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二章 理念與行動 無政府主義：1890—1914
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世界是多麼美好，腐敗的機構一掃而光，人們獲得自由，並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樣變得善良。為了這個美好的願景，六位國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內遭到暗殺。他們是1894年遇害的法國總統卡諾（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諾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奧地利皇后伊麗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義大利國王翁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國總統麥金萊（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總理卡納來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們當中沒有誰稱得上是暴君。他們的死是絕望的、受矇騙的人們的姿態，為了喚起社會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關注。
在席捲了這些生命的無政府運動中，沒有一個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歷史學家所說，那是「一場浪漫主義者的白日夢」。它有理論家、思想家，他們富有智慧，真誠而熱切，熱愛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為不幸、絕望、憤怒或貧窮而變得墮落和無望，然後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動，付諸實行的人們。他們成了殺手。這兩組人之間並沒有接觸。思想家們在報紙和小冊子上為無政府主義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傾吐充滿仇恨的激烈演說，猛烈抨擊統治階級及其卑鄙的幫凶——資產階級；振臂呼籲行動，呼籲「行動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敵人的統治。他們呼籲的對象是誰？所謂的行動又是什麼？他們沒有準確地說出。他們有所不知，在社會的底層，寂寞的人們在傾聽。他們聽到了演說和鼓吹的回音，窺見了閃閃發光的新千年，允諾沒有飢餓和老闆的生活。突然，他們之中的一個滿懷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殺人——並在理念的聖壇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們出身貧窮、擁擠的雜院，飢餓和骯髒在那裡稱王；結核病人咳嗽，空氣中瀰漫著糞便、爛白菜和過期啤酒的味道。嬰兒哀號，夫婦爭吵尖叫，屋頂有漏洞，壞掉的窗戶也不曾維修，冬天陣陣冷風便直灌進屋裡。隱私是難以想像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個房間裡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壺在兩餐之間當洗滌鍋用，舊箱子當作凳子，骯髒的稻草堆當床鋪，兩個竹簍上搭一塊板充當桌子。有時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門，因為衣服不夠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毆打妻子的人、竊賊以及娼婦住在一處。生活在失業和干不完的辛苦勞動間來回晃悠，一個製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時掙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時，每周7天，才能養活三個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積蓄就揮霍在雇用堆滿花的葬禮馬車上，悼念的人群行進，一切為了抵抗被遺忘的命運，以及那最後的恥辱——公共墓地。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只要消滅邪惡之王——財產，就沒有人能依賴他人的勞動生活，人性也將獲得解放，追尋人與人之間自然的正義。國家的角色會被個體自發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通過選舉或勸說進行的改革都不會起任何作用，因為統治階級絕不會放棄財產，也不會放棄財產所有權的保護者——權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個惡毒的現有體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結果。當舊的系統成為瓦礫，完全平等、沒有權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著安頓在地球上，每個人都有足夠多的東西。這個主張看來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壓迫的階級不可能不回應。無政府主義者的任務是散播消息和宣傳行動，用理念喚醒他們。於是某一天，某個這樣的行動就能點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無政府主義的第一年，也是對其發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兩位重要先知是法國人皮埃爾·蒲魯東（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門徒——俄國流放者米哈伊爾·巴枯寧（Michael Bakunin），他後來成為這項運動的積極領導人。
蒲魯東宣稱：「誰把手放在我身上、統治我，誰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敵人……統治人民的人民政體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貴族的蜘蛛網，窮人的鐵鏈」。自由社會的「最高形式」是沒有政府的，而蒲魯東第一個將其命名為「An-archy」[1]。他熱情洋溢，充滿蔑視地抨擊政府。「被政府統治就是被沒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檢查、監視、管理、訓導、說教、控制、支配、審查。就意味著每一個動作和交易都要註冊、蓋章、繳稅、獲取專利、許可、評估、測定、懲戒、矯正、遭遇挫敗。以公共福利為藉口，政府統治被利用、壟斷、侵占、掠奪，然後，稍微有點兒抗議或抱怨，當事者就會遭到罰款、騷擾、誹謗、毆打、恫嚇、繳械、審判、譴責、入獄、處死、絞喉、遣返、販賣、背叛、欺詐、蒙蔽、暴打、凌辱。這就是政府，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們當中的民主主義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會主義者，以自由平等博愛之名，支持這個丑物；無產者自薦為共和國政府的候選人！真是虛偽！」
蒲魯東認為「權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們通過理智，會被說服而接受沒有國家的社會。而巴枯寧為理論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國學到的。他的競爭者卡爾·馬克思堅持認為革命只會從工業無產階級中產生，他們有組織，為這項任務受過訓練。巴枯寧與馬克思觀點相左，他認為一觸即發的革命會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義大利、西班牙或俄國——那裡的工人儘管沒有什麼訓練，沒有組織，甚至不識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卻會揭竿而起，因為他們一無所有。有責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務是在群眾中傳播理念，把他們從統治階級強加的無知和偏見中喚醒。有必要讓他們意識到自身的需要，並從他們當中喚起和衝動相對應的思考，對於反抗的思考。這樣一來，工人們就意識到自身的意識，於是「他們的力量變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賴組織的馬克思從巴枯寧手上獲得了對第一國際的控制。
無政府主義團體本身有阻滯其發展的矛盾之處。無政府主義拒絕政黨。蒲魯東稱之為「專制主義的變體」，但是服從權威、組織和紀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無政府主義者開會策劃活動，他們就不得不面對這個必要性。忠實於理念的他們當然會拒絕。革命會從群眾中自發產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點兒星火。
無政府主義者所期待的（資產階級所懼怕的）任何一次罷工、麵包引起的騷亂或地方上的起義，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說《萌芽》中的埃納博太太——礦場經理的妻子，注視著礦工們在如血的夕陽下罷工遊行，她看見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紅色幻景，在世紀末的某個陰暗的黃昏毀滅一切。是的，在那個黃昏，終獲解放的人們會讓中產階級血流成河……他們靴子震響，皮膚骯髒，呼吸充滿難聞的氣味，這可怕的軍團將摧毀舊世界……到處是火光，什麼都沒了，銅板、頭銜、地位、財產片甲不留」。
但每當左拉的礦工們面對憲兵隊的槍炮時，星火都會被撲滅。喚醒群眾意識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時刻並沒有到來。巴黎公社爆發又消失在1871年，沒能引發普遍的暴動。在給妻子的信中，幻想破滅的巴枯寧寫道：「在我們看來，群眾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熱情喚醒了，缺了這個，我們理論上正確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無能為力。」巴枯寧傷心絕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所說，他是個沒有美洲的哥倫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驚世界：他們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他們看來，這場出人意料的行動大獲成功，可與攻占巴士底獄並稱。藉此傳播了他們的抗議，召喚了被壓迫者，震懾了壓迫者。然而，這一行動引來了反動。被殺的沙皇，皇冠雖說是獨裁的象徵，他自身卻是農奴的「解放者」，因此貧農為其哀悼，並認為「鄉紳謀殺了沙皇，為了重獲土地」。他的大臣們展開了野蠻的鎮壓，民眾放棄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對此持默許態度，而革命運動「毀於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無政府主義者的第一時期畫上了句號。
在19世紀90年代無政府主義運動煥發新春之前，一場可怕的事件擴大了它的影響。這件事沒有發生在歐洲，而發生在了美國，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無政府主義者被約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處絞刑，因為在當年5月4日，一枚炸彈扔向了武裝警察隊伍，炸死了7名正試圖驅散乾草市場廣場（Haymarket Square）罷工者集會的警察。
這次事件是8小時工作制運動的頂點，而爭取8小時工作制又是10年來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工業戰爭的頂點。每一次衝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軍隊和法庭——都與僱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槍實彈和封鎖，罷工破壞者卻受到私人偵探（Pinkertons）保護，這些偵探全副武裝，宣誓擔任副治安官。在階級鬥爭中，國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慘和不公的驅使，工人們越來越憤怒，僱主們越來越害怕，越發堅定了撲滅罷工的決心，緊張的氣氛持續升級。就連亨利·詹姆斯這樣的邊緣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惡的無政府地獄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無政府主義並非工人運動，不過是下層階級普遍騷動的一個組成元素。但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抗爭中看到了熾熱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約0.45千克）炸藥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彈，」奧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大聲呼叫，「軍隊警察，資本主義的獵犬，做好了謀殺的準備！」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因為在一場工人和破壞罷工者的衝突中，警察開槍殺死了兩人。「報仇！報仇！工人們武裝起來！」斯皮斯當晚印刷、散布的傳單在吶喊。他呼籲次日舉行抗議集會。這場集會的地點正是乾草市場廣場，警察過來驅散人群，一顆炸彈扔了過來。究竟是誰扔的一直沒查出來。
