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四章 「我要戰鬥！」 法國：1894—1899

「法國的魅力是永恆的。」說這話的是一位英國人——德文郡公爵的秘書，阿爾梅里克·菲茨羅伊爵士（Sir Almeric Fitzroy）。他覺得每個西方文明的產兒都要感激法國——這個國家「在痛苦中有毀滅舊世界的衝動，賦予今天生命與熱情」。在1897年夏天到1899年夏天這兩年間，那種瓦解一切的能量回歸了。道德的熱情撕裂了舊時的傷疤，社會被打散，思想、能量、榮譽被吞噬。法國縱身跳入歷史上最大的騷亂之一。 在這「沒完沒了的兩年」當中，人們為了一個蒙冤的囚犯訴請再審而努力著，「命懸一線」，未來的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說，他當時才20多歲。那個「喧囂的年代」似乎「是名副其實的內戰……所有東西都集中於一個問題。最親密的感情和個人關係也被打斷，世界被倒了個兒，一切要重新分類……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場人類危機，和法國大革命一樣猛烈，雖然時間沒那麼長」。 「天堂也會因此事分裂，」在這個事件中與布魯姆觀點相反的沃古爾（Vogüé）子爵寫道，「受那場可怕的衝突刺激，法國最美好的靈魂互相攻擊，但他們高貴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動機和獸慾。」 衝突的參與者在摧殘他們的風暴中感受到崇高。他們劇烈的情感驅散了頹廢，他們再次意識到「至高無上的原則和無窮無盡的能量」。包圍他們的除了勇氣和犧牲，也有仇恨、邪惡和恐懼。他們的鬥爭是一首史詩，其結局將決定共和國的命運。論辯雙方都為了一個理念而決鬥，即他們對法國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國，一方是1789年的法國；一方想抓住最後一次機會逮捕社會進步人士，重振古老的價值體系，另一方想捍衛共和國的尊嚴，保護其不受反動力量的控制。支持再審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視法國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國家、理性的老師、法律的編纂者，所以，法國走向邪路、默許誤判使他們難以忍受。他們是為正義而戰。另一派的人則以祖國（Patrie）之名而戰，為了維護軍隊作為國家的後盾和保護者，教堂作為國家靈魂的導師和領路人。他們以民族主義者的名號集結，在這個隊伍中，真誠的民眾與卑鄙下流、蠱惑民心的政客為伍，不惜採取魯莽殘忍的舉措，整個世界驚奇而輕蔑地注視著法國的苦難。雙方被兇猛的對抗和最後的承諾鎖住，無法脫身，而他們的鬥爭造成國家分裂，給國境線上的敵人以可乘之機，而後者每天都在虎視眈眈地等待著。 「我們是英雄。」夏爾·佩吉（Charles Péguy）宣告。他從聖女貞德那裡承襲神秘主義術語，變換、提升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運動。他在1910年寫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用英雄主義的需求來解釋。這種需求過一段時間就會占據這個民族，這個人種——占據我們整整一代人。其他偉大的考驗也一樣：戰爭……偉大的戰爭或者偉大的革命之所以爆發，是因為有偉大的人民；偉大的民族需要爆發，正因為已經有了足夠的和平。這總是意味著偉大的群體感受到一種暴力的需求，為了一種偉大運動的神秘需求……對榮譽、戰爭、歷史的突然需求，這引發了一場爆炸，一次噴發……」如果說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價值觀和力量無比強大，那是因為當時正是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番經歷。德雷福斯事件帶給人們刻骨銘心的傳奇感。 一位猶太裔軍官被以向德國出售軍事秘密為由判叛國罪，成為雙方開戰（casus belli）的理由；戰鬥的一方想阻止再審，而另一方要爭取再審。當時的政府十分軟弱，把寶全押在了會摧毀它的力量上——支持原判。法國政府沒有英國的那麼穩定、受人尊敬、結實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沒有多少公信力，備受輕視，處於防禦狀態。1789年後，共和國經歷了兩次王政復辟。1871年後以第三共和國的名號出現，法國才逐漸恢復元氣、繁榮興旺，成為一個帝國。它滋養藝術，以最有文化的首都而自豪，並在大革命的百年紀念日建成了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不可思議的埃菲爾鐵塔，高聳在塞納河畔，象徵著這個國家的活力與天才。 然而，法國的政治總是充滿分歧。在內部，不甘失敗、無法抑制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與第二帝國的支持者懷恨在心，在外部又受德國強力的壓迫，覺得和德國的仗還沒打完，渴求報復（revanche）卻又無力為之。1889年，對共和國的不滿在布朗熱將軍的政變中達到了緊要關頭，所有反革命因素都是他的支持者——教會、200個商業和金融家族、流亡的貴族、保皇派，以及這些團體的追隨者、同情者，他們共同構成了右翼集團。布朗熱的政變徹底失敗了，總理夏爾·弗洛凱（Charles Floquet）的評論令人難忘：「以將軍的年紀，拿破崙已經死了。」即便如此，布朗熱政變撼動了共和國，激發了右翼的挫折感和期待。 1894年10月至12月間，在總參謀部任職的炮兵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逮捕、審訊、定罪和判決。結論本身並非是對無辜者的刻意陷害，而是建立在由於反感而產生的合理懷疑、旁證，以及本能的偏見之上。有證據表明軍事機密確實由總參謀部的某個炮兵軍官出賣給了德國。德雷福斯除了滿足上述條件外，還是永恆的局外人——猶太人，吸收叛國污點的當然人選。他與同事相處得也不好。倔強、沉默、冷淡，舉止雖中規中矩，卻顯得不太自然。他沒有朋友，很少表達觀點或流露感情，在工作上好用權威、多管閒事已經引起了不滿。他一受到懷疑，這些個性特點就透露出險惡的用心。他在外表上毫不張揚，正是間諜的慣用掩護。身高中等，體重一般，留中等長度的棕色頭髮，中年人，36歲，嗓音單調沉悶，除了無框單片眼鏡以外，毫無特殊之處。而那種鏡片也是當時流行的。人們很快就懷疑上他，但是找不到動機和證據。於是，負責調查此事的軍官，特別是亨利少校（Major Henry）與帕蒂上校（Colonel du Paty de Clam）伸出援手，偽造了這些證據。他們確信德雷福斯是個卑劣的叛徒，將軍事防禦機密賣給了法國的宿敵，因此他們認為，只要能定他的罪，不管提供什麼東西都有理。總參謀部的長官被他們整理的材料（後來被稱作「密件」）說服，也由衷認為德雷福斯有罪，但是這還不能作為法律證據。意識到這一點，且此案牽涉到敏感的德國問題，又擔心新聞界的要挾，戰爭部長梅西耶（Mercier）將軍要求政府（他也是政府成員之一）同意不公開德雷福斯上尉的軍事審判。五位軍事法官在質詢時提出疑問，「密件」被呈了上來，並扣押不給被告看。這些文件也說服了法官，他們一致認定德雷福斯有罪。政治犯罪的死刑處罰在1848年就廢除了，因此，他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由於德雷福斯拒絕認罪，堅持自己是無辜的，便被監禁在了魔鬼島——專為亡命之徒而設的南美三大離岸監獄島之一。魔鬼島為德雷福斯單獨準備了一個長2英里（約3.2千米），寬500碼（約450米）的空間，外圍由石頭堆砌，讓他待在石屋裡，永遠被監視。關於德雷福斯已經認罪的謠言進一步證實了軍事法庭的觀點，該謠言被公開印刷，在各報刊上傳遞，像正式聲明一樣有力，滿足了公眾的需求。 拚命地揭露或掩藏真相是接下來三年的特徵。漫長而痛苦地爭取司法覆核被稱作「修正」（Revision）。發生的起因是一些分散在各處的人們對於閉門審訊起了疑心，推測可能會有誤判。他們繼而掌握了審判的不合法之處——材料沒有展示給被告——而且，不斷有證據指向可能的真正元兇，一個放蕩不羈、舉止奇異的軍官——費迪南·瓦爾桑-埃斯特哈齊（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來自這些人的壓力和打探使得原先偽造德雷福斯案件證據的人試圖鞏固他們的薄弱之處。反間諜局的亨利少校本身就是處理偽造和法外程序的，他偽造了一封信，據稱是義大利軍事專員帕尼扎蒂（Panizzardi）寫給他的德國同事的，信中指稱德雷福斯有罪。這之後，軍隊的申訴就取決於這封信了。修正派的每一個動作都引得總參謀部偽造更多的「密件」遮蓋過去的謊言，以支持他們的論點。越來越多的軍官參與到密謀中。他們召開秘密會議，發出警告，甚至敲詐，帕蒂與埃斯特哈齊也在暗中建立關係，他們戴起假鬍子和墨鏡……軍隊被捲入各種無法解釋的鬧劇中，事到如今，已經無法承受面對真相和重新審理案件了。任何一個鼓動修正或對德雷福斯的合法定罪提出疑問的人自動成為軍隊的敵人，推而廣之也就是法國的敵人。 軍隊無關政治，不屬於教會，不是只有貴族或保皇派加入，也不一定是反猶主義的。儘管許多軍官滿足以上所有條件，但軍隊作為一個團體是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像教會那樣是共和國的敵人。雖說軍官個人可能有反對共和政體的情緒，軍隊仍然是國家的工具。需要軍隊的共和國正努力將它轉變為更嚴肅的、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團隊，而不是第二帝國時期那種像歌劇團一樣的隊伍，從克里米亞到色當，一個勁兒地猛衝，有勇無謀。就整體而言，軍官團主要還是聖西爾軍校畢業，出身名門望族的人，在精神上牴觸革命思想。它狂熱追求的是高於平民的階層，不怎麼關心也意識不到國家其餘的地方都發生了什麼。這是一個俱樂部，忠實於成員資格，培養有別於他人的特殊性，最明顯的記號就是制服了。和下了班就脫掉軍服的英國軍官不同，法國軍官在1900年之前從來不穿便裝。他們薪水很低，提拔很慢，要被派到某個鄉下駐守很長時間，相當沉悶。給他們的補償是威望：勳章，赦免權，在那個階級里的威信；簡言之，就是他們獲得的尊敬。 這種尊敬可了不得。在人民眼中，軍隊是超越政治的；它就是國家，就是法國，就是法國的偉大。歌德說「這一天將開啟世界歷史的新時代」時，觀看的是革命的軍隊，帝國的軍隊，1792年瓦爾密的軍隊。被歐內斯特·拉維斯[1]驕傲地稱為「史上最完美的戰爭工具」的是馬倫戈、奧斯特里茨、瓦格拉姆[2]的軍隊（Grande Armée）。鎧甲和軍刀、克皮軍帽和紅褲子（pantalons rouges）的軍隊，塞瓦斯托波爾和馬拉科夫的軍隊，紫紅和洋紅的軍隊，在普魯士崛起之前使法國成為歐洲最強的軍事大國的軍隊，是悲劇的軍隊，也是光榮的軍隊，在色當奮戰到最後一槍一彈的軍隊，騎兵勇猛衝鋒，引得德國皇帝驚叫：「哦，勇敢的人啊！」[3]25年過去了，德國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軍隊不僅是國家的捍衛者，也是復仇的執行者，是他日重塑國家輝煌的途徑。上校和團長行軍通過時，人們紛紛脫帽致敬。用阿納托爾·法朗士所諷刺的一個角色的話說（這並非失實的歪曲）——軍隊「是我們輝煌的過去遺留下來唯一的東西。現在它安慰著我們，給我們未來的希望」。軍隊確實是「勇敢的人」（les braves gens）。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軍隊成了它的朋友們的囚徒——神職人員、保皇派、反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及所有反對共和政體的組織，這些人出於自身的目的，視軍隊的榮譽為他們戰鬥的號角。因為一開始就認定了德雷福斯有罪，軍官為了定罪還做偽證和密謀，軍隊的榮譽便成了堅持原判的同義詞。必須捍衛這座城堡，抵抗修正派。 這些人認為，再審會破壞軍隊的名聲，而名譽盡喪的軍隊無法和德國打仗，這就是抵制修正的原因。「修正意味著戰爭。」保皇派報紙《法國公報》（Gazette de France）宣稱。一個雜亂無章的軍隊去打仗，當然會「慘敗」——這個詞（la Débâcle）是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才用起來的。如果戰士們鄙視他們的軍官，怎麼可能接受他們的領導，投入戰鬥呢？保皇派人士德·豪斯松威爾伯爵（Comte d』Haussonville）問道。雖然他認為把一個無辜的人關在監獄「很可怕」，反猶主義宣傳「令人反感」，但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反對軍隊的宣傳更糟，因為這麼做破壞了對軍官團的信心。正是因為擔心軍隊會變得軟弱動搖，才使得國會和民眾反對修正。軍隊是和平的保證。「法國熱愛和平，喜歡光榮」，有人這麼說，連這種情緒也受到修正的傷害。懷疑總參謀部的絕對可靠就是褻瀆光榮的軍隊（la gloire militaire），任何一個這麼想的人不是親德派就是叛徒。 人們被複雜的公文、摹本、審訊、密件弄得不知所措，刻意仿造文件以陷害無辜，這種事怎麼能和軍隊聯繫在一起呢？軍隊意味著遊行、制服、軍靴、肩章、槍炮和旗幟。驕傲地騎在馬背上，手持利劍，和著音樂和軍鼓的節拍的軍官怎麼可能彎著腰，在窒悶的辦公室里仔細仿造筆記、用剪刀和膠水剪切粘貼信件呢？這一點兒都不勇敢，和軍事無關，所以一定是污衊中傷。法國人是愛國的，擁護共和政體的；他們相信在報紙上讀到的東西，熱愛軍隊，憎恨並害怕「其他」的東西，即無政府主義者（sans-patrie）、煽動演說家、縱火燒教堂的人，還有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有人告訴他們，這些人宣誓要消滅軍隊。人們喊著「軍隊萬歲！（Vive l』Armée！）」「共和國萬歲！（Vive la République！）」「打倒德雷福斯派！」「打倒猶太人！」「叛徒去死！」「梅西耶萬歲！（Vive Mercier！）」以及其他一些驅逐邪惡，恢覆信心的咒語。 在這個事件中，奧古斯特·梅西耶將軍成了軍隊的化身。他就是1894年擔任戰爭部長，一開始下令逮捕德雷福斯的人，正是這一做法引起了一連串後果，使他成為軍隊支持者們的偶像，他們奮鬥目標的象徵。在上流社會（haut monde）的聚會中，梅西耶將軍一進屋，女士們就站起身來迎接。他61歲，身材高大瘦削，挺拔而整潔，面部線條很硬，鼻子自然彎曲，小鬍子上翹，和德國皇帝的式樣相同，他的眼神不帶感情，時常半閉著，只有在冷酷地掃視別人時才完全睜開。他是個老兵，在墨西哥和普法戰爭時的麥茨都打過仗；1893年接受戰爭部任命時，全體員工都歡迎他，因為他是個真正的戰士，而非政客。當無政府主義者瓦揚在議會投炸彈時，梅西耶端坐在煙塵和喧鬧中，紋絲不動，直到后座的一個碎片彈到他身邊，他撿了起來，交給了身後的議員，面無表情地說：「你可以拿去了。」他的個性堅定果斷，深思熟慮，舉止溫文爾雅，審慎拘謹，他一直彬彬有禮，從未屈從於熱情。鬥爭持續升級時，其他人都用「骯髒的野獸」（sale bête）或「混蛋」（ce salaud）來稱呼他們鄙視的對手，但梅西耶堅持稱呼對方「先生」。 1894年，梅西耶意識到總參謀部出了間諜，針對德雷福斯的罪證又有法律上的缺陷，於是下令先逮捕德雷福斯，希望他能供認罪行。但德雷福斯並沒有認罪，調查此事的軍官在拚命尋找鞏固指控的新證據，此時逮捕的消息泄露給了反猶主義報紙《自由言論》（La Libre Parole），該報斷言德雷福斯不會被審判，因為梅西耶被猶太人收買了。在《自由言論》和其他報紙的刺激下，梅西耶叫來了《費加羅報》的軍事版編輯，告訴他自己由衷相信的東西：他從一開始就掌握了「德雷福斯叛國的鐵證」，而且德雷福斯的「罪行絕對成立」。因此，梅西耶在審判前就把軍隊和德雷福斯有罪連在了一起，打上了誰都解不開的死結。人們立即意識到了這一情形。「今天，不支持梅西耶就要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議會副手休將軍（General Riu）對記者說。「如果德雷福斯被判無罪，梅西耶就得下台，」保皇派編輯卡薩蘭克（Cassagnac）在《權威》上寫道，並補充，既然梅西耶也是政府成員，「如果德雷福斯無罪，政府就有罪。」此後，每次重複這個選擇都令情形越來越嚴重。 在審判中，也是梅西耶將軍授權呈交密件，並扣押不給被告看的——就是這一行為使得審判不合法。梅西耶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為意義重大，在接下來的兩年都沒有改變立場。偽造和誤判的證據越來越多，梅西耶的態度卻越來越傲慢，始終堅持德雷福斯有罪。一旦證實德雷福斯的判決是基於偽造的證據，重審案件就會揭露戰爭部、總參謀部以及梅西耶本人的欺騙行為。簡言之，引用梅西耶同事的話說，如果在重審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無罪，梅西耶將軍就成了叛徒」。每一次重新調查和取證，從埃斯特哈齊的審判，到左拉的審判，上訴法院的調查，再到在雷恩的最後審判，梅西耶都擊敗了修正派，守住了錯誤判決的堡壘。他舉止僵硬，高傲自大，面部表情冷得像冰，即便他所陳述的整個構架都搖搖欲墜，他也沒有失去控制。一位旁觀者聯想到了但丁《地獄》里的一個角色，輕蔑地掃視四周「好像地獄都令他鄙視」。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那一邊，除了真實。