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五章 沉靜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歡樂，希望，懷疑——尤其是驚訝——是1898年8月29日世界上的普遍情緒。這一天，年輕的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號召所有國家聚在一起，為限制軍備開一次國際會議。各國政府都吃驚不已，法國《時代報》稱之為「北方的閃電」。這樣一個號召竟會來自一個不斷擴張、令許多國家都恐懼的軍事強國，著實令人費解。儘管俄國披上歐洲的外衣已有200多年，但在很多人看來，它仍處於半開化的狀態。因此，對此號召的不信任也是理所當然的。從阿拉斯加到印度，從土耳其到波蘭，處處都能感受到俄國擴張的壓力。「手拿橄欖枝的沙皇，」維也納人說，「這可是歷史上的新鮮事啊。」不過，沙皇的邀請卻觸及了一些人急於響應的心弦。
對不斷膨脹的軍火工業的畏懼十分普遍。位於德國埃森市的軍火巨頭克虜伯是歐洲最大的單一業務公司。斯柯達（Skoda）、施耐德——克魯梭（Schneider-Creusot）、威克斯——馬克沁（Vickers-Maxim），這些經過多次商業合併組成的龐大集團，連名字都很刺耳。它們在每個陣營都有利益關係，產品銷往每個大陸，每一次爭鬥的雙方都是它們的客戶，每一回衝突它們都從中漁利。每年它們中的某一家公司就會製造出更致命的新型武器，當這個武器被某國的軍隊採用後，它的對手很快就要擁有相應的武器才能敵得過。每年軍費的支出不斷累積，成堆的武器越壘越高，最終致命的爆炸似乎已為期不遠。
沙皇要求終止這一進程。他向駐聖彼得堡的各國公使發出邀請說，儘管過去的20年中，大家對和平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各國政府和勞動人口卻把腦力和體力消耗在了創造可怕的毀滅性武器上，非常不應該」。今天還是最新科技成果，明天就已經過時，要被淘汰。「過度（l』outrance）的武器裝備正在將武裝和平轉變為各國肩頭的沉重負擔，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必將會導致那場武裝和平意在避免的大災難。」阻止這種反常的軍備競賽已經成為所有國家的責任。
來自俄國的召喚超越了和平人士最瘋狂的夢。這將是「響徹全球的美好音樂」，維也納一家報紙這麼說。每個國家的報紙上都能找到諸如「文明的新紀元」「新時代的曙光」「新世紀的預兆」之類措辭。在比利時，沙皇的召喚被稱為是「名副其實的解放」，一個「異常重要」的行為，而沙皇將以「愛好和平的尼古拉斯」的形象被載入史冊。紐約人感覺「現代史上——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歷史長河上——最重要、最仁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羅馬人頌揚這是「使本世紀增光的偉大文件之一」；柏林人向「涅瓦河的新福音傳道者」致意，這位傳道者的目標在理論上高尚而美好，但實際上無法實現。空想的博愛情緒傳遍倫敦，只有吉卜林一人未受感染。當時英國和俄國正要就印度西北邊界問題大打出手，吉卜林寫了一首名為「像人一樣走路的熊」的詩，以可怕的警告回敬沙皇的宣言。這是一則殘忍的寓言，一隻熊在獵人的槍口下站了起來，好像在祈求，獵人「滿懷憐憫和驚奇地伸出手」，把火槍放到一邊，結果卻被「裝有鋼皮的爪子」撕去了臉，身負重傷，雙目失明：
當他站起身來，好似祈求，似人似獸的裝扮，搖搖晃晃，
當他掩飾仇恨，遮蓋狡猾貪婪的小眼神；
當他尋求寬恕，裝作投降的人，爪子像祈禱的雙手，
熊休戰的時刻——那才是危險的時刻！
對俄國動機的質疑和冷嘲熱諷也有不少。最常見的疑問是，俄國有沒有事先徵詢它的盟友——法國的意見？既然對現狀滿意是裁減軍備的先決條件，而法國一直對阿爾薩斯和洛林耿耿於懷，它的盟友此時的做法，在《泰晤士報》看來，是「最意外的謎團」。從法國人的反應看來，俄國並沒有諮詢他們的意見。「阿爾薩斯和洛林怎麼辦？」是《強勢報》（l』Intransigeant）的總結。儘管如此，許多人覺得盎格魯——撒克遜的帝國主義「過分自負、野心不可估量」，使大家神經緊張，維持和平已經變得越來越像「均衡的奇蹟」了，此時提議開會還是很受歡迎的。
沙皇的宣言就像一面魔鏡，每個集團都在其中看到了對手的身影。在德國看來，如果英國不同意裁減海軍軍備，沙皇的號令無疑是「以劍擊水」，無濟於事。幾天之後，德皇便毅然決然發表聲明，說：「我們的未來在於海洋。」英國人從德國人在海軍上的野心中看到了重大問題。分散在各地的社會主義者考慮到沙皇政權的殘酷壓迫，認為不管俄國人是出於什麼動機，都不太可能是對人類的熱愛。德國社會主義者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斷言這是一個「騙局」。許多倡導和平的人士認為這是對美西戰爭的回應，在他們看來，美西戰爭是世界災難的序幕。許多歐洲人深信，占領菲律賓後，美國的擴張就會得到抑制。有人認為沙皇的號召是因美國戰勝西班牙而起，美國人自己也並不反對。為反帝國主義者辯護的戈德金悲痛地指出，這個「傑出的召喚」到來之時，正是美國以史上從未有過的熱情深深投入「軍事精神和暴力政府的理念」之際。
關於動機的疑問尚待解決。有種解釋的方法廣受青睞：與其說尼古拉斯是為了人類，倒不如說他是出於私心，想阻止德皇捷足先登。據說後者策劃在訪問耶路撒冷時做出類似的聲明——降福於城市和世界[1]。
亨利上校因為德雷福斯事件而自殺，很快吸引了公眾的目光。10天之後，世界再一次因為伊麗莎白皇后遭無政府主義者暗殺倒吸一口冷氣。美國人正為了歡迎從古巴回來的軍隊忙得不停，英國人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向喀土穆挺進的基奇納身上。9月以來，英法之間烏雲密布，可能會隨時爆發戰爭；正如德國大使愉快評論的，法紹達幾乎塗抹掉了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記憶。和平好似轟動一時的事物，和當時的氛圍格格不入。
不過，歐美和平運動的忠實信徒們並不這麼看。沙皇的召喚像電流一樣，令他們深受觸動。其中最有名的是《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一書的作者，伯莎·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tner）男爵夫人。托爾斯泰認為，此書在和平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湯姆叔叔的小屋》之於廢奴運動。男爵夫人的丈夫揮動著報紙回家，就像帶來荷姆斯泰德消息的艾瑪·戈德曼一樣，聽聞之後，男爵夫人喜不自禁。很快，國際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跨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和平與仲裁協會（Peace and Arbitration Association）就向她寄發了大量的祝賀信件。「不管最後發生什麼，」比約恩斯特恩·比昂松寫道，「從此時起，空氣中就瀰漫著和平的思緒。」代表這項熱情運動的人正是男爵夫人，她以金斯基（Kinsky）女伯爵的身份於1843年出生在一個日漸落寞的奧地利貴族家庭。她意志堅強，充滿活力，不願在上流社會的腐朽中沉淪，30歲時擔任起馮·蘇特納家女兒們的家庭教師和陪護。她的出現引發了馮·蘇特納家兒子兼繼承人的熱烈愛慕，她也愛上了這位小她7歲的年輕人。無奈，她身無分文，兩人的愛只能以日耳曼式的悲劇收場。「他謙卑地跪在我面前，親吻我的長袍邊緣：『無與倫比，像皇室一般慷慨大方的女性啊，你的愛讓我認識到一種特別的幸福，我願為此奉獻一生。永別了！』」而就在此時，一位「住在巴黎，富裕且有教養的年長紳士」在尋找一位成熟的、受過教育的女士擔任他的秘書兼管家，這則報紙上的廣告為女公爵提供了出路。她很快便被錄用，而她的僱主正是火藥的發明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
諾貝爾是個怪人，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觀認命，靦腆憂鬱，幾乎足不出戶，雖然不過43歲，卻過著隱士的生活。諾貝爾通過製造炸藥賺了幾百萬，但這項工作產生的影響卻又讓他寢食難安。比起秘書來說，他更需要的應該是一個願意聽他談心的人。他對這位新雇員說：「我希望能發明一種物質或者機器，具有驚人的大規模殺傷性，以至於有了它戰爭就不可能存在了。」雖然他立即贏得了這位女士的同情，她也在他的陪伴中獲得了「強烈的知性享受」，而且兩者的關係似乎還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但女公爵還是向自己的悲痛屈服了，一周之後就離開了諾貝爾，回到了她的愛慕者身邊，兩人私奔了。在結婚12年，以寫作為一生事業之後，她發現了倫敦有個和平與仲裁協會，從而豁然開朗。該協會宣稱，在19世紀末的今天，是時候讓所有人濟濟一堂商議和平解決爭端、廢除戰爭了，這也是該協會的宗旨。伯莎·馮·蘇特納一下子就熱情地皈依了這一信念，投身到為該協會在維也納和柏林建立分支機構的努力中。她的努力在1891年的維也納獲得成功。《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對此加以宣傳，因為這個場合而發表的協會宣言也將和平的理想四處傳播。他們認為，新的戰爭在道義上行不通，因為「人們已經失去了從前的野蠻和對生命的漠視」，新的武器極具殺傷力，也使戰爭不再符合自然規律。他們認為，民眾縱然愚鈍，卻也渴望和平。所有的政府都堅持務必避免戰爭，但與此同時也都在聚集武器備戰，是結束這種「荒謬的矛盾」的時候了。
1888年成立於巴黎的跨議會聯盟為了和平事業而聯合各國議會，如今每年在各大首都輪流開會。美國的國際和平局把分階段裁軍和常設仲裁法庭定為其主要目標。日內瓦會議曾就亞拉巴馬的爭議對美英兩國做過裁決，仲裁運動的勢頭因此在這兩個國家尤其強大。這一運動的目標是用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來取代戰爭。支持者們認為，如果可以協商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首先各國要簽訂條約，繼而再達成一般性條約，與此同時，戰爭的危害性越來越大，「不可能」再打仗了，人類最終會選擇接受仲裁而不是開戰。這一觀點的前提是，人是理智的，戰爭的起因是不和，且不和是可以由其他裁決方式解決的。那是一個相信道德和物質文明進步的時代，他們不認為戰爭就像颳風一樣，是力量的衝突。
諾貝爾也虔誠地倡議仲裁，但他不支持裁軍，因為他覺得這在當前是個愚蠢的要求。他敦促建立特別法庭，各國達成協議，在就任何衝突開戰之前都必須滿足一年的停戰期。儘管匿名，但他親自出席了1892在伯爾尼召開的和平議會。他告訴伯莎·馮·蘇特納，如果她能「告訴我，說服我，我就會為這項事業做一些大事」。他們通過信件和偶爾的互訪維繫著友誼的火花，如今，他在信中告訴她，一個新的暴力時代似乎在逐漸發展壯大；「人們已經聽到遠處空洞而低沉的隆隆聲」。兩個月後，他又寫道：「我願意貢獻出我的財產，建立一個獎項，每隔5年頒發一次」，授予對歐洲和平貢獻最大的人。他以為這個獎項會在頒發六次之後終結，「因為如果30年後，社會改造還未完成，我們必然陷入野蠻狀態」。對於這個計劃，諾貝爾苦思冥想，終於在1895年以遺囑的形式使之具體化，從而延長了幾年人類的最後期限。他於1896年去世。
仲裁事業幾乎在1897年1月大獲成功：在美國國務卿奧爾尼和英國大使朱利安·龐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爵士的斡旋下，美英兩國清算了領土以外的所有爭端——因為對委內瑞拉事件仍然記憶猶新。然而，參議院認為這麼做侵犯了其對外交事務的控制權，遂以三票優勢否決了這項決議。這次失敗是極大的不幸，用奧爾尼自己的話說：「不僅是國家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不幸。」人們對道德進步的信念也受到了打擊。
這個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為此前10到15年間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而進步也成為和平運動的來源。科學的長足進步把人類帶入了物質財富的新階段，已做好準備來證明這個19世紀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優裕，就越沒有攻擊性。現代社會已經有了自來水、路燈、公共衛生設施、醃製和冷藏的食品、縫紉機、洗衣機、打字機、割草機、留聲機、電報、電話，以及不久前（19世紀90年代）剛出現的非凡的禮物——沒有馬的馬車，從此個人出行更方便了。如果說這麼多物質上的好處都無法帶來精神上的轉變，新的世紀不會翻開人類行為的新篇章——簡而言之，說人類的文明程度仍沒有超越戰爭——還真不太可能。科學使得所有自然現象都變得精確，遵從定律，既然人類的物質世界可以被理解並掌控，那麼社會關係為什麼不可以呢？「社會條件註定要有所不同。」伯莎·馮·蘇特納男爵夫人堅定地寫道。年輕的一代也贊同。「我們在1898年真心以為戰爭的時代結束了，」一位當時31歲、名叫於連·班達（Julien Benda）的法國知識分子說，「從1890年到1905年那15年間，我們一代人都對世界和平懷有真切的信念。」
除了信念以外，恐懼也是和平運動的推動力，人們恐懼的對象正是機械時代釋放的能量。機械的能量不斷累積，新的技術工具、創造發明接連問世，令人們心神不定，似乎人們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經超出了他們能夠控制的範圍；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會逃脫出去，不聽將令，反過來毀掉造出它的人。1820年，全世界創造的機械能有778噸（這個數目是由礦物燃料和水力的煤當量統計而來），而1898年，這個數字飆升到了1500萬噸。人均生產力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各大國的領土和實力也膨脹起來。因為公共衛生和醫學的發展，死亡率大幅下降，結果到1870年，歐洲的人口與1650年相比增加了1個億。與此同時，大英帝國獲得了470萬平方英里（約1217萬平方千米）的領土，法國獲得了360萬（約939萬平方千米），德國100萬（約259萬平方千米），比利時90萬（約233萬平方千米）。對於比利時來說，殖民地的面積是本土面積的77倍。同一時期，美國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人均生產力是以前的4倍。卡內基鋼鐵公司的利潤從1896年的600萬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4000萬美元。內燃機取代了蒸汽機，成為新的原動機，由此產生了石油工業。汽輪機和柴油機增加了新的電機功率，水力電能推動著無數的發動機。輪船的噸位、速度和載貨空間都在增加。那個年代的拳頭產品——鋼鐵，隨著貝塞麥轉爐的發明，用途越來越多，成為眾多物件的原材料。創造發明的相對率在19世紀90年代到達了歷史高峰。鋁及其他輕金屬合金被開發出來。化學工業創造出新的材料和工序。所有的工業國家都開始採用「美國體系」，即使用通用零部件的批量生產方法。炸藥作為爆炸劑使得大型挖掘項目成為可能：採石場、礦井、辛普倫火車隧道、巴拿馬運河等龐大的建設項目都用到了炸藥。1867年，當諾貝爾首次將炸藥投放市場時，它的產量只有11噸。到了1897年，這個數字已經增長到了66550噸。重工業籌措資金所必需的財團們聯合起來，組成了卡特爾和托拉斯，擁有巨大的金融資源。
最能體現這些能量累積的莫過於武器等戰爭裝備了。人口的增長使得維持常備軍成為可能，歐洲大陸諸國步德國後塵，在1871年後紛紛採用了徵兵制。武裝大規模的軍隊需要大規模的工業，於是原材料、礦藏、鑄造、物流運輸都囊括在了軍火商的控制下。面對幾乎無限的市場和利潤，軍火商們幹勁兒十足，迎頭而上。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間，彈夾供彈的小口徑步槍、馬克沁機關槍以及無煙火藥的引入徹底變革了地面戰爭。這些武器加在一起，使火力的射程、速度、精準度翻了5倍，轉變了戰鬥的性質。在滑鐵盧戰場一分鐘發射3發炮彈的步兵團，現在可以一分鐘發射16發。使用小口徑步槍，子彈的射程更遠，精準度更高。野戰炮的發展同樣增加了炮火的效率。尤其是在1887年至1891年由諾貝爾獲取專利的無煙火藥，大大開拓了戰場。這項發明使作戰的視野更清晰，允許槍炮隱蔽，加快了重新裝載炮彈的速度，把火藥的射程和準確率從1000碼增加到了5000—6000碼（1000碼約為914米，5000碼為4572米，6000碼約為5486米）。戰場的範圍因此大為擴張，軍隊可以在槍林彈雨中看清敵人。雖然沒有什麼人開始懷疑，但當時的條件已經表明，火炮將取代步槍。與此同時，魚雷和深水炸彈大為擴展了海軍的戰鬥力，技術實驗也預示了潛水艇可怕的攻擊力。
有的人崇拜世界的血管里所流淌的能量，有的人害怕它，他們和易卜生一樣，認為「我們正載著屍體航行在大海上」。讓所有國家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按下減速器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以至於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勳爵都不能置若罔聞了。他在1897年的市政廳演講上說，武器的累積和每一年在「死亡裝置」上的進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將導致「相互毀滅的可怕結果，對於基督教文明是致命的」。雖沒有提及裁軍，但他說到，預防災難的唯一希望在於集結各國力量，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求同存異，最終「簽署某種國際憲法」。索爾茲伯里勳爵從來不是個樂觀主義者，他還沒有發展到說這麼做將全面終結戰爭的地步。他的希望停留在「長期繁榮的貿易和持續的和平」之內。