宣判後，被告們在法庭上演講，堅持無政府主義原則，充滿殉道者的意識，迴響歐美，給無政府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宣傳材料。他們意識到證據不足以定罪，便大聲宣告他們遭受審判不是因為謀殺，而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讓全世界知道，」奧古斯特·斯皮斯叫囂，「在1886年的伊利諾伊州，8個人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相信更美好的未來！」最後，3個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監獄服刑。一個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們當中最年輕、英俊也最狂熱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製造炸彈的證據。在死刑執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劑雷酸汞炸死了自己，並留下血書——「無政府萬歲！」他的自殺被很多人視作是認罪的舉動。餘下的四個，包括斯皮斯在內，於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
數年之後，絞刑架的側影和四具懸掛的屍體裝點著無政府主義的文獻，11月11日被歐美無政府主義者當作革命紀念日來慶祝。而公眾的良知也意識到了絞刑架造成的悲慘、工人階級的抗議和動亂。
每個街角都站著身為無政府主義者卻對此無知無覺的人。其中一位被紐約的警方記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寫進了1890年的書《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見到這個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輛馬車——車上的客人是兩位打扮時尚的女士，剛買了一堆東西——用刀猛砍體格肥壯、毛髮油亮的馬匹。他在被逮捕關押時說：「他們不用擔心明天。一個小時就花了能養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錢。」他正是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實踐者。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緘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產業的愛爾蘭貧農最後一次挖地時那樣悲號。一位訪客問他想要什麼。「我能要什麼呢？」老人哭喊，向天揮動拳頭，「我只要最後的審判日！」
窮人們所在的這個社會，權勢、財富、龐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們一餐中享用魚、家禽和紅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錦緞裝飾的牆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個房間。冬天穿皮草，有隨從僕人替他們擦鞋、梳頭、準備洗澡水、點壁爐的火。在這樣一個世界，梅爾芭夫人在薩瓦的午餐會上，客人們吃厭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著玩。這可是當季的鮮果，「芬芳甜美，棉絨包裹」。
這就是統治者，有錢人，他們所有的巨大財富似乎只能解釋為從窮苦大眾的口袋中的剝削所得。「什麼是財產？」這是蒲魯東的著名問題。他的答案是：「財產即盜竊。」「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恩里科·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經典《兩個工人的談話》中說道：「他們吃的每一口麵包都是從你們的孩子手中拿來的，他們給妻子的每一件貴重禮物都意味著你們的貧困、飢餓、寒冷，甚至賣身。」
如果說無政府主義者的經濟學比較模糊，他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卻是強烈又鮮明的。他們憎恨「所有人類的折磨者」，這是巴枯寧的稱呼，包括「牧師、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員、金融家、資本家、放貸者、律師」。對於工人自己來說，敵人不是遙遠的富人，而是他們的代表：地主、工廠主、老闆、警察。
他們會憎恨，但極少會反叛。大多數人態度冷漠，因為窮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棄了。一位有四個孩子的母親靠做火柴盒賺錢，一個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時總共能賺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殺，被人從街上搬走時已經死了。鄰居說：「她喪失了希望。」一位母親病重又丟了工作的年輕人因為企圖自殺而被帶上地方長官的法庭。將這個人從水中拉上來的是水閘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證時說「我一把他拉上來，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個工匠過來幫忙。地方長官於是稱讚她臂力驚人，整個法庭都笑了，但在場的一位叫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人寫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男孩，在生命的門檻奮力爬向泥濘的死亡。」
巴枯寧時代無政府主義實際嘗試上的失敗導致其理論和實踐偏離了地面，轉移到雲端。在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時期，它那一貫的田園牧歌般的目標變得更烏托邦了，而行動則比從前更遠離實際。它變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給老闆工作8小時是太多了，」無政府主義報紙《反叛》（La Révolte）宣稱，「我們都知道社會的癥結不是工人們工作10小時、12小時或14小時，而是老闆的存在。」
新無政府主義的領導者中最傑出的是彼得·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貴族，從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監獄被關押了兩年後，於1876年逃出，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給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環；其後他流亡瑞士、法國和英國，毫無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講革命要義，使光環亮度不減。
克魯泡特金儘管命途多舛，對人類的信心卻取之不盡、無法撼動。他給人一種「渴望把所有人類都攬進懷抱，使他們保持溫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記者亨利·內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說。他那光禿而高貴的腦殼被一圈茂盛的棕色頭髮環繞，閃耀著善良的光芒。濃密的鬍子安樂地散布在頦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沒有足夠的身體支撐碩大的頭顱」。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後裔，根據家庭傳統，屬於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羅曼諾夫家族（Romanovs）之前統治俄國。克魯泡特金加入了「良心發現」的俄國貴族的長隊，這些人因為所處的階級壓迫了人民幾個世紀而懷有罪惡感。
他於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亞擔任哥薩克官員時研究了當地的地理情況，回來時成為地理學會秘書，並在1871年為該組織勘探了芬蘭和瑞典的冰川。與此同時，他已經成為某秘密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被發現以後，便遭逮捕和關押。他在1876年越獄後——這一年正是巴枯寧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與法國地理學家愛理塞·邵可侶（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侶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魯泡特金的貢獻——他寫了關於西伯利亞的分冊。這兩人又合辦了《反叛者》，克魯泡特金任編輯三年；被查禁後該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後來成為最著名、壽命也最長的無政府主義報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論戰，因為成功逃脫俄國最令人畏懼的監獄而獲得的威望，他與瑞士無政府主義者汝拉聯盟（Jura）的積極工作——所有這些使他獲得了親王的稱號，成為公認的巴枯寧接班人。
他又於1882年來到法國。公社傳統滋養了法國的武裝無政府主義運動，里昂就有個發展得不錯的團體。警察搜捕了這個團體，引發了報復性炸彈襲擊，導致一人死亡。於是52名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克魯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隸屬於某致力於71廢除財產、家庭、國家和宗教的國際同盟。克魯泡特金被判處5年徒刑，服刑3年後被格雷維總統赦免，之後他和妻女一起遷居英國——那個時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終的避難所。
在哈姆斯密，這個倫敦郊外體面到沉悶的住宅區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魯泡特金在此繼續為《反叛》撰寫暴力的熱情頌歌，為地理學期刊以及《十九世紀》撰寫學術文章，用五種語言招待前來訪問的激進分子，在托特納姆宮廷路的一處地窖給無政府主義俱樂部講演，還彈鋼琴、畫畫，並以他溫柔的性情、和藹的態度吸引了所有與他見過面的人。「他的友善親切到了聖潔的地步，」蕭伯納寫道，「他那把絡腮鬍子、可愛的表情，好像是愉悅山[2]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點是有預測兩周內爆發戰爭的習慣。最後證明他是對的。」這個缺點其實反映了克魯泡特金的樂觀，因為戰爭對於他來說是期待中的災難，摧毀舊世界並為無政府主義的勝利開路。國家的「飛速墮落」加速了這個勝利的進展。「它不會在遠方，」他寫道，「一切都使它越來越近。」
這個和藹可親的人穿著維多利亞紳士傳統的禮服大衣，卻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場強硬。人類走向完美的進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進步需要一場暴力事件「把人類從陳舊的常規中拽出來，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為必要，不容置疑」。必須通過「行動宣傳」在大眾中喚起反叛的情緒。成為無政府主義暴力旗幟的「行動宣傳」這一措辭最早是法國社會主義者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這一年見證了四次針對歐洲皇室的襲擊：其中兩次的對象是德國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國王各一次。「理念已經出動，」布魯斯寫道，「我們也必須發起行動宣傳。皇室的胸膛將打開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開的無政府主義代表大會上，克魯泡特金特彆強調了行動宣傳，雖然並未明確宣傳的方法。儘管沒有大力推薦暗殺，他還是在19世紀80年代繼續敦促一種通過「演講、文字、匕首、槍炮和火藥」實現的宣傳。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喚：「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氣的人，不願過與自己的原則衝突的生活，寧願選擇監獄、流亡與死；果敢的人，知道為了勝利，必須敢於冒險。」這樣的人必須成為先進的革命衛士，遠在群眾做好準備之前，除了要「說話、控告、討論」，還必須「行叛變之實」。
「僅僅一次行動，」克魯泡特金又在別處寫道，「就比1000本小冊子更有宣傳力度。」詞語「像教堂的鐘聲一樣消失在空氣中」。需要行動來「刺激對剝削者的憎恨，嘲弄統治者、表現出他們的弱點，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喚起反叛的精神」。他在報紙上傲然呼籲的行動確實成為現實，但行動的執行者卻不是他。