每次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找到新的證據，確信這次肯定會重審的時候，都被宣布無效、被查禁、不予考慮，或者軍隊再製造新的偽證與之抗衡。支持軍隊的還有政府、教會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五分之四的報紙雜誌，它們驚聲尖叫，雷鳴陣陣。正是新聞業製造了這起事件，並斷絕了休戰的可能。 巴黎的報紙形式多樣，有刻毒的，有噪亂的，有文藝的，有獨創的，有私人性質的，還有不知廉恥、惡意中傷的。巴黎的日報是公共生活最活躍、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日報從25版到35版不等，代表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觀點，有自稱是共和主義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波拿巴主義的、正統主義的、無黨派的、絕對獨立的、保守——天主教的、保守——君主主義的、共和主義——自由派的、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無黨派的、共和主義——進步主義的，還有共和主義——激進——社會主義的。有的是早報，有的是晚報，有的副刊還配圖。每份報都有4版到6版紙是關於政治外交、上流社會、賽馬、時尚、戲劇、歌劇、音樂會、畫展、沙龍和學術界的。最受尊敬的作家，包括法朗士、勒梅特、巴雷斯、普雷沃，都給報刊寫專欄和評論，頭版下方就是他們連載的小說。對於重要的話題，編輯們會發表充滿抨擊的署名文章。報紙是巴黎每天的紅酒、肉和麵包。上千人從事新聞業，其中也有出人頭地的角色。從法蘭西學院院士到吃不飽飯的無政府主義者都通過給報刊撰稿賺錢。有名的政客退休後也會轉投新聞業，作為施展才華的平台和收入的來源。 只要有精力，有財力，有一套想宣傳的觀點，就可以在一夜之間創立報紙。寫作的才能談不上是特殊要求，因為每個在巴黎的政治文學界混的人都會寫——而且下筆倚馬可待，又多又快。觀點、爭辯的專欄像水一樣噴涌而出。威嚴高傲、責任重大的《時代日報》是報業的領頭羊。它超大的版面被每個參與公共生活的人閱讀。它的評論決定一齣戲的命運，它的外事社論由安德烈·塔爾第歐（André Tardieu）撰寫，影響重大，連德國外交部部長馮·彪羅（Von Bülow）都說「歐洲有三大列強——以及塔爾第歐先生」。只是地位顯赫的《時代日報》凌駕於這次戰鬥之上，逐漸傾向於修正派。緊隨其後的《費加羅報》就顯得脆弱了。此報主編費爾南·德·霍達伊（Fernand de Rodays）聽見德雷福斯在革除軍職的儀式上大呼無罪，便相信了他。三年後，霍達伊第一個發表了針對埃斯特哈齊的反面證據，以及左拉的前幾篇抗議文章，儘管他有個當軍官的兒子、當軍官的女婿，被他惹怒的民族主義報刊還是譴責他誹謗軍隊，並組織宣傳活動，取消訂閱《費加羅報》。報紙的管理層屈從於壓力，罷免了霍達伊。此事關係重大，以至於巴黎坊間的傳聞說，有人給了霍達伊40萬法郎，讓他支持德雷福斯，然後管理層出了50萬法郎才把他攆走。 左拉對民族主義報刊的敲詐感受最深，他說這是法國染上的「可恥的惡疾，沒人有勇氣去治癒」。製造麻煩的是私下裡受到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團或個別編輯，他們要麼有狂熱的信條，要麼就是毫無原則的人。比如《小報》（Le Petit Journal）的編輯歐內斯特·朱代（Ernest Judet），他在巴拿馬事件中領導了誹謗克列孟梭的宣傳活動，當克列孟梭1906年當選總理後，在他位於紐利的別墅周圍設路障，好像是為了保護它不受攻擊一樣。朱代一直擔心共濟會成員的襲擊，故隨身攜帶裝有子彈的左輪手槍和一根用鉛加固過的手杖，重達5.5千克。還有保羅·德·卡薩蘭克那樣的老一輩保皇派，在新聞界裡掀起侮辱謾罵的潮流，出於習慣地攻擊所有事、所有人，都顧不上是否前後一致。還有一個叫阿瑟·梅耶（Arthur Meyer）的猶太人，改信了基督教，是個裁縫的兒子，拉比的孫子。梅耶熱情地支持布朗熱，還是個保皇派，他編輯的《高盧人》專門報道上流社會的新聞。蓋爾芒特（Guermantes）地區的王公貴族很喜歡讀這份報紙。如此全心全意地採納那個世界的觀點和偏見是需要勇氣的，或者說臉皮要厚，因為梅耶不是夏爾·斯萬[4]夏那種可以自由融入周圍環境的人。實際上，他的相貌與反猶主義諷刺漫畫很相似。不過，他還是在巴黎富人區結了婚，對象是蒂雷納伯爵（Comte de Turenne）的一個沒有繼承亡夫財產的女兒。梅耶也被接納進了烏采茲公爵夫人的小圈子，成了後來覬覦王位的巴黎伯爵的朋友和顧問，兩人推心置腹。此人的晨禮服和領結的式樣竟也成了男裝時尚的標杆。 《強勢報》的亨利——羅什福爾伯爵（Comte de Rochefort）則屬於那種胡鬧的本領不受原則約束的記者：他的想法越變幻莫測，筆桿子就越辛辣、奪目。朋友說他是個「反對」憲法的「保守分子，卻不自知」。羅什福爾是熱情的諷世者，「有貴族氣派」，白鬍子尖尖，笑聲爽朗，身上匯聚了第三共和國幾乎所有的脾性，不管那是多麼自相矛盾。他的自傳《我生命中的冒險》寫滿了五卷。他既是拿破崙三世的對抗者，又是布朗熱將軍的合伙人。最敏感、最易激動的那部分公眾很喜歡他的每日專欄。 德雷福斯派一開始就找到了羅什福爾，認為他會享受為一個大家都相信有罪的無辜人洗刷罪名的過程，羅什福爾的確熱忱，但他的經理歐內斯特·沃恩（Ernest Vaughan）卻勸他改變了想法，因為公眾無法忍受對軍隊的不敬。羅什福爾遂發覺反面觀點也同樣刺激，以至於沃恩改變想法的時候，兩人吵了起來。爭吵的結果是歷史性的：沃恩離開了《強勢報》，開辦了自己的報紙《黎明》（l』Aurore），該報為德雷福斯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傳媒介。羅什福爾則使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最為挑撥離間的報復手段。他告訴讀者，有一封德皇寫給德雷福斯的信存在，共和國的總統受到德國大使明斯特伯爵（Count Münster）的戰爭威脅，故而已將之還給了德國，但是保留了一份複印件。《強勢報》從一位高層軍官處得到消息，可以「完全肯定」地說這就是德雷福斯得以定罪的「秘密文件」。 大眾的心智已被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的煙霧、秘密和陰謀弄糊塗了，這個報道一出現，不少人就相信了。這使得修正派十分苦惱。這給修正等於戰爭的言論添油加醋。輿論對事件的看法從來不在於真正發生了什麼，而在於民族主義報紙和坊間的流言說了什麼。明斯特伯爵還真的出來干涉了，正式否認與德雷福斯的任何聯繫。但此事在公眾看來幾乎是最後通牒。被德國問題支配頭腦的將軍們以此為藉口，拒絕重審，他們的論證太有說服力了，以至於自己都相信了。梅西耶將軍做證說，在會見了明斯特伯爵之後，他和總統、總理熬夜至凌晨，等待「了解戰爭或和平會不會成為問題」。當馬蒂爾德·波拿巴公主堅持德雷福斯無罪時，總參謀部部長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將軍生氣地質問她：「你怎麼能對我說這種話呢？德雷福斯寫給德國皇帝的親筆信我可是親眼所見，甚至還拿在手上過呢！」這位知名的女主人大發雷霆起來：「就算你見到了這些信件，也肯定是偽造的。別指望我會相信這一派胡言。」布瓦岱弗勒便奪門而出，公主鬆了一口氣，大聲說：「這個將軍真是個畜生！」[5] 真相與人們說服自己相信的東西，這兩者間的界限已經無可救藥地模糊了。德國政府再三聲明不知道德雷福斯這個人，但這也被忽視了，理由是柏林不會了解與下面人打交道的特工的姓名。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報紙將德國描繪成怒氣沖沖、威脅開戰的模樣，因為法國不顧其否定，仍給德雷福斯定罪。所以，只要願意考慮修正就會被譴責為膽怯地屈從於德國的壓力——進一步證明「辛迪加」（Syndicate）的能量。 「辛迪加」是反猶主義報刊的創造，代表了右翼眼中的邪惡理念。在他們的想像中，這是一個猶太人的地下團體，從事黑暗、邪惡的密謀活動，集結力量，為了給德雷福斯翻案，然後用一個基督徒來做替罪羊。任何不利於民族主義者的事態發展都可以歸因於「辛迪加」。任何杰出的、受人尊敬的人聲明支持修正，就是被「辛迪加」收買了。表明軍隊造假的證據本身就是「辛迪加」偽造的。民族主義者說，「辛迪加」自1895年起已經花了1000萬法郎賄賂法官、筆跡專家、記者和部長。他們說，「辛迪加」受猶太大銀行家的資助，錢都在柏林一家國際銀行的儲藏室里。他們說，「辛迪加」的德國顧問是鞏特爾神父（Pastor Günther），德皇的私人牧師。它的使命是毀掉法國對軍隊的信任，泄露軍事機密，趁法國無可防備之機，給敵人打開大門。它的化身是漫畫家筆下的肥胖的猶太人，戴著戒指和表鏈兒，滿臉都是耀武揚威的惡毒之氣，一隻腳站在地上，一隻腳踩在倒地的瑪麗安娜[6]的脖子上。隨著德雷福斯事件的持續升溫，民族主義者眼中的「辛迪加」形象也膨脹開來，成了一個可怕的聯盟，除了猶太人以外還包括共濟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外國人等有邪惡傾向的團體。這回「辛迪加」的財政來源是所有法國的敵人，德雷福斯是他們破壞法國軍隊、分裂法國的藉口。法國在法紹達被英國羞辱，也被視為是「辛迪加」的傑作。「辛迪加」無處不在，是右翼仇恨和恐懼的化身。「辛迪加」就是敵人。 反猶主義在法國突然的惡意爆發是有更廣泛的社會背景的。反猶主義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力量出現在19世紀末，當時還有其他一些不斷擴張的力量在階級和國家間製造緊張氣氛。工業化、帝國主義、城市的擴大、鄉村的衰落、金錢的力量、機器的力量、工人階級緊握的拳頭、社會主義的紅旗、貴族的式微，包括這些因素在內的所有東西就像在火山的內部攪拌一樣，隨時可能噴發。「那些偉大的東西——古老的、世界主義的、封建的、農業的歐洲」正在死亡，伴隨這一過程的是衝突、恐懼和需要發泄的新力量。 反猶主義正是一個經典的發泄途徑。1870年俾斯麥時代的德國，以及1880年的俄國，猶太人都為指向統治階級的不滿背了黑鍋。1881年發生在華沙的集體迫害，和後來剝奪權利的五月法令使得猶太人意識到馬志尼[7]格言的正確性——「沒有自己的國家，你們就是人類的雜種」。反猶主義也成了有產階級的替罪羊，而有產階級此時的惡毒反映出他們對迫在眉睫的舊秩序的崩壞有著深刻的不安。舊的價值觀在塌陷。無政府主義者的襲擊，社會主義者的鼓動，工人階級不斷加深的自我意識，這些都是對地位和財產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又是最容易激發敵對情緒的。這種新的憎惡感折磨著西方的紳士們，比如貝爾福的秘書喬治·溫德姆，和西奧多·羅斯福特殊的朋友，英國外交官塞西爾·斯普林-萊斯（Cecil Spring-Rice）。亨利·亞當斯極端的抱怨沒完沒了：他活著就是為了見證「惡魔般的猶太人」和所有「黃金投機商」的滅亡，「讀《猶太法國》《自由言論》等報刊很有意思」，「我一整天都在讀德拉蒙特（Drumont）的反猶主義言論」。 在這個階級里，反猶情緒的來源是金錢的新力量（亞當斯自己最在意的就是金錢了），也就是「黃金投機商」從股票、股份、金融操作中賺錢，以取代傳統的通過土地和租金獲取財產的方式。猶太問題，奧爾良公爵（Duc d』Orléans）解釋，就是一場經濟戰爭。這一天就要到了，所有依附於土地，繼而依附於國家的人不得不和「匿名、流浪」的猶太人財產對抗。猶太人和政府聯手，在總聯盟（Union Générale）的毀滅中大肆獲利。總聯盟是在教皇利奧十三世的祝福下創建的天主教銀行，它的目的明確，就是吸引信眾們的投資。在牧師們的建議下，王公貴族紛紛投入資產，信天主教的小康之家也貢獻出積蓄。但是，它的對手——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資源優良，頭腦敏銳，使得總聯盟在1882年破產，天主教徒不論貧富都損失了財產。猶太人成了眾矢之的。教會和保皇派報紙開始討論猶太「問題」，認為猶太人有秘密的陰謀、邪惡的能量。猶太人，作為永恆的局外人，總是堅持保留自己的身份，常年來因此積累的爭論復甦了。猶太人不是法國人；他們是住在法國的異族，可能密謀反對法國，而且肯定反對教會；他們是反教權運動的贊助者，是天主教好思想（bien-pensants）的敵人。 法國的反猶主義和歷史上在其他地方出現的類似惡毒情況一樣，需要煽動者和外部環境的有效結合。這一回的煽動者是此前名不見經傳的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他在總聯盟破產之際寫下了兩卷本的《猶太法國》。1886年發表後大獲成功。這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活人祭儀摻和在一起的議論，而非戈比諾（Gobineau）《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那樣的哲學論文。戈比諾的書在萊茵河對岸引起了強烈反響，因為那兒的人正忙著建立優等民族的理論。德拉蒙特的中心議題是猶太人在金融業的邪惡力量。此書流傳甚廣，多次重印，它的作者——一個身體強健、面色紅潤、身板厚實、黑須濃密的人——也因此聲名鵲起。1889年，他與德莫萊侯爵（Marquis de Morès）一起組建了國家反猶同盟，以反抗從事金融業的猶太人「秘密而無情的陰謀」——他們「每一天都在破壞法國的福祉、榮譽和安全」。該聯盟首次公開集會上，烏采茲公爵（Duc d』Uzès）、呂伊納公爵（Duc de Luynes）、波尼亞托夫斯基王子（Prince Poniatowski）、布萊特耶伯爵（Comte de Breteuil）和其他王公貴族欣喜地發現身邊有真正的肉店、屠宰場工人就座，而工人們也因為自己的觀點與貴族一致而開心。 出書和聯盟都獲成功，德拉蒙特的下一步顯然是辦報。1892年他創辦了《自由言論》，當時正是巴拿馬弊案掀起軒然大波之時，貸款項目的主要發起人、投資商柯尼利厄斯·赫茨（Cornelius Herz）與德雷納克男爵（Baron de Reinach）因涉嫌欺詐成了眾矢之的。這兩人都是猶太人。德拉蒙特在報紙上上演了唾沫四濺的謾罵，狂怒地追逐惡人，影響頗大。與此同時，他也著手展開一場驅逐猶太軍官的宣傳，結果兩位猶太軍官提出與德拉蒙特和德莫萊侯爵決鬥。侯爵反常地竭盡全力試圖殺死對手，被指控犯規，但在法庭上免了罪。 當德雷福斯被判有罪時，《自由言論》向公眾解釋了他的動機：報復他所受的輕蔑，並意圖毀滅法國。「去死！猶太人去死！」[8]德雷福斯在閱兵場被革除軍職時，欄杆外的人群如此叫囂。 叫囂聲也被維也納《新自由報》的巴黎通訊員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聽見了，他當時就在人群中。「這是哪裡？」他後來寫道，「是法國。共和政體、現代、文明的法國，《人權宣言》百年之後的法國。」受此刺激，他對舊問題的思路清晰了，回家之後便寫下《猶太國》（Der Judenstaat）一書，「重建猶太國家」是其開宗明義的第一句。18個月之內，他就在全世界最散亂的團體中組織了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有200多個人從15個國家趕來參加。德雷福斯推動了世界事務中一個新因素的發展，而它已經等待了1800年。 第一個支持德雷福斯的是左翼知識分子及記者伯納德·拉扎爾，他編輯一份小型文藝批評雜誌《政治和文學對話》，並在天主教的保守刊物《巴黎回音》工作，以賺取生活費。他在政治上是無政府主義的，文學上是象徵派，還是個猶太人。他近視的雙眼上架著副遠近兩用眼鏡，那灼熱的目光，在一個友人眼中，「就像被5000年前的烈火點燃一般」。他從一開始就懷疑判決，並從監獄指揮官處得知德雷福斯一直喊冤，從未招供。後者的哥哥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yfus）也相信弟弟是無辜的，在他的幫助下，拉扎爾花了很長時間搜尋證據，儘管時常面對緘默、是非混淆和閉門羹，他還是沖除阻力，終於公布了一個小冊子，名為「司法錯誤：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發送了3000份副本給部長、議員、編輯、記者及其他輿論製造者，但沒有人理他。拉扎爾和馬蒂厄還拜訪了有影響的人物，也一無所獲。「他們老是拿猶太問題來煩我們。」克列孟梭說。著名的天主教社會改革家阿爾伯特·德·芒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拒絕見他們，社會主義領袖讓·饒勒斯態度冷淡。社會主義報紙《小共和國》在評論拉扎爾的小冊子時得出了馬克思主義式的結論：「罷工者沒有叛國，但每天都受到不公正的譴責，他們比德雷福斯更值得我們同情。」社會主義者覺得德雷福斯事件不值得關注。在階級鬥爭的條件下，他們對資產階級的不幸是冷漠的。他們的傳統是反對軍國主義，而德雷福斯除了是資產階級以外，還是個軍官。他們更願意享受而不是譴責法律對統治階級的不公。 但是拉扎爾喚起的懷疑的漣漪傳播了出去，德雷福斯派運動開始了。它俘獲了圖書管理員盧西安·埃爾（Lucien Herr），此人工作的高等師範大學是法國學術界的心臟。法國最敏銳的學生在這裡接受最博學的教授指點，將成為法國未來的教師。1897年的暑假，埃爾每天下午都會與年輕的朋友萊昂·布魯姆會面，交流思想。一天，他直截了當地說：「你知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嗎？」布魯姆過一陣才想起德雷福斯是誰，原來就是那個被判叛國的軍官。布魯姆和大多數法國人一樣，接受官方所說的德雷福斯招供的報道，故而大吃一驚。