沙皇並不比索爾茲伯里更愛好和平、更理想主義；1898年，沙皇年方30歲，是個又瘦又高、木頭木腦的年輕人。此人沒什麼洞察力，心中只存一個念想，那就是：絕不削減祖先留給他的貴族權力，並以此統治俄國。他那狹隘的觀念是「受他母親身邊眾多侍女的影響」，主教公會檢察長波別特諾斯采夫（Pobiedonostsev）說過。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憲上，對其他的事情沒有興趣，也沒有政治能力處理它們。與精神飽滿的德國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於出牌），沙皇覺得國際事務很傷腦筋。「真是的，」他在法紹達風波和德皇訪問耶路撒冷期間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世界上怪事不斷。讀到這些消息都要聳聳肩。」
和平大會不是他的主意。這個想法是三個重要部門的大臣——戰爭部、財政部和外交部——想出來的，有著實際的原因。道理很簡單：俄國在軍備競賽中落後了一大截，已經不可能趕上來了。戰爭部大臣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將軍獲悉，俄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奧地利正打算使用改進過的速射野戰炮。這種野戰炮每分鐘可以打6發炮彈，德國和法國已經擁有了。俄國的野戰炮每分鐘只能打1發，要想重新武裝整個炮兵團是沒指望的，因為為了武裝步兵團，他們已經捉襟見肘了。庫羅帕特金認為，要是能說服奧地利延期10年購買新火炮，俄奧兩國便能省去這筆開支——何樂而不為呢？因為兩國都武裝也好，不武裝也罷，「如果俄奧打起仗來，最終結果都一樣」。
於是，庫羅帕特金帶著這個簡單而偉大的構想來到了沙皇面前，沙皇看不出來有什麼缺陷，便叫來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Muraviev）公爵，後者為了規避風險又找來財政大臣維特公爵一同參謀。維特公爵是個積極能幹的人，既有常識，性格又強硬，在沙皇手下的大臣中是與眾不同的。面對死氣沉沉的獨裁和侵蝕，維特正努力在現代工業世界中為俄國尋找位置。他對花在武器上的每個盧布都懷恨在心，憎恨對戰爭的介入，並認為軍備競賽可能會變得「比戰爭本身更令人苦惱」。然而，他指出，庫羅帕特金的中國式哲學要求在一開始就要認同敵人，這是建立在對奧地利人的信任上的，所以不可能辦到，也很有害處，而且這麼一來「我們財力不足的事實也暴露在世界面前」。維特的想法是，以一份國際性的新武器暫停協議來取代俄奧兩國之間的協議。他向穆拉維約夫詳細講述了軍國主義勢力不斷增加，給世界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後果，如果限制武器的協議奏效，人類將因此得到莫大的恩惠。維特後來寫道，這些「相當陳腐的想法」，對穆拉維約夫而言還很陌生，而且顯然使他印象深刻。幾天之內他便召集內閣會議，請各部大臣商議和平會議的呼籲。沙皇也同意了。要是世界那可怕的腳步能慢下來就好了，沙皇和他的顧問們這麼想：只要能做點兒什麼來「阻止人們發明新東西」，俄國便能從中獲益。
就在此時，一部六卷本的宏偉著作《戰爭的未來》在俄國出版。維特認得此書的作者伊萬·布洛赫（Ivan Bloch），也了解他的觀點；至於這些觀點是否影響了維特自己的看法，暫且不知。布洛赫是個自學成才的人，他改信了猶太教，對做鐵路承包生意成就未來不太滿意，便出國進修，在外國的大學研究起經濟學和政治學。他從西歐回來後曾在華沙停留，並成為銀行業和鐵路行業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和維特結識。此時，他已完成了幾本探討工業和貨幣政策問題的學術書，正準備投身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中，這部著作也註定使他躋身不朽人士的行列。在商業領域的研究和經驗使他的顧慮日益增長，他意識到，過去那種有限度的戰爭已經不可能再發生了。徵兵制意味著全民皆兵，在他眼中，未來的戰爭會把參戰國的所有力量和資源都耗盡——它們無法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便拚死頑抗，直到兩敗俱傷，完全崩潰。各國之間在金融、外貿、原材料及所有商業上的關聯說明勝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命運互相糾纏，難以分開。而現代武器的殺傷力則意味著殺戮的升級。一天之內結束的戰役已經成為過去；戰役將變成圍攻，平民也會被拉進戰爭中。現代國家想要在戰爭中獲勝，就不得不付出資源毀滅、社會解體的代價。戰爭已經「不可能了，除非想自取滅亡」。
這一結論使得布洛赫走向和平運動之路（抑或者是參與了和平運動才啟發他得到上述結論）。為了增加說服力，他動用了比戰爭更可怕的東西——社會革命。他主張，如果當前的狀況繼續下去，各國面臨的要麼是軍備競賽導致的枯竭，要麼就是戰爭慘禍，無論如何都是「社會秩序的動亂」。在一個毫無結果的產品上消耗國家資源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民眾反對軍國主義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備戰的時候也在「為社會革命的勝利做準備」。布洛赫認為，如果政府能被這個論點說服，它們就會在戰爭之外尋找解決爭端的方式了。他的六卷本著作結合了大量有關火藥、封鎖、運輸能力、傷亡率的事實，以及每一個軍事和經濟上的因素，來證明現代國家的脆弱。和馬克思一樣，布洛赫根據特定的情況推斷出一條不可避免的歷史結論，即在軍備上的花費必然使國家「枯竭」，正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使無產階級越來越貧困一樣。但不論是布洛赫，還是其他的和平運動傳道者都沒有考慮武裝力量，以及參與其中的產業、工廠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
對社會革命的恐懼在俄國確實是個有效的論據，沙皇成了布洛赫的聽眾，穆拉維約夫所做的宣言也呼應了布洛赫的觀點。這位外交大臣顯然被布洛赫說動了。在向英國大使傳遞這份文件時，他特別要求對方在報告中強調，俄國的和平倡議將使「對現狀不滿、躁動不安的階級」意識到，強大的政府和他們一樣，也認為國家的財富應該更有成效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花費在「毀滅性的競爭」上。英國大使溫和地回應道：「想要在啟發這份非凡文件的高尚情操面前麻木不仁，是很難做到的。」
「這是我聽過的最荒謬的廢話。」威爾斯親王在給沃里克夫人的信中寫道，他的態度就沒那麼溫和了。他發怒的時候，口氣很像他的母親。「這件事根本辦不到。法國是絕不會同意的——我們也不可能。」他斷定，這是「那個老狐狸的新花招」，那個「詭計多端的陰謀家」——說的是穆拉維約夫——「誘使沙皇做出的決定」。這基本上也是各國政府的看法。它們都很厭惡沙皇的提議，但是又都接受了開會的邀請——因為沒有誰願意成為拒絕提議的人——而與此同時又預料這次會議只會製造麻煩。正如奧地利外交大臣所說，這麼一來，政府向議會申請批准更多軍費支出時就更難辦了。
雖然遭到了打擊，穆拉維約夫還是在1899年1月毅然決然地發出了第二封通函，概述了大會的日程，包括八大議題。第一個議題倡議簽訂協約，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內不增加軍隊數量或軍費開支。最後一個議題倡議就仲裁的原則和程序方案達成一致。第二、三、四個議題對新型武器以及預計會產生的戰爭手段做出禁止或限制，比如潛水艇、窒息性毒氣，以及「從氣球上拋投炸彈」——當時還沒有對應的術語。第五、六、七個議題是關於陸戰的法規和慣例，並要求將1864年的日內瓦公約延展到海戰上。和平運動人士對第二至七個議題並不滿意，他們想要廢除戰爭，而不是縮小戰爭的範圍。他們懷疑，之所以有這些議題，是為了激發受邀政府及其軍事代表的興趣及積極性。事實也正是如此。
大使館騷動不安，外交郵袋鼓鼓囊囊，塞滿了急件，大使們紛紛拜訪外交部部長或大臣，跳著特有的社交「小步舞」，竭力探聽所在國家政府的意圖。德國的報告上說，索爾茲伯里勳爵「極度懷疑」；奧皇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ph）「不看好」這個倡議，認為對軍事發展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在羅馬，威斯康蒂-韋諾斯塔（Visconti-Venosta）侯爵謝絕作為義大利代表參加會議的邀請，認為「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有效的結果」。華盛頓願意派出代表，但不會做出任何限制武器的舉措。比利時滿懷「焦急和遺憾」等待著大會，擔心戰爭法規的任何改變都會鞏固入侵軍隊的實力，限制正當防禦、抵抗侵略的權利。柏林似乎已經通過增加三個軍團的舉動，來表達其對大會的態度。從這個首都到那個首都，意圖的變化都不大：人們都認為限制軍備「不切實際」；對新發展的約束「不會受歡迎」；涉及「國家榮譽或重大利益」的仲裁他們不能接受，儘管小問題上也許是可行的。不過，戰場上的準則還有協商的餘地。
穆拉維約夫擔心和平運動人士興奮的交談會令政府官員曲解他的倡議，於是親自走訪了各大首都，通過訪談解釋俄國的真實意圖——不過是為現狀設定一個上限。看起來是多麼通情達理！他暗示道，大國甚至會就一個固定的參軍人口百分比達成共識呢，這樣一來裁軍的同時也「維持了和以前一樣的機會」。「白痴。」德國皇帝在備忘錄的邊緣記錄道。
面對沙皇的提議，沒有誰比威廉二世更焦慮的了。在這位德國皇帝看來，軍隊的功能和國家以及他自己不相上下，而他當然是國家的化身。他習慣身著白色斗篷和閃閃發光的鋼盔亮相，這些東西以及耀眼而華麗的制服、飛馳的騎兵、帶著軍隊顏色的甲冑、武器發出的嗒嗒聲、軍官和軍隊的所有配件，還有新近發現的、海上力量的耀眼圖景……這一切都是同一顆珠寶——武裝部隊——的刻面。至於其他的東西，國民議會、政治黨派、財政預算、選票等差不多都是麻煩事，不過外交不在其內。真正懂得外交的只有君主，低層次的人只會把它搞砸。
威廉二世於1888年登基，時年29歲。他那可憐的父親只當了90天的皇帝就死了，當時自由統治的火花在德國短暫地閃耀了一陣，又熄滅了。和他的父親不同，他的第一份公告不是「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軍隊」。他宣告：「我們屬於對方，我和我的軍隊；我們為彼此而生。」在給新兵提意見時，他對上述關係做出了解釋：「你們必須向親生父母開炮，如果這是皇帝的命令。」他對德國及歐洲事務的個人責任感是通過在談話和演講中頻繁使用「我」和「我的」來表達的。「帝國只有一個主人，那就是我；我無法忍受其他任何人。」幾年後他又說：「歐洲沒有政治勢力的制衡，只有我一個人——我和我的25個軍。」不過，他倒也願意對全能的上帝敬讓三分，因為他是「我家古老的盟友」。如此這般的言論令人們直搖頭，很多人都和威爾斯親王一樣深思，如果德皇的父親還在世，「局勢肯定大不一樣」。不過，威爾斯親王仍然為他的外甥[2]辯護，說他的演講在德語裡沒有這麼荒謬，譯成英文就變了味。
德國皇后說，她很長時間沒見過她的丈夫為了一個突發事件如此惱火了——有人闖進了他自封的領地，此人就是沙皇「尼基」。德皇一直神氣十足，自詡為沙皇的指導老師和保護人，用英語給他寫長篇累牘的信件，以「威利」署名結尾。無論德皇有沒有類似發表耶路撒冷聲明的意圖，「走到台前的竟然另有其人，這令他無法忍受」，正如他的朋友奧伊倫堡（Eulenburg）伯爵所說。
德皇看了一眼便知道這是個「全面裁軍」的提議，立即看出了結果會和自己切身利益相關。他匆忙給尼基去了封電報。他指責道：「一位親手掌控兵權的君主，把有百年歷史的軍隊解散……把他自己的城邦拱手讓給民主和無政府主義，真是難以想像！」儘管如此，他還是確信沙皇會因為這個人道主義的提議受到世人的褒獎，「19世紀最有意思、最出人意料之事！此後，整個世界都將慷慨贈予你榮譽；即便計劃因為細節問題而落敗。」與沙皇隨後的通信被他弄得亂七八糟，紙頁的邊緣都是「啊！」和「！！」以及或嚴肅或庸俗的評論意見——第一條還挺有見解的：「他把一種強大的武器交給了我們的民主派和反對派。」他一時把提議比作斯巴達人要求雅典人同意不再重建圍牆，一時又突發奇想，潦草寫道：「克虜伯怎麼發得出工資呢？」
德國和俄國不同，沒有和平的動機和緣由，即拮据的處境。工業不發達不是德國的問題。穆拉維約夫訪問柏林時和奧伊倫堡伯爵說，俄國提議背後的指導思想是，逐年增長最終會讓所有國家到達「不能」（non possumus）[3]的狀態。他選擇了一個最差勁的論據。德國人的字典里就沒有「不能」這個詞。此時的德國生氣勃勃，到處是物質上的成功。經過幾十年的戰爭，1871年德國統一，繁榮發展接踵而至，就像內戰後的美國一樣。物質資源的發展釋放了能量。19世紀90年代的德國正處於25年黃金期的前半段，國民收入翻番，人口增長50%，鐵路里程增加50%，城市越來越多，對外殖民迅速崛起，巨型工業開始成形，這些企業積累財富，並持續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在這個時期，阿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的輪船帝國噸位增加了7倍，資產增加了10倍。埃米爾·拉特瑙（Emil Rathenau）開發了電器產業，10年內聘用的工人人數增加了3倍。I·G·法本（Farben）開創了苯胺染料。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在魯爾掌控著煤炭和鋼鐵王國。有了新的冶煉技術，洛林的含磷鐵礦也可以利用了；1898年德國的煤鐵產量比1871年增加了4倍，已經超越了英國。德國的國民收入也在那個時期翻番了，雖然還不及英國；如果按照人均收入來算，只有英國的三分之二。德國的銀行在世界各地開分行，從墨西哥到巴格達，都有德國的推銷員在銷售德國的產品。
德國的大學和技術學校聲名遠播，德國的技術最為精湛，德國的哲學家最有影響。威廉皇帝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是世界頂尖的化學實驗室。鼎鼎有名的科赫（Koch）、埃利希（Ehrlich）、倫琴（Roentgen）都是德國人，不過倫琴1895年發現的X射線與其說是德國的，倒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因為從1897到1899年，英國的J·J·湯姆森（J.J.Thomson）發現了電子，法國的居里夫婦用放射物成功釋放能量。德國的教授們鼓吹德意志理想和德意志文化，哈佛大學的庫諾·弗朗克[4]也在其內。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志向的每一個領域都涌動著熱情的生命、旺盛的活力。對於這幅神聖的奇觀，他的崇拜之情幾乎難以自持。
「健康、力量和秩序在德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呈現。」所有造訪此地的遊客都會印象深刻，「這些欣欣向榮、被悉心照料的農場和產業，這些蓬勃發展的村莊，這些妥善管理的森林……這些飛速發展的城市，活躍著營養充足、舉止得體的市民……有著引以為傲的市政大廳和莊嚴宏偉的法院，到處都是大戲院、博物館，交通工具也令人艷羨，健康娛樂設施的安排堪稱模範，大學和技術學校氣氛嚴肅認真。」這些舉止得體的人，特徵是「能夠有秩序地管理政治集會；工人階級頭腦清醒，意志堅定，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為社會的進步而戰」，以及「對所有形式的藝術都保持禮貌和尊敬」。統治所有東西的是「宏偉的軍隊，有著男子氣概的紀律和高標準的職業操守」，而每一個成分都展現了「組織性極強的集體意志，向著國家存在的更高形式邁進」。很顯然，這種情緒和自我限制的提議並不合拍。
正如德國歷史學家解釋這不可思議的國家崛起時所說的，刺刀是德國之所以偉大的緣由。特賴奇克（Treitschke）在《19世紀德國史》一書中就鼓吹國家的至高無上——戰爭是國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國家有權為榮譽或國家利益開戰，這個權利不容侵犯。特賴奇克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花了15年時間才完成了這部五卷本、數千頁的著作。德國軍隊正是這部福音書的化身。軍隊的權威和聲望每年都在增加，軍官們的高傲難以用語言形容，他們凌駕於法律之上，在群眾當中引發了幾乎迷信式的崇拜。任何人假如被指控為對軍官無禮，都可能以間接的大不敬（lèse majesté）罪受到審判。德國女士甚至要在人行道上為軍官讓路。
1891年，泛德意志聯盟（Alldeutsche Verband）成立，它的計劃是團結所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員，無論他們身居何方，組成一個泛德意志國家。其核心是包含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奧地利、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的「大德國」，完成這個初級目標後，再繼續擴張、統治全球。該聯盟派發的海報張貼在商店櫥窗，寫著：「世界屬於德國」（Dem Deutschen gehört die Welt）。聯盟的創始人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e）在簡單的目標陳述中宣稱：「我們渴望領土，即便是屬於外國人的領土；擁有了領土，我們就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塑造未來。」他的國人覺得有能力勝任這個任務。