到了19世紀90年代，克魯泡特金50多歲的時候，儘管從未改變對革命的需求，卻對個體的行動的熱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寫道，縱然「革命精神通過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得到極大的提升，英雄行為本身卻無法構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眾運動……幾斤炸藥摧毀不了有幾百年歷史的體制。這些行動的時機已過，現在應該是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穿透群眾的時候了」。可惜，免責聲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張一樣有力。
1893年煤礦罷工的中途，在倫敦霍爾本一家飯店，克魯泡特金與固執的工團主義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湯姆·曼恩（Tom Mann）爭吵。「我們必須摧毀！我們必須破壞！我們必須把專制者趕下來！」曼恩喊叫。
「不，」克魯泡特金說，帶著外國口音，鏡片後的雙眼像科學家一樣閃著光，「我們必須建造。我們必須在人心之間建造。我們必須造出天國。」
他已經準備好了天國的方案。革命之後——他估計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毀政府、監獄、堡壘、貧民窟，沒收土地、工業及所有形式的財產——志願者們會盤點所有的食物儲備、住所以及生產工具。列印出的單子將散發給大眾。每個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於求的東西，而供不應求的東西則會定量配給。所有的財產都是公有財產。所有人都根據自身需要在公共倉庫中獲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權「決定對於他來說舒適生活所需的東西」。既然沒有了繼承，貪婪也就不復存在了。所有體格健全的男性都通過團體和公社與社會訂「協議」，規定他們從21歲到45歲或50歲，從事自己選擇的工作，每天5小時。作為回報，社會將保證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學校、博物館等等」。執法部門、法官或刑罰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人們會出於自身與鄰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協議。這項過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魯泡特金也應該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類行為的動機。
在常識上不留情面的蕭伯納在費邊主義小冊子《論無政府主義的不可能》中指出了問題所在。這本書於1893年出版，其後10年內再版多次。他問道：如果人是好的，體制是壞的，如果一旦腐敗的體制不再壓迫人，人就能變好，那麼「令他痛苦呻吟的腐敗和壓迫又是如何產生的呢」？然而，蕭伯納覺得有必要寫下這本小冊子，這正是他對理念力量的致敬。
對於無政府主義規劃而言，最棘手的問題是核算物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蒲魯東和巴枯寧的理論，每個人是根據他的產量來分配物品的。但這就需要一個團體來確定價值並做核算，一個權力機構——正是「純粹」無政府主義譴責的對象。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願意為了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個人都會主動地貢獻，自由地從公共倉庫中取出所需，沒有核算的必要。
為了證明這一點，克魯泡特金髮展了他的「互助」理論，以展示無政府主義存在於自然法則中的科學基礎。他認為，資本主義思想家歪曲了達爾文的命題。自然界其實並非紅牙利爪，各種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為代價生存。相反，它們是出於本能，通過「互助」來保存物種。他舉的例證包括螞蟻、蜜蜂、野馬和牛——它們會圍成圈以抵禦狼群的攻擊——以及中世紀生活在鄉村公共農場的人們。他特別佩服兔子，雖然沒有防禦的力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卻存活並繁衍。兔子在他看來象徵著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將承襲地土，正如過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3]。
儘管克魯泡特金始終構想著資產階級世界的全面毀滅，資產階級卻忍不住要授予他榮耀。他是如此傑出的學者——而且還是個親王。他拒絕了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資格，因為學會接受皇室的贊助，但他還是受邀參加學會晚宴。他在宴會上拒絕站起來加入主席提議的「為國王乾杯！」活動。主席隨即又站起來說：「克魯泡特金親王萬歲！」於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為他乾杯。他在1901年訪問美國，在波士頓的洛威爾研究所做講座，受到當地知識精英的款待，風頭不輸芝加哥名媛波特·帕爾默（Potter Palmer）夫人。《亞特蘭大月刊》請他寫回憶錄，他的書也由最體面的出版社發行。《互助論》一書上市，就獲得《評論之評論》的褒獎：「一本健康、開朗、愉快的好書，讀了對人有好處。」
除了克魯泡特金之外，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法國最流行。支持者形形色色，有的嚴肅，有的輕率。他們的領導者是愛理塞·邵可侶和讓·格雷夫（Jean Grave）。邵可侶一臉黑須，形容憂鬱，有種拜占庭耶穌像式的陰鬱之美。他是這項運動的占卜師，曾奮戰在公社的柵欄，向著監獄，前進在通往凡爾賽的血腥的路上。他出身書香門第，除了作為地理學家的本職工作外，還年復一年著書闡發、宣講無政府主義系統，並在不同的時期分別與克魯泡特金和格雷夫合作，編輯無政府主義報刊。他曾是布魯塞爾新大學（Université Nouvelle of Brussels）的地理系主任，據一位學生說，講台上的他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他從地球的形成講到人類的未來，「像盧梭一樣，毫不動搖地堅信，一旦從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污染中解脫，人類本性的善就會煥發光輝」。
格雷夫與之相反，出身工人階級。曾做過鞋匠，也像蒲魯東一樣，當過排字工、印刷工。他曾在19世紀80年代練習使用雷汞炸掉警察局，亦即法國國民議會的所在——波旁宮。他所著的《垂死的社會與無政府主義》在論證推翻政府上太有說服力了，還提供了許多陰險的建議，導致他被收監兩年。在獄中，他又寫了另一本《後革命社會》，在出獄後立即印刷、發行。當局並沒有將這部空想作品視作危險的顛覆因素。他於是在工人聚居的穆浮達街一間五層房子的閣樓上，編輯大部分是他自己創作的《反叛》，並用手搖印刷機排印。與此同時，他還奮戰在他偉大的歷史作品《第三共和國的自由運動》上。在一間只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做家具的小屋裡，他生活並工作著。總是穿著法國工人的黑色長衫，被小冊子和報紙包圍著，「好像一個800年前忘了死掉的中世紀隱士」。
追隨者們，也就是運動的主體，從沒有組成政黨，而是通過小的、局限在特定地區的俱樂部和團體進行活動。幾個同志會在同伴中散發類似這樣的通知：「馬賽的無政府主義者將成立名為『復仇者和飢餓者』的團體，每周日在××處集合。歡迎同志們攜可靠的朋友聆聽並參與討論。」不只在巴黎，不少大城市甚至許多小鎮都有這一類團體，比如阿爾芒蒂耶爾的「不屈者」、里爾的「苦差」、布盧瓦的「時刻準備著」、南特的「土地與獨立」、里昂的「炸藥」、沙勒維爾的「反愛國者」。它們有時聯合其他國家的團體，在一起開代表大會，比如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期間舉行的大會。但他們並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結成同盟。
無政府主義的火把——恩里科·馬拉泰斯塔是個義大利人，始終向世界各地有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地方傳遞著火焰。他比克魯泡特金小10歲，長得活像個和基督山伯爵交好的傳奇土匪。實際上，他出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曾是個醫科學生，因為參與巴黎公社時期的學潮而被那不勒斯大學開除。此後，他學了電工以謀生，加入了第一國際的義大利分支，站在巴枯寧一邊反對馬克思，在阿普利亞領導了一場流產的農民起義，進了監獄，後來流亡。他試圖將比利時的1891年總罷工從其狹隘的目標——成年男子選舉權上引開去，因為在無政府主義者的信條里，選票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又一個陷阱。他因為類似的革命努力被一個又一個國家驅逐，甚至被判5年囚禁在監獄島蘭帕杜沙，但他在一次風暴中划船逃走。禁閉在義大利時，他又通過藏在一個標誌著「縫紉機」的包裝箱中逃脫。這個箱子裝在一艘開往阿根廷的船上，他指望去巴塔哥尼亞淘金，以資助他的事業。金子還真被他找到了，可惜卻被阿根廷政府沒收。
馬拉泰斯塔不滿足於僅僅談論國家的滅亡，還始終致力於促成滅亡的實踐行動。這使得別人懷疑他偏離「純粹的」無政府主義，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他曾遭到槍擊，兇手是一名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屬於極端的反組織派（antiorganizzatori）。無論幫助策劃的暴動有多少次胎死腹中，馬拉泰斯塔都從不氣餒，他總是剛被收監或剛剛出獄，就精神抖擻地從某個戲劇性潛逃行動或亡命的冒險中浮現，永遠是沒有家的浪人，甚至沒有自己的房間。就像克魯泡特金所說，他每次出現「都和上次見面時一個樣，做好再戰鬥的準備，始終滿懷對人類的熱愛，哪怕是敵人或獄卒，他都不憎恨」。
自信正是這些領袖們的突出特點。他們堅信無政府主義會因為正義贏來勝利，資本主義體系會因為墮落而走向滅亡。在19世紀走向終點之際，他們感受到資本主義神秘的死期。「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秩序的誕生，」邵可侶寫道，「這個見證了許多重大科學發現的世紀一定會在離開之前留給我們更重要的戰利品。恨了這麼久，我們渴望互相關愛，也因為如此，我們是私人財產的敵人、法律的鄙視者。」
克魯泡特金以慈愛的眼光觀察周遭的世界，發現隨處都有令人鼓舞的跡象。比如，免費博物館、圖書館和公園的不斷增多在他看來是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表現，最終所有私人財產都會變成公用財產。收費公路和橋樑不是正在免費嗎？城市不正免費提供水和路燈嗎？這些都是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證據，將來的社會不再受政府管制，人們會因為各種「自由組合」走到一起。他認為，國際紅十字會、工會甚至船主和鐵路的卡特爾（在別處被另一種不太一樣的美國改革者貶斥為「托拉斯」）等都是「自由組合」的表現。
在克魯泡特金、馬拉泰斯塔、讓·格雷夫和邵可侶等人的努力下，無政府主義在世紀末達到了「閃亮而莊嚴的道德高度」，用他們自己人的話說。但這一成就的代價是與現實的明顯脫節。這些人也都因為自己的信念不止一次被關進監獄。克魯泡特金就曾因為在監獄裡患上壞血病而牙齒脫落。他們並非生活在象牙塔里，雖然他們的頭腦長在那裡。他們之所以能描繪出萬界和諧的藍圖，是因為忽略了人類行為的證據和歷史的證言。他們對革命的堅持直接紮根於對人類的信念，他們相信，只要一個鮮明的例子、一場猛烈的打擊，就能推動人們進入黃金時代。他們大聲宣告自己的信念。後果往往是致命的。
無政府主義暴力的新時代從法國開啟，剛好在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之後。炸彈、匕首和槍擊的統治持續兩年，被殺的有偉人，也有普通民眾，財物遭毀、人心惶惶，恐怖的氣氛在蔓延，接著又漸漸平息。1892年，打響信號槍的是一個名叫拉瓦尚爾（Ravachol）的人。他似乎「呼吸著反叛和仇恨」。他的所作所為，和接下去幾乎所有的行動一樣，是為了給因為國家而受苦的同志們復仇。
此前1891年的勞動節，在巴黎近郊的工人聚居地克里西，工人們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帶領下，舉著寫有革命標語的紅旗遊行，遭遇了騎警的攻擊。混戰中，五名警察輕傷，三名無政府主義領導者重傷。這三人被拉到警察局，在還流著血、沒有治傷的情況下，遭到了兩隊警察的毒打，警察拳腳兼施，還用槍托擊打。審判庭上，檢察官布洛（Bulot）稱，這三人中的一個在騷亂前一天曾號召工人們武裝起來，並告訴他們：「要是狗一樣的警察來了，誰也別害怕，就像殺狗一樣把他們殺掉！打倒政府！革命萬歲！」布洛憑此要求判處三人死刑，而此事件中並沒有人致死，如果他沒有做出這麼不合理的要求就好了。這正是一連串爆炸事件的起因。當時審理此案的本努瓦法官（M.Benoist）宣判其中一人無罪，一人2到5年徒刑，另一人3年徒刑。這是當時類似情況所允許的最大處罰力度。
