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三章 美夢終結 美國：1890—1902
1890年1月，美國國會開會的當天，一位新當選的眾議院議長正在主持會議。他像巨人一般，身高6英尺3英寸（約1.9米），體重300磅（約135千克），全身黑衣，「領子以上是一張巨大的娃娃臉，鬍子刮的很乾淨，好似一顆卡薩巴甜瓜長在粗壯的黑梗上。他可以做肖像畫大師弗朗斯·哈爾斯（Frans Hals）的模特，長長的白手指會讓梅姆靈（Memling）心花怒放」。他說話慢條斯理，喜歡丟下幾句挖苦的珠玉之言，為最熱烈的雄辯降降溫，然後以溫和而莊重的表情欣賞嘶嘶的響聲，好像一尊新英格蘭的佛像。一位伊利諾伊州來的囉唆的議員在議院慷慨陳詞，稱自己與其當總統，還不如做個正直的人時，議長突然插話：「這位先生不必煩惱，這兩件事他都做不來。」另一位以不成熟的觀點、吞吞吐吐的說話方式臭名遠揚的議員開始發表評論：「我在想，議長先生，我在想……」議長希望：「沒有人會打斷這位先生值得稱讚的創新意見。」對於另兩位特別不擅長說話的發言人，他的評語是：「他們只要一說話，人類知識的總和就變少了。」據說，比起結交一個新朋友，他更願意說一句機智的格言。但是，在他精挑細選的朋友中間，他又被稱作「最親切、最能活躍氣氛的人」，他的談吐「閃耀著和善的光輝，比最好的香檳還要美味」。他就是托馬斯·B·里德（Thomas B. Reed），來自緬因州的共和黨人，50歲，在國會工作14年後就被公認是「最擅長持續辯論的美國人」。任期結束前，他就被稱作「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國會領袖……無疑是美國政界最傑出的人物」。
儘管里德屬於最早在新英格蘭紮根的家族，他所繼承的財產、土地或社會地位並沒有成為其政治生涯的砝碼。這些東西對於美國政治不起任何作用，擁有它們的人往往也不從政。富有的名門望族不想承擔（甚至巴不得躲開）治理國家的責任。亨利·亞當斯[1]的長兄約翰「被認為是家裡最出色的成員，註定會取得傑出的成就」，結果他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獲得了財富，並從政府中「抽身而出」，用他弟弟的話說，「他想要的都有了：財富、兒女、社會地位、名望，為了裝飾克利夫蘭內閣或得到愛爾蘭暴民的擁護而犧牲自己，這種想法在他看來太可笑了」。這種態度不是厭世的亞當斯家族特有的。1880年的紐約，當年輕的西奧多·羅斯福表明有進軍政壇的打算時，便遭到「文雅而安逸的紳士們」的嘲笑。他們告訴他，政治是「庸俗的」，只有「酒店老闆、馬車夫那樣的人」才會參與其中，「和他們接觸很不愉快，讓人難以忍受」。
美國獨立後，漢密爾頓設計的以統治階級利益組織國家的方案被否決，這就是富人們之所以放棄政治的原因。傑斐遜的原則和傑克遜的民主取得了勝利。儘管美國的開國元勛和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大多是有財產和地位的人，但他們所取得的成果反過來成了阻止這類人進入政界的因素。成年男子普選權確立後，富人們意識到自己與平民在計票時是平等的，而他們在人數上又遠遠少於平民，於是乾脆退出了戰鬥。從第七位總統開始，就沒有出身於名門望族的了（除非把哈里森家族也算上）。他們退卻到舒適的家庭生活和各自的愛好當中，治理國家的責任越來越多地落在了野心勃勃、從底層打拚的新人身上。有錢人將精力投入到銀行業和貿易中，以賺取更多的錢，而逐漸放棄了祖傳的土地。紐約州的荷蘭殖民大莊園是最先衰敗的；南方的種植園跟著內戰一起沒落了；波士頓的古老家族雖還興旺，卻已淡出政壇。作為驕傲的「中心」城市，自兩位亞當斯之後波士頓就再沒有誕生總統了。愛默生在他的政論中寫道：「最有價值、最溫和、最有能力和教養的美國人卻是膽小怯懦之輩，只知道保護自己的財產。」
40年過去後，英國人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為「上層階級的冷淡情緒」所困惑，在《美國國民》一書中用了一個章節論述「為什麼最優秀的人不從政」。他們缺少的是貴族的責任感。他認為，「有教養的富人之所以冷漠」部分原因是由於大眾不尊重他們。「既然大眾不指望他們的指引，他們也就不會站出來給予了。」
沒有土地，就無法發展世襲統治階級，缺乏這樣一個受傳統道德法則規範的階級，美國便充斥著「投機者」（plungers）、掠奪者、創造者、罪犯和投機倒把的奸商，在肆無忌憚地剝削人民；他們也導致了政治腐敗問題的產生。美國在內戰後迎來了產業大發展，前所未有的擴張開始了。美國人口從1880年的5000萬增加到1900年的7500萬，增長達50%。既然機會到處都有，政府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國家的安全，好讓資產階級獲得更多的利潤。政府就好比受僱於資本家的經理人。到處是無恥的醜聞與交易，憤怒的人們開始要求改革。但與此同時，紳士們並沒有「降低身份，參與政治」，這是伊迪絲·華頓對紐約「上流社會」的評論。她那些「最優等的」朋友中很少有人憑藉自身的能力改造公共服務。美國「在浪費而不是利用這個階級」。
美國的富人既不擔任政府職務，也不能從土地上獲得安全感，因此很容易驚慌失措。當1893年的經濟危機威脅到約翰·亞當斯的財產時，「他徹底崩潰了，」亨利寫道，「似乎波士頓的整個精神系統都坍塌了，他以及其他不少領袖人物都垮掉了。我顯然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們中有人比他更堅強。我自己的神經很久以前就崩潰了。」事實上，那個階層的不少人都比亞當斯一家更堅強些，但他們還是比不上莫里斯安尼亞（Morrisania）的莊園主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當他的兄弟勸他別在《獨立宣言》上簽字，因為會威脅到他的財產時，他回答：「我才不管什麼後果呢，把筆拿來！」
議長里德在個性、才智以及接近殘酷的獨立性上，都代表了當時美國政治人物的最佳狀態。他來自新格蘭北邊那個強硬的角落，單音節的姓氏也透露著不屈不撓的態度。他在1839年出生時，他的祖先已經在緬因州生活了200年。他母親的祖先曾是「五月花」號的乘客，祖母是喬治·克萊夫（George Cleve）的後代——克萊夫在1632年從英國抵達新大陸，在緬因州建了第一座白人的房屋，是波特蘭殖民地的建立者和第一任長官。娶了克萊夫的玄孫女的里德的家族以漁業和航海為生。他們祖先和鄰居不曾擁有多少土地或財富，只是一代代人在多岩石的土地上開拓耕耘，抵擋印第安人的襲擊，忍受孤獨，在被雪困住的冬天生存了下來。不畏艱難已經成為習慣，流淌在里德的血液中。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家小海船的船長，他抵押了房子送兒子去鮑登學院上學。里德在中學教書以賺取上大學的生活費，為此每天都要走將近10千米路，往返於住所和學校。波特蘭家的孩子到鮑登讀書，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習俗的要求，而是為了獲得嚴肅的教育。很多學生的情況和里德相仿，因此鮑登學院在學期安排上也給他們冬天在中學教書留出了時間。里德原本準備畢業後擔任牧師，但當他熬夜在床，與大學舍友一同朗讀卡萊爾的《法國革命》、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麥考利的《隨筆》，以及薩克雷和查爾斯·里德的小說時，逐漸形成了與正式教義不同的個人宗教理念。於是1861年畢業後，他開始學習法律，並繼續兼職教書，每月賺20美元，「借宿」於當地的家庭中[2]。
1864年，美國內戰把里德吞沒。他加入了海軍，在密西西比一條炮艇上服役，交戰場面並不激烈。他後來坦承，自己作為軍需官，並沒有遭到炮火的攻擊。所以，常見的榮譽和英勇的光輝並沒有逐漸鑲嵌在里德的戰爭記憶中。「那是多麼親切而迷人啊，在海軍生活的年代，」和別人一起追憶崢嶸歲月時，他會這麼說，「我在艦艇上管理食品雜貨，我熟悉所有的規章制度，而其他人都不懂。自己的權利我都有，他們的大多數權利也歸我。」他後來在國會也採用這種辦法，取得了一些效果。
1865年進入律師界的里德是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年方25歲，有一頭厚實的金髮和一張帥氣的方臉，稜角分明。接下來的10年，他在波特蘭市議會工作，當選立法委員，進入州參議院，任職緬因州首席檢察官。他結了婚，發了福。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夭折的兒子。他的頭髮越來越少，直到幾乎禿頂，肚子卻越來越大，走在波特蘭街上像是「一搜護航艦，周圍都是小扁舟」。他沉默寡言，面無表情，眼窩內陷，目不斜視，好像一頭大象，邁著笨重的步伐，慢悠悠地晃著。「他一過來，整條街都變窄了！」一位路人大聲說道。
1876年，36歲的里德入選國會，代替提拔到參議院的布萊恩（Blaine）。作為調查民主黨海斯-蒂爾登（Hayes-Tilden）競選欺詐事件委員會的成員，他對證人展開了很有藝術技巧的盤問，使他聞名全美。在隨後的國會中，他進入了有至關重要影響的法案委員會（Rules Committee），並擔任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主席。一次又一次會議使他在國會實務和策略上的知識不斷完善。
用一位同僚的話說，國會存在著一系列為「阻礙立法」而「刻意精心製作」的規章制度，像中世紀秘法師的醫療器械盒一樣，充滿「錯綜複雜的秘密」。但是里德掌握了一切。「在我看來，任何時代都沒有人比他準備得更充分，更適合做議會的領導。」說這句話的是和里德共事7年的專業觀察家，參議員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里德不但熟知國會實務和法律，而且「理解這個體系的理論和哲學，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無論他有沒有意識到，此時的工作是在為了日後當議長做準備，屆時國會裡所有人都會被他的能力震驚，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會操縱規章制度。
他除了有這方面優勢以外，還是洛奇聽說過或見到過的「最準確、最有效力的辯論家」，沒有這一點，他的權威也不可能得到承認。他從不說一句廢話，在說話的中途從不出錯，不會猶豫不決，也沒有被迫收回或修改過立場。他回答或反駁的速度很快，簡潔有力，清楚明白。他可以陳述案件，闡釋觀點，摧毀論點，或揭露邏輯上的謬論，令對方無可置辯；沒有人比他更擅長這些。他的語言生動形象，繪聲繪色，比如用「草莓剛成熟所需的時間」來描述兩個月。他的用詞恰當而特別，很有個性。一次，在爭論兩位國會議員貝里或柯蒂斯哪一位更高時，他讓兩人站起來比較。貝里慢慢地伸展到全身的高度，里德說：「天吶，貝里，你的兜里還塞了多少？」他的詼諧妙語也是有名的，比如「賢明者與大眾一同喧譁」，以及「政治家就是死掉的政客」。他說話時很少打手勢。洛奇說：「他站起來等待對手結束講話，他龐大的身軀將過道擠滿，手倚靠在桌子上，臉上一絲表情都沒有，看上去好像一點兒都不懂，甚至根本沒聽對方在說什麼，這時候的他是最危險的。」一次，他的駁斥讓對方目瞪口呆，氣得說不出話；里德卻愜意地環顧四周，說道：「既然已經把那隻蟲子嵌在評論的琥珀里，我可以繼續了。」
他清晰的邏輯能力在「5分鐘辯論」里特別管用。「拉塞爾，」他對馬薩諸塞州議員說，「你不太了解5分鐘辯論的道理。這個環節的目的是向國會提供正確的或者錯誤的信息。今天下午你已經用掉好幾個5分鐘了，卻沒有提供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
里德經常通過敘述，而不是演說來表明觀點。他覺得相鄰的議事廳（即參議院）不值得尊重，也最喜歡拿它開玩笑，激怒參議員。一次，他暢想50年後的總統選舉，說憲法修正案決定總統將在參議員中產生，且只有參議員有資格投票。「總票數統計出來後，主持投票的首席法官猶豫了一陣，臉色發白，周圍的人意識到有意外發生。但是，他努力站起身，用愛迪生當時的新發明——擴音器，以具有穿透力的聲音宣布了令人震驚的結果：66位參議員各獲一票。」
一次關稅辯論上討論到經濟特權問題，他說起了在紐約街頭走路時，「看見有錢人住高級住宅，普通人的美德卻沒有回報，兩者對比鮮明，使我喉頭一緊……對住在裡面的人我不覺得親切，這種感覺我深有感觸，我是在羨慕他們，這是善良誠實的情感。如果過道對面的先生們[3]也有同樣的感覺，就會認為是政治經濟問題」。
一聽說里德已經到了走廊，快要過來講話了，議員們便趕緊回到自己的座位，閒聊的人紛紛解散，厭煩和注意力分散的現象也一掃而空。整個議會都期待著他妙語連珠的演說、刺痛人心的挖苦話、一閃而過的機智言語。每個人都想感受下和里德辯論的滋味，但他拒絕和「小人們」同台競技，只把時間預訂給配得上他的對手。
記者們為了捕捉一兩句巧妙風趣的話，很喜歡讓里德就當日的新聞做評論。他們並不總能成功。當被問及羅馬教皇的一次演說時，他回答：「我被他的無足輕重打敗了，無話可說。」被問到美國人遭遇的最嚴重問題時，他說是「如何在街上躲避自行車」。
他的第一次任期結束後，就沒有人再與他競爭緬因州第一區議員的職位了。至於選舉，則是另一回事。因為在自由鑄造銀幣的問題上拒絕妥協或含糊其辭，他差點兒在1880年的選舉中失利（當時緬因州力挺美鈔的情緒很強烈）。他那次僅以109票保住了席位。但是，自從名聲不脛而走之後，他基本上就在兩年一度的選舉上穩操勝券了。連民主黨人都「暗地裡將選票投給他」。「他很合新英格蘭的口味，」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霍爾說，「人們最喜歡聽他談論公共問題，布萊恩和麥金萊都比不上他。」一個英國人在解釋帕默斯頓[4]的人氣時說的話也許也適用於里德：「全國都喜歡帕默斯頓，因為他總是說『你見鬼去吧！』」
儘管里德在身邊造了一圈籬笆，看不起人，也不怎麼和公眾接觸，但和他智力水平相當的人卻認為他是「有史以來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在華盛頓精英的小圈子裡，他活潑開朗、光芒四射，是個撲克牌玩家、講故事的能手，誰都想請他吃飯。某次晚宴上，交談的內容轉向了賭博。另一位健談者——紐約州參議員喬特（Choate）多少有點兒油腔滑調地說，他從未賭過任何東西，包括馬賽和紙牌。「我要是能這麼說就好了。」另一位客人真誠地說。「你為什麼不能呢？」里德用特有的鼻音問道，「連喬特都說了嘛。」
他的修養也豐富著他的談資。他最愛的詩人是彭斯、拜倫和丁尼生，他最喜歡的小說是薩克雷的《名利場》。他經常看《笨拙》雜誌，並以原文閱讀巴爾扎克。他說：「巴爾扎克的幾乎每一本書都悲傷得無以言表。」他40歲以後才開始學法語，「為了練習」，還用法語寫日記。國家圖書館之所以存在也要感謝里德。他的堅持和雄辯終於讓吝嗇的國會失去耐心，保證提供足夠的資金建立美國國會圖書館。