國與國之間爆發任何一場戰爭——比如1895年的甲午戰爭和美西戰爭——德國都強烈地渴望插一腳。在馬尼拉海灣指揮德國太平洋艦隊的馮·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上將急不可耐地想和菲律賓人打上一仗，杜威（Dewey）上將[5]氣得臉都紅了，咆哮道：「如果你們的司令手癢的話，現在就來打吧！」——杜威顯然獲得了英國艦隊的支持，雖然是暗地裡的——如此才使得迪德里希斯退卻。國務卿海伊評論道：「在德國人看來，如果某個地方爆發了戰爭，而德國沒有去撈一把的話，這絕對是駭人聽聞的。」杜威理所當然地認為德國人「很沒禮貌」。「他們太莽撞了，野心太大，」他說，「總有一天他們會因為做得過分而失敗的」。
處於國家頂層的德國政府從本質上說是變化無常的。大臣獨立於議會存在，聽從君主的任命，而在這位君主眼裡，德意志國會裡都是「蠢驢」。只有貴族成員才有資格擔任政府公職，政治生涯的前提是無條件地接受保守黨的原則，所以，新人才被政府拒之門外。「甚至最聽話的自由黨也沒機會，」《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編輯遺憾地感慨道，「他們從未擔任過任何哪怕有一點點重要性的職位。」自從德皇在1890年罷免了俾斯麥的官職後，就沒有一個頭腦活躍、創意十足的人在德國擔任重要的公職了。現任總理霍恩洛厄-希靈斯菲斯特親王（Prince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是因為和俾斯麥差得很多才被選中的。這位溫和慈祥的巴伐利亞人的座右銘據說是：「永遠穿黑大衣，少說話。」外交大臣伯恩哈德·馮·彪羅（Bernhard von Bülow）伯爵是個優雅的紳士，溫文爾雅、自視過高到了極致，談話時似乎總是不停揉搓著雙手，好像是個賣毯子的商人。他常在袖口潦草地做筆記，以免忘掉皇帝陛下任何一個小小的心愿。為了能像貝爾福那樣，在議會行動自如，彪羅對著廁所的鏡子練習抓住西服翻領說話的辦法，一位外交部專員負責指導他。待到馮·彪羅在議會起身演講時，一位消息靈通的旁觀者小聲說：「快看，他就要抓住領子講話了。」
在彪羅身後執掌對外政策的是看不見的霍爾斯坦（Holstein），他以拜占庭宮廷的方式行使權力，卻不要名義上的職位。他認為所有的外交都是陰謀，外國政府的「序曲」背後都隱藏著詭計，對德國的憎恨是它們制定對外政策的前提。他向彪羅解釋道，大國的利益並不一定是維持和平的現狀，而是「壓制住它的對手和敵人」。因此「我們必須保持懷疑」，俄國的目標「不是和平而是權力」。彪羅贊同這個看法。他對特使訓話時，警告了各種陷阱和陰謀，穆拉維約夫的意圖在他看來就是一籃子的毒蛇。他給倫敦的大使去信說，「如果和平和裁軍的想法……能被英國人否決」就好了，「這樣我們就不必走到前台唱反調了」。他相信他的駐英大使能夠在和貝爾福先生談話時設法引導後者完成上述目標。
不過，想要索爾茲伯里首相的代理外交大臣貝爾福先生落入彪羅的陷阱，沒那麼簡單。英國政府雖然對結局有所懷疑，卻不像德國人一樣，感到國際會議是一種威脅，也不願承擔破壞會議的責任。更何況，如果此時反對，英國政府勢必遭到民眾的藐視。沙皇發表宣言之後的4個月裡，外交部就收到了各個公共團體的750封決議，支持國際會議的想法，表達了「真誠的希望」，引用其中一封決議的話說，女王陛下的政府會對會議施加影響，確保其成功，「如此，將得到一些實際的結果」。寄送決議的不僅有固定的和平協會和宗教團體，也有鎮民大會、郡縣大會、鄉區委員會、郡議會等，由市長簽字，蓋上郡縣印章，郡首席治安長官轉發。有些決議沒有官方支持，簡單地署名為「貝德福德人民」「羅瑟勒姆居民」或者「巴斯的公眾集會」。許多決議是自由黨的地方組委會寄出的，不過保守黨以及英國聖公會團體是缺席的，尤其引人注意。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所在的各大派別——浸禮會、循道宗、公理會、基督徒勉勵會、威爾斯新教、愛爾蘭福音派等——都對和平會議表示了支持。公誼會還收集了有1.6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聖經協會、成人學校、曼徹斯特商會、蘇格蘭西部和平與仲裁協會、新教異議者總理事會、萊斯特市市長、謝菲爾德市首席地方長官、普爾市市鎮辦事員等都簽了名。
裝訂成冊的決議上有著顫巍巍的「S」標誌[6]，表明索爾茲伯里爵士在留意民意的動態。以阿伯丁伯爵和倫敦主教為首的國際和平遠征會（International Crusade of Peace）代表團訪問了貝爾福先生。貝爾福以優雅的演說接待了他們，稱他「對未來戰爭規模的減弱——雖然不是絕跡——保持樂觀的態度」，並盼望著即將召開的會議成為「人類進步的偉大地標」，不管能不能產生任何實際的結果，他補充道。這種態度和彪羅的希望並非完全一致。
一位名叫威廉·T·斯特德（William T. Stead）的記者可謂是這場和平運動的縮影。那個時代熱情洋溢、多產的記者有不少，而他是最突出的一個。可以說斯特德行善的熱情就像滾滾江水，奔流直下。他的精力永無止盡，他的樂觀不曾枯竭，他的自負無與倫比。他自詡為新聞業的教皇，註冊的電報地址是「倫敦，梵蒂岡」。他在19世紀80年代編輯了有自由派日報之稱的《蓓爾美街報》（Pall Mall Gazette）[7]，刊載了一系列爆炸性新聞，使這份報紙成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你太強悍了，始終如一地強悍。」該報的忠實讀者威爾斯親王斷言。斯特德不畏艱險、不顧一切地加入了各種改革運動，從保護性工作者權益到「理智的帝國主義」，囊括了反對保加利亞暴行[8]、西伯利亞囚犯生活、戈登將軍放棄喀土穆、剛果奴隸制、特拉法加廣場「血腥星期天」的受害工人以及支持嬰兒領養、村鎮圖書館、世界語、國際學者通信、給窮人提供住宿等活動。他的一篇題為「現代巴比倫——少女的獻祭」的文章令他聲名狼藉，此文描述了他親自以5英鎊的價錢買下了一位13歲的少女，以此來戲劇化地表現採購女孩、組織賣淫的罪惡。此文引起舉世轟動，給斯特德引來一場官司，他以誘拐的罪名遭到起訴並被關押，但除此之外，此文也成功地迫使一份修正案的出台，使英國的性行為合法年齡從13歲提高到了16歲。
斯特德1889年訪問了俄國，採訪了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從此成了英俄關係的簇擁者，也喜歡上了俄國的一切。應友人費希爾上將之請，他發起了支持建設強大海軍的活動；他與布斯（Booth）將軍合寫了《在最黑暗的英格蘭》一書；參與了塞西爾·羅茲發起的帝國聯邦和英語國家聯盟的活動。1893年去過芝加哥之後，他決定改革那座城市，於是在一本名為「如果嫉妒降臨芝加哥」的書中曝光了該城的罪惡，並展示了一份改造方案。他還組織了一個公民聯合會，邀請包括波特·帕爾默夫人（Mrs. Potter Palmer）[9]在內的名人將改造方案付諸實施。在這次訪問中，他和奧爾特蓋爾德州長交談，並邀請菲爾登（Fielden）——一位被赦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他一同演講。
貫穿斯特德所有社會活動的原則是他相信人類有責任改善社會，並傳播英國式的治理方式。他喜歡用「上帝的英國人」這個詞，並願意把這個人物想像成糾正社會不公的形象——他所獲得的每一分力量都是仁慈的影響。就同一個問題他經常變換立場，比如他既支持裁軍又支持建設強大的海軍，因此有人指責他缺乏誠意。事實上，他在任何特定的時刻都是至真至誠的，只是他的想法比較靈活。
1890年，他創辦了自己的雜誌：一份名為「評論回顧」（Review of Reviews）的月刊。他有意使此刊在英語世界廣為流傳，使人們讀它就像「過去的人們讀《聖經》一樣……從中發現上帝的旨意和他們對同胞的責任」。他覺得月刊難以滿足政治出版物的要求，急切地希望獲得某個百萬富翁的資金支持，讓他出版自己的日報。又一次他在巴黎告訴一位朋友：「我去聖母院和上帝就這個問題談了一陣。」
憎恨斯特德的人是有，但他的朋友中也不乏名人。除了羅德與費希爾，還有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樞機主教曼寧（Cardinal Manning）、艾舍爾勳爵（Lord Esher）、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夫人和沃里克夫人，後者還為他安排了一次和威爾斯親王共進午餐、促膝談心的機會。他採訪過各國君主、內閣大臣、大主教，幫助過所有「受壓迫的種族、遭虐待的動物、低收入的打字員、被誤解的女性、受迫害的牧師、遭誹謗的公眾人物、想自殺的人、各種各樣狂熱的傳教者，以及沒有子女的父母」。他演說時滔滔不絕，作為演講家，就像「踩著彈簧高蹺一樣，從地球上的一處跳到另一處」。除了寫書、編輯、旅行、採訪、演講以外，他22年間為《評論回顧》寫過或口授過8000封信件，平均一天10封。他是招魂說的擁護者，自認為是查理二世的化身，後者希望憑藉他來彌補前世所犯下的錯。
斯特德個頭不高，面色紅潤，長著明亮的藍眼睛，淺紅色的鬍鬚。他討厭黑色絨面呢製品，所以穿著粗糙的花呢大衣，戴著軟扁帽。他充滿善意，卻沒有足夠的判斷力。用米爾納勳爵的話說，如果他的判斷力能和精神與人品成正比的話，他將令人「難以拒絕」。一位美國記者在斯特德身上看到了那一代英國人的所有特質（被放大了好幾倍），稱讚他為「19世紀的理想典型」。米爾納認為他是堂·吉訶德與P·T·巴納姆[10]的結合——這兩個人也許就是一回事吧。
斯特德自然是仲裁的熱情擁護者，他認為仲裁的結果是成立世界法院，最終形成一個歐羅巴合眾國。早在1894年，沙皇發表宣言之前，斯特德便倡導各大國簽訂協議，在世紀結束前不再增加軍費預算。當俄國的提議橫空出世時，斯特德覺得這乃是發展他的事業的最好機會。為了說服世人相信沙皇的誠意，並激發大家對大會的支持，他準備了一套浩大的活動，其中之一就是以個人身份訪問各國首都。這次訪問將以對沙皇的採訪告終，在這一點上，他沒有被威爾斯親王的想法震住，後者通過沃里克夫人告訴他，這位年輕的統治者——也是他妻子的侄兒——「意志薄弱得像水一樣，……沒有一點兒骨氣，對你而言毫無用處」。在路上，斯特德還計劃採訪教皇、德皇、法國總統，以及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在他看來利奧波德會被說服成為小國同盟的代言人。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官方干涉，他去外交部拜訪了貝爾福先生。起初，他覺得貝爾福「冷淡、刻薄」，但在斯特德的狂轟濫炸下，貝爾福的態度也強硬起來。他無法理解，斯特德怎能如此漫不經心地談及「俄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他們這一輩是沒什麼，「但是我們的子孫怎麼辦？……假如俄國主導整個歐洲東南部，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不過，他並沒有給斯特德的訪問設置任何障礙。
和平大會的消息發出不到一個月，斯特德就上路了。他在巴黎沒能見到菲利克斯·福爾總統，但他見到了克列孟梭，後者稱「這次大會不會有什麼結果」，並拒絕改變看法。利奧波德國王、德國皇帝和利奧十三世教皇也避開了他，只有尼古拉斯二世遵照其父10年前對斯特德的許諾，召見了他，甚至還帶上了兩位聽眾。皇室親切得讓斯特德暈頭轉向，他還不習慣在宮廷里走動，以為是沙皇人品出眾，哪曾料到這是君王的慣用手段。不管怎樣，他決心已定，要塑造尼古拉斯二世的英雄形象。他告訴他的讀者，這位沙皇極具魅力，有同情心，機警敏捷，頭腦清醒，還很有幽默感，真誠坦率，謙虛得令人欽佩，擁有貴族氣派，意志堅強，記憶力驚人，還有「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面」，而所有這些優點都是為了和平事業服務的。斯特德對俄國的讚美跟俄國的真實意圖相去甚遠，以至於俄國大臣向英國政府抱怨說，如此描述令他們「太困窘了」。但斯特德的文章卻成了和平運動的天賜甘露。回到倫敦後，他買下了一份新的周刊，名為「戰爭對抗戰爭」，組織起國際和平遠征會，鼓足他那極度活躍的幹勁兒，加強公眾對和平大會的期待，大會不能也不允許失敗。
公共輿論也不是一邊倒。就算自由黨——也不是自由黨的全部——和斯特德一樣熱情萬分，保守黨也不會買賬的。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著威廉·歐內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歌唱的那種「在我血液里流淌的戰鬥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得後來成為著名和平運動人士的羅曼·羅蘭在1898年歡樂地高呼：「給我戰鬥吧！」那個時代的物質主義，生活的安逸富足，取代肌肉的金錢和權力，使得許多人心生厭惡，甚至刻意尋找緊張感——年輕的西奧多·羅斯福就向落基山進軍了。人們需要更高貴的東西，從戰場上的危險、肉搏、犧牲甚至死亡中，他們看到了高貴的光芒在閃爍。記者亨利·內文森在志願軍接受軍官訓練時，感受到一種尚武的熱情，並對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們宣稱，他「不願活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在隨後的幾年裡，他似乎覺得當時的熱情部分是由於對戰爭的無知，部分是受吉卜林和亨利的影響。
在一定的限度內，亨利是保守黨中的斯特德，儘管他沒有斯特德粗獷的力量和社會責任感。歌頌條頓優等民族的讚美詩中，沒有哪首能勝過亨利的《英格蘭，我的英格蘭》。英格蘭「披著盔甲的手」指引著欣欣向榮的命運，「強大的人種」無與倫比，她的船隻為「兇狠而年邁的大海所欣喜」。英格蘭是——
上帝選中的女兒
遠古之劍的皇后。
這個詞里散發著危險
你吹響的號角
英格蘭啊！
天堂里響徹你的號角！
這是走向極端、變得發狂的愛國主義，它代表的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種情緒。美國人也帶著同樣的情緒傾聽阿爾伯特·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咆哮：「我們是政府的民族……必須聽從血統的召喚。」
達爾文登上「貝格爾」號（Beagle）海軍艦艇，完成哥倫布之後意義最為重大的航行，是產生上述情緒的間接原因。一旦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發現被應用在了人類社會，便給下述理論提供了哲學依據：戰爭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一種高貴的體驗。通過戰爭這種衝突形式，更強大、更優越的種族存活下來，因此推進文明的進步。德國的思想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科學家像鼴鼠一樣孜孜不倦，像鬥牛犬一樣堅韌不拔，他們深入研究這個理論，將之提升到國家信仰的層次。瓦格納的女婿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他的德語著作《19世紀的基礎》中提供了區分種族的理由。他說，雅利安人在身體和靈魂上都比其他人優越，所以有權做地球的主人。特賴奇克解釋說，戰爭淨化並統一偉大的民族，是愛國主義的源泉。戰爭鼓舞偉大的民族，是力量的源泉。和平死氣沉沉、頹廢墮落，永久的和平不僅「遙不可及，也是不道德的」。用德國將軍戈爾茨（von der Goltz）和伯恩哈迪（Bernhardi）的話說，戰爭的體驗如此高貴，推而廣之，便成為必要。更高貴、更強大、更優越的種族有權利也有責任擴張開來，統治劣等民族。在德國人看來，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在其他國家看來，劣等意味著殖民。達爾文主義成了白人的負擔。帝國主義獲得了道德使命。
達爾文的間接影響被馬漢上校神話了。國與國之間「正當的碰撞」「顯然是進步的法則」，他在1897—1899年間的一系列文章中說道。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美國人認識到自己的命運。上述引文出現在《戰爭的道德觀》上。在另一篇名為「20世紀展望」的文章中，他寫道，「我們種族未來最不祥的徵兆」莫過於「拒絕承認軍隊和戰爭」的趨勢，否認「英勇理想」的源泉，這種想法近來甚囂塵上，很得人心。馬漢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如果文明國家放棄備戰，藉助仲裁來解決爭端，這將是可能出現的最不幸的事。」他的中心思想是，權力、軍隊、戰爭是決定一國命運的重要因素，依靠任何其他的東西，比如仲裁，只能是空想。如果仲裁可以取代陸軍和海軍，那麼「失去了戰鬥力量的」歐洲文明「也許就活不下來了」。但是，馬漢也認為人們的道德意識會在20世紀有所提高。他相信人類的進步，不然也不會如此積極地宣揚權力。馬漢正直的道德態度在他和妻子、兩個成年女兒的照片上表現出來。四雙眼睛直視前方，凝視著鏡頭。四個人的鼻樑堅挺，嘴角堅毅，女士們身著高領襯衫，喉嚨處別著飾針，帽子戴在高高盤起的頭髮上，整個人看起來「對未來有一定程度的確信」，這樣的人和里布爾斯代爾一樣，快要絕跡了。
許多代言人都以各種不同的名目表達過鬥爭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談生命衝動（élan vital），蕭伯納說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學說當時正在歐洲傳播。尼采意識到宗教已不再是維繫人類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戰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給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還是選擇了愛國主義。對上帝的信仰讓位給了科學的進步，人們心中的空白逐漸被對國家的熱愛所取代。愛國主義吸收了原本屬於宗教的力量。曾經為宗教而戰的人們現在大概也不會有負國家的期望。衝突的匯集在空氣中蔓延。1895年的某個早上，住在巴黎的葉芝從末世景象中驚醒：