審判過去6個月後，本努瓦法官在聖日耳曼大道的家被炸彈炸飛。兩周後，5月27日，又一枚炸彈炸飛入了布洛的家，他是克里西街事件的檢察官。警察在兩次爆炸之間向公眾傳閱了疑犯的描述，這是一個身材單薄但肌肉發達的年輕人，20多歲，面色泛黃，顴骨突出，頭髮棕色，有鬍子，看起來身體不太好，左手拇指和食指間有疤痕。在第二次爆炸的當天，有上述外貌特徵的男子在瑪贊達大道上的維里餐廳吃晚飯。席間，他口若懸河地和一位叫雷洛的服務員談論爆炸的事，而當時這個街區的人還不知道爆炸已經發生。他也發表了反軍國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言論。雷洛覺得此人有點兒奇怪，但什麼都沒做。兩天後，此人又來到這家餐廳，雷洛注意到了傷疤，於是叫來了警察。當他們趕來逮捕這個纖細的年輕人時，他突然變得像巨人一樣充滿瘋狂的力量，上來了10個人，經過一場殊死搏鬥才將其制服，押送至監獄。
此人正是拉瓦尚爾。他跟母親姓，而不喜歡父親的姓氏克里格斯坦，因為他的父親拋棄了妻子和四個孩子，使他在8歲的時候就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他在18歲讀了尤金·蘇（Eugène Sue）的《流浪的猶太人》，從而失去宗教信仰，轉投無政府主義，參加他們的集會，結果因此被解僱，連同他的弟弟一起，失去了染工助手的工作。與此同時，他的妹妹死了，姐姐生了一個私生子。儘管拉瓦尚爾找到了其他的工作，收入卻不足以使家庭脫離苦難。因此，他開始有原則地以非法活動補貼家用，還因此獲得強烈的自豪感。搶劫富人的錢財是窮人「為了擺脫野獸一樣的生活」所應有的權利，他在監獄裡說過：「因為飢餓而死去是怯懦而恥辱的。我寧願做賊、造假幣、殺人。」實際上這些事他都做過，甚至還盜過墓。
他在1892年4月26日的審判上表示，他的動機是為克里西的無政府主義者報仇，他們遭到警察的毆打，「甚至都沒有水清洗傷口」，而布洛和本努瓦還判處了他們最重的刑罰，雖然陪審團建議了最輕的。他態度堅決，眼中閃爍著內心充滿信念的人所特有的敏銳光芒。「我的目的是製造恐怖，以強迫社會關注那些受苦的人。」他說道。幾卷書的內容被他濃縮成了一句話。報紙將他描述成陰險狡詐、殘暴和擁有「巨大力量」的人物，目擊者證實他曾捐錢給在獄中的克里西無政府主義者之一的妻子，並給她的孩子買衣服。一天的審判之後，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和苦役。但拉瓦尚爾事件才剛剛開始。
與此同時，那個叫雷諾的服務員繪聲繪色地向客人和記者講述傷疤——辨識——逮捕的故事，他也因為這件英勇的作為而臭名遠揚。結果，一位不知名的復仇者在維里餐廳投了一顆炸彈，炸死的不是雷諾，卻是他的姐夫維里先生——這家店的老闆。無政府主義刊物《悠閒老爹》（Le Père Peinard）用殘忍的雙關語「證實」（vérification）[4]為這一復仇行為喝彩。
但是這會兒警察已經發現了拉瓦尚爾的一系列罪行。包括從屍體上偷盜珠寶、謀殺一個92歲的吝嗇鬼和他的管家，後來又謀殺了兩個開五金店的老嫗——她們從他身上賺過40蘇錢，以及另一個沒從他身上賺過任何錢的店主。「看見這隻手了嗎？它殺過的資產階級有它的手指那麼多。」有人曾引用過拉瓦尚爾的這番話。其間，他又平靜地生活在寓所，教房東的女兒識字。
6月21日的審判在維里飯店復仇炸彈所引發的恐怖氣氛中開始。所有人都猜測巴黎司法宮會被炸飛，司法宮被軍隊包圍，每個入口都有警戒，陪審員、法官和律師們在警察的護衛下進入法庭。聽到死刑宣判時，拉瓦尚爾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無政府主義理念」，並預見性地補充說：「我知道會有人替我復仇的。」
面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既是窮凶極惡的罪犯，又保護不幸的人，並為他們復仇——無政府主義報刊出現了分歧。克魯泡特金在《革命》上否認拉瓦尚爾是「真正可信的」革命者，而是「輕歌劇（opérabouffe）的變種」。其行動，他寫道：「不是腳踏實地的日常準備工作，那些工作很少有人看見，卻對革命至關重要。拉瓦尚爾這種人是完成不了這樣的工作的。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就讓他們隨著資產階級而去吧。」馬拉泰斯塔同樣在文藝無政府主義期刊《戶外》（l』En Dehors）上否定了拉瓦尚爾的做法。
問題在於，拉瓦尚爾差不多屬於但又不完全是自我無政府主義者（Ego Anarchists），這個派別有嚴肅的理論家一人——德國的麥克斯·施蒂納（Max Stirner），培育自我的（culte de moi）追隨者上百。他們嚴厲鄙視所有資產階級和社會約束，承認個人「無政府主義地生活」的權利，這包括應一時之需的入室盜竊及其他犯罪。他們關注的是自己，而不是革命。這些「迷你波吉亞」的放縱行動經常是打著無政府主義的旗號，以同警察的槍戰結束。公眾對此又怕又恨，他們無法區分偏離常規的變體與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而這兩者的特點拉瓦尚爾都有。對於他所在的受壓迫階級，他確實有一絲真誠的憐憫與同情，以至於一份無政府主義報紙將其比作耶穌。
7月11日，平靜而毫無悔意的拉瓦尚爾走向了斷頭台，臨行前高呼「無政府主義萬歲！」於是，事情一下子清楚了。一夜之間他成了無政府主義的殉道者，下層社會的英雄。《革命》雜誌也推翻了先前的說法，宣告「會有人替他復仇」！在正在展開的復仇循環上添上一筆。《戶外》為與拉瓦尚爾一同接受審判的共犯的子女開展募捐活動，捐贈者包括畫家卡米爾·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劇作家特里斯坦·伯納德（Tristan Bernard）、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兼詩人埃米爾·范哈倫（Emile Verhaeren），以及即將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伯納德·拉扎爾（Bernard Lazare）。拉瓦尚爾還成為一個動詞（ravacholiser），表示「徹底摧毀敵人」。一首叫「拉瓦尚爾」的歌也在街頭流行，用了革命歌曲《卡曼紐勒》（La Carmagnole）的旋律，副歌的歌詞是：
這一天會來，
這一天會來，
資產階級都會被炸開。
拉瓦尚爾的意義不在於他的炸彈，而在於那場死刑的表演。與此同時，暴力事件在大西洋兩岸接連噴發。
無政府主義對待性問題也和其他問題一樣，是反對政府的。它也不乏風流韻事，其中一場將會在美國引起爆炸效應的事件此刻正在紐約醞釀。它的開端是1890年為乾草市場烈士舉行的紀念會。在會上發言的是德國流亡者約翰·莫斯特（Johann Most），他面孔扭曲，身體殘疾，是紐約的無政府雜誌《自由》（Freiheit）的編輯。
童年時一場意外後沒人照料，使他的臉落下殘疾。青年時代遭人嘲笑，孤獨度日，四處流浪，有時挨餓，有時打零工，這些都是社會仇恨的自然誘餌。這種仇恨在莫斯特身上像海藻一樣瘋狂生長。他在德國習得圖書裝訂的工藝，為革命報刊撰寫怒氣沖沖的文章，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進入國會擔任過一期副職。他因為煽動革命而被放逐，一開始流亡英國，並在那裡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自辦了一份情緒激昂的雜誌，發文熱烈祝賀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殺事件，導致他被監禁18個月。在他還在監獄服刑時，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爵士被愛爾蘭造反派刺殺於都柏林，他的同志們同樣熱烈歡呼。這回，好脾氣的英國人也被惹惱了，《自由》被查禁。於是，莫斯特出獄後，帶著他的報紙和熱情來到了美國。
《自由》的煽動與殘暴絲毫沒有減弱，在某位讀者看來似乎是「噴射著嘲弄、蔑視和反抗火焰的岩漿……散發的仇恨令人透不過氣」。在澤西城的一家炸藥廠秘密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莫斯特出版了一份關於炸彈製造的手冊，並在《自由》上肆無忌憚地詳細講述了黃色炸藥和硝化甘油基炸藥的使用方法。他的目的和他的仇恨一樣是普遍化的，目標是通過「不留情面的」革命行動消滅「現有的階級統治」。莫斯特對8小時工作制不感興趣，稱其為「該死的東西」，他認為8小時工作制即便實現也只能令勞動者的視線從真正的問題上——反抗資本主義，建立新社會——轉移。
1890年莫斯特44歲，中等身材，灰白茂密的頭髮覆蓋在一個大大的頭上，臉的下半部分因為移位的下巴而扭曲向左側。他是個嚴厲而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紀念大會上的演講又是那麼雄辯而激情四射，那令人厭惡的面孔已被忘卻。一位女觀眾認為他的藍眼睛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似乎同時「洋溢著仇恨與愛」。
在場的一位叫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人進入了忘我的境界。她是剛從俄國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21歲，個性反叛，天生很容易激動。她當晚的同伴是亞歷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她一樣也是俄國猶太移民，在美國生活了不到3年。俄國的迫害和美國的貧窮使這兩個年輕人革命激情高昂。無政府主義成為他們的信條。艾瑪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廠縫紉，每天10.5個小時，一周賺2.5美元，而她每月的房租就要花去3美元。伯克曼家境要好一些，在俄國的時候還能雇得起傭人，送他去預科學校念書。但這個家庭突然遭遇了經濟上的困難，他最喜愛的叔叔因為革命情緒而被警察逮捕，再也沒有出現。而薩沙（亞歷山大）也因為寫了一篇有虛無主義色彩的文藝作品而被學校開除。他現在已經20歲了，有「巨人般的頸項和胸膛」，前額突出，顯得很好學，眼神聰慧，表情嚴肅。莫斯特關於殉道者的演說「充滿張力和可怕的刺激」，艾瑪便在薩沙的臂膀尋找「寬慰」。她的熱情後來又把她引導向莫斯特的臂膀。這場安排的張力與任何資產階級三角戀都沒什麼不同。
1892年夏，賓夕法尼亞州荷姆斯泰德，鋼鐵工人的工會正在罷工，以抗議卡內基鋼鐵公司減工資。這次減工資的目的就是打敗工會，為了這場戰鬥，公司建造了一圈軍用柵欄，上有倒鉤電網，計劃在罷工期間，通過平克爾頓職業介紹所再招聘300名工人，維持工廠的運作。此時的安德魯·卡內基已經成了慈善家，他因此慎重地撤到蘇格蘭的一條盛產三文魚的河流邊度夏。同工會戰鬥的任務便轉交給了亨利·克雷·弗雷克（Henry Clay Frick）。沒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也更願意接這個活。他43歲，特別帥氣，顏色很深的唇髭與短鬍子融合。此人謙恭有禮，眼神有時會突然變得「非常冷酷無情」。他出身於賓州的大戶人家，習慣穿顯眼的深藍色小細條西服，從不佩戴首飾。有一回匹茲堡的《領袖》報刊登了他的漫畫，他很不愉快地告訴秘書：「這不行，這絕對不行。查查是誰的報紙，把它買下來。」
弗雷克新招聘的工人將在6月5日被帶進工廠。他們乘坐著武裝護衛的駁船穿越蒙諾葛海拉河，快要上岸時，遇到了罷工工人的襲擊。後者的武器是自製的大炮、步槍、火藥和沸騰的油。一天激烈的戰鬥過後，10人被殺，70人受傷，最後，流血的工人們取得了勝利，把從平克爾頓雇用來的人攆出了廠。賓州州長派來8000民兵參加戰鬥，震撼了整個美國。被煙霧、死亡和喧譁包圍的弗雷克發出了最後通牒，他拒絕和工會交涉，不讓工人參加工會，解聘任何繼續罷工的工人，並將其從家中驅逐。
「荷姆斯泰德！我必須去荷姆斯泰德！」伯克曼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叫道，艾瑪拿著報紙衝進屋。他們覺得，那一刻是「行動的緊要關頭……全國都反對弗雷克，這時候打他一拳，整個世界都會注意到我們的事業」。罷工的工人們不僅是為他們自己，還是「為了所有時代，為了自由的生活，為了無政府主義」——儘管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正因為他們僅僅是「盲目地反抗」，伯克曼感到重任在肩，他需要「啟發」工人鬥爭，給予他們「無政府主義的偉大願景，僅靠這個，對現狀不滿的人們就會充滿革命的意願」。除掉一個壓迫者不僅無可非議而且還是「自由的作為，給予受壓迫者生命和機會」。為這一事業犧牲是「每個真正的革命者最高的責任與考驗」。
伯格曼登上去匹茲堡的列車，決心殺掉弗雷克，並努力活下來，直到「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為止。然後，在監獄裡，他將「像林格一樣死在自己的手上」。
6月23日，他自行來到弗雷克的辦公室，以「某紐約職業介紹所代理人」的身份被允許進去。當時弗雷德正和他的副總約翰·利什曼（John Leishman）開會。伯克曼走進來，拿出左輪手槍開火了。他打中了弗雷克頸部的左邊，接著又開一槍打中了右邊，在他開第三槍時，手臂已經被利什曼扣住了，所以完全射偏了。流著血的弗雷克向伯克曼衝過去，利什曼也上來打他。他倒在地上，也把弗雷克和利什曼拉下來，三人糾纏著。伯克曼抽出一隻手，設法從口袋裡取出一把匕首，在弗雷克的兩脅和腿上連刺了七刀。直到這個時候，副治安官和其他人才衝進辦公室。
「我要看他的臉。」弗雷克小聲說。他自己臉色蒼白，鬍鬚和衣服上血跡斑斑。治安官把伯克曼的頭髮往後一拉，於是弗雷克和他的襲擊者四目相對。到了警察局，人們從伯克曼的身上（有人說是嘴裡）發現了兩管雷酸汞，正是林格用於自殺式爆炸的東西。結果，弗雷克活了下來，罷工被民兵鎮壓，而伯克曼在監獄中待了16年。
這一切嚇得整個美國喘不過氣。但無政府主義小圈子裡的動靜比公眾的震撼更甚。8月27日，暴力歌頌者約翰·莫斯特竟背叛了他的過去，在《自由》上斥責伯克曼的刺殺行動。他說，恐怖主義行動的價值被高估了，在一個缺乏無產階級意識的國家裡，這樣的行動無法動員起義。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眼中的英雄伯克曼，莫斯特則表示鄙視。當他在一次集會中再次發表以上觀點時，觀眾席上一位復仇女神氣憤填膺地站了起來，正是艾瑪·戈德曼。她以馬鞭為武器，跳上講台，鞭子落在了她曾經的情人——莫斯特的臉上、身上。這場醜聞影響巨大。