埃爾的影響是有穿透力的。「他指導我們的良知和思想，」布魯姆寫道，「他完全地理解了真理，可以毫不費力地表達出來。」 在別處，那些與甘必大（Gambetta）合作建立第三共和國、視建國原則神聖不可侵犯的人，也混亂不安起來。其中的兩位特別活躍：參議員朗克（Ranc）——激進派領袖、共和國第一屆政府成員；以及比他年輕的約瑟夫·雷納克（Joseph Reinach），在20多歲時做過甘必大的主任秘書。作為因巴拿馬弊案而聲名狼藉的德雷納克男爵之侄，約瑟夫特別敏感，但觸動他的與其說是對猶太人的同情，不如說是法國司法體系的危機。他們找到了一個大家都尊重的人作為支持者，那就是奧古斯特·修雷爾-凱斯納（Auguste Scheurer-Kestner）議員，他是法國參議院副議長、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還曾擔任過甘必大的報紙《法蘭西共和國》的主編。 修雷爾-凱斯納是阿爾薩斯人，普法戰爭後決定定居法國，被任命為終身參議員，並被視作那個丟失的省份的化身。他是一個有資產的高貴紳士，出身古老家族，氣質文靜優雅，是共和國中貴族的代表。《自由言論》的記者去修雷爾-凱斯納家採訪時，見他坐在扶手椅上，「就是聖西門公爵再世也不會如此憤慨」，報道如是說。看見為這樣一份報紙工作的人走進家門，修雷爾-凱斯納無比氣憤。當他得知證明魔鬼島上的那個人無辜的證據被軍隊壓制，埃斯特哈齊偽造文件將其定罪時，修雷爾-凱斯納震驚了。 偽造證據是另一名軍官比加上校（Colonel Picquart）發現的。他在德雷福斯定罪後被任命為反間諜局局長。當他把調查結果給總參謀部部長和副部長——布瓦岱弗勒將軍和貢斯（Gonse）將軍——看時，卻碰了壁，他們拒不起訴埃斯特哈齊或釋放德雷福斯。但比加仍然堅持不懈，貢斯問他為什麼非要把德雷福斯帶出魔鬼島。 「因為他是無辜的，將軍！」比加回答。但他被告知這「並不重要」，案件也不會重審，梅西耶將軍牽扯其中，針對埃斯特哈齊的反面證據不可靠。比加暗示，如果也在調查的德雷福斯家人發現證據，揭露事實，情形會更糟。貢斯應和說：「只要你不說，誰都不知道。」 比加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太可怕了，將軍。我是不會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的。」他說完後離開了房間。比加是戰士出身，和其他的軍官一樣忠實、服從命令，從不花言巧語，沒有個人動機，與後來介入的人不同，公開醜聞不會給他帶來什麼好處。自此，比加純粹地出於公義，做出了種種行動，給他的職業生涯造成了不小的風險。他甚至還是個反猶主義者。一次，有人建議他在演習時帶上後備軍官雷納克（Reinach），卻遭到了拒絕。「我受不了猶太人。」他說。德雷福斯與雷納克一樣，都不會引起他的重視。但軍隊竟存心原諒對無辜者的處罰，這是他無法忍受的。周圍的壓力沒有使他改變主意，於是他被調到了突尼西亞的步兵團。軍隊的紀律禁止他將證據披露給公眾，但他在休假時溜回巴黎，把實情告訴了他的一位律師朋友，並給出一份報告，讓這位朋友在他死後公布。後來，他的揭發行為還是被公開了；他被從突尼西亞召回、逮捕、審訊，並被以玩忽職守為由開除軍籍；再後來，又被逮捕，關押了一年。 與此同時，他提供的信息從律師手中轉給了修雷爾-凱斯納，也是他的朋友。修雷爾-凱斯納毫不猶豫地表達了觀點，在其他參議員面前堅持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並要求司法覆核。他騷擾戰爭部長和司法部長，再三訪問總理和總統。而這些人採用拖延戰術，找藉口勸他不要急，一定會有「調查」的。實際上，1898年5月就要大選，當時還有8個月。重審會導致搬弄是非的新聞界的叫囂，軍隊事務會遭受公眾調查。這樣的調查一旦開始，如何發展就不好說了，肯定會在俄國方面引起麻煩，法國剛與其簽訂了軍事合作計劃，當然德國也是問題。此番內政外交的國家大事要比一個在遙遠小島上的人重要多了，何況，想保住官職的人與政府外部的人對公正的理解大有出入。部長們憑藉亨利少校的偽造信件，同意接受總參謀部的觀點，因為沒有懷疑亨利的理由，那麼德雷福斯肯定有罪，埃斯特哈齊可能是個同夥，或者是個不幸的巧合，總之不足以重新審判，讓大家心神不安。 修雷爾-凱斯納的努力毫無結果，於是他在《時代日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告訴公眾，有證據存在「證明德雷福斯上尉不是罪犯」，並要求戰爭部長展開正式調查「以證實另一人的罪過」。 同時，《費加羅報》也發表了埃斯特哈齊寫給一個被拋棄的情婦的信，其中一封是信件的複製品，寫於布朗熱時代，以驚人的筆調錶達了他對自己國家的反感。「如果我明天能作為德國槍騎兵（Uhlans）的軍官，砍殺法國人後死去，我會非常開心」，他寫道，還加了一句，希望巴黎「在烈日下被攻占，被10萬個醉醺醺的士兵洗劫一空」。這些充滿惡意、對法國無比仇恨的信件的筆跡與令德雷福斯定罪的「備忘錄」[9]一致，這對於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來說，簡直是個奇蹟。他們以為鬥爭已經得勝。但是後來，正如雷納克所寫，他們意識到「公正不會從天而降，必須要奮力爭取」。右翼報刊立刻譴責信件是「辛迪加」的偽造品。而埃斯特哈齊，這個負債纍纍的賭徒，證交所的投機商，時髦又滑稽的惡棍，和一個侯爵的女兒結婚的人，面黃肌瘦，形容枯槁，鼻子扭曲，留著馬扎爾式的黑鬍子，有著「強盜一般的手」，氣質如同「優雅而危險的吉卜賽人，或者一頭兇猛的野獸，很精明地主宰著自我」。就是這樣一個人，被民族主義報刊寫成了英雄，他的無辜成了不容懷疑的信條。 而修雷爾-凱斯納卻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詆毀。在他去議會陳述的當天，群眾集結抗議。他身材高大筆挺，膚色很淡，額頭很高，白色的鬍鬚都給人一種16世紀胡格諾教派的氣勢。他走上講台，步伐穩定而緩慢，好像要上絞刑架一般。外面是霧氣沉沉的冬天的下午，盧森堡公園人滿為患，他們衝著一個自己並不了解的人怒吼著。他向反對他的議員們曉之以理，而觀眾們卻用噓聲和無禮的嘲笑為他的演說打節奏。他提醒大家，他是法國阿爾薩斯最後的議員，這一點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會打動他們，現在卻遭遇冷場。演說結束後，他在充滿敵意的目光中回到了座位。一個月之後的議會年度改選上，他丟掉了副議長的職位，而這個職位在共和國成立後的一半時間中都是由他擔任的。 修雷爾-凱斯納的抗爭獲得了可怕的克列孟梭的支持。這位保守黨眼中的政府破壞者、兇險的人（l』homme sinistre），在辯論、反對席、新聞業、對話甚至用槍或重劍的決鬥中都是令人生畏的對手。他就巴拿馬問題同保羅·德魯萊德（Paul Déroulède）決鬥過，現在又就德雷福斯事件和德拉蒙特搏鬥。他接受過醫科訓練，是個支持易卜生的戲劇評論家，還是莫奈的摯友。克列孟梭在1895年寫過，莫奈帶領人們進入「對世界更微妙、敏銳的視野中」。他請土魯斯-勞特累克（Toulouse-Lautrec）為他的一本書作插畫，請加布里埃爾·弗雷（Gabriel Fauré）為他的一部戲劇配樂。「唯有藝術家走在正確的路上，」他在生命盡頭寫道，「大概是因為他們能給世界帶來一些美，但帶來理智是辦不到的。」 巴拿馬問題之後在野的克列孟梭被修雷爾-凱斯納關於德雷福斯的事實說動，準備抓住機遇，成就一番大業，雖然政治野心不是他唯一的動力。德國的威脅支配著克列孟梭的政治生涯。埃斯特哈齊信中所說的普魯士槍騎兵屠殺法國人的景象刺激了克列孟梭，他問道：「我們的領導當中，誰與這個人勾結？誰在保護埃斯特哈齊？……法國士兵的命運，法國的國防交到了誰的手上？」德國之後是反教權主義。「法國軍隊受耶穌會士的控制……這才是整個德雷福斯事件的根源。」他每天都在《黎明》上就德雷福斯事件打筆仗，接下來的109天中發表了102篇相關的文章；在後面3年中發表了近500篇，收集起來有五大卷。正義的鈴聲響徹這些文章。「沒有正義何談愛國……一旦有一人的權利被侵犯，每個人的權利都會受損害……真正的愛國者是像我們這樣，為正義而奮鬥，將法國從鑲了金邊的無謬論（infallibility）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人。」 站在德雷福斯一邊的也有機會主義者。以前擁護君主制，現在聲稱是社會主義者的爾班·高希爾（Urbain Gohier）在《黎明》上猛烈攻擊軍隊，稱軍官們是「崩潰的統帥」「德皇的馬屁精」，只知道「打仗，然後投降」，除了自己人誰都贏不了；他們是「索多瑪的騎兵」、姘婦的侍從。「法國有一半人在猛烈攻擊另一半人。」法國出生的拉齊維烏（Radziwill，née de Castellane）王妃焦慮地在柏林寫道。她的丈夫是安東·卡斯泰拉親王，一個國際家庭的普魯士成員，有波蘭血統。此人「喜歡說英語，而他的俄國哥哥則喜歡說法語」。王妃一生獻給法德兩國的友好事業。「沒人知道結局如何，」她在信中繼續，「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很久，道德上太危險了。」 危險並不限於道德上的。德國正密切關注著這個吸引了全法國注意力的內部矛盾。德國之所以一再強調與德雷福斯無關，與其說是出於正義感，不如說是為了加劇法國的鬥爭。德皇因為在此事上沒有過錯而高興，願意告訴來訪者以及在皇室的親戚，法國抓錯了人。他的話通過歐洲的國際皇室網絡傳播。1897年8月在聖彼得堡，德雷福斯事件當時還沒有成為法國的中心問題，但是領導俄國的大臣維特公爵（Count Witte）和一位來訪的法國代表團成員說：「依我看，只有一件事會成為貴國的重大問題。那就是3年前一個無辜的上尉被抓起來的事。」 這個看法被聖彼得堡的人們隨便地視作理所當然，但同年12月在法國議會上卻被一位誠懇可敬、品德高尚的人拒絕了。對於阿爾伯特·德·芒伯爵而言，德雷福斯的無辜被注入了其他的含義；就像聖餐中的麵包和紅酒一樣，徹底地轉變了性質。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就是相信上帝。 多年來教會與共和國之間的戰爭使上述想法混合。用茹費理（Jules Ferry）的話說，共和國的目標是「在沒有上帝和國王的情況下組織人民」，所以自從大革命開始，教會就與之牴觸，並處於守勢。共和國想取代宗教集團，掌管教育，遭到後者的憤怒抵制。教會在復辟天主教君主制上看到了存活的希望。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教會要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它本身就是軍隊的同盟，共和國也是這麼宣傳的——「槍桿和香爐」總是連在一起。共和派在耶穌會士中看到了好鬥、挑釁的教權派參謀官，德雷福斯事件的陰謀正是這些人推動的。耶穌會的領袖是杜拉克神父（Father du Lac），布瓦岱弗勒將軍和德·芒伯爵共同都向此人告解，他被視作這兩位軍官的喉舌。 教皇利奧十三世是個在外界看來比較現實的宗教領袖，他其實是願意保留共和國的。布朗熱政變失敗後，他就不再相信王政復辟的可能了。此外，在抵抗義大利政府上，他需要法國的支持。他在1892年的教諭上敦促法國天主教徒與共和國和解，支持它、滲透它，直到俘獲它。這個被稱為「團結」（Ralliement）的政策獲得天主教中進步主義者的支持、其他人的抵制，而左翼則不相信這回事。激進派領袖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在集會上問道：「你說你接受共和國，那你接受大革命嗎？」德·芒就從來沒接受過。 德雷福斯事件風起雲湧之時，德·芒伯爵也達到了在法國事業的最高峰——入選法蘭西院士。為此他選擇了「反革命」作為演講的主題。他宣稱，法國大革命是「本世紀所有邪惡的起源」，是「人類對上帝的反叛」；他相信，古老的理想和信念即將「在我們的時代重現，引發的變化會無法抗拒地」喚醒「13世紀的社會概念」。他的政治生涯的目標是拯救折磨工人階級的社會不公，並讓被大革命疏遠的群眾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懷抱。 在他還是個聖西爾的年輕騎兵軍官時，德·芒參加了守備部隊在聖文森保羅（St-Vincent de Paul）的慈善工作，開始接觸窮人的生活和問題。巴黎公社時期，他是加里菲將軍（General Galliffet）的助手，正是這位將軍下令向起義的巴黎公社成員開火的。一天，德·芒看見一個快要死的人被放在擔架上抬過來。衛兵說，他是個「造反派」，誰知那個人突然起身，用他最後一絲力氣呼喊：「不，你才是造反派！」然後死了。德·芒意識到，這一聲呼喊的對象是他自己，他的制服，他的國家，他的教堂。他明白了內戰爆發的原因，並決定彌合這個缺口。他將巴黎公社的出現歸罪於「資產階級的漠不關心和社會對工人階級的極度憎恨」。他告訴聖文森保羅的一位教友，該負責的是「你們，富裕的、偉大的、生活幸福的人，你們從那些人身邊走過卻看不到他們」。為了看見他們，發現他們，德·芒工作在窮人當中。「認識到錯誤及其產生的原因還不夠，」他說，「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有責任，承認社會在對待工人階級的問題上是失敗的。」他決意投身政治，但他參加議會競選等活動在軍隊里引發了不滿。不得不做出選擇之時，他砸碎了刀劍，辭去了軍中職務。 然而，進入議會後，他仍然保留對軍隊的熱愛，並以此為主題撰寫令人感動的演說詞。信徒般的崇拜、熱烈的擁護，這樣的演說方式使他成為一名神秘的騎兵（le cuirassier mystique）。他是所在方陣最好的演說家，是「右翼的饒勒斯」。朗誦的功夫，他已精心研究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了。他身材高大，氣宇軒昂，舉止得體，文質彬彬，一旦起身發言，權威感就無可匹敵。他的話語精雕細琢，充滿信仰的力量，嗓音如同小提琴，或圓潤明亮，或低沉震顫，抑揚頓挫，和諧婉轉，慷慨激昂。他與克列孟梭和饒勒斯的演說決鬥稱得上是戲劇性的盛宴，很有風格，觀眾們就像去看明星薩拉·貝納爾[10]的《小鷹》（l』Aiglon）一樣勁頭十足。 儘管頑固的保守派譴責他是社會主義者，鼓勵顛覆思想，妨礙現有秩序，他對於自身的階級還是絕對忠誠的。他曾經支持布朗熱，且直到1892年還是很有聲望的保皇派，以至於請尚波爾公爵[11]擔當他的一個孩子的教父。當利奧十三世號召「團結」之時，大多數法國保皇派都震驚了，他們反抗這一要求，而德·芒卻宣布從保皇派政治中退出——雖然沒說拒絕提供感情支持——當起了團結運動的領袖。儘管社會公正是他的目的，他卻拒絕社會主義，理由是「社會主義否定上帝的權威，而我們支持……社會主義斷言人類的獨立，而我們否認……社會主義是合乎常理的革命，而我們反對革命。我們之間無任何相同之處，我們之間亦無自由主義的餘地」。 他的說法限定了分歧，他所在的立場也難以避免。這麼一來，他便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與土匪強盜為伍，用德拉蒙特建立的術語戰鬥。第一個在議會辯論時使用「辛迪加」一詞的就是他。「這個神秘而玄妙的力量究竟是什麼？」他問道，目光直視雷納克，「在過去的兩周里擾亂了整個國家，甚至招致人們對軍隊首長的懷疑？」——此時他停了下來，好像被自己強烈的感情嗆住了——「他們可是有朝一日要領導國家對抗敵人的啊！這不是政治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既不是政府的朋友也不是政府的敵人。在這一點上，只有法國人最急切地想保護他們最珍貴的寶藏——軍隊的榮譽！」 他高傲的態度、激動的聲音令議員們情不自禁地起身鼓掌。雷納克意識到，難以抑制的激情控制了整個議會，人們已經無法獨立思考了。「我腦中感受到的是300個進入催眠狀態的聽眾，一個個怒氣沖沖。我的胳膊交叉，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把他們的瘋狂轉變為暴怒。我怎麼斗得過旋風呢？」饒勒斯此時保持沉默，大部分左派因為「恐懼而興奮起來」，鼓掌喝彩。德·芒傲慢地要求政府發表聲明，毫不含糊地確認德雷福斯有罪。戰爭部長比洛將軍（General Billot）服從了，「作為一名士兵以及軍隊的領導，莊嚴而誠懇地」宣稱，「德雷福斯的罪名成立」。總理接著呼籲法國所有的好人，為了國家和軍隊的利益，支持「與困難做鬥爭、備受憤怒的激情所折磨的」政府。這一激情在雷納克與亞歷山大·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的決鬥中再清楚不過了。米勒蘭是個社會主義者，他所在的黨派這次支持政府，可謂史無前例，譴責德雷福斯派對軍隊「不忠」的指控。 議會席上的貴族成員，除了德·芒以外，一直都是站在反對立場上的保皇派。他們誰都沒有在共和國里做什麼實際工作。其中，德·拉·拉羅什福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是帝國時代前老一輩貴族的代表，其經濟來源是波麗露香檳和勝家縫紉機。作為賽馬俱樂部主席，拉羅什福科公爵在眾人眼中主宰著法國上流社會那層「麵包皮」或「麵包屑」（gratin）。其他的還有代表上庇里牛斯（Hautes-Pyrénées）選區的布萊特耶侯爵（Marquis de Breteuil），和他的朋友格萊夫勒伯爵（Comte de Greffulhe），此人一把黃鬍子，氣宇慍怒又軒昂，和撲克牌里的老K有幾分相像。他是法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夫人也是上流社會中最美貌的，這一對夫妻成了普魯斯特筆下蓋爾芒特公爵與公爵夫人的原型。