主義是大話的倉庫。年輕的俄國革命者安格里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v）還在布魯塞爾上學的時候，在比利時議會聽了一位社會主義演說者的講話，他感到：「議會在當時的我看來是個神聖的地方，科學、真理和正義……將在這裡為工人階級戰勝暴政和壓迫。」 這個目標給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帶來了興奮、意義和熱情，許多人把這些當作他們追求個人抱負和利益的動力。早期的黨內激進分子和組織者完全是無薪工作。既然運動里沒有金錢，腐敗也就不存在。既然不能從中獲得生計和利益，其領袖也大多是理想主義者。社會主義是一項事業，而不是職業。它給了它的信徒奮鬥的目標，給他們注入了超越語言界限的激情。在一次社會黨代表大會上，西班牙領袖巴勃羅·伊格雷西雅斯（Pablo Iglesias）用他的母語滔滔不絕地演說，在場的觀眾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仍然頻繁地鼓掌。越來越多的工人投社會黨的票，世紀之交時已達數百萬人，對於他們來說，社會主義賦予了他們自尊和一種身份。工人不再覺得自己是一群人中被忽視的、沒有名字的個體，而是有社會地位的公民，擁有自己的政治派系。與無政府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給了工人一個可以從屬的政黨，不一定非得迎著困難搞革命，它提供了一種可接受的方式來實現目標，而不一定要去胡作非為。 這一事業吸引了義大利人阿米卡雷·奇普里亞尼（Amilcare Cipriani）這一類人，1889年代表大會的創立者之一。他是個永恆的反叛者，曾和加里波第[4]的紅衫軍一同奮戰，作為志願者加入反抗土耳其的克里特起義；1893年又出現在布魯塞爾，和同志們一起參與大罷工。「他身穿披肩，頭戴軟氈帽的樣子很帥氣，黑鬍子有些發灰，眼光如烈焰」，他的手提包里「毫無疑問炸藥要比洗漱用品多……隨時做好準備，去世界的某個角落為革命事業奮鬥」。 這一事業也吸引了良心不安的上流社會人士，比如美國人羅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其妻子乃銀行家、慈善家安森·費爾普斯·斯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女兒。亨特和別的上流人士一樣，被揭露黑幕的公民記者的報道震驚，開始尋找補救社會不公的辦法。他在特困戶居住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了貧困的景象，發現了社會主義，並在1904年，28歲的時候寫了一本名為「貧困」的小書，成為經典。他以那個時代旺盛的情感描述了義大利的一個山谷「如此歡快，如此和平，精美的滑坡上遍布一千個梯台式花園，廣闊的天空使靈魂著迷；男女老幼，他們大大的眼睛，凹陷的臉頰令人心痛……偉大的上帝啊，提拉諾（Tirano）山谷還不能說服義大利擁抱社會主義嗎？……你們吃飯時，他們的臉揮之不去，令你們難以下咽……任何有良心的人都會在義大利成為社會主義者」。 每個國家的提拉諾山谷都造就了社會主義者，有的是看見他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在此出生的工人。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一種信念，相信人們有力量改善狀況。他們面對的是巨大的障礙：有產階級資格老，實力強，根深蒂固。但工人階級的不滿越來越多，他們不僅關心單純的需求，也在意社會的不平等。工人們怨恨由財產資格差別對待的選舉權；怨恨不平等的義務兵役制，因為享有特權的人可被赦免；怨恨法律的偏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還怨恨各種各樣的世襲特權，這些在統治階層看來是理所當然的。社會主義讓工人們意識到了自身的需求，並說出了口。巴枯寧對群眾的冷漠已不抱幻想，拉薩爾（Lassalle）曾痛罵「窮人什麼都不要，真可惡」，這些已經成為過去。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什麼，雖然總的來說並不是革命。社會主義之所以囊括那個目標，是因為它給運動注入熱情和動力，比如14歲時加入奧地利社會主義政黨的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Julius Braunthal），就是「為了革命」而來的。但是對革命更感興趣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確信自己有管理社會的能力。 就像厚木板上難以彌合的裂痕，社會主義運動中工人和知識分子間的差別也是無法根除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被稱為工人協會（Workingmen’s Association），但事實上從來沒有這回事。這一運動雖然代表工人階級，卻並不屬於他們，這一直是個根本性的差別。雖然它為工人說話，將工人的需求表達出來，它的目標、信條主要是由知識分子制定的，思想、活力和領導層也主要由他們提供。工人階級不僅是其服務的對象，最終也是其大規模實力的來源，是推翻資本主義必備的工具。工人階級因此成為英雄，也成了感傷的對象。在一本慶祝1896年倫敦代表大會的英文小冊子上，工人被描繪成了肌肉強健的英俊形象，好像是伯恩-瓊斯[5]畫裡的人物穿上了工作服，陪伴他們的是不屈不撓的女性，四肢修長，一頭捲髮。這和左拉筆下髒兮兮的工人不是一類，完全沒有粗陋、飢餓、受癆病折磨、借酒消愁的影子。現實的情況既不是這兩個形象的綜合，也不是兩者之一，既不是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也不是鬍子捲曲、緊握拳頭的革命者。工人階級並不比其他階級更具有同質性。然而，社會主義的信條要求它成為有工人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意志、工人階級目標的實體。實際上，這些是很難確定的。社會主義者把他們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結果是過高的估計。 內部的爭鬥導致1889年成立的代表大會沒能制定出一系列與會政黨都必須遵循的信條。他們只達成了四項決議，確定了四個社會主義適當的目標，與最高綱領還是有一定距離的，即8小時工作制，普遍、平等的男性選舉權，以民兵取代常備軍，慶祝五一勞動節，展現工人階級的力量。 第一條是其客戶的基本訴求，第二條才是整個社會主義目標和綱領的基礎。要把群眾的數量優勢轉化為權力，只能依靠選舉；這也是他們將資本的權力平均化的唯一武器。出於同樣的原因，統治階級抵制這個做法。當時只有法國和美國有平等的男性選舉權，德國在地方政府選舉時採用，但不適用於全國大選。在大多數國家，沒有財產就沒有選舉的機會，或者，納稅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一家之長擁有多張選票。社會主義者則堅持一人一張選票的原則。 五一勞動節是四項決議中的最後一個。同意這個舉措，是為了響應美國勞工聯合會計劃在1890年5月1日開展的8小時工作制運動。一位法國工團主義者提出了這一建議，但是結果存在分歧，因為德國人不願做一個可能觸怒官僚、引發報復的舉動。 儘管如此，德國人卻是第二國際中口氣最硬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最長，規模最大，信譽最高，更何況馬克思也是德國人，它當然自視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社會主義版本的梵蒂岡。1890年，它從社會黨人法[6]中解放出來，在議會選舉中獲得140萬張選票，幾乎占了總數的20%，獲得了35個議會席位，這一成果令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目眩。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和選民及工會走得很近，在實際操作上屬於「可能派」。不過，在理論上，它堅決貫徹馬克思主義，並在1891年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重申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愛爾福特綱領再次確認，中產階級、小生意人和農民受到壓榨，和無產階級一起陷入越來嚴重的困境，而且群眾的數量越多，勞動力資源越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分化就越明顯。既然只能通過奪取政治權力來實現公有制這個終極方案，政黨的綱領就必須事關奪權，同時利用工會獲得投票，但堅持黨內政策的方向。 愛爾福特綱領對政治行動的命令在第二國際的大會上留下了印跡，但無政府主義者及支持他們的人對此表示激烈反對，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曾導致第一國際的解散。儘管沒有受到邀請，無政府主義者還是來到1893年蘇黎世代表大會，結果他們遭到了德國主席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的怒斥。這位馬克思主義式辱罵的行家稱無政府主義者「既無綱領也無原則」。在蘇黎世，他「習慣了德國方式」，毫不費力，就將無政府主義者強制驅逐出大會。阿米卡雷·奇普里亞尼對這種做法表示抗議，辭去了代表職務。退下陣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一家咖啡館裡舉辦了小型的反大會組織，與此同時，多數派全票通過一項決議，承認「組織工人進行政治行動的必要性」。從此以後，只有接受這個原則的政黨和團體才能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並參加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但他們不願脫離基礎，故而為工會破例，工會組織不必認同這條政治原則，也可在今後參加大會。根據比利時代表埃米爾·王德威爾得（Emile Vandervelde）的記載，這些難題是在「深刻而平靜」的氣氛中解決的。但是，在年輕的英國工會代表J·R·克萊恩斯（J.R.Clynes）眼中，卻一點兒都不平靜。他被拉丁和斯拉夫國家代表「放蕩的語言」和暴力所震驚，狂暴的行為突然加劇，一位代表甚至亮出刀子，「所有人都在尖叫、掙扎」。人類的好鬥在社會主義者的派系鬥爭中縱情宣洩，克萊恩斯不太得體地將它的激烈程度歸咎於「過去的戰爭所引發的、國家間的對抗和仇恨」。 克萊恩斯在蘇黎世湖游泳時看到「水上一叢紅鬍子，靜靜地向我漂來」，結果證明鬍子的主人是代表費邊社出席大會的蕭伯納。已然貶損過馬克思和革命的蕭伯納，也沒給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留面子，在寫給大會的報告中指責他用「路障式的修辭」欺騙他的追隨者。從那以後，蕭伯納便認定德國的領袖落後世界40年。在1875年建黨的李卜克內西此時已67歲，是元老級人物。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族譜里有數位大學教授，可以追溯到18世紀。他曾因為參與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而被捕，接著流亡英國13年，追隨馬克思。他在1900年去世，據統計有幾十萬人為他送葬，他們在街頭站成一排，目送出殯的隊伍4小時。 除了蕭伯納以外，大家都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的希望——舉著火炬，在那個馬克思期待爆發革命的國家。它的規模，它的力量，它的完善組織，它的28個部長和組織者，它針對黨員工人的培訓計劃，它不斷增加的黨員人數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3年的選舉，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多達175萬張，接近總數的25%，比其他任何黨派都要多。但是和資本主義政黨聯合違背了原則，所以人數眾多的社會民主黨在國民議會中仍然是個相對無力的集團，而國民議會其實也是個無力的組織。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已經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得政府更為公道，肯做出讓步。德皇是在撤掉俾斯麥後一時高興得過了頭，解除了1890年的社會黨人法，後來很快醒悟過來。他在1895年就認定社會民主黨是「一幫叛徒」，「不配做德國人」；到了1897年，又認為這個「不停攻擊最高統治者」的政黨「必須連根拔起，不留後患」。李卜克內西1895年就因為冒犯君主而被捕，起因是他的一次演講，用蕭伯納的話說，「阿瑟·貝爾福先生也能對櫻草會[7]」做出類似的講話，並「在英國大受歡迎」。但李卜克內西被捕並不標誌著特別的鎮壓，因為這樣的事可能發生在任何德國人身上。 和階級屬性相比，國民的屬性在德國社會主義者身上更為明顯：他們不太勇敢，較為順從。雖然規模如此之大，但直到1907年，該政黨才敢做東，在德國舉辦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它的領袖雖然言辭激烈，在行動上卻十分謹慎；他們將五一遊行限制在晚上，以免耽誤白天的工作。李卜克內西說，停止工作就是大罷工，而「大罷工乃一派胡言」。在慕尼黑，五一遊行直到1901年才被批准，且前提是在城外進行，前往的路上不能成群結隊。於是，一列列社會主義者「包里裝滿蘿蔔」，在妻子和孩子的陪同下，精神飽滿地穿越城市，他們靜默無聲，抵達市郊的啤酒花園，然後在那裡大喝啤酒，大嚼蘿蔔，在一位俄國流亡者看來「完全不像是慶祝工人階級勝利的五一遊行」。 不過，他們生活得要比任何俄國工人都好得多。德國的工業擴張如火如荼，就業機會的增加比人口增加更快。在這種情況下，工會成功地提高了工資。社會立法也是眾多國家中最先進的，俾斯麥在位時就已推廣福利，以此團結工人和國家。到1903年為止，1800萬德國工人有工傷保險，1300萬工人有養老保險，1100萬工人有疾病保險，德國每年花費在社會福利上的開支高達1億美元。法律規定了工資、工時、休假、申訴程序、安全措施，甚至是工廠窗戶和廁所的數量。德國的統治者以特有的認真態度徹底確保物資效率，有序管理一切事務，將偶然性降至最低。德爾布呂克（Delbrück）教授在1897年公開支持勞資談判的權利，因為勞工的和平對於國家的統一和防衛是必不可少的。有產階級越來越仇視、懼怕社會民主黨，而採用明智的讓步換取工人的沉默是壓制它的最好辦法。 該黨領導人奧古斯特·倍倍爾是資產階級眼中的某種「影子皇帝」。這個骨架小、身形瘦的男人有一頭白髮，留著山羊鬍子，於1840年出生在營房，和「里德沙皇」[8]同齡。他的父親是軍隊下士，母親是家庭女傭。少年時學習木工，在拉薩爾時代就參加了工人運動，並以煽動叛亂罪關進監獄4年，這種處罰對於啟蒙社會主義者是很有益的。倍倍爾在獄中讀了不少書，接受了李卜克內西的訪問，還寫下了權威的史書《女性與社會主義》。據蒙森（Mommsen）說，要是把倍倍爾的腦子分成十幾份，給易北河東部的容克貴族們，准能讓這些人在他們的同類中出類拔萃。國民議會上，以「野蠻的口音」和俾斯麥辯論的倍倍爾是貧困和悲慘境遇的代言人，受到工人們的愛戴和推崇，認為他是自己人。直到它被摧毀的那一天，他永遠是「資產階級社會和這一政治秩序的死敵」，倍倍爾在1903年的政黨代表大會上宣稱。這是傳統的措辭。事實上，倍倍爾對群眾和他的追隨者並沒有什麼幻想。「看看這些人吧，」他在1892年對一位《泰晤士報》通訊員說，當時他們正一同觀看普魯士警衛營的遊行，「他們中有80%是柏林人，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但要是出了什麼事，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能把我擊斃。」 在第二國際的傑出人物中，只有他和基爾·哈迪是工人階級出身。政黨的思想家和作者，制定愛爾福特綱領的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比倍倍爾小14歲，他為黨的教義撰寫的評註為永無止境的討論提供了文本。考茨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畫家和小說家。奧地利的維克多·阿德勒是一位醫生，埃米爾·王德威爾得的父母很有錢，被他描述成「資產階級美德的範本」，而法國的饒勒斯出身小資產階級。 作為醫生，阿德勒清楚營養不良、過度勞累和骯髒的環境對人體的危害。他希望把工人帶進有「健康、文化、自由和尊嚴」的新的生存環境。