毫無疑問，私人感情是莫斯特以及她的行為的動因之一。莫斯特有可能是學著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他們在拉瓦尚爾事件中已經開始懷疑暴力的價值。但是熱誠的伯克曼和拉瓦尚爾不一樣，他在愛情和革命運動上都是莫斯特的競爭對手，還更年輕，這當然令莫斯特又氣又恨，於是他暴躁地攻擊一位願意為無政府主義行動犧牲的同志。這個令人震驚的背叛對美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打擊甚大，此後無政府主義再也沒從中恢復。
但是，公眾卻並沒有受到影響。他們只知道無政府主義的打擊，或者攻擊，用法國人的話來說。它的深處蘊藏著破壞性的力量，公眾對此很是害怕，每一次攻擊使恐懼進一步加深。在荷姆斯泰德事件的次年，恐懼爆發了，因為剩下的三位因為乾草市場事件關押的犯人被伊利諾伊州州長約翰·P·奧爾特蓋爾德（John P. Altgeld）赦免了。這位州長性格怪異、嚴厲而熱情，出生3個月就被人從德國抱到美國，度過艱辛的童年，從事過體力勞動。他16歲參加內戰，學過法律，當過州檢察官、法官直到成為州長，此外還做房地產生意發過財，幾乎是個瘋狂的自由派。他保證過，一旦取得權力，就會糾正那場軍事法庭式的不公正判決。他這麼做也和他與加里法官的私人恩怨不無關係。他在選舉中獲勝，當上州長之後，就立即啟動了對審訊記錄的研究，並在1893年6月26日發布赦免令以及一份1.8萬字的文件，陳述原判決的不合法。他表明，陪審團成員已被買通，被「指定去宣判有罪」，法官對被告持有偏見，不願意進行公平的審判，而州檢察官已指出，至少其中一位被告的罪名是不成立的。這些事實在此前並非無人知曉，在判罪與絞刑之間的年月里，許多因為死刑判決而心神不安的芝加哥知名人士已經在私下裡為赦免而奔走。實際上，那三位還活著的人就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獲得減刑的。但是，當奧爾特蓋爾德將法律的「惡魔之角」曝光時，卻撼動了公眾對社會的根本性制度的信心。如果他是出於純粹的寬仁而赦免無政府主義者，人們就不會這麼激動了。但事實如此，他受到了報刊雜誌、講壇牧師以及各行各業重要人士的公開指責。多倫多的《刀報》說他鼓勵「推翻文明」的行為。紐約《太陽報》更加氣憤，用詩歌來諷刺他：
荒涼的芝加哥啊……
舉起你虛弱而有罪的手
國家成殘骸
高塔在崩壞
寫下奧爾特蓋爾德
在你的城門！
奧爾特蓋爾德在換屆選舉中落敗。儘管除了這次赦免外還有別的原因，他在1902年55歲去世前再沒能擔任公職。
以上事件正在展開之際，炸彈時代在西班牙爆發。它在那裡，相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來得更猛烈、更狂野、更過分，時間也更長。西班牙是國家中的亡命之徒，看待生命有一種悲劇感。它的山巒是裸露的，它高聳的大教堂愁雲慘澹，它的河流在夏天乾涸，它偉大的國王中有一個生前就住在陵墓里。它的國家運動不是遊戲而是一場血流成河的危險儀式。被廢除的女王伊莎貝拉二世曾概括過西班牙的特殊品質。她在1890年訪問首都時寫信給女兒：「悲傷的馬德里啊，一切都格外異乎尋常。」
在馬克思和巴枯寧為爭取工人運動控制權的鬥爭中，最終獲勝的是無政府主義，這種情況出現在西班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一切都更嚴肅認真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組織起來，根深蒂固，一直影響到現代。西班牙和俄國一樣像個汽鍋，革命元素不斷沸騰，衝撞著鍋蓋的緊緊壓迫。教會、地主、憲兵（Guardia Civil）都在把鍋蓋往下壓。儘管西班牙有國會和民主進程的門面，工人階級其實並不像在法國和英國那樣，擁有發起改革和變化的法律途徑。所以，無政府主義的感染力，以及它爆炸性的做法更受歡迎。但和「純粹的」無政府主義不同，西班牙的形式更為集體化，因為必須如此。壓迫太重，個人行動是沒有希望的。
1892年1月發生了一場大爆炸，就像克里西勞動節事件一樣，開啟了一輪恐怖的報復襲擊。平均地權者的起義是南方特有的，那裡農莊龐大，地主卻遠在他鄉，耕種土地的農民辛苦一天只能賺到買麵包的錢。他們中的400人揭竿而起，以乾草叉、鐮刀和能找得到的槍械為武器，行軍到安達盧西亞的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解救5位同志，他們因為涉嫌謀劃10年前的一場工人事件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監獄裡還要戴著鐐銬。叛亂很快被軍隊鎮壓，指揮者中的4位被判處絞喉刑。這是一種西班牙特有的行刑方式，行刑人站在受害者身後，拿著一種木製的手柄，手柄間有一條頭巾，轉動手柄就能把反綁在柱子上的犯人勒死。其中一位叫薩蘇埃拉（Zarzuela）的犯人臨死前號召人們「為我們復仇」。
馬丁內斯·德·坎普斯（Martínez de Campos）將軍是西班牙政府的堡壘。他手段強硬，在1874年復辟了君主制。此後又打敗了覬覦王位的卡利斯特派，鎮壓了古巴早期的暴動，並擔任首相和戰爭大臣。1893年9月24日，他在巴塞羅那參加閱兵式。站在人群前排的有個叫帕拉斯（Pallas）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在阿根廷和馬拉泰斯塔一起——就是這個人，連扔了兩枚炸彈，殺死了將軍的馬、一名士兵和五個無辜的旁觀者。但他想要殺的人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將軍被摔在了馬下，只受了輕傷。帕拉斯驕傲地供認，他曾計劃殺掉將軍和「他的所有陪同人員」。他在軍事法庭上被判處死刑時喊道：「很好！會有無數人繼續我們的事業。」他被允許同他的孩子告別，但是出於某種野蠻的原因，不能與妻子和母親告別。對他的判決是：背對行刑隊，被射殺，這又是另一種西班牙式懲罰。他臨死時重複了安達盧西亞的呼喊：「復仇是可怕的！」
復仇在幾個星期內就來了，仍然發生在加泰羅尼亞的首府[5]；就死亡人數而言，是最致命的一次無政府主義襲擊。1893年11月8日，差不多是乾草市場的紀念日。這一天也是利休劇場（Teatro Lyceo）歌劇季的開幕日，衣著華麗的觀眾們正在聽《威廉·退爾》。這部關於反抗暴君的歌劇才唱到一半，兩枚炸彈就從樓座上扔了下來。其中一枚引爆了，一下就炸死了15個人，另一枚尚未爆炸，但隨時可能爆炸。一場「充滿恐懼和絕望」的喧囂開始了，到處是尖叫和咒罵聲，人們爭相跑向出口，「為了逃離現場，不論什麼年齡和性別，都好像野獸」。後來，受傷的人被抬了出來，華服被扯爛，刷了漿的白襯衫上濺著血，聚集在劇院外的人群「把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都罵了個遍」，一位記者這麼寫道。此後還有7人重傷不治死亡，最終22人死亡，50人受傷。
政府的應對措施也同樣兇猛。所有已知的對社會不滿者的俱樂部、家庭、集會場所都遭到了警察的搜查。成百上千個人被抓捕，扔進了蒙就伊克（Montjuich）的地牢。這座重兵把守的牢獄處在海拔700英尺（約210米）的山上，看守著港口和巴塞羅那這座長期叛逆的城市，做好鎮壓一切叛變的準備。牢房已經人滿為患，新來的犯人不得不暫時被銬在停泊其下的軍艦上。因為這一次沒有人站出來承認自己殺掉了這麼多人，殘酷的拷問開始了。犯人被烙鐵燙傷，在鞭打下不停地走上30、40甚至50個小時。除此之外還有西班牙特有的一些其他的刑罰，不愧是裁判異端的國度[6]。憑藉這種拷問所獲取的情報，警察在1894年1月逮捕了一個名叫桑迪亞哥·薩爾瓦多（Santiago Salvador）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承認歌劇院事件是為了給帕拉斯復仇。被逮捕之後，他的同伴——巴塞羅那的無政府主義者又實施了一起爆炸事件，殺死了兩名無辜的民眾。政府的答覆是判處6名在監獄的酷刑下招供者死刑。至於分別用手槍和毒藥兩次自殺未遂的薩爾瓦多，則在7月單獨審判，於11月被處死。
西班牙歌劇院的恐怖事件震撼了所有權力機構。甚至英國政府也開始思考，准許無政府主義者自由公開宣傳的做法是否合適。當三天之後，無政府主義者準備召開傳統的乾草市場烈士紀念會時，議員開始質疑自由黨內政部部長阿斯奎斯的做法，因為他提前同意了該集會的請求。阿斯奎斯聳了聳肩，覺得此事不值得理會，但卻遭到了反對黨貝爾福先生的「打壓」，一位記者這麼說。貝爾福以他懶洋洋的方式指出，扔炸彈的權利不是什麼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在公共集會上討論。社會組織差也不是站得住腳的理由。也許是被貝爾福的話說服，也許是西班牙死亡事件令他猶疑，總之阿斯奎斯收回了原先的話，在幾天之後宣布：因為「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傳播會威脅社會秩序」，任何無政府主義公開會議都不會被批准。
此時倫敦的無政府主義者主要是集中在「自主」（Autonomie）俱樂部的俄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等流亡者，還有另一個無政府團體，由生活和工作在東區的猶太人組成，他們貧窮而絕望，出版一份意第緒語報紙《工人之友》（Der Arbeiter-Fraint），聚集在白教堂一家名叫「國際」的酒吧。而英國的工人階級對此不怎麼感興趣，個人的暴力行為還是對於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言更自然些。但偶爾還是有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那樣充當火炬手的知識分子，但他主要的興趣還是自己的烏托邦想像，而且80年代影響力就不如以前了。他創立、編輯的《公益》（Commonweal）雜誌的領導權也輸給了更好鬥、更平民化且更正統的無政府主義者。雜誌《自由》（Freedom）是另一個團體的宣傳工具，他們的精神領袖是克魯泡特金。還有一份雜誌叫《火炬》（The Torch）——威廉·羅塞蒂[7]的兩個女兒擔任編輯——傳播的是馬拉泰斯塔、福勒，及其他法國和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聲音。
1891年，《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一文發表，一位奇異的新成員像華美的蝴蝶一樣點燃了無政府主義運動，隨即又飛走了。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奧斯卡·王爾德。他被克魯泡特金的人格深深地感動，在一個「權威和壓迫絕對不存在」的社會裡看到了藝術家的自由。與文章的題目相左，王爾德其實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理由和任何一位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因為它「崇尚權力」。如果政府和經濟權力結合，「如果簡而言之，我們將迎來工業專制，那麼人類最後的狀況會比最初更慘」。王爾德的想像是基於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它解放了人類的個性，藝術家終能顯示出自身的價值。
其間，法國的襲擊事件還在繼續。1892年11月8日，在反抗卡莫礦業公司的罷工過程中，有人在該公司位於巴黎歌劇大道的辦公室投了一枚炸彈。門衛及時發現了炸彈，把它抬到公司的街旁，接著由一位警察小心地運送到最近的好孩子街（Rue des Bons Enfants）分局。就在警察運送的過程中，炸彈爆炸了，破壞極大，其他5名在場的警察同時遇難。他們被炸得粉碎，碎裂的牆壁和窗戶上血肉四濺，手臂和腿的斷塊到處都是。警察的懷疑集中在了埃米爾·亨利（Emile Henry）身上，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激進演說家福都納·亨利（Fortuné Henry），在巴黎公社中被判死刑後逃亡西班牙。但是當人們排查埃米爾·亨利當天的行動時，卻發現他不可能在恰當的時機出現在歌劇大道，所以暫時沒有拘捕他。
警察局爆炸事件令巴黎陷入恐慌，誰也不知道下一個炸彈會出現在哪裡。因為大多數巴黎人住公寓，鄰居中任何與警察、法律有關係的人都被視作禍患，甚至房東還會請他搬出去。一位英國遊客寫道，整個城市因為恐懼而「完全癱瘓」。上層階級「再一次重溫公社時代。不敢去戲院、餐館，去和平街的時尚商店購物，或者趕車經過博伊斯，因為他們懷疑那兒的每一棵樹後都藏著無政府主義者」。可怕的流言紛紛：無政府主義者在教堂埋下地雷，往城市蓄水池傾倒氰酸，藏在出租馬車的座位下，隨時準備跳出來搶劫乘客。郊外聚集著待命的軍隊，遊客逃離了城市，旅館空空，公交車也沒有乘客，戲院和博物館被封鎖。
不管怎樣，當時的事態也惹得民怨叢生。共和國剛從布朗熱政變（Boulanger coup d』état）中倖免，還沒有喘過氣的當口，又因為在巴拿馬貪污醜聞中的關聯而蒙羞。1890—1892年法國國會每天都不斷發現與巴拿馬財政有關的貸款、賄賂、非法基金，及兜售政治影響力的現象，以至於最後據說104位議員都牽涉其中，甚至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也因此遭到詆毀，失去了國會席位。