還有一個議員是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llane），他那個小圈子的花花公子，也是品味的權威。此人又高又瘦，面色紅潤，藍眼睛，留著金黃整潔的八字須，娶了悶悶不樂的美國富家女安娜·古爾德（Anna Gould），用她的嫁妝建了一座大理石豪宅，用昂貴的古董做家居，展現金錢能買到的最完美的品味。在慶祝豪宅建成的晚會上，一個男僕身穿紅衣站在樓梯的弧線彎曲處，弗拉基米爾大公問：「那個穿紅衣的人是誰？」東道主回答：「哦，他呀，是為了和大理石的顏色對照，顯得更漂亮。」博尼公爵認為德雷福斯事件是猶太人「出於拯救同類的無情慾望」而干擾司法程序，並同時把德雷福斯「當作反對軍隊的藉口，這一點肯定有柏林的授意」。無論如何，他們的做法都「令我忍無可忍」。這一想法總的來說就是「麵包皮」們的觀點，借用一個有名的叛變者加里菲侯爵（Marquis de Galliffet）的話說，他們「仍然一無所知」。 這其中還有一些人是在文藝或其他領域表現出眾的。羅伯特·德·孟德斯鳩伯爵（Robert de Montesquiou）就是個大美學家，用紫色和金色的絲綢做衣裳，寫華麗的象徵主義詩歌，展現了普魯斯特和胡斯曼[12]筆下墮落的人物：夏呂斯男爵和埃桑迪斯的品質。王爾德也願意像孟德斯鳩伯爵那樣生活，假如他能有更多的錢、更少的才華，完全沒有幽默感的話。德薩岡王子是另一個因為愛好男色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紐扣上總有鮮花，小鬍子光潔如蠟，和他的侄子博尼伯爵爭當高雅品位的祭祀。他還和艾貝爾·赫爾曼（Abel Hermant）打官司，認為後者諷刺權貴浪子的小說是對他的誹謗。安娜·德·諾艾利斯伯爵夫人（Comtesse Anna de Noailles）喜歡寫詩，衣裝飄逸，穿行在她美麗的房間，「美得難以置信，好似一縷幽魂」。在她的晚宴上，她必然是關注的焦點。但她也很少惹客人的麻煩，「不過是在他們進屋時面帶微笑，在他們離開時輕聲嘆氣而已」。小說家兼院士沃古爾公爵通過對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影響著法國文學，令法國人注意到這些偉大的俄國作家。 以上就是出色的成員了，其餘1000多個「麵包皮」的成分則主要由於「對優越感的確信」而為人稱道，「儘管看起來正相反」，他們當中的一個如是說。艾默里·德·拉·羅什福科伯爵（Comte Aimery de La Rochefoucauld）因為「頑固僵硬的貴族偏見」而引人注目。某一家人因為禮數不周而遭其唾棄，他和一個地位相當的朋友說：「我們一起走回家吧，路上談談頭銜。」他稱德呂納（de Luynes）公爵的家族「公元1000年時還什麼都不是呢」。同樣出身的還有德·烏采茲公爵，他的祖先中還沒有一個當過法國元帥的，連國王都吃驚地問是怎麼回事，他回答道：「陛下，那要怪我們總是陣亡得太快。」 「麵包皮」們並不熱情好客，一些富貴人家「連檸檬水都捨不得給朋友喝」。男人們都自以為是唯一知道如何著裝，或與交際花求歡和互獻殷勤的。他們接受地位更高貴者的差遣，舉止態度都很英國化。格萊夫勒和布萊特耶模仿的是威爾斯親王，隆尚（Longchamps）賽馬場也喜歡打賭（le betting），德比賽馬也在尚蒂伊（Chantilly）舉行，歐特伊（Auteuil）也辦越野馬賽（le steeplechase），賽馬俱樂部里不受歡迎的人會被驅逐出去（black-boulé）[13]。斯萬的原型夏爾·阿斯（Charles Haas）甚至把英文的「先生」（Mr.）刻在名片上。 一位英國遊客造訪丹彼埃爾（Dampierre）的呂伊納公爵城堡，他從汽車、彈子房、男士的倫敦系服裝和女士喋喋不休的交談中看見了虛偽的現代面具，「這層薄膜之下是死海的寂靜。所有書都被妥善地鎖在和房子分離的藏書室。房子裡面沒有書，沒有報，沒有書寫用紙，只有一桿筆」。兩姐妹——呂伊納公爵夫人、布里薩克（Brissac）公爵夫人——和她們的朋友沃古爾伯爵夫人此時都快生小孩了。她們是「美麗的造物」，只要把交談的話題限制在運動上，她們就特別平易近人。這座城堡的主人是在位僭王的宮務大臣。他們這類人「像孩子一樣，沒什麼頭腦，討厭猶太人、美國人、現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政府、未來，以及藝術」。 在共和國法律的規定下，僭王一概被流放。波拿巴王朝的希望寄托在傑羅姆·波拿巴的孫子維克多·拿破崙王子身上，而正統主義者則忠實於路易-菲利普的孫子，巴黎伯爵。路易·阿道夫·梯也爾[14]是這麼形容巴黎伯爵的：「他從遠處看像普魯士人，走近了看，像個智障。」巴黎伯爵1894年去世後，他的位子由其子奧爾良公爵繼任。這個愚蠢而古怪的年輕人在1890年生氣勃勃地重返法國，宣稱要來「分享法國士兵的盒飯（gamelle）」，也就是服兵役。他已經因為和歌劇女伶內莉·梅爾巴的風流韻事而出名了，此後又被羅什福爾冠以「吃盒飯的」（Gamelba）這個不敬的稱號。在此之前，奧爾良公爵所代表的事業似乎處於垂死邊緣，但現在，保皇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找到了新的號召力、新的希望與激情，反猶主義者也成了他們新的搭檔和能量來源。反猶主義成為時尚，當然也給上流社會帶來不受歡迎的影響——只要熱情擁護新事業，暴發戶也能擠進來。「德雷福斯這件事正在摧毀社會。」夏呂斯男爵抱怨。古爾芒特公爵夫人認為，那些她一輩子躲著的人現在只要抵制猶太商店，在陽傘上印「打倒猶太人」的字樣，就不得不被接納進上流社會，這令她「完全無法忍受」。 「麵包皮」們在政府和文化方面都無足輕重，唯一的重要性就是為反動勢力提供背景、動機、刺激及財力支持。在此事件中，這一階層唯一嚴肅的領導者就是德·芒了。正是他強迫政府以誹謗軍隊的罪名對寫了公開信《我控訴》的左拉提起公訴，從而將尚可控制的情形提升為國家事件。政府若能按自身意願行事就會按兵不動，這樣一來，討論、證詞，尤其是訊問證人等皆可避免。但是，在德·芒的帶領下，憤怒的右派要求復仇，他的權威成了一句魔咒。德·芒見戰爭部無一人在議會應對左拉攻擊，便要求休庭，直到戰爭部部長被傳喚出庭，以保證捍衛軍隊榮譽。一位議員提出，戰爭部的事可以再等等，先讓庭審繼續進行。「軍隊等不了！」德·芒傲慢地宣稱。議員們聽話地陸續退出，直到戰爭部部長到庭，接著在德·芒激情演說的煽動下，投票起訴左拉。 「一個腿腳髒兮兮的巨人仍然是巨人。」福樓拜如此描述左拉。左拉雖可說是法國當時讀者最多、書賣得最好的作家，卻因為小說中殘酷的現實主義而受到不少人的憎恨和唾棄。他毫不留情地挖掘、揭露社會各階層的陰暗面，無限放大醜惡墮落的細節；從貧民窟到參議員，從農民、妓女、礦工、資產階級商人、酒鬼，到醫生、官員、牧師、政客，他都不放過。更糟的是，傳說中樂善好施的19世紀美好形象被他筆下的圖景——工業化帶給民眾可怕的貧窮——顛覆了。法蘭西學院的大門從未向他敞開。他在《崩潰》（La Débâcle）中對1870年普法戰爭的描述使軍隊大為震怒；《萌芽》發表之後，他亦被歸類為擁護工人階級反抗既有秩序的鬥士。左拉是個不可知論者，認為科學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工具。然而，反抗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以及「科學的破產」當時已經開始。 德雷福斯被捕的前一年正是左拉最風光的時候，發表了二十卷法國社會全景小說的最後一部。出版商在位於布洛涅公園的杜拉克飯店大擺慶功宴，作家、政治家、各國大使、明星演員、四方佳麗雲集，從普恩加萊（Poincaré）到伊薇特·吉爾貝（Yvette Guilbert）都來了。在這番成功之後，左拉又將向何處去呢？德雷福斯事件打開了通往崇高之路的大門，但是只有智勇雙全者才能把握住這個機會。挑戰社會的勇氣是必需的；偉大作家的天賦和後天訓練也是必要的，不然寫不出《我控訴》這樣的文章；還要有對受苦者的同情，從而啟發他的行動力。左拉是了解苦難的：他年輕時曾有兩年找不到工作，蝸居在一座破舊的寄宿房屋的閣樓，餓得受不了了就在屋頂設陷阱捕捉麻雀，然後用一小段窗簾棍就著蠟燭的火焰烤熟了吃。 在他寫的第一篇有關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中，左拉概述了針對埃斯特哈齊的反面證據——筆跡、藍紙電文（petit bleu）、槍騎兵信件——並斷言「真相正在行進，沒有什麼能阻擋它的腳步」。一個月之後，軍隊下令對埃斯特哈齊進行軍事審判，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歡欣雀躍，以為這是換個法子屈從於修正派。然而，這其實是軍隊處理埃斯特哈齊問題的策略，因為這場審訊的結果是他們可以控制的。埃斯特哈齊被判無罪，並成了暴民眼中「與猶太人戰鬥的殉道者」。這一判決「像大棒向我們砸來」，布魯姆寫道。這等於是又一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真相的行軍看來要停下來了。 唯一能讓真相大白的辦法是引發一起民事審判。這也是左拉寫公開信給法國總統的目的所在。在埃斯特哈齊逃脫罪責的那一天，左拉就已下決心把自己送上法庭。這個想法他只告訴過妻子一人，而且一旦決定就毫不猶豫。他把自己關在書房，連續工作了24小時，掌握了這個如今已成為歷史難題的盤根錯節，寫成了4000字的控訴書。1月12日晚，他把文章交給《黎明》，第二天早晨就見報了，題目是歐內斯特·沃恩建議的（一說是克列孟梭的主意）：「我控訴！」報紙賣出去了30萬份，其中不少是被民族主義者買走，當街焚燒的。 每一個段落都以「我控訴」開頭。左拉點了兩位戰爭部長、梅西耶和比洛將軍的名，說他們一個是「19世紀最不公正判決的幫凶」，一個是「持有並壓制證明德雷福斯無罪證據的人」。他指控總參謀部部長，布瓦岱弗勒將軍和貢斯將軍也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帕蒂上校為「惡毒的禍首」（他還不知道亨利少校的所作所為）。他譴責戰爭部長在新聞界開展「可惡的宣傳」，矇騙公眾，掩蓋自身的違法行為。他指控第一次軍事法庭的審判非法，對埃斯特哈齊的軍事審判是「奉命」掩蓋非法判決，且蓄意免除罪犯的責任，是司法不公。在做出這些指控時，左拉完全明白誹謗法「將加快真相和正義的爆發。讓他們把我送上法庭吧。讓調查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吧。我等著」。 公眾被嚇呆了，這樣扔給國家軍事領導人的指控簡直和造反無異。許多修正派也覺得左拉做得過火了。他在原本就很嚴重的事態上澆了一桶油，激怒並震驚了中產階級，刺激他們更加支持軍隊、抵制德雷福斯派。政府追隨德·芒次日的決議，宣稱對左拉進行公訴。報紙上，仇恨、辱罵、污言穢語都噴向了他，惡意諷刺他的歌曲在街頭售賣。群眾焚燒他的模擬人像。公告標牌和傳單上寫著：「法國所有好人給左拉的回答：去你媽的！（Merde！）」攻擊左拉的人為了回應德雷福斯事件的主要情緒，譴責他是個「外國人」，指的是他的義大利裔父親。事實上，左拉的母親是法國人，他在巴黎出生，在母親的娘家普羅旺斯的愛克桑長大。 政府的訴訟記在了作為戰爭部長的比洛將軍名下，無視有關德雷福斯案件的譴責，把指控限制在埃斯特哈齊的軍事審判是否為「奉命」宣告無罪上。利用這個伎倆，當庭的法官就可以排除所有不直接相關的證詞了。這個做法令饒勒斯義憤填膺，他強烈抗議政府，聲音如雷鳴響徹議會：「你們是把共和國拱手交給耶穌會士將軍！」一聽這話，民族主義議員德·博尼斯（Bernis）伯爵就和他扭打起來，場面喧囂混亂，守衛的士兵不得不趕來恢復秩序。 《我控訴》好似一出英雄劇，引發了全世界對德雷福斯事件的關注。法國軍隊居然會以這樣的罪名被指控，攻擊它的又是最為外國公眾所熟知的法國作家，兩種情況同樣令人驚駭。世界「恍惚而焦慮」地觀看著事態的發展，比約恩斯特恩·比昂松[15]在挪威寫道。審訊開始時，德雷福斯派意識到了他們的觀眾。「場景是法國，劇場是全世界。」他們說。這場審訊把區域事件轉變為了普遍事件。 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契訶夫，被左拉的干預行動深深感動。當時住在尼斯的契訶夫密切關注著愈加興奮的審訊事態，逐字讀完所有的證詞，並寫信回家：「我們在這兒討論的唯一話題就是左拉和德雷福斯。」聖彼得堡《新時代報》上的反猶、反德雷福斯演說令他「實在厭惡」，以至於和該報的主編吵了起來。這份報紙經常刊登他寫的小說，主編也是和他關係親密的老朋友。 外國輿論（除卻那些受反猶情緒影響的）主要把它視為司法公正事件，因而不理解為什麼法國人如此頑固不化，就是不肯重新審判。外國輿論的敵意本身也成為拒絕重審的理由。「法國報紙責問，為什麼外國人對德雷福斯事件如此有興趣，」拉齊維烏王妃寫道，「好像一個事關公正的問題不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一樣。」情況的確如此，但此事在法國可不只是司法程序那麼簡單。這不是右派和左派的鬥爭，因為修雷爾-凱斯納、克列孟梭、法朗士等並非左派人士。戰鬥在名義上是關於正義與愛國的，而從根本上是右派與理性的鬥爭。 左拉的審判在1898年2月7日開始，持續了16天。西堤島（Ile de la Cité）上法院的氣氛有著「壓抑著的屠殺的味道」，一位目擊者如是說。「人們的臉上寫滿激動！目光相遇時仇恨爆發！」審判室里有記者、律師、穿制服的軍官、穿皮衣的女士……人多得一直擠到窗台。馬塞爾·普魯斯特每天都爬上旁聽席，隨身帶著咖啡和三明治，一秒都不敢錯過。窗外起鬨的是德拉蒙特雇來的捧場者，40蘇一個人。所有牽涉到德雷福斯事件審訊和調查的軍官，包括埃斯特哈齊和比加都站起來發誓文件是真實的，包括帕尼扎蒂信件——德雷福斯有罪的「確鑿證據」。（外交部部長已經從義大利人那裡知道信件是偽造的，曾試圖取消審判，但是政府擔心發生軍隊叛亂，不敢這麼做。）身子筆挺、高傲自大的梅西耶將軍不為所動，「為自己的跌倒挖下了壕溝」。在法庭上，他以軍人的名譽保證，德雷福斯的定罪合理合法。辯護律師訊問證人的請求一次又一次被當庭的法官嚴厲拒絕：「該問題與本案無關。」左拉和他的律師麥特爾·拉博里（Ma tre Labori）以及克列孟梭——雖然他不是律師，但代表《黎明》出庭——的發言被在場聽眾含混不清的叫喊壓住。左拉看起來鬱鬱寡歡，有點兒緊張，一直忍著性子，直到折磨得受不了了，厲聲說出：「吃人啊！（Cannibals！）」——這是伏爾泰在卡拉斯事件中用的詞。埃斯特哈齊則在群眾的歡呼聲中——「辛迪加的受害者光榮！（Gloire au victime du Syndicat！）」——走到台前做證。僭王的表弟亨利·奧爾良王子在法庭的台階上和這位槍騎兵信件的作者握手，並以法國軍隊的禮儀向他致敬。 「巴黎在悸動。」一位英國遊客感受到空氣中瀰漫著殺戮的欲望。暴民砸碎了左拉的住所和《黎明》編輯部的窗戶。商店關門，外國人離開。德拉蒙特的副手儒勒·蓋倫（Jules Guérin）組織的反猶主義騷亂在勒阿弗爾、奧爾良、南錫、里昂、波爾多、土魯斯、馬賽等大小城市相繼爆發，並在阿爾及爾到達頂峰：猶太人居住區遭到四天的洗劫，許多人被毆打甚至被殺死。巴黎一家職業介紹所花了5法郎一天，2法郎一晚，雇了一幫惡棍，讓他們在門口喊：「淹死猶太人！軍隊萬歲！唾棄左拉！」一次，左拉在雷納克的陪同下離開法庭，路遇一群人的圍堵，喊叫：「淹死叛徒！猶太人去死！」直到警察過來，左拉才獲救。此後，左拉每次出庭、回家的路上都有警察護送他的馬車，有時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對抗威脅要攻擊左拉的人群。左拉的朋友德穆蘭（Desmoulins）擔任他的保鏢，隨身佩帶左輪手槍。 法庭上儘管妨礙和嘲笑不斷，真相卻越來越明朗。左拉的律師拉博里年輕、熱情，「與其說他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個性情中人」，克列孟梭強硬、冷酷，在辯論時所向無敵。這兩人都不會因為威嚇而沉默。有流言說陪審團可能會宣告無罪。布瓦岱弗勒將軍直截了當地說：不是左拉就是我們。這才是問題所在，德雷福斯是否有罪不是陪審團能說了算的。陪審團的成員大多是小資產階級：一個皮革工、一個菜園園丁、一個酒商、一個職員、一個地主、兩個工人。《自由言論》含蓄地威脅陪審團：刊登了其成員的姓名和商業地址，以及讀者來信，警告「義大利人」如若無罪會有怎樣的報復。 左拉的最後一次演說不斷被觀眾的噓聲打斷。他以40年的工作、四十卷的法國文學作品宣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他這麼做是為了把他的祖國從「謊言和不公的控制中」解救出來。就算他因此獲罪，「法國終有一天會感謝他，感謝這個曾經試著挽回它的榮譽的人」。克列孟梭是這樣結尾的，「陪審團的先生們，你們將做出的裁斷不只是關於我們的，更是關於你們自己的。我們接受你們的審判。你們將接受歷史的審判」。 左拉最後以7∶5的投票被定罪。令人驚奇的是居然有五位陪審團成員有勇氣投無罪的票。法庭外，親王廣場（Place Dauphine）上人頭攢動，歡呼雀躍。「聽他們的聲音！聽聽吧！」左拉臨走時說，「看起來像是等人給他們扔肉呢。」克列孟梭告訴一位朋友，假使左拉真的被判無罪，他確信「沒有一個在法庭或走廊的德雷福斯派能活著逃出來」。左拉獲最高刑罰：監禁一年，罰款3000法郎。他的上訴被拒絕，在朋友的不斷勸說下決定逃亡英格蘭。他應該被發配到「魔鬼島，和他的朋友德雷福斯團聚」，這是亨利·亞當斯的評論，「那座島嶼能裝多少腐朽的法國人就該裝多少。包括大多數新聞記者，戲劇行業的多數人，所有的股票經紀人，再來一兩個羅斯柴爾德。」這個意見是他自己的，不是巴黎的暴民那樣被收買來的，但是兩者的觀點是多麼一致啊！ 左拉的審訊是一場龍捲風，使社會上各種言論陷入旋渦之中。「每一顆良心都在苦惱，」《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寫道，「再沒有理由，再沒有討論，所有人的立場都確定了。」