「聽他談話是最愉快的事，他也是最好的傾聽者，」洛奇說，「因為他有開闊的胸襟，無限的興趣，人類行為的種種他都熟悉。」「我們邀請了那位湯姆·里德參加晚宴，」洛奇的一個年輕的朋友寫道，「他太有意思了。」不久之後，提倡公務員改革的里德為這位年輕人在華盛頓的公務員委員會謀得了一個職位。此後，一旦這位專員需要國會幫忙，里德便會伸出援手。後來，當這位紐約來的年輕人活躍於國家政治舞台上時，里德獻給了他最值得紀念的頌詞：「西奧多，說起來我最欽佩你的地方，就是你第一個發現了十誡[5]。」不過他也說過：「羅斯福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是當不上總統的。」這可就算不上是先見之明了。
然後，1889年，西奧多·羅斯福在里德的國會議長黨內競選中有了利用價值。里德當時的對手是麥金萊、喬·坎農（Joe Cannon）和其他幾個人。羅斯福在西北放牧、打獵的同時，也為競選積極奔走，並成功確保新加入合眾國的四個州——華盛頓、蒙大拿、南北達科他——會選送共和黨人參加下一屆國會。回到華盛頓後，羅斯福在古老的沃姆利賓館的密室里建立個人總部，將新國會議員的選票「聚攏」給里德。然而，讓他的支持者失望的是，里德拒絕以委員會任命為誘餌收集選票。但他還是贏了。
他現在占據選舉辦公室的最高職位，這是他的黨派所能給予的僅次於總統的禮物。「像撒旦一樣野心勃勃」，據和他很熟的克拉克議員所說，他並不準備就此止步。他決意在拿起議長的小棒槌的同時，推行一項已思考多時的計劃，他沒有與任何人商議過；為了這個計劃，他要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知道自己會成為鬥爭的中心，吸引全國的注意，而如果他失敗了，他的國會生涯也會就此結束。風險很大：要麼他打破令國會癱瘓、陷入「無奈空虛」之中的「少數人的專制」，要麼他就辭職。
里德議長決定挑戰的是一種被稱為「沉默（或消失）的最低法定人數」的阻撓戰術。少數派利用這種方式阻止法律的通過，即要求點名然後在名字被叫的時候保持沉默。根據當時的規則，只有當議員口頭回應點名時才確定其在場，而只有多數人在場時才符合立法程序的法定人數，因此，這種沉默的拖延戰術可以使國會陷入停工的狀態。
最近的一次選舉在1888年，共和黨獲勝，並在16年來首次同時掌控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但它的地位岌岌可危。陰鬱的總統班傑明·哈里森在選民投票上敗給了克利夫蘭，只獲得少數選民的支持，因為總統選舉團體制才得以坐在王位上，心神不寧。共和黨在國會168∶160的優勢脆弱得如同威化餅乾，僅比法定人數（165）多3票。在這樣的條件下，共和黨人還想通過兩項重要的政黨法：修改關稅的《米爾斯法案》（Mills Bill），和支持黑人選舉權的《軍力動員法》（Force Bill）——南方出台了人頭稅等措施阻礙黑人投票，這項法案就是針對這些措施的。民主黨已做好準備阻礙議會通過該法案，並設法阻止四位共和黨人——其中兩位是黑人——在南方選區中獲得席位。
對於里德來說，這是關係到代議制存亡的問題。假如民主黨可以阻止選舉勝利的共和黨依法制定的法律，他們實際上就把選舉結果完全不當一回事了。在他看來，少數派的權利是在自由辯論和投票時才有效的，但如果少數派可以挫敗多數人的行動，「它就成了專制」。他認為國會的任務不僅在於商議，更在於立法。作為黨派及美國的議長，他必須保證立法任務完成，而不是僅僅做辯論的裁判。
議長在當時是影響力很大的職位，直到1910年反抗喬·坎農時，部分權力才轉交給委員會們。依據職權，議長也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裡共和黨與民主黨委員各占兩個，把各自抵消了。但是議長有權任命各委員會的成員，議員的政治生涯和立法進程都取決於他。里德手中掌握著「有責任的權力」，雖然那句格言很有名，但是權力並不一定只帶來腐敗：權力也可以加深默契。權力甚至可以引發偉大的事業。在《華盛頓郵報》看來「和總統一樣重要」的議長之職，可以成為邁向巔峰的階梯。里德不是個會錯過機會的人，也不會打無準備之仗。
他自行決定攻擊「沉默的法定人數」，獨自計劃這項戰役，一部分原因是其他人都覺得他沒有成功的機會，另外，他不確定會不會獲得自己所在政黨的支持。有跡象表明共和黨人也許不會支持他。里德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如此強烈，很顯然法定人數的計算會成為下一屆國會的問題。「里德會數下去」——這是《華盛頓郵報》預測的大字標題，下方的報道說，里德最親密的戰友坎農先生也對此方案持反對態度。民主黨人在為防禦戰安排人選。前任議長卡萊爾（Carlisle）大聲宣布，任何在「計數投票」不達法定人數的情況下通過的法律將都被視作違憲。
然而，里德認為他會得到法律的支持。至於自身黨派的態度，他願意賭一下。他精明地判斷出，狂怒的民主黨會大加挑釁，反過來刺激共和黨人支持他的決定。第一次競選角逐安排在1月29日，他已經做好了準備。果然，民主黨叫嚷沒有達到法定人數，要求點名。163人贊成，差兩人才到法定人數。里德大顯身手的時機到了。他那月亮一般蒼白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變化。「那是我見到過的最大的人類的臉。」一位同事描述道。他沒有加快慢吞吞的語速，宣布：「議長要求辦事員記錄下這些在場但拒絕投票的議員的名字。」然後開始讀名單。「現場混亂不堪，暴風雨一般……這可能是國會有史以來最狂野的場面、最高漲的憤怒和最刻薄的譴責，情況十分危險」，接下來的五天都如此。共和黨人激烈地鼓掌，而每個民主黨人都在「一邊拍桌子一邊高聲喊叫」，他們未來的議長、喬治亞州的克里斯普（Crisp）用低沉的嗓音說：「我反對！我不服從議長的裁判！」這次爆發「堪比任何議會中的暴力場面」，一位議員後來回憶道。議長卻處之泰然，面無表情，繼續報人名：「布朗夏爾先生，布蘭德先生，布朗特先生，阿肯色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先生……」
這位「以銀色的頭髮和能言善辯著稱的」肯塔基州議員跳了起來。「我不承認議長的權力，我譴責他在搞革命！」他大聲喊叫著。
而主席台上的人並不理會，洪亮的鼻音仍在繼續：「布洛克先生，拜納姆先生，卡萊爾先生，奇普曼先生，克雷孟特先生，考文特先生，克里斯波先生，卡明斯先生」——噓聲四起，「反對」的呼喊不斷，但以字母排列的名單仍然繼續念出，勢不可擋——「勞勒先生，李先生，麥卡杜先生，麥克里先生……」
「議長無權把我算作在場！我反對！」麥克里咆哮著。
議長第一次停下，會場也安靜下來，就像觀眾們被舞台上的演員吸引一樣。然後，他溫和地說：「議長僅就事實陳述，這位先生是在場的。他否認這一點嗎？」
他繼續清點人數，不為抗議、反對聲和維持秩序的喊叫聲所動，念到S和T開頭的人，終於名單結束。突然間，他似乎鼓起了龐大身軀和權威個性的所有力量，用洪亮的可以穿透任何會場的聲音宣布：「議長因此裁定，在場的議員符合憲法規定的數量。」
這句話引起的喧譁比之前更甚。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要求質詢程序問題，理由是議長無權做出以上裁定。「議長否決質詢。」里德冷靜地說。
「我反對議長的決定！」布雷肯里奇叫道。
「我要求將反對擱置。」機警的共和黨人、伊利諾伊州的佩森很快介入。如果允許這個請求，辯論就要關閉，民主黨人氣得唾沫四濺。其中一百多個人「站起來號叫，要求認可」，一位記者寫道。「好鬥的喬·惠勒」，身材矮小，曾是南部邦聯騎兵的將軍，因為過道擁擠而到不了前台，乾脆從後面跳下來，「踩在桌子上跳躍，好似一頭峭壁上的野山羊」。現場的情緒越來越激動，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身材高大的議員成了唯一沒有站起身來的民主黨人，他正在座位上意味深長地用皮靴磨著鋼製獵刀。一位共和黨人說，對於這麼重要的問題，「我們應當展開辯論」，里德同意了。這場辯論持續了四天，民主黨人寸土必爭，要求閱讀議事錄、上訴書和程序問題質詢的每個字，針對每個要求，里德都沉著冷靜地將沉默的議員算作在場，於是違抗愈演愈烈。一次，總是試圖討好別人的麥金萊議員說話一時疏忽，倉促結尾，里德提示道：「這位來自俄亥俄州的先生拒絕被打斷。」
「我拒絕被打斷。」麥金萊重複里德的話，英勇地結束了辯論。
里德總是在每個關鍵時刻清點人數，重複慣用的法則，毫不手軟：「在場人數符合憲法規定的要求，可以繼續。」民主黨人的憤怒和挫敗感持續升級。一群嘴裡罵罵咧咧的人走上來，威脅要把里德從主席台上拽下來，一位旁觀者感到：「他們像土匪一樣要上去圍攻議長。」里德仍然紋絲不動。受台下氣氛的感染，旁聽席上的參觀者和通訊員也倚著欄杆，沖議長晃拳頭，加入到謾罵和褻瀆中。一位記者感慨：「禮儀都被拋到腦後了。議員在會場亂跑，橫眉怒目……破口大罵，喊叫聲不受控制地向外湧出。」他們說里德是專制暴君、獨裁者，貶低人的綽號像石頭一樣砸過來。在這些變體中「暴君」和「沙皇」用得最多，表現了那個年代放縱的獨裁政體的形象。這位議長後來也就被稱作了「沙皇」里德。民主黨人越氣急敗壞，里德就越坦然，巨大的身軀坐在椅子上，「寧靜得好像夏天的黎明」。雖然他的秘書注意到，里德回到私人房間裡，緊握住桌子，因為忍著憤怒而顫抖，在大廳里，他從沒有表現出異常，好像那些惡毒的語言對他毫無影響。他堅強地控制著自己，「像攔路搶劫的強盜一樣冷酷而堅決」，《紐約時報》如是說。
他後來告訴朋友，之所以能如此沉著，是因為他已經斷然決定，如果不能獲得國會的支持，「就直接走下主席台，辭掉議長的職位和國會席位」。紐約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6]律師事務所準備接納他在那兒工作。「況且我已決定，如果我只能無能為力地待在主席台，看著大多數人毫無希望地試圖立法，這種政治生涯不要也罷，我自願讓位。」既然有了這樣的決定，「你就再無所失」，破釜沉舟了。這對人的心靈很有「撫慰」作用。
這種想法不僅撫慰了他，還給他注入了力量，這是那種擔心發生最壞的情況，或為了避免最壞的狀況而犧牲原則的人絕不會擁有的。他獲得了道義上的優越感，而國會議院就算不知道原因，也能從氣氛中感受到這一點。
現在輪到民主黨人了，他們改變策略，真的不來國會了，以為這樣共和黨人只靠自己，是不可能達到法定人數的。就在民主黨人一個個悄悄溜走之際，里德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下令將門鎖上。立時，民主黨人瘋狂地擠在一起，想趁下一場投票前出去。於是，他們將「所有個人和官方的尊嚴」棄置不顧，甚至躲在凳子底下，藏在屏風後面。德克薩斯州的基爾戈爾議員為了逃跑，踢起上了鎖的大門。可笑的「基爾戈爾踢腿」便成了漫畫家的素材。
到了第五天，民主黨人乾脆全體缺席，記名表決時，共和黨湊不齊法定人數。兩位生病的議員人躺在床上被抬進了國會。還是缺一個人。還有一個人在來華盛頓的路上。突然，一扇門打開，正如一位記者所述：「紅色的鬍鬚一閃而過，一個聲音喊道：『還有一票，議長先生。』」愛荷華州的斯溫尼來了，法定人數湊齊，投票的結果是166∶0。戰役結束了。民主黨人一下子又重回座位。規則委員會通報了一套新的規定，由主席執筆、推行，自不必說。這套規定後來被稱作「里德規則」，在2月14日批准實施，規則中包括了以下的內容：（1）所有議員必須投票；（2）100人即達法定人數；（3）所有在場的人都被計算在內；（4）任何拖延或阻撓議案的行為都不被允許，關於拖延或阻撓的定義交由議長定奪。
五年後，西奧多·羅斯福寫道，里德的改革摧毀了沉默阻撓戰術，比當時制定的任何法律法規「都有更永久的重要性」。里德意識到這場鬥爭已經斗贏了。他在第五十一屆國會閉會的演講上說「歷史的裁定」是唯一值得記載的，他對結果有信心，「因為面向負責任的政府的方向，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了」。
比歷史的裁定來得更快的是薩金特為他作的肖像畫，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歷史裁定的等價物。這幅畫是受里德的共和黨同僚委託，作為禮物獻給里德，以示敬意。然而，這是一件令人難忘的失敗之作。「本該捕捉他算法定人數時的姿態，」一位評論家說，「結果卻畫成了吃生柿子時的面部表情。」
世界各地的議會都在討論沉默法定人數的終結。此事使里德成為美國的領銜政治人物，1892年總統大選中顯而易見的人選。但他的時代還沒有到，他自己也做出了正確的判斷。當被問及共和黨是否會提名他作為總統候選人時，里德回答：「他們可能做更差的決定，我想恐怕會這樣。」
確如所言。里德的「沙皇統治」仍被一些人懷恨在心，他對諷刺和挖苦的愛好也令他不得人心。他反感幕後交易，拒絕通過握手、微笑吸引公眾，或通過承諾吸引政客，擴大自己的支持者。黨的中堅分子寧願提名在職的哈里森。哈里森是個廉潔的人，但脾氣不好，有「白宮冰山」之稱。里德從不隱瞞對他的厭惡情緒。當哈里森被任命為里德的家鄉波特蘭的募款人，里德更鄙視他了，決定到死都不去白宮與哈里森會面。
1892年，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大勝，只靠自己，湊齊法定人數也綽綽有餘。所以，他們得意揚揚地拋棄了里德的改革方案。里德懷抱些許信心，等待著歷史。就像他以前說過的那樣：「國會本身比其中的人更理智。」歷史沒有讓他等太久。下一屆國會裡民主黨的多數席位減半，且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爭議。里德享受著美味的復仇。他一次又一次要求點名，密蘇里州議員布蘭德瘋狂地反對這種「徹頭徹尾的阻撓行為」，他立即對抗道：「徹頭徹尾？應該說是公正合理吧。」作為少數派領袖，就像作為議長時一樣，他對自己所在的黨派控制得仍很徹底。「那一邊的先生們盲目地跟在他後面，」克里斯波議長憂愁地說，「你能聽到他們私底下說『里德不能這麼做啊』或者『這是錯的』，但只要里德說『做就對了』，他們就立馬去做了。」到最後，民主黨人不得不讓步，為了自身利益重新啟用里德的法定人數計算法則，里德忍耐住得意的情緒。「我說什麼話都比不上今天發生的事，」他說，「我向第五十三屆國會道喜。」