當國家的威望陷入低谷，無政府主義就相應地蓬勃起來。知識分子對它眉來眼去。大多數人心中都埋藏著對政府的憎恨，而此時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發了。好比胖子心中總有個瘦子鬧著要衝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裡也藏著個小小的無政府主義者。而這個小人的哭喊聲在90年代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中則更常聽聞。因為寫作才華而多次擔任公職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法律的敵人》（l』Ennemi des Lois）和《自由的人》（Un Homme Libre）中大唱無政府主義哲學的頌歌。詩人駱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將無政府主義社會吹捧為「神賜的時光」，使貴族成為知識分子，「普通人親吻詩人的腳印」。文學上的無政府主義響應了馬拉美、瓦萊里等人的象徵主義。作家奧克塔夫·米爾博（Octave Mirbeau）因為害怕權威，也被無政府主義吸引。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職業軍官、信差、門房、僕人。據他的朋友萊昂·都德（Léon Daudet）說，他視房東為變態，部長為小偷，律師和金融家令他嘔吐，他容忍的只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畫家以及非常年輕的女人。「他堅定地相信，這世上無須任何痛苦。而使他暴怒的東西卻始終存在。」一位朋友說道。在畫家之中，畢沙羅為《悠閒老爹》雜誌畫畫，幾位卓越而野蠻的巴黎插畫家（包括泰奧菲·史丹林）在內，在無政府主義雜誌中抒發對社會不公的反感。有時法國總統身穿髒兮兮的睡衣，出現在諷刺漫畫上，以至於報刊次日無法刊印。
這些短命的雜誌、公報有不少，名字諸如《無政府主義者》《初陽》《黑旗》《人民公敵》《群眾的呼聲》《火炬》《鞭子》《新人類》《堅不可摧》《極端革命》《土地與自由》《復仇》等。自稱為「反愛國者同盟」或「自由意志者」的團隊在陰暗的過道開會，成員們在座椅上表達對國家的蔑視，討論革命，但從不組織起來，從不隸屬於什麼機構，不承認任何領導，不做出任何計劃，不服從任何指揮。對於他們來說，國家在拉瓦尚爾事件中的恐慌，在巴拿馬事件中的腐敗，表明它已經搖搖欲墜。
1893年3月，一個叫奧古斯特·瓦揚（August Vaillant）的32歲男人從阿根廷回到巴黎。他想去新世界建立一番新生活，卻失敗而歸。他是一個私生子，母親懷胎十月後和不是他父親的人結婚，而此人拒認這個小孩，把他送出去寄養。12歲時，這個孩子隻身在巴黎，無依無靠，以零活、小偷小摸和乞討為生。不知怎麼的，他上了學，找到白領工作，曾一時編輯短命的周刊《社會主義聯盟》，但很快，就像其他失去財產的人一樣，他被無政府主義小圈子吸引。作為獨立組織同盟（Fédération des groupes indépendants）的秘書，他與無政府主義發言人有接觸。其中有個叫薩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的人，「聲音和諧，親切悅耳」，用詞華麗，舉止高雅，可以使任何聽他說話的人相信無政府主義的千年盛世。瓦揚結了婚，與妻子分居，但撫養了他們的女兒西多尼，並有了情人。他不是隨心所欲的自由意志論者，一直到死都沒有與家庭徹底分離。在阿根廷創業失敗後，他再次試圖在巴黎謀生。結果，像他的同時代人、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Knut Hamsun）一樣，飢餓地在奧斯陸的街道徘徊，受盡羞辱——「常吃閉門羹，許諾沒有後文，被粗暴地拒絕，滿懷希望，努力嘗試卻全部化作泡影」。最後挫敗到找工作時都沒有體面的衣服了。買不起鞋的瓦揚在街上撿了一雙被人丟棄的膠鞋穿。終於，他在一家煉糖廠找到一天3法郎的工作，卻無法支撐三口之家的生活。
他又羞又恨地看著飢餓的女兒和情人，從一個沒能建造出的世界中醒悟，決定終結自己的生命。但他不會默默地死去，他要哭喊著抗議。「這聲哭喊屬於整個階級的人，他們要求權力，在不久的將來，會把行動和語言結合起來。知道我的所作所為會加快新時代的到來，我會死得心滿意足。」他在行動的前夜寫道。
瓦揚並不忍心殺人。他的計劃還是有些邏輯的。在他看來，醜聞不斷的議會代表著社會的痼疾。他在燉鍋里用釘子和不到致死劑量的炸藥製造了一枚炸彈。在1893年12月9日的下午，他帶著炸彈來到眾議院的走廊上坐下來。在場有人觀察到：一個高大憔悴、臉色蒼白的人站起身來，把一個東西用力扔進了辯論的人群中。瓦揚的炸彈在火炮的轟鳴中引爆了，金屬片四濺到議員的身上，有幾個人受了傷，但沒有人死亡。
消息一傳開，就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一位工作熱忱的記者更使此事深入人心。在那天晚上一場《筆尖》（La Plume）雜誌舉辦的宴會上，他問了在場幾位名人的意見，包括左拉、魏爾倫、馬拉美、羅丹和駱朗·泰安德。泰安德的回答崇高而充滿韻律：「如果姿態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importe les victimes si le geste est beau？）」這句話次日早上發表在《雜誌》（Le Journal）上，很快因為太觸目驚心而被收回。那天早上正是瓦揚自首的時候。
整個法國都理解他，有一些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人甚至還同情他的做法。諷刺的是，這些同情者來自極右翼、反對共和國的人士，包括保皇派、耶穌會、游離的貴族人士和反猶主義者。他們出於自身的理由鄙視資產階級國家。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猶太法國》（La France Juive）的作者和《自由言說》（La Libre Parole）的編輯，曾在巴拿馬醜聞中向牽扯其中的猶太人大發脾氣。如今，他寫了一篇題目含義雋永的文章「泥、血、金——從巴拿馬到無政府主義」。他說道：「有血性的人在巴拿馬的泥土中誕生。」嫁入三大公爵世家之一的德烏采茲（d』Uzès）公爵夫人願意為瓦揚的女兒提供住所和教育（而瓦揚則更希望由薩巴斯蒂安·弗雷來監護她）。
怒火中燒的政府決心斷了無政府主義的根，下令扼殺它的宣傳。瓦揚炸彈事件兩天後，議會全票通過了兩道法令，印刷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刺激恐怖主義行動的傳單都是非法的，有恐怖行動意圖的宣傳也屬非法。儘管被稱作是惡棍法令（les lois scélérates），卻不存在不合理的措施。因為行動宣傳正是恐怖行為的主要誘因。警察搜查了無政府主義咖啡館和集會場所，發出了2000份逮捕令，驅散了俱樂部和討論組，查封了《反叛》和《悠閒老爹》，逼得無政府主義者逃出法國。
1月10日，瓦揚走進審判庭，站在了5位穿著紅色法衣、戴著金邊黑帽的法官面前。罪名是故意殺人，但他堅持自己的目的只是傷害。「如果我真想殺人的話，會用更多的火藥，在容器里放彈藥而不是釘子。」他的律師，註定要在另一場案件中製造戲劇性和暴力場面的麥特爾·拉博里（Ma tre Labori），此時以「急切地詰問苦難」（un exaspéré de la misère）的精神為他辯護。拉博里說，有罪的是議會，因為它無法「使三分之一的貧困國民得救」。拉博里的努力並沒能使瓦揚脫罪，他仍被判處死刑。這也是19世紀第一例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的案例。審判、裁定和宣判在一天內匆忙做完。宣判一出，總統薩迪·卡諾就受到赦免請求的攻擊，其中一份還是60名議員在阿貝·勒米爾（Abbé Lemire）的帶領下所寫，勒米爾就是被炸傷者之一。憤怒的社會主義者儒勒·布雷頓（Jules Breton）預言卡諾總統「將冷酷地宣布死刑。如果他有一天被炸彈炸死，沒有一個法國人會同情他的」。作為煽動殺人的言論，布雷頓獲刑兩年。這也成為瓦揚事件的第二個評論。此事將以奇怪而邪惡的巧合收尾。
政府無法赦免一名攻擊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卡諾也拒絕修改判決，瓦揚的處決在1894年2月5日照常進行。他在臨行前高呼：「打倒資產階級社會！無政府主義萬歲！」
一系列死亡事件加速發生。瓦揚走上斷頭台後僅7天，復仇行動就開始了。惡毒而非理性的爆炸令公眾的生活如噩夢一般。這一回，炸彈的目標不是任何法律、財產或國家的代表，而是街道上無辜的人。它引爆在聖拉薩爾車站的終點咖啡館（Café Terminus）。「平靜而普通的市民在此喝一杯酒，準備回家睡覺。」《雜誌》寫道。1人死亡，20人受傷。後來人們知道，其實是店主按照自己瘋狂的邏輯行事。還沒等到對他宣判的那天，巴黎的街頭又添新的爆炸事件。在聖雅克街（Rue St-Jacques）的一次殺了一個過路人；在聖熱爾曼新市區（Faubourg St-Germain）的爆炸沒有什麼損害；第三次是在比利時無政府主義者讓·保韋盧（Jean Pauwels）的口袋中引爆的，當時他正在去瑪德琳（Madeleine）教堂的路上。此人在爆炸中身亡，並被證實是前面兩次爆炸的元兇。1894年4月4日，第四次爆炸發生在高檔餐館福約（Foyot），儘管並沒有殺死人，卻發生在了駱朗·泰安德眼前，他正好那天去這家飯店就餐。而在4個月前，他還因為「美好的姿態」對受害者不屑一顧呢。
公眾的歇斯底里情緒不斷增長。在一次戲劇表演中，後台的布景咔嚓一聲掉下來。半數的觀眾競相往出口跑，邊跑邊叫：「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炸彈！」各家報紙增加了以「炸彈」為名的每日公告欄。4月27日的終點咖啡館爆炸事件開庭時，人們見識到了無政府主義理念從對人類的熱愛轉變為憎恨的可怕能力。
被告原來是上次卡莫煤礦辦公室爆炸事件中的嫌疑人埃米爾·亨利。那一次他殺掉了5名警察。已經因為終點咖啡館爆炸受指控的他，聲稱另外幾起死亡事件也是他的功勞，儘管並沒有找到證據。他說在終點咖啡館放炸彈是為了給瓦揚復仇，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殺掉「儘可能多的人，預計是15死20傷」。實際上，警方已經在他家裡發現了足夠製造12或15枚炸彈的器材。亨利冷酷的熱情，知識分子式的驕傲和對普通人的蔑視，使他成了「無政府主義的聖鞠斯特」。他曾是個出色的學生，被神秘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錄取，卻因為侮辱教授而被開除。離開學校後在布店做店員，每月120法郎。22歲的他和伯克曼一道成為受過最好教育、最熟悉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殺手，也是他們當中最直率的。
在獄中，他寫了一份篇幅很長、論證嚴密的報告，講述他對資產階級社會犬儒主義和不公平的體會，他「非常尊敬個人主動性」，以至於不會加入像牧群一樣的社會主義群體，以及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這篇文章表明他完全熟稔克魯泡特金、邵可侶、格雷夫、弗雷等人的著作，儘管他否認無政府主義者是不分青紅皂白，吞下這些理論家的全部或任一部分思想的「盲目信徒」。
但在解釋選擇終點咖啡館的原因時，他一下子與其他人區別開來。他說，到這裡來的人「都是那些對既有秩序滿意的，那些資產和國家的雇員和幫凶……那些月薪300至500法郎的小資產階級，比他們的主人還要反動，仇恨窮人，站隊到強者的一邊。他們就是終點咖啡館和其他大咖啡店的主顧。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在這裡下手了吧」。
在法庭上，他被法官譴責危害無辜生命時，他冷漠而高傲的答案應該被文在無政府主義的橫幅上。他說：「沒有一個資產階級是無辜的。」
至於「與行動宣傳脫離的」無政府主義領袖，比如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在拉瓦尚爾事件中的表現，亨利說：「試圖在理論家和恐怖分子中劃出微妙界限的人，他們是懦夫……我們帶來死亡的人知道如何接受死亡……我不是你們要殺的最後一個。你們在芝加哥、在德國、在赫雷斯、在巴塞羅那、在巴黎都殺了不少人，但有一樣東西你們無法摧毀：無政府主義。……它是對既有秩序的暴力反抗。它的結局會要了你們的命。」
亨利自己堅定地接受了死亡。甚至刻薄的克列孟梭在1894年5月21日的處決現場都覺得感動和不安。他看見亨利「像受折磨的基督一樣的臉，慘白得可怕，充滿無法消解的仇恨，試圖將知識分子式的驕傲強加在他孩童般的身軀上」。這個死囚儘管身被束縛，仍然走得很快，踏上斷頭台，環視四周，用那沙啞的聲音忍不住叫道：「鼓起勇氣來，同志們！無政府主義萬歲！」社會交給亨利的答案在那個時候的克列孟梭看來是「殘暴的行為」。
下一次打擊接踵而來。這是法國系列中的最後一次，受害者也是最重要的人，儘管殺手不太引人注意。1894年6月24日，里昂，訪問當地舉辦的世博會的總統薩迪·卡諾被一位年輕的義大利工人刺死，後者大聲呼喊著：「革命萬歲！無政府主義萬歲！」總統當時乘坐著敞篷車穿越人群，對護衛說，允許願意過來的人們靠近他。所以，當一個拿著捲起來的報紙的年輕人在第一排向前擠的時候，警衛沒有制止他。他們以為報紙里包的是花，其實是一把匕首。年輕人猛力刺向總統，刀刃深入下腹6英寸（約15厘米）。卡諾三個小時之內去世。他的妻子在第二天收到一封襲擊前寄出的信，收信人是「卡諾寡婦」，附上了拉瓦尚爾的照片，以及一行字「他的仇報了」。
殺手是一個麵包師的學徒，還不到21歲，名字叫桑托·卡斯里奧（Santo Caserio）。他生於義大利，在政治動盪的米蘭與無政府主義組織結識。18歲時，他因為向士兵散發無政府主義傳單而獲刑。追隨著焦躁不安、惹是生非的人物，他漂流到瑞士，繼而是法國南部的賽特（Cette）。他在那裡找到工作，並加入了當地名為「橡樹之心」（Les Coeurs de Chêne）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他正思索著瓦揚事件以及總統拒絕給其緩刑的時候，從報紙上讀到了總統即將來里昂訪問的消息。卡斯里奧決定立即開始一項「偉大的行動」。他請了假，並要來被拖欠的20法郎。他用這些錢買了匕首，登上去里昂的火車。在那裡，他跟著人群，尋找下手的機會。
接下來，在警方和法庭的控制下，他很溫順，保持微笑和平靜。他蒼白的、相當平常的溫和的臉，在一位記者眼中像是「擦滿白粉的丑角皮埃羅，被兩隻倔強的藍眼睛照亮。可憐的鬍鬚的陰影裝飾著嘴唇，好像長那裡令它覺得很抱歉」。在審訊和判決的過程中，他一直保持平靜，相當理性地談論他所著迷的無政府主義原則。他描述自己的做法是蓄意的「宣傳行動」。他唯一一次的感情表示是在提到母親的時候。他和他母親的感情很深，流亡在外時一直定時通信。獄卒在8月15日處決的那一天，把他叫醒，他啜泣了一陣，但在去斷頭台路上就再沒做聲了。當他的脖子架在台子上時，他咕噥了一句話，有些人認為是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萬歲！（Vive l』anarchie）」，而其他人則認為是「A voeni nen」，這在義大利倫巴底方言中的意思是「我不想」。