家庭，甚至僕人之間都因此分裂。卡朗·達什（Caran d』Ache）最有名的漫畫上畫著一個大家庭的父親在晚餐時下令：「不許再說那個事！」接下來的頁面只見一家人已經打了起來，一片混亂：桌子被掀翻，刀叉在空中飛，椅子也被當作武器。題目是「他們說了」。 德雷福斯派聯合起來，組成了人權同盟，資助抗議集會和法國各地的演講。他們起草了一份修正請願書，使得社會的分裂清楚明白，不可避免。這份名為「知識分子的抗議」的請願書開始每天在《黎明》上連續登載簽名。簽與不簽的人矛盾因此更加明顯。這項活動的發起者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和他的哥哥羅伯特（他們的父親因此一個星期沒和他們說話），埃里·阿列維（Elie Halévy）和他哥哥丹尼爾，以及他們的表親雅克·比才，他是著名作曲家的兒子。這幾個人都不到30歲。幾乎一開始他們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得到了「拉丁天才中最美的花」、法蘭西院士的領袖阿納托爾·法朗士的簽名。「他從床上爬下來見我們，穿著拖鞋，感冒還沒好。」阿列維寫道。「給我看，」他說，「我來簽名。我什麼都簽。這真是太噁心了。」法朗士是個理性主義者，荒唐的事態令他厭惡。他也是個犬儒主義者，人類愚蠢的諷刺家。他對聖戰的人群和德雷福斯本人都不抱有同情。他曾很有洞察力地說過，德雷福斯和「那些譴責他的軍官都是一類人；要是交換了位置，他也會譴責自己」。但是他憎恨隨大流的人群，又愛唱反調，所以通常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他的散文像流動的溪流一般清澈。自從1889年與妻子最後一次大吵後，他就穿著晨衣和拖鞋跑出了家門，帶著一個裝有羽毛筆、墨水台和正在創作的手稿的托盤，走進了一家旅館。然後，他派人索取衣物，再也沒回家。現在，他住在情人阿爾曼·德·凱拉芙（Arman de Caillavet）夫人的家裡，也很喜歡她的沙龍。阿爾曼夫人對他的摯愛已到了專制的地步：法朗士一旦懶惰就會被她關起來，強迫其寫作。從1895年開始，他的一系列以貝爾傑雷（Bergeret）為主人公的，反映當時生活的小說就在極右翼報紙《巴黎回聲》（Echo de Paris）上連載。直到德雷福斯事件發生、發展，都沒有中斷，和報紙周圍關於事件的報道交相輝映。法朗士的簽名令修正派入了迷，論戰的雙方都很震驚。他「明明是我們的議員」，怎麼會和「他們」結盟呢？萊昂·都德[16]表示惋惜。 《知識分子的抗議》初登場時，獲得104人簽名，一個月內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紀德、查爾斯·佩吉、愛理塞·邵可侶、加布里爾·莫諾等學者、詩人、哲學家、醫生、教授，還有一位畫家——克勞德·莫奈，因為同情克列孟梭而加入。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動，結果得罪了德加，兩人吵了一架後多年都沒說話。此時的德加幾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讀《自由言論》給他聽，並對共和國時代的暴發戶充滿鄙視。「在我的那個年代，沒有人那麼不擇手段。」他輕蔑地說。 不過，藝術家和音樂家總的來說不怎麼關心政治，就算關心也是支持民族主義陣營的更多。德彪西與萊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韋伯咖啡館聚會。畫家比維·德·沙畹（Puvis de Chavannes）也是民族主義的同情者。 索邦、高等師範大學、醫學院、中學和地方大學的教授、教師也簽了名；許多人遭到反對，許多人擔心報復而不敢簽名。「我要是簽了名，」一位中學校長告訴克列孟梭，「那個混蛋雷保德（Rambaud，教育部部長）準會把我發配到布列塔尼的。」巴斯德的繼任者、著名科學家埃米爾·杜克勞（Duclaux）立即就簽了字，他說，如果他們懼怕修改實驗室結果，除非因為意外，否則真理永遠不會發現了。以他為榜樣，許多科學家也介入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些人因此遭罪。理工學院的格里莫（Grimaux）教授簽了名，並為左拉的審訊做證，結果丟了化學院院長的職位。人們熱烈爭論，雨果、勒南[17]、泰納[18]、巴斯德等大師如果還活著，會不會在請願書上簽名。學生和老師起了爭執，學生之間也有分歧，支持或反對的委員會也成立了，特別是在天主教影響力很大的地方院校。 知識界像一塊破裂的浮冰，因為抗議書而分離。德雷福斯事件愈演愈烈，兩大陣營也南轅北轍，越走越遠。曾經的朋友再相遇時已不再交談，就算他們開口，所說的話也「無法跨越兩人之間幾個世界的距離」。小說《阿佛洛狄忒》的作者皮埃爾·盧維（Pierre Louӱs）在辯論中站在了他的朋友萊昂·布魯姆的對立面，結果他們沒有打招呼，此生也沒再相見。請願書在傳閱時，萊昂·都德的三個記者朋友曾試圖說服他改變主意，在吃午飯的三個小時裡訴諸「我的愛國精神、我的智慧和我的心靈」。德雷福斯事件之前，他曾在拉博里家吃晚餐，聽拉博里夫人吟唱舒曼的藝術歌曲。這是個最美妙的夜晚，「他精力充沛，口才流利；她充滿才華、魅力與善意」。他也曾受邀前往奧克塔夫·米爾博（Octave Mirbeau）位於蓬德拉爾克（Pont-de-l』Arche）的美麗的家。米爾博擁有梵谷的名畫《鳶尾花》，他的夫人「熱情好客，招待極盡奢侈」，所上的菜「從黃油到紅酒，從用油到濃湯」都無與倫比。但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民族主義」這個詞在米爾博眼中便等同於「刺客」，而民主則是都德眼中「下了毒的地帶」。左拉的審訊之後，都德很快便在《自由言論》和《高盧人》上撰寫每周一次的攻擊文章，惡毒的態度史無前例。 莫里斯·巴雷斯是一個將文學和政治生涯結合的小說家，也是朋友眼中期待的修正論者。萊昂·布魯姆請他簽名，把握十足，但是巴雷斯卻說他要仔細想想。他想好的答案是拒絕。雖然左拉是他的朋友，他也尊敬左拉，但是他對事件仍有疑問。當他不確定的時候，決定遵循「愛國主義的本能」。幾個月之內，他就在鮮血和泥土中找到了神秘的答案；他把左拉說成是「改變了本性的威尼斯人」，也用同樣的語言描述猶太人：他們「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對於我們，國家是祖先的土地，死者的家園。對於他們，國家是最能賺錢的地方」。巴雷斯成了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在右派的愛國主義話語中先發制人。 加入此陣營的一個新兵短小精悍，很有邪惡的戰鬥力。那就是四個版面的漫畫周報《噓！》，作者是福蘭（Forain）和卡朗·達什（Caran d』Ache），作品都是在韋伯咖啡館討論完成的。卡朗·達什的連環畫簡潔而有創意。福蘭是一個對巴黎社會很有洞見的傑出藝術家，擅長黑白畫，不過他的油畫有種德加式的死寂感。「他把手放在我的口袋裡作畫。」在某一期的封面畫上，一名普魯士軍官站在一個代表辛迪加的黑暗而陰險的身影后面，給辛迪加帶上了左拉的面具。這一張畫就包含了民族主義者眼中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元素。雷納克是《噓！》最喜歡攻擊的目標，經常被描繪成一隻頭頂大禮帽、臉形像猶太人的黑猩猩，不停地奔向柏林，向戴著尖頭盔的普魯士人匯報情況。修雷爾-凱斯納等修正論者以鷹鉤鼻子的猶太人形象出現，身穿銀行家的皮大衣，為德國的基金會支付巨款，把法國軍帽當球踢，或者在拉瓦尚爾的墳墓里采草，做成「花束獻給左拉」。自始至終，都有一個強壯的士兵形象，站得筆直，英勇非凡，面對惡人毫不畏縮——這就是軍隊。知識分子則瘦高而笨拙，腦袋大得出奇，眉毛中間鑲嵌著大衛王之星[19]，舉著一個比身體還大的筆在登記他「對所有法國東西的厭惡情緒」。該報唯一的插曲是偶爾將「山姆大叔」畫成「新高康大[20]」，大啖由西班牙、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做成的美味佳肴。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萊昂·布魯姆在一家新的牙科診所看見一位舉止風度很像騎兵軍官的年輕人，正和躺在身下的病人說：「這都無所謂，反正他們不敢碰比加！」中世紀史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加斯頓·帕里斯（Gaston Paris）在一篇關於菲利普三世的文章結尾激動地呼籲正義，他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立場就顯而易見了。波爾多大學文學部的元老保羅·斯塔普夫（Paul Stapfer）因為在一次葬禮講話上影射死去的同事的修正派觀點而被停職。榮譽勛位團（Légion d』Honneur）因為「暫停」左拉的資格也引發了軒然大波，成功地激怒了要求驅逐左拉的軍隊成員，以及追隨左拉的人士。法朗士等人從外套上除掉了紅絲帶。在咖啡館，民族主義者與修正論者在不同的桌子、門廊的對面落座。甚至整個村莊都定下了立場。一個居住在距巴黎14英里（約22千米）的薩莫瓦（Samois）的居民說，這裡的每個村民都支持德雷福斯，而與之相距三四英里（約4到6千米）的弗蘭克維爾（Francoville）則毫無例外都反對德雷福斯。 1898年2月，在議員們常來聚會傾談的比西奧餐廳（D ner Bixio），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每個人「苦惱愁悶」；3月，加里菲將軍說因為這一事件，他不願出去吃飯或拜訪他人；5月，對話一時轉向「是美國自己炸了『緬因』號嗎」，除此之外仍然是討論德雷福斯事件；到了11月，所有人都很鬱悶，「這是我吃過的情緒最低落的晚餐」，某議員在日記中寫道。 羅曼·羅蘭的巨作《狼》（Les Loups）的首演成了戰場。劇本是他在六天之內寫好的，為了向世界傳達法國正被「纏繞人心的最值得敬畏的問題」撕裂，「這個困境可以和高乃依的悲劇相比，那就是：犧牲國家還是犧牲正義」。當天比加上校就坐在劇場包廂，帕蒂上校也在觀看演出，使得現場群情激動。比加第一次被捕後剛被軍隊遣散，那天到劇場是受劇作家埃德蒙·羅斯丹（Edmond Rostand）的邀請，後者因為幾個月的《西哈諾·德·貝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一劇而聲名大噪。法國的戲劇愛好者10年間都在自由劇場（Théâtre Libre）備受懷疑論、象徵主義和易卜生主義的折磨。「我們需要鼓舞、理想、炫耀，」一位評論家寫道，「接著，西哈諾來了！平息了我們的渴望。」西哈諾的精神在那個晚上勁頭兒十足。 飾演比加的演員在台上面對對手時，觀眾們一下子爆發了，演員的聲音被淹沒。「整個劇場從上到下都在震動。」「萬歲！（Vive！）」和「打倒！（A bas！）」，喝彩與倒彩聲越來越狂暴，以至於有人激動地喊「打倒國家！（A bas la patrie！）」的地步，一個13歲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樓座叫道：「打倒基督教！」羅蘭自忖：「他們沒有聽到我的想法，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齣戲算無關緊要。真正的場面就在觀眾中間。這是歷史在上演！」 廝殺持續到第二天。《巴黎回聲》和《新聞報》的戲劇評論員臨陣脫逃。斯丹尼斯拉斯學院（Collège Stanislas）取消了羅斯丹夫人的接待會。兩家報紙發起抵制《西哈諾·德·貝熱拉克》 的宣傳。結果，此劇的聲望沒有因為其作者與比加的聯繫而受損。羅蘭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想重回過去那平靜、悲傷而恍惚的年月，我寧願加入到這場生命的鬥爭當中。上帝給我鬥爭、敵人、哀號的人群吧，以及所有那些我能參與的戰鬥！」 佩吉也表達了同樣的情緒：對和平的厭倦。其他人也同意。朗克議員回憶道，那個夏天，人人都擔心發生突然襲擊。「某天我們會收到警告，不要在家睡覺，以防反猶主義團伙的襲擊。第二天，又要擔心警察會來抓人。這激動人心；人們感到有活力；他們喜歡有所作為，為了某種事業而鬥爭的感覺。」 自從約瑟夫·雷納克在埃米爾·施特勞斯（Emile Straus）夫人的沙龍里對客人宣布德雷福斯的判決不公，沙龍的兩極分化就開始了。在此之前，沙龍是連接時尚和知識界的紐帶，彌合了階級和集團間的分歧。沙龍之於法國就像鄉間別墅的聚會之於英國。它們是思想的市場，是社會、政治特權的交易所，他們關心的事只有一件：誰是入選法蘭西學院的下一人？誰會穿著暗綠色的制服，在巴黎精英的注視下朗讀悼詞，並取代前一個不朽人物的位置？而如今，沙龍開始分裂成各個單元，阻礙這個使大家聯合一致的過程——這曾是它們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一般說來，每個沙龍都有個大人物（grand homme）。歐貝農（Aubernon）夫人是女主人中的元老，其沙龍生涯以接待小仲馬開始到接待加布里埃爾·鄧南遮[21]結束。與她相反，埃米爾·施特勞斯夫人是個美麗的金髮女郎，黑色的眼睛水靈靈，待人熱切，追隨者眾多，無法只關注一人。她是作曲家阿列維（Halévy）之女，曾經的喬治·比才夫人，在比才去世後嫁給了埃米爾·施特勞斯，令身後一串追求者傷心欲絕。在德雷福斯事件造成破壞之前，她的沙龍里集結了巴黎的精華，包括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女演員蕾珍（Réjane）、時任英國駐法大使的利頓（Lytton）勳爵、外科醫生波奇（Pozzi）教授、為奧芬巴赫的歌劇寫詞的亨利·梅亞克（Henri Meilhac）、儒勒·勒梅特（Jules Lema tre）、馬塞爾·普雷沃、福蘭、普魯斯特，以及每個星期三在自家開沙龍的馬蒂爾德公主，都在星期六下午齊聚奧斯曼大道，帶來議會、外交部、劇院和各大報紙編輯部的最新消息。雷納克的宣告之後，勒梅特就離開了，從那天起就只去裝點德洛尼斯（de Loynes）伯爵夫人的右翼沙龍了。其他客人也相繼離散。 阿曼·德·凱拉韋夫人在奧什大街的星期日沙龍是修正論者的中心，而阿納托爾·法朗士則是一顆永恆的明星。克列孟梭、白里安（Briand）、雷納克、饒勒斯和呂西安·埃爾（Lucien Herr）是常客。阿曼夫人只邀請作家和政治家，冷落除了諾艾利斯夫人以外的所有貴族。因為諾艾利斯夫人不僅支持德雷福斯，還「像一位從轎子上走下來的東方公主……閃耀的眼光點燃她的連珠妙語」。每張桌子上都放著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書，而大師自己站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央，就一個選題發表演說，其間有時會自己中斷，向剛來的客人問好，左右鞠躬，把這個人介紹給另一個人，彎下腰吻一個貓一樣柔軟的、裹著毛絲鼠皮衣的來賓伸過來的手，之後，繼續他流暢的講話，可能是關於拉辛的詩篇、羅伯斯庇爾的悖論，或者拉伯雷的警句。 德雷福斯事件取代了拉伯雷。歐貝農夫人的沙龍邀請兩大陣營的賓客，一旦接觸到這個題目，討論就一下子激烈起來。「這個所謂的『知識分子』請願書真是傲慢、荒謬，」權威雜誌《兩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的主編費迪南·伯魯內吉埃爾（Ferdinand Brunetière）表態道，「他們這麼起名字就是為了抬高自己，好像作家、科學家、教授就高人一等似的……他們有什麼權利去干預軍事公正的問題？」索邦的古代哲學教授維克多·布羅夏德（Victor Brochard）憤怒地回答：「正義的基礎不是法庭而是法律……沒有證據就判一個人有罪不僅是違法的，而且是司法謀殺……今天代表法國良心的不是那些將軍們，也不是羅什福爾，不是《自由言論》上的爭論者，不是埃斯特哈齊或者你的奧爾良公爵。是我們，我們知識分子才是良心。」 右派的指揮部是德洛尼斯夫人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的沙龍，朱爾斯·勒梅特在那裡占統治地位。在做了一陣上流社會的交際花後，她嫁給了年邁的德洛尼斯公爵，成了有能力決定法蘭西院士人選的人物之一。與此同時，她也當上勒梅特的家庭教師、母親、姐姐，據說還是他的情人，儘管有不善的流言說這兩人的關係是柏拉圖式的。她的賓客每周五一起吃飯，相聚在一間裝潢奢華的屋子裡，壁爐架上放著雅典娜的大理石裸像，牆上掛著用卡斯特拉伯爵的話說是「冒牌的」梅索尼埃（Meissonier）畫作。《議事錄》（Journal des Débats）著名的戲劇評論家勒梅特特別喜歡長篇大論，劇本、詩歌、短篇小說、評論、傳記、各種各樣的演講稿、政論、意見、論戰，他什麼都能寫。他的作品最終整理出版時有五十大卷。儘管從本質上說只是個票友，他還是通過《兩世界評論》上的一聲著名的吶喊挽救了被北方浪潮——易卜生、戈哈特·豪普特曼[22]赫爾曼·蘇德曼[23]和斯特林堡——所席捲的法國戲劇，也因此理所當然地走進了法蘭西學院的大門。民主和成年男子普選的結果令他夢想破滅。「共和國喚醒了我的共和夢，」他寫道，「就像人生把我從浪漫主義之夢中喚醒一樣。」他對「文字遊戲」也喪失了興趣，迫切想成為行動的人（man of action），為一樁事業打上一針強心劑，不僅能震顫評論的紙頁，更能使活著的人熱血沸騰。德洛尼斯夫人的餐廳里舉行了儀式，勒梅特在喝彩聲中登上了法國國家聯盟（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主席的寶座。這個由民族主義者組織的聯盟目的是團結右翼知識分子，以抗擊「國家（la patrie）的敵人」。