1890年，印第安人與白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衝突發生在南達科他州的傷膝溪（Wounded Knee Creek），至此，美國人口統計局隨後宣布陸地上的拓荒已全面完成。里德的下一個挑戰正在成形。就在那一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校長A·T·馬漢（Mahan）上校在《大西洋月刊》上稱：「不管他們願不願意，美國都必須向外看了。」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是個安靜的軍官，守口如瓶，擁有那個時代最強大的頭腦。他毛遂自薦，負責「不斷宣講美國的對外利益」。極少數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有外部利益，大多數人覺得這種利益不應該存在。最緊迫的問題是兼併夏威夷。1887年，美國在珍珠港獲得了一處海軍裝煤基地。但兼併夏威夷群島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地產商的利益，而這又是由多爾法官（Judge Dole）及糖業托拉斯所控制的。1893年1月，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支持下，他們策劃了針對夏威夷當地政府的叛變；多爾法官搖身一變成了多爾總統，並迅速和美國公使協商兼併事宜，商談的結果很快就在2月被哈里森總統送交給參議院。哈里森在改選中敗給了前任總統克利夫蘭，即將在3月4日退位，他希望參議院能立即採取行動，在新總統上台前批准兼併。但是立法程序太粗糙，被參議院否決了。
克利夫蘭是個正直而誠實的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擴張，和里德類似，長相也有點兒接近。有一回，在光線很暗的房間裡，里德被人誤認作是克利夫蘭，里德於是說：「天哪！可別告訴格羅夫[7]，他對自己帥氣的樣子很在意。」克利夫蘭入主白宮不到一周就從參議院收回了兼併協議，這令里德的年輕朋友羅斯福很不滿，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躍躍欲試」，想去「拽旗子」。
兼併的動機是經濟上的私利。馬漢則將之轉變為決定命運的國家利益。在克利夫蘭召回協議的同一個月份，馬漢在《論壇》上發表了名為「夏威夷及美國未來的海上力量」的文章，宣稱對海洋的控制是國家力量與繁榮的主要成分，因此「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正當地占有這樣的海上基地，以確保制海權」。「戰略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夏威夷，它所處的位置「有特殊的重要性……有力地影響著太平洋的商業和軍事力量」。同一月，他還在《亞特蘭大周刊》上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論證美國在未來擁有海上力量，以及占領地峽運河（Isthmian Canal）地帶的必要性。
馬漢人如其文，措辭很權威，所寫的東西似乎都有無可辯駁的道理。此時，他已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的作者。這本出版於1890年的書整理自他1887年在海軍戰爭學院的講座。此書對國際海軍界有直接且驚人的影響，在美國國內也如此，儘管聯繫願意發表此書的出版社花了3年時間。許多有思想、關心國家政治的人都對此書興趣濃厚。24歲的西奧多·羅斯福著有《1812年的海上戰爭》一書，他受邀在海軍戰爭學院演講，並成為馬漢的門徒。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出版後，羅斯福「一口氣」讀完並寫信給馬漢，說他確信此書是「海軍的經典之作」。當時雜誌是輿論的重要舞台，《論壇》的編輯沃爾特·海因斯·佩奇、《亞特蘭大月刊》的賀瑞斯·E·斯庫德經常為馬漢的文章在雜誌上留位置。哈佛和耶魯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他的同行也並不儘是反對新事物的保守派。當海軍戰爭學院的校長史蒂芬·盧斯海軍上將（Admiral Stephen Luce）被任命為北大西洋艦隊司令時，他選定了馬漢繼任自己的校長職位，並將他的艦隊帶到紐波特聆聽馬漢的講座。盧斯預言，馬漢對海軍學的貢獻將會和若米尼[8]在拿破崙時代對軍事學的貢獻一樣重要。第一場講座結束後，盧斯站起來宣告：「他就在這兒，他的名字叫馬漢！」
馬漢發現的是制海權的重要性，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全局。就像莫里哀所諷刺的茹爾丹先生[9]，說了一輩子的散文，自己卻不知道一樣，制海權的重要性是一個存在了很久卻被領導者們忽視的真理。馬漢的系統構想令他們震驚。他的第二本書接踵而至，鞏固了第一本書的理論，《海權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發表於1892年。一開始，馬漢的想法是「自內心」油然而生的：他在讀蒙森[10]的《羅馬史》時，「突然想到，如果漢尼拔從海上入侵義大利……或者，在他到達義大利後通過水路與迦太基保持聯繫，戰事會如何發展呢？」一時間，馬漢意識到「制海權是一個從未被系統考察、詳細論述的歷史要素」。它是「照亮內心黑暗的光」。1885年休假期間，擔任校長職位之前，他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亞斯特廣場分館讀了幾個月的書，追尋歷史的線索，熱情不斷高漲，每個感官都在「活躍、跳動」。
在美國的傳統觀念看來，建設超過海岸防衛功能的海軍是褻瀆神明的行為，與美國作為一個沒有侵略野心，代表世界新未來的國家形象相悖。歐洲那些掌控制海權幾個世紀的國家一下子通過馬漢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一個署名為「諾特庫斯」（Nauticus）的評論員說，制海權就像氧氣一樣，影響了世界許多年，但直到普利斯特里[11]，人們才意識到氧氣的性質和力量，「如果沒有馬漢，人們也不會了解制海權的重要性」。
1893年，馬漢被任命指揮「歐洲站」號旗艦（他其實更願意待在家裡寫書，是不得已才去的），在英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榮。女王邀請他在奧斯本參加國宴，與威爾斯親王共進晚餐。他也是皇家遊艇俱樂部招待的第一個外國人，俱樂部以他的名義召開了一場百人規模的宴會，受邀的都是高級軍官。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約翰·海伊（John Hay）正在倫敦，他寫信給馬漢說：「所有聰明的人都等著來歡迎你。」當時的英國首相羅斯伯里爵士只邀請了他和約翰·莫利參加私人晚宴，三人一直聊到午夜。他與貝爾福和阿斯奎斯會面，在哈特菲爾德造訪了索爾茲伯里，在白金漢宮又一次與女王共餐。他在制服和佩劍上套著紅色的學術袍，接受了牛津大學的民法博士學位、劍橋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據說他是唯一一個一周內在這兩所學府獲得學位的人。
他暫時逃往歐洲大陸，帶著旅遊指南、傘和望遠鏡追溯漢尼拔的行軍路線。但他很快被他最熱切的門徒——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抓住了。威廉在寇茲周帆船快艇大賽（Cowes Week）時，邀請馬漢去他的私人遊艇「霍亨索倫」號上赴宴。《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了德國的未來在海上的信念，這在世界歷史上將會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在他的命令下，馬漢的書擺在了每一艘德國軍艦上，而德皇自己的英語和德語版本都滿是勾畫、旁註和驚嘆號。「我不是在讀馬漢上校的書，而是在貪婪地吞食它，想要記住所有東西。」1894年，馬漢還在歐洲的時候，德皇給一位朋友去了電報：「這是本一流的書，每一點論述都很經典。我的每艘船上都有這本書，我的軍官們也常常引用它。」日本人同樣很感興趣。《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成了日本軍事院校的教材，馬漢後來出的所有書都被譯成了日文。
發展海軍是絕對必要的，這是馬漢的必然結論。而此時，美國的海軍因為一直被忽視而處於瀕臨死亡的狀態。正如克利夫蘭的海軍部長威廉·C·懷特在1887年所說，美國海軍既沒有打勝仗的力量，也沒有逃走的速度。根據馬漢的判斷，美國海軍連智利海軍都不如，更不用說和西班牙比了。1880年，關於巴拿馬運河展開了嚴肅的討論，人們認為，在缺乏海軍力量的情況下，占有這個地方可能會給美國帶來危險，而非優勢。馬漢寫道：「兼併巴拿馬運河之後，必須立刻開始組建力量至少與英國持平的海軍……他們會這麼做嗎？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是不要談什麼門羅主義了吧。」
從那以後，他就這個議題不斷糾纏朋友、同僚和聯繫人。他的熱情在於海軍的實力，而不是船本身，所以他並不喜歡在海上執勤，看上去也不像個水手。他身高超過6英尺（約1.8米），體形瘦而結實，身板筆挺，臉形細長，淡藍色的雙眼距離很近，鼻子像刀一樣筆直，黃棕色的唇髭與仔細修剪過的鬍子摻和在一起，覆蓋在不起眼的下巴上。這張臉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分，在眼睛和前凸的頭蓋骨上，在眉毛上方的象徵著智慧的隆起處。他比里德小1歲，1890年剛好50歲。儘管矜持而內向，據其妻子所言，他有時也會突然爆發，以「海軍軍官式的嗓音」咆哮。他的哥哥叫他阿爾夫。他沒什麼幽默感，有很強烈的道德色彩，和有身份的人一樣憎惡左拉的小說，並禁止他的女兒閱讀。他的原則感很強，以至於在戰爭學院居住期間，禁止他的孩子們使用政府提供的鉛筆。
他的朋友和相識很少，除了因公出國之外，幾乎沒什麼社交活動。他不怎麼對外表現自己的性格，他的生活是內在的。就像是一個蒸汽鍋，他在封閉的空間內沸騰，水變成氣之後才從一個噴嘴中釋放出來。和里德一樣，他思路清晰，果敢決斷。一次他在亞丁上岸，造訪一個猶太人聚居區時寫道：「我沒有反猶主義情緒。耶穌基督就是猶太人。」他用十幾個字就令自己感到滿意地解決了困擾人類19個世紀又在他那個年代全面復發的惡疾。從在安納波利斯的學生時代就與馬漢成為朋友的塞繆爾·阿什（Samuel Ashe）說過：「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有知性的。」
美國終於在1890年開始建設海軍。哈里森手下的海軍部長班傑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任命的政策委員會推薦了建設方案，國會內外反對聲不斷，最後勉強批准建造三艘戰列艦——「俄勒岡」號、「印第安納」號和「馬薩諸塞」號，「愛荷華」號在兩年後獲准。這就是馬漢長時間努力的最初成果。這些軍艦所體現的政策在當時儘管遠沒有被普遍承認，卻表明了轉變正在發生，朝向馬漢所指的方向：向外擴張。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建造一支艦隊，足以成功抵禦潛在敵人的所有攻擊。加拿大是牽制英國的力量，歐洲的政治天平應該可以防止潛在的歐洲敵人向美國派送全部艦隊。因此，建設海軍的目的是保持美國在其領海上的軍事優勢，打造一支可以保衛美國海岸的海軍艦隊，有能力攻擊從紐芬蘭到加勒比的任何一個敵軍基地。新艦隊的功能就應該是這樣。為了滿足這樣的功能，新造的戰列艦將是萬噸級別，平均航度15節，燃料足夠中速巡航5000英里（約8000千米）距離，配有四門13英寸（約33厘米）的火炮，八門8英寸（約20厘米）的火炮。綜合考慮防禦力和火力，這個艦隊代表了當時最優良的設計和構架。「印第安納」號1895年試航，「愛荷華」號1896年試航，給英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和英國一線戰列艦相媲美。當時最新型的「威嚴級」是1.5萬噸級別，配有四門12英寸（約30厘米）的大炮、十二門6英寸（約15厘米）的火炮。
這些軍艦令馬漢的門徒們熱情高漲。還在公務員委員會供職的羅斯福那時沒有太大號召力，但他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導師——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卡波特·洛奇卻是政府中持有馬漢觀點的代表人物。他的家族從事快船航運以及對中國的貿易，洛奇自己著有數本美國殖民時代的傳記和歷史書。對美國歷史的興趣使他決心從政。與他同名的祖父亨利·卡波特能記得兒時藏在餐櫃底下，觀察他父親和喬治·華盛頓總統共進早餐的情景。小洛奇1886年被選入議會，很快就以頻繁和出色的演講贏得關注，被視為熟練掌握政治策略的大師。他精明世故，有說服力，既有頭腦又幹勁十足。和羅斯福一樣，洛奇也是公務員改革的擁護者。當時有個小圈子，以約翰·海伊和亨利·亞當斯——兩位悲觀而憤世嫉俗、旁觀政府的人士——為中心，入選要求十分嚴格。羅斯福和洛奇都是這個圈子的核心成員。這兩位作為在野黨的代表，不會影響到克利夫蘭的政策，但他們仍然熱情地宣傳馬漢的觀點。
「制海權對於每個卓越的民族來說都必不可少。」洛奇在1895年3月2日慷慨陳詞。他擺出一張太平洋地圖，在英國海軍基地的位置上打上紅叉，用教鞭指點著證明夏威夷軍事戰略的重要性。他的演說激動人心，且因為他自己「態度誠懇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這是他寫信給母親時的描述），演說便更有戲劇性了。夏威夷一定要占下來，巴拿馬運河一定要建好。「我們是偉大的民族；我們控制這片大陸；我們支配這半個地球；我們繼承了偉大的遺產，不能視同兒戲或輕易放棄。我們必須保衛它、擴張它。」他演說的時候，參議員們從衣帽間走進來，眾議員們也來了，傳令員、記者也加入了，直到會議廳塞滿了人，靠邊的要貼著牆站。洛奇感受到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身上……我講完坐下時，人群中的每個人都跟我握手……這在參議院可是很少見的」。洛奇又在《論壇》上發表文章，直截了當地說，巴拿馬運河一旦建成，「古巴島便成為」美國的「必需品」。他沒有說明這個必需品要如何獲得，美國會從西班牙手上買下呢，還是直接攻占，但他表明了這樣的看法：眾多的小國將成為過去，為了「種族的文明與進步」，要走擴張之路。