……陌生的長矛
猛地在我夢醒的眼前疾馳而過，
然後陌生的軍隊慘敗，
跌落的騎士和哭喊聲撞擊我的耳膜。
同樣是在1895年，A·E·豪斯曼（Housman）隱蔽的房間裡也傳來了遙遠的鼓聲：
在夏日悠閒的山頭
溪流邊睏倦的我，
聽到遠處沉靜的鼓手
鼓聲像噪音在夢中。
忽遠忽近，忽高忽低
走過大地上的路，
親密的友人，終為粉末，
行軍的士兵，都將赴死……
軍號遠遠地呼喚，
高處，橫笛尖嘯著應答，
紅色的隊伍輕快地跟隨：
女人生我，我將起來。
海牙，一個中立小國的首都，被選作了和平大會的地址。1899年5月18日敲定為大會開幕日。大會的前期準備攪起了幾番舊怨新愁。當時，中國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臘、西班牙和美國剛打完仗；英國和德蘭士瓦劍拔弩張，形勢千鈞一髮，隨時可能開戰。作為東道主和布爾人的支持者，荷蘭要求向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11]發出邀請——這差點兒沒把大會扼殺在襁褓中。土耳其反對保加利亞參會；義大利威脅著要退出，因為它反對梵蒂岡參會，認為這是變相承認後者俗世政權的地位。德國從這裡看到了「相當陰險的把戲」，認為義大利想脫離三國同盟，於是也威脅道，假如有任何大國退出大會，德國也跟著退出。等到上述問題都克服了之後，與會國家才開始安排代表。
對代表的選擇反映出了大會議程的矛盾性：既是關於和平仲裁的，又是關於戰爭行為約束的。儘管沙皇的宣言中並未提及仲裁，穆拉維約夫卻把這個議題放在了大會議程表里，此後，仲裁便在公眾心目中成為此次會議的重要目標。波士頓和平遠征組織在3月和4月間每周都要開會，要求美國專心致力於為「20世紀」建立「永久法庭」。當時國會正就西班牙和平協議投票問題陷入危機，人們呼籲麥金萊任命哈佛校長埃利奧特出任首席代表，以平息反帝國主義者的情緒。不過，埃利奧特不太可能是個易於操縱的代表，麥金萊決定優先考慮康奈爾大學的前任校長，現任美國駐柏林大使的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懷特是個努力工作、品德高尚的人，歷史學教授出身，很有名望，只要是對的事情，他都相信。在海牙，他很快便和近來的敵人——西班牙代表德土安公爵（Duke of Tetuan）交好起來，兩人都「對天主教建築和管風琴音樂興趣濃厚」。和懷特一道來的還有一位代表，顯然是美國利益的看門狗，任何人都想像不出頭腦冷靜的他會對此次大會報以同情——這個人正是馬漢上校。他的名字加深了德國對大會的猜疑。「我們最偉大、最危險的敵人。」德皇陰險地指出。
美國政府對代表們的指點，首先是反對這次會議的初衷。討論軍備限制「不可能有益」，因為美國的軍備本來就不及歐洲水平，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交由他們首先提出。至於對新型武器研發的限制，「任何國際協定都不太可能奏效」。與會代表將對更人性化的戰爭法表示支持，他們也將提出一個具體的成立仲裁法庭的計劃。他們也被要求提出私有財產免於海上捕獲的建議。這個建議看似平淡無奇，一旦拋出則險象環生。
法國指派的首席代表是前任總理、仲裁的支持者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他在1895—1896年的任上一直不顧上議院反對，頑固地致力於建立分級所得稅制度。這個稅收法案差一點兒就成功了。德雷福斯事件隨時可能引發政府危機，布儒瓦恐怕會趁機捲土重來，登上總理寶座。海牙和會來得正是時候，可以把布儒瓦從現場轉移。布儒瓦在政壇的同事稱他「和藹，優雅，口才好……留著漂亮的黑檀木色鬍鬚，用圓潤的嗓音表達平凡的想法」。這個人可能算不上是布儒瓦的朋友吧。
德雷福斯事件已經使法國陷入了超級愛國主義的情緒當中，而俄國沒有徵求法國的意見就擅自發表倡議，使法國人很生氣，他們決定不接受任何維持現狀的提議，所以法國並不比其他的國家更歡迎這次大會。「從某種意義上說，宣布放棄戰爭就是宣布放棄你的國家」，這便是法國軍官對沙皇宣言的評論。有人邀請甘必大的朋友、復仇運動（revanche）的布道者亞當夫人（Mme Adam）去聽伯莎·馮·蘇特納的講座，亞當夫人回答：「我？去聽和平講座？怎麼可能。我是支持戰爭的。」儘管如此，法國仍然派去了忠實的和平使徒艾斯圖內勒·德·康斯坦（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作為布儒瓦的副手，前往海牙。這位男爵在43歲前一直是職業外交官，但國際事務的形勢令他越來越難以忍受，1895年的某一天，某個小小的矛盾就引來輕率的戰爭威脅，他十分震驚，終於遞上辭呈，離開了外交界，帶著和平的使命躋身政壇，進入國民議會。於是，這個面容俊朗、舉止優雅的人將和平運動的熱情和願望帶到了大會上。
作為發起者的俄國，派出了其駐倫敦大使德·斯塔爾（de Staal）男爵，擔任大會主席。斯塔爾是個和藹的老紳士，頭戴禮帽，白須冉冉，被威爾斯親王形容為「有史以來最好的人……從未說過假話」，有此稟賦，對眼下的工作無疑是有益的，雖然不一定夠用。俄國代表團真正的領導是費奧多·德·馬頓斯（Feodor de Martens），彼得堡大學國際法名譽教授，他總是樂意提醒別人，他是歐洲國際法領域知名的法學家。維特說，馬頓斯「知識淵博……但心胸一點兒也不寬大」。未來的參謀長基林斯基（Jilinsky）上校是俄國的陸軍代表。
德國駐巴黎大使明斯特伯爵很不情願地擔任了德國的首席代表。正是他所在使館的廢紙簍里的某份文件引發了德雷福斯事件。「擊打空氣，白費力氣。」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限制軍隊根本辦不到（ausgeschlossen）——他用了這個德國人最喜歡的詞。仲裁是重要的，但達成協議恐怕沒什麼希望。為了顧及俄國的臉面，大會不能以徹底失敗告終，大會的運作必須披著「和平的大衣」。這位頭髮花白的紳士被安德魯·懷特譽為老派德國貴族的「極好樣本」。他曾被派到英國工作，娶了個英國太太，最令他愉快的是被人當成英國紳士。除了陸軍和海軍代表外，明斯特還有兩位法律幹事——柯尼斯堡大學的佐恩（Zorn）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學的馮·斯坦格（Stengel）男爵教授，後者的主要資質是他剛剛出版的名為「永久和平」的小冊子，這是一本嘲弄和平大會、歌頌戰爭功勳的出版物。儘管斯坦格表達的觀點和別國相比並沒有什麼特別異常之處，但他說話的方式粗魯而高亢，是典型的德國風格。德皇立刻派他擔任代表，不用說也藉此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當時還在柏林的斯特德表示抗議，彪羅像擠牙膏似的做出解釋。在德國的漫畫報紙上，斯坦格成了一隻被放入鬱金香花壇的公牛。
儘管很多人看不起它，和平大會還是有著某種魔力，英國派遣的強大代表團就是對它的讚譽。首席代表朱利安·龐斯富特爵士乃英國駐華盛頓大使，世界上第一份仲裁條約便是在他的斡旋下簽訂的，他是和平理念在官方傑出的擁護者。此人平和，魁梧，從不焦躁，很有氣派，看見他讓人想起北極熊。他只靠一條原則，便取得了外交上的奇蹟，那就是：「不放棄機會，也不得罪人。」國務卿海伊說：「我總是向他敞開心扉，從不猶豫，因為他就是正直和坦率的化身。」與他相伴的是剛剛退休的下院議長阿瑟·皮爾（Arthur Peel）勳爵。皮爾主政的時候，震住了不少愛惹麻煩的議員。「皮爾發脾氣，就好像海上起了風暴，」一位下議院議員說道，「無聊的人他還可以忍受，碰上沒有教養的，他就受不了了，無論對方穿得好不好。」
索爾茲伯里勳爵的政府從陸軍和海軍的高級軍官中各派了一位卓越的人物作為和平大會的代表。將軍約翰·阿爾達（John Ardagh）爵士曾在柏林三一學院獲過希伯來語和數學的獎項，放棄神職而開始了戎馬生涯。後來，他在普法戰爭和俄土戰爭中擔任觀察員，在埃及和蘇丹參加過戰鬥，現在擔任軍事情報處主管。
他的海軍同事稱得上是那個時代最不屈不撓的個人主義者，始終保持著非凡的活力和衝勁。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爵士是一股自然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海軍現代化、復興英國海上力量的事業中。他的另一大癖好是跳舞，不管是水手角笛舞還是華爾茲，他從不放過任何跳舞的機會，要是沒有女士在場，他就和其他軍官跳。不論是與誰作戰，他總是與「一直如此」（the way it has always been）的體重和懶散鬥爭著，他就像一把兇猛的笤帚，把所有退化的軍艦和人都掃蕩出去。他不要煤，只要油，領先了時代20年；他用火炮射擊代替短刀訓練，用引擎和工程學的訓練代替使用傳動裝置和船帆的訓練；他引進了驅逐艦，是火炮、裝甲和戰艦設計上的先驅。在炮擊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行動中，需要裝甲列車來運送登陸部隊，他當即發明了一輛。他曾擔任魚雷學院指揮官、海軍軍械主管、海軍工廠負責人、第三海務大臣，現在是大西洋海軍基地總司令。
費希爾出生於馬來亞，他那颳得很乾淨的奇怪的平臉啟發了為數眾多的敵人們——他們露骨地暗示費希爾有東方血統。在旗艦上，他「來回踱步，節奏穩健，腳步踩過，好似美洲豹，船尾甲板顫抖著，所有人的手也跟著顫抖。『注意了，傑克[12]過來了！』一聽到這句話，每個人都嚇得不輕，即刻立正站好，直到偉大的將領走過去」。他的各種想法常令正統人士目瞪口呆，要不就把他們氣得發狂。在談論新的計劃或策略時，他會令同伴們眼睛閃光；為了強調某句話，他會揮動拳頭砸向自己的手掌。他寫信時，常在某個需要強調的詞下畫上兩條、三條甚至四條線；他的結束語不是「匆匆寫就」而是「急不可耐！」或者一句警告：「閱後即焚！」他喜歡引用拿破崙的格言——「我指揮軍隊，或者保持沉默」（J』ordonne ou je me tais），但是這後半句話他是做不到的。
當是時，假使就法紹達問題英法開戰，費希爾有一套方案，那就是對魔鬼島發動海軍襲擊，綁架德雷福斯，再把他放到法國海岸上，羞辱法國軍隊，令其陷入紛爭。他為他的一艘驅除艦選擇的口號是：「讓他們都來吧」（Ut Veniant Omnes）。他假裝的戰鬥原則是：「不抓戰俘，不留情面，擊沉一切，沒有仁慈的時間，快速打擊，狠狠打擊，大膽，大膽，永遠大膽」（Frappez vite et frappez fort，l』Audace，l』audace，toujours l』audace）。不過這麼說主要是為了精神作用，並不是真的戰鬥策略。當索爾茲伯里勳爵任命他擔任海牙代表時，他評論道，傑克·費希爾毫無疑問會在和平會議上戰鬥的。「我確實這麼做了，」他之後寫道，「雖然不是為了和平。」
海牙作為和平會議的地點，確實是個不錯的選擇。大會在奧蘭治王室的避暑之地——林中屋（Huis ten Bosch）中舉行，此地距許多代表暫住的席凡寧根海灘（seashore at Scheveningen）只有半小時的愉快車程。哪怕是最憤世嫉俗的人，看到荷蘭政府的熱情招待，荷蘭人民的夾道歡迎，夏季的氣候，繁花似錦的鄉村風貌，心情也肯定會愉快起來。黑白相間的奶牛在路邊安靜地吃草，運河中倒映著光芒四射的天空，溫和的風車轉動著翅膀，草兒太高遮掩住航道，帆船似乎是在牧場中行進。磚房和鵝卵石鋪成的路讓人覺得「恍如昨日」，這個安靜的小鎮如今熙熙攘攘，迎接遠方的來客。各國的國旗裝點著沉靜的酒店，窗戶擦亮了，門階洗乾淨了，連公共建築都打磨翻新過了。客人們使這裡生機勃勃。海牙就像是睡美人，從17世紀的蟄伏中醒來。
林中屋是一座皇家別墅，紅色的磚牆，白色的窗框，矗立在海牙郊外一座公園的邊上。別墅的窗外可見草坪和玫瑰園，噴泉和大理石雕仙女像。會議間隙，代表們可以在附近的樹林裡——別墅因此得名——一邊散步一邊交談，鳥兒在華麗的高貴的山毛櫸上歌唱，陽光透過樹葉灑落光亮。
全體會議在三層樓的中央大廳舉行。大廳由金色的錦緞裝飾，壁畫上繪有歷代王子——執政們（Prince Stadtholders Stadtholders[13]）在寶座或馬背上的情景。房頂上畫著丘比特、裸體的維納斯，還有死神——那座骷髏斜睨著剛剛裝配、鋪著綠色台面呢的桌子，26個國家的108個代表將坐在這裡。多數人穿著黑色外套，也有穿軍裝的，土耳其人頭戴紅色的氈帽，中國代表身穿藍色絲綢長袍。會議真正的工作是在專門小組中進行的，代表們聚集在各個小客廳里，這裡不缺出產於代夫特和邁森的瓷器、中國牆紙和波斯地毯。荷蘭東道主每天都供應豐富的午宴，有美酒有雪茄，代表們齊聚在白色飯廳的水晶枝形吊燈下，進行非正式的會面和談話。整體布置的高貴品味，精選的酒水，四周美好的景色，晚上的舞會和招待會……漸漸地讓會議開場互相鄙視的情緒緩和下來。
聚集在這裡的人「籠罩在一種無可救藥的懷疑論之中，所以也很難有什麼好結果」。安德魯·懷特剛到會場時是這麼想的。當世最受尊敬的歷史學家、偉大的德國教授蒙森預言，這次會議會被當作是「世界史上的排印錯誤」而銘記。甚至馮·蘇特納男爵夫人的一些朋友也沒抱太大希望。受邀參觀的西庇阿·鮑格才親王（Prince Scipio Borghese）回覆說，再也沒有比和「上流社會的和平人士」（un groupe du high-life pacifique）共度時光更美好的事了，可惜5月份他不得不去偏僻的匈牙利參加妹妹的婚禮。在大會主席德·斯塔爾以顫抖而堅定的語調做開場致辭時，他的小木槌掉了下來，人們立刻（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將之視為不好的兆頭。在懷特看來，德·斯塔爾那「可憐的」俄國式的對議會程序的無知，以及他那種逍遙自在地採納規則和議案的方式，意味著此後「無可救藥的混亂」。
大會分為三個委員會，分別討論軍備、戰爭法和仲裁，每個委員會下再設小組委員會。第一委員會的主席是奧古斯特·貝爾納特（Auguste Beernaert），比利時前任首相，首席代表，曾被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稱為「王國里最憤世嫉俗的人」。貝爾納特早年曾是個老於世故的政治家，在剛果的偉大事業以及利奧波德為抵禦侵略、加強比利時邊境等事務上都是國王的得力助手。然而到了晚年，他的性格卻改變了，成了一名反戰論者，經常出席各種和平會議。作為比利時議會的主席，貝爾納特彼時仍有政治權力。第二委員會的主席是俄國的德·馬頓斯教授，第三委員會的主席是萊昂·布儒瓦。
代表們很不自在地意識到，世界的良心正望著他們。良心是由「上流社會的和平人士」組成的，以觀察員的身份降臨海牙。代表們覺得這次大會必敗無疑，所以決定召開秘密會議，禁止媒體報道。可惜這個計劃泡湯了，因為新聞界的領導正是斯特德本人，他作為《曼徹斯特衛報》的通訊員抵達海牙。通過死纏爛打的採訪以及各路人脈，斯特德有辦法發布關於大會的每日記事錄，當地報業龍頭海牙《日報》專門給他辟了一個版面。代表們貪婪地閱讀他的報道，別家報社的通訊員就指望這份記事錄了，反戰宣傳者們將上面記載的消息傳播到國外——他們家鄉的和平組織中。看來是沒有辦法了，大會只得向媒體開放。
馮·蘇特納男爵夫人是觀察員的領導者，她是以維也納《新自由報》通訊員的身份到訪的。她深信5月18日將是「世界歷史的新紀元」，所以積極地和代表們喝茶、談話，與艾斯圖內勒、貝爾納特以及她的其他朋友們交流策略。伊萬·布洛赫從俄國趕來，帶了好幾箱他自己寫的書，準備在會議現場分發。他用幻燈片做公共演講，輔以槍炮發展的圖片和表格為代表們帶來了一場視覺盛宴。美國和平協會的教友派書記班傑明·特魯布拉德（Benjamin Trueblood）教授從波士頓趕來；《科學雜誌》的編輯，法國和平協會主管夏爾·里歇（Charles Richet）從巴黎趕來。羅馬尼亞王后寄來了一首詩，用的是她的筆名卡門·西爾瓦（Carmen Sylva）。慕尼黑的薩蘭卡夫人（Mme Selenka）帶來一封反戰請願書，由18個國家的女性簽名；同樣呈遞上去的還有一封來自比利時的10萬人簽名書和來自荷蘭的20萬人簽名書。安德魯·懷特感到他自己被擁有「各種各樣的計劃、方案、靈丹妙藥、奇思妙想」的人淹沒了，小冊子、書本、信件、布道、電報、請願書、決議、祈禱和祝福也泛濫成災。但是，透過所有這些奇怪的想法，懷特也意識到，對和平的期待如此「真誠、普遍……是我做夢也沒有料到的」。
相反，明斯特伯爵對此十分反感。「和平會議把全球政界的地痞流氓都引來了，」他寫信給彪羅，「像斯特德那樣最糟糕的記者，像布洛赫那樣受過洗禮的猶太人，還有蘇特納夫人那樣的女和平極端分子……所有這些烏合之眾，都得到青年土耳其黨、亞美尼亞人、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俄國人的庇護，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動。」在他眼中，斯特德「擺明了是拿了俄國人錢的間諜」，這場大會就是俄國人消滅德國軍事優勢的陰謀。然而，他家鄉的「烏合之眾」也找到了共鳴，一個由德國國民議會議員、教授和作家組成的委員會敦促人們支持大會的目標。這個委員會儘管反對「在任何程度上降低德國國家地位的」協定，卻對減輕歐洲軍備負擔、防止戰爭爆發心存希望。
一旦意識到自己已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和平會議的委員們便萌生了難以抑制的願望——他們不想令世界失望。兩周的討論之後，他們「不知不覺地對會議產生了興趣」，龐斯富特記錄道。有的人開始出於「虛榮心」（amourpropre）——如果不是別的什麼的話——期待會議成功，正如荷蘭代表范·卡內貝克（van Karnebeek）所說的那樣。有的人，看到這麼多國家代表濟濟一堂，開始展望未來，期待「一個歐洲國家的聯盟……這個夢正是從海牙開始孕育的。歐洲要不就追尋這個夢，要不就落入無政府主義」。