他出生在布拉格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學醫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窮人看病。他像磚瓦匠一樣穿得破破爛爛，在維也納的磚廠調查工人的生存條件。這些工人住在有衛兵看守的工業園區，如監獄一般，五六個家庭同住一間宿舍，工錢是只能在公司經營的商店裡購買東西的單據。1889年在奧地利建黨之前，阿德勒去德國、英國和瑞典旅行，研究工人的生活和社會福利法，希望能把它們引入到奧地利來。他身材瘦小，看起來有點兒虛弱，有著濃密的頭髮和鬍子，戴著金邊眼鏡，面色蒼白，一邊的肩膀還有些前傾。他是個樂迷，也喜愛易卜生和雪萊。他接受革命是最終目標，但也認為過渡階段的改革必不可少，只有這樣工人才能做好身心準備，迎接他們的命運。為了推行這些改革，與「因為懶散而緩和下來的專制獨裁」——這是他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描述——做鬥爭常常是令人沮喪的，阿德勒的信念也慢慢被拖垮。20世紀初開始和他結識的托洛茨基（Trotsky）發覺阿德勒是個懷疑論者，容忍一切，適應一切。 在比利時，這個歐洲人口最為密集的國家，工業革命的進程如火如荼，而工人階級的生存環境用一位觀察者的話說，卻如「地獄」一般。紡織廠、煉鋼廠、礦廠、採石場和碼頭榨乾了工人的每一滴血汗。25%的工人每天的工錢少於40美分，還有25%的工人在40—60美分之間。一份在布魯塞爾的調查表明，34%的工人階級家庭住在單人間裡。比利時的文盲率是歐洲北部最高的，因為使用童工的現象十分普遍，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很少。這裡的工人運動關心「比教條更為深刻的東西」，1885年成立的比利時工人黨沒有常見的派系鬥爭，因為他們負擔不起。這是歐洲社會黨中最團結、最有紀律、最嚴肅、最有無產階級特徵的隊伍，它的領袖是熱誠的王德威爾得。他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職業律師，雄辯的演說家，很受人尊敬，就勞工問題寫過不少文章，令女性社會主義者「讚嘆」不已，說他「外表迷人，很有吸引力」。黨和工會一起，組織了合作社體系，工人們可以買社會主義的麵包，社會主義的鞋，喝社會主義的啤酒，休社會主義的假，還能在布魯塞爾新大學獲得社會主義的教育。這所學校是王德威爾得等人於1894年創立的（這一年，費邊社也創立了倫敦經濟學院），無政府主義的地理學家愛理塞·邵可侶也在該校執教。於是，比利時學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造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 工人的生命換來了擴大選舉權，正因為如此，比利時工人黨才得以在1894年以28個席位躋身全歐洲最資產階級的議會。這個團結一致的集體「立場堅定、不顧一切，準備拿起武器和現存的所有體制戰鬥」，它的登場令統治階級一陣驚懼，而忠實的信徒突然意識到社會主義可能會在比利時這片土地上首次實現。1902年，他們第二次號召通過大罷工贏得一人一票選舉，不少參加運動的人不情願拿已經得到的東西冒險，但好鬥者更占優勢。統治階級仍然咄咄逼人，實力雄厚，在魯汶街頭「殺氣騰騰地用排炮齊射」鎮壓，8名罷工者被殺。經過許多年，比利時工人黨才從這次失敗中恢復過來。 如果說德國有馬克思，法國則有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法國的社會主義更有生氣，但由於極端的派系劃分，不是很團結，因此也沒有德國那麼權威。馬克思主義的母體法國工人黨，是儒爾·蓋德（Jules Guesde）在徵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後於1879年創立的。兩年之後，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相信可以在不革命的情況下實現工人的解放，因而從中脫離，成立「可能派」。巴黎公社的擁護者老布朗基（Blanqui）的繼承人愛德華·瓦揚另外組建了社會主義革命黨，其中又有極端派分裂出來，被稱作阿拉曼派，因為他們的領袖是讓·阿拉曼（Jean Allemane）。蓋德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良心的守護者，不知疲倦地攻擊背道者和虛假的偶像。一頭稀疏的黑髮幾乎垂到肩膀，蓋德的臉長得像憔悴的耶穌，很有道德說教味道的長鼻子上架著夾鼻眼鏡；他是個狂熱分子，在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全面戰鬥中從未停歇過哪怕一秒鐘。「戴眼鏡的托爾克馬達」是同輩人給他的諢名，在左拉筆下，他說話時「有一整套激情的手勢，總是在咳嗽」。在蓋德看來，革命以外的一切都沒有價值；與敵對階級的一點兒合作都不允許。他是個「不可能派」，屬於馬克思主義者中，受自己的災難性預言影響，變得陰暗沮喪的一類人。專注於物質財富的人類正在墮落。要是再拖延下去，社會主義就來不及拯救他們了。「人類如此墮落，我們社會主義者還能做什麼呢？」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質問，「我們來得太遲了；等到我們造房子的時候，人類已經腐朽。」 1893年，社會主義者在法國也和比利時一樣，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選舉勝利：超過50萬張選票將37位代表送進議會。其中就有剛剛出名的讓·饒勒斯，當年34歲，他在家鄉選區塔恩捍衛卡莫罷工的舉動喚起了全法國的同情。卡莫礦區是個勞動糾紛積怨很深的地方，那裡的礦工在1892年成功地將他們的工會書記——一位社會主義者——選為了市長，但是當此人需要請假履行政治任務時，沒有被僱主批准，他還是沒來上班，於是公司藉此把他辭退。這一舉動是對選舉意圖的當頭棒喝，是對大革命的後代所理解的參政權的侮辱。當礦工們罷工抗議時，曾是哲學教授的饒勒斯主動站出來，擔任他們的顧問、領袖、發言人。他的對手，索拉熱侯爵（Marquis de Solages），卡莫的主人，鐵礦、玻璃廠和林場的所有者，擁有貴族頭銜和議會席位，是資本主義的象徵。饒勒斯通過罷工和選舉，和這個人不斷鬥爭下去，花去他大半生的時間。作為法國工人黨的候選人，饒勒斯從卡莫脫穎而出，進入議會。 饒勒斯個子不高，但體格魁梧，像一根「堅固的柱子」，一張臉「興高采烈，很有幽默感」，散發著南方人的溫暖和活力。「他對什麼都感興趣，對什麼都好奇」，王德威爾得說。他的嗓音有管風琴的力度和音域，他對演講的駕馭，他強大的思維能力，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使他自然地成為領導人物。他說話的時候一直處於不斷的運動當中，不是留著鬍鬚的頭向後仰，就是整個身子向前沖，甩動著短小的手臂。「思想的負擔令他的肩膀顫抖，膝蓋戰慄。無限的修養和信念的所有力量都注入他的詞語中，帶領著眾多信賴他的人走向更好的未來。」他似乎將土的堅定和火的流動合二為一。他的遣詞造句很受人推崇，甚至連政敵也前來聽他演講，就像看穆內-絮利[9]表演拉辛的戲劇一般。一位曾在餐桌上聽饒勒斯談論天文學的客人寫道：「房間的牆似乎已溶化消失：我們在蒼穹中游泳。女人忘了補妝，男人忘了抽菸，僕人走開，找尋他們的晚餐。」雷米·德·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說，「饒勒斯是用鬍子思考的」，但是這位《證據》的作者，年輕時享有高等師範大學的光環，比大多數人思路更清晰。儘管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沒有正式的領導，而且總在不斷分裂、重組、再分裂，饒勒斯還是逐漸取代蓋德，成為公認的領袖。 他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是說他的觀念正統，而是說他信奉理念和事業的本質。他相信人性是美好的，社會也能變得美好，人們應當用現實條件下一切可能的辦法，每一天都向著這個目標努力。他自己一有機會便為此而鬥爭：富爾米攻擊、惡棍法令、收入稅法案、德雷福斯事件，到處都有他奮鬥的身影。他的社會主義並非起源於馬克思，而是「歷史的產物，無休無止的苦難的產物」，他坦誠地宣布。他從路德開始追溯德國社會主義的起源，並以此為題用拉丁文撰寫了博士論文《德國社會主義的根源：從路德、康德、費希特到黑格爾》（De primis socialismi germanici lineamentis apud Lutherum，Kant，Fichte et Hegel）。他在1885年以共和黨身份當選議員，時年26歲，是下議院裡最年輕的，但他對政治失去了信心，轉而回歸學術生活，在土魯斯大學任教。除了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外，工人和資產階級市民也很快湧入他的課堂。土魯斯的勞工鬥爭和塔恩罷工事件又使他回到了公共生活中，並在1890年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愛德華·瓦揚曾說，他認為沒什麼革命是饒勒斯不支持的，但是饒勒斯對革命的理解更接近於占領國家，而不是推翻國家。他的馬克思主義是靈活的：他既是愛國者，也是世界主義者；既相信個人自由，也支持集體主義。「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有自由的精神，外部的制約也讓我們不安。」他說。如果未來的社會主義不允許人們隨時隨地「在藍天下散步、歌唱、冥想」，那它就是不可取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中，工人階級是無權參與到資產階級國家當中的，但饒勒斯否認這一點。他並不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門外等著接管政權；他把他們看作是國家的一部分，需要讓別人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需要聯合中產階級，一起努力改造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他的信念像發動機一般有力。「知道怎麼認出哪篇文章是饒勒斯寫的嗎？」克列孟梭問道，「很簡單：他的所有動詞都是將來時。」儘管如此，在社會主義者當中，饒勒斯是最注重實效的，從來不教條，一直是個實幹家。他靠行動而生，行動意味著前進、撤退、適應、給予和取得。他不會因為某個刻板的教條而停止行動，關閉可能性。他永遠是一座橋樑，連接人和理念。他是個實踐中的理想家。 和他一同在1893年當選社會主義議員的還有腳踏實地的律師亞歷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以動人的演講技能（而非實質內容）出名的雷納·維維阿尼（René Viviani）；以及另一位律師，也是這群人中最年輕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稱得上是社會主義者中的F·E·史密斯；後來的事實證明，此人的頭腦、能力和野心要比他的信念更強大。白里安「什麼都不知道，但什麼都能理解」，這是克列孟梭對他的評價，並且補充道，如果有一天他被指控偷走了巴黎聖母院的塔樓，他會聘請白里安為自己辯護。1893—1898年入駐議會的社會黨議員立即將他們的想法和目標公之於眾。他們彼此之間在1896年達成協議，制定了名為聖芒代（St-Mandé）綱領的最低限度定義，即「社會主義者是信奉財產集體所有制的人」。該綱領也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即生產資料和交易手段的國有化，待到時機成熟時一個接一個實現；通過普選權控制政治；加強工人階級在國際上的凝聚力。他們在議會要求過渡性改革，推行8小時工作日，收入稅和遺產稅，養老金，市政改革，對工廠、煤礦和鐵路的健康安全管理。饒勒斯打頭陣，蓋德用刺耳的聲音吶喊，逐條陳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資產階級為之顫抖；保守派又在德·芒的帶領下防守，報刊上充斥著演講詞，辯論演變成思想的競賽，使得社會主義就此成為法國人談論的主流話題。 法國的工會組織受工團主義者強烈反對政治行動的影響，在1895年成立了法國總工會（CGT），並和社會主義保持距離。兩者間的敵對在1896年第二國際的倫敦代表大會上達到頂點，那是最「喧鬧混亂」的場面，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國工會的授權下（其中包括了代表亞眠鋼鐵工人的讓·格雷夫）最後一次試圖進入社會主義大家庭。就此問題引發的內訌極為嚴重，全體大會開始前「野蠻的喧囂」隔著門都能聽得見。衝突持續了6天，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的舊賬又被重提，大會的結果是將無政府主義者永遠排除出去。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畫上了句號。大多數人都懷疑劃分社會主義左右翼的新問題還會出現，「絕對派」和「可能派」的鬥爭仍將持續。 在滿足這個期望之前，美國的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普爾曼罷工的禁令成功地造就了一位名叫尤金·維克多·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的社會主義者。他從阿爾薩斯移民到美國的父親以歐仁·蘇[10]和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為他命名，《悲慘世界》是父子倆的「聖經」，德布斯從小便受這本書的教育。他從14歲起開始當鐵路消防員，成立了火車消防員協會，1892年，37歲時從協會辭職，轉而組織聯合所有鐵路員工的行業工會——美國鐵路工會。1893年至1894年，普爾曼公司在沒有降低員工宿舍租金的情況下，裁減了25%—33.3%的薪水，與此同時仍然給投資者利潤分紅；德布斯於是號召所有使用普爾曼車廂的鐵路工人罷工，以示聲援。幾十萬人站了出來，情況演變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行動。企業主出動了所有資金力量，拿出了24條鐵路加上8.18億美金，找來法庭和聯邦政府武裝力量做後盾進行反撲。芝加哥地區出動了3000警員對抗罷工者，500名職業罷工破壞者宣誓就任聯邦執法官，並配給火器；最終召來6000名聯邦和州國民警衛隊的軍人，與其說是保護財產和公眾，不如說是破壞罷工，鎮壓工會。一位正規軍的上校在某個芝加哥的俱樂部喝醉了酒，說他想對他的團里所有士兵下令，瞄準每個「骯髒的白布條」射擊。白絲帶是罷工者的標誌。 工會雖然已同意提供足夠人手保持郵政車廂的運營，但是遞送郵件卻成了授予禁令的藉口，而且還是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在國家維護財產的裝備當中，禁令是資本主義最強大的武器，也是最遭人嫉恨的。說服克利夫蘭總統禁令之必要的乃司法部長奧尼（Olney），此人在入主內閣前曾擔任鐵路律師，當時仍負責掌管幾條涉及罷工的鐵路線。在芝加哥的美國聯邦地方檢察官獲得聯邦巡迴法院法官格羅斯庫珀（Grosscup）和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授意，草擬了禁令，再交由這兩人確認。奧爾特蓋爾德州長拒絕請求聯邦軍隊的協助，兩位法官卻批准軍隊出動，說軍隊為禁令提供了法律依據。這是「生產的階級和國家金錢的權力」之間的戰爭，德布斯宣布。他和幾位同事因為拒不服從禁令被逮捕，不予保釋，在1895年被判服刑6個月。 他被逮捕之後，差不多斷糧的罷工者放棄了。30人被殺，60人受傷，超過700人被捕。普爾曼在重新招聘時強制簽訂「黃犬契約」，要求所有工人放棄加入工會的權利。這次罷工摧毀了美國鐵路工會，但德布斯因此成了英雄，禁令則成了惡棍。這個事件也表明，當政府和資本聯合時，罷工是不會勝利的；因此，工人必須獲得政治權力。 德布斯在獄中思考經驗教訓。他讀了《進步與貧困》，貝拉米的《回顧》，《費邊社論文》，布拉奇福德（Blatchford）的《可愛的英格蘭》，考茨基對愛爾福特綱領的評論。基爾·哈迪也來監獄看望他。他確信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框架里的奮鬥是沒有指望的，而1896的選舉結果——馬克·漢納（Mark Hanna）和麥金萊聯合，打敗了布賴恩（Bryan）和民粹主義者——也證實了他的觀點。資本主義太強大了，改革不了，必須摧毀它。反過來，統治階級對「革命者德布斯」也很有意見。西奧多·羅斯福為麥金萊助選時曾在私下的談話里說過：「現在鼓舞一大部分民眾的情緒必須鎮壓掉，就像鎮壓巴黎公社一樣，從那幫人的領導中選出十來個，讓他們靠牆站著，把他們擊斃。我相信事情會到這個地步的。這些領導在策劃社會革命，要顛覆美利堅合眾國。」 德布斯在1897年1月1日的《鐵路時報》上發表宣言，稱自己已皈依社會主義，「革新社會的時候到了——我們正在全面轉變的前夕」。