在這一關頭，歷史伸出了援助之手。1895年2月24日，古巴人民起義反抗西班牙的統治；3月8日，一艘西班牙炮艇認為美國商船「聯盟」號蓄意妨礙公務，追趕並向其開火。這次被稱作「對星條旗的侮辱」的事件，引發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批知名人士的評論，這表明和洛奇觀點相同的大有人在。美國對新版圖的胃口越發明顯。該委員會的民主黨主席，亞拉巴馬州參議員摩根（Morgan）說，解決辦法顯而易見：「古巴應該成為美國的殖民地。」里德的同僚（但非友人），緬因州的弗萊（Frye）同意摩根的觀點：「很顯然，我們應當擁有這座島嶼，這樣，領土就完整了。」他的態度很明了：「要是不能買下來，至少對於我而言，希望通過征戰來取得它。」另一位共和黨人，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卡洛姆（Cullom），把美國人心中所想表達得更直接。「是時候醒醒了，」他說，「要知道吞併一些土地是必要的——整個北半球我們都要。」在1895年，侵略的意圖還沒有必要掩蓋。但並不是說參議員們支持古巴民眾自由鬥爭的正義行為，造反派（insurrectos）還沒有在談話中出現。他們燒掉西班牙人的房子時也沒有放過美國人的。
只要克利夫蘭堅定地反對擴張，某些貪慾高漲的參議員們就無法對政策產生什麼影響。但是那一年年底，克利夫蘭自己的一項行動引發了美國人的情緒大爆發。他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維護門羅主義、藐視英國的做法開啟了美國歷史的新篇章，像信號旗插在了美國最高的旗杆上。委內瑞拉問題並不涉及領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克利夫蘭及其堅定的國務卿理察·奧爾尼（Richard Olney）看來，不過是維護美國的一項權利。隨即觸發的沙文主義、侵略主義和普遍的好鬥情緒令所有人震驚，儘管表現出這些情緒的更多是有權有錢、直言不諱的人，而非普通群眾。聯邦同盟俱樂部（Union League Club）的1600名成員之一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站在克利夫蘭先生身後，支持他的1600個人，沒有一個有異議。」共和黨人也過來慶賀，敬意如潮水湧入白宮，西奧多·羅斯福也在其中。《紐約時報》添枝加葉，刊登與報道無關的大字標題，諸如「準備戰爭」，「美國醒過來了」，或者「與英格蘭奮戰：陸海軍人參戰心情迫切」，「談談侵占加拿大」。而報道中引用的軍隊領導則完全沒有討論攻打加拿大，反倒認真而審慎地指出美國的海軍和陸軍力量還不夠強，並表達了這個想法：此時「和英國作戰恐怕要大出洋相」。
洶湧澎湃的好戰情緒震驚了那些仍然以開國元勛的方式看待美國的人，他們認為美國反對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常備軍以及所有與舊世界君主國家相關的壞習慣。這一傳統在新英格蘭最為強烈，老一輩人——粗略估計，是在1890年超過50歲的人——比年輕人更傾向於這種看法。他們與傑斐遜相似，後者曾說過：「如果有一條原則埋在每個美國人內心最深處的話，那就是我們應當遠離任何征服。」這些人認真地看待《獨立宣言》及其原則——公正的權力來源於被統治者的贊同，認為在外國的土地上擴張美國的統治破壞了這項原則，是對美國意志的褻瀆。對於他們來說，美國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火炬，是理想，是美麗新世界的楷模。他們堅決反對舊秩序的一切：貴族頭銜、勳章、膝蓋下方束緊的短褲……任何君主制的詭詐的裝飾物都不要。首次提議在海軍中使用「上將」（Admiral）頭銜時，一位軍官火冒三丈：「叫他們上將？想得美！下回他們就想當公爵了。」
在美國夢的召喚下到來的第一代移民與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一樣，虔誠地忠於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有的人因為1848年受阻的革命而來，想在美國尋找自由，比如阿爾特吉爾德（Altgeld）的父親，以及已經64歲的卡爾·舒爾茨，他當過記者、編輯、內閣大臣、參議員，從林肯政府開始就作為革新派掌權了。有的人為了躲避貧窮壓迫而來，想在美國尋找機會，比如一個在1848年到達的蘇格蘭紡織工，帶著他12歲的兒子安德魯·卡內基；還有某個製造雪茄的荷蘭猶太人，1863年逃離倫敦的貧民窟，來到美國，帶著他13歲的兒子塞繆爾·龔帕斯[12]。還有人像《國家》和《紐約晚報》的主編E·L·戈德金（E.L.Godkin）一樣，不是受壓迫的難民，而是從舊世界自我放逐的人。美國作為民主理想的樣品對他們有強烈的吸引力，就像是17世紀30年代來到新大陸的第一批人，他們堅信美國是新原則的化身，而好戰的情緒是一種背叛。
戈德金充滿「對國家的關切」，決心反對政府對委內瑞拉的處理辦法，即使這麼做會令他的報刊受到「失控的公眾」的打擊，陷於險境。戈德金的家族自12世紀起就定居愛爾蘭，他也出生、成長在那裡。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期間，他是英國報紙的通訊員。1865年，40位股東湊成10萬美元，創建了《國家》雜誌，莊嚴宣稱擁護勞工階級、黑人、大眾教育以及「社會和政府中真正的民主原則」。戈德金被聘任為主編。1883年，還在《國家》任職的他接替卡爾·舒爾茨，擔任《紐約晚報》主編，並藉由這兩份報紙，成為「對公共事務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威廉·詹姆斯如是說。
他是個英俊的凱爾特人，留著鬍子，脾氣暴躁，喜歡和人爭辯，一時陰鬱沉思，一時又熱情活潑，本性好鬥，到處探聽，在羅斯福發明「muckraker」（揭短者）這個詞語之前就一直在揭發醜事。他對坦慕尼協會政治家的腐敗行徑窮追猛打，以至於對方以刑事誹謗罪令其在一天之內被逮捕了三次。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同意一位英國記者的看法，即戈德金把《國家》辦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期刊」，而已經因為《美國國民》一書而聞名的詹姆斯·布萊斯宣稱，《紐約晚報》是「英文報紙中最好的一份」。在國內，兩份報刊引發的爭議更大。紐約州州長希爾（Hill）稱，他對紐約讀《晚報》的「那一撮騎牆派」不感興趣。「那份該死的報紙的問題在於，紐約的每個編輯都在讀它。」這充分說明了戈德金無處不在的影響力——輿論的製造者也從他那裡形成自己的觀點——當然，這並不包括所有人。「經常閱讀《國家》造成的智力退步太可怕了」，西奧多·羅斯福在1893年給馬漢上校的信里這麼寫。
1865年，64歲的戈德金對未來很擔心。他給朋友寫信說：美國「發現自身擁有巨大的力量，迫不及待粗暴地發泄在碰見的任何國家身上，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發力才好，所以一直處於可怕的災難邊緣」。的確，美國當時只有一艘在服役的戰艦，戈德金認為沙文主義者「完全瘋了」，並非毫無道理。他認為，這種新的「兇殘樂觀主義」會導致最終徹底的失敗。
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也很擔心。關於委內瑞拉問題，他寫道：「古老的戰鬥精神竟然浮於我們所有人的內心表面，一個小小的事件就能將之喚醒。一旦喚醒，就不可能再把它掩埋下去。意識到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他在哈佛的同事，美國的文化倡導者和權威，藝術教授查爾斯·埃利奧特·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在麻省劍橋牧羊人紀念教堂上開會時也抗議戰爭精神。「殘忍的掌聲響徹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使理性的愛國者對未來產生「極度的恐懼」，他說。
這個滿頭白髮、駝背瘦削的人物，嗓音沙啞而富有樂感，帶著波士頓名流特有的口音。他那「溫文爾雅、至高無上的儀態」迷倒眾生。但是，與主流看法相左時，才是他最舒適自如的時候。他於1827年出生，也就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去世的下一年。諾頓所代表的是老一輩清教徒的精神，在軍事上有自由派的良心。他是新英格蘭的「一神論教皇」，哈佛大學宗教文學教授，他的妻子是凱瑟琳·埃利奧特，一個有錢的波士頓商人的女兒。他自己的家族自1635年移居美國的牧師約翰·諾頓開始，就世代擔任神職。
和索爾茲伯里爵士一樣，諾頓擁護貴族階級的支配地位。對於他而言，這個階級的基礎不是占有的土地，而是文化、教養和風度上擁有共同的背景。他覺得這些共同背景正在逐漸消失，所以經常在課堂上抗議粗俗文化的入侵。有個學生詼諧地模仿他說：「今天下午我們來談談那可怕的庸俗吧，每個角落都有。」拉德克利夫[13]的另一位學生在1895年的日記里描述他「面容愉悅，浮現著仁慈的微笑……輕柔地說，如果我們沒有生在這個墮落而不幸的年代就好了」。1857年，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創辦了《大西洋月刊》，諾頓是第一批撰稿人。此後，他還和洛威爾一同編輯《北美評論》，他也是後來的40位創辦《國家》的股東之一。
他就委內瑞拉事件寫信給戈德金，說此事「給這個臨近結束的世紀寫下了悲慘的註腳」，刺激了「我們民主最糟糕的部分……野蠻的自大和荒唐的堅持」。他「痛苦不安地意識到」民主的崛起終究不能確保「捍衛和平與文明」，因為與此同時「野蠻人的力量也愈加壯大，任何教育都無法使他們達到應有的智力和常識水平」。這與索爾茲伯里爵士的觀點如出一轍。諾頓此時就像一個發覺自己的愛人不如想像中美麗——或純潔——的男人一樣，失望而怨恨。他在給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我感覺美國已經開啟了一條越走越錯的漫漫長路，很可能會變成一個騷動不安、愚昧野蠻的政治力量……看來，世界要進入新的經驗階段了，為了適應新的情況，人們必須在忍受苦難上經受訓練才行。」
他沒有陷入亨利·亞當斯那種徹底的悲觀絕望：亞當斯在華盛頓進進出出，遊走於歐洲和美國，像乾巴巴的黑烏鴉，深沉而嘶啞地抱怨這個「腐朽、破產」的世紀——社會陷入粗俗、平庸、愚蠢、道德萎縮的境地，自己在「精神崩潰」和「百無聊賴到要死」的邊緣；美國無法忍受，歐洲也好不到哪裡去，只好再回到美國，「到處都是衰退」，到處都是「世紀末的死水……沒有什麼能攪動懶散、毫無生氣的教育氛圍，自我滿足、死氣沉沉的精神狀態」。委內瑞拉危機僅僅加深了他一直以來的信念——「就我的個人知識而言，當今社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腐朽」。這與其說是對當前心態的判斷，不如說是反思1893年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精神上的震動。亞當斯和許多人一樣，通過自己的形象理解外部社會，把自己無能為力的癱瘓狀態歸結於整個社會的病徵。「腐朽墮落不假，」他1895年的時候說，「我卻毫無精力獲得感官刺激了。」而腐朽的舊世紀卻生氣勃發，他只消看看周圍小圈子裡親密的人——比如洛奇和羅斯福——就能感受到戈德金所說的無處不在的「兇殘樂觀主義」。
雖然在年齡上比亞當斯老了10歲，諾頓卻允許自己偶爾樂觀一下，懷疑他熱愛的價值觀的丟失可能是獲得人類福祉的代價。「在世界歷史上，這個時代有錢人是最多的，」他在1896年寫道，「我們的時代真有意思！」他無法抗拒這樣的想法。
過去的幾年確實騷亂不斷。為人友善的克利夫蘭在艱難時世的困擾下舉步維艱。工業動盪支配著美國。1893年發生了經濟危機，接著是大蕭條。1894年，考克西[14]帶領失業大軍在華盛頓遊行，工人和資本家的鬥爭愈演愈烈，普爾曼流血罷工事件令雙方膽戰心驚。當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上，共和黨人以140票的絕對優勢（244票對104票）重掌國會。1895年11月，第五十五屆新國會開幕時，那個我們熟悉的高大身影再次登上了議長寶座。
此時的里德已經到達了權力的巔峰。首任議長時的危險戰役已成往事，作為少數黨領袖打的兩場游擊戰也已經結束了，他現在全方位地掌控著局勢。「他以野蠻的才智運籌帷幄。」一位議員說。他手下的成員們已經操練得很好了，雖然有時候不太耐煩（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如此），但是從沒有打破順從他的習慣。議長向上揮一揮手，議員們就齊刷刷地站起來了；如果碰到偶然的情況，議長想讓大家安靜時，有人要求發言，只要他往下一揮手，這些人也就一屁股坐下去了。「他收放自如，完美地控制著國會，比以往所有議長都厲害。」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卡洛姆寫道。
他在尊嚴和禮節上很嚴格，在國會禁菸，議員也不能只穿襯衫不穿短上衣。甚至國會議員腳踩桌子的傳統特權也受到了里德的挑戰。一次，某位穿著顯眼的白襪子的議員忘我地把腿翹到桌上，很快收到了議長傳來的便條：「沙皇命令你把投降的旗子降下來。」
里德既沒有親信也沒有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是國會唯一的統治者。為了避嫌，他在公共場合總是隻身一人行走。這個身材龐大的隱士每天早晨從他的住所肖勒姆飯店（當時位於十五街和H街的交匯處）緩緩走向國會山，很少停下來和別人打招呼，也不去理會街上盯著他看的陌生人。
一位同僚說，他具備一種「平靜的偉大」，這種偉大的來源是他自己的哲學觀念；與一般人不同，他「不會為生活上的焦慮所困擾」。里德有一次給我們提供了暗示：一位朋友在晚上拜訪他想討論政事，發現他正在看理察·弗朗西斯·伯頓[15]的《卡西達》，並朗讀了下面幾行：
做男人該做的事，
別指望別人鼓掌喝彩，
高貴地活著，高貴地死去
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
里德就是這種從自己制定的規則中獲得安全感的人，所以他從不會驚慌失措。一次，有個民主黨人在某程序問題上被裡德否決，突然想起來他的觀點和以前發過的手冊上不一致。他火速叫人拿來名為《里德的規則》的手冊，一頁頁翻，找到了相關的章節，然後大步流星走向演講台，期待在議長面前大獲全勝。里德仔細專注地讀了那人所指的地方，卻只淡淡一句：「哦，這上面寫錯了。」
在委內瑞拉危機的過程中，他很少公開演說，而在國會裡把共和黨人牢牢控制住。他與克利夫蘭一樣，憎惡對外冒險，也相信後者能夠抵制住沙文主義到處兼併的叫囂。里德堅決反對擴張和擴張帶來的「好處」。他堅信美國的偉大就在國內，通過改善生活條件、提高國民的政治理解力來實現，而不是在半開化的人當中推行美國的統治，他們是很難被同化的。在他看來，共和黨是這一原則的守護者，而擴張政策是「任何共和黨人都不應該為其辯解的，更別說採用了」。