無政府主義殺掉法國總統之時，它在法國的運動到達了頂峰，此後，突然與政治現實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情況面對面的無政府主義退卻了。然而，一開始，無政府主義看起來會迎來殉難或者宣傳的大好時機。政府決定向冒犯者開炮，在8月6日上演了一場大型審判，針對30個最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以此證明理論家和恐怖主義者之間存在密謀。但是為大眾所知的恐怖主義者已經被處決了，政府能抓到的只有三個差不多是「強盜」的人，沒有一個是拉瓦尚爾一類的。至於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愛理塞·邵可侶已經離開法國，但他的侄子保羅·邵可侶和讓·格雷夫、薩巴斯蒂安·弗雷以及其他人還在被告席上。沒有政黨或法人機構作為被告，公訴方就像缺乏犯罪事實一樣艱難。儘管如此，它指控所謂「宗派」以破壞國家為目的，通過宣傳鼓勵偷竊、搶奪、縱火和謀殺，「在行動過程中，宗派的成員按照各自的性情和設備互相合作」。可能是害怕弗雷難以抗拒的演說能力，說話的只有公訴方，幾乎沒有允許被告人開口，有限的幾次開口也令公訴方後悔不已。第一個稱讚印象主義的藝術評論家費利克斯·費內翁（Felix Fenéon）也在被告席，主持審判的法官說：「有人看見你在路燈後和無政府主義者談話。」
「能告訴我嗎？尊敬的法官，」費內翁回答說，「路燈後具體是在哪裡？」
由於沒有與行為相關的證據，陪審團宣告除了三個強盜以外的所有人無罪。只有那三人被判了刑。法國人再一次顯示了他們的常識。
陪審團理智的判決使無政府主義失去了一場轟動一時的訟案（cause célèbre），但它的衰落還有更重要的原因。無政府主義被自身造成的無力感困擾，它無法引起注重實際的法國人的興趣。恐怖行為結不出果實，這一點已經被克魯泡特金、馬拉泰斯塔、邵可侶甚至約翰·莫斯特認識到了。在尋找其他方式推翻國家的過程中，他們總是被自身固有的悖論絆倒：革命需要組織、紀律和權威，無政府主義不允許這些元素出現。它自己也開始意識到這一尷尬的處境。
1896年在倫敦成立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因為無政府主義團體拒絕接受政治行動的必要性而開除了他們。後者於是在1900年的巴黎自行成立了一個代表大會。他們努力達成一個同志們都能接受的聯盟方式，但所有的提案都被一心信奉單純目標的讓·格雷夫否決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嘗試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一個短命的國際事務局宣告成立，但是因為缺乏支持，很快終止運行。
但無政府主義對權威的拒絕仍然有一種悲劇意義。正如接受耶穌會教育的薩巴斯蒂安·弗雷在某個認清現實的瞬間所說，「所有革命的結局都是新的統治階級的重現」。
在此期間，另一種現實主義者開始與工人運動妥協。法國工人階級想要的是每天工作8小時，不是議會的炸彈，或被刺殺的總統。但正是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宣傳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為之奮鬥的必要性。因此拉瓦尚爾成了他們的英雄，大街小巷都是關於他的歌曲。自巴黎公社的大屠殺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處於屈從的狀態；正是無政府主義把他們扶了起來。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在於集體行動，於是在1895年——最後一次暗殺（attentats）的次年——成立了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即法國總工會。
對於受自身悖論困擾、充滿挫敗感的無政府主義者們，該聯盟有著強大的推動力。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加入工會，把他們的信條，只要能用的，都帶進來。這一無政府主義理論和公會實踐的結合被稱為工團主義（Syndicalism），來自法語表示工會的詞「syndicat」。儘管讓·格雷夫之類「純粹」的極端主義者迴避這種更改過的形式，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卻得以在1895年至1914年繼續發展。
它的教義是通過大罷工進行直接的行動，它的新領袖是喬治·索列爾（Georges Sorel）。在他的旗幟下，大罷工將取代行動宣傳。索列爾認為，只有在工人階級發展了自身的奪權意識時，才能推翻資本主義。訓練培養革命意志的方式是使用暴力。工團主義者繼續抵制國家以及任何想與其合作的人，比如社會主義者。就像無政府主義的前輩一樣，他們也對摺中的改良措施不屑一顧。罷工就是一切，沒有其他。他們保存了以往運動的精力，卻丟掉了靈魂中那驚人而瘋狂的獨立性。
在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的死亡循環還遠沒有結束。1896年6月7日，巴塞羅那在歡慶聖餐節，一枚炸彈投向宗教遊行的隊伍中，當時這個隊伍正在主教和巴塞羅那司令官的帶領下進入教堂的大門。炸彈的目標——教會和軍隊的兩位代表安然脫險，卻另有11人致死，40人受傷。場景血腥恐怖，堪比3年前的歌劇院屠殺。無政府主義者成功地讓整個西班牙陷入恐慌，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首相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洛（Antonio Canovas del Castillo）。
1895年被召回，繼續第五次任期的卡諾瓦斯「出身貧寒」（當時的表述如此），在工程界、新聞業、外交界打拚，扶搖直上，競選進入國會，最終登上保守黨的權力頂峰。他是1874年王政復辟的政治臂膀。除了從政，他還寫詩，做文藝評論，為西班牙黃金時代的作家卡爾德隆（Calderón）立傳，編纂十卷本的西班牙史，還擔任皇家歷史學會的主席。他收藏繪畫、稀有瓷器、古錢幣和手杖，住在馬德里一處奢侈的宮殿，總是身穿黑衣，和弗雷克一樣，從不佩戴庸俗的珠寶。在共和黨眼中，他是反動的化身；在其他人看來，他是當時最有能力的政治家。無論怎樣，他被公認是唯一一個可以團結整個保守黨，並穩定古巴殖民地形勢的人。雖然他規劃了一套古巴自治的方案，但也派出了魏勒（Weyler）將軍平定叛亂。與前任的自由黨首相相比，卡諾瓦斯手腕很硬，他的做法也開始產生效果。無政府主義者對卡諾瓦斯下毒手，並不會感到良心不安。
在他的批准下，大規模的逮捕開始了。超過400人被投入監獄，政府也和往常一樣，利用這個藉口打擊政權的所有敵人，不管是無政府主義者、反教會者，還是加泰羅尼亞的共和黨人。蒙特惠奇山監獄又一次傳來絕望的呼喊，緊隨其後的是總檢察長可怕的報告，要求在84位受指控的犯人中至少有28人被判死刑，審判在軍事法庭進行。西班牙議會在歌劇院事件後通過了一道法令，所有涉及炸藥的案件都由軍事法庭受理，並對有罪的人判處死刑。至於通過演講、文章和圖片宣傳暴力的人，則被判處終身監禁。審訊在蒙特惠奇山的石牆後進行，只有軍事人員才准許出席。對外宣布的判決只有8人判處死刑，其中4人緩刑，4人處決；76人判處監禁，刑期從8年到19年不等，其中61人被放逐到里奧德奧羅（Rio de Oro）——西班牙的魔鬼島。
與此同時，外界聽說了關於1893年蒙特惠奇山虐囚的第一手報告。加泰羅尼亞人士、巴塞羅那理工學院院長特里達·德爾·馬莫爾（Tarrida del Marmol）因自由主義言論遭到逮捕，他題為「西班牙調查」（Les Inquisiteurs de l』Espagne）的報告1897年發表於巴黎，引起驚駭和抗議。這篇文章還包含了一封求助信，是死去的獄友在行刑前所作，寫給「地球上所有好人」。信中寫到他是如何在深夜被從牢房押到懸崖，獄卒以槍相逼，要挾他重複軍官說的所有話。他拒絕這麼做，於是獄卒上前擰他的生殖器官，而後回到監獄，拷問還在繼續。他被吊在牢房中10小時，還被強制步行了5天。「終於，我按照他們的要求表態，在脆弱和膽怯之際簽下了認罪書。」
一段時間過後，到了1897年8月。卡諾瓦斯首相到巴斯克山區的溫泉療養所聖阿蓋達山度假。在他享受平靜時光的中途，注意到一位金髮年輕旅客，此人舉止得體，以帶義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語向他禮貌地致敬。卡諾瓦斯對他產生了好感，便問秘書是否認識這個年輕人，隨後得知他是以義大利《人民報》（Il Popolo）駐外記者的身份登記的。一天早上，首相和夫人坐在陽台看報紙，這位年輕的義大利人突然出現，從口袋中掏出左輪手槍，離卡諾瓦斯有3碼（約2.7米）遠的距離，當場殺死了他。卡諾瓦斯夫人受憤怒和悲傷的刺激，沖向拿著手槍的人，用手中的扇子向他的臉打去，哭喊道：「殺人犯！刺客！」
「我不是刺客，」這名義大利人斷然回答，「我是無政府主義同志的復仇者，和夫人您無關。」
逮捕和審訊後得知，他的真名是米歇爾·安喬里羅（Michel Angiollilo）。他在義大利軍隊服役時曾因為三次不服從上級遭到處罰。復員後他當了印刷工，這個行業和無政府主義走得很近，也許無政府主義者總是和印刷品尋找聯繫，不然就是和印刷品的聯繫會導致無政府主義。無論怎樣，安喬里羅很快就因為印刷顛覆性文獻被判處18個月的監禁。1895年，他在馬賽和一些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秘密出版社失敗後，來到了巴塞羅那，又在聖餐節爆炸事件後離開。他遊蕩於比利時，然後是倫敦，為了殺掉「下令大規模拷問和處死無政府主義者」的西班牙首相，他在倫敦買了把左輪手槍。回到西班牙後，他在馬德里跟蹤過卡諾瓦斯，但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於是跟著他來到聖阿蓋達山。接受軍事法庭審訊一周後，他試圖闡發無政府主義原則，卻被法庭責令保持沉默，他喊道：「我必須為自己辯護！」法庭不予理睬，沒給他說話的機會。在絞喉的刑場上，他拒絕宗教儀式，始終沉著冷靜，臨危不懼。
歐洲的新聞業沸騰了，強烈要求齊心協力鎮壓「瘋狗」一般的無政府主義。當時人們感到，失去卡諾瓦斯這樣地位的人，對於西班牙一定意義重大，紐約的《國家》甚至認為這是西班牙的「國難」。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的死屬於那種導致歷史事件發生決定性轉變的意外事件。卡諾瓦斯死後，自由黨人成功上任。當時，報業巨頭赫斯特（Hearst）製造的反對「屠夫」魏勒的狂野號叫正響徹美國[8]。自由黨政府很快退縮了，就在快要恢復秩序的當口，魏勒將軍被調離，於是古巴暴動急遽再起，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們提供了故意製造美西戰爭的藉口。如果卡諾瓦斯還活著，這個藉口將不會存在。
他的死確實事出有因，但其後3年內發生的三起死亡事件中的兩起則完全沒有任何道理。它們部分是無政府主義宣傳所暗示的產物，更多原因則在於無政府主義的行為使得當時群情囂然，刺客獲得英勇的惡名，這成了心智不健全者的麻醉品。
首次死亡事件發生在1898年9月10日，日內瓦勃朗峰橋（Quai Mont Blanc）的一艘大湖汽輪上。這是致命的匯合點，兩個在真實世界中毫無關聯的人相遇在瘋狂的一刻，就像一道閃電奪去小孩的性命一樣，無法用常理解釋。這兩人中的一位是奧地利皇后伊麗莎白，佛朗茲·約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義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 Lucheni）。
伊麗莎白堪稱歐洲最美麗而又最憂鬱的皇室成員。16歲即結婚加冕，到了61歲仍然為了逃離忐忑的靈魂，煩躁不安地在各處遊蕩。她以可愛的相貌，1碼（約0.9米）長的金髮，修長的身姿和流動的步伐聞名於世。她是「魅力的化身」，光耀會場；但同時也受「舞會頭痛」的折磨，在公眾場合必須以扇遮面。羅馬尼亞王后卡門·西爾瓦（Carmen Sylva）說她是「仙女的孩子，長著看不見的翅膀，一旦覺得世界無法忍受，就飛到別的地方」。她創作浪漫的詩篇，還見證自己的兒子結束生命的過程，那是19世紀最傷感、最悲劇的自殺事件。她的表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因為發瘋投水自殺；她丈夫的哥哥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墨西哥被憲兵隊槍殺；她的妹妹在巴黎一場義賣會失火時被燒死。「我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負，」她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沉重得像身體的疼痛，我寧願死掉。」她會突然衝到英格蘭或愛爾蘭，在獵場最易出事故的地段橫衝直撞，騎馬翻越籬笆。在維也納，她訓練自己表演最危險的馬戲團馬術。她時不時採取瘋狂的節食措施，每天的營養僅限於一個橙子或一杯牛奶。當她體質差到無法騎馬打獵時，她又沉溺於疾走的狂歡，一次走上6到8個小時，沒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她要找的東西很簡單——「我渴望死亡」，在抵達日內瓦前的4個月，她在信上如此告訴女兒。
9月9日那天，她造訪了阿道夫·德·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Baroness Adolfe de Rothschild）的湖邊別墅。這個偏遠的私人園林裝點著馴服的小豪豬、奇異的鳥和黎巴嫩雪松，是一個令人陶醉的去處。第二天，在離開賓館前往大湖汽輪的路上，義大利人路切尼正等著她。
這個從洛桑來的年輕人最近作為可疑人物被通報給警察。他因為建築工傷住院治療，醫院的勤雜工在他的包裹里發現了寫有無政府主義歌曲的筆記本，裡面還畫了一根寫有義大利語「Anarchia」[9]字樣的短棒，畫的下方用義大利語寫著「獻給翁貝托一世」。瑞士警方早已習慣了各種對社會不滿的激進分子以及流亡者，並不認為有足夠的理由逮捕或監視路切尼。