他和其他的工人領袖合作，借鑑了德國的名稱，成立了美國社會民主黨，這個政黨即是美國本土社會主義的代表。建黨之初，黨員人數不足4000，全靠周期性地典當德布斯的兄弟西奧多的一枚金表，才維持黨報的運轉。只要西奧多·德布斯出現在盧普區一家當鋪的門口，那裡的德國店主就會把他叫過來，告訴出納員：「給這位先生40美元」。此時，美國社會主義的政治時期尚未到來，新世紀的前12年，條件有所改變，德布斯後來四次代表他的政黨競選總統，並乘坐鐵路工人的紅色專列到全國各地拉票。 他此時的競爭對手是社會勞工黨，其黨員主要是出生在國外的人，很大程度上只在報紙上有影響，能讓人記住的是其狂熱的獨裁者——丹尼爾·德·里昂（Daniel De Leon）。德·里昂出生於庫拉索島一個荷蘭籍猶太家庭，在德國接受教育，深信只有自己才有資格領導階級鬥爭。他在22歲時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律學位，然後留校任教，講授拉丁美洲歷史，因此被他的對手嘲笑為「教授」。德·里昂在《人民》周報上不停宣傳社會主義理念的同時，還參選了紐約州議會，在1891年參選眾議員，但都沒有取得可觀的成果。為了吸引工會工人參與政治行動，他創建了社會主義貿易勞工聯盟，主要是想以此刺激行業工會領導人塞繆爾·龔帕斯。在龔帕斯眼裡，政治行為無異於魔鬼的乾草叉，而德·里昂則是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最為邪惡的力量」。1901年，社會勞工黨的一大派別在莫里斯·希爾奎特（Morris Hillquit）和維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的帶領下，脫離了德·里昂的「獨裁統治」，加入到德布斯的隊伍，後者此時已更名為美利堅社會黨。 龔帕斯是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對手，他也是常規的工團主義的原型，與之相對的是革命性的工團主義。他出色地解釋了工人的鬥爭必須在資本主義系統內部進行，而不是反對這個系統。龔帕斯像侏儒一般矮小結實，外表「簡直滑稽可笑」，頭很大，線條粗糙；雖然長得丑，他的性格卻引人注目，在任何會議上，他都處於主導地位。有一回，他又在勞工聯合會發表攻擊社會主義的長篇演說，遇到了一位他在印刷工人工會裡的老對手，此人很喜歡沖他起鬨，「給他們好看，薩姆[11]；給他們好看」。龔帕斯從不偷懶。拋棄舊世界之後，他雖然紮根社會主義傳統，卻對它極不信任。他年輕時曾在雪茄製造業工作，任務按件分配，但是允許一位工人大聲讀書，其他人幫忙完成此人的配額。龔帕斯那會兒把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著作讀給他在工廠的同事們聽。「向社會主義學習」，但「不要加入進去」，他的導師——一位瑞典馬克思主義者說過。「好好學學怎麼用工會這張牌，薩姆，」他說，「如果理念與它衝突，那就是錯的。」 龔帕斯對美國這個新社會是有信心的，他拒絕承認馬克思式的悲觀假設。他堅信工人不應參與政治，這一點不可動搖，而應該運用實力，直接和僱主交涉，達成協議。在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上的規定應該通過工會活動實現，而不是通過立法。他在1881年成立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當時他31歲，聯合會的辦公室是一間80平方英尺的小屋，以餐桌充當辦公桌，板條箱當凳子，和善的雜貨店老闆給了他一些裝番茄的箱子放文件。到了1897年，聯合會已經有了26.5萬名會員；1900年，會員數達到50萬；1904年達到150萬。布賴恩在1896年為了謀取工會投票，許諾說如果他當選，就讓龔帕斯進入內閣，結果龔帕斯堅持宣稱「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擔任政治職務。他還禁止聯合會中的美國勞工出來支持布賴恩和民粹主義者，因為，正如他所說，「這些中產階級的事務」會轉移工人對自身利益的關注，代表工人利益的只有工會，沒有其他。 當他的權力越來越大時，他剃掉了海象式的鬍鬚，戴起夾鼻眼鏡和大禮帽，穿上了阿爾伯特王子式的外套，和約翰·伯恩斯[12]一樣，與社會名流交往甚密，和馬克·漢納或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協商事宜。然而，他從來沒有為自己謀取金錢，一直到死都是個窮人。他在批判階級鬥爭時也保持著深刻的階級意識。「我是個工人。我的每根神經、每根纖維、每個願望都和工人們在一起，為了我們這些工人能獲益更多而奮鬥。」工會成員的任務是「更普遍地組織起來，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團結我們的力量，做好教育工作，準備捍衛我們的利益，這樣我們才能作為自由的美國人走向投票箱，團結一致，將這個國家從它當前的政治和工業的混亂狀態中解救出來，從財閥和破壞者的手中奪過來，交到普通人民的手中」。這個說法其實已經是社會主義了。15年之後，他在歐洲訪問，看到遊客們因為阿姆斯特丹貧民窟生活條件的展覽而震驚，他對此事的反應再次證明了他的社會主義傾向。他記錄下了遊客震驚的原因，人類竟能忍受對文明如此「莫大的侮辱」：「為什麼不能以某種方式反抗呢？」社會主義本質上正是那些覺得有責任「以某種方式反抗」的人的運動，正如莫里斯·希爾奎特曾說過的那樣，龔帕斯是個社會主義者，只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1899年，歐洲發生了一件事，在社會主義的隊伍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瓦爾德克·魯索為了爭取在「清算」德雷福斯事件上得到更廣泛的政府支持，向米勒蘭提供了一個內閣職位，米勒蘭接受了。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跨過無形的障礙，加入資本主義的陣營，與他們進行任何合作。雖說在饒勒斯的帶領、推動和說服下，社會主義者，或者說其中的一個派別已經加入到支持德雷福斯的資產階級團體，為了挽救共和國而戰鬥，但是加入到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另一回事。米勒蘭事件提出了合作這個根本問題，從此，這個問題將越發緊迫，因為社會主義者在國民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社會主義者不得不面對這個困境：究竟是甘願守著正統不放（就算毫無結果），等著最終推翻資本主義呢，還是和資產階級左翼政黨合作，支持他們抵抗反動勢力，並刺激他們進行改革。這一問題也進一步意味著：從長遠來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有沒有可能通過改革實現？ 正當米勒蘭事件（le cas Millerand）使法國社會主義者陷入混亂之際，同樣的問題也在德國出現，不過並不是真槍實彈，而是停留在理論上，符合德國人的習慣。問題起源自最無可挑剔的地方，散播它的是一位核心圈子的成員，此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門生，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考茨基的朋友和同事，還參加過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的代表大會。這個被認為將改寫馬克思的理論的人名為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新理論被直接稱為「修正」，可能是他不太敢給它命名吧。伯恩施坦年輕時就在銀行做辦事員，19歲流亡瑞士，當時是1878年，正是俾斯麥實施社會黨人法的時候。他在瑞士編輯了黨報《社會民主黨人報》（Sozialdemokrat），很有成效，受到了馬克思的認可，恩格斯的嘉獎，後者稱其為「黨擁有的最好的東西」。1888年德國政府也給出表揚——對瑞士施加壓力，要求驅逐該報社成員。伯恩施坦搬到了倫敦，和他的老師一樣，在大英博物館埋頭讀書，1890年社會黨人法撤銷之後他也不曾試圖返回德國。雖然仍受到煽動暴亂罪的指控，他卻沒有提出申訴，而是忙著寫一本用馬克思歷史觀闡述英國革命的書，而且他與倫敦的氛圍意氣相投。這正是麻煩的徵兆。這些年，他擔任新的黨報《前進報》（Vorwärts）的通訊員，也為考茨基的《新時代》（Neue Zeit）撰寫文章。德國社會主義在倫敦的總部是恩格斯在攝政公園的住宅，這些流亡者晚上聚集此處，圍坐在桌子旁討論問題，桌上慷慨地堆滿厚厚的三明治和啤酒，到了年末，還有聖誕布丁供應。恩格斯1895年去世時，指定伯恩施坦和倍倍爾做他的遺著保管人。 恩格斯之死似乎解開了約束，伯恩施坦的第一批異端文章就出現在接下來的一年。1896年，他46歲，外表上看來很體面、值得尊敬，戴無框眼鏡，頭髮稀疏，看上去似乎是那種可以做一輩子的銀行櫃員，最終當上支行經理的人物。他唯一引人注目的特徵就是長長的鼻子，鼻孔外張，特立獨行。他和費邊社成員很熟——實際上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他的好友——但是對他們願意與資產階級秩序合作懷有長期的偏見。與此同時，英國民主政府的運轉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圍的證據表明，資本主義不知怎的，並沒有走向崩潰的邊緣，他無法忽視這一點。雖然財富分配不公，「痛苦越來越多」是馬克思所預見到的，但矛盾的是，這個體系確實十分強大，甚至呈一種大肆發展的態勢。整個世界似乎很不公平地落入了繁榮發展的旋渦中，滲透下來的結果以就業機會增多的形式抵消了「越來越多的痛苦」。流亡倫敦的伯恩施坦因為可以獨立思考而困惑煩擾，越來越懷疑歷史的發展不是像馬克思所計劃的那樣。歷史違抗了德國人的命令（diktat）。黑格爾制定了它；馬克思加強了它；但歷史，帶著蒙娜麗莎的微笑，走出了自己的路，逃脫了絕對命令。 此時的伯恩施坦就像一個開始懷疑《聖經》創世故事的教徒一樣，因為失去信心而備受痛苦折磨。他變得鬱鬱寡歡，喜怒無常，甚至一度申請去德蘭士瓦的銀行工作。埃莉諾·馬克思（Eleanor Marx）在給考茨基的信中說，伯恩施坦情緒不好，樹敵不少。但理智的勇氣取得了勝利。1896—1898年之間，他向《新時代》提交了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的文章，立刻引發了強烈的抗議和指責。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陷入了論戰的狂歡。伯恩施坦又用一篇演說總吉他的論點，寄到1898年10月的斯圖加特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後來又進一步擴展，結集成書，名為「社會主義的進化」（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於1899年3月發表，使論戰升級。 此書擺出了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事實：中產階級並非正在消失；有產者的人數在增多，而非減少。德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貧困，而是在慢慢獲得利益。資本並沒有集中在人數逐漸縮減的資本家手裡，而是通過股票和股份向更廣泛的所有權擴散。增加的產品並沒有全部被資本家消費，中產階級，甚至無產階級（當他們掙得更多的時候）的消費量也在增加。在德國，對糖、肉和啤酒的消費都在上升。貨幣流通越廣泛，一次經濟危機導致最終崩潰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社會主義者要等那一天的話，他們可能會無限期地等下去，伯恩施坦警告說。簡而言之，「貧困化」（Verelendung）和「崩潰」（Zusammenbruch）這對殘酷的雙胞胎只是幻影而已。 伯恩斯坦取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出了一種能夠無限擴張，具有自我調整能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此就排除了據稱必然會發生的崩潰。這樣一來，現存的秩序得以保留。如果最終崩潰和革命並非無法逃避，那麼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也許就是建立一個符合道德的民主社會，支持所有階級，而非只有無產階級。如果放棄了革命的目的，工人階級就能贏得資產階級的支持，在現存的秩序下進行改革，伯恩施坦宣稱。他顯然已被樂觀的情緒陶醉。 他的說法和「米勒蘭主義」不謀而合。如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終究不是非此即彼的嚴酷選擇，如果一個社會可以同時擁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某些特徵，並繼續發展下去，那麼社會主義者就沒有理由繼續自我隔離，拒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了。 修正主義的實質是放棄階級鬥爭。這是一根插進社會主義心臟的木樁。伯恩施坦沒有退縮。他厚著臉皮暗示，工人並非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是協調統一的「階級」，有「無產階級」意識；這種意識恐怕也培養不出來。工人們被分為鄉下人和城裡人，有技術的和沒技術的，在工廠工作的和在家工作的，各有各的興趣愛好，各有各的賺錢能力。許多工人對社會主義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反而和資產階級有一樣的道德感和習慣，並不像社會主義者那樣蔑視資產階級。 如果工人並非最忠實於階級屬性，那麼他們的利益就和任何公民一樣，與他們所在的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連。這就是修正的可怕之處。伯恩施坦甚至摒棄了《共產黨宣言》的殘酷律令——「工人沒有祖國」。他說，當所有工人都有選票的時候（正如在德國那樣），他們就獲得了政治權利和責任，因此必須從國家利益出發思考問題。 修正主義撕裂了社會主義。伯恩施坦的公開構想令產生懷疑的追隨者恢復了元氣。政黨領袖紛紛攻擊異端。他被指控為「英國化」。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會民主綱領》一書中對他的論點逐一反駁，想以此處理掉他，但並沒成功。爭論擴大開來，蔓延至每場會議、每份報紙、每個政策委員會。人們指控他忽視社會主義最終目標，伯恩施坦做出了令人震驚的回答：「我公開承認，我對一般所謂『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的東西無甚興趣。不管這個目標是什麼，對我都毫無意義；運動（為了社會進步的運動）才是我的一切。」他決定回國，在監獄中為自己辯護。朋友們為他向政府求情，馮·彪羅總理認為他將產生破壞，故而讓起訴無效。伯恩施坦1901年回到德國，1902年通過補缺選舉進入議會。他成為修正主義刊物的編輯，修正派的預言也如雨後春筍在黨內湧現，繼續生長。 修正主義給社會主義者提供了結束孤立的理由，打開了參政和雄心的大門，這正是它的吸引力。社會主義者藉此感到自己也是國家的一部分，雖然這不符合先知的命令。修正主義也意識到了另一個現實：階級之間確實在發生權力的轉換，就像水滲透大壩一樣，發生的方式肉眼是看不見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預見到這一點。 維克多·阿德勒注意到了修正主義的一個缺點。有人說，阿德勒應該像蒙田一樣，拿一桿天平做自己的標誌，用「我知道什麼？（Que sais-je？）」做自己的箴言，因為他總是從壞事裡看到好處，從好事裡看到壞處。在給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阿德勒談到他已將懷疑公開，這種懷疑，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曾有感受，但是到最後，阿德勒也將和修正主義者站在一起，因為修正指出了致命的危險——「社會主義者會丟掉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在法國的社會主義界，因米勒蘭事件而起的爭鬥越來越亂，比德國的情況要猛烈得多，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分歧。出席米勒蘭任職儀式的饒勒斯顯得很苦惱，被迫表態時，他承認合作要比完全不合作好。1899年12月，他在巴黎召開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否認合作會像馬克思主義者指控的那樣導致個人腐化。