1896年是總統選舉年。里德想得到黨內提名，參加角逐。此時的民主黨因為內部分歧自顧不暇，共和黨很有可能贏得選舉勝利，所以黨內提名是值得奮鬥的獎品。「他身體很棒，精神振奮，覺得勢頭不錯。」羅斯福說。在一位記者眼中，剃掉小鬍子的里德覺得「有必要在意自己了」，這麼做往往會壓抑他的風趣。作為黨內提名的競選者，他的立場有點兒複雜。因為他最有力的副手洛奇和羅斯福在擴張問題上和他的意見完全相反。不過這一點在當時還沒有成為檢驗關係的試金石。「我全身心地為里德拉票。」羅斯福說道。
里德不願以司空見慣的方式籠絡人心。議員們要求經費撥款，不然恐怕無法在各自的選區培養支持里德的情緒，而里德卻無動於衷。他對一位議員說：「就算用我的頭像裝飾衣服紐扣，你們也拿不到撥款。」南太平洋公司的鐵路巨頭科林斯·P·亨廷頓曾三次要求與里德的競選經紀人F·J·奧爾德里奇（Aldrich）議員會面，里德同意奧爾德里奇去拜訪他，「但要記住了，我們的競選不能花亨廷頓先生的一分錢！」奧爾德里奇還是去見亨廷頓了，並向他透露，里德只接受幾位私人朋友的捐助，目前積攢了1.2萬美元。亨廷頓慪氣地說：里德的競爭者對錢可沒這麼挑剔。「其他人已經拿了我的錢了。」他說，意味著他已經把賭注押在了里德的對手身上。
還有一個人大方撒錢給里德的一位對手。俄亥俄州的老闆馬克·漢納（Mark Hanna）曾認為里德有當總統的潛力，但是他的諷刺、過分「東部」的演說方式不太討喜；在他看來，里德個性獨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響。正如亨利·亞當斯所說，里德「太聰明、太頑固、太喜歡嘲諷」，不適合當政黨的領袖。漢納轉而和一個與里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好脾氣、說話圓滑、相貌堂堂的麥金萊，據說此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獲得別人的喜愛。麥金萊天生順從、服帖，從未樹過一個敵人，在重要的通用貨幣問題上「為了避免不受歡迎，從未直言不諱地表達觀點」，一位傳記作家機智地說。所以無論是倡導銀本位的，還是金本位的組織，都不反對他。里德現在應該懊悔當初任命麥金萊為籌款委員會（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麥金萊關稅法案的支持者。在第五十一屆國會上，麥金萊曾冒險反對過議長在法定人數上的一些做法，里德覺得他沒有什麼利用價值。在他看來，麥金萊是個沒骨氣的人，「脊梁骨還沒有巧克力鬆餅硬呢！」[16]——這句話成了「沒骨氣」的最好詮釋，名垂千古。
漢納眼中的麥金萊與其說是巧克力鬆餅，不如說是羅恩格林[17]。漢納有把握使麥金萊獲得提名，只要他的競爭對手不聯合起來支持一個人就行，特別是里德，因為他是唯一有總統氣質的人物。漢納精明地認為，死板的里德不願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持而屈尊。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東部的領導者覺得里德陣營沒有多少誘惑，把票投給了別人。里德也沒讓願意支持他的人日子好過。一個加州來的政治首領曾請求里德把最高法院的一個席位留給加州人，里德斷然拒絕，說：如果不擺脫這些暗箱協議，黨內提名就不值得考慮。很快，人們就在漢納的隨行人員中找到了這位加州首領，表情愜意。領導密西根州代表的州長平格里（Pingree）來到華盛頓拜訪里德。奧爾德里奇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勸說里德離開議會主席台，去辦公室與正在等待的州長見面。他終於移步去了辦公室，平格里一見面就表達了他對自由鑄造銀幣的想法，這碰巧是里德最厭惡的，他把自己的觀點毫不掩飾地告訴了對方。「平格里是來支持里德的，」奧爾德里奇無助地說，「結果他一轉身就去擁護麥金萊了。」
里德看出了趨勢，卻不願改變自己。「有人喜歡筆直地站著，」他說過，「有人就算有權有錢，也喜歡爬著走。」
在一場精彩的演講中，里德扯碎、踐踏、拆毀了自由鑄造銀幣者的論點——這場爭論與其說是貨幣問題，不如說更像階級鬥爭。羅斯福充滿激情地寫道：「哦上帝啊！為了讓你當我們的旗手，要我做什麼都行。」但羅斯福有時也承認對里德「有些惱火」，因為里德不理睬羅斯福建設強大海軍的堅持。「實話說，」他向洛奇抱怨道，「我確實覺得，你我的願望應該受到里德的重視。」對於一個從不「重視」他者願望的人來說，這可是個妄想。令洛奇為難的是，里德還拒絕承諾內閣以下的職位，也不同意花錢籠絡南部代表。而資金充足的漢納，已經在南方忙著動員共和黨代表了，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只要願意被收買，他都出手。「他們本來是跟我的，現在都被別人收買了。」里德說。
里德對前景並不樂觀，在共和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就寫信給羅斯福，談論退出政壇後重新從事私人律師業務。「簡言之，我親愛的孩子，我已經厭煩這件事了，我要確保自己欠的債不會被哪個辛迪加承擔（意指麥金萊）……再者，這顆漸漸遠去的葡萄似乎滲著酸液，整個就是一場鬧劇。」
6月，洛奇在聖路易替里德讀了提名演說。第一輪投票中里德獲84票，麥金萊661票。遠去的葡萄已經完全夠不著了。
克利夫蘭總統也同樣被民主黨代表大會拒絕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36歲的議員——來自內布拉斯加州，以迎合大眾的演說出名，在大會上給代表們獻上了一場自派屈克·亨利[18]的《不自由，毋寧死》之後最令人記憶猶新、辭藻華麗的表演。「給正義的事業鍍上甲冑吧……像爭取自由一樣神聖的事業……你們不能在勞動者的額頭上扣下荊棘做的皇冠。你們不能把人類釘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這一番歇斯底里過去後，奧爾特蓋爾德州長「一臉疲勞，笑容古怪」地對克拉倫斯·達羅[19]說：「我在思考布賴恩（Bryan）的演講。他到底想說什麼啊？」
競選把全美國的胃口都吊起來了，人們的情緒變得極端化，互相憎恨。這是白銀對抗真金，人民對抗利益集團，農民對抗鐵路運營商（後者以高昂的運輸費用抽乾農民的利潤），小老百姓對抗銀行家、投機商和抵押人權。共和黨人真的擔心，如果民主黨在荷姆斯泰德和普爾曼暴力事件之後取得勝利，資本主義體系就會被推翻。工廠主告訴手下的人，如果布賴恩當上總統，「周三早上就不會再吹廠笛了」。就連《國家》也支持麥金萊。他獲勝後，企業家回到他們的椅子上，舒適地仰坐著，更不去理會社會上的抗議了。一位同代人回憶道：「馬克·漢納的時代，標誌著強勢者毫不費力地違抗已經到達頂點了。我記得很清楚，漢納要用鬥牛犬一般可愛的態度為私人企業的無限壟斷辯護……以後再不會聽到如此無畏的音符啦。」
另一場戰鬥的場地已經騰出來：里德和美國的命運即將揭曉。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承認古巴叛亂者處於交戰狀態，從而允許出售軍火給他們，而克利夫蘭拒絕妥協。這項決議「僅僅表達了贊成該決議的卓越的紳士們的觀點」，他說，而是否承認是行政長官的自由，他認為其「只有參考價值」，而「政府的態度不變」。現在取代他的麥金萊也是反對與西班牙交戰的，但是他在實踐自己相信的道理上經驗不足。而西班牙首相坎諾瓦斯已死，政權也處於無力狀態。剛收購《雜誌》的紐約報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借鑑了英國第一份售價半便士的報紙《每日郵報》主編的觀點——有人問他最好賣的新聞是什麼？他回答：「打仗。」為了和約瑟夫·普利茲的《紐約世界報》殊死搏鬥，赫斯特忙著報道西班牙人的兇殘、古巴人的英勇，以及美國人的命運和義務，他因此幫助製造了一場戰爭。
而世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突然成為崛起東方的新力量。吃驚的德皇威廉二世創造了短語「die Gelbe Gefahr」——「黃禍」。日本的崛起使得開發巴拿馬運河的要求更為迫切，理由更為充分；同時，馬漢上校也再次強調利用古巴在加勒比海、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位置對巴拿馬運河提供戰略防禦。在1897年發表的幾篇文章中，馬漢指出，加勒比海是重要的軍事戰略中心，可以從牙買加或者古巴掌控，他繼而用專業知識嚴密論證：鑒於目前的形式、力量和資源，從古巴入手「有絕對的優勢」。
他的聲音在參議院迴響——由洛奇出面，重申運河將使古巴成為「必需品」的論調。針對參議員中沒什麼戰略頭腦、更看中實際利益的人，他進一步擴展了馬漢的觀點：「這座壯麗的島嶼……人煙稀少，土地肥沃」，是美國人對外投資的大好機會，是美國商品的潛在市場。羅斯福當時還不是參議員，但只要有發言的機會便會急切地為同樣的目標吹鑼打鼓。他和洛奇的喧嚷傳到了一個令人敬畏的聽眾耳中，他很不高興。
這個人就是查爾斯·威廉·埃利奧特，哈佛大學校長，新英格蘭「最高大的橡樹」。他針對華盛頓爭論激烈的國際仲裁發言，譴責沙文主義「令人反感」。這種學說是與一直有軍士階層存在的國家相連的，「和美國社會完全沒有關係，」他說，「但是，我的一些朋友們卻努力把它偽裝成愛國式的崇美主義。」接著，他明確地闡述了他眼中美國與舊國家的不同之處：「建設海軍以及常備軍意味著……拋棄美國特有的東西……建設海軍，特別是戰列艦，是英國和法國的政策，不應該是我們的。」美國依賴和平的力量，而沙文主義是「人類好鬥性」的產物。他特別指出洛奇和羅斯福就是沙文主義者，並在私下裡叫他們「哈佛的墮落子弟」。
他的權威無可匹敵。作為埃利奧特和萊曼家族的後代，他的祖先早在17世紀就來到了新英格蘭，屬於自視清高的團體。「伊萊莎啊，」埃利奧特夫人和友人去聖公會教堂祈禱時抗議道，「你怎麼跪在教堂里說自己是可憐的罪人？我和我的家人絕不會這麼做的！」埃利奧特的父親曾任波士頓市長、國會議員、當時哈佛的財務主管，也是七人集團——哈佛的主管團體的成員。一位英國觀察家稱之為「七個表兄弟組成的管理機構」。在他擔任哈佛校長的25年中，曾堅持不懈地和傳統派做鬥爭，將哈佛從18世紀的停滯狀態轉變為一所現代大學。正如鮑登大學校長海德所說，那段時間裡，他被「誤解、重傷、歪曲、憎恨」。埃利奧特自己也承認，當時每在公眾場合露面都會「深刻地感受到聽眾們充滿敵意的目光」。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放棄。他天生就不討人喜歡，身高超過6英尺（約1.8米），「背像划槳手一般，頭好似一座雕塑」，「儀態高貴」，是天生的領導者。但他的半邊臉被草莓狀的胎記覆蓋，看起來好像目空一切，所以從小就被孤立。此外，他還是個化學教授，一位科學家，這在當時不算是優點。儘管如此，他還是在35歲就當上了哈佛校長。他理想的品行是「紳士加民主主義者」，這是他自己的話。他在價值判斷上也比較死板。哈佛的一位棒球明星學生因為分數低而退學時，埃利奧特不覺得可惜，因為該生使用欺騙的手段打球。「他們吹噓他是如何在一個方向虛晃一招，然後把球投到另一個方向！」埃利奧特如此解釋。
與死硬分子的鬥爭是艱巨的，但埃利奧特還是成功地開設了現代研究的新課程，引進了選課制，招聘了大批優秀教師，帶領哈佛進入了黃金時代，使法學院和醫學院聲名遠播，並且通過他自身的影響力，革新了整個美國高等教育體制。1894年，60歲的他慶祝當上校長25年的業績，而原先反對的他的人也對他表示尊敬和欽佩。忽然間，他被視為哈佛最傑出的校長，「美國的第一個普通公民（private citizen）」。據說，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波士頓交響樂隊。他那紅潤的胎記也不再是瑕疵，而成了「戰勝人生缺陷的象徵」。
但是，在當時38歲的羅斯福看來，埃利奧特屬於不理解美國昭昭天命[20]的死硬分子。羅斯福受馬漢的學說影響很深，覺得美國必須加緊做好建功立業的準備，因為時機就要成熟了。而當時許多很有影響的人對美國的擴張角色很反感，這使得羅斯福充滿受挫感。自從聽說自己被稱作「哈佛的墮落子弟」後，他就給洛奇去信：「如果我們不能作為一個國家團結起來，原因就是卡爾·舒爾茨、埃利奧特校長和《紐約晚報》的教導，還有那些國際仲裁者，他們感傷得無可救藥。」這些人會使美國人變得「意志薄弱，膽小如鼠，吞噬掉我們民族的偉大鬥志」。
讓他惱火的是，就在有望與西班牙打仗之際，掌管白宮的卻是一個意志薄弱、膽小如鼠的人。羅斯福決心已定，要安排一個有警惕心、有能力做大事的人進入政府內部。他決定讓理解新命運的人——他自己——和實現這一命運的工具——海軍，連在一起。麥金萊的海軍部長是個優哉游哉、友好親切的紳士——馬薩諸塞州前任州長約翰·D·朗。羅斯福認為，只要他自己被任命為副部長，以他勝人一籌的力量和想法，必能掌握海軍部的實權。
其他人也是這個想法。朗有些憂心忡忡：「羅斯福的個性、立場、能力和聲望足夠做個內閣部長了。這個職位會不會委屈他？」洛奇為了這件事和麥金萊會面，之後寫信告訴他的朋友，唯一不利的因素是「總統擔心你會立刻和人爭鬥起來」。儘管如此，麥金萊總是被更強勢的人說服——1897年4月5日羅斯福被任命為海軍副部長，4月8日確認。觀察敏銳的《魯爾雜誌》主編S·S·麥克魯爾（S. S. McClure）意識到了這一任命從何而來，將往何處而去。「立刻把馬漢叫過來和他談談，」他寫信告訴合作的編輯，「他是最偉大的海軍題材作者和專家，他的領域很快會越來越流行的。」魯爾知道他的的孿生兄弟會怎麼做。「依我看，羅斯福是個重要人物，」他繼續寫道，「聯繫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有關海軍的資料。馬漢和羅斯福正適合我們。」確實如此。魯爾對他們的力量和權威心領神會，也對巨大的機遇充滿期待。在19世紀的最後一年，他想聘請沃爾特·海因斯·佩奇擔任編輯，便打了電報：「事關重大，即刻見面。」佩奇同意過來，魯爾欣喜若狂，答覆說，他們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編輯團隊。「哦，我真高興啊，未來都是我們的！」
如今，備受阻撓的夏威夷兼併議案又重上桌面了。為了激勵麥金萊，羅斯福報告說，4月22日，日本向火奴魯魯派遣了一艘巡洋艦。他寫信問馬漢，詢問如何解決兼併島嶼的政治問題。「不做不義之事，」馬漢給出了經典的答案，「先占領島嶼，再解決政治問題。」如果他有機會表達觀點，羅斯福說，「明天」夏威夷就能兼併，西班牙被逐出西印度群島，馬上就建造十幾艘戰列艦，一半停靠太平洋海岸。然而，國會實際的部署令他遺憾——在籌措足夠資金之前，海軍的建造都被停止了。「湯姆·里德竟然支持這個觀點，真讓我又驚又氣。」