其委員會包括沃古爾、巴雷斯、福蘭、領導普羅旺斯語復興的詩人米斯特拉爾（Mistral）、作曲家文森·丹第（Vincent d』Indy）、畫家卡洛呂·杜蘭（Carolus Duran）等。法國國家聯盟首次集會就吸引了1.5萬名會員，在第一個月加入的會員有3萬人。勒梅特之所以當選主席，是因為他們想推出一個可以和阿納托爾·法朗士相當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可惜，勒梅特是個喜歡嘲弄和抱怨的人，並沒有領導天分，一旦5分鐘之內不能打敗對方，勒梅特便會退出討論。 擔任副主席的詩人弗朗索瓦·戈貝（Coppée）為人溫和，並不比勒梅特更能幹，幾乎是在友人們的逼迫下才接受這個職位的。他是個被懷舊情緒包圍的人，喜歡用韻文寫作古代謙卑的浪漫故事。當一位英國朋友問他「和那幫人混在一起要做什麼」[24]時，他回答：「實話告訴你吧，我也不太清楚。」他能夠解釋的是，有種模糊的感覺使他意識到，宗教和愛國主義這些使法國強大的東西正在逐漸消失，如果不做些什麼，它們就會被物質主義的潮水徹底淹沒。 真正為聯盟出力的領導者是巴雷斯、德拉蒙特、羅什福爾和德魯萊德，後者也是創建更早的愛國者聯盟（Ligue des Patriotes）的領導。在討論政策時，德拉蒙特會大笑道：「這幫人真是氣死我了！」從來都自說自話的羅什福爾會在冗長的討論後不耐煩地說：「對啊，對啊，這些暴民（canaille）真噁心！」然後說一些令戈貝開心的奇聞逸事。「我們每個人都很嚴肅，」勒梅特向德洛尼斯夫人坦承，「但是在一起就變得心浮氣躁了。」 然而，他們知道，奮鬥的事業極度嚴肅。備忘錄和藍紙電文（petit bleu）的爭執背後，「能聽到蠻族軍團的腳步聲」，萊昂·都德寫道。德雷福斯主義是兵臨城下的外國人。它是革命，是猶太人，是共濟會教徒，是自由思想家，是新教徒，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國際主義者。每個人都從中看到自己的敵人。巴雷斯看見了所有「非法國」的東西；阿瑟·梅耶看到了「無政府主義與德雷福斯主義的聯合」，他們的祭司——阿納托爾·法朗士與奧克塔夫·米爾博使之成為「兩倍可怕的邪教」。伯魯內吉埃爾看見的是「個人主義……這個時代的大弊病……尼采的超人，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我崇拜（culte de moi）」。 1898年5月選舉之後產生的激進政府的領導人中最厲害的角色就是戰爭部部長戈德弗魯瓦·卡韋納（Godefroy Cavaignac），一個平民。他不是軍人，而是個有著嚴格的共和派操守的人，一股「海綠色的清廉力量」，自視為議會腐敗的懲罰者。巴拿馬事件的調查就是他提出的，此外，他很討厭克列孟梭。1895年擔任6個月戰爭部部長時，他曾接受「密件」的真實性，深信德雷福斯有罪。即將卸任的總理梅利納（Méline）曾試圖否認裁定結論出來後的任何論據，而卡韋納決定坦率地直面問題。他重新調查文件後說服自己，儘管有埃斯特哈齊介入其中，德雷福斯的判決仍然公正。於是，他下令逮捕埃斯特哈齊和比加兩人，走進議會，下定決心永遠埋葬修正派。他居高臨下、面無笑容地告訴議員，埃斯特哈齊無罪的判決是錯誤的，他應該作為同夥處理，但是「我百分之百確定德雷福斯的罪行」。接著，他追溯了這個案件的歷程，重組了整個結構，並證明德雷福斯派的每一點都是錯的，最後的證據是傳說中的德雷福斯悔過書以及帕尼扎蒂的信件，關於信件這一點，兩周前還擔任總理、現在坐在聽眾席上的梅利納已經從義大利人那裡知道是偽造的了。卡韋納的發言結束後，全場掌聲雷動，人們站起來喝彩。他卸下了那可怕的重負，議會以545∶0的選票（其中有19票棄權，包括保持沉默的梅利納）決定把他的演說張貼（affichage）在法國所有的市政廳。「現在，終於可以把那令人作嘔的案件埋葬了，」德·沃古爾當晚在俱樂部說，「現在，德雷福斯的罪行至死都鐵板釘釘了！」 這對於德雷福斯派的打擊是難以置信的，這是個「殘忍的時刻」。一位記者一出議會就去找盧西安·埃爾，告訴他這條炙手可熱的新聞。埃爾當時正和萊昂·布魯姆在書房交談，兩人聽聞後目瞪口呆，眼淚都快下來了，坐在那裡一動不動，驚駭和絕望已經把他們鎮住。這時，門鈴突然響了，饒勒斯沖了進來，友人邀請他一同哀悼，他卻置之不理，反而以勝利的語調嚴厲責備他們：「怎麼你們也這樣？……你們還不明白嗎，現在我們頭一次可以確定勝利了！梅利納無懈可擊，因為他什麼都不說。卡韋納已經提到了那些文件，那我，是的，我可以昭告天下，文件是偽造的。那些東西看起來就假，聞上去也假。它們就是偽造品……我肯定，我會去證明。造假的人已經從洞裡鑽出來了，我們會掐死他。收起你們的死人臉，和我一起高興起來吧。」 饒勒斯一出門就寫下一系列名為「證明」（Les Preuves）的文章，從那個星期開始發表在社會主義報紙《小共和國》（La Petite République）上，令它的讀者瞠目結舌。這標誌著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世界的第一次合作。德雷福斯事件架起了一座跨越階級仇恨的橋。 在左拉的審訊之前，饒勒斯就已經公開聲明支持德雷福斯了。他身材矮小強壯，面色紅潤，熱情快活，全身散發著戰鬥的熱情。那大大的頭顱，粗糙的鬍鬚，隨意的著裝，下垂的襪子，使他看上去很有工人領袖的樣子。然而，他並非工人階級出身，而是來自一個不太有錢，但很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家庭。他還曾是高等師範大學的學生，求學時希臘語、拉丁語、人文學科都名列前茅；亨利·伯格森是他的同學也是朋友，和他一同競爭學校的最高榮譽獎。在左拉審訊等待做證時，他和阿納托爾·法朗士一邊在庭外踱步，一邊背誦17世紀的詩歌。當他在議會以沉重而堅定的步伐走向講壇，將一杯紅酒一飲而盡，準備講演時，聽眾們都變得緊張而充滿期待，不管是崇拜他的人，還是敵視他的人。他的聲音「極其洪亮」，幾乎震耳欲聾，但當他輕鬆地降下音量時，大廳的最後一排人還是能聽得見。羅曼·羅蘭說，聽他用全部音量演講是一種享受。他可以維持這樣的音高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他不看筆記，也很少停頓，就算停下來也是因為新的靈感突然湧現。當他遇到對手的詰難時，就像「一隻巨大的貓和老鼠玩一樣，撫摸他，逗他，讓他一會兒往這兒跑，一會兒往那兒跳……然後一記重拳，把他打倒在地」。 他不喜歡派系鬥爭，這種把某一正統學說置於最終目標之上的做法曾使社會主義運動深受其害。對於親自領導卡莫（Carmaux）大罷工的饒勒斯來說，工人階級力量的最終目的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而只有聯合社會主義的各個派別，目標才能實現。自從接受盧西安·埃爾等人的勸說，意識到德雷福斯的無辜後，他就堅信社會主義如果放棄與不公正鬥爭，就會損害自身的形象。而把追求正義當作自己的事業，就會在最終的勝利上留下痕跡，打開通向權力的新的道路，使道德的光輝環繞自身。德雷福斯事件在他眼中會成為左翼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者當然是這個戰線的領導。 然而，他在社會主義黨派的同事完全沒有分享這份熱情。溫和派如米勒蘭、維維阿尼（Viviani）不想混進這樁「費解而危險」的事件；朱爾斯·蓋德（Jules Guesde）領導的極端派雖然私下裡支持德雷福斯，卻反對政黨行動，唯恐工人階級的力量因為無關的原因而分散。《我控訴》發表之後，社會黨核心要做出決定，假使右派要求審判左拉，他們該怎麼做。溫和派局促不安，在選舉前夜不願鋌而走險。「為什麼要為左拉冒改選的風險？」他們問，「他又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不過是個資產階級。」這一派人爭辯之時，蓋德在不耐煩的厭惡中突然打開窗戶，做出呼吸新鮮空氣的誇張姿態，喊道：「左拉的公開信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革命壯舉！」但這不過是個姿態罷了，蓋德也在宣言上籤了字，表態：「讓資產階級就國家（patrie）、法律、正義……自己撕碎自己吧。只要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繼續下去，這些名詞就毫無意義。」德雷福斯事件的不公應該作為打敗資產階級的武器，而不是「為了支持資產階級世界的一個派系動員再解散無產階級力量。」德雷福斯事件不過是兩大資產階級陣營的權力鬥爭：一方面是教權主義，一方面是猶太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朋友。社會主義者支持任何一個都會妨礙階級鬥爭。「在德·芒與雷納克之間，你們還是保持中立吧。」蓋德宣告。 但是正如德·芒所言，這兩大陣營之間根本沒有中立的空間。「你無法想像我有多難受！」饒勒斯對佩吉說。「我們的敵人算不上什麼——但是我們的朋友！他們要把我吃掉，就因為擔心競選的事。他們扯著我的後衣領，想阻止我去演講。」饒勒斯甩開了他們，拒絕保持沉默，而且還真的在1898年5月的競選中落敗，失去了他在議會的席位。不過失敗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他選區里工業家的反對。於是，正如克列孟梭轉投《黎明》，饒勒斯投向了《小共和國》，撰寫每日政論專欄。《證明》剛開始登載時，階級仇恨在社會主義傳統中根深蒂固，以至於要在鬥爭中集結左派就必須去掉德雷福斯的階級。「他已經不再是軍官或資產階級了，」饒勒斯寫道，「他已經在苦難中被剝掉了所有的階級特徵……他只不過是當局罪行的見證者……他象徵著我們每一個人。」饒勒斯猛地撲向證據，著手應對卡韋納提出的每一個論點和文件，分離傳言和勒索，追蹤偽造物件。他嚴肅的邏輯與十足的幹勁鼓舞了德雷福斯派，激怒了卡韋納。在內閣的一次晚宴上，卡韋納提出以圖謀反對國家的罪名逮捕所有修正派的領導者，並點了馬蒂厄·德雷福斯、伯納德·拉扎爾、朗克、雷納克、修雷爾-凱斯納、比加、克列孟梭、左拉等人的名。當一位同事諷刺地問道，為什麼不逮捕律師時，卡韋納回答，「當然要逮捕」，並加上了拉博里和德芒熱，後者是德雷福斯的律師。 即便如此，《證明》還是撼動了卡韋納。為了回應饒勒斯的某些指控，他下令再次檢查文件，並請一位此前沒有參與這個案件的官員出馬。此人深夜加班，借著酒精燈發現了至關重要的事實：帕尼扎蒂信紙是由兩張同一個品牌的紙，裁剪成一半拼起來的，連接處隱約出現不同的顏色。亨利上校[25]用的是帕尼扎蒂兩張真實信件的空白處製造這份文件的。因此，這份至關重要的信件被證實為偽造品。這項發現令調查官警覺，他繼續研究，又發現諸多陰暗的貓膩，矛盾重重。該官員盡職盡責，匯報了發現，使得戰爭部部長面臨倒台。 德雷福斯事件的征服者卡韋納看見，他所提出的結論像玻璃一樣被打碎。案件的癥結竟是偽造品，他贏得全國支持的陳述因此也是謬論。對於他這樣一個有原則的人而言，掩蓋發現是做不到的；他必須面對這個錯誤的悲劇。好在他不是軍人。他下令逮捕亨利上校，將其關押在謝爾士米丁監獄（Cherche Midi），這個德雷福斯曾經待過的地方。1898年8月31日當晚，亨利上校用他們給他的剃刀自殺了。 軍官們知道這個消息後都嚇呆了，一些人甚至哭了出來。這是軍隊榮譽的污點，「比色當還要糟糕」，一位軍官說道。在蘇黎世度假的萊昂·布魯姆在晚上10點給送信的人開門，得知了這一消息。「我覺得一輩子都沒有這麼激動過……無限的喜悅貫穿全身，其根源來自理性的勝利。真理竟然贏了。」這一次，德雷福斯派終於可以確定他們已完成任務，至少看上去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確實贏了，因為真相已大白天下。但是能否使別人接受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卡韋納辭職了，不到兩周，他的繼任者——德雷福斯被捕後上任的第六任戰爭部部長——也辭職了。政府向如今已無可避免的結果投降，把案件交給了最高法院——「破毀院」（Cour de Cassation）[26]，讓它來決定是維持原判還是重審。這一移交行為被視為對將軍們的不信任，導致了另一位戰爭部部長的辭職。整個巴黎像沸騰的水一樣，興奮地等待法庭決定是否接受此案。如果答應受理，「密件」就必須公之於眾，而這是軍隊竭力要阻止的事。英國嚴肅而冷靜的《旁觀者》雜誌認為，目前局勢的邏輯發展肯定會引發軍隊政變。巴黎的保皇派和右翼聯盟的極端主義者也想刺激政變，故而散布陰謀的謠言，組織集會，派出他們雇用的人去街頭喊叫。這正是德魯萊德期待的時刻。 德魯萊德是個情緒高昂的煽動者，還是詩人兼議員。他腿很長，鼻子也長，酷似堂·吉訶德。在他眼中，共和國的風車怎麼看都要轉變方向了。他是參加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老兵，在1882年建立愛國者聯盟就是為了延續復仇（revanche）精神。其題詞「1870—18××」特意將第二個日期留白，「法國仍繼續」（France Quand Même）的座右銘也崇高而毫無意義。德魯萊德撰寫愛國詩篇，既恨保皇派也恨共和派，「政治見解和小孩一般」。為了煽動危機，他與反猶聯盟的實際頭領儒勒·蓋倫聯合。反猶聯盟受到奧爾良公爵的資助，後者想拽住危機的尾巴，有所圖謀。緊張氣氛在1900年巴黎世博會的施工現場爆發，2萬名建築工人罷工，政府派遣軍隊巡邏街道，占領火車站。流言說10月25日議會重開時會發生政變。德魯萊德和蓋倫呼籲人們齊聚波旁宮，進行聲勢浩大的抗議集會，以表明「對軍隊的信心，對叛徒的憎恨」。 社會主義者，或者說社會主義者中的一部分人，突然發現共和國還是值得挽救的。儘管獻身於推翻現有的社會制度，他們也不願意這個制度被右派推翻。此外，他們從地方委員會處發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保持中立態度使他們在選區蒙受損失。「因為我們看起來反對所有的資產階級共和派，許多人誤認為我們是君主主義反動派的同盟。」一位在外省工作的黨員寫道。 社會主義領導人發出緊急通知，召喚旗下的幾個團體，召開緊急會議，組織統一戰線以抵抗嚴重的危險。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危急，因而他們成功地（哪怕是暫時地）組織了一個統一戰線，名為「警惕委員會」（Committee of Vigilance）。遵循正確的革命程序，委員會決定每晚開會，號召人民舉行群眾遊行。與右派同盟的衝突、暴亂乃至內戰似乎迫在眉睫。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權同盟十分緊張，呼籲所有共和派人士遠離街頭的喧鬧，但是饒勒斯看到了社會主義者的機遇：「巴黎因為決心而震顫……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了。」蓋德卻看見了危險，他警告大家，這時候挑起衝突可能是那些將軍們求之不得的，據說他們正等著暴亂發生，乘機奪權。於是「警惕委員會」猶豫了。社會主義者不會挑起任何事端，他們宣稱。「革命團體已做好行動或棄權的準備，一切根據情況來。」 當時「最有名」的保皇派，奧爾良公爵的首席顧問（chef de cabinet）安德烈·布菲（André Buffet）對局勢的把握十分自信。他給僭王去電報，讓其「務必」在10月24日抵達法國附近的布魯塞爾。公爵當時正在波西米亞打獵，回電說：「我要現在就去還是再等會兒？緊急事務。」布菲態度堅決地回應：「必須靠近邊界。」但是公爵接受了更好的建議，留在了原地。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人群包圍了議會。協和廣場及附近的街巷人山人海。到處是口號，到處是紅旗。「這個場景看上去不是新的公社要成立了，就是獨裁者發動政變的前夕。」氛圍中有可怕的徵兆：軍隊和警察密布。然而，這一天過去了，共和國仍然屹立不倒，因為右派缺乏政變的重要元素——領導者。它有一小撮狂熱分子，雖然叫得很響，但還不足以推翻民主國家站得住腳的政府。真要這麼做的話，外國的援助或者獨裁者幫凶必不可少。正如布朗熱在情婦的墳前開槍自殺後，克列孟梭冷酷的比喻：「騎在馬背上的人」只有一個「少尉的靈魂」。 接下來的事件如激流，洶湧澎湃。10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審理此案，並開始調查。「勝利！」《黎明》用與「我控訴！」相同的字體報道這個消息。修正派的支持者為之叫好，認為此決定重新建立了超越軍事力量的公民力量。接著，法院要求呈上「密件」。戰爭部部長拒絕並辭職。政府垮台了。在接下來的7個月裡，最高法院成了爭鬥的中心。自此，右派處於守勢，德雷福斯事件進展最瘋狂的時段到來了。民族主義報刊嚴厲批評最高法院，說它是「叛徒的庇護所」，是「猶太教堂的分支」，是「猶大的巢穴」，還是「證券交易所和妓院的混合體」。法官們不是「德國人的傭工」，就是「猶太教堂的男僕」。雙方使用各種力量施加影響，互相指責對方賄賂法官。民族主義者成功地強迫此案脫離刑事法庭，進入聯合三庭受審。據說刑事法庭偏袒修正派，聯合三庭比較容易屈從於壓力。 與此同時，德雷福斯派的暴風雨也開始向比加襲來。為了阻止他在最高法庭作證，軍隊將之轉移到謝爾士米丁監獄，為在軍事法庭受審做準備。人權同盟每晚都組織抗議集會，不僅在巴黎，也在外省的城市。饒勒斯的名字和威望吸引了3萬人參加馬賽的集會。饒勒斯、科學家杜克勞（Duclaux）、阿納托爾·法朗士、奧克塔夫·米爾博以及薩巴斯蒂安·福爾是最受人們歡迎的演說家。工人和資產階級，學生和教授，女工和名媛擠滿了大廳，門外人行道上也是聽眾，他們鼓掌歡迎著名的演說家們，在謝爾士米丁監獄的牆外一同遊行，高喊「比加萬歲！（Vive Picquart！）」。為比加抗議的簽名這回可不止幾百人，而是成千上萬，包括34位法蘭西學院院士。