他爭辯道，資本主義何時崩潰是無法預測的，所以必須在改革上下功夫，為它掃清障礙。「我們不能站得遠遠的，」他說，「而要在大本營的心臟打這場仗。」大廳里都是反對者的聲音。蓋德「又高又瘦，皮膚乾燥，雙眼閃耀著黑色的火光」，他宣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引用李卜克內西的話，這時某個部長派——米勒蘭的支持者——大聲喊道：「打倒李卜克內西！」蓋德的支持者們一個個臉色鐵青，在場的某個代表後來寫道，當時的情景就像是有人在巴黎聖母院裡喊「打倒上帝！」一樣。鬧了三天之後，大會決定表決：「階級鬥爭允許社會主義者進入資產階級政府嗎？支持還是反對？」投票結果是反對，但很快又進行了一次投票，允許部長派在特殊情況下存在。在饒勒斯懇求統一的情況下，大會設法以這種拼拼湊湊的方式結束，沒有解決根本的對立。此後出現了兩個政黨：蓋德、瓦揚和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組成了社會黨法國（Socialist Party of France），保證「不和資產階級的任何派別妥協」，致力於毀滅資本主義；而饒勒斯、米勒蘭、白里安和維維阿尼則組成法國社會黨（French Socialist Party），致力於可以「立即實現」的改革計劃。 在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的總部和會議室，角落裡都有沾滿灰塵的紅旗，派系對立都因為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而擴大。教條主義者抱著舊原則不放，修正主義者卻發現社會主義和政治一樣，是一種「可能的藝術」。1900年9月，比以往都更為分裂的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此時正是世界博覽會進行時。這個城市到處是遊客，是世界關注的中心，社會主義領袖們極力避免發生公開的破裂。考茨基策劃了一份決議，雖然拒不認可米勒蘭的行為，但也沒有對此做出譴責。代表們稱之為印度橡膠（Kaoutchouc）決議，因為它的彈性太大。這份決議幾乎占據了大會的所有時間，遭遇德·里昂的嚴厲批評，唇槍舌劍，爭辯十分激烈。某一刻，德國代表艾哈德·奧爾（Erhard Auer）遺憾地表示，德國社會主義者不太可能遇到「米勒蘭事件」這樣的機會。這句話暴露了德國的嚴酷現實，引發了走廊上好一陣鼓掌、噓聲和義憤填膺的討論。最終，總是一心要求統一的饒勒斯占了上風，在他的出色斡旋下，考茨基決議越過了不肯妥協的少數派。「我們都是很好的革命者。讓我們明確這一點，並團結起來！」這是饒勒斯的主題，他在法國代表大會上也是如此。但現實並沒有他期待的那麼好。 布爾戰爭、美西戰爭、義和團運動正在進行中，代表們覺得還是團結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決議下更容易些，這份決議把資本主義的即將崩潰歸結於帝國主義的競爭，而非經濟問題。它號召社會主義政黨組織、教育年輕人堅持階級鬥爭，投票反對陸軍和海軍預算，舉行反軍國主義抗議集會，以此來反對戰爭；該決議和另一份譴責海牙和會為騙局的決議被全票通過。 這次代表大會唯一具體的成就是決定在布魯塞爾設立一個永久書記處，任命王德威爾得擔任主席，另一位比利時人卡米爾·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擔任書記。設立該組織的目的是通過階段性決議，為代表大會擬定日程，在必要時召集緊急會議，每個國家派遣兩位代表參加。但是給書記處安排的預算非常少，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並沒有獲得多少威望或行政權力，不過是個收郵件的地址而已。它的存在進一步表明國際主義的肌腱十分脆弱。 修正主義的侵蝕仍在繼續。饒勒斯雖然為合作辯護，將其稱為政治生活的現實，但仍然拒絕接受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論。他在1900年一次社會主義學生會議上，談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爭議時說：「我大體上是支持考茨基的。」他說伯恩施坦是錯的，無產階級不會和資產階級的邊緣融合。在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界限是十分明顯的」，當然不同程度的陰影地帶也是存在的；以此為起點，饒勒斯又當了一回教授，開心地乘著哲學的翅膀，展開論述。「通過這些難以察覺的過渡，一個人可以從白走到黑，從紫走到紅，從日走到夜；赫拉克利特就曾說過，白天裡總有一些黑夜，黑夜裡總有一些白天……事實上，中間形態的細微差別的存在也是極端的特點……」饒勒斯繼續航行，他的觀眾神志恍惚，直到啪一聲，他又回到了討論的話題。雖然這兩個階級「從根本上對立」，但並不意味著不能接觸或合作，他最後以呼籲社會主義團結結束演講，觀眾們報以「熱烈掌聲，長時間的歡呼和吶喊——饒勒斯萬歲！」 饒勒斯在1902年再次參選，成為議會的四個副主席之一，於是每天都在實踐著合作。他成了左翼政黨實際的領袖，支持政府對抗軍隊和宗教團體。生活正把他推向修正主義。他出席了英國大使館的遊園會，在1903年參加了愛麗舍宮為義大利國王和王后舉辦的宴會。他在社會黨的波爾多代表大會上爭辯，國家是可以進行改革的，並非蓋德斷言的那樣，是不可滲透的集團——不是巋然不動，就是被推翻。改革一個個實現之後，某一天工人的國家就會取代資產階級的國家，「我們將意識到自己已進入社會主義地帶，就像航海家進入新發現的半球一樣，沒有繩子能拉過海洋，做出標記」。但他也承認合作與階級鬥爭之間關係「複雜」。那一年，德國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德勒斯登代表大會上也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個問題在「馬褲」辯論時達到高潮。社會民主黨還在慶祝剛剛結束的選舉勝利，它獲得了300萬張選票，81個議會席位。伯恩施坦爭論說，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持馬克思式的嚴格孤立是毫無意義的。他敦促黨接受其實力的特權，即派出一名黨員擔任國民議會的副主席職位，這是它應得的權益。但這麼一來，就需要穿著宮廷禮服正式拜訪皇帝，這個爭議引發了好幾天的熱烈討論。社會主義者穿著褲腳束緊的馬褲、長襪和帶扣的鞋子！那像什麼話！倍倍爾痛罵。讓社會主義政黨符合朝廷的規矩是對整個工人階級的侮辱。伯恩施坦表示，這不是社會主義者穿什麼的問題，而是他們在議會做什麼的問題，但是辯論者們完全被穿馬褲這個可怕而迷人的景象所吸引，沒有注意伯恩施坦說了什麼。 對修正主義的辯論持續了3天，50名演講者參與其中。羅莎·盧森堡帶領的集團要求把伯恩施坦驅逐出去。她1870年出生於波蘭，是猶太木材商的女兒，長得並不好看，但有一雙漂亮的黑眼睛。她有些跛腳，肩膀殘疾，但智力超群，聲音洪亮清晰，一直帶著波蘭口音。她是個令人生畏的演說家，她的雄辯有一次竟讓一名安插在集會裡的督察忘記自己的官方職位，大聲鼓起掌來。羅莎給他寫了張紙條，說：「很遺憾，像您這樣通曉事理的人會當警察，但是如果警察中缺少您這樣通人情的榜樣，那就更遺憾了。下次別再鼓掌。」 她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子）一起，代表著左翼好鬥的革命派，以萊比錫為中心；弗蘭茲·梅林（Franz Mehring）編輯的《萊比錫人民日報》（Leipziger Volkzeitung）是他們的宣傳武器。黨的規模和影響越來越大，日報的作者和擁護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資產階級的圈子裡出沒，在羅莎的帶領下，抵抗派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她強烈地鄙視修正主義，稱之為「議會工會痴呆症」，「從一個經濟秩序和平轉移到另一個經濟秩序」這個理論倒很「安逸」。她相信群眾擁有革命的本能和創造性的革命力量，在歷史需要的時候，它會自然爆發。在她看來，黨的任務是在歷史危機到來之前教育、指導、啟發群眾，而不是通過改革軟化他們的革命衝動。 黨的總理事會在激進派和修正派之間保持平衡，沒有太大困難。正如他們當中一位領導格奧爾格·萊德博爾（Georg Ledebour）所說，20%的黨員是激進派，30%是修正派，剩下的「跟著倍倍爾走」。倍倍爾一如既往，推行折中。伯恩施坦沒被開除，但德勒斯登大會挫敗了他的合作提案，通過了一份決議，重申階級鬥爭的政策——「我們已成功地堅持到今天」——並「斷然」拒絕任何「與現行秩序調解」的政策或手段。這樣一來，歐洲最大的社會主義集團繼續在名義上堅持對馬克思的忠心，而實質上修正主義繼續興旺發達。 修正主義者並沒有對放棄階級鬥爭的首要地位視而不見。民族主義在傳播，他們也感受到了這個鼓舞人心的力量。作為社會主義者，他們想參與到國家生活中，而不是站在門外，等待許諾的崩潰，但永遠等不到。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月刊》上用英國的帝國主義經驗及其和就業的關係爭論，工人階級的命運與國家的外部事物，即海外市場，「不可分離地捆在一起」。他直截了當地說，工人的利益存在於「沒有戰爭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中」。 當德國人在德勒斯登爭吵時，修正主義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引發了對立情緒。該黨的60個黨員那一年在倫敦召開了代表大會。雖然米勒蘭事件甚至馬褲都不在他們的視野範圍內，但他們還是就未來是否合作的問題分裂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前者堅持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躍而至，沒有過渡期的妥協；後者認為這是辦不到的，俄國必須先經歷了資產階級階段，在此階段，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政黨合作參與議會政府。 作為第二國際的成員，俄國政黨終年由其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代表，此人長期流亡在外，對俄國國內的事務一無所知。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俄國流亡者和所在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多少接觸。他們全神貫注於自身狂熱的派系鬥爭，開自己的代表大會，在第二國際中的影響微乎其微。普列漢諾夫的對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在倫敦、巴黎、日內瓦和慕尼黑間輾轉，百折不撓地譴責「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他不時拜訪布魯塞爾的書記處，但是沒有人重視這個「小眼睛、小個子、鐵鏽色鬍子、聲音單調的人，他一直用嚴格而冷酷的禮貌解釋著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準則」。 在別的地方，政治生活的現實使得修正成為必需，不管馬克思主義者喜不喜歡。工業繼續發展，於是工會的成員越來越多，工人階級手中的壓力槓桿就越有分量。資本和勞動力的戰鬥仍和以往一樣激烈，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通過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的每個議會中擴大代表權。在義大利，農民聯盟和農業合作社是強烈傾向於社會主義的，該黨從1892年2.6萬張選票、6個議會席位增加到了1904年的17.5萬張選票、32個議會席位。在法國，饒勒斯的黨在蓋德及其追隨者的咒罵下，正在國民生活中發揮作用，饒勒斯自己也不再是名義上的領袖，而成為真正地領導議會多數派的人。在1904年8月召開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他決心向前邁進，挑戰德國這個龐然大物在第二國際的統治地位。 饒勒斯和倍倍爾的決鬥令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成為每個在場的人記憶中最刺激的第二國際會議。500位代表參加，在任何時候，都只有其中200位理解演說者的語言。講台被紅色的布裹住，上面用金色的交織字母印著第二國際的縮寫I.S.C.，S繞著I轉，和眾所周知的資本主義象徵有著驚人的相似。天花板上懸掛的荷蘭語口號還能得到每個人的認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Proletaariers van alle Landen，Vereinigt U！）」 派系越來越多。英國有四個代表團：基爾·哈迪領導的獨立工黨，海因德曼領導的社會民主聯盟，沙克爾頓（Shackleton）領導的勞工代表委員會，還有一個費邊社的組織。法國有三個代表團，美國有兩個——顯然什麼都入不了德·里昂的法眼。他譴責大會的「社交和野餐」元素，即代表們把紙翻得沙沙響，在別人演講時交談、走動，結交外國朋友，互相介紹，入場、退場、大聲關門。他宣稱饒勒斯是「社會主義運動中沒有資格的公害」，倍倍爾是「邪惡的天才」，阿德勒「荒謬」，王德威爾得是個「喜劇演員」，海因德曼「太遲鈍」不理解發生了什麼，英國工團主義者「很糟糕」，沙克爾頓是個「資本主義的官吏」，讓·阿拉曼「鄉音很重，胡話連篇」。唯一一個沒有用「修正主義的夢話」背叛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是他自己的，自始至終「破釜沉舟」，態度堅決。 合作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在蓋德的要求下被納入議事日程。倍倍爾的目標是令第二國際採納德國社會民主黨制定的德勒斯登決議。他說，這份決議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不論何時、何種情況都能使用的正確指引，因為它闡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根本的對立。他還藉此機會表揚了德國社會主義政黨不斷壯大的實力。饒勒斯反駁道，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像在法國那麼強大的話，他們就能「做成一些事了」。饒勒斯發動了大規模進攻，說德國外表看上去的實力和實際的影響力之間對比驚人。為什麼？因為「你們的工人沒有革命傳統。普選權從天而降，他們從來沒有面對路障去爭取它」。德國議會的所有議員都沒有實權，因為不管怎樣，德國議會本身就沒有實權。正因為德國社會主義者什麼都做不了，他們才毫不妥協地堅持教條。現在歐洲最沉重的負擔不是法國社會主義者勇敢嘗試，參與國民生活，「而是德國社會民主悲慘的無能」。他熱情地為自己的主題辯護：不放棄原則的社會主義者必須「進軍」民主進程，即使這麼做意味著要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 「顯然德國是個反動、封建的警察國家，歐洲治理最差的國家，」——除了土耳其和俄國——倍倍爾回答，「但不需要外國人告訴我們，情況有多悲慘。」饒勒斯的政策會使無產階級墮落，他說。德勒斯登決議是唯一的安全指南。羅莎·盧森堡尖銳地譴責饒勒斯是「大腐蝕劑」（der grosse Verderber）。當饒勒斯站起來應答時，問道誰願意為他翻譯，盧森堡說：「我可以，如果您願意的話，饒勒斯公民。」饒勒斯環顧四周，笑容可掬：「公民們，請看，戰場上也有合作的。」 大多數代表拒絕放棄階級鬥爭的原則，投票支持德勒斯登決議、反對饒勒斯，正如王德威爾得所言，這是將教條的敵意和個人的同情相結合。「我們還記得德雷福斯事件」，還記得饒勒斯如何以「崇高的熱情」與不斷增長的反動實力對抗，但是大多數人沒有膽量割掉與馬克思相連的臍帶。大會盡最後的努力，克服修正帶來的裂痕，採納了一項決議，說明從此以後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一點「是絕對必要的」。所有聲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應為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團結起來，要為了他們，對「持續的分裂引發的致命後果」負責。 還有一個問題在阿姆斯特丹試探性地露面，雖然當時還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日俄戰爭的回聲還在耳際鳴響，代表們討論如果發生戰爭，工人階級對社會存在怎樣的責任，以及大罷工的可行性。