里德仍然穩固地控制著共和黨議員，他們當中的任何有關兼併的不健康情緒，里德都有能力克制。但是作為議長，他又必須引導國會通過行政部門的政策。問題是，行政部門的政策是什麼：是麥金萊軟弱而不情願的想法，還是洛奇和羅斯福在馬漢思想及糖業托拉斯的幫助下「向外看」的衝動？答案在6月揭曉。麥金萊簽署了與夏威夷政府的新兼併協議後，轉交參議院批准。儘管不太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支持這個議案，反擴張主義者還是有些擔心。麥金萊很想討好的卡爾·舒爾茨早就表達過他對夏威夷的不屑，但此時他又就這個問題走訪白宮，邊抽雪茄邊和麥金萊聊。麥金萊渾身不舒服，申辯說他只是把協議送交參議院，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然而，舒爾茨「心情沉重，感受到不祥之兆」。英國的周刊《旁觀者》有些緊張地寫道，這項協議標誌著「共和國從建國之初就實施的歷史政策的終結……表明它將向不太和平的方向演變，可能會變成一個好戰的大國」。
針對古巴問題，整個國家愈加興奮。里德對赫斯特捏造的西班牙壓迫嗤之以鼻，共和黨對古巴反抗事業的擁護在他看來也是虛偽的行徑。他意識到，他的政黨在道德上不再那么正直了，在政治上謀求自身利益，與烏合之眾一起喧譁。他毫無歉意地壓制了承認古巴「共和國」處於交戰狀態的決議，並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反對擴張的言論，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帝國可以等待」成了反對夏威夷兼併人士的標語。文中坦率地說出了可怕的名字——「帝國」「帝國主義」，這些影射歐洲列強的詞語（他們對非洲的瓜分此時到達頂峰），此前還沒有人用來形容美國。詹姆斯·布賴斯[21]恐怕是唯一一個被允許提意見的英國人，他敦促美國遠離兼併政策。他在《論壇》上寫道，美國偏僻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力量意味著它不必像歐洲大國一樣承受軍備的負擔。它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向舊世界展示，戒除了爭吵、戰爭、征服——這歐洲編年史不幸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會怎樣」。屈從於歐洲各國現在盛行的「對土地的渴望」將「完全背離卓越的建國元勛的箴言」。人們可以從他清醒的言語背後感受到一個學者對畢生研究對象的熱愛，他懇求美國不要背叛誕生之初的諾言。
馬漢的頭腦中謀劃著與西班牙戰鬥的策略，他已經從夏威夷跳了出來，轉向了遙遠的西屬菲律賓。他的動機不是「對土地的渴望」，而是制海權。他從這個中心思想中得出了交響樂般宏偉的言論，他是這麼說拿破崙戰爭中的英國海軍的：「這些遙遠的、飽經風霜的戰艦——浩蕩的陸軍從未看過一眼——統治著世界。」1897年末，他以《美國的海權利益》一書加入愈演愈熱的辯論，此書包含了他過去7年所有重要文章。他也在任命亞洲艦隊指揮官上為羅斯福提供了建議，這個人必須可以信賴，並能在挑戰到來之際積極行動。被選中的軍官是海軍准將喬治·杜威（George Dewey），他的任務很明確。「我們的亞洲艦隊將封鎖馬尼拉，如果可能的話，就占領它」，羅斯福在1897年9月21日寫信給洛奇說。他也留神為亞洲艦隊的任務準備了足夠的燃料。
1898年2月15日，美國的武裝巡洋艦「緬因」號在哈瓦那的港口爆炸並沉沒，260人喪生。爆炸的起因始終沒有查清，但當時群情激動，都認為是西班牙的卑鄙陰謀。戰爭的支持者陷入歇斯底里的瘋狂，和平人士的聲音被淹沒。麥金萊畏縮不前，但又害怕黨派分裂，很快加入到了喧鬧中。里德議長卻沒有這麼做。強迫西班牙參戰的談判進行了兩個月，里德盡最大努力阻擋住浪潮，限制辯論的時間，宣布承認古巴獨立的決議無效。擁有大理石廠的參議員伯克特（Proctor）激情澎湃地發表戰爭演說後，里德評論道：「伯克特的立場是可以預料的。戰爭會開拓巨大的墓碑市場。」他受到支持戰爭的媒體的轟炸，他的裁決遭到國會的憎恨——國會和整個國家一樣，都想要戰爭。「野心，利益，對土地的渴望，驕傲，純粹的戰鬥樂趣，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華盛頓郵報》承認道，「我們被一種新感覺慫恿……就像叢林中的血腥味一樣，人們品嘗著帝國的味道。」
事態已經嚴重到里德也無法控制的程度了。一天早餐時，記者們在肖勒姆飯店要里德對參戰的衝動做出評論。他拿出了一封剛收到的信，是紐約州州長莫頓（Morton）寫給他的，莫頓敦促他走下主席台，到國會議員當中，勸阻他們不要干涉。「勸阻他們！州長不如叫我去堪薩斯的廢墟當中勸阻龍捲風算了！」他不能阻止發送對西班牙的最後通牒，該通牒在國會的投票是311∶6，威力確實堪比龍捲風。他對這六人中的一個說道：「我羨慕你有反對的權利，我什麼都做不了。」
戰爭在1898年4月25日打響。馬漢當時在羅馬，有記者問他戰爭會持續多久，他給出了精確的預測，「大概三個月吧。」他回國後即被聘為海軍戰爭委員會的三個成員之一。羅斯福給了他一份菲律賓行動計劃，在收到評論意見後寫道：「毫無疑問，你站在我們的肩膀和頭上。你給的意見正是我們需要的。」
4月30日，杜威准將的艦隊駛入馬尼拉灣，轟炸了一天之後，接到了經典的指令：「準備好了就開火吧，格里德利。」摧毀西班牙艦隊及其海岸炮台，或使之不起作用。美國還從沒有這麼興奮、驕傲過。「最偉大的海軍戰鬥」，報刊標題寫道。但是馬上又有了新問題，整個美國只有少數人想到過：接下去該怎麼做？正如杜里（Dooley）先生所言，美國人總的來說還不知道菲律賓是島嶼還是罐頭製品，甚至麥金萊也坦承「他不確定那些該死的島嶼是不是在2000英里之內」。馬漢的門徒們當然知道菲律賓在哪裡，接下去要怎麼辦。杜威勝利四天之內，洛奇就寫道：「我們決不能放棄這些島嶼……美國國旗已經升起來了，一定要讓它留下。」因為菲律賓獨立運動已經存在了30年，很多人因此被關押、流放甚至死亡，參議員洛奇簡單的解決方法幾乎沒有考慮到被統治者的想法。獨立運動的領袖是埃米利奧·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一個28歲的年輕人，被流放到香港。杜威獲勝後，他立即趕回菲律賓。
一場在別處爆發、遠離本土的戰爭並沒有讓反對它的美國人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刺激了他們。他們一下子有了名字——反帝國主義者。年逾七旬的諾頓教授因為敦促學生不要入伍參戰，「丟棄國家最美好的東西」，而遭受一連串人身誹謗和暴力威脅，他的住所也不能倖免。一位波士頓的愛爾蘭裔政客提出要對他處以死刑，新聞界稱他為「叛徒」，甚至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霍爾（Hoar）也譴責他。但是諾頓對國家的做法太痛心了，無法抑制自己。他在劍橋的一次公理會集會上發言說，這個世紀見證了最偉大的知識進展以及和平的希望，但在它就要結束之際，美國卻背叛了理想，「縱身跳入一場不義之戰」。
波士頓敢於說話的大有人在。穆爾菲爾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就是一個，他是馬薩諸塞州改革俱樂部、公務員改革聯盟的主席，曾任美國律師協會主席；還有加梅利爾·布拉德福（Gamaliel Bradford），一位自由奔放的政府批評者，以獨自一人連續不斷地給報社寫信而聞名。布拉德福的祖先在1635年就定居馬薩諸塞，家族中還出過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長官。這些反對派集結起來，在法納爾大廳抗議，並在1898年6月15日，阿奎納多宣告菲律賓獨立後的第三天，成立反帝國主義聯盟。主席是80高齡的共和黨人喬治·S·鮑特韋爾（Geroge S.Boutwell），他是前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格蘭特總統[22]手下的財政部長。該聯盟宣稱的目標是，不反對戰爭本身，但堅持既然這是一場解放戰爭，就不能演變成帝國戰爭。聯盟強調，在國外追求權力、財富和光榮，會轉移國內改革的注意力，並導致出現強大的中央政府，從而損害各州的權利和地方自治。美國在處理市政腐敗、資產和勞工間的矛盾、貨幣騷亂、不公正的稅制、官職賄賂、南方有色人種及西部印第安人的權益上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統治外國人的功夫。
這些問題吸引著改革家們——其中的不少人和無黨派人士、各種各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傑出的民主黨人終於成立了反擴張政黨，現在捆綁在了聯盟旗下。它的41位副主席團中很快加入了前總統克利夫蘭、其前戰爭部長威廉·恩迪科特、前財政部長兼議長卡萊爾、參議員「乾草叉」本·蒂爾曼、斯坦福大學校長大衛·斯塔爾·喬丹、密西根大學校長詹姆斯·B·安吉爾、簡·亞當斯、安德魯·卡內基、威廉·詹姆斯、美國勞工聯盟主席塞繆爾·龔帕斯和其他一些國會議員、神職人員、教授、律師、作家。小說家威廉·迪恩·豪威爾斯認為這場戰爭「令人憎惡」。當他的朋友馬克·吐溫從國外長途旅行歸來後，也成加入了聯盟。除了戈德金的《晚郵報》以外，《波士頓先驅報》、巴爾的摩《太陽報》以及斯普林菲爾德的《共和黨人》也是聯盟的主要傳聲筒，此外還有兩份共和黨報刊，《波士頓晚報》和費城的《分類賬》也給予支持。
在反帝國主義者方面，不願承受新的有色人口的觀念也很強，這種想法源自內戰後黑人引起的種種困難。戈德金在《國家》上冷酷地說：本來和美國沒有任何關係的「無知和劣等民族居住的附屬地……只能給美國帶來乞討和腐敗」。卡爾·舒爾茨在巴拿馬運河問題上使用了同樣的論點，「一旦擴大領土的目的得逞」，帝國主義者就要堅持讓運河的兩邊都成為美國領土，要兼併「有1300萬混著印第安血統的拉丁裔美洲人口」的國家，然後，他們選出20名參議員和60名眾議員將淹沒國會。夏威夷的東方人比白人更多，也存在同樣的威脅。
反帝國主義者中並沒有囊括民粹派和布賴恩的追隨者，這些人很快被稱作是進步主義者。儘管他們反對常備軍、強大的海軍、捲入對外紛爭，在理論上是反帝、反軍國主義、反歐洲的，但他們同時也義憤填膺地想去和西班牙這個在美國門口毀滅自由的殘酷的歐洲暴君戰鬥。布賴恩要求戰爭的情緒和西奧多·羅斯福一樣熱烈，甚至諂媚地自命為內布拉斯加第三志願軍上校前往古巴，可惜為時太晚，沒能見證軍事行動。這其中叫嚷聲最大的是一位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年輕律師，36歲的他已經是個有名的政治演說家了，很快將成為進步黨的領袖。帝國的味道，廣闊的版圖，血脈賁張的民族主義，在阿爾伯特·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宣揚中最為激動人心。和布賴恩一樣，他擁有危險的演說才華，可以激發行動甚至思想。這場戰爭令貝弗里奇喜不自禁。
「我們是征服的民族。」他4月份就在波士頓宣稱，當時馬尼拉灣的勝利還沒有到來，「我們必須遵從我們的血脈，占領新市場，以及新土地，如果必要的話……這是全能的主的計劃……低等的文明、退化的民族」將在「更高貴、雄健的文明面前」消失。柏林的泛日耳曼主義者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也在談論優越人種（不管是條頓人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使命，但貝弗里奇無須從他們身上學習；這是他自創的理論。他在當前的事件中看到了「一個強大民族和他們的自由制度的前進」，一場美夢成真，這是「上帝放在」傑斐遜、漢密爾頓、約翰·布萊特、愛默生、尤利西斯·S·格蘭特及其他「帝國有識之士頭腦中的夢」；「美國將擴張四海，處處綻放自由的花朵，偉大的共和國的旗幟遍地」。不過貝弗里奇所見的更多是貿易。美國工廠和土地的產出遠多於美國人的消費。「命運決定了美國的政策；世界貿易必須也必然屬於美國……美國的商船將遍布海洋。美國要建立一個和美國相稱的偉大海軍……美國的法律，美國的秩序，美國的文明將種植在迄今為止殘忍而愚昧的海岸上，我們這些上帝的使者將令它美好而燦爛。」
貝弗里奇在偉大的機遇面前忘乎所以，亮出的劍太刺眼了。他把太平洋說成是「我們軍事行動的真正領域，西班牙在菲律賓有個島嶼帝國……而美國有個強大的艦隊。從邏輯上講，菲律賓是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接下來的夏天，其他人志願去古巴參戰，受黃熱病折磨，5000官兵因疾病喪生之際，貝弗里奇個人對血的召喚還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他對反帝言論嗤之以鼻。「古巴不接壤嗎？波多黎各不接壤嗎？菲律賓不接壤嗎？……杜威、薩姆森和施萊會讓它們接壤，美國的速度，美國的槍炮，美國的心臟、頭腦、神經會讓它們永遠接壤！……現在誰敢叫停？現在我們終於是一個民族了，強大得足以完成任何事，配得上命運贈予的光榮。」下一年貝弗里奇被選為參議員。「我們是偉大的民族，」杜里說道，「最棒的，我知道我們最棒。」
西奧多·羅斯福此時奮戰在前線。儘管在政府擔任要職，他還是提前下定決心，一旦有戰事，便放棄職位入伍。在私下給朋友的信中，羅斯福寫道，像他這樣的人，都被嘲笑為「扶手椅和會客廳的沙文主義者……如果我不實踐我說教的內容，我那高尚的力量——不管它是什麼吧——就全沒有了」。馬尼拉戰火打響後，他就辭去了海軍副部長的職務，戰爭部長阿爾傑（Alger）讓他擔任志願騎兵團的指揮官，卻被他謝絕。他請求擔任中校，作為交換，把志願團的職位讓給他的朋友——正規軍上校倫納德·伍德（Colonel Leonard Wood）。事情如他所願。兩個月後的6月24日，他在聖胡安山參戰。7月3日，陸地戰鬥結束，這位精力充沛的莽騎兵成了英雄，並在11月成功當選紐約州州長。
與此同時，國會也因為戰爭而興奮，夏威夷兼併的支持者看到了新的機遇。他們仍然不能召集三分之二的選票，於是決定訴諸於兩院共同決議，這樣只需要超過半數票就能通過兼併了。這項決議3月16日就已經提出，但里德在群情激動的4月仍設法將之擋在議會門外。不留情面的命令使他成為「在位者中最危險的敵手」，4月15日的《華盛頓郵報》點評道。其實，他也是無所畏懼的貝弗里奇唯一不敢叫板的人。當人們強烈要求他給里德寫信，勸說其不要反對擴張時，貝弗里奇回答：「我覺得我的任何努力對於議長那直布羅陀岩一般的頭腦和意志都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然而，戰火蔓延到太平洋時，就連里德也難以維持他鐵一般的控制了。他怒氣沖沖地告訴密蘇里州的克拉克議員，他希望杜威能「立刻把船從那裡開走。如果不這麼做，會給我們將來造成巨大的麻煩」。兼併論者卻聲稱，如果美國不占領夏威夷，夏威夷就會落到英國人或者日本人手裡。已經有不少日本人拿著政府津貼定居夏威夷，為策劃占領做準備了。何況，夏威夷很明顯地擺在美國前進的路上。「我們對夏威夷的需求比對加利福尼亞更甚，」麥金萊在5月4日告訴他的秘書喬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這是昭昭天命。」