對於仲裁，希望還是有的，但軍備方面，不論是目前的軍隊、預算，還是新武器的研發，都沒有任何加以限制的希望。儘管有俄國人在拚命地斡旋，有小國及許多平民代表的熱情支持，每一份限制或暫緩的提議都被大國的陸軍代表叫停了；「不切實際」是他們的理由。當俄國的基林斯基上校在一篇演講的結尾敦促各國甩開粉碎歐洲的包袱，制定一個五年軍事暫緩計劃時，這個問題終於到了緊要關頭。荷蘭的貝爾·波圖加爾（den Beer Portugael）將軍為了支持基林斯基的觀點，生動形象地將各國政府形容為「阿爾卑斯山的攀登者，被其軍事組織捆綁在一起」，蹣跚著走向深淵的邊緣，不「盡最大努力」無法避免悲慘的命運。此時，德國陸軍代表格羅斯·馮·施瓦茨科夫（Gross von Schwartzkopf）上校突然站了起來，好像一把利劍打斷了波圖加爾將軍的雄辯。他說：「德國人民沒有被軍備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他們沒有加速沖向枯竭和毀滅。」相反，德國繁榮昌盛，福利和生活水平都在上升。施瓦茨科夫上校陶醉於自己的演說，毅然替德國承擔起了反對軍事暫緩的責任，撿起了這個其他大國都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一旦德國明確表示不接受任何軍事暫緩協議，這樣的協議也就沒有任何通過的機會了，其他國家便很樂意地投票贊成將之推給某個小組委員會，做進一步考慮。如此一來，約翰·費希爾爵士在向政府解釋他的投票時寫道：俄國的面子得以保全，公眾也不會覺得英國在有意阻礙議題的充分討論了。
在海牙的委員會討論中，費希爾表現得小心謹慎，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只有在非正式場合，他才回到正常的自己。「讓戰爭人性化！」他爆發了，「怎麼不談談讓地獄人性化呢！」某個「笨蛋」談論「文明戰爭的禮節，給戰俘喝粥，提供熱水洗腳」，費希爾對此的回答被認為不適合印成鉛字。他在斯特德簽名的書上寫道：「英國海軍的霸權是世界和平的最佳保證。」他居住在席凡寧根的庫爾豪斯酒店，從他的記錄來看，這個地方很合他的心意：「總是這麼忙碌。每日三餐都有樂隊伴奏！！！大箱子不斷地運過來，行李搬運工跑來跑去，像是野生動物。鐵路、電報、郵局，酒店裡什麼都全了！」費希爾在海軍代表中最受尊敬，人們崇拜他，在會議進行時，又傳來他被提升為地中海海軍基地總司令的消息，「把外國人都迷住了」，甚至連馮·蘇特納男爵夫人都不例外。費希爾因故不能出席德·斯塔爾舉辦的舞會，令男爵夫人十分遺憾，因為費希爾是「最快活的舞蹈家」。他被稱作「跳舞的司令」，而且他當面還是很親切的，不擺架子，據斯特德報道，「在海牙，沒有人比他更受歡迎了」。和德國代表的接觸令費希爾確信，英國將來的對手不是法國，而是德國。他從德國海軍代表處了解到，英國的戰艦在戰爭中都將沒有用處，因為德國人準備用大群的魚雷艇將之擊沉。
英國有意贊成海軍上的限制，以此來約束德國的海軍計劃，維持現狀不變。然而，英國的支持取決於找到一條檢查和控制的公式，而在費希爾看來，這是「絕對無法實現的」。俄國認為，政府的誠意也許可以依賴，費希爾對這個提議嗤之以鼻。俄國應該直截了當地說，它的真正目的就是保持三年和平，法國代表冷冰冰地評論道。德國還是不想聽任何關於限制軍備的提議，而日本，根據英國的報道，「只有在達到海軍強國標準的時候才願意聽這種建議，也就是說，絕不可能」。
美國的立場被堅定的現實主義者馬漢上校毫不含糊地表達出來，如果說不是在大會上，至少也是在私下裡。他告訴英國代表，美國政府絕不會討論限制海軍的政策，相反，將來為了爭奪中國市場，美國還需要「大大」增強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如此一來，影響至少波及5個大國。馬漢在每場委員會和討論時的表現都像是良知的聲音，在說「不」；只是，這份良知不是為了和平事業在努力，而是代表好鬥的列強，在不受拘束地釋放力量。他是「我們當中最認真的」，一位在場的人士評論道。
這種認真使得馬漢反對自己政府在私人財產免於海上捕獲問題上的一貫立場。馬漢認為，美國已經從弱小的中立國轉變為一大強國，所以從前的立場已不再符合現狀。捕獲權是海權的核心，特別是英國的海權，馬漢認為美國的利益已經與之相通。他在向前看列強的權利，而不是回頭看中立國的權利。
當懷特遵循工作指示，試圖把這個問題擺到檯面上時，費希爾替馬漢說出了反對意見。他以煤為例，說道：「你不讓我抓那些礦工，那我告訴你，不管你說什麼，也不管地球上的哪個國家說什麼，都不能阻止我去抓他們，或者把他們沉入海底，如果沒有其他的辦法把煤從他們手裡搶過來的話。」出於相反的理由，德國顯然支持美國在財產赦免問題上的提議。總算贊成了一項提議，明斯特伯爵迫不及待地抓住機會「根據這個原則」施加「我們強有力的影響」；彪羅則為德國能贊成這個顯然「符合人類利益」的提案興高采烈。然而，這兩人都被他們自己的海軍代表——西格爾（Siegel）上校打住了。從這位西格爾上校的推理過程來看，他很像是個受耶穌會教育的象棋手。他向自己的政府指出，海軍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保護所屬國家的海上貿易。一旦接受了財產的海上赦免，海軍的職責便無從談起。公眾將要求減少軍艦，國民議會將拒絕支持撥款給海軍。總而言之，西格爾上校明確表示，德國海軍如果想要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就必須允許沒收私人財產，哪怕這麼做符合敵人的利益。
與會代表全神貫注於這種討論中。戰爭的行為規範比預防戰爭更為有趣。當討論進行到限制新式武器、禁止尚未開發的武器時，和西格爾上校一樣警覺的陸軍和海軍代表們紛紛站出來捍衛他們的事業自由。俄國人說，大國應當同意「不從根本上轉變它們的槍炮，在固定的時間內不增加槍炮的口徑」。這個建議因為檢查和控制上的困難未能通過。約翰·阿爾達爵士指出，沒有什麼能阻止一國生產新式步槍，並將之存儲在軍械庫，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用。這個說法令俄國代表拉法諾維奇（Raffalovitch）先生大為光火：有「民意和議會制度」做保障就足夠了，他激動地說道。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什麼說服力，想想它的來源就知道了。[14]馬漢以相同的理由拒絕了限制海軍槍炮口徑、裝甲板厚度和拋射彈速率的提議。他說，任何形式的國際軍備控制都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所有代表對此毫無異議。
在是否要把1868年日內瓦紅十字公約的規則沿用到海戰中的辯論上，有人提問，戰役結束後是否要救援落水的海員。正是這個問題引發了費希爾「給戰俘喝粥」的質問。辯論結束後，他的領導在報告裡寫道：「多虧了約翰·費希爾爵士積極主動的態度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原先協定中所有可能會在任何程度上束縛或阻礙交戰國自由行動的條款都被仔細地刪除了。」
在沒有武裝的居民是否有權自我防衛，對抗入侵軍隊的問題上，討論進行得不太愉快。阿爾達提議將居民有反抗侵略者的「自由」改為「責任」，並補充道，「允許使用所有合法的方式，進行最積極、最愛國的抵抗」——小國的代表們對此致以熱烈掌聲。施瓦茨科夫上校則「拼了老命反對」這個提議，竟也獲得了俄國人唯一一次支持。「如果需要什麼東西來證明這個條款的必要的話」，阿爾達報道說，那就是德國和俄國人的「強烈抵制」了，他們令這條修正案破產。接下來，該委員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對待間諜和戰俘，毒藥的禁止，背叛與詭計，能否炮擊不設防的城市，休戰、投降、停戰的旗幟，以及占領地對領土等問題，並取得了較為滿意的結果。
在討論限制新武器的委員會上，消極的趨勢有些令人難堪了。於是，談到達姆彈——一種可以裂開的彈頭——時，大家都開心了，終於有個使某種東西非法的機會了，也可藉此發泄普遍的反英情緒。英國人發明達姆彈是為了阻止部落民族瘋狂的反擊。面對除了美國陸軍代表克羅齊（Crozier）上尉之外所有人的激烈反對，約翰·阿爾達爵士竭力捍衛達姆彈。和野蠻人作戰時，阿爾達向全神貫注的觀眾解釋道：「被我們最新的小口徑子彈打穿了好幾次的人，身上留下乾淨的小洞的人」仍然能衝過來，近距離攻擊我們。一定要找到阻止他們的辦法。「文明的士兵被子彈擊中，會意識到他已受傷，知道治療越早，他恢復就越早。他躺在擔架上，從戰場轉移到救護車，他的醫生或者紅十字會的人士，根據日內瓦公約的戰爭規則為他包紮傷口。」
「而那些狂熱的野蠻人，受到類似的打擊時，會手持長矛、刀劍，繼續向前沖；你還沒來得及向他解釋，他的做法已公然違背了受傷的人正常的反應——他可能已經把你的頭砍下來了。」阿爾達的用詞雖然輕率，但也指出了戰爭的殘酷，他使用了比費希爾更禮貌的方式，嘲弄了戰爭可以變得文明這一觀念。可惜在場的代表們並未被他說動，結果以22∶2的投票禁止了達姆彈的使用。在這個問題上，英國僅獲得了美國的支持。
當會議討論到從氣球上拋投炸彈或爆炸物時，全體通過的情況才總算出現了。這是一個幾乎沒有試驗過的東西，幾乎所有國家都同意禁止，特別是俄國，對於他們來說，再增加一種戰爭的維度[15]實在是不能承受了。基林斯基用幾乎是哀怨的語氣說：「俄國政府認為，目前傷害敵人的各種方式已經夠用了。」在空戰的問題上，大多數代表意見一致，永久禁止的條款獲得了通過。委員會為這個成就歡欣鼓舞。可是，就在下一個會議上，克羅齊上尉徵詢過馬漢上校的意思後，經過認真的重新考慮，提出了反對意見。這是在永久禁止一種他們完全沒有經驗的武器，克羅齊說：新發展和新發明可能很快會允許人們駕駛飛艇，採用電機裝置，凌駕於戰區之上，在緊要關頭加入戰鬥，可能對戰事起到決定性作用，所以，從長遠看來，會減少人員傷亡，縮短衝突時間。阻止這樣的發展符合人道主義的利益嗎？克羅齊上尉提議，用5年禁止取代永久禁止條款，待到5年之後，人們會對飛艇的能力有更好的理解。這一回，代表們被他說動了，通過了他的提議。
由於馬漢上校的一張反對票，窒息性氣體的禁令也沒能全體通過。馬漢固執地拒絕撤銷他的反對，理由是美國不願限制「其公民發明武器的天分」。目前這個發明還沒有什麼進展，假使能夠發明出窒息性氣體，馬漢也認為它不會比潛水艇的襲擊更殘酷，更沒人性，然而大會並沒有宣布潛水艇不合法。儘管如此，馬漢這次是孤軍作戰了，對窒息性氣體的禁令被代表們通過。
林中屋固然風景宜人，但不安的情緒也在此瀰漫。和平會議看來不太可能取得多少積極的成果，代表們剛開始對這個前景掉以輕心，現在卻擔心起了公眾的反應，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社會「可怕的良心」。如果大會僅以神聖而空虛的儀式結束，社會主義者們恐怕會耀武揚威地譴責政府的無能——這次會議的失敗就是證據——並宣稱反抗統治者的他們才是仁愛的真正代表。艾斯圖內勒男爵的故事在代表中間傳開了，據說，饒勒斯在艾斯圖內勒離開巴黎的時候對他說：「去吧，在海牙竭盡全力吧，但你們只會徒勞無功。你們在那兒一無所成，你們的計劃會失敗，勝利屬於我們。」正如一位代表所說，那個夏天，社會主義者在海牙遊蕩，就像老貓在鳥籠邊徘徊一樣。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組織了3000人的群眾集會，譴責各國政府虛偽的努力，宣稱如果沒有群眾抵抗資本家的組織，和平就永遠沒有指望。
「為什麼沒有人在和平會議的大門上寫下『Mene，Tekel，Upharsin』[16]呢？」《時代報》的一位匿名通訊員在那個夏天留下了如此生動的記載。看著荷蘭漁民的孩子們在街上玩耍，姑娘們微笑著三三兩兩地走過，他寫道：「如果這次大會未能實現其目的，國家之間愚蠢的競爭可能在某一天殘殺這些年輕人，戰場上將累積數百萬他們的屍體。」
大會的希望如今寄托在了仲裁委員會上。各大國的首席代表——龐斯富特、懷特、布儒瓦、明斯特、斯塔爾——都在這個委員會上；他們的工作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在公共輿論的牽引下，他們也確實很用功；這裡的討論非常活躍，代表們的情緒非常激動。英國、俄國和美國各帶來一份建立常設國際法庭的提案草案；龐斯富特的計劃因為沒有強制要求提交爭議，被採納為展開討論的基礎。明斯特伯爵在兩位法學教授的助陣下，從一開始就宣稱德國全然反對任何形式的仲裁。這是個對德國很不公平的「花招」，他毫無羞慚地向懷特解釋道：他的國家「對戰爭的準備比其他任何國家都積極」，10天之內就能完成動員，比法國、俄國或其他任何大國都要快。把一項可能會導致戰爭的爭議提交給仲裁法庭，簡直是留給競爭對手追趕自己的時間，德國的快速動員優勢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德皇在明斯特的報告邊緣加注道，「這就是整個騙局的目的。」
只要提到仲裁，德皇就氣得發狂，他覺得這是對他個人統治的侵犯，是一個剝奪德國無與倫比的軍事組織優勢的陰謀。儘管如此，龐斯富特、懷特和布儒瓦有所作為的決心已定，委員會堅持努力，要敲打出某種形式的國際法庭來。平民代表們克服重重阻力，和他們的政府以及軍事同事們對著幹，後者只要看到強制原則的一點兒蛛絲馬跡便深感不安。誰都不願意放棄一丁點兒主權，也不願意給別人一小時的軍事優勢，談判的前景有時看來毫無希望。在海風陣陣的某一天，馮·蘇特納男爵夫人在日記里寫道：「真冷，我們的心都冷了——冷得就像穿堂風，擊打窗欞，咔嗒作響。我覺得寒氣刺骨。」
但是，拿出結果，給公眾一個交代又是至關重要的事，所以一點一點、猶豫不決地，一個渺小得可憐的國際法庭開始成形了。任何一條涉及給予法庭權力，處理有關「榮譽或切身利益」的建議都可能葬送這個法庭的生命。奧地利的代表覺得，沒有理由反對一個只是處理小事的國際法庭，「比如對郵政或衛生委員會做出說明之類」，但是涉及其他事務的絕對免談。巴爾幹國家還鬧出了亂子，如果保留「調查委員會」的條款的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集體威脅要退出會場。協商舉步維艱，在一個又一個約定達成後，國際法庭的權力和程序總算定下來了——但並沒能一致通過。
德國什麼都不同意。對目前的想法同樣不滿但不願意聲張的國家，可以依賴明斯特每天幫他們投一次反對票。懷特絕望地寫道：一個國際法庭如果沒有德國的合作，在世界看來就是「一個失敗，甚至是一場鬧劇」。他真誠地辯論，每天都和德國代表們交流，想說服他們，這種反對只能導致一個結果：沙皇成為普通民眾的偶像，而德皇成為他們仇恨的對象。他們沒有權利令他們那「高貴而天才的」君主陷入如此境地。他一再重複饒勒斯對艾斯圖內勒所說的話，他發現這麼做似乎有點兒作用，便在給彪羅的信中又重複了一遍，還找來斯特德，讓他「在各個場合」使用他的講話。斯特德遵命了，他熱情四射的宣傳導致佐恩教授埋怨起「斯特德——蘇特納通訊社的恐怖主義」，並警告他的政府，放棄任何合作會令德國成為眾矢之的——「和平唯一的搗亂者」。德國駐聖彼得堡的大使也警告彪羅，如果大會一無所成，沙皇會覺得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而世界會把「責任和失敗的非議」歸咎於「我們」。
壓力開始起作用了。柏林來信說，德皇宣稱他「強烈且不可更改地」反對仲裁，明斯特搖擺不定了。絕望中，懷特說服明斯特派佐恩去柏林，他自己也把美國代表團的秘書弗雷德里克·霍爾斯（Frederick Holls）派去柏林，親自向德皇及他的大臣們陳情。原定星期五召開的仲裁委員會會議被推遲，只等這兩人星期一發回報告。懷特返回酒店時，發現了一位來客，「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托馬斯·B·里德。「高大、真誠、精明」的里德和他引人入勝的談話，幫助懷特度過了那個焦慮的周末。
在柏林，德皇躲開了訪問，但沒能躲開彪羅發給他的報告。彪羅遺憾地表示，仲裁的想法「非常受歡迎」，已經控制住了整個會議，英國人、義大利人、美國人甚至俄國人都表示支持了，德國被完全孤立。德皇對這個駭人的事實極為反感。「我之所以同意這些荒謬的胡話，只是為了在歐洲面前給沙皇保全面子，」他潦草地寫道，「實際上，我將仰仗上帝和我尖銳的刀！他們的所有決定都是狗屁。」
這個說法當然意味著皇帝陛下寬容的許可，德國將在仲裁協議上簽字的消息兩天後傳到了海牙。大會總算取得一些成果了，一事無成的可怕幽靈，社會主義者的勝利變得渺茫了。代表們馬不停蹄，起草了一份包含61個條款的公約，同時以「幾乎毛骨悚然的熱情」去除了任何有強制性色彩的詞語。到了大會結束前的最後一周，他們做好了最終投票的準備。這時，偏偏有人出來搗亂，而且不是別人，竟是美國人。代表們目瞪口呆了。萬分尷尬的懷特宣布，他的代表團不能簽署第27條，這條是法國人的貢獻，它要求籤署國「有義務」在出現糾紛的時候，提請這些國家注意仲裁法庭是存在的。
懷特痛苦的處境是拜馬漢上校所賜，而馬漢的反應間接的是由斯特德所起。在斯特德過度興奮的報道的影響下，《曼徹斯特衛報》歡呼認為，仲裁委員會的草案是一項偉大的和平工具；如果1898就有了這個公約，歐洲大國將有義務將西班牙和美國送往仲裁法庭，這樣兩國之間的戰爭便可以避免。馬漢讀到這篇文章時，驚駭萬分。「正當的衝突」可能會因此錯過。從今以後，一張大網撒在前方，準備糾纏住美國不謹慎的雙腳。他把美國代表團的同事們召集過來，堅持認為第27條會把美國牽連到歐洲事務中，反之亦然，如果他們簽了字，參議院將拒絕認可國際法庭。馬漢無情的邏輯把懷特等人迷住了，他們深信不疑，服從了馬漢的建議，雖然他們所有認真的工作都可能因此泡湯。如果美國人不同意簽署部分條款，其他國家也可能退出協議，那麼這個小心翼翼搭建起來的體系便就此瓦解了。懷特急切地試圖說服法國人放棄第27條，或者至少對什麼是「有責任」加以限定。布儒瓦和艾斯圖內勒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肯改，慘重的失敗就在眼前。眼看第二天——6月29日——就是大會預定的閉幕日了，懷特孤注一擲，總算找到了妥協的辦法。美國代表團在最後一刻安排簽署有限定的條款，否認其有任何「侵入或捲入」歐洲政治的義務。於是，這個用鉗子助產、幾乎不能呼吸的難產仲裁公約才總算降臨世界了。
海牙和平會議的全部結果是：三項公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即仲裁法庭），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以及關於日內瓦公約原則適用於海戰的公約；三個宣言——禁止從氣球上投擲投射彈的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氣體宣言，以及禁止使用在人體內裂開的子彈的宣言；六個期待在今後完成的「願望」；還有一項決議。最後的決議表達了大會的意見：限定軍事支出和新武器對於「人類道德和物質上的益處很有必要」，各國應當對此做「進一步研究」。這首虔誠的輓歌就是俄國初衷唯一剩下的東西了，但是代表們似乎還不想立刻把海牙的理念埋葬掉。不論他們過來時是多麼玩世不恭，也不論他們的成果是多麼可憐，大多數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覺得自己參與到了某項重要的事業當中，覺得他們打下的基礎不該白白丟掉。他們把這種感受登記註冊，成了一個「願望」，在今後的某個時候重聚，開第二次會議——雖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個想法。明斯特伯爵粗暴地離開了會場，說他不希望看見國際會議像「煩人的雜草」一樣成為永恆。