一提到這個字眼，德國人的馬克思主義熱情就冷卻下來。談論大罷工是一回事，要得到工會的支持，做出行動又是一回事。就德國工會而言，「政治上的大規模罷工」——他們如此稱呼——是受詛咒的。倍倍爾說，雖然自己歲數大了，但是在祖國遭到打擊時，他和所有社會民主黨人都會扛起步槍，保家衛國。饒勒斯表情凝重，在走出門時對王德威爾得說：「我的朋友，我想我要好好研究軍事問題了。」 回國之後，作為忠實的社會主義者，饒勒斯遵從阿姆斯特大大會的決定，和蓋德恢復友好關係，在接下來的一年重新統一兩個黨派，成立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通常以其法文縮寫SFIO稱呼。它宣稱這不是一個「改革的政黨，而是階級鬥爭和革命的政黨」，因此口頭上與合作劃清界限。雖說這是對饒勒斯立場的挫敗，但饒勒斯並不是個崇拜標語的人。他讓主義跟著行動走，既然他自己才是聯盟的真正領導，不如客套一下，讓著蓋德一些。對他來說，合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條行動的大道。 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合作還真變成了政治意義上的腐蝕劑。1906年，英國獨立工党進入下議院；約翰·伯恩斯進入內閣的同一年，法國社會主義者贏得了88萬張選票、54個議會席位。曾在廢除宗教學校問題上很積極的白里安得到了教育部長的職位。他接受了，由此在黨內引發不快，遂脫離社會黨。幾個月後，維維阿尼也跟著他進入了內閣，擔任勞動部長。自此，他們倆和米勒蘭一起（米勒蘭現在自稱為獨立社會主義者），連續擔任公職，白里安三年之內當上總理，維維阿尼也在五年之後問鼎。他們將合作走到了邏輯的盡頭，正如俄國大使伊茲沃爾斯基所言，他們「通過行使權力，變得合乎情理了」。 1905年，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事件——革命，突然在錯誤的國家，以錯誤的方式爆發。馬克思預言，崩潰只能發生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俄國沒有到達那個階段。造反的也不是有階級意識的、有條不紊的無產者，而是一群惱火的人。革命失敗時，沒有人感到驚訝，實際上，這一事件對社會主義運動幾乎沒什麼影響，這才是最不同尋常的情況。 哥薩克人擊斃了去冬宮遊行請願的工人，全世界為此而震驚。「殘忍的大屠殺」見諸報端，正在利物浦開代表大會的英國工會就立即決定籌集1000英鎊的基金，撫恤受害工人的家庭。俄國工人的抗議演變成10月大罷工，使政權魂飛魄散，罷工者們迫使其頒布憲法，工人階級大獲全勝，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歐洲的工人們舉行群眾大會，揮舞紅旗，歡呼雀躍。距離聖彼得堡1500英里（約2400千米）外的義大利農民喊道：「俄國革命萬歲！社會主義萬歲！」但俄國革命的星星之火併沒有燎原。等了很久的自發性起義終於來了，卻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準備推翻資本主義。只有奧地利的社會黨人敏銳地抓住機遇，將他們的普選權活動推向高潮。 趁著統治者因為俄國事件而膽戰心驚之際，維克多·阿德勒在維也納宣布11月28日進行大罷工。他提前一個月開始準備。工廠員工中不是社會主義者的，黨員不能帶來參加罷工；也不允許談論革命或策劃中的罷工，「政治問題碰都不能碰」。然而，這次示威遊行成功了。瑪希阿法街黑壓壓一片，成千上萬的遊行者緊緊擠在一起，一個小時後才走到半英里（約800米）外的環城公路，從那裡加入了更多人群，他們來自維也納別的區。群眾沉重的步伐，緊握的拳頭，揮舞的紅旗，再次讓人聯想到《萌芽》中埃納博太太眼裡可怕的景象。奧地利政府被示威遊行嚇得不輕，承諾實行男性普選權，於1907年生效。這可以說是俄國起義帶來的唯一積極成果。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安排了示威遊行，要求改革普魯士的選舉制度，這一制度是以稅收為標準實施的。眾多在底層的小規模納稅人和中間三分之一的少數人，以及頂層的極少數人納稅的金額一樣，但他們最多只允許選出本地代表的三分之一。社會黨人總是占據市議會的三分之一席位，但即便他們有選票，也無法獲得控制權。而且，正如饒勒斯譏諷的那樣，他們也無法面對路障奪權。在普魯士政府的鐵腕下，選舉體制沒有因為示威遊行獲得任何改善。 俄國革命的一大影響是使社會主義者失去選票。代表德國中產階級的進步黨此前在需要選擇的時候，一直都站在社會民主黨一邊，反對保守黨派，但是1907年的選舉中，它選擇支持保守黨候選人。海軍和泛德意志聯盟也對選情產生了影響，它們希望這次選舉能產生一個絕對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府。這次選舉因為正值德國發動非洲殖民地戰爭之際，被稱為「霍屯督選舉」，社會主義者自1890年至此第一次失去議席。 俄國革命現在看來已「無可救藥地被永久踐踏」了，因此喪失信心的托洛茨基又被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漠不關心所震驚。他和考茨基在1907年見面，這個矮小、纖弱的男人有著明亮的藍眼睛，雪白的頭髮和鬍子，看起來像個「很慈祥的爺爺」，但實際上只有53歲。托洛茨基覺得考茨基「對移植革命方法到德國的土壤懷有敵意」。革命在報紙上有著可愛的光環，但街頭髮生的事就沒那麼受歡迎了。俄國革命的流產表明西方工人階級總體而言並不希望參與其中。因此，修正受到了鼓勵，而修正意味著和階級越來越遠，和民族主義越來越近。 行業鬥爭沒有鬆懈。工人在1905年後更加願意聽工團主義者的講演，教導他們採取直接行動。其源泉和影響都來自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曾長期在這個國家譴責議會是騙局，把工人運動從革命目標轉移到政治問題上來，偏向知識分子的領導。在工團主義者眼中，作為國家議員的社會主義政治家本質上是資產階級世界的一部分，遵從著他們的規則，卻和工人階級漸行漸遠。工團主義者堅持認為階級戰爭是經濟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打仗的方法是罷工而不是辯論。隨著越來越多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滲透，工會運動也採用了革命工團主義的做法，1906年的法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將「直接行動」奉為官方原則。針對僱主的直接行動包括罷工、降低生產速度、聯合抵制和破壞（機器、原材料等）；針對國家的直接行動包括宣傳、大規模示威、抵抗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是資本家為了維持權力而培養的幻覺。工人的每一點所得都是為決戰做準備，而階級鬥爭最重要的行動——大罷工，這「抱著雙臂的革命」將令資本主義的世界癱瘓，讓工人階級重獲自由，取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 在義大利，警察和軍隊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向來是殘酷的，兩個階級之間有著刻骨銘心的仇恨和畏懼。工團主義者在1904年和1906年領導過兩次大罷工，都遭遇野蠻的衝突，犧牲了工人的生命。在法國，克列孟梭的激進政府在1906年至1909年間挫敗了一次又一次罷工，可見工團主義者宣傳的大罷工和工人實際的力量是有差距的。法國的工人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工業的一大部分還是小型的、不加入工會的企業。法國總工會的成員並不占產業工人的大多數，而且基於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常年的對立情緒，總工會很少和黨意見一致，相互支援。 僱主以解僱和封閉工廠的方式激烈抵抗，阻止新行業加入總工會，還經常得到軍隊的支持。克列孟梭聲稱，為了保障不參加罷工的人員安全，派遣軍隊是必要的。1906年諾爾的礦工罷工，1907年南特的碼頭工人罷工和米迪的葡萄園工人罷工，以及1908年的建築工人罷工，軍隊都被派去鎮壓，結果共造成20人被殺，667人受傷。郵政工人和教師的罷工被終身解僱的威脅所撲滅，理由是公務員沒有權利組織罷工，反對政府。總工會負責此事的組織者被逮捕，罪名是煽動叛亂。面對僱主頑固的抵抗，國會還是在1900年通過每天最長11小時的工時限制，星期天休息法和養老金也在1906年通過，但是克列孟梭執政時代一直在和罷工潮做鬥爭，政府的鐵腕支持僱主，反映了克列孟梭無情的格言：「法國的基礎是財產、財產、財產。」國家的介入滋養了憤怒和幻滅。饒勒斯在1909年說，激進政府求助於暴力，「及其社會改革的失敗，令公眾無精打采，人們捂住嘴發牢騷，不滿的暗流涌動……」同一年，類似的民眾不滿也在自由黨執政的英國造成了同樣的不安氣氛。 在美國，僱主的反擊式防禦也開始發力，並得到法院裁定的支持——《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已把糾察隊、聯合抵制和罷工列為貿易限制行為。正如古代小山丘上點燃的烽火，工團主義的信號跨越大西洋，通過1905年成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紮根美國。該組織的創始者是德布斯和西部礦工聯盟的「大比爾」海伍德[13]，奇怪的是，他們竟與德·里昂合作。以歐洲的標準來看，該組織是工團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可能的組合。在宣揚直接行動的同時，它的英雄德布斯又作為社會黨的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 美國的社會主義和俄國的相似，在國會甚至市一級都沒有代表，在政府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避免了合作的誘惑。此時的德布斯已經徹頭徹尾地支持階級戰爭論了。工人必須是革命者，不能和現存秩序妥協。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增加薪資，而是廢除薪資體制。在他看來，工團主義已經取代了原有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成為用工會的方法實現既定目標的機會，而那些方法是他從小就熟悉的。1904年12月，他寫信邀請30位工會領導人一起商討「聯合美國工人，採取正確的革命原則的方法和手段」。1905年6月27日，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第一次大會在芝加哥開幕，與會者有礦工、伐木工人、鐵路工人、釀酒工人及其他的工會組織和社會主義集團。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宣稱是「工人階級的大陸會議」，將聯合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組成大的工業聯盟，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它擁護工團主義的最終武器，它的口號是「大聯盟、大罷工」。「充滿原始本能」的獨眼巨人海伍德說：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將走進貧民窟，把「流浪」的民工帶上來，和所有工人一起過上「體面的生活」。它藐視勞資談判、協議和政治努力，將通過宣傳、聯合抵制、破壞及罷工來實現目的。政府、政治、選舉都是騙人的鬼話，這個國家應該由工會接管。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對政治行動的拒絕引發了一系列分裂和退黨行為，好似從斧頭上飛散的木屑。德布斯遭到社會黨同人的猛烈攻擊，說他在撕裂工人運動。德·里昂1908年退黨，並堅持在實力削弱的前哨捍衛著古老的原則。對德布斯來說，目標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實現目標，不管是政治方法還是直接行動都可以接受。他不顧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工團主義原則，再次作為社會黨候選人參加1908年的總統選舉。海伍德等人在全國各地開會，為德布斯的競選活動籌措每一分錢，租了一個火車頭和一節臥車車廂，把德布斯送上路。沿路經過的火車司機們紛紛按喇叭向紅色專列致敬。紅色標語從車頂上懸掛到車尾平台。德布斯有辦法讓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他沒有銅管樂隊，也沒有擴音器，只憑藉聲音、微笑和張開的雙臂就夠了。他「真的相信存在著四海皆兄弟這樣的手足情誼」，一個強悍的組織者說，他同時也坦承，聽到別人稱呼自己為同志時，心裡很不舒服。「但是德布斯這麼說就沒問題。他是真心實意的。」很多家庭乘著馬車，掛著紅旗，從幾英里外的大草原趕到火車站迎接紅色專列。城裡舉辦火炬遊行、大型集會，孩子們抱著一束束紅玫瑰，創造出的幻覺連德布斯自己都相信了。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社會主義者「和蚱蜢一樣多」，農民「是真正的革命者，已經準備好採取行動」。等到統計選票的時候，「財閥」們會大吃一驚的。但是最後的結果令人失望：他只獲得40萬張選票，還沒有1904年多。 1910年，大規模改革運動在美國風頭正勁，維克多·伯格從密爾沃基脫穎而出，成了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社會主義者；和他同時勝出的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當選地方檢察官，一位當選審計長，兩位當選法官；在35位市參議員中，社會主義者占了21個。1911年，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在斯克內克塔迪[14]當上市長。到1912年，共有56位市長以社會黨候選人的身份當選。但這些勝利屬於修正主義，成功當選的都是知識分子——律師，編輯，牧師——沒有工人。工人運動的兩翼——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都拒絕參與政治。1912年，當主要政黨為競選總統進行三方角逐時，德布斯再次投入其中[15]。這次，社會主義似乎又是形勢大好，維克多·伯格在密爾沃基《領袖》報上說「我們像火車一樣，正加速前進」。在紐約下東區掃街拜票的德布斯站在一輛卡車上，「緩慢地行進，所見之處都是歡呼的人群，在這布滿廉價出租屋的黑暗街道」。最終他獲得了90萬張選票，比上次多了一倍，但只占選票總數的6%。那一年，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獲得了最大的勝利，組織了一次反對減薪的紡織工人罷工。聯合會為整個城鎮的工人和家屬提供了兩個月的飯食，並贏得了加薪。但不久之後帕特森罷工慘遭鎮壓，標誌著美國工團主義的衰落。 提倡大罷工的工團主義在德國很難站穩腳跟。工會和德國其他的機構一樣，過於秩序井然，罷工意味著秩序和責任的反面，這種方法是很難吸引這些機構的。庫諾·弗朗克曾在1905年稱讚德國的工人階級「表現太好了」，對權威無比忠誠、恭順，德國人的這一點品質似乎發展得過度了，好像如果不這麼做，某種古老的條頓式野蠻、某種內在的匈奴就會掙脫出來。德國社會主義者對待大罷工的態度很現實。倍倍爾反對利用罷工實現政治目的，因為大罷工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進行，且工人的心理狀態必須符合革命的要求。生活在同胞中間，他很清楚這個條件是缺失的。當黨的激進派在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會上提議，如果爆發戰爭，就舉行大罷工時，遭到了倍倍爾的拒絕；大罷工不會有效果，他說，一旦戰爭爆發，軍隊就會接管治安，反抗是愚蠢的，況且群眾肯定會受沙文主義熱情的支配。至少，倍倍爾從未通過幻想獲得滿足，也不曾鼓勵這種幻想。 在曼海姆還發生了一次關鍵性的權力鬥爭，儘管看起來很平和。這個鬥爭的結果將決定德國的命運，通過德國，也將決定世界社會主義的命運。考茨基提出了一項決議，試圖在政策方面將工會隸屬於黨。根據考茨基的定義，工會的任務是保衛工人，改善工人的命運，直到社會主義最終到來。既然實現這個長期的最終目標是黨的任務，那麼黨的決策必須占支配地位。 在過去的10年中，德國工會成員中黨員人數從25萬增加到了250萬，資金也按此比例增加。和法國人不一樣，他們與黨緊密合作，黨在選舉中也主要倚靠工會的選票。罷工和封閉工廠時，工會慷慨地拿出福利金；它們也很有組織紀律性，通過努力，改善了條件，增加了工人薪資，塞繆爾·龔帕斯1909年訪問歐洲時對此印象就十分深刻。