5月4日，決議遞交國會。里德頂著壓力掩蓋了三周。打敗西班牙必須控制夏威夷，這在里德看來純粹是糖業托拉斯和帝國主義者的藉口。在這個問題上，他與總統、國會的大部分共和黨人以及他在國會外的朋友的觀點相牴觸。「現在反對主要來自里德，他繃緊了每根神經，要把夏威夷決議打倒。」洛奇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里德甚至不惜求助於民主黨。後來擔任議長的民主黨人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是里德的好朋友，他請里德給他在籌款委員會安排職位，里德卻求他去外事委員會，因為克拉克「相信他的所作所為，也是個鬥士」，里德需要他的幫助。
「你要是這麼說的話，」克拉克感動地回答，「我會和你一起奮戰的。」於是，他同意犧牲掉一直夢寐以求的職位，來幫助這個堅定不移地反對他的政黨的人。
里德越來越難以駕馭自己的黨派了。5月24日，國會的共和黨人罕見地向政黨高層會議遞交請願書，懇求考慮兼併決議。里德在與沉默法定人數抗爭時取得的成果反而造成了他最嚴重的正面挑戰。那次戰役的前提，即「里德法則」正是多數票所表達的國會意志必須在決策中獲勝。里德知道，以他在國會無人匹敵的地位，對規則技巧的熟稔，以及克拉克的合作，可以避免國會對夏威夷決議進行投票，但是議員們的情緒他無法改變。他深知，自己所屬的多數黨希望兼併，整個國會也贊成這個看法。鼓起勇氣，利用權威，他也許能使決議夭折，但如果這麼做，便會使他以前取得的勝利無效：確保國會得以真正控制自身的改革，程序或議長的主觀決定不阻礙大多數人的意志。現在正是測驗法定人數戰鬥效果的時候，諷刺的是，里德自己卻成了測試的對象。在對向外擴張的憎恨以及作為議長的職責之間，在他最深刻的信念以及里德法則之間，他要做出選擇。
他只能選一個。對在第五十一屆國會上取得的成績瞭若指掌的他，向主流意見低下了頭。辯論在6月11日舉行，6月15日決議以209對91票通過，其中共和黨人幾乎都投了贊成票。里德沒有坐在議長席位上。代替他的議員達爾澤爾（Dalzell）在投票結果出來前宣布：「議長因病缺席，並請求我告訴大家，如果他在場，會投反對票。」《國家》寫道：里德明確的立場，使他在政黨中處於「完全孤立」的境地。「敢於反對大眾的狂熱，更重要的是反對自己的黨派，這不是政治家常有的品德。我們不得不對這樣的人表示敬意。」
夏威夷的兼併在7月7日正式批准。四天前，聖地亞哥附近的一場海戰將古巴的戰爭畫上了句號。西班牙艦隊試圖衝出美國的封鎖，結果被火力兇猛的五艘新造戰列艦——「印第安納」號、「俄勒岡」號、「馬薩諸塞」號、「愛荷華」號、「德克薩斯」號——摧毀。兩周後，聖地亞哥投降，西班牙的統治結束了。西班牙不是被古巴的起義者，而是被美國打敗了。到了討論和平協定內容之際，三年來積攢的支持古巴自由的情緒，國會贊成古巴共和國獨立、否認兼併意圖的決議，令參議員洛奇的「必需品」政策困難重重。把古巴作為征服的果實占領是不可能了，儘管這麼做很有戰略意義和商業上的好處。但是起碼，還有一個小一點兒的島嶼——波多黎各，唾手可得。被迫放棄古巴，割讓鄰近的領土，意味著西班牙從西半球退出了。至於古巴是在何種程度上獨立，與美國的實際關係怎樣，還有待美國占領軍去商討。討論結果是1901年《普拉特修正案》，實質上承認古巴受美國保護。
與此同時，美西雙方於8月12日簽署初步和平條款，更困難的菲律賓問題留待和平專員在巴黎協商，確定最終解決方案。洛奇填寫著戰爭的資產結算表，還算滿意地說道：「我們已經崛起成為世界強國之一，而且我認為這次給歐洲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馬漢在和羅斯福談論同一個問題時，口氣有些自大：「我們民族愉快的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永遠不會再回來；成年人的責任和焦慮從今以後將伴隨我們。」
在反帝國主義者眼中，菲律賓好似伊甸園裡散發著致命邪惡的蘋果；他們正通過集會、抗議、演講、撰文、請願和公民會議努力阻止人們去採摘它。卡爾·舒爾茨敦促麥金萊把菲律賓轉交給類似比利時或荷蘭這樣的小國統治，使美國繼續做「世界上最大的中立國家」。此時的法國是「德雷福斯的夏天」[23]，而美國人也感到這幾個月的事件將決定國家的品格和未來。不論是公共場合還是私下談話，人們都在激烈辯論菲律賓應該被美國占領還是交付給當地人管理。就連頭腦一向冷靜的馬漢也像染了正義的熱病，寫信給一位英國朋友，闡述美國有保留菲律賓的責任：「上帝所願（Deus Vult）！這是十字軍戰士和清教徒的呼喊，恐怕這是人類最高貴的聲音。」
為了「考慮共和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問題」，一場持續三天的會議8月在薩拉托加召開，與會者是支持和反對擴張的領導者。擴張主義者最喜歡的、最能激發他們熱情的辯論的主題是：把東方想像成廣闊的潛在市場，為美國企業提供無窮的機遇。而代表反帝國主義者說話的西北大學校長、大會第一天的主席，亨利·韋德·羅傑斯（Henry Wade Rogers）則指出，對外貿易不一定非要兼併別國的土地。但他的論點不如格羅斯卡普法官（Judge Grosscup）那麼激情四射。該法官因為在普爾曼罷工事件中發布強制令而聲名狼藉。他興高采烈地讚美「我相信我們即將進入嶄新的商業生涯」。有菲律賓和夏威夷在手，美國將控制亞洲之路，整個大陸「門庭敞開，引領我們接觸世上二分之一的理想領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
反對向外征服的塞繆爾·龔帕斯說，這不僅是對美國建國原則的背叛，也是對美國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威脅。反帝國主義者的成分複雜。在後來芝加哥的一次會議上，龔帕斯宣稱，將菲律賓占為己有表明「我們的戰爭沒有正義的理由」。安德魯·卡內基給他去了一封電報祝賀：「讓我們站在一起拯救共和國吧。」
麥金萊總統在自我反省和祈禱了好一陣後，終於遵循顧問和政黨的主流意見，決定保有菲律賓。在巴黎，西班牙專員被告知，討價還價的環節結束，現在討論占領事宜。他們必須服從，否則重燃戰火。美國象徵性地支付2000萬美元，讓接受必然結果的西班牙顏面上好看些。12月10日《巴黎條約》簽訂，菲律賓歸屬美國，美國將在條約批准後支付2000萬美元抵償金。「我們買了1000萬個馬來勞工，2美元一個，不給挑，」里德尖酸地評論道，接著說了當時最有先見之明的話，「天知道我們挑選的時候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儘管事到如今，局勢已不難預料，阿奎納多和他的軍隊聞悉這項協議後還是充滿仇恨，痛苦萬分。許多人無法相信他們的解放者和盟友會變成新的征服者。在缺乏有組織的軍隊和現代武器的情況下，他們準備再次反抗，同時等待可能出現的違約情況。他們知道美國國內的反帝情緒強烈，仍然期待參議院會拒絕批准條約。
1898年12月5日，冬季國會重新開會，議員們為了條約而爭吵，情形比夏威夷問題還要激烈。每張選票都至關重要。為了爭取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共和黨人在黨鞭洛奇的帶領下無所不用其極，以詭計、論辯和壓力爭取自身黨員和民主黨中順從的成員。而反帝國主義者的目標是努力控制足夠的參議員，湊成比三分之一多一張的票數。此時，有國會議員提議里德成立民主黨和反帝共和黨同盟，通過眾議院決議來反對，最終讓條約在參議院受挫。儘管里德對這屆政府的「鄙視」態度在華盛頓圈內已不是什麼秘密，里德還是拒絕了這個提議。坐在駕駛艙內的他還不準備反叛政府。主持議會時，他充滿了怨恨。「里德實在令人不快，」洛奇寫信給羅斯福，「他私底下盡說那些讓人難堪的話，批評政府和政策。我不得不躲著他，因為我還是喜歡他的。我得承認他的態度很討厭，我的失望已經無法用語言表達。」
美國公眾對於在菲律賓的冒險活動並不高興，也不知道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尤其是民主黨和民粹主義者，原認為在古巴打仗是為了自由，然而，命運的魔法卻把它變成了強行統治別國的工具。美國成了另一個西班牙。在這個不幸的時刻，兩個對正在創造的歷史同樣敏感的人物聯合起來，提出的建議令人印象深刻。1899年2月1日，S·S·麥克魯爾在他的雜誌上發表了一首勸誡詩，是盧迪亞·吉卜林寫給困惑的美國人的：
挑起白人的擔子
派出你最優秀的血統，
蒙住你的孩子的眼睛，
把他放逐，替你的奴隸勞作；
在沉重的馬具里等待
剛剛抓獲的野蠻人，
他們慌張、急躁，臉色陰沉，
半是小孩，半是惡魔……
挑起白人的負擔
野蠻的和平之戰，
餵飽饑荒的嘴
停止疾病的腳步……
你不敢做得更少——
人們又聽見正義的音符，高貴命運和無私使命的和弦被吉卜林奏響。此詩被再三重印、援引，一周之內傳遍全美國。不少游移不定的人因此順從於帝國的任務。
回到華盛頓，條約的反對者好像更有可能成功，因為共和黨還缺一票才能湊成三分之二的票數，獲得批准。突然，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到達華盛頓，令他的追隨者吃驚的是，他竟然敦促他們投票贊成。作為民主黨領袖，他很想做新世紀卓越的旗手，而他也意識到更換新旗幟的時候到了。他算計著自己不可能以重複銀幣製造問題來獲勝，便預備屈從於帝國主義——這個新的荊棘桂冠。他當然知道占領菲律賓會引發許多問題，變成燙手的山芋——但是必須得先拿到手。於是，他告訴他所屬的黨派，打敗條約是不可行的。認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的立法者被布賴恩離奇的推論驚愕住了。南達科他州的「銀幣」參議員佩蒂格魯（Pettigrew）「實在太生氣了，我最後告訴他，沒必要為這種小事跑到華盛頓來」。以目前微妙的局勢來看，一兩個優柔寡斷的參議員將決定這個自脫離聯邦[24]之後最為重要的議題。當布賴恩主張批准條約就會終止戰爭時，確實有幾個人心動了。
在這個緊要關頭——2月6日投票，結果未知，兩邊都在焦急地尋求支持者，細數每一個贊成和反對——菲律賓人起來反抗了，要打自己的獨立之戰。他們的軍隊在2月4日攻擊了美國駐紮馬尼拉外圍的部隊。這個消息顯然使華盛頓的局勢繼續升溫，但沒有人確定它會給投票結果帶來怎樣的影響。就在最後一刻，一份請願書寄給了參議員，簽名的有前總統克利夫蘭、哈佛校長埃利奧特及其他22位美國名人。請願書包含了反對兼併菲律賓和波多黎各的條款。「依照本國立國的原則，我們有責任承認別國居民……獨立自主的權利」，它說，並指出，正如麥金萊曾經聲明過的觀點，強制兼併古巴是「對我們的道德準則的犯罪式侵犯」，兼併菲律賓也不例外。這份文本本身無可辯駁，但它沒有提供法官任期、政治前途或其他令洛奇和布賴恩感興趣的東西。
參議院在2月6日投票的結果是，條約以一票險勝，總票數是57∶27。這是「我見到過最接近、最激烈的鬥爭」，洛奇說。此後，人們一致認為是布賴恩搶到了那決定性的一票。在計票之時，59個美國人已經死在菲律賓戰場了，278人受傷，菲律賓方面已有500人身亡。美國已經開始支付挑選馬來人的代價了。
「美國一經誘惑就唾棄古老的原則，真叫人噁心。」威廉·詹姆斯在私人信件里寫道。在公眾場合，他又是這麼寫給波士頓《晚抄本》的：「我們現在公然踐踏人類世界最神聖的東西——長期被奴役的人民試圖」重獲自由、掌握自己的命運。放棄美國夢對於詹姆斯這樣的人是最傷心的事。諾頓寫道，美國「失去了她在文明進程中領導者的特殊地位，淪為今天貪婪自私的國家之一」。
對於其他人而言，美國的槍炮正向菲律賓人開火，令他們痛苦。反帝國主義者的憤怒不斷加深，聯盟的成員增長到50萬，分支機構遍布波士頓、斯普林菲爾德、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辛辛那提、克利夫蘭、底特律、聖路易、洛杉磯、波特蘭和俄勒岡。「我們背叛了我們所有的信條，」穆爾菲爾德·斯托里寫道，「這片偉大而自由的土地，百年來為每個受壓迫的人提供庇護，現在卻成了壓迫者。」他仍然不想放棄，希望里德——被羅斯福稱作「國會最有影響力的人」——能拿起領導權。在給參議員霍爾的信中，斯托里求他「說服里德站出來，他應該挺身而出。他現在很不振作，在重大問題上缺乏攻擊性。他如果能站出來，我想他真能當上下一任總統」。
一切都太遲了。里德之所以慵懶，是因為鬥爭已經變了味。不從政的人也能感覺到這一點，但他們不會像里德一樣精疲力竭。里德一生都在國會，在政壇，在代議政府，向著他支持的方向前進——對他而言這是一種必須。而黨派和國家已經轉入了令他懷疑、反感的新方向。和他談擴張，就像「碰到火柴一樣」，會產生「硫黃一般刻毒的語言」，一位記者說。形勢對他不利，他無法扭轉乾坤，也不願隨大流。
和美國一樣，他也到了選擇的時候。他可以繼續當下一任議長，但是他感受到眾議院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以他對當前政權的不友善，他已經不適合再做第一把手了。喬·坎農等舊時的夥伴也和他反目成仇，原因就在於他的態度和對總統的批評，但他們還不敢跟他叫板，罷免他的議長職位。而無論獲得誰的支持，麥金萊總統也不敢出來和里德斗。里德知道他可以繼續擔任下一個任期，但他肯定會被一群吠叫的狂犬包圍，身陷絕境。在那些日子裡，他變得「悶悶不樂，臉色難看」，對離棄他的同事態度粗暴。
繼續擔任議長意味著要在菲律賓推行他所憎惡的政策。這個林肯所代表的黨派，這個他多年的家，卻選擇了另一種理解林肯的方式——「卑鄙地丟棄世上最後的美好希望」。里德對多年的朋友兼秘書阿舍·海因茲（Asher Hinds）說：「儘管並不總能成功，我一直努力讓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行為和良心一致。所以現在我做不了這個。」在他看來，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滋味已經消失。他發現了人類的悲劇——可以描繪美好的藍圖，卻無法去實現。
1899年2月，條約投票結束之後，里德做出了決定。儘管這次沒有公開說話，他想退出政壇的消息卻開始在報紙上流傳。當記者問及他對菲律賓政策的敵意以及尼加拉瓜運河議案時，他不予理睬，一副「疲勞、反感」的樣子。4月，第五十五屆國會閉幕之後，他發表了通告。難以置信的傳言變成了事實。里德議長將從國會退休，在歐洲度假，之後去紐約的盛信律師事務所（Simpson，Thacher and Barnum）做資深合伙人。