和平會議結束後3個月，英國人在南非打仗了。一位曾經的代表感嘆道，德雷福斯事件分散了人們對會議的關注，而現在的布爾戰爭似乎是對會議的駁斥。這次會議的墓志銘被安德魯·懷特無意中道出：「他一開口，千年消逝。」這句話是懷特很不情願地獻給他那麻煩的同事——馬漢上校的。
待到1907年，第二次和平大會再次在海牙開幕時，戰爭、革命、新盟約、新政府、新領袖，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新世紀都介入其中。20世紀毫無疑問是現代的，它全神貫注、充滿活力，而又不夠自信地追求著物質財富；它已經忘記了頹廢，學會了懷疑。機械能量和物質產品翻番，成為主流，但是否有益，不知怎麼的卻成了問題。進步——這個19世紀最確實可靠的東西，如今已不再確定。
人們對世紀之交感到敬畏，仿佛上帝之手把人類的命運翻到了新的一頁。午夜裡柏林禮炮陣陣，以紀念這個時刻，一位聽眾在炮聲中「顫抖著：人們知道19世紀都帶走了什麼，卻不知道20世紀會帶來什麼」。
首先，它帶來了暴力。新的世紀從降生之初就在打鬥：義和團運動、菲律賓戰事、南非布爾戰爭，雖然這些打鬥還是外圍的。1900年的法國焦躁不安，充滿了沮喪和憤怒，以至於《笨拙》雜誌預言，世界博覽會一結束，法國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向英國宣戰，「因為他們已經壓抑了太長時間，勢必要馬上做出極端的事來」。1900年，德皇向派去北京鎮壓義和團的德國士兵們訓話，鼓勵他們仿效匈奴的殘忍。在義和團運動的過程中，德皇也感受到了因為軍火生意的巨大熱情而帶來的不便。當他得知一艘德國炮艇在和中國要塞的對峙中，被最新的克虜伯大炮擊中17炮後，他向弗里茨·克虜伯發去了憤怒的電報：「我把我的兵派去打黃種野蠻人，你們還想著趁機賺錢，真是不知好歹。」
錢與「大」統治一切。摩根在1900年買下卡內基，聯合洛克菲勒和其餘100多家商號組成了巨型企業——美國鋼鐵公司。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資產突破10億美元的公司。比利時的利奧波德國王被稱為歐洲的摩根，他的國家沒有他足夠施展的地方，便去剛果做起了賺錢的生意。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忙著殺布爾人和菲律賓人時，還不忘了強烈譴責利奧波德的做法。據說，300個「彼此認識的人，掌握著那片大陸的經濟命運」。
1900年，44歲的奧斯卡·王爾德窮困潦倒，死於巴黎；55歲的尼采精神錯亂，死於魏瑪。「到了1900年，」W·B·葉芝寫道，「所有人都從高蹺上走下來了；從此之後沒有人發瘋，沒有人自殺，沒有人加入天主教會，就算有，我也忘記了。維多利亞時代已經不存在了。」有人歡迎，也有人遺憾，但事實清楚明白。好像為了確認這一點，維多利亞女王本人也難以置信地駕崩了。
1900年承載著使世界失控的能量。感到震動的亨利·亞當斯提出了歷史上的「加速度法則」。他覺得開車去香榭麗舍大街的路上總有出事的可能，和一位官員站在一起，就隨時有人會投炸彈過來。「只要發展的速率仍然持續下去，每隔10年這些炸彈就會比以往更厲害一倍，數目也會翻倍……每個原子裡都有能量跳出來……人再也阻止不了它了。能量抓住了人的手腕，把他到處亂摔，好像他抓住了通電的電線或是狂奔的汽車。」
亞當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因為汽車正是20世紀對社會變革最有影響的兩大因素之一；另一個是人的潛意識。這個概念也是1900年提出的，儘管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潛在影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維也納的醫生，將潛意識的概念寫入了《夢的解析》中。儘管這本書初版時很少有人注意，花了8年時間才賣出去600本，但是它的出現確實標誌著維多利亞時代的死亡。
1900年的世界博覽會的場館占地277英畝（約112公頃），位於巴黎市中心，在4月到9月期間，向5000萬遊客展示了新世紀的能量。如果說僅靠這個展覽還不能與上次的埃菲爾鐵塔[17]抗衡的話，法國人還以同樣的熱情建造了新的工程和美的奇蹟——亞歷山大三世大橋。這座低拱橋優雅地躍過塞納河，可謂「舉世無雙」；右岸的兩座永久展覽館——大小皇宮被一致認為是「適宜且壯觀」的。但協和廣場的大門卻沒能受到如此好評。在某位觀察者看來，此門是由板條、石膏、碎玻璃、油灰、用舊的蕾絲窗簾和膠水製成的。這座大門的頂端，沒有傳統的進步或啟蒙女神，而是一位石膏做的巴黎女子，穿著晚禮服，張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的遊客。儘管一些人認為這是座愉快而時髦的建築，大多數人還是深表遺憾，把它視為新世紀新庸俗的縮影。到了晚上，多彩的電燈在電動噴泉上方閃爍；新的地鐵也及時開通了；位於文森（Vincennes）的附加展館周圍還建造了試駕汽車和賽車的跑道。在所有的奇蹟中，最受大眾喜愛的是行人輸送帶（trottoir roulant）——圍繞著地面繞圈的雙向自動人行道，其中一半的速度比另一半快一倍。臨時展覽館的建築師們為了製造轟動，完成了在一些人看來是「激動人心的原創作品」，而這些作品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泥水匠的墮落」。機械館、電氣館、土木工程和交通館、冶金礦業館、化學工程和紡織館都展出了過去10年的巨大進步。
在各個國家館中，最受歡迎的是俄國館。那是一座很有異國情調的拜占庭宮殿，內設橫跨西伯利亞鐵路的展覽，遊客可以坐在奢侈的火車車廂里，移動的全景盡收眼底。維也納人奏響了新藝術（Art Nouveau）的幻想曲，浮雕細工的陽台上刻有彎曲的枝蔓，陶瓷和家具也有新風格的曲線裝飾。美國館的展品最多，而德國館是最威風的，他們的展品在質量和準備上顯然最為優良。他們有超過其他展覽者的強烈願望。德國館的電動機最大，尖塔最高，探照燈最亮，餐館最貴。有流言說，德皇本人下令，運送最精美的瓷器和銀器，最雅致的玻璃器皿，提供頂級的服務。這是為了讓人們感受到真正的「威廉二世」風格——一位訪客如此評論。
整個世博會上最大的兩個展覽是施耐德——克魯梭的遠程大炮和威克斯——馬克沁殘忍的速射機關槍系列。凝視它們，觀眾思緒萬千。一位英國記者尤為震動，世博會的真正意義，以及它所帶來的新的世紀引發了他的哲學思考。在他看來，施耐德的大炮似乎威脅著這個薈萃在巴黎的世界，它把戰爭從運動領域轉移到了科學領域，人類的全部機智都被武器製造所占據。他寫道：如果有一天，一切平息下來，和平的藝術也許會重生，「但與此同時，巴黎世博會也告訴我們，現代世界的勝利純粹是機械性的」。
勝利還在繼續。1900年，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打破了經典牛頓力學的鎖鏈，提出了量子理論。瑞士，1905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憑藉以相對論為題的畢業論文獲得了蘇黎世大學的博士學位。1901年，無線電報穿越了大西洋，無馬馬車明確無疑地被戴姆勒（Daimler）的汽車所取代。1903年，一輛機動化的飛行器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試飛。科學和機械幾乎每天都在創造奇蹟，這在有的人——比如亨利·亞當斯——看來，仍然意味著社會正義的進步是有希望的。「似乎再過幾十年，邪惡和暴力最後的殘餘就會被擊敗」，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這麼想，他當年還是維也納的一名青年知識分子。
1900年，德國的《海軍法》加速了英國放棄孤立政策的進程。德國計劃在接下來的20年里擁有19艘新戰列艦、23艘巡洋艦，很顯然是在挑戰英國存在的支點——海上霸權。英國因此明白，她需要朋友了。1901年的《海伊——龐斯富特條約》為良好的美英關係打下了基礎。1902年英日正式結盟，自給自足的孤立政策曾是那麼光榮而確信，自此永遠結束了。1903年，新登基的英王愛德華七世訪問巴黎，圓滑而得體地為與法國的和解做好了準備。1904年，新政策的成果——英法協約——面世，兩國化解了前仇舊怨，建立了新的友誼，從根本上定義了歐洲的權力平衡。
與此同時，英國也著手增強實力，以應對這個充滿新挑戰的世界。從戰鬥中的表現來看，英國軍隊似乎與現代武裝有些脫節。如今已是首相的貝爾福著手創建了帝國防衛委員會，制定策略，重組軍隊，使之現代化。他任命約翰·費希爾爵士出任該組織的三個委員之一，還準備任命馬漢上校接替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擔任劍橋近代歷史學的欽定講座教授，但是愛德華七世反對這個任命，因為英國的歷史學家可以勝任。看來，貝爾福很欣賞這兩位精明而實際的海牙委員，並在同樣程度上認同他們的觀點。1904年，他任命費希爾為第一海務大臣。這位新上任的海軍首長腦子裡醞釀著重大的計劃。
同年，俄國同日本開戰，很快便深陷泥潭，連連失利，以1905年1月旅順口投降，以及3月奉天會戰失敗為最。奉天會戰雖不是決定性的戰役，卻讓俄國顏面盡失。3周之後，歐洲的警鐘在摩洛哥敲響。
在英法協約的框架下，摩洛哥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德國對此懷恨在心。既然彼時俄國已自顧不暇，不可能援助法國，彪羅和霍斯坦便決定趁機考驗下英法協約，暴露其弱點。1905年3月31日，德皇令人驚愕地駕臨丹吉爾[18]（儘管也不乏緊張），所有國家都意識到這是一個挑戰。歐洲震動了。這個姿態太過成功，它完成了克魯格電報未竟的事業，德國的鄰居們如今確信了德國根本的好鬥意圖，知道除了協約以外，還需要更具體的準備措施。「把歐洲地圖捲起來」，99年前，拿破崙攻下奧斯特里茨時，絕望的皮特[19]曾這麼說過。現在，英國把歐洲地圖又攤開了，心境迥然不同。它和法國開始軍事對話，以武裝力量和對未來的展望鞏固合作，這在滑鐵盧之後還是第一次——派往大陸的遠征軍幫助某個具體的盟友，反抗某個具體的敵人。
1905年5月，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遭遇了致命的襲擊。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現代主力艦在公海的正面衝突。雖然俄國的艦隊被徹底擊潰，戰爭並未就此結束。這證明了布洛赫的說法是正確的——面對一國的全部資源，戰場上的勝利已不再能決定一切了，雖然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1905年7月，對馬海戰3個月後，美國總統主動提出為日俄調停。與其說他是為了挽回俄國的顏面，不如說他更想叫停日本；在他看來，日本已經走得夠遠了。同意這個提議後，日俄各派代表於8月抵達新罕布希爾州的朴次茅斯，在美國總統的支持下，商討和約。這是西方歷史的重大時刻。對於麥金萊、克利夫蘭或哈里森來說，扮演這個角色是難以想像的。但如今在台上的是一個新人，一個新的力量了。
「西奧多啊！你的毛病真多……」這是一年前，紐約《太陽報》為其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寫的一行字社論。現在，當年的競選人已經憑藉自身的力量當上了總統，正精力充沛地管理著這個蓬勃發展的國家。美西戰爭刺激了工業發展，19世紀90年代的經濟蕭條、高失業率和野蠻的勞動糾紛已經平息；飯盒子已經裝滿[20]了，1896年麥金萊和布賴恩競選時那種充滿怨恨的階級情緒也不再那麼濃厚了。進步論者（即新左派）同時也是擴張主義者，他們認為美國的未來要「向前，向上」。羅斯福總統帶領美國人解決了煤礦罷工，「拿來」了巴拿馬，開始修建運河，向托拉斯發出挑戰，摑了到處揭露醜聞的記者們耳光——叫他們「刁民記錄者」，把德皇攆出了委內瑞拉，一位據說是美國公民的人在摩洛哥遭歹徒綁架時，總統把美國艦隊派去救他，並響亮地命令道（約翰·海伊的表述）：「我們要珀迪卡里斯（Perdicaris）活，拉蘇里（Raisuli）死！」
「總統的心情真好，」他的朋友、法國駐美大使儒勒·朱瑟蘭（Jules Jusserand）說過，「他的心情總是最好的。」他的精力旺盛如噴泉，但也不乏普通人的缺陷。他可以對首席檢察官費爾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Knox）的建議聽而不聞，但諾克斯還挺欣賞他的，曾說過：「啊，總統先生，為什麼要讓墨守成規折損您如此漂亮的行動呢？」但是埃利奧特校長仍然不喜歡他。儘管羅斯福1905年訪問坎布里奇參加25周年同學聚會時，埃利奧特覺得有必要邀請他留宿在自己家。羅斯福剛到埃利奧特家時，汗流浹背，急著要洗澡，便扯下大衣，一卷，朝臥室里狠狠扔過去，把枕頭都砸到地上了，他又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大手槍，砰一聲摔在衣櫥里。洗過澡後，他「狂奔下樓，好像不這麼快他就活不下去似的」。埃利奧特問他：「您要和我共進早餐嗎？」他回答：「哦，不行，我跟勞倫斯主教說好了，要和他一起吃——哎呀！」——他右手往身上一拍——「我忘了我的槍了！」拿好槍後，這位美國總統便匆匆離開，去找勞倫斯主教了，而哈佛大學的校長被他的違法行為驚呆了——馬薩諸塞州是禁止帶槍的——自言自語道：「無法無天，真是無法無天。」
那把手槍所代表的，與其說是無法無天的個性，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信條：生活是一場戰鬥。羅斯福對這一點的感受是最深的。他看不起托爾斯泰那「愚蠢的理論——人類應該永不打仗」，因為他深信「在實際戰鬥中沒有能力堅持下來的國家最終會失去所有一切」。當和平主義者把文明的進步等同於「戰鬥精神的削弱」時，他勃然大怒；在他看來，這樣的削弱意味著先進的國家會被落後的毀滅。他弄不清和平的渴望和肉體的怯懦，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我痛恨（愛德華·埃福爾特·）黑爾那種人，還有《倫敦晚報》《國家》那樣的報紙，他們對危險和艱苦有著全然的恐懼，所以總是歇斯底里地譴責戰爭、懼怕戰爭。」在他看來，周遭「瀰漫著人品的軟化，自私和奢侈，標準的降低」，他為此感到遺憾，特別是「一種態度，比如反帝國主義者那樣的」。「這才是男子漢！」過去只要一提到羅斯福的名字，德皇就會這麼感嘆。
他比所有的總統都更在意自己的公共關係。1902年，艾斯圖內勒男爵過來請求他為仲裁法庭做些事，讓它運轉起來。羅斯福聽得很認真。「您對世界而言是危險還是希望，取決於您是支持侵略還是仲裁，」艾斯圖內勒說道，「世人認為您傾向於暴力的一面。告訴他們不是這樣吧。」
「怎麼做呢？」總統問道。
「賦予海牙法庭生命。」羅斯福即刻叫來國務卿海伊，讓他找找有沒有什麼可以提交仲裁的東西。義不容辭的海伊翻出了一樁陳年舊怨：美國和墨西哥因為教會財產（church property）而引發的爭議。於是，這個案子成了仲裁法庭處理的第一樁糾紛。海伊在海牙和會期間就擔任國務卿，本身也是支持仲裁的，他想建立起仲裁法庭的聲望，希望委內瑞拉債務問題也能通過仲裁解決。擔心總統會接受德國的提議，親自協調這件事，海伊在房裡走來走去，邊走邊喊：「我都安排好了，我都安排好了。只要泰迪[21]把嘴閉上，堅持到明天中午就好！」這個目標很幸運地實現了，仲裁法庭於是收下了另一件重要的案子。
個別國家之間的仲裁協議也在慢慢推進。英國和法國1904年簽訂的協約便是一個成果。挪威和瑞典締結了另一份條約，在不開一槍的情況下，挪威在1905年獲得了獨立——這個事件成為人類進步的證據，獲得陣陣歡呼。當時的另外兩件糾紛——英俄的多格灘事件和委內瑞拉債務問題——也交由仲裁法庭解決。仲裁法庭的存在成了保住顏面、滿足公共輿論的重要途徑。看來，海牙的理念正在生長。
1904年夏天，跨議會聯盟在聖路易斯博覽會上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請求美國總統召集第二次和平會議，著手處理海牙會議上擱置的問題，並將仲裁發揚光大，實現成立永久國際法庭的目標。羅斯福在白宮親手接收了決議，並接待了馮·蘇特納男爵夫人的訪問。羅斯福「就這個我靈魂深處的問題」和男爵夫人私下裡交談了一陣。她覺得羅斯福友好、真誠，「對討論這個問題的認真程度印象深刻」。她在日記里寫道，羅斯福對她說：「世界和平就要來了；一步一步，越來越近。」這是那個時代最不可思議的言論，它表明，真正的信徒有能力聽到自己想聽的話。
羅斯福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魅力，覺得自己和沙皇一樣，可以勝任和平會議的召集人的工作。於是，1904年10月21日，海伊讓美國公使們提議，各國再次去海牙開會。第二次和平會議和第一次一樣，都是在某場戰爭的中途進行的，但他並不覺得這是不祥的徵兆。
各國同意開會，但前提是必須等到日俄戰爭結束。但日俄戰爭剛結束，摩洛哥又陷危機。這回，羅斯福總統又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私下裡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說服了德皇就摩洛哥問題召開國際會議。這個有美國參與的會議於1906年1月在阿爾赫西拉斯[22]召開，挫敗了德國的意圖，使其比以往更加好戰了。緊張的國際局勢並未得到緩解。