臨時工一天掙3馬克，技術工人一天掙6馬克，大約36先令或者8—9美元一星期。進餐時間也有規定，違反者的名字會被列在公告上，並處以罰金。政府承認組織工會的權利，僕人和農工除外；僱傭小於13歲的兒童是違法行為，13至14歲的人一天有最多工作6小時的限制。看到這些進步反駁了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龔帕斯十分欣慰，樂觀主義爆發，大唱德國工人的讚歌；在他眼中，他們生活在「生產最好、財富最多、平均智商最高」的時代，「有最好的理由期待這個階級將在世界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就算龔帕斯被反馬克思的激情沖昏了頭腦，誇大其詞，德國工人也顯然在現存秩序里找到了位置。這樣的結果並不利於在工會中培養革命熱情。考茨基是擔心他們在現存秩序里陷得太深，才提出了這個決議，將工會納入黨的政治控制之下。 為了避免觸犯工會，他的提議被曼海姆的大多數與會者堅決否定。考茨基盡可以去構想理論，但是涉及實際問題的時候，黨的總理事會就變得極其現實主義。這項提議的挫敗實則意味著工會的勝利。既然考茨基的分析沒錯，這也意味著，在這個社會主義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比起最終目標來說，人們更偏向現存秩序。伯恩施坦從前的異端邪說——「我對最終目標毫不在意……」現在成了公認的規範。曼海姆之後，日常活動變得越來越講究實際，越來越修正主義，即便黨在代表大會和正式場合仍然繼續重申馬克思主義的準則。 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潮流一同到來。1907年4月25日，海牙和會開幕前夕，一位名叫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的社會主義議員在國民大會上明確了這一趨勢。他發表的演說引發了轟動。他宣稱，認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信奉裁軍是「資本主義的錯覺」。雖然社會主義者期待未來的和平，但目前國際經濟的衝突強烈，裁軍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者會和右翼的紳士們一樣，抵制別國把德國往牆上按的企圖。「我們一直要求一個武裝的國家」，他的發言令同事們震驚，令右翼又驚又喜，報以掌聲鼓勵。考茨基憤然駁斥諾斯克，並宣稱，戰事爆發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首先屬於無產階級，然後才是德國人，這麼說需要很大勇氣。儘管如此，諾斯克還是有了不少追隨者。 德國和英國的情況一樣，兩國即將到來的衝突是個流行的話題，海軍聯盟的口號也推波助瀾：「戰爭來了！」「英國是敵人！」「英國計劃1911年進攻我們！」還有泛德意志聯盟的伴唱——「世界屬於德國！」對戰爭的討論像煙霧瀰漫在每個國家的空氣中，愛國主義的本能在膨脹。這是比任何階級的團結都更古老、更深厚、更本能的情緒，不會因為《共產黨宣言》的主觀斷言就根除。工人也意識到自己和別人一樣擁有祖國，這對超越國界的手足情誼來說是不幸的。 在刺耳的爭吵中，從法國傳來了一個反對諾斯克的聲音。此人乃社會主義者古斯塔夫·埃爾韋（Gustave Hervé），尖銳地反對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他曾是德魯萊德（Déroulède）的追隨者，後來轉入相反的極端，在德雷福斯事件沸沸揚揚之際，宣稱只要軍營還在，他就希望三色旗插在他們庭院的糞堆上——因為這個說法，他落得臭名遠揚，丟掉了教師的職位，還因為煽動叛亂而接受審判，但在白里安的辯論下，他成功脫罪。他認為神秘的祖國（patrie）是摩洛神[16]，把工人吸入它裝有盔甲的嘴裡，讓他們自相殘殺。埃爾韋繼續反對軍隊和國家的活動，沒有因為更多的審判和監獄服刑而泄氣。「我們將用造反來回答動員令！」他尖叫道，「除了內戰，所有戰爭都是愚蠢的。」在1906年的法國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也就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期間，後來又在1907年的大會上，他用一紙決議將這種情緒具體化。所有的工團主義知識分子，索列爾、伯格森和尼采的信徒都趕來支持他。這些人雖然沉迷於大罷工的「神話」，卻並不能指望他們付諸實踐，因為這些事都不是現成的。總工會並沒有前來參加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的代表大會，不管怎樣，它計劃大罷工的目的是革命，而不是防止戰爭。 蓋德作為馬克思主義忠實分子的代表，領導反對埃爾韋的陣營；他們的理由是，戰爭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生俱來的東西，預示著崩潰的最後階段，社會主義者試圖阻止戰爭只能弄巧成拙、徒勞無益。 饒勒斯是黨的領袖，他不得不帶領大會表明立場。他相信美好的社會能夠通過人的努力實現，戰爭造成慘重的破壞，不是工人階級的機會，而是他們的敵人。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防止戰爭是他的主要目標。他一直堅持認為總罷工——除了就手段和目的而言組織良好之外——是「革命浪漫主義」行為，然而與此同時，總罷工又是工人階級彰顯實力，阻止戰爭威脅的唯一辦法。他之所以傾向於支持總罷工還有另一個原因，工人國際社會黨法國部時刻有分裂的危險，所以向工團主義的支持者做出讓步就顯得很重要。他和倍倍爾一樣，是個講究實際的人，但他同時也是個理想主義者，在總罷工的問題上，他讓自己相信，如果戰爭逼近，群眾會受必要的激情影響，在沒有組織和計劃的情況下自發地起義，展開有效的抗議。在這一重要的領域裡，饒勒斯接近了「用鬍子」思考的境界。他最終接受的決議要比埃爾韋的含糊，但是他動用了所有的呼籲形式，把法國社會主義置於反戰的情緒當中，包括議會行動、公眾集會、民眾抗議，「甚至大罷工和暴動」。 「不停疾呼」會讓理想變為現實，饒勒斯說服自己相信了這套修辭。他沒有止步於期望，而是通過社會主義者的大型集會和法國各地的演講發動群眾。從此以後，在土魯斯、里爾、第戎、尼姆、波爾多、吉斯、蘭斯、阿維農、土倫、馬賽，當然還有卡莫，「在法國每個火車站，那個偉大的和平推銷員饒勒斯似乎都曾拿著手提箱從列車上降臨」。在國外也是如此，在倫敦、布魯塞爾等外國首都，他的聲音傾瀉而出，仿佛真的要把他的聽眾提升到狂熱狀態，仿佛一有需要，就會揭竿而起。一次，饒勒斯在王德威爾得的陪同下訪問英國，參觀了哈特菲爾德——塞西爾的老家，他說這裡比牛津更有意思。 從此以後，戰爭的問題，以及在埃爾韋和諾斯克這兩個極端間尋求平衡成了社會主義的主要問題。它在下一屆代表大會上就進入了關鍵階段，那是1907年8月，第二國際第一次在德國的領土上開會。儘管柏林是社會主義的大本營，黨的領導卻不敢在德皇的眼皮底下開會。他們選擇了斯圖加特，德國南部符騰堡的首府。來自26個國家的886名代表集結在斯圖加特最大的禮堂。他們當中有英國的拉姆齊·麥克唐納，美國的德·里昂、「大比爾」海伍德，代表俄國各大派別的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茨基、亞歷山大·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y），印度的卡瑪女士（Mme Kama），「紅色聖母」羅莎·盧森堡、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通曉多國語言的翻譯中，有來自義大利的安傑麗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v），陪同她的是一個「脾氣暴躁，抗議猛烈的年輕人，膚色偏暗」，名叫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為了展示社會主義的力量，一場室外遊行大會在開幕的當天——一個星期日舉行。工人和他們的家人從各處趕來，站滿街頭，一直走到一塊空地，上面有十幾個披掛紅布的講台，專為演說者而設。警察在兩個固定住的熱氣球上監視整個過程。下午2點，5萬人在此集結，「興奮非常，但秩序井然」，準備傾聽社會主義名人的聲音。倍倍爾在演說中向英國的無產階級道喜，他們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他也不無嫉妒地提到，英國政府聰明地讓約翰·伯恩斯進入內閣，他肯定黨的戰術策略不會因此改變。饒勒斯登台用德語發表演講，場上一片熱烈的歡呼。雖然他只要讀一遍就能背出演講詞的德語翻譯，也能朗誦歌德的大段文章，但他並不擅長通俗的口頭表達，所以沒能抓住在場觀眾的興趣。 之後，大家享受了德國人盡善盡美的招待。但是，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動，總要格外小心謹慎，這是可以理解的。英國代表哈里·奎爾奇（Harry Quelch）瞧不起海牙和會，稱之為「小偷的晚餐」，這話讓馮·彪羅總理知道後——雖然總理本人對和會也談不上特別尊重——對符騰堡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驅逐奎爾奇。倍倍爾立刻覺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沒吭一聲就同意照辦。在接下來的議程里，奎爾奇的空椅子上擺滿了花。 代表大會和往常一樣分為各個委員會，涉及選舉權、女性、少數民族、移民、殖民主義等問題，但反軍國主義委員會顯然是關注的焦點。面對軍國主義的發展和戰爭威脅，工人階級有怎樣的責任？這個問題在法國人的建議下被擺上檯面，討論進行了5天。埃爾韋在開場的長篇演說中再次提議，面對動員令發動大規模的抗命，實際上就是暴動。因為這麼一來，暴動就能轉變成革命，這一提議獲得了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帶領的德國激進派的支持。但是官方的砝碼——從倍倍爾、考茨基這些老派馬克思主義者到諾斯克這種新民族主義者——完全向右轉了。「可以說是在威廉大街[17]的聽力範圍之內」，德國人一貫的口頭龍捲風消停了，這麼做並非僅僅出於謹慎，而是意識形態的轉變，王德威爾得如是說。有些人承認了，有些人還假裝沒這回事，他們正在與民族情緒結盟，承認了這個無可更改的事實，這是個國土擴張的年代，而工人也從中得到了物質上的好處。「說工人沒有祖國是不對的，」修正主義的關鍵人物格奧爾格·馮·福爾馬爾（Georg von Vollmar）宣稱，「對人類的熱愛並沒有阻止我們成為優秀的德國人。」他說，他和他的團體不能接受反民族的國際主義。 饒勒斯提議採用剛在法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強調「呼籲」，以及總罷工這個最後手段。 指望一個沒有經過策劃和組織的總罷工成果顯著，就好比指望一個沒有指令、營帳、補給站、運輸工具、食品和彈藥的軍隊能順利行進一樣。即便第二國際能夠就總罷工達成一致，他們也沒有命令各國成員黨的權力，後者必須在各自的國家分別組織罷工。除非大罷工在各國同時進行，跨越國界，否則任務完成最出色的工人無疑敞開了國門，讓他們的國家在戰爭中失敗。正如蓋德一再指出的那樣，最出色的組織和最有紀律的勞動力才能令大罷工取得成功。如果成功了，結果只能是讓更先進的國家在軍事上敗給更落後的國家。這個可怕的困境是沒有出路的。饒勒斯不去想它，因為在他看來，大罷工只是點燃群眾的信念，不太可能真的發生。饒勒斯和伯恩施坦在斯圖加特的一座公園裡散步時，一直試著說服他相信這份支持罷工的宣言是多麼鼓舞人心。「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麼做不切實際，」伯恩施坦後來說，「但他一直在談這樣的承諾有多少道德影響。」很久以後，克列孟梭說，「如此堅定不移地倡導國家的手足情誼」是饒勒斯的命運，「他沒有因為現實的殘酷而氣餒」。 倍倍爾反對總罷工，認為這麼做完全不現實。和法國人不同，德國社會黨與工會緊密相連，所以他們也是從工會的角度思考的。也許所有的黨員都是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工會並不希望因為一次反對國家權力的魯莽姿態而失去財源。即便是在和平時期，他們的資金儲備也不夠維持一次總罷工的。在戰爭狂熱席捲全國的時候反對保家衛國，會讓社會主義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倍倍爾指出。甚至考茨基也同意。沒有工會的許可，罷工不可能發生。私下裡，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像饒勒斯一樣自我安慰，也許戰爭來臨之際，「憤怒的」工人們會起來反抗的。 這麼多關於罷工的談論，工人們的觀點又如何呢？他們才是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但沒有人傾聽他們的聲音。工人們在家擔心工作、老闆、破碎的玻璃、生病的小孩、今天的晚飯、明天的假期。對於他們來說，罷工是為了漲工資，戰爭是某個模糊而崇高的事件，有著刺激和勇猛的光環。與其說用罷工來抵制戰爭，倒不如奔赴戰場，懲罰外國人，保衛祖國，他們這麼想。倍倍爾也知道。「別再自我愚弄了」，他對一位英國代表說，再次重複他早就說過的話，只要祖國宣稱有危險，「每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會扛起槍，走向法國的前線」。 如果說倍倍爾此時還是社會主義的教皇，他也是世俗意義上的；道德的火炬已經傳遞給了饒勒斯，用王德威爾得開場白里的話說，他是「第二國際最偉大的希望」。饒勒斯神采煥發，投入到偉大的反戰活動中，他很高興自己身在德國。他在一家鄉間啤酒花園舉著泡沫滿溢的大酒杯說道：「啤酒！王德威爾得，德國的啤酒！」這真摯的熱情在他的同伴看來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一天晚上，他外出回來，經過中世紀古城圖賓根，他堅持冒著大雨和黑暗走出車子，站在著名的圖賓根大學門口，雖然什麼都看不見。 倍倍爾之所以帶領他的黨反對明確承諾總罷工，與其說是確信這麼做不現實，不如說是擔心德國政府的報復行為，他們甚至會藉此重新實施社會黨人法。倍倍爾已經人到中年，自從恩格斯警告說「合法性會殺掉我們」之後，他一直很成功，此時也不想再次走入地下。除了自相矛盾的法國決議以外，他還要抵制黨內的激進派，這時候還多了一個很難對付的人當他們的幫手。羅莎·盧森堡向一位朋友指出了這個人——「那是列寧。看他那頑固倔強的腦殼。」這兩人一同合作，確定代表大會關於軍國主義的任何決議都應該提醒工人階級，他們有責任將戰爭轉變為革命。列寧和倍倍爾閉門會談，商討了很長時間。倍倍爾堅持認為「決議中不能出現可以被柏林的公共檢察官利用、宣布黨的運作非法的東西」。他們一再改寫陳述，在列寧看來討論進行得太久了，但是在辯證邏輯上富有成效。最終，他們制訂出了一個讓雙方滿意的方案，並把它添加到主要決議之後。 在倍倍爾的指導下，最後的決議精心策劃，容納了各方面的觀點，沒有到埃爾韋的暴動罷工的地步，不至於引起柏林檢察官的警覺，也沒有疏遠代表大會任何重要的派別。倍倍爾勝利了。決議沒有提及總罷工。它重申了階級鬥爭和戰爭的本質（即它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要求用國民自衛隊取代常備軍，但也聲明，「第二國際並沒有對工人階級反抗軍國主義的行為定下嚴格的形式」。它建議採用一貫的「不停疾呼」的方法，並表示支持仲裁和裁軍。由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發起的附加條款被刪減得很體面，保證工人階級和他們在議會的代表會「使用在他們看來最有效的辦法」竭盡全力阻止戰爭爆發；如果戰爭還是爆發了，他們將為其迅速結束而奮鬥，與此同時「全力利用這個危機加速廢除資本主義」。 1909年，一個民族突然起來罷工抗議戰爭，結果是悲慘的。這不是一次組織嚴密的運動，而和俄國1905年革命一樣，是自發性的——巴塞羅那的紅色星期，被西班牙人稱作「悲慘的一周」（la semana tragica）。這是一次大規模遊行，抗議徵兵去摩洛哥，在工人看來，這場戰爭的受益方是里夫[18]的礦主們。巴塞羅那勞工聯盟發起的罷工活動一夜之間湧現出許多民眾加入其中，特別是婦女，他們反對戰爭、反對統治者、教會等壓迫性政權的所有元素。這場運動被炮火和血腥鎮壓，社會主義者因為其中一人——弗朗西斯科·費雷爾——的審判和處決而憤怒，但並沒有因為這個事件而思考起義的方法和問題。 同年，瑞典的國家勞工聯盟也號召舉行大罷工，抗議僱主越來越多地採取封閉工廠的做法。這次罷工涉及50萬工人，持續了一個月，最終在政府永久解僱、丟失養老金的威脅下失敗。與此同時，上層階級成功地組織軍隊繼續運營必需的服務。組織活動相比抱著手臂什麼都不做而言，要簡單得多。 還是這一年，奧匈帝國兼併了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使戰爭的陰影又近一步。