「沒有湯姆·里德的國會！誰能想像！」紐約《論壇報》的一篇社論驚叫。人們都被嚇著了，好像一個偉大的紀念碑被挖走，在旁觀者的腳邊留下一個裂開的洞。從來沒有讚頌過里德的《紐約時報》也受到觸動，為這一「國家損失」發表通欄社論：「肯定是政治環境出了問題」才會使得這樣一個人遠離公共生活，轉行做私人法律事務。該報的華盛頓通訊員稱此事乃國會「災難」，議長的離開會使國會能力下降。戈德金在《晚郵報》上也哀悼這個「成熟、理智」的非凡人物從政壇離去。
里德自己並沒有對外解釋他離開的原因。在一封寫給緬因州選民的信中，他說：「官職如衣服上的緞帶，沒什麼值得留戀的。」一次，他在那個曼哈頓酒店的角落裡被記者包圍，記者要求他給公眾一個說法。「公眾！我對公眾沒有興趣。」說完後，他急著向後一轉，走開了。
菲律賓的軍事行動規模擴大，情形越發殘暴。為了鎮壓當地人頑強的游擊戰，美軍派出大量隊伍到菲律賓群島，團、旅、師共計7.5萬人，比古巴作戰人數的四倍還要多。菲律賓人焚燒、埋伏、突襲、殘害美國士兵，有時甚至把戰俘活活燒死。美國人的報復手段同樣殘暴，一旦發現美國士兵被殺，就焚燒整個村莊，除掉所有居民，此外還用「水刑」和其他酷刑獲取情報。他們離家3000英里（約4800千米），受高溫、瘧疾、熱帶降雨、泥濘和蚊蟲的困擾。他們唱著「該死，該死，該死的菲律賓人，要用來復槍開化……」軍官有時下令不要再捉拿更多的戰俘。他們贏了所有的小規模衝突，但敵人不斷捲土重來。在一次突擊隊行動中，美軍沒有抓獲阿奎納多，但捉住了他年幼的兒子，這成了報紙的標題。里德那天一進辦公室就裝作驚訝的樣子問他的合伙人：「咦？你怎麼今天也上班？我還以為你在慶祝呢。我在報上看到美軍抓獲了阿奎納多的小寶寶，說還要緊急追捕他媽媽呢。」
戰鬥中的阿奎納多一度期待美國的反帝情緒迫使軍隊放棄這項令他們也反感的任務。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反帝國主義者就越生氣，呼聲也越響。1899年10月，他們在芝加哥採取行動，要求「立即終止違背自由的戰爭」。他們收集並報道了美軍在菲律賓最糟糕的行徑、最惡劣地表現帝國主義貪婪的演講，並將之與最虛情假意的白人使命做對比。他們派發的小冊子由安德魯·卡內基出錢印刷。聯盟的總負責人愛德華·阿特金森申請戰爭部批准把小冊子發到菲律賓，請求遭拒後，他們還是寄了過去。
政府也急著想結束戰爭，安撫「剛捕獲的野蠻人」，獲得信任。於是派了好幾個委員會，調查暴行的真相，了解菲律賓人究竟想要什麼——除了政治獨立，他們已經表達過這個願望——並匯報怎樣的公民政府最適合菲律賓。1900年4月，靦腆而友好、體重300磅（約136千克）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法官前往菲律賓組建公民政府，帶著新的戰爭部長伊萊休·魯特起草的憲章，准許菲律賓人一定程度的自治。當時美菲雙方都還沒有停火，組建政府是倉促的嘗試，但塔夫脫還是留了下來，決心為了「棕色小兄弟」的利益治理下去。當國內關心他的朋友詢問健康狀況時，他給伊萊休·魯特發去電報，說他正騎馬奔馳，很是舒暢。「馬覺得如何？」魯特回復。
儘管困難重重，執政的共和黨並沒有重新思考美國剛踏上的新生涯，也沒有猶疑不決。建造尼加拉瓜運河的議案也遞交參議院。阿爾伯特·貝弗里奇比以往更接近上帝。「我們不會放棄民族的使命、上帝的委託、世界的文明。」他在1900年1月8日說。他還告訴參議員們，上帝已經為這個「說英語的條頓人」必須承擔的使命準備了上千年。
和貝弗里奇同時代的一些人卻覺得美國的新形象很噁心。聽見「卑鄙的戰役」的聲響「陰鬱地降臨太平洋的海面」，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寫下了《猶豫年代的頌歌》，1900年5月發表在《大西洋月刊》。我們還是「鷹之國」嗎？他問道，或者說：
要不要剔除不太尊貴的鳥？
那些在沼澤里覓食的涉水禽？
那些太陽下的吞食者？
和蝙蝠一同徘徊的小偷？
這是少數人的良心。戈德金也有同樣的感觸，他在夢想破滅之際說了一句在當時很奇怪但有洞察力的話。「尚武精神，」他在1900年給穆爾菲爾德·斯托里寫道，「已經占據群眾的心，而群眾已經取得了權力。」
戰爭爆發已過去一年，美軍仍然駐紮在菲律賓，但有一件事可能會使一切結束：那就是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反帝國主義者和阿奎納多都寄希望於此。選舉戰一開始就發生了一件怪事：杜威將軍的呼聲很高，部分原因是民主黨人除了布賴恩以外就找不到別的候選人了。經過一番研究後，杜威將軍斷定「當總統也不是那麼難的事」，繼而宣布參選，但是他的措辭沒能激發起大家的信心，他的黨派特徵也不太明顯，因此候選人資格不了了之。布賴恩開始浮現。
反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惱人的窘境。麥金萊代表著帝國主義政黨；布賴恩用卡爾·舒爾茨的話說又是「反帝事業的邪惡精靈」，因為在條約問題上的背叛而令人生厭，又因為激進主義而惹人害怕。1900年1月，舒爾茨和卡內基、加梅利爾·布拉德福、參議員佩蒂格魯在紐約的廣場酒店碰面，想建立第三個政黨，這樣美國人民就不必「被迫在兩個腐爛的政黨屍體中挑選惡魔了」。卡內基當即捐助了2.5萬美元，其他人也湊了同樣的數目。此後不久，正在與卡內基協商的鋼狄托拉斯告訴他，如果他反對麥金萊的話，就別想把公司賣出去。美國鋼鐵公司是卡內基最看好的買家，所以他退出了第三政黨計劃，拿到股份後從商界淡出。舒爾茨和其他人仍堅持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召開自由代表大會，號召里德做他們的候選人，但是沒有人願意帶領中立黨派做無益之功，里德也不例外。6月在堪薩斯城，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布賴恩勝選了。
布賴恩照舊鼓吹帝國主義，不辭辛苦地奔走全美國。他雖然名聲受損，但他的魅力、激情、瞬間迸發的真誠仍然感動了美國人，甚至跨越了太平洋。如果不是因為他，巴黎條約就可能無效。但菲律賓人還在他身上寄託希望。「偉大的美國民主黨會在下個秋天當選，」阿奎納多在一個公告中許諾，「喪心病狂的帝國主義想讓我們屈服於武力，他們必將失敗！」他的士兵們高呼：「阿奎納多——布賴恩！」
在大本營芝加哥期待大選的反帝國主義者說道：「對於任何企圖征服別國人民的政黨或候選人，我們都要努力讓他們失敗。」但是，他們什麼都做不了，正如一位友人在寫給前總統克利夫蘭的信中所說，只能「捏住鼻子投票」給布賴恩。以這種方式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後來被稱作是「捏鼻子投票」團。這兩個候選人都不合《國家》雜誌的口味，所以它都不支持，寧願「騎在圍牆上罵街」，不高興的讀者如此抱怨。
共和黨人不存在這樣的困難。儘管他們更喜歡被稱為是擴張主義者，而不是帝國主義者，但是，不管名字如何，他們都相信它的目標，並為他們的做法驕傲。一向直率的洛奇說：「馬尼拉壯麗的海灣是東方的獎盃和珍寶……它會開啟我們進入中國的大門……我們怎能猶豫不決，膽小怯懦，像但丁所說那樣『斷然拒絕』這個機會呢？」國務卿約翰·海伊已經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人們都在考慮中國市場。在這個總統競選的夏季，義和團正在北京包圍外國駐華公使館，美國也是八國聯軍的組成部分，這清楚地表明美國在廣闊世界扮演著怎樣活躍的角色。美國對外政策虔誠和直言的擁護者正是麥金萊準備提名為副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他也在競選期間擔任麥金萊的副手。是否能得勝並不確定，畢竟「滿滿的飯盒」[25]只是口號，而非事實，所以羅斯福在公共場合不知疲倦地賣力宣傳，以至於漫畫家們把這個露著牙齒、戴夾鼻眼鏡、充滿不可遏制的激情的莽騎兵描繪成真正的總統候選人。他嘲笑軍國主義是「虛幻的幽靈」，堅持認為擴張「決不會影響我們的制度和傳統政策」，還說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擴張——因為我們已經擴張了——而在於我們是否該簽訂條約」。
整個美國傾聽了無數演講，閱讀了無數篇報刊專欄，翻遍了每一個支持或反對帝國主義的理由，涉及菲律賓戰爭的每一個方面。多虧了反帝國主義者的努力，美國人了解到美國軍隊的種種作為，這些一般是戰時公眾無法獲悉的。比如，有證據表明，達姆彈[26]——這個在前一年的海牙和平會議上被徹底禁止使用的武器（英國除外）——被分發給了美國士兵。到最後，就像英國同年進行的「卡其選舉」[27]一樣，美國人也認可了在位者。要想知道一國人民在任何時刻的想法，最簡單的檢驗方式就是看他們怎麼做了。麥金萊和羅斯福以53%的支持率獲勝，淨勝票比1896年的選舉更多。國民接受了擴張和征服，美國與過去的割裂也因此確認。於是，還在與菲律賓打仗的美國進入了20世紀。
對於阿奎納多來說，這場選舉過後就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他逃往山區，堅持戰鬥，直到1901年3月中計遭捕。4月，仍被囚禁的他簽署了忠誠於美國的誓約，以及一篇要求人民放棄抵抗的宣言：「血流得夠多了，淚流得夠多了，廢墟也夠多了。」
諾頓教授為反帝國主義者寫了一首輓歌。「我得到一個結論，」在阿奎納多被捕的同一個月，他寫信給朋友，「那就是，我對美國太理想主義了，我的期待太高，想像它有多美好。沒有一個國家有這麼好的機遇，它是世界的希望。再沒有一個國家能有它這樣的機會，提升文明的水準。」
6個月後，柯佐羅茲刺殺了麥金萊，羅斯福繼任總統。「那個該死的牛仔。」馬克·漢納聽到消息後說。這番評論並不精明。這是一位新時代的締造者，43歲就當上總統。
里德給羅斯福寫了一封祝賀信，但交流僅停留於表面，雙方仍存芥蒂。住在紐約的里德與馬克·吐溫意氣相投，時常往來。兩人機智幽默，喜歡嘲諷，個性合拍。擁有好幾家公司的資本家亨利·H·羅傑斯邀請這兩位到他的遊艇上巡航，里德傳奇般地連贏了23局撲克。他偶爾也會造訪華盛頓，有一次為了一樁案件去最高法院，以卓越的辯論款待了法官們。他再沒有去過眾議院，但有時會在法庭上遇見以前籌款委員會的老朋友們。他遵從醫生的建議，減掉了18千克體重，但身體仍然令人擔心。1902年夏天，他是鮑登學院百年校慶的中心人物。「很少有這麼開心過，」他說，「可能還會有下一次吧，但我不敢指望。」這年12月他回到華盛頓，在國會大廈的委員會室突然發病，確診時已是慢性腎炎的晚期。5天之後，也就是1902年12月6日，他去世了，享年62歲。在他之後擔任議長的喬·坎農說：「他有強大的頭腦和過人的勇氣，是我在政壇見到的最了不起的人。」有了這兩個特徵和他「自己制定的法則」，里德得以在政治的沼澤上堅守陣地，直到最後都拒絕妥協。他是一個罕見物種的孤獨標本——獨立的人。
[1] 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國歷史學家，亞當斯家族成員，祖上出過兩位美國總統。其回憶錄《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曾獲普利茲獎。
[2] 美國當時有中學教師在學生家寄宿的習慣。
[3] 此處應指民主黨人。
[4] 帕默斯頓（Palmerston）：19世紀英國政治家，曾擔任過三次外交大臣、兩次首相。
[5] 此處諷刺西奧多·羅斯福為人自負、浮誇。
[6] 後來成為美國國務卿，為海牙和談努力。詳見本書第五章。
[7] 克利夫蘭的名字。
[8] 若米尼（Baron Henri Jomini，1779—1869）：瑞士軍人和軍事學家。
[9] 茹爾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芭蕾喜劇《中產階級紳士》（1670）的主角。
[10] 蒙森（Theodor Mommsen）：德國歷史學家，曾獲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
[11] 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18世紀英國化學家，以對氧氣的早期研究聞名。
[12] 塞繆爾·龔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後來成為美國的勞工運動領袖，本書第八章有對他更多的描述。
[13] 拉德克利夫，哈佛大學的一個女子學院。
[14] 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1854—1951）：美國商人和社會改革家。
[15] 理察·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國探險家和東方學家，遊歷甚廣，曾翻譯《一千零一夜》。《卡西達》（Kasidah）是他以Haji Abdu El-Yezdi的名義寫的長詩。
[16] 也有人把這句話歸功於羅斯福。尚不清楚這句話究竟是誰說的。——原注
[17] 羅恩格林（Lohengrin），德國傳說中化身為天鵝的聖杯武士。瓦格納寫過歌劇《羅恩格林 》。
[18] 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政治家，曾兩次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1775年，他在弗吉尼亞憲法批准大會上做了著名的《不自由，毋寧死》的演講。
[19] 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國律師及社會改革家。
[20]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鼓吹美國有權利和義務對外侵略——橫貫北美，直達太平洋，傳播民主自由制度的學說。
[21] 詹姆斯·布賴斯：英國外交官、歷史學家，即前文所述的《美國國民》一書的作者。
[22] 即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第十八任美國總統。
[23] 此處指一名法國猶太裔軍官被誣陷叛國，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德雷福斯事件」，詳見本書第五章。
[24] 脫離聯邦，指1860—1861年間，美國南部八州退出聯邦，從而引發南北戰爭的重要事件。
[25] 此處說的是共和黨在1900年總統競選時的宣傳口號「Full Dinner Pail」。該口號強調麥金萊在第一任期時成功擺脫經濟危機的成績，試圖拉近他與勞工階級的距離，以獲得更多票數。
[26] 俗稱「開花彈」，是一種彈頭內凹的子彈，遇衝擊時會擴開，增大傷口，有極高的致死率，是很不人道的武器。
[27] 受戰爭或戰後情緒影響的選舉被稱作卡其選舉。此處指英國1900年大選，保守黨在第二次布爾戰爭的影響下戰勝自由黨當選，詳見本書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