1905年10月，也就是阿爾赫西拉斯會議的3個月前，新一代戰列艦的始祖——英國皇家海軍艦艇「無畏」號裝好了龍骨。它的火炮和裝甲板都由不同的軍械公司分別製造，此時已做好秘密實驗的準備，測試它史無前例的高速狀態。一年零一天之後，英國人獲得了最大的軍事優勢——奇襲。「無畏號」由費希爾設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快、武裝配備最齊全的戰列艦，排水量1.8萬噸，裝有10門12英寸（約30厘米）火炮，動力裝置是新的蒸汽輪機。它的存在表明了英國重建海軍的自信和能力，也淘汰了所有現存的艦隊，德國的軍艦也包括在內。現在，德國不僅要造出可以與之匹敵的戰列艦，還要疏浚其港口，拓寬基爾運河。
費希爾和克列孟梭一樣，都認為敵人只有一個。1904年，他曾半開玩笑地和愛德華國王說，德國日益增長的艦隊應該「被哥本哈根掉」，即通過突襲轟炸徹底摧毀。「我的上帝啊，費希爾，你肯定是瘋了！」國王震驚地答道。同年在基爾港，德皇公開地把德國海軍的誕生歸因於他童年時對英國艦隊的崇拜——他曾在「和藹的姨媽和友好的司令們」的陪同下參觀過。聽到德皇用這麼故作多情的話來解釋一項昂貴的國家發展項目，彪羅也生氣了，他不肯鼓勵國民議會通過海軍預算。「啊，那可恨的議會！」這就是德皇的回答。
與此同時，沙皇取代了羅斯福，開始發送海牙和會的邀請。沙皇覺得有必要挽回面子，美國這個自命不凡的暴發戶已經干涉得夠多了。1905年9月，沙皇的仗剛打完，便向華盛頓示意，他本人想保留號召開會的權利。羅斯福拱手相讓。幾個月前，羅斯福已經因為朴次茅斯條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覺得好事做得差不多了。「我特別不想以職業和平人士的身份出現……類似戈德金、舒爾茨的那種。」他在給新的國務卿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23]的信中說。和平人士並沒有因為羅斯福的退出而高興。正如其中一位所說，俄國「不屬於文明的先導者」。這一點在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時變得特別明顯。沙皇在危機的逼迫下同意立憲，組成議會，但是重新掌權後又立刻翻臉，解散杜馬，令國外的自由主義者驚駭不已。
總的來說，當時並不是召開和平大會的有利時機。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和平人士喜聞樂見的：英國的內閣更迭使得傳統上支持和平的自由黨人掌權。新上任的首相是亨利·坎貝爾-班納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眾人稱其為C.-B.。他是個頭腦冷靜，隨機應變的蘇格蘭人，出身富商家庭，因為譴責英國在布爾戰爭中建立集中營「方法野蠻」，在皇室和上流社會都不得人心。儘管如此，當愛德華國王不得不與他結交時，才發現他確實如某位共同的朋友所說，是「那麼坦率，那麼和善，那麼聰明，那麼富有幽默感」，不喜歡他是不可能的。C.-B.才智過人，老練圓滑，很懂處世之道，國王對此很是欣賞。這兩位紳士有不少相同的趣味，很快便情投意合起來。兩個人都是每年去馬里昂巴療養，都喜歡法國，和加里費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關係都非比尋常。C.-B.雖是自由黨人，卻出乎皇室的意料，「處理外交問題很有頭腦」。他在英國人當中法語水平堪稱一流，他喜歡在巴黎購物，吃法國菜，讀法國書，阿納托爾·法朗士是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一。
作為老派的自由黨人，C.-B.自然地繼承了裁軍[24]的觀念。他在當上首相的第一次公開演講上便多少有些輕率地保證，自由黨會在接下來的和平會議上為此努力，儘管沙皇的邀請函上省略了裁軍這個話題，和1898年的對比明顯。但C.-B.迎頭而上，並且保證為建立永久仲裁法庭而努力。「還有什麼比領導和平同盟更能彰顯這個偉大國家的高貴呢？」他問道。這麼做恐怕觸犯了內閣里由阿斯奎斯（Asquith）、霍爾丹（Haldane）和格雷（Grey）組成的一大集團，作為自由派中的帝國主義者，他們並不像C.-B.那麼熱衷於和平事業。他們曾想把70歲的C.-B.排擠到上議院，取得黨內領導權，怎奈C.-B.老當益壯，出人意料擋住了這一擊。C.-B.討厭這幫人，享受著自己勝利的喜悅。
但好景不長，這屆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無情的困境。多年來，自由黨一直痛斥保守黨好戰，現在輪到他們對國家的安全負責了。儘管在競選期間曾許下削減陸軍和海軍的經費，一旦大選確認了他們的執政地位，自由黨人便不再急著否定被保守黨開啟的軍隊現代化事業了。雖說C.-B.將帝國防衛委員會的費希爾、伊舍（Esher）勳爵和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起名為：該死的、專橫的和獨裁的（大概是依照這個順序）；但他並沒有解散帝國防衛委員會，更不用說「無畏」號戰列艦項目了。出任戰爭大臣的霍爾丹著手裁減了300萬英鎊的陸軍軍費，但與此同時，又通過全面的改革，提高了陸軍的戰鬥力，就像費希爾在海軍里做的那樣。他創立了總參謀部和預備役部隊，稱為地方自衛隊。公學和大學裡成立了軍官訓練團，並由政府提供武器、彈藥及教官。年輕人熱情地做出響應。軍號的呼喚和橫笛的尖嘯在軍官階層發揮了神奇的作用。不過，地方自衛隊的普通士兵人數在開始的幾年裡逐漸減少。
「無畏」號戰列艦於1906年編入現役英國皇家海軍，這對於自由黨人來說是個奇怪的勝利。費希爾要求1907年再造三艘「無畏」級軍艦，否則，他便威脅要辭職，並從海事委員會帶走三個成員。這個困境令自由黨人傷透腦筋，但也不是沒有解決方法。政府強調海軍只是防衛力量（考慮到封鎖的作用，這點值得商榷），以此批准了費希爾的「無畏」級戰列艦計劃，與此同時也免除了自由黨人良心上的不安。
各國又一次發現自己深陷窘境，不喜歡但又不得不去海牙開會。1906年和1907年的上半年，他們都在斷斷續續地討論會議日程，想以此推遲那令人不快的日子。1906年4月傳閱的俄國大綱上提議將仲裁和戰爭法規納入討論的範疇，但裁軍問題仍被忽略。剛剛在外戰中敗北，國內又有革命，政局不穩的俄國只想著裝滿彈藥，而不是裁軍，它之所以召集開會，只是不願被美國奪走主動權。就時任俄國外交部部長的伊茲沃爾斯基（Izvolsky）而言，裁軍是「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歇斯底里的女人們的狂熱」。但是，自由黨在英國主政後，裁軍的問題便無可迴避了。把這個已在1899年埋葬的議題重新拿出來談，有死灰復燃之感；不把它放到會議日程上，又無異於承認無望的局勢，引來公眾的譴責。在1906年4月的倫敦跨議會聯盟會議上，C.-B.敦促代表們能「以人道的名義」堅持要求各自的政府，帶著減少陸軍和海軍預算的堅定信念前往海牙。那次開會不怎麼愉快，因為在開幕當天，代表們聚在一起，向最年輕的議會及其驕傲的成員致以祝賀時，沙皇解散杜馬的消息傳來了。準備致歡迎詞的C.-B.聽聞後震驚萬分，他以演講詞向沙皇的決策挑戰：「杜馬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復活的。我們可以非常真誠地說：『杜馬死了；杜馬萬歲！』」他的坦率招致了俄國的官方抗議。
至於裁軍，德皇宣稱，假如這個問題在討論中出現——不管以何種形式——他的代表們都將退出會議。並且，他「虔誠地希望」這次大會根本「不要舉行」。他已經因為屈服於阿爾赫西拉斯談判而沒有打仗，受到國內好戰的泛日耳曼主義者以及皇儲的政黨的指責了。德國的外交官和別國大使們暗示，如果德皇被迫同意大會上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軍備限制政策，他恐怕會被罷黜。因為皇室之間的親戚關係，愛德華國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到別國走動，結果通常很不愉快。某一次訪問中，英王和德皇，也就是舅父和外甥，探討了即將召開的和平會議，僅有一次，談話的氛圍還算友善，可能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觀點並未背道而馳吧。英王「全然否定」和平會議，「他自己主動告訴我，他認為這是個『騙局』」，德皇在給羅斯福的信中這樣說。根據德皇的描述，愛德華國王說，和平會議不僅沒有用——必要的時刻，沒有人會理睬會議的決定的——而且還很危險，可能會引發國家間更多的摩擦，而不是和睦的關係。
在羅斯福看來，「警惕、好鬥、尚武且工業化的」現代德國顯然是「鄙夷海牙會議以及整個海牙理念的」。羅斯福那時擔心的是英國的自由黨政府會「在海牙會議上傷感得過火」。他對新上任的英國外交武官、國王的侄兒格萊亨（Gleichen）公爵說，他希望霍爾丹和格雷不要情不自禁，「感情用事」。羅斯福唯恐他們會「受所在黨派的影響，往那個方向走……但是別讓他們這麼做」。他確切地告訴格萊亨，他目前的想法是在軍艦的噸位上做限制，而不是海軍的預算上。羅斯福解釋道，他希望英國海軍的實力和歐洲及日本目前的比例能維持下去，並提出了1.5萬噸排水量的限額——他還不知道，此時停在朴次茅斯造船廠的龐然大物早已使這個數字成為過去。格萊亨把羅斯福的意思轉達給國王，並補充道，羅斯福在家（位於牡蠣灣）招待他的午餐「極為簡樸」，只有兩個黑人侍從在場。也沒有人去車站接他，總的來說，他對美方的安排很不滿意。
「無畏」號開始服役，美國海軍也不能落後，在羅斯福的要求下，1907年1月，國會批准建造同樣級別的兩艘軍艦。在給埃利奧特校長的信中，羅斯福稱，海軍是「維護和平最有利的因素，比任何和平協會都好」，而巴拿馬運河比海牙重要得多。在和平會議方面，「首要的麻煩是那些異想天開的空想家，他們瘋狂地想做不可思議的事」，羅斯福補充道。
安德魯·卡內基就是羅斯福眼中的那種空想家。卡內基在1900年把自己的公司賣給了摩根，換得2500萬美元債券。美國鋼鐵的四分之一都是由卡內基的公司生產的，這個數量和英國全國的鋼鐵產量差不多。他沒有諾貝爾那麼害羞，在有生之年便把賺得的錢用於有益於人類福祉的事業上。除了捐款給圖書館以增進人類智慧以外，他也希望為世界和平出力，在安德魯·懷特的敦促下，他已同意為海牙的仲裁法庭捐建一座大樓。
彼時，卡內基正在白宮和白廳之間穿梭，為促進和會事業而努力。可惜，在英國拒絕了他的限制戰艦大小的提議後，羅斯福對和會已失去興趣。高層通訊記者們想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以此避免做出承諾。羅斯福與德國和英國的君主都有通信往來，順暢地稱呼他們為「我親愛的威廉大帝」和「我親愛的愛德華國王」。
事到如今，除了C.-B.和國務卿魯特以外，沒有哪個公職人員還想把裁軍放到議事日程上了。魯特的想法是，哪怕一事無成，也應當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沒有幾次失敗，是換不來成功的：「失敗乃成功之母」，他這麼說。C.-B.也覺得世界各國必須不斷嘗試。雖然年老無子，最親密的伴侶——他的妻子新近過世，不到一年後，他本人也去世了，C.-B.仍然在儘自己的一份力。1907年3月，他打破首相的慣例，就當前政策問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海牙和會與限制軍備」，刊登在新創辦的自由黨周刊《國家》（倫敦）上。他寫道，雖然武器和軍械與第一次和會時相較，有所增加，但是和平運動也在發展，現在變得「更加堅定，無比強大」。他認為，應該給裁軍一個機會，讓它和仲裁一樣取得進步，後者已獲得了「1898年做夢也想不到的權威」。他指出，英國已經減少了陸軍和海軍的支出（這話說得不錯，如果新的「無畏」艦計劃不算在內的話），如果其他國家願意這麼做的話，英國還會進一步縮減開支。顯然，這麼做不會影響英國的海軍霸權，因為現狀被凍結了。但是，首相也強調，英國海軍不會對任何國家或國家群體構成挑戰。這麼論證就好比在良知的暗礁和政治現實的淺灘中艱難穿行，吃力不討好。德國人視其為英國和法俄密謀的證據，它們聯合在海牙施壓，阻止德國在「無畏」艦的競賽中獲勝。彪羅在國民議會上公開宣稱，德國將拒絕在和會上討論裁軍事宜。首相對裁軍的擁護同樣觸怒了英王愛德華，英王憤怒的程度和首相支持婦女選舉權時不相上下。「我估計他下星期還要支持修建英倫海峽隧道呢！」英王厭惡地說。不過，對於那項可怕的工程，C.-B.保持了克制。
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宣稱他已做好準備，隨時可在海牙討論軍費限制問題。霍爾丹真誠地和美國外交官亨利·懷特交談，告訴對方軍備限制的重要性，並在1906年前往德國，試探可能的協議範疇。但是，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其他政府，都沒有任何意願，對各自軍事裝備的自由做出限制，這是交談背後鐵的事實。義大利國王是唯一一個提到軍火商的人，他表示，裁軍會導致軍火商們「大爆發式的反對」，他可以肯定，德皇絕不會同意「剪掉克虜伯的翅膀」。德·馬頓斯教授作為俄國的代表，訪問各國首都，收集意見——就像已經去世的穆拉維約夫曾經做過的那樣。美國駐柏林大使直截了當地總結了情況：「德·馬頓斯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下次海牙和會上就裁軍採取任何實際的措施，沒有一丁點兒的可能。」
這些是外交官們私下的交流，在公眾面前，可不能如此粗暴地處理和平問題，至少在英國和美國不行。這不是沉默的、被動的大多數人的問題，誰知道他們怎麼想？大眾輿論一旦成形便跟風變幻，更可能接近的是戰爭，而不是和平。然而，裁軍問題如果被排除在海牙的議程之外，會引來知識分子——特別是和平運動人士——輿論的譁然。反戰人士每年都召開代表大會——1901年在格拉斯哥，1902年在摩納哥，1903年在魯昂（Rouen）和勒阿弗爾，1904年在波士頓，1905年在盧塞恩（Lucerne），1906年在米蘭——通過一份份決議，要求政府認真努力，結束軍備競賽。190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馮·蘇特納男爵夫人和她和平協會的同事們每年都在美國莫洪克湖開會，情緒仍然十分激動。1907年，簡·亞當斯出版了《和平更新的理想》一書，引發了羅斯福的不滿，因為和平合唱隊里又多了一個受人尊敬的聲音。
卡內基緊緊抓住C.-B.關於和平聯盟或者國際聯盟的想法（名字還沒有定下），決定應該由德皇建立這個組織，因為「我認為他應該為地球上的戰爭負責」。德皇喜歡百萬富翁，曾多次邀請卡內基赴宴，現在他終於起程，準備說服德皇承擔責任。出發之前，他寫信解釋，德皇將以「和平締造者」的稱號名垂青史，並附信給美國大使，「只要他和我們的總統在和平事業上共同努力，就能組成一個團隊」。1907年6月，抵達基爾港的卡內基兩次和德皇共進晚餐，其結果和斯特德與沙皇、馮·蘇特納男爵夫人與羅斯福的會面出奇相似。卡內基覺得這位帝王是個「出色的人，那麼聰明，幽默，面帶甜美的微笑。我覺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會表明自己是支持和平的……非常迷人——非常；沒辦法不喜歡他」。遠離甜美的微笑後，卡內基想起了他的任務，又寫信敦促德皇在海牙表明姿態，讓世界認識到他其實是「和平的門徒」。
這樣的言語和姿態是和平人士的習慣性弱點，其對公眾的影響——假如這種影響存在的話——只能是欺騙性的。與此同時，政治家告訴公眾的東西，聽起來都很崇高、有益，殘酷的現實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唯有一個人試圖指導公眾誠懇地看待戰爭。這個人就是馬漢。如今已是將軍的他，仍然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揚自由控制戰鬥力的重要性，特別是私人財產免於捕獲的危險，他預計這個問題會在新一屆海牙和會上再次提出。在他看來，軍事力量需要保護，以防止什麼都不懂的門外漢對它構成損害。結束國外旅行後，馬漢焦急地寫信給羅斯福：「大多數國家的公眾有著已然成形的觀念」，那就是戰爭的問題「存在著判斷錯誤和『貿然行事』的危險」。
正是因為這個已然成形的觀念，英國和美國不得不支持將裁軍問題擺上檯面。格雷和羅斯福都不相信這樣的討論會導致任何實際的結果，在和外國大使的談話中，他們都解釋說，堅持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公眾輿論著想」。德國、奧地利和俄國下定決心不予討論，否則可能會使自己陷入被動局面。經過了幾個月錯綜複雜的外交談判，和平會議的日程終於昭告天下，裁軍問題不在其中。各國的接收函上包含了許多保留意見，恐怕一見面，這個會議就要散掉。大英帝國、美國和西班牙保留了提出裁軍問題、展開討論的權利；德國、奧地利和俄國保留了在裁軍問題提出時，棄權或退出會議的權利；其他國家保留了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各種權利。
雖然面臨這麼多壓力，各國還是在1907年6月15日齊聚海牙。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20世紀的三大特點已經十分明顯：迅速發展的經濟，充滿創造活力的藝術，以及沉靜的「鼓聲，好像睡夢中的噪聲」。有的人聽不見，也有許多人聽見了，聽見的人也不一定因此擔心。為「決戰的那一天」乾杯是德國海軍軍官的習慣。一位英國遊客在拜羅伊特附近的一處溫泉與一群德國學生及年輕的海軍軍官相遇，他們「以最友好、最親切的方式，和我討論起我們兩國即將迎來的戰爭」。他們認為，風水輪流轉，每個帝國都有出頭的日子。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已經衰落，英國也不遠了。誰來填補這個空缺呢？當然是德國，這個強大、明智、高貴、天才的國家，其發展在19世紀尤為突出，現在已「泰然自若，做好了英勇戰鬥的準備」。不過，德國不是唯一一個泰然自若的國家。咄咄逼人的新強權——日本和美國使歐洲確信，這些國家衝突在即。《加利福尼亞州移民排除法案》在日本國內引起民憤後，這兩個國家都對自身很有信心。「戰爭是大勢所趨，」國務卿魯特寫道，「不是現在，而是幾年之後。」