奧匈帝國這次挑戰的是尚未恢復元氣的俄國，它只能自認倒霉，特別是在德皇宣稱要穿著「閃光的盔甲」支持盟友的時候。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無法抗拒民族自豪感的震撼。維也納的社會主義《工人報》發表了一系列沙文主義文章，引來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報刊充滿惡意的嘲笑，它們指出，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穩固。 英國的反德浪潮捲走了布拉奇福德，這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個老兵，他支持布爾戰爭，並和海因德曼一起，通過他的報紙《號角》，組織支持徵兵制的活動。基爾·哈迪譴責他們是社會主義的叛徒，他自己仍然堅信「工會成員絕不會參與又一次工人鮮血的狂歡」。持這種觀點的並不只有他一人。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具有自己的英雄意識——這個神秘的光環很強大。同樣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塞繆爾·龔帕斯，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工人和工人的事務，他也相信這一點。當他1909年前往歐洲參加國際總工會代表大會時，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歐洲民眾在感情上的團結這個事實」。儘管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還是相信工人為自身權益所做的鬥爭會優先於「國與國的戰爭，因為工人沒有參與的理由」。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說過，總罷工「對於現階段的工會成員來說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他也深感工人階級拒絕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由來已久」，因為他們不願邁出最後一步，殺害工人弟兄。他寫道，國際工會代表大會，代表們交談並一同進餐的精神會通過他們的報告傳遞到各國的工會成員中，他們會理解並拒絕互相殺戮。「甚至沒有加入工會的」也會閱讀文章，傾聽回來的代表們的講話，從而接受這種拒絕的精神。政治家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下次命令「去前線！」時跟著的就是「大規模和平示威」——龔帕斯沒敢說是大規模反抗。「這是一般的意見，」他下結論道，「今日歐洲民族間戰爭最後的障礙，就是不同國家的工人們斷然反對的態度。」 龔帕斯是個意志堅強、講求實際的人，和任何人相比都不示弱。但他生存在一個感傷的時代。和饒勒斯一樣，他相信「大規模示威」會導致最後的「停止！」，這個事實表明工人階級作為英雄的理念在當時是多麼根深蒂固。 龔帕斯前往歐洲的目的是讓國際總工會將美國勞工聯合會吸納為會員。如果說參加工會的工人真能抗拒戰爭的話，那就只有這個組織對此管用了，如果它有意願和辦法的話。但它什麼都沒有。國際總工會1903年在英國和法國工會的倡議下成立，但德國並不贊成。它代表27個行業或產業聯盟，會員包括19個國家的700萬人。這個數目聽上去很威風，但實際的權力沒有這麼強大，主要是行政上的。它向各成員工會通報貿易條件，並盡力挫敗僱主們從國外雇用罷工破壞者的行為。為了博得規模大、財源廣的德國工會的好感，該組織把總部設在德國，且由德國國家工會聯盟的主席卡爾·萊吉恩（Carl Legien）擔任書記。在兩年一次的大會上，通常由法國人提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是不受歡迎的。1909年，該組織為瑞典大罷工籌措了64.3萬美元的資金，主要來自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工會，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貢獻極少。可見所謂團結並不全面。有著強大的德國影響和非政治定位，這個組織是不會對國際大罷工感興趣的。 涵蓋海員、碼頭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是總工會最強大的組織之一。它成立於1896年，代表16個國家的42個工會，有46.8萬名成員。基爾·哈迪和饒勒斯一樣，變得特別關心戰爭問題，他把戰爭爆發時組織國際罷工的希望寄托在國際運輸聯盟身上。只要運輸工人，或者和國際礦工聯合會一起，放下手中的工具，他相信戰爭就進行不下去。這又是一個需要所有國家同時進行的行動，但是哈迪已經被熱情沖昏了頭腦，他把提議帶到了1910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下一屆社會主義代表大會。 作為1910年第二國際大會的東道主，哥本哈根象徵著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丹麥社會黨是小國中最強大的社會黨之一，首都的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委員會下定決心要用組織和效率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其接待工作是完美的，由社會黨市長致辭歡迎。回答他的是王德威爾得，那「飽滿而洪亮的嗓音震撼人心」，他表達了代表們對主辦方的感謝，這是一個非凡的場合，「自由的人民，市政廳的主人，歡迎紅色國際」。現在，全世界的社會黨選民多達800萬人。法國社會黨剛在5月的大選中獲得勝利，他們的選票突破100萬張，國會議員也從54人增加到76人。白里安當上了總理，仍然自稱為獨立社會主義者，多少也讓社會黨人有些自豪。社會主義似乎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有效行使人類「可怕的良心」了。 基爾·哈迪是這顆良心在哥本哈根的代言人，他連同法國的愛德華·瓦揚提出一份決議，建議「各會員黨和勞工組織，考慮總罷工作為一種阻止戰爭的辦法，是否可取並切實可行，特別是在提供戰爭材料的產業，並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中討論這個問題」。提出決議時，哈迪承認工人們還沒有做好罷工反戰的準備，但他抓住希望不放，認為時候一到他們就會準備好。「我們要好好領導他們。」他說。他的決議得到了王德威爾得和饒勒斯的支持，相比之下，饒勒斯更有意對此決議表示贊同，因為他正忙著密切法國總工會和社會黨的聯繫，能否成功部分取決於對總罷工的認可。另外，德國政黨的官僚化傾向令他擔心，他開始更積極地考慮大規模戰術。 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堅決反對哈迪的提案，理由和以前一樣：在戰爭期間倡導罷工可能被當局以叛國罪起訴，資金被充公。倍倍爾此時已生病、衰老，沒有參加大會，但就算他不在場，來自德國的壓力還是否決了這份議案。作為折中，決議交由布魯塞爾辦事處在下次代表大會上重新審議。就連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都讓德國人憂心忡忡。他們勉強接受了王德威爾德的勸說——如果拒絕這麼做，英國人和法國人恐怕會施加壓力，獨自貫徹這一計劃。一項反對軍國主義的決議獲得通過，和斯圖加特的決議幾乎是一樣的，只是補充說，各成員國工會「將考慮為了阻止戰爭之罪，有無必要宣布總罷工」。社會黨人如此緊張地處理掉了總罷工的議題，正如資本家在海牙處理裁軍一樣，只是也許沒那麼快吧。 幾周之後，就有有力的證據表明，工人們贏不了運輸業罷工。10月，法國總理白里安破壞了一場反對所有私人和國營路線的鐵路工人大罷工，他的策略是徵召工人進入軍隊服役三星期，將他們的缺勤冠以擅離軍職的罪名。於是，白里安以國防為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聲稱是受愛國良心的驅使才這麼做。即便作為一個曾經的社會主義者，他的良心也沒有驅使他向那些鐵路公司施加壓力，讓他們增加工資，滿足工人的要求。 歷史已進入1910年。貝爾福在4年前的英國大選上就看到了權力轉移到新階級的信號，但這個過程尚未完成。面對實力的考驗——比如法國鐵路罷工——工人還不具備真正的命令性權力。國際行動只是妄想。雖然社會主義者一再討論它，相信它，但他們的論述更是一種希望和理論，而非有血有肉的真實。但此時，確實有人進行了一次真正的國際工人階級行動。當社會黨人在哥本哈根討論戰爭產業進行大罷工的可能性時，與此關係最大也最具國際性的工會組織——國際運輸工人同盟（ITF）碰巧也在哥本哈根開會。布爾戰爭爆發時，支持布爾人的荷蘭成員曾倡導對英國進行國際運輸封鎖，但被國際運輸工人同盟斷然否決，理由是，在那個階段讓工人參與具有政治目的的國際運動還不可能。直接的工會行動則另當別論。如今，到了1910年，他們決定在下一年組織一次自己的國際罷工，以糾正船運業的不公正。 英國代表本·蒂利特和哈維洛克·威爾森（Havelock Wilson）是此事的主要煽動者，德國代表保羅·穆勒（Paul Muller）強烈反對，與此同時，他的同胞們也在社會黨人大會上反對基爾·哈迪的提議。現在進行海員罷工「絕對是瘋了」，肯定以災難收尾，穆勒說。勝利的是僱主，工會將失去影響力，陷入貧困的工人只能跪著乞求和解。與抗戰的罷工相似，海運業罷工也會給不參與的國家帶來優勢，而德國和英國又是海運業的競爭對手，維持國際原則至關重要。穆勒先生終於沒有抵抗住沉重的壓力，大會一致通過進行海員罷工，來抗議所有國家的船主，因為他們「冷酷無情地」拒絕工會建立糾紛委員會的要求。大家都同意，這次罷工「必然會是國際性的」。 接下來的11月和次年3月，在安特衛普召開的海員委員會會議上，英國表示一定會參加1911年的罷工，比利時、荷蘭、挪威和丹麥也保證支持；德國此時又說他們沒有罷工的理由，退出了。日期定在6月14日。與此同時，丹麥和挪威也退出了。丹麥人是因為已經贏得了對他們有利的五年協議，挪威人是因為同樣的要求被拒絕，便覺得自己勢單力薄，罷工也是徒勞。英王加冕的那年夏天，運輸大罷工還是開始了，英國人沒有退縮，比利時和荷蘭也一起罷工，但比起英國工人極度的努力，另外兩個國家就相形見絀了。國際運輸工人聯盟也在歐洲大陸的港口組織聲援行動，禁止船主僱傭罷工破壞者，幫助英國海員實現要求。然而，總的來說，原本預期的團結一致並未成真。國際運輸工人聯盟1911年的努力似乎預演了工人階級在國際行動中的表現。 儘管如此，社會主義仍然毫不動搖地預測，戰爭到來時，世界的工人會「揭竿而起」。在這一點上，它和那個時代用多情的服飾裝扮現實的傾向不謀而合。當時有的醫生、作家、社會心理學家已經開始不帶幻想地觀察人類了，但這些人是超前的，是像魏德金一樣的「黑預言家」，不能代表當時的公眾。公眾更喜歡玫瑰色的樂觀看法：布格羅[19]式的珍珠般的美好裸體，吉布森女孩[20]那種難以置信的俊美——那是從未出現在土地或海洋上的事物。社會主義者也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抱有同樣的看法。 樂觀主義主宰著德國。1912年大選，社會民主黨驚人地獲得了總選票的35%，達到425萬張，議會席位110個。黨的發展壯大如此迅速，讓別國的社會主義者「難以抗拒」，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將「囊括大多數人民，甩開封建——資本主義國家的鐐銬」，這一天變得越來越近、越來越確定了。這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員如此之多，意味著軍隊里的黨員數目也會有一定比例的增長，所以，日積月累，總有一天，讓軍隊對付工人會行不通。 但是規模和實際影響力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饒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就已公開指出，現在，黨的規模持續膨脹，這種情況也變得更明顯了。1912年大選勝利後進入議會的社會黨人並沒有很好地利用他們的優勢。當年，政府要增加三個軍，社會黨人反對了授權法案，但是不敢更進一步，反對為增兵埋單的徵稅法案。其中一位黨員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被選為國民議會第一副議長，他拒絕加入正式拜會德皇的隊伍，從而觸發新一輪馬褲辯論。這次，除了社會黨外，所有的黨派都加入討論。爭議的焦點是，如果第二副議長缺席，沙伊德曼是否會參加拜見，以及倍倍爾是否已經同意，社會黨人可以合乎習俗地參與到為君主歡呼的隊伍中。最後，沙伊德曼的原則問題導致他的選舉被取消，嚴重問題得到了規避。 在社會民主黨內部，修正主義和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一同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的成功反而導致其放棄最高綱領，轉向最低的、可行的目標。革命的紅色黎明已退去。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還在一遍遍重複信條，熱情不減，但最堅定的革命信念已經傳遞給了「非法」活動者——俄國人。萊比錫的一次左翼集會上，一位來訪的奧地利社會主義者稱主辦方為革命者。「我們是革命者？」弗蘭茲·梅林打斷了他的話，「呸！他們才是革命者。」說完便向他的客人托洛茨基點頭。 對於饒勒斯來說，壓倒一切的任務在於制定一項既符合社會主義信念，又不與法國國防衝突的反戰政策，並付諸實行。在他的國家，民族主義，復仇（revanche），好戰的情緒也處於上升趨勢。德國的壓力無處不在，拉長了色當會戰失敗的陰影。對於蓋德那樣在邏輯上走極端的人，和平不一定能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畫等號，但在饒勒斯看來，這兩者是一致的。他現在認為，唯一一條可以應付戰爭威脅，又符合社會主義的方法，就是組織公民軍隊。如果整個國家都是軍隊的儲備力量，每個人都接受6個月的基本訓練，軍官也從各個階級當中來，那這個國家就不會被捲入資本主義戰爭販子的利益旋渦當中。在自衛戰中，只有這樣的全民軍隊才有希望擊退德國正在準備的、把預備隊送上前線的「淹沒」戰術。 饒勒斯的運動並非全然是社會主義的空談。正如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時寫作《證明》一樣，他已經著手證明他的理論的可行性，花了三年時間研究、制定重組軍隊編制的方法。1910年11月，他將研究結果以一份法案的形式呈遞議會，並寫進了一本700多頁的書中，名為「新軍隊」（l』Armée Nouvelle），於1911年出版。他不辭辛苦地在議會和社會主義報紙《人道》（l』humanité）上宣傳這個目標（他本人就是《人道》的創辦者和主管），集會和演講也不放過，結果慘遭非難，被右翼集團——特別是以謾罵著稱的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çaise）——指責為「叛徒」、親德派和「反戰論者」。 眾所周知，巴爾幹地區是俄國和奧地利利益衝突的場所，也是歐洲的火藥桶。1912年10月，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和黑山組成的巴爾幹同盟在俄國的鼓勵下，向土耳其宣戰，看來可怕的時刻已經來臨。托洛茨基在貝爾格勒看到塞爾維亞第十八步兵團身著新的卡其色軍裝向戰場進發。他們穿著皮涼鞋，帽子上別著綠色的枝條，看上去是「註定要犧牲的人」。沒有什麼比這些綠枝條和皮涼鞋更讓托洛茨基深刻認識到戰爭的意義。「我被一種歷史的悲劇感占據，面對命運我無能為力，只能同情蝗蟲一般的人類。」 為了展現世界工人團結一致、反對戰爭的決心，布魯塞爾辦事處召集了一次緊急大會，在法德之間的瑞士邊境城市巴塞爾召開，時間是11月24日至25日。555位代表從23個國家趕往巴塞爾。辦事處提前起草的宣言被全票通過，宣稱「準備做出任何犧牲」以反對戰爭，但並沒有指出具體是什麼。基爾·哈迪、阿德勒、王德威爾得等社會主義最鼓舞人心的演說家相繼登台，最後饒勒斯的演說把會議推向高潮。現在，人們已心照不宣地承認饒勒斯為社會主義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倍倍爾也在場，但已經體力不支，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國際場合露面。 饒勒斯在大教堂的布道壇上講話，這個場地是教會權威提供給他的，雖然資產階級擔心會出現「危險」的後果。饒勒斯說，教堂的鐘聲讓他聯想到席勒《鐘聲之歌》里的格言：我召喚生者，我哀悼死者，我打破火爐（Vivos voco，mortuos plango，fulgura frango）。