據他和醫院勤雜工所說，他的母親18歲時懷了私生子，自行前往巴黎，在那個擁有紜紜百萬眾生的城市生下了兒子。回到義大利後，她把孩子丟在帕爾馬的貧民院，自己消失去了美國。
她的兒子9歲就在義大利鐵路打零工，按日計酬。後來，他入伍義大利軍隊騎兵隊，表現良好，被升為下士。1897年退伍時，他既沒有存款也沒有前途，便跟隨原來的上尉阿勒岡王子（Prince d』Aragona）當男僕。在加薪的要求被拒後，他氣憤地離開了。後來，他又要求回來工作，卻因為太不服從管理、不適合做家務活而遭到拒絕。懷恨在心又失去工作的路切尼開始讀起了《鼓動者》（L』Agitatore）、《社會主義者》（Il Socialista）、《前進》（Avanti）等革命報刊和小冊子，這些刊物當時的主題是德雷福斯事件表現出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墮落本質。他們宣稱，只要有一個參孫[10]，就能一拳打倒整個國家。現在到達洛桑的路切尼向他以前在騎兵團的戰友寄去這些剪報，附著他自己寫的評論。當論及一位在爭吵中被殺的工人時，他和朋友說道：「啊，我太想去殺個什麼人了。但一定要是重要人士，能在報紙上看到的。」他參加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一起激烈討論策劃震動世界的英雄事跡，當時義大利國王翁貝托是最受歡迎的謀殺目標。
此同時，瑞士報紙刊登了伊麗莎白皇后即將訪問日內瓦的消息。路切尼想買一把短劍，但是身上的錢還不夠12法郎。於是他在家用銼刀自製了一把匕首，小心地打磨光滑，放進木柴製作的手柄中。當皇后和她的女侍臣辛塔蕾伯爵夫人（Countess Sztaray）走向勃朗峰橋時，路切尼擋住了她們的去路。他舉著手衝過去，停下來仔細看了陽傘下的人，確認了皇后的身份，然後把匕首刺向她的心臟。她4小時後去世。路切尼被兩個憲兵捉住，這個偉大的瞬間被一位機警的帶著相機的過路人捕捉了下來。照片上的他愉快地走在逮捕他的兩人之間，臉上浮現著滿意的笑容，幾乎是自鳴得意的嬉笑。在警察局，他熱切地描繪行動和準備，後來得知皇后已死時，表示「很愉快」。他宣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的作為是自己主動，沒有受任何團體或政黨的指使。被問起為什麼殺死皇后時，他回答：「這是與富人和權貴鬥爭的一部分……下一個目標是翁貝托。」
他在獄中給瑞士總統和報紙寫信，宣告他的信條和即將到來的國家的垮台。他的簽名是「路易吉·路切尼，無政府主義者中最危險的一個」。在給阿勒岡王妃的信中，他說：「我的案件可與德雷福斯案件相比。」然而，路切尼愚蠢而狂妄的背後隱藏著理念的光芒。他也在信中告訴王妃，他在活著的25年中體驗世界，「從未感到過如此滿足……因為他的作為讓世界知道，我們離新的太陽照耀全人類的日子不遠了」。
日內瓦禁止死刑，所以路切尼被判處無期徒刑。12年過去後，一次與警衛的爭執導致路切尼被關禁閉。他用皮帶上吊自盡。
皇后死後的一個月里，大張旗鼓去耶路撒冷朝聖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是當時歐洲最耀眼的統治者。警察抓住了路線圖上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亞歷山大捕獲的一名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人有兩枚炸彈、一張去海法的車票，謀殺德皇的意圖顯而易見。但德國皇帝無須害怕自己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德國僅有的以及最後出現的激進分子是兩個預謀刺殺他祖父的人。除此之外，德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都只能算理論家，除非他們逃亡美國。巴枯寧鄙夷地說過，德國人與無政府主義合不來，因為他們太崇拜權力，「他們既想做主人又想做奴隸，而這兩種身份無政府主義都拒絕接受」。
刺殺法國總統、西班牙首相、奧地利皇后，以及刺殺德國皇帝未遂的殺手都是義大利人。在義大利內部，一個叫皮耶特羅·阿西爾里托（Pietro Acciarito）的無政府主義鐵匠在1897年的一天試圖刺殺翁貝托國王。他揮動匕首沖向翁貝托的馬車，像卡斯里奧刺殺卡諾總統一般。但國王在面對類似職業傷害時比卡諾機警多了：他往邊上一閃，躲過一擊，對他的隨從聳聳肩說，「工作還是有危險的」（Sono gli incerti del mestiere），並命令車夫繼續前進。阿西爾里托告訴警察，他更想「刺穿那隻老猴子」——教皇利奧十三世，但是進不了梵蒂岡。於是他選擇了排在教皇后的下一個禍害入手。
對社會構成的憤怒在下層階級沸騰，而上層階級無力抵抗這些攻擊，事實已變得越來越明顯。警察照例一廂情願地查找「陰謀」，抓獲了六名所謂阿西爾里托的幫凶，最後證明沒有任何一個與他有關。團體或政黨的陰謀是可以處理的，裡面總有通風報信的人，但是孤身作戰的老虎突然一躍，又怎麼防範的了！
問題太嚴重了，以至於義大利政府於1898年11月在羅馬召開了一次警察和內政官員的國際會議，討論解決方法。秘密會議持續了一個月卻毫無對策，除了一個令人欽佩的負面結果——比利時、瑞士和英國拒絕放棄提供庇護的傳統，不同意將無政府主義嫌疑犯轉交給原籍國家。
在接下來的1899年，義大利爆發了由穀類進口稅引起的麵包暴動，這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是國家壓榨窮人的又一表現。儘管政府加緊鎮壓，軍隊和人民發生流血衝突，暴動仍然向南北蔓延。在米蘭，有軌電車被掀翻當作路障，市民用石頭砸向武裝警察，女人們臥軌以阻止載有軍隊的列車開過來。政府宣布圍城，在整個托斯卡地區戒嚴。輿論認為革命終於來了，於是成千上萬的義大利工人從西班牙、瑞士和法國南部趕回國參加。往米蘭增派了半支軍隊之後，政府才重新掌控局面。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革命報紙都被查禁，議會也休會了。儘管政府成功重建了秩序，這種秩序也只是表面上的。
一位並不惹人討厭的君主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必須主持混亂的局面。他英勇頑強，白色的八字須有點兒嚇人，此外並不比薩伏伊王室的任何人更有當國王的才能。翁貝托非常喜歡騎馬和打獵，完全不受藝術影響（他的王后負責贊助藝術活動），日常生活很有規律。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參與管理私人產業（這份產業收入可觀，存在英國央行），去馬廄查看，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時間乘馬車走固定的路線，經過波格塞花園。在每天晚上的固定時間拜訪一位女士。他對這位女士的忠誠獻身始於結婚前的30年。1900年6月29日，他在馬車上為皇家夏季行宮蒙察舉行的運動會頒發獎品，一個人走近他的馬車，在距離不到2米處向他連發四槍。國王用責備的眼光看了刺客一會兒，然後倒向他的副官，對馬車夫咕噥了一句「前進！」後斷了氣。
而那位「拿著冒著煙的武器，在高處歡欣鼓舞」的刺客被當場抓獲。他被證明是蓋塔諾·布雷西（Gaetano Bresci），一個30歲的無政府主義紡織工。他從新澤西州的帕特森特意趕來刺殺國王。他的行動也是無政府主義宣傳行動所產生的唯一一次有部分根據表明（儘管無法證明）是事前有密謀的事件。
帕特森是義大利移民以及無政府主義的中心。顯然帕特森的無政府主義者開過許多會，熱烈討論過推翻壓迫者的信號行動，顯然義大利國王是他們喜愛的目標。但，是否真的像後來的報道所說的那樣，他們抽籤決定執行行動的人，還是說布雷西僅僅受到了討論的啟發，決定自行開展行動，這一點並不確定。無政府主義者在地窖密謀，抽籤決定殺手的圖畫流行於當時的報紙。
一位想像力豐富的記者把布雷西描繪成被馬拉泰斯塔「洗過腦」的人——那個「充滿陰謀，一次次成功令世界震顫的策劃家」。他聲稱有人見過馬拉泰斯塔在帕特森一家義大利酒吧喝酒，但是警察並沒有找到布雷西見過馬拉泰斯塔的證據。儘管如此，他在帕特森取得（或有人給了他）一把左輪手槍，在樹林裡練習射擊，而他的妻子和3歲的女兒在附近採花。他也通過他的同志，或其他什麼途徑獲得了一張前往法國的統艙船票，以及足夠的錢從勒阿弗爾來到義大利。
「他沒有瘋狂地認為他的行動會立即引發政府更迭，」帕特森無政府主義期刊的編輯佩德羅·埃斯特維（Pedro Esteve）向記者解釋，「但是，為了讓義大利人民意識到世界上有無政府主義這樣的力量，除了這麼做別無他法。」埃斯特維是個友好的學者型人物，他的書架上，愛默生和讓·格雷夫的書並排擺放。他認為自己的讀者走出去以雄偉的姿態表達抗議是合乎情理的。
布雷西的同志們向獄中的他寄去了祝賀電報，把他的照片縫在大衣的徽章紐扣上。他們也在帕特森召開了1000多人參加的大型集會，聲稱沒有什麼密謀。「我們不需要密謀或商議，」埃斯特維說（他也是那次大會的主要發言人），「如果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你就知道該做什麼，而且你會自己主動去做。」
布雷西的命運和其他的理念工具如出一轍。當時義大利已廢除死刑，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前7年在隔離牢房度過。被監禁幾個月以後他就在獄中自殺了。
美國報紙上對翁貝托國王遇刺事件的報道被一位叫里昂·柯佐羅茲（Leon Czolgosz）的波蘭裔美國人一讀再讀。剪報成了珍貴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頭。他當時28歲，身材小巧纖細，淡藍色的眼睛以獨特的方式長久注視著前方。他在父母移民美國不久後出生。這是個有六個兄弟兩個姐妹的大家庭，在俄亥俄州一座小農場裡。據他父親說，他「看起來比大多數的小孩思考得更多」，因為酷愛讀書，他被視作一家人中的知識分子。1893年，他20歲的時候，因為參加罷工被電線廠解聘，從此變得「悶悶不樂」，他的一位兄弟說。祈禱和當地的牧師不起作用，於是他脫離了天主教會，開始讀起了「自由思想家」的小冊子。通過這些閱讀他開始對政治激進主義感興趣。他加入了波蘭裔工人的小圈子，一起討論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後來說：「我們也討論過總統，他們沒一個好人。」
1898年，他得了一種無法確診的病，使他更加鬱悶和沮喪了。他放棄了工作，待在家裡，在自己的房間吃飯，閱讀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報紙《自由社會》、貝拉米的烏托邦著作《回顧》，並憂悶地沉思。他前往芝加哥和克利夫蘭，參加無政府主義集會，傾聽艾瑪·戈德曼的演講，和一個叫埃米爾·席靈（Emil Schilling）的無政府主義者交談，他對這個人說，美國軍隊的做法讓他很是苦惱——在把菲律賓人從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後，他們又與菲律賓人繼續打仗。「我們在公立學校關於星條旗的課可不是這麼講的。」柯佐羅茲焦慮地說。
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是不把國旗當回事的，席靈對柯佐羅茲起了疑心，在《自由社會》上發表了一篇警告，認為這位行蹤奇怪的波蘭遊客可能是個密探。這篇發表於1901年9月1日的警告錯得不能再錯了。5天之後柯佐羅茲出現在布法羅泛美博覽會的迎賓隊列上，向麥金萊總統開槍。總統8天之後去世，繼位的是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於是柯佐羅茲這位對無政府主義理論所知最少的殺手完成了一次影響最深遠的行動。
「我殺了麥金萊總統，」柯佐羅茲在懺悔書上寫道，「因為我要履行義務。」他後來又補充說：「因為他是善良工人的敵人。」他告訴記者，他聽了艾瑪·戈德曼的講座，她的「所有統治者都該被滅絕的主張使我陷入沉思，頭腦都快被痛苦分裂了」。他說：「麥金萊在全美國走動，大喊繁榮，但窮人們沒有繁榮。」又說：「我們不應該被人統治。殺掉他們是正確的……我知道其他人相信我做的事，他們知道殺掉總統是對的，沒有統治者是對的……我不相信選舉；這不符合我的原則。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我不相信婚姻。我相信自由性愛。」
無政府主義的理念，它對美好世界的願景並不在柯佐羅茲的知識範圍內。像刺殺卡諾總統的那位頭腦簡單的卡斯里奧，柯佐羅茲屬於那種沉溺於妄想的弒君者，認為殺掉元首是自己的使命。在柯佐羅茲倉促的審判和10月29日的電刑之後，沃爾特·錢寧（Walter Channing）博士提出了上述理論。他是塔夫茨大學的精神疾病教授，詩人威廉·E·錢寧的兒子。他對官方精神病學家的分析不滿意，自己著手研究，做出結論，認為柯佐羅茲罹患「早髮型痴呆病」（dementia praecox），是一種妄想症的受害者，這一疾病早在1890年就被法國的精神病學家伊曼紐爾·雷吉斯（Emanuel Regis）博士發現了。雷吉斯博士的研究表明，這一類弒君者沉溺於思考和孤獨，「不管有多少理智的想法，都會被他否決，因為他有著病態的執念，認為自己有義務給予某人沉重的打擊，殺掉一個君主或顯要人物，為正義的事業，為上帝、國家、自由、無政府主義或其他類似的原則獻出生命」。他的特點是充分的算計和痴心妄想。他不會突然盲目地行動，與此相反，他會做出詳盡的準備並單獨行動。他是個獨行的隱士。驕傲於自己的使命和角色，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動，從不使用毒藥之類秘密武器，而是那種要求個人暴力的東西。之後，他也不會逃命，而是驕傲地炫耀他的所作所為，期待榮耀和死亡，不是自殺就是作為判處死刑的烈士「間接自殺」。
這一描述符合柯佐羅茲的情況，但要激活妄想症，某種反抗的氛圍和榜樣不可或缺。而無政府主義的信條和事跡正提供了這些條件。無論何時，都可能存在著100個沉寂著的柯佐羅茲；需要一系列從拉瓦尚爾到布雷西的事件去啟發他們之中的一個刺殺美國總統。
公眾們徹底激憤起來，而組成公眾的除了有錢人以外，還有冒牌的有錢人。普通人、小資產階級、靠薪水生活的雇員，都把自己和僱主聯繫起來——正如向終點咖啡館投炸彈的埃米爾·亨利所想的那樣。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