這在雷納克看來，標誌著真相的行軍所走過的路程。新增加的名字包括女明星薩拉·貝納爾，《太陽》的編輯埃爾韋·德·凱洛安（Hervé de Kerohant）。後者原是反對修正的，現在在抗議書上以「愛國者、保皇者、基督徒」的名義簽名。歷史學家及院士拉維斯感到必須要行動了。作為個人抗議的姿態，他辭去了在聖西爾軍校的職位。 就連到那時為止一直保持蔑視和漠然態度的無政府主義者也被席捲進事件中。從前，他們在自己的報紙《悠閒老爹》上譴責克列孟梭、「老剝削家修雷爾-凱斯納、癩蛤蟆依夫·吉歐（《世紀報》編輯）、醜陋的雷納克、三個編造邪惡法律（lois scélérates）的罪犯」一同領導「骯髒的人」進行德雷福斯「遊街」。然而，現在，當他們的資產階級敵人為兩個關在魔鬼島和謝爾士米丁監獄的烈士控訴時，無政府主義者也為那些被送往法屬圭亞那強迫勞動的烈士們做著同樣的事。人權同盟對上述情況有了新的興趣，成功地為其中五人爭取到了赦免令。 一些右翼人士也無法對真相視而不見了。「麵包皮」女神格萊夫勒伯爵夫人開始在暗地裡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她寫信給德國皇帝，想去拜訪他以查明德國人是不是真的雇用德雷福斯當他們的間諜。她收到的唯一答案是一大籃蘭花。普魯斯特也在《追憶似水年華》里記載了蓋爾芒特親王的變化：他和斯萬坦承，在亨利上校自殺後，他就開始每天偷偷閱讀《世紀報》和《黎明》。他和他的妻子互相瞞著去請牧師為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做彌撒，然後驚訝地發現牧師也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親王在樓梯上遇見端著早餐盤去親王夫人房間的女僕，繼而發現餐巾的下面正藏著一份《黎明》。 在深陷泥潭還頑固不化的將軍們手下，一些軍人也很苦惱。「這話我只和你說，不為外人道，」一位軍官在火車上告訴加里菲將軍，「我們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反對修正。實際上正相反，我們也想看到光明，看到真正的罪犯受到懲罰，這樣如果做錯了事，軍隊就不會背黑鍋了。」他覺得，要是比加被審訊並定罪，公眾輿論就會對軍隊採取敵視態度。 就在最高法院開始調查的這個星期，上面下令將馬爾尚（Marchand）上校撤離法紹達[27]，軍隊的苦酒總算倒滿了一杯。饒勒斯猛烈攻擊帝國主義冒險，這一資本主義的罪孽輕率地危及了和平，而在英國的挑戰面前，法國又毫無防備。饒勒斯本來就很強的直覺感在經歷了德雷福斯事件後似乎更敏銳了，他的筆下浮現著不祥之兆：「戰爭還是和平將由偶然的衝動決定。一旦開戰，後果很嚴重，波及範圍很廣。這將是第一個普遍的戰爭，吞沒所有大陸。資本主義擴大了戰場，無數人的鮮血會染紅整個星球。這將是對這個社會制度最可怕的控訴。」在他活著的年代，還是有可能把錯誤歸結於制度，而非人性的。 德雷福斯事件的瘋狂還在持續升級。雷納克在《世紀報》上撰文指責亨利上校毀掉德雷福斯是有「個人原因」的。德拉蒙特說服了亨利夫人，以誹謗罪起訴雷納克，並以亨利夫人的名義公開募捐，聚焦了各類民族主義者。《自由言論》編輯部在蒙馬特爾大街的辦公室窗口下，懸掛了一條寫有「為了亨利上校的遺孀與遺孤，抗爭猶太人雷納克」的橫幅，並在晚上點燈照亮。一個月內，有1500多人捐獻了共計13萬法郎。他們的名字和加在後面的解釋構成了當時也是整個時代的右派的歷史。舊姓比貝斯科（Bibesco）的奧登·德·孟德斯鳩伯爵夫人貢獻了最高款額——500法郎；一位「很窮卻滿心仇恨」的中尉捐獻了30蘇。各種各樣的仇恨都有，主要的對象是猶太人，處置他們的建議也各種各樣，包括剝皮、烙鐵、下油鍋、潑硫酸、閹割等邪惡的刑罰。也有對外國人和知識分子的仇恨，甚至有一份「積聚了500年的對英格蘭的仇恨」。但是，也有很多人捐款是出於對遺孀和小孩的愛與同情。一位牧師為了「捍衛反對猶太基督教欺騙的永恆法則」而捐款，一位音樂教授是為了「法國人，反對外國人」，一位公務員「希望上帝留在學校」，一位佚名捐贈者「婚後6個月就被一個猶太人毀了」，一位工人是「無政府主義者、資本家饒勒斯和雷納克的受害者」。有無數「真正的愛國者」和一位「心中惱火的法國人」。「萬歲！」獻給了德拉蒙特、羅什福爾、德魯萊德、蓋倫、埃斯特哈齊、奧爾良公爵、皇帝（l』Empereur）、國王（le Roi）、奧斯特里茨的英雄以及聖女貞德。雷納克是主要攻擊對象，很少有人提到德雷福斯。梅西耶將軍也捐了100法郎，但沒有提供解釋。詩人保羅·瓦萊里「思考之後」，捐了3法郎。 就在大家正激動的時候，法國總統菲利克斯·福爾（Félix Faure）突然離奇死亡了。公眾感覺到有些事情缺乏解釋，實際上不公布真相是因為太過丟人。福爾總統對自己的性愛技巧很有自信，於是在一場愛麗舍宮底層的表演中喪了命。本來就充滿敵對和懷疑的氣氛又增加了一層秘而不宣的陰影。 新總統的選舉在歇斯底里的司法戰鬥中進行，穩重、單純的參議院主席埃米爾·盧拜（Emile Loubet）戰勝了保守黨的梅利納。盧拜在巴拿馬醜聞展開之際時任法國總理，被民族主義者所鄙視。他們說這場選舉是「對法國的侮辱」，「對軍隊的挑戰」，是「猶太叛國者的勝利」。他們雇用烏合之眾，干擾總統從聖拉薩爾車站到愛麗舍宮的巡行，以至於樂隊演奏的《馬賽曲》都被喧鬧和鳴笛聲淹沒了。「共和國不會敗在我手裡，」盧拜平靜地說，「他們知道這一點，所以才這麼瘋狂。」 右翼已無法控制他們的激動心情，做好了準備要讓共和國倒台。「不出一星期，我們就能讓盧拜下台。」儒勒·勒梅特吹噓道。福爾的國葬就是右派計劃的政變時刻。一定要說服軍隊拯救國家。「聯盟人士」以為，只要他們在某個時刻喊一聲，做個手勢就行了，所以懶得去認真組織政變。他們計劃在送葬的軍事護衛從墓地回到位於民族廣場的軍營的路上進行攔截，並帶著這些軍人占領愛麗舍宮。德魯萊德和蓋倫帶著200多個愛國者去街頭，剛看見護衛軍指揮官羅傑將軍的馬勒就喊道：「去愛麗舍宮吧，將軍！跟我們走，將軍，跟我們走！去巴士底獄！去市政廳！去愛麗舍宮！朋友在等著我們。我求你了，將軍，救救法國吧，建立一個人民的共和國吧，把議會的支持者（parlementaires）踢出去！」將軍很鎮定，依然保持原來的路線前進，無知人群自發地叫道：「拯救法國！軍隊萬歲！」護衛部隊掠過了德魯萊德和他的追隨者們，走進了兵營。這時，德魯萊德突然掀開他的大衣，展示代表赦免權的議員徽章。不過，他還是因為煽動暴動被警察強行帶走了，他的好鬥激情為他的審判加了一條理由。政變落得一場空，但右翼人士並沒有因此氣餒。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反猶太聯盟收到奧爾良公爵資助的5.6萬法郎，和博尼·德·卡斯特拉伯爵的10萬法郎。 最高法院宣布世紀之案的裁定結論時，整個法國都屏住了呼吸。46位身穿紅衣、戴白鼬毛皮的法官宣布改判。一艘巡洋艦被派到魔鬼島，接德雷福斯回來複審。左拉也從英國趕回來，寫了一篇文章在《黎明》上發表，雜誌為其冠以「正義！」的標題，這個標題的字體如今大家都熟悉了。左拉看見，所有政黨和派別的分歧現在已經消失，一個巨大的分界線把法國分裂成兩大陣營：代表反動與過去的力量，與之抗衡的是代表正義與未來的力量。這正是完成1789年革命任務的邏輯順序。德雷福斯派無法遏制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他們為法庭的宣判喝彩，認為這預示著將在新世紀誕生的社會正義。壓在法國人身上的恥辱的重擔似乎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自豪感。一位《時代日報》派去海牙和平會議的通訊員寫道：「除了法國以外，還有哪個國家能像法國過去三年那樣，加速世界的心跳？」修正判決不僅意味著正義的勝利，也意味著「人類自由」的凱旋。其他國家的人也有感受到這種普遍性的。當時在歐洲旅行的威廉·詹姆斯看到德雷福斯事件大白天下的曙光後寫道：「這件事可能會成為那種開啟新起點和高水位線的道德呼喊，把傳統、集會的呼喊以及新面孔拋在腦後。」 民族主義者的憤怒發作了。卡朗·達什畫了一幅漫畫，德雷福斯得意地笑著，雷納克拿著鞭子，命令道：「瑪麗安娜，過來。」展開的另一頁上畫著從馬桶中鑽出來的左拉，手裡拿著一個德雷福斯玩偶。說明文字是：真相從井裡出現。 次日，對法庭判決的憤怒就發泄在了盧拜總統的頭上。那是個星期天，他要去歐特伊觀看大障礙賽（le Grand Steeple）——這個社交季里最時尚的節目。總統的馬車行駛到正面看台的時候，一群衣著光鮮的紳士們在紐扣眼裡插著象徵皇室的白色康乃馨以及象徵反猶的藍色矢車菊，他們揮舞著手杖，有節奏地高聲喊道：「下台！巴拿馬！下台！巴拿馬！」盧拜在號叫和威脅聲中就座。突然，一個身材高大、留著金色鬍鬚、戴著白色康乃馨、打著白領結的人（後來被證實是費爾南·德·克里斯蒂尼男爵）一下從人群中穿出來，沖向樓梯，一步兩個台階，把他沉甸甸的手杖打在了總統的頭上。女士們尖聲驚叫。接著，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然後，攻擊者的朋友們喧鬧起來，把他從衛兵的手裡救下來。有人被逮捕了，還有人圍在一起和警察喊叫爭吵，一邊叫嚷一邊揮動他們的手杖。這真是個「嘈雜的地獄」（un charivari infernal）。巴黎地方長官祖林登（Zurlinden）將軍打電話要求派遣三個騎兵小分隊支援。盧拜氣得發抖，但還是向身旁就坐的義大利大使夫人、托尼埃里（Tornielli）公爵夫人道歉。「能坐在您身邊我很榮幸。」夫人回答。 除了盧拜以外，共和國是這次攻擊的另一個受害者。公眾大吃一驚，異常憤慨。法國各個委員會和市政廳的電報源源不斷，表達了人們深切的忠誠感，這是從幾年來的經歷中無法預料的。盧拜宣布，作為受邀的客人，他準備觀看下周日在隆尚賽馬場的比賽。有了這個預先的警告，同盟人士以及兩大陣營的報紙都號召群眾示威，並集結各自的軍營。政府採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備措施。30個騎兵中隊，一個旅的步兵身穿作戰服，排隊站在從愛麗舍宮到隆尚賽馬場的路上。就連馬場的跑道上，每隔10米都有帶步槍的禁衛軍重騎兵把守，每個投注窗口也有他們的守衛。騎在馬背上的警察守衛在草坪上。跑道上聚集了超過10萬人，不少人的紐扣眼上插著代表左翼的紅玫瑰。右翼的威脅再次引來了工人們，他們可能不是來捍衛資產階級國家的，而是來藐視統治階級的代表的。在場的6000多個衛兵阻止了重大暴亂的產生，但是，這一天之內，示威的人群衝突無數，私下的騷亂和混戰頻發，呼喊與反駁迴響，百餘人被捕，記者、警察和示威者都有受傷的。晚上，人群重回巴黎，騷亂席捲咖啡廳；「共和國萬歲！」遭遇「軍隊萬歲！」，酒瓶、杯子、玻璃飲料瓶、托盤摔得到處都是，桌椅板凳也成了武器，警察衝鋒陷陣；憤怒、流血、全國性的仇恨持續升級。甚至位於巴黎外的布列斯特的一家小旅店，入住的軍官和教授們——那些同樣被愛國感情驅使的年輕人——也無法交談和互相理解了，到了一開口就要決鬥的地步。該是「上帝出面休戰」的時候了，這是《時代日報》的懇求。 然而，休戰並沒有到來。隆尚事件幾周後，政府再一次解散，恐懼和困難實在太大，以至於8天過去了新內閣還沒成立。站出來填補這個真空，準備「清算」德雷福斯事件的人將有權開出其他情況下不可能的條件。這個人是雷納·瓦爾德克-魯索（René Waldeck-Rousseau），53歲，巴黎的頂尖律師，舉止優雅的演說家，被稱為是「共和國的伯里克利[28]」。他是來自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出身富有的名門望族。他的舉止引人注目，長得像英國人，留平頭和鬍鬚，喜歡打獵和釣魚，擅長水彩畫，著裝無可挑剔。羅什福爾說他是「塗髮蠟的瓦爾德克」，因為他總是打扮得很漂亮。激進派崇拜他，中間派也贊成他，他是中庸之道（juste milieu）的代表。 德雷福斯的重審在即，事件的演變也走向高潮。為了在預料中的連續打擊下保住烏紗帽，瓦爾德克刻意組成了一個讓論辯的雙方都很討厭的政府，這樣雙方的力量就能互相抵消。他選了社會主義者米勒蘭當商業部部長，軍事英雄加里菲侯爵（又名公社「屠夫」）擔任戰爭部部長。這個顯然的權宜之計引發了新聞界和議院一片喧囂，抗議的浪潮前所未有。「完全瘋了……絕對是精神錯亂……太不像話……厚顏無恥！」辯論的雙方都憤怒異常。對米勒蘭的任命不止激怒了右翼，他接受任命也成了醜聞一樁，造成了自己的政黨和第二國際的分裂，歷史影響不容小覷。社會主義者接受資本主義政府的任命是一個可以和猶大的背叛相提並論的罪行。饒勒斯傷心不已，懇求米勒蘭拒絕接受任命，但是狡猾的瓦爾德克恰恰選了一個貪戀權力的人。因此，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在對內閣進行信任表決時做出決定，是否支持瓦爾德克組成的政府。一旦政府解散，法國必然陷入大混亂。饒勒斯終於被盧西安·埃爾的論點說服：「不請求無產階級政黨的幫助，共和國就瀕臨失敗，這對於社會主義而言是怎樣的成就啊！」然而，蓋德那一派則死死抓住階級鬥爭不放。蓋德說，社會主義者「進入議會，仿佛身居敵人的國度，但我們的目的是與敵對的階級做鬥爭」。饒勒斯警告，如果社會主義繼續保持這種態度，它將會落到和「毫無結果、固執己見的無政府主義」一樣的層次，但是他的看法沒能占上風。社會主義聯盟分裂了，25個議員決定支持政府，17人反對。蓋德對後一組人提出了激動人心的建議，讓他們進入議會時高喊「公社萬歲！」。可惜，他們沒能同右翼達成共識，因此在信任表決時投了棄權票。 第二天，他們還真的衝著新部長們喊了10分鐘的「公社萬歲！打倒劊子手！打倒殺人犯！」。加里菲侯爵、德·馬蒂格親王是他們要打倒的主要對象。馬蒂格親王此時年近七旬，有著紅銅色的臉和明亮的雙眼，正帶著嘲諷的笑容觀看周圍吵鬧的景象，半是滿足，半是厭惡。他在克里米亞、義大利、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色當都打過仗。在色當，他曾帶領一團騎兵進行最後的衝鋒，他對指揮官的答覆是：「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在，您想讓我們衝鋒多少次都行。」加里菲侯爵被甘必大偉大的愛國主義和戰鬥精神感動，成了共和國的支持者，一直沒有改變立場，並且公開表達他對布朗熱的鄙視。他的臉顏色鮮明，鼻子好像食肉猛禽的鳥喙，一雙眼睛深陷兩邊。但他整個人看上去很有精神，很年輕，他仍然保持著「他走向成功時的氣度，仿佛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洋大盜，又或者是個什麼都不在乎的大老爺（grand seigneur）」。儘管他的腸胃嬌貴，因為舊傷有些跛腳，他仍然堅持在杜拉瑞宮打網球，他的風流韻事也廣為傳頌，是比西奧餐桌上充滿生氣的粗俗笑料。他告訴人們卡斯第里歐尼夫人是如何向他展示博德里（Baudry）為她畫的裸體肖像畫的。當他懷疑她是否真有畫上那麼好看時，夫人脫去了禮服，躺在沙發上擺姿勢。「還是畫上的更好。」加里菲總結道。他被人稱作「談話的劍客」（sabreur de la parole），因為他講故事「就像帶領中隊衝鋒陷陣一樣」。為了軍隊的戰鬥效能以及曾經在他手下干過的比加，加里菲成了一個修正派。因為這個罪過，他被逐出賽馬俱樂部；當上部長之後，他也從行際盟友聯盟俱樂部（Cercle de l』Union）退出，這倒不是因為他的觀點與其他成員格格不入，而是俱樂部里一些「愚蠢」的成員在歐特伊被捕；加里菲說：「如果必須逮捕俱樂部成員的話，就不能再待下去了；這種事情不太令人愉快。」他是個刻薄古怪的人，曾經富有，現在只靠退休金過活也依然驕傲，他擁有「勇氣、才智、厚臉皮、對死亡的蔑視和對生活的渴望」。 這些品質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高潮時擔任戰爭部部長所必需的。在議會面對蓋德派極端主義者的奚落時，他突然站起來咆哮：「殺人犯，出來！（L』assassin，présent！）」於是，所有人都鬧起來了。民族主義者、激進派、中間派，一邊罵人一邊亮拳頭。和瓦爾德克一樣是律師出身的米勒蘭，留著灰白的小平頭，整潔的黑鬍子，戴著單片眼鏡，態度嚴謹又好鬥，此時已經敗下陣來。他的鬍子顫抖著，看起來「好像一隻巨大的貓，在暴雨里淋成了落湯雞」。人們發現加里菲正在記錄人名，他後來解釋說：「我覺得有必要邀請這幾個傢伙到我家吃飯。」瓦爾德克試圖說話，站在講壇上1小時，下面的人卻最多聽見了10分鐘。他拚命抗爭，最後以26票的優勢成功建立新政府。 加里菲加入這個內閣並「不抱幻想」，而是為了安穩住法國，避免內戰，「如果這還可能的話，」他在給雷茲威爾王妃的信中說，「右翼報紙求我做另一個布朗熱，左翼又想要我砍掉所有他們不喜歡的將軍的頭。公眾都是傻瓜。我要敢動一個有罪的將軍，就會被指控為屠殺軍隊；我要是什麼都不做，又會被說成是叛國。真是難辦啊。可憐可憐我吧。」實際上，他雖然覺得盧拜的「資產階級味道太重」，他還是願意當部長的，並且在比西奧餐廳的下一次聚會上「十分開心風趣」。他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說有個45歲，身材高大不過還算可愛的夫人到他的辦公室拜訪，想和軍隊做一樁有關2萬匹馬的生意，說要是成了，他能拿100萬法郎的好處費。「100萬啊，」他告訴這位夫人，「這可算不上什麼，大家都知道我從辛迪加那裡拿了2500萬呢。你還是去找瓦爾德克吧，他只拿了1700萬，一直懷恨在心呢。」 6周之後是1899年8月8日，對德雷福斯新的軍事審判將在有軍隊駐紮的雷恩開庭。雷恩位於布列塔尼半島，有反革命的傳統，是天主教和貴族的根據地。法國顫抖著，充滿期待；每過去一周，人們就緊張一分，離那個時刻越來越近了。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雷恩。所有重要的外國報紙都派明星記者前往此地。英國最高法院院長羅素勳爵（Lord Russell of Killowen）也作為觀察員出席審訊。