他身體前傾，表情急切，對著面朝上看的觀眾們說：「我召喚生者，要他們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怪物已從地平線跑來。我為死者哭泣，數不盡的屍體正在東方腐爛。我要打破戰爭的雷鳴，它的威脅正從空中降臨。」 而此時，這個雷鳴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打破了。1912年12月，他們在倫敦開會，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又在次年5月繼續，處理了俄國和奧地利之間的矛盾，沒有使其演變為實戰。 1913年3月，法國著手擴張軍隊，將服役期從兩年恢復到三年，這和饒勒斯的反戰號召正好相反。於是，他投入所有精力，反對這個法案，支持公民軍隊的做法。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三年法」成為法國人的輿論焦點。支持法案成了民族主義者的戰鬥號角，而反對它則是左翼的象徵。饒勒斯譴責議會的做法是「對共和國犯罪」，吸引了15萬人參加露天抗議集會。反對黨稱讚饒勒斯是傑出的和平發言人。因此，他作為反戰人士和親德派，又受到了新一輪的攻擊。經過4個星期的激烈辯論，法案於8月7日生效。饒勒斯沒有放棄，正如雷恩審判之後，他痛苦奮鬥了6年，直到德雷福斯和比加平反一樣；如今，他領導反對派，要求撤銷法案。 倍倍爾在那一年去世，享年73歲。葬禮的隊伍行進了3天，許多國家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前來瞻仰，他的靈柩被成百上千的紅色花冠、花束包圍。來自柯尼斯堡的律師、議員雨果·哈斯（Hugo Haase）是選定的接班人。1913年8月，安德魯·卡內基，以及海牙國際法庭的42個會員國代表揭開了和平宮的面紗，《泰晤士報》稱之為「最令人高興的事」。1913年的一份關於法國學生生活的調查表明「戰爭」一詞很有魅力，「人們心中永恆的鬥士本能不斷復甦」。 工人階級的力量持續增長。到1914年，英國的工會會員人數達到300萬，法國達到100萬。丹麥的社會黨是國會最大黨，義大利的社會黨在1913年的選舉中將議會席位從32個擴大到了52個，法國社會黨在1914年4月的選舉中將議會席位從76個增加103個。比利時的社會黨除了選出30位眾議院議員、7位參議員議員外，還在市議會占據了500個席位。統治階級長期頑固阻礙平等選舉權的實施，使比利時社會黨深感沮喪，現在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已足夠強大，用總罷工來實現目的的時機終於到了。王德威爾得和他的同事們堅持進行了長期、認真的準備工作，罷工持續了兩周，共有40萬名工人參加，但即便如此，他們未能達到目的，罷工失敗了。 第二國際的第10次代表大會安排在1914年8月，在維也納召開，以紀念第一國際成立50周年，第二國際成立25周年。社會黨人對這個目標充滿信心。當年5月，包括饒勒斯和雨果·哈斯在內的法德社會主義代表委員會在巴塞爾相聚，商討恢復兩國友善關係的途徑。他們的意圖是好的，但僅限於空談。4月，基爾·哈迪在英國獨立工黨的大會上發表演講，突然轉身朝向演講台後坐著的一排排社會主義主日學校的孩子們，直接對他們講話。哈迪暢想自然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將有多麼美好，戰爭和貧窮完全沒有必要存在，他竭盡全力交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世界，儘管他和他的同事們尚未成功，但孩子們會接替他們。「我可以告訴他們，這就是我的遺言：為了更好的明天而生活吧。」 6月底，傳來消息，塞爾維亞的愛國者在波士尼亞某個兼併來的不知名的小城裡刺殺了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起了歐洲已經習慣的轟動。事情過去了，並未引起公眾過度的恐慌。接著，7月24日，一個月之後，奧地利突然宣布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借用德國社會主義《前進報》的話說，這種「暴行……只能被理解為蓄意挑起戰爭的企圖」。全面危機開始於歐洲的腳下。這會是又一次阿加迪爾和巴爾幹戰爭嗎？經過激烈的挑戰和斡旋，戰爭能否最終避開？人們近乎絕望地等待著。「我們就指望饒勒斯」能帶領社會主義者阻止戰爭，史蒂芬·茨威格很久以後寫道。 社會主義領袖們商量該怎麼辦。一個月之後在維也納發動示威恐怕來不及了。周圍氣氛凝重，似乎已到了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布魯塞爾辦事處召集領導成員在7月29日進行緊急會議。饒勒斯、雨果·哈斯、羅莎·盧森堡、阿德勒、王德威爾得、基爾·哈迪，來自義大利、瑞士、丹麥、荷蘭、捷克、匈牙利的黨代表，以及俄國幾個派系的代表，總共約20人參加會議，有種「絕望而沮喪的感覺」。他們能做什麼呢？怎樣才能讓人們感受到工人階級的意願？這個意願到底是什麼？無人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工人們肯定是希望和平的，無人懷疑這一點，但兩天之前已經有人在布魯塞爾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了一個答案。法國總工會的領袖萊昂·儒奧（Léon Jouhaux）惶恐不安，很想弄清楚德國工會的意思。他說，如果德國人願意參加的話，法國工會將號召罷工，但是德國工會主席卡爾·萊吉恩一直沒有表態。總之，沒有任何計劃準備出台。 各國的社會主義報刊整個星期都在咆哮攻擊軍國主義，敦促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團結並征服」軍國主義者，如第二國際策劃的那樣「不斷疾呼」。法國工會的喉舌《工團主義鬥爭報》（La Bataille Syndicaliste）說：「工人們必須用一場革命的總罷工來回答宣戰公告。」工人們擠滿群眾大會，傾聽規勸和激勵，遊行、呼喊，但罷工的意願卻沒有任何跡象，因為根本沒有計劃。 布魯塞爾的一個雨天，社會主義的領導們齊聚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小廳里，這座大樓是比利時工人運動的驕傲，它有劇場、辦公室、會議室、咖啡館以及合作社的商店。他們見面時已經聽說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但其他國家尚未捲入其中。他們只剩下希望了，希望工人們能以某種辦法起來反抗——他們依賴「某種辦法」已經很久了。每個代表都指望鄰座的人能帶來他國工人自發性暴動的消息，向戰爭說「不！」。阿德勒的演講表明，奧地利發生起義的可能性為零。焦躁不安的哈斯報告了德國各地抗議和群眾大會的情況，並向同事們保證，「德皇不希望打仗；不是因為他熱愛人類，而是因為他生性懦弱。他擔心後果」。饒勒斯看上去「對所有常規方法都失去希望，只能依靠奇蹟了」。哈迪肯定英國運輸工人會開展罷工，但他的自信是裝出來的。幾星期之前他曾寫道：「只有當工會和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來，讓工人掌管政府，戰爭才能終止。」唯一一個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就是德國了。代表們整天都在討論，但達成的唯一決定是將代表大會的地點從維也納改為巴黎，8月9日，屆時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那個晚上，皇家廣場（Cirque Royale）上聚集著比利時工人，他們從城區各處和郊區趕來。領導們登上講台時，饒勒斯把手臂放在哈斯的肩膀上，以這個姿勢來否認德法之間的敵意。他在會議的高潮發表講話，其雄辯令整個大廳為之震撼。他「顫抖著，充滿激情、憂慮和渴望，想避免即將到來的衝突」。他的演講結束時，在場的觀眾被熱情席捲，湧入街頭，組成遊行的隊伍。他們帶著寫有「反對戰爭」（Guerre à la guerre）的白色卡片，一邊遊行，一邊輪流喊口號、唱國際歌。 次日，代表們啟程回家，饒勒斯臨走時安慰王德威爾得：「這次會和阿加迪爾一樣——有起有伏——但問題不解決是不可能的。來，我還要等幾個小時的火車，我們一起去博物館看佛拉芒原始畫派的作品吧。」可惜王德威爾得有事要去倫敦，不能和饒勒斯一起，此後也再沒見到他。在返回巴黎的火車上，饒勒斯因為太過疲勞而睡了過去。陪伴他的讓·隆蓋（Jean Longuet）看著他「奇妙的臉……突然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他已經死了。我一陣驚恐，整個人都凍住了」。然而，列車到站之後，饒勒斯醒了過來，仍然堅持不懈，去議會和議員們討論，接著又去《人道報》的辦公室，寫第二天早上的專欄。 安傑麗卡·巴拉巴諾夫等代表乘坐另一輛列車離開布魯塞爾。第二天，他們在巴塞爾火車站的飯店吃早餐時，兩位德國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急匆匆地跑來，顯然很興奮。「戰爭已經毫無疑問了，」其中一人說，他剛剛和門外的德國人交談過，「他們來這兒是要把黨的財產保管好。」那一天，在柏林，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Hollweg）向普魯士國家部保證，「沒有必要特別擔心社會民主黨」，而且「沒有人會談論總罷工或破壞活動」。 7月31日，德國向俄國發布初步動員的最後通牒（Kriegsgefahr），巴黎的民眾十分緊張，他們知道法國已站在戰爭邊緣。內閣一直在開會，德國大使來到外交部，又離開，似乎是個不祥之兆，這個國家的命運懸而未決。饒勒斯帶領社會黨代表團前往總理辦公室見他曾經的同志維維阿尼，然後回去組織社會黨向議會施壓。晚上9點，他離開《人道報》辦公室，因為焦慮而疲憊不堪，在蒙馬特街角的羊角麵包咖啡館和幾位同事吃晚飯。他背靠打開的窗戶落座，邊吃飯邊說話，這時，一個年輕人正在外邊的街上看著他，此人從前一天晚上就已經跟蹤饒勒斯了。這是一個極端狂熱的愛國者，後來的調查也證實這一點，他把手槍瞄準這個「反戰派」、「叛徒」，連發兩彈。饒勒斯猛地倒向一邊，摔在餐桌上。5分鐘之後，他死了。 消息像火焰吞噬了巴黎。人群很快聚集在餐館周圍的大街，以至於警察花了15分鐘才打開一條通道，好讓救護車進來。屍體抬出時，周圍一片沉默。救護車在騎車的警察的護衛下轉道時，突然傳來一陣喧嚷——「饒勒斯！饒勒斯！饒勒斯萬歲！」——似乎在拒絕死亡這個事實，而其他的人則目瞪口呆，悲傷已攫住他們的心。許多人在街上哭泣。「我的心都碎了」，阿納托爾·法朗士聽到消息後說。內閣成員是在夜裡開會時知道的，傳遞消息的副官面色蒼白，部長們驚駭得不知所措。預見到戰爭前夕可能發生工人階級暴動和內亂，總理公開呼籲，請求民眾團結、鎮定。軍隊也保持戒備，但第二天早上，國家存亡的關頭，卻只有痛徹肺腑的寂靜。卡莫的工人停止工作。「他們砍掉了一棵大橡樹。」一位工人說。一位在萊比錫大學求學的西班牙社會主義者漫無目的地遊蕩街頭幾個小時，「一切都染上了血的顏色」。 饒勒斯之死的消息在周六見報，8月1日。當天下午，德國和法國發出了動員令。夜晚到來之前，預備役軍人手捧花束，向火車站行進，平民在街邊招手歡呼。每個國家都同樣熱情、激動。8月3日，德國社會黨召開幹部會議，決定是否支持戰時公債。就在幾天之前，《前進報》還在嘲笑防止戰爭的虛偽藉口。但現在，政府在討論俄國的威脅和法國的挑釁。伯恩施坦，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者，向他們保證，政府計劃為社會主義者修建一座「金色橋樑」，證據是外交部為饒勒斯之死公開表示哀悼，承認這對於社會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111位社會黨議員中只有14位，包括哈斯、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和弗蘭茲·梅林，投了反對票，但這14個人也嚴格服從多數的意見。次日，社會民主黨和其他黨派一起，在國民議會全票通過了戰時公債。 德皇宣布：「從此以後，我不認黨派，只認德國人。」在法國，議長德夏內爾（M. Deschanel）面對起立的議會成員，宣讀了為饒勒斯而寫的悼詞，「這裡再沒有敵人，只有法國人」，他說。兩個議會裡都沒有社會黨人對這個頭等忠誠的聲明表示質疑。法國全國總工會的領袖萊昂·儒奧宣稱：「我以工團組織的名義，以所有加入軍隊的工人，以及明天加入的人——也包括我在內——的名義宣布，我們自願前往戰場，擊退侵略者。」8月尚未結束，王德威爾得就進入了比利時的戰時臨時政府，蓋德則以法國「神聖工會」領導人的身份進入政府。連蓋德都成了部長！這無疑是愛國主義部落式的牽引最有力的見證。 與歐洲大陸相比，英國沒有這麼嚴重的民族危難感，基爾·哈迪、拉姆齊·麥克唐納和幾個自由黨人坦率地表示反對戰爭。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人唱反調了，沒有罷工，沒有抗議，沒有猶豫——他們扛起槍到別國的土地打擊同是工人的士兵。馬克思宣稱的沒有祖國的工人，在戰爭來臨之際，選擇了國家，而不是階級。他們和任何人一樣，成了祖國大家庭的一員。他們的敵對行為本該用來顛覆資本主義，卻在外國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標。工人階級心甘情願地走向戰場，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產階級一樣，和上層階級一樣，和整個人類一樣。 8月4日，饒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戰爭已經全面化。空中傳來了他曾在巴塞爾祈求的鐘聲——「我召喚生者，我哀悼死者」——為他，也為全世界而鳴。 [1] 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lnternationale（國際）的音譯。 [2] 埃德溫·馬克姆（Edwin Markham）：美國詩人。 [3] 米勒（Millet）：法國畫家。 [4] 加里波第（Garibaldi）：義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者。 [5] 伯恩-瓊斯（Burne-Jones，1833—1898）：英國畫家，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重要成員。 [6] 俾斯麥政府從1878年起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旨在遏制社會主義的發展，把社會民主黨等皆列為非法。 [7] 櫻草會（Primrose League），是1883年成立的保守黨協會。 [8] 即美國政治家托馬斯·里德，詳見本書第三章。 [9] 穆內-絮利（Mounet-Sully，1841—1916）：法國演員。 [10] 歐仁·蘇（Eugène Sue，1804—1857）：法國作家。Eugène一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發音不同，因而有兩個漢譯。 [11] 塞繆爾的暱稱。 [12] 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1858—1943）：英國政治家、工團主義者。 [13] 「Big Bill」Haywood，全名William Dudley Heywood，「大比爾」是他的暱稱。 [14] 斯克內塔迪（Schenectady），紐約州東部城市。 [15] 1912年的美國大選，共有四個政黨參加，各派一位候選人：民主黨的伍德羅·威爾遜，共和黨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社會黨的德布斯，以及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他在共和黨內選舉落敗後自行成立進步黨參選。最後威爾遜當選總統。 [16] 摩洛神（Moloch），一種上古的神靈，需要兒童獻祭，在《聖經》中有記載。 [17]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市中心的街道，從19世紀中葉到1945年期間是德國的行政中心，英語中常以威廉大街指代德國政府或外交部。 [18] 里夫，北非山區。 [19] 布格羅（Bouguereau，1825—1905）：法國學院派重要畫家，追求完美的極致，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20] 指美國插畫家查理·達納·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筆下的女性形象，代表那個時代美國女性美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