戰爭的前景在統治階層的許多人看來，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事實。蘭斯頓爵士在上議院反對《養老金法案》時說，這個法案的花銷和打一場仗差不多，而去南非打仗是一項更好的投資。「戰爭的後果固然可怕，但至少能提升這個國家的道德品質」，而目前討論的措施則會削弱它。如果說戰爭的前景令工人階級的發言人膽戰心驚，暴力本身卻不會。喬治·索列爾在1908年出版的《反思暴力》一書中宣稱，以階級鬥爭為目的的無產階級暴力「卓越而英勇」，將把世界從荒蠻中拯救出來。
第二次海牙和會規模更大，時間更長，簽訂了更多的公約，但除此以外，與上次的差別不大。會議從10月開始，持續了4個月，而不是上次的兩個月，達成了13份公約，上次是3份。由於美國不顧歐洲各國的反感，堅持邀請拉丁美洲國家出席，一共有44個國家、256名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與之相比，第一次和會只有26個國家、108名代表。因為人數眾多，會議地點改在了海牙市中心的「騎士之家」（Ridderzaal），即荷蘭議會的所在地，而不是可愛的公園裡的林中屋。許多代表是老面孔了，但1899年的顯要人物也有不少缺席的。法國的布儒瓦和比利時的貝爾納特仍然是各自代表團的領導，但是明斯特、龐斯富特和德·斯塔爾已經去世；安德魯·懷特沒有回來；馬漢和費希爾也不在，不過他們的精神可能留在了海牙。新的主席還是俄國人——M·內里多夫（M. Nelidov），和他的前任一樣，也是年長的外交官；從他的發言和舉止來看，他對會議的理念缺乏贊同感，而且大多數時間身體都不好，便把俄國代表團的指揮權交給了傲慢的德·馬頓斯教授，而德·馬頓斯也因為痛風常常待在自己的房間裡，不能出門。俄國代表團的成員居住在不同的酒店，似有內部分裂的趨勢。
兩年前和貝爾納特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艾斯圖內勒男爵這次仍是法國代表團的一員。面黃肌瘦的佐恩教授來自德國。新面孔包括義大利代表托爾涅利（Tornielli）伯爵，他的夫人就是在那可怕的一天和盧拜總統同乘馬車去歐特伊的人[25]。還有臭名昭著的德·索韋拉爾侯爵（Marquis de Soveral），他代表葡萄牙。此人是愛德華國王的密友，在倫敦有「藍猴」之稱，據說「他向所有最美的女人求愛，而所有最好的男人都是他的朋友」。還有成批的新人——拉丁美洲「完美的花花公子」。
不屈不撓的龐斯富特不在了。他在1902年去世時，羅斯福用巡洋艦把他的屍體送回英國，並說道：「我這麼做不是因為他是大使，而是因為他是個絕對的好人。」他的位置被一位法官——愛德華·弗萊（Edward Fry）爵士占據了（如果不是取代的話）。弗萊爵士是個82歲的教友派，身材矮小，超脫名利，不過話雖這麼說，他卻不願意把英國代表團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他的助手——歐內斯特·薩道義（Ernest Satow）爵士。後者是個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曾擔任英國駐華公使，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而弗萊就不行了。
大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是美國和德國的首席代表：約瑟夫·霍奇斯·喬特（Joseph Hodges Choate）先生，75歲，白色鬍鬚，看上去像是19世紀的化身；馬沙爾·馮·比伯斯汀（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文雅而時髦，雖然只比喬特小10歲，卻顯然是個新時代的人。喬特友好而精明，以能言善辯而聞名，1899年至1905年任美國駐英大使，律師出身，他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對財產權益的出色辯論使得所得稅的徵收延遲了18年。他在斯多克橋擁有一處由斯坦福·懷特[26]設計的避暑住宅。他那光滑的絲綢帽子下閃閃發光的白髮成為海牙和會的地標。
馬沙爾男爵是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面頰上有兩道疤痕，是當年在海德堡上學時決鬥留下的，那一副「高傲而聰明的面容，似乎在鄙視人類的愚昧」。他彈鋼琴，下象棋，種玫瑰，煙不離手，偶爾彈掉大衣絲綢翻領上的菸灰，那姿勢似乎表明他處理人類問題時也不會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他鄙視公眾輿論，認為那是報紙隨意製造的。不能控制新聞出版的政府，不是名副其實的政府。而控制報紙最好的辦法是「當著它的面用力關門」，這就是馬沙爾的建議。他對其他與會代表的看法也是愛憎分明：德·馬頓斯是個「極度缺乏智慧的江湖騙子」；巴西代表巴巴羅薩（Barbarosa）「最為無聊」；弗萊是個「完全沒有現代生活經驗的好老頭」；托爾涅利「溫和平靜」；日本代表都築馨六在德國留過學，是個會說德語的「上等」人，對「皇帝陛下極為尊崇」；俄國陸軍代表米克爾森（Michelson）上校在演講中說戰爭是可怕的，要盡一切努力仲裁調停，避免其發生——這話如果出自馮·蘇特納男爵夫人之口，還情有可原，而一位上校這麼說絕對是「醜聞」；喬特是列國代表中「最非凡的人物」，有「超群的智力、淵博的法律知識和強大的政治能力」。
在討論限制鋪設地雷的提案時，馬沙爾的發言震驚了在場的代表；他警告為戰爭設立準則是愚蠢的行為，因為它在「現實的法則」面前恐怕是無效的。這個說法引起了新聞界的廣泛評論，甚至桂冠詩人也在《泰晤士報》發表見解。阿爾福爾德·奧斯丁義憤填膺，無法寫詩了，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馬沙爾的話是為未來德國的侵略行徑發出了清晰的警告，德國的鄰邦——荷蘭、比利時、法國、奧地利——都不能掉以輕心。「收到正式預警」的英國應當採取徵兵制，桂冠詩人文章的結尾借用了他的前任——丁尼生爵士的話：「列隊！列隊！步兵們，列隊！」
和平運動人士照舊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海牙，伯莎·馮·蘇特納和斯特德也在其中。斯特德再次自封為獨立書記員，記載會議進程、各色人物、激烈爭辯和私下交易——這次是以名為「和會郵報」（Courrier de la Conférence）的日報發行，每天四版。安德魯·卡內基取代了死去的布洛赫的位置，為新的和平宮（Peace Palace）打下地基，他為此捐贈了125萬美元。經商定，每個與會國家都要為這棟樓貢獻出最好的東西，以表達「普遍的善意和希望」。社會主義者照舊來了，這一回無政府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也來了，利用和平大會的時間在阿姆斯特丹開他們的代表大會，希望為他們的事業引來世界的關注。荷蘭牧師兼和平主義者多米拉·尼文會斯（Domela Nieuwenhuis）設法將無政府主義和宗教結合，並保持真誠的態度。他毫無偏見地譴責卡內基和各國代表——他們做著帶來死亡的交易，一邊建造和平的神殿，一邊坦然接收武器訂單，「連日本來的也不例外」。他的職責也許不合時宜，但卻是準確的。「讓所有的工人，無論國籍，都起來罷工，抗議戰爭吧！戰爭就不會再有了！」尼文會斯呼喊道。
大會的工作照舊按照委員會來組織——仲裁委員會、陸戰法規委員會、海戰法規委員會——還增加了第四個委員會——海商法委員會。布儒瓦和貝爾納特仍是第一和第二委員會的主席，托爾涅利和德·馬頓斯分別擔任第三和第四委員會主席。內里多夫的開幕式演講沒有引發任何興趣；大會開頭的幾天很陰鬱，會場的安排和任務的分配混淆不清，全體大會上的音效很差，以至於代表們曾就上一位演講者用的是英語還是法語進行激烈的爭論。
裁軍問題必須要討論，哪怕目的只是為了向公眾展示它是行不通的，而政治家們的意圖是真誠的——英國人堅持執行了這個想法，在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並沒有國家退席，因為愛德華·格雷爵士之前的解釋雖然曖昧不明，卻也讓大家明白，對這個話題的探討不會陷入令人不快的境地。確實如他所說。愛德華·弗萊爵士嚴肅而動人地陳述了死亡的引擎節節攀升、令人震驚的事實，然後提出「進一步認真研究」的決議案，這正是1899年擱置時使用的措辭。內里多夫同意，如果說1899年談軍備限制時機還不夠成熟的話，1907年也同樣如此，代表們沒有投票就接納了弗萊的決議案。這個話題總共討論了25分鐘。這場「既可憐又可恥的災難」令斯特德憤怒，就連國務卿魯特也斷定，格雷的支持不過是為了「滿足英國公眾輿論」而做出的姿態罷了。
在弗萊的「葬禮演說」之後（這個名號是馬沙爾起的），世界對海牙和會已不耐煩，甚至記者們都失去了興趣。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代表反倒集中精力干正事，討論起戰爭的法規和技術細節來。代表們就他們的專業——中立國的權利和義務、武力索賠契約債務、戰爭開始的規則等將戰爭視為人類生活理所當然的問題——起草、論辯，全神貫注，忙得不亦樂乎。他們還真的比第一次和會時更認真，仿佛戰爭不僅是無法更改的事實，還是迫在眉睫的事實。委員會每天開兩次會，需要閱讀冗長的文件，徵詢專家的意見，準備新的草案，為了制定妥協方案而進行的機密談話也無休無止。「過去的6個星期太辛苦了，我在律師資格考試後還沒這麼用功過。」馬沙爾向彪羅匯報時說。
用氣球投擲投射彈和爆炸物的問題經過討論後，為了避免自我否定，代表們把禁令延長了5年。中立國領土——比利時極為關切的問題——被承認是不容侵犯的，代表們制定了一份包括25項條款的公約，確立了如若中立國被侵犯，將採取的程序規則。日本1904年奸詐地突襲俄國，開啟日俄戰爭的行為引發了有趣的討論。討論的結果是一份公約，簽署國同意，在發出明確的警告——可以是宣戰公告或者最後通牒——之前，不得開戰。還通過了一份包含56項條款的公約，重新定義了陸地戰爭的法規和慣例。1902年的委內瑞拉事件促成了另一份公約的產生，禁止使用武力索賠契約債務，除非欠債國拒絕仲裁。這份公約代表著國際法的明確進步。
海戰是激烈爭論的對象，對海上貿易的捕獲是核心問題。作為海上封鎖的基本武器，英國堅決捍衛捕獲權不受任何限制。而德國對於用捕獲法庭（prize court）或其他干涉措施進行限制的決心也同樣堅定。至於潛水艇和自動觸發水雷等對抗封鎖的武器，德國堅決捍衛使用的權利，而英國要求限制。在私人財產赦免的問題上，如果說美國代表團還沒有聽懂馬漢的告誡的話，格雷已經明白了。他告訴手下的代表們，如果一條原則的「邏輯結論使得廢除商業封鎖成為必須的話」，英國是不能同意的。他還為此準備了一個扭曲的理由，這是馬漢絕對想不出來的。任何「企圖縮小戰爭的不良因素，消除公眾抵制戰爭的顧慮」的條款，英國都是不能同意的。翻譯成簡單的語言，也就是說，英國不能同意任何減少戰爭的損害，以使人們更輕易參戰的條款。對於英國自由黨來說，為本來就利己的政策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最擅長此道，或者說，表達最為隱晦的莫過於這位愛德華·格雷爵士了。
最終，大會通過了8個關於海戰的公約，對傷害敵人的所有方式設定法規，明確權利和限制。光是禁止自動觸發水雷的條款就有13條，只有鋪設1小時後自動失效的觸髮式水雷才被允許使用；另外13個條款對海軍轟炸岸上設施做出了規定；57個條款支配國際捕獲法院。其餘的公約則與捕獲的權利、走私的性質、中立國在海戰中的權利和義務有關，但是這些公約很不令人滿意，關於它們的討論將在下一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上繼續。
龐斯富特離開之後，仲裁的推動力就主要由美國承擔了，律師出身的國務卿魯特是喬特背後支持的力量。魯特的目標是把1899年建立的，針對同意仲裁的訴訟國的非強制性法庭轉變為常設國際法院，由常任法官「在司法責任的意義下，通過司法方法」解決國際法上的問題。羅斯福總統對這一目標的支持並無堅定的信念。他在會議進行了一半時，向魯特坦白：「我沒怎麼關注海牙的情況。」而對他的朋友、德國駐美大使斯派克·馮·斯滕伯格（Speck von Sternberg），他的話則更有力度——出於某些原因，他和德國人有如此交流的習慣。他告訴斯派克，他對海牙的進程沒有適當的興趣，因為他「實在厭惡」專業和平人士喋喋不休的廢話。
美國設立常設法庭的提議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巴西堅持44國都要有代表成為障礙之一。用一位評論員的話說，「土耳其、波斯等墮落的東方國家……或中南美洲的混血兒律師」為他們做決策，歐洲大國的代表想到這點就受不了。但問題的癥結還是在強制性仲裁上。這一點取決於最後的答案，「1907年開的這場會，到底是和平會議還是戰爭會議？」馬沙爾在給柏林的報告中寫道。既然他的國家完全否定強制性原則，馬沙爾應該已經知道問題的答案了。然而，他並沒有像前任那樣，陷入困難的孤立狀態。他反而強烈支持仲裁的原則，而同時又反對所有將之付諸實踐的措施，正如喬特所說的那樣。大會試圖弄出一系列無關痛癢的問題作為強制提交仲裁的項目，讓大家都同意，但是還是有8個國家投了反對票，未能成形。最終，包含96項條款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獲得通過，強制性原則不在其列。因此，法院無法成立。
還有最後一個爭論的焦點：第三次和會。海牙理念的信奉者們希望能看到在相互依存的原則下建立的常設機構和定期會議。國家作為獨立主權單位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大會解散之前，他們想做出再次集會的承諾。非信徒們，主要是歐洲大國，不想要更多限制它們自由行動、通過強制和平解決而侵犯國家主權的東西。它們反對對第三次和會的承諾，特別是因為該問題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國務卿魯特真誠地相信連續的失敗是成功的必需，認為每次大會所取得的成績都是下一次大會目標實現的條件，所以他吩咐喬特達成召開第三次和會的決議。現在讓各國做出承諾，他是想和俄國較量，取得和會的倡議權和控制權。喬特和態度勉強的代表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直到他向內里多夫威脅說，如果無法達成協議，就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決，反對的聲音才平息下來。代表們通過決議，建議下次會議在「與前述會議間隔時間相同的周期」召開，也就是8年之後。
完成了這麼多，至少已在「使國家的做法與其公開表示的和平願望一致」上取得進步了，魯特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這個願望足夠真實。因為它，各國兩次相聚海牙。因為它，人類與生俱來的保衛自己的欲望兩次和與之相反的意向交鋒。國際新秩序的目標——國家願意放棄戰爭的自由以換取法律保障——還在前頭。正如喬特後來所說，海牙和會上邁出的步伐註定是「躊躇而矜持的」。
他期待1915年的下一次會議能取得進一步成果。
[1] 拉丁文：urbi et orbi（教皇訓令中的祝福語）。
[2] 威廉二世乃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09—1901）之外孫，和眾多歐洲皇室成員都有血緣關係。
[3] 拉丁語：直譯為「我們不能」，指無能為力，無法對事情採取行動。這個詞被用來形容庇護九世、利奧十三世等教皇的外交政策。
[4] 庫諾·弗朗克（Kuno Francke，1855—1930）：美籍德裔歷史學家、教育家，哈佛大學教授。
[5] 即參與美西戰爭馬尼拉戰役的喬治·杜威，美國海軍特級上將。
[6] 即索爾茲伯里姓氏的首字母。
[7] 該報於1865年創辦於倫敦，後合併至《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旗下。其名字取自英國作家薩克雷筆下虛構的報紙。蕭伯納、王爾德、斯蒂文森等作家都曾為此報執筆。福爾摩斯系列故事、《時間機器》等文學作品中都提及過這份報紙。斯特德在1883—1889年擔任此報主編。
[8] 指巴塔克大屠殺，發生在1876年「四月起義」期間，土耳其非正規軍對保加利亞人的屠殺。
[9] 即貝莎·帕爾默（Bertha Palmer），美國女商人、慈善家、社會名流。
[10] 菲尼亞斯·泰勒·巴納姆（Phineas Taylor Barnum）：美國19世紀娛樂業的重要人物，「玲玲馬戲團」的所有者，帶著包括著名的連體嬰「暹羅雙胞胎」在內的各種神奇展品到處巡演。
[11] 奧蘭治自由邦是非洲南部的獨立國家，後來成為南非的一個省份。
[12] 傑克可用作約翰的暱稱。
[13] Stadtholders是從中世紀承襲的頭銜，直譯為執政，實則是荷蘭等低地國家的元首。
[14] 此處諷刺俄國沙皇抵制立憲。
[15] 即把戰場從陸地、海洋擴大至空中。
[16] 希伯來文，意為迫在眉睫的凶兆。《聖經·舊約·但以理書》中記載，古巴比倫王伯沙撒在歡宴時看見神秘的手指在皇宮的牆上寫下上述文字，預言其大難臨頭。
[17] 埃菲爾鐵塔建於1889年，作為當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入會拱門。
[18] 摩洛哥港口城市。
[19] 即當時的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1759—1806）。
[20] 「滿滿的飯盒」是美國共和黨1900年提出的競選口號，見本書第三章。
[21] 西奧多·羅斯福的暱稱。
[2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23] 海伊於1905年6月去世。——原注
[24] 此處探討的問題是限制軍備（limitation of amaments），而非裁軍（disarmament），但因為裁軍這個說法較為簡練，在當時普遍使用，故本書也遵循這個用法。——原注
[25] 指的是法國總統在歐特伊遭反德雷福斯派的襲擊一事，詳見本書第四章。
[26] 斯坦福·懷特（Stanford White）：美國著名建築師，華盛頓廣場拱門（紐約）的設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