德雷福斯事件的所有重要人物，數以百計的法國記者，重要的政治、社會、文學界人物蜂擁而至，把這個小小的市鎮圍得水泄不通。「密件」被放在炮兵彈藥箱裡從巴黎發送過來。各地的人們時刻都在討論即將開始的宣判，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話題。如果宣判無罪，德雷福斯派就迎來了最終的清白；對於民族主義者，這又是致命的傷害；是他們不能允許、無法想像的打擊。他們好像接受了命令，又回到了第一次威脅的主題——要德雷福斯還是要軍隊。「一個決定即將產生」，巴雷斯在《小報紙》上寫道，雷恩就好比盧比孔河[29]，跨過之後就無法挽回了。「如果德雷福斯是無辜的，那麼七任戰爭部部長都有罪，按任職的順序，一個比一個罪孽深。」梅耶在《高盧人報》上回應道。梅西耶將軍前往雷恩，作為證人出庭。他在當日的議事日程上寫道：「德雷福斯將再次被判有罪。因為在這個事件中，肯定有人犯罪，且罪不在他就在我。既然可以肯定我是無罪的，那麼有罪的就是他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個叛徒，我會證明的。」 8月8日早上6點，法庭在雷恩公立中學開庭，在場的聽眾有600人，這座中學是當地唯一能容納這麼多人的地方。坐在第一排，前法國總統卡季米爾-佩里埃旁邊的正是梅西耶。他布滿皺紋的黃臉上面無表情，還和往常一樣。坐在他旁邊的是亨利上校的遺孀，戴著表示哀悼的黑色面紗。政界顯要，穿制服的軍人，穿夏季輕便連衣裙的女士，以及超過400名記者塞滿了後面的各排座位。首席法官茹奧（Jouaust）上校——7名軍事法官的領導——在那個充滿壓力的時刻用粗啞的聲音叫道：「傳被告到庭。」 一時間，還在聊天的人安靜下來，每張嘴都閉上了，人們似乎屏住了呼吸，所有人都向右邊牆上的一個小門望去。盯著那扇門的每一雙眼睛都充滿了恐懼和敬畏，好像要見到鬼一樣。因為被告就是鬼，一個在場的人差不多5年都沒見過的鬼，除了他的家人、律師和原告以外，沒有人見過的鬼。5年來，他不是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個理念存在於所有人的腦海；現在，他將從那扇門中走出來，而他們將看到拉撒路[30]。一分鐘過去了，又是一分鐘，在場的觀眾凝神屏氣，沉默令人痛苦，「一群人身上從未降臨過這樣的沉默」。 門打開了，先看見兩個看守；他們中間的是個瘦小、衰弱、無精打采的身影，只剩一丁點兒奇怪的人氣，看起來既不老又不年輕，皺縮的臉，乾燥到枯竭的皮膚，身體幾乎都被掏空了，但還是直挺挺地站著，似乎是想堅持著從門口走到證人席的幾米路程中不跌倒。唯一不變的是人們從照片上熟知的夾鼻眼鏡。「恐怖和憐憫」一下子席捲了在場的人，比加的命運因為德雷福斯而遭到無可挽回的改變，此時他投給德雷福斯的目光異常尖銳，刺痛了在場的其他人。還有一些人的事業也因為德雷福斯而改變了軌跡或者破產，比如克列孟梭和卡韋納，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這個人。 四年半來，德雷福斯幾乎沒說過話，也沒聽別人對他說過話。疾病、高燒、熱帶的烈日使他身心衰弱，法國走向瘋狂的景象也反映在他的獄卒身上，他們用鐵鏈捆綁他，殘忍地虐待他，使他的狀況火上澆油。他已經不怎麼能說話了，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理解對方的話。他在登上講台的三個台階時晃了一下，但很快穩住了身子，敬了一個禮，表情令人費解。他抬起戴手套的手宣誓，除掉帽子，露出過早變白的頭髮。他像雕像一樣站著。他不知道事件已經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不知道新聞界的爭鬥，不知道決鬥和請願書，不知道騷亂、街頭暴徒、聯盟、審判、誹謗起訴、上訴、政變；更不知道修雷爾-凱斯納、雷納克、比加的被捕，左拉的審判，埃斯特哈齊的軍事審判，亨利上校的自殺，對法國總統的人身攻擊。在審訊期間，他並沒有給大多數人留下好印象。他嚴格地控制自己，不顯露出任何使人同情的神色，令現場那些準備灑一掬熱淚的人十分反感。G·A·亨蒂和許多過來的英國人一樣，認為德雷福斯遭到了陷害，但是他走的時候，又表示質疑：「這個人看起來就像個間諜，說起話來也像……如果他真的不是間諜，本來也應該從事這個行當的。」亨蒂代表最後的浪漫主義者發言，他們以為抽象的概念諸如正義是黑白分明、清楚易辨的，那些表現得奇怪的人就是間諜。 最終，決定審判結果的不是德雷福斯在庭上的表現，正如一開始，也不是他製造了整個事件。起決定作用的是梅西耶很久以前造成的困境，這個審訊也是梅西耶等上百個證人的舞台。冷漠而威嚴、高傲而自信的梅西耶聲明為原審時不給被告看「密件」一事負責，並說這是一個「符合道義的」決定。站在證人席上時，對於不喜歡的問題，他拒絕給出答案；不在證人席上時，他又不經允許干涉他人的講話。「密件」被呈上來接受檢查時，他命令公眾撤離，法庭也服從了他的要求。被問及軍隊是否壓制證據時，雷納克坦承，他冷嘲熱諷的回答「幾乎令人欽佩……好像罪行也能成為美的源泉一樣」。梅西耶「已經產生幻覺了」，加里菲寫道，「他認為自己成了法國的化身……不過儘管如此，他還是個可敬的人」。 調查和證詞拖了好幾個星期，一連串證人熱情地出庭做證，律師激烈爭辯，記者和旁觀者爭論，雷恩城的氣氛越來越緊張，法庭還遲遲不給裁定，這種懸而未決的感受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巴黎有傳言說，另一次政變已在籌備中，會在梅西耶做證的那一天發生，以至於政府搜查了100個嫌疑人的家，逮捕了還在床上睡覺的65人，其中包括德魯萊德，但蓋倫逃脫了搜捕，他把自己隔離在夏布洛爾大街的一棟房子裡，有14個朋友陪伴，且此處藏有槍支彈藥，不怎麼積極的警察圍攻了他6個星期。「我一周7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都駐守在辦公室，寸步不離，以準備應對一切狀況。」加里菲寫道。 8月14日，麥特·拉伯利，這個口才流利，敢作敢為，「長得像大力士，辯護時像拳擊手」的律師，在法庭外遭遇槍擊。兇手是個紅頭髮的年輕人，他邊逃跑邊喊著：「我殺了一個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我殺掉他啦！」德雷福斯的名字又一次成了抽象的概念。雖然拉伯利並未身亡，但這次襲擊給當時瘋狂的狀況火上澆油。攻擊者沒有被抓住，而且還帶走了拉伯利的公文包，這在德雷福斯派看來是個蓄意的陰謀，又一次證明了民族主義者不達到目的是不會罷休的。他們譴責對手是「謀殺犯」、「罪犯的總參謀部」，並發誓，「為了我們中的每個人，要殺掉他們的所有人——梅西耶、卡韋納、布瓦岱弗勒、巴雷斯」。卡斯泰拉王妃在寫給加里菲的信中說：「我的上帝啊，這個世紀竟以這樣的方式收場！」 審判在9月9日結束，難以置信的判決讓整個世界倒吸一口涼氣。法官們以5∶2的票數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認為他「情有可原」，判處了5年徒刑，以取代強制的終身徒刑；德雷福斯已經在監獄中度過了5年，故而刑期已滿。可是，叛國罪既然成立，就不可能「情有可原」，所以這個附加條款激怒了兩大陣營。這個說法其實是控方想出來的，因為他們意識到，如果法官可以不必為德雷福斯再送到魔鬼島而受良心譴責，那麼讓法庭宣判有罪就更容易。 這個判決的影響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人們震驚了。維多利亞女王給羅素勳爵發電報說：「這個可怕的判決讓我大吃一驚，希望那個可憐的受難者能向最高的法官上訴。」「邪惡、可憎，心狠手辣，野蠻殘忍」，《泰晤士報》的通訊員寫道，他已經顧不上句法結構了。克列孟梭像先知以賽亞一樣，憤怒地質問：「我們曾經是人類正義的擁護者，歷史的傳統被丟到哪裡去了？呼喊聲將響徹世界：法國在哪裡？法國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尤其是1900年的巴黎世博會在即，世界輿論一下子成了嚴重問題。在日內瓦湖畔的埃維昂萊班，上流社會的消夏勝地，普魯斯特發現諾艾利斯伯爵夫人在哭泣：「他們怎麼能這麼做？外國人現在會怎麼看我們？」然而，民族主義陣營卻為了同樣的理由而慶祝：「這是1870年以來我們第一次戰勝外國人。」《高盧人報》歡欣雀躍。 整個世界都在關注這一事件，再明顯不過了。敖德薩[31]人的興奮「簡直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柏林人非常憤怒；遙遠的墨爾本也傳來「反感和厭惡」的情緒；芝加哥人甚至為此舉行抗議集會，每個地方都有人號召抵制世博會。在利物浦，《泰晤士報》剛擺出來幾分鐘就引來無數人購買，很快被標上高價。在挪威的作曲家格里格寫信拒絕夏特雷劇院的指揮邀請，因為他「對貴國蔑視正義的行為非常憤慨」。最憤慨的還是當時正由於法紹達衝突而掀起反法浪潮的英國人。海德公園裡滿是抗議集會，報紙上譴責「對文明的侮辱行徑」，實業和文化團體敦促大家抵制世博會，以此向法國政府施壓。遊客也被要求取消已經計劃好的行程，一位湖區的酒店老闆就驅逐了一對正在度蜜月的法國夫婦。一位作家給編輯的信中斷言，與德雷福斯事件相比，布爾戰爭「在真相與正義的問題面前，相形見絀」。不過，《泰晤士報》還是提醒讀者，許多法國人冒著「比生命還要大的」風險阻止正義的挫敗，他們是不會放棄鬥爭的，一定會糾正雷恩的誤判。 鬥爭確實仍在繼續，只是公眾輿論已經枯竭。德雷福斯事件屬於那種不會有完美方案的情況。瓦爾德克·魯索赦免了德雷福斯，儘管克列孟梭竭力反對，德雷福斯還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因接受了這個赦免——因為他已承受不了更多的折磨——不過接受赦免並不意味著停止為其洗刷清白的努力，這是附加的條件。加里菲在軍隊的議事日程上記載：「此事已告完結……你們要忘掉過去，只想著未來要做的事。」瓦爾德克提出發布大赦令，取消討論所有與此案有關的懸而未決的法律訴訟。這個做法激怒了兩大陣營：右派憤怒是因為德魯萊德被排除了；德雷福斯派憤怒是因為比加、雷納克等蒙受冤屈，遭到控告，卻無法洗刷罪名。瓦爾德克的態度很堅決：「大赦令不做判斷，不是指控，也不平反；它忽略所有疑問。」辯論還是繼續激烈進行並維持了一年，直到大赦令成為法律。憎惡仍在持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採取的立場更加堅定、明晰。起先為了追逐聳人聽聞的新聞，而非個人信念加入論戰的勒梅特現在成了瘋狂的保皇派；阿納托爾·法朗士則比以前左傾很多。 原來的道德鬥爭已經成了政治鬥爭，鬥爭中心從德雷福斯轉變為了德雷福斯派革命。爭鬥還是原來的爭鬥，但是措辭、條件改變了。問題已經不在於正義和重審，而是瓦爾德克及其繼任者孔布（Combes）能否控制住教權主義，並使教育和軍隊共和化。瓦爾德克頒布的結社法直接反抗修道會，引發的爭論和德雷福斯事件一樣激烈；同樣的還有安德烈將軍的「卡片事件」——這位過分熱情的將軍1904年出任戰爭部部長，被發現使用共濟會軍官提供的卡片，按照天主教官員對宗教信仰的遵守程度來決定是否做出提拔的任命。在馬蒂厄·德雷福斯、雷納克和饒勒斯不屈不撓的長期努力下，重重困難都被克服，最終的重審終於實現了，最高法院「打破」了原先在雷恩的判決。在1906年7月13日，巴士底日[32]的前夜，德雷福斯的被捕幾乎過去了12年，雷恩審判已過去7年，議會以442∶32的票數通過了一項平反德雷福斯和比加的法令，德·芒此時仍然投了反對票。戴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的德雷福斯被提拔為上校，比加成了將軍，這是他們本該獲得的頭銜，如果一切都沒有發生的話。1902年，德拉蒙特在重選中落敗，失去了議會席位；《自由言論》走向衰敗，1907年待售卻找不到買家。左拉於1902年去世，阿納托爾·法朗士在他的葬禮上念了公正而高貴的悼文，稱這位逝者「曾有一刻……代表了人類的良知」。1908年，左拉的骨灰被轉移到先賢祠。在儀式的過程中，一個名叫格里高利（Gregori）的人打了德雷福斯一槍，使他的肩膀受傷，後來又在巡迴審判（Assize Court）時脫罪。1906年，克列孟梭當上總理，並任命比加為戰爭部部長。比加坐在梅西耶的老位子上，「真是一齣好戲！」加里菲說，「不能選擇自殺的人，能從此事上獲得安慰。」 雷恩是事件的高潮。雷恩之後，為了正義的鬥爭以及右翼同共和國的鬥爭都沒結束，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結束了。在事件持續的時候，法國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時一樣，展現出了最好鬥的一面。那是個全無節制的年代。人們全力投入鬥爭，亮出能力與信念之劍。他們不留餘地，破釜沉舟。在新世紀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驚人的能量與殘暴為期不遠。 [1] 歐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國歷史學家。 [2] 這三處分別為義大利、捷克和奧地利的地名，拿破崙曾在這些地方得勝。 [3] 原文為法語：Oh，les braves gens ！ [4] 夏爾·斯萬（Charles Swann）：《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的主人公，一位出入上流社會的優雅的猶太人。 [5] 原文為法語：Quel animal，ce générall ！ [6] 瑪麗安娜（Marianne），法國的象徵。 [7] 馬志尼（Mazzini，1805—1872）：義大利革命家，策劃了統一義大利的運動。 [8] 原文為法語：A mort！A mort les juifs ！ [9] 「備忘錄」（Bordereau），一份從德國軍事專員的廢紙簍里發現的詳細備忘錄，是德雷福斯叛國罪的最初證據。——原注 [10] 薩拉·貝納爾（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國著名話劇演員。 [11] 尚波爾公爵（Comte de Chambord）：波旁王朝最後一個僭王，查爾斯十世之孫，自命為亨利五世，於1883年去世。——原注 [12] 胡斯曼（Huysmans，1848—1907）：法國作家，著有《逆天》（Àrebours），埃桑迪斯正是此書的主人公。 [13] 這個詞是英語Blackball（黑球）的法式拼寫，表示投票反對或驅逐。以上列舉的詞也都是英國式的法語。 [14] 路易·阿道夫·梯也爾（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15] 比約恩斯特恩·比昂松（Björnstjerne Björnson，1832—1910）：挪威作家，190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6] 萊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國記者，保皇派，作家阿爾封斯·都德（《磨坊信札》作者）之子。在論戰中持民族主義觀點，反對德雷福斯派。 [17] 勒南（Joseph Emest Renan，1823—1892）：法國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 [18] 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國歷史學家、哲學家，著有《當代法國的起源 》。 [19] 大衛王之星是兩個正三角形疊成的六角形，猶太人的標記。 [20] 高康大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作家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的主人公。 [21] 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義大利作家，著有《玫瑰三部曲》。因支持法西斯主義而頗有爭議。 [22] 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國戲劇家，小說家，著有《織工》。曾獲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 [23] 赫爾曼·蘇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德國劇作家及小說家，著有《憂愁的夫人 》。 [24] 原文為法語：Que faites vous，Ma tre dans cette galère？ [25] 他此時已升職。——原注 [26] 「破毀院」是法國民事、刑事案件的終審法院。 [27] 法紹達（Fashoda），今蘇丹南部科多克地區。1899年，法英兩軍為爭奪尼羅河上游地區在此地相遇，法國因實力不濟被迫退出該地區。 [28] 伯里克利：卒於公元前429年，古希臘政治家、軍事家。 [29] 盧比孔河是義大利中部的一條河，曾是愷撒與龐培領地的分界。對於愷撒來說，渡過盧比孔河就意味著破釜沉舟，內戰不可避免。有「骰子已經擲出」，愷撒渡河開戰的說法。 [30] 《聖經·新約》中有兩個叫拉撒路的人。一個是生前遭受折磨，死後進天堂的乞丐；一個是患病而死，耶穌展現奇蹟，令其復活的人。此處應指後者。 [31] 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 [32] 攻占巴士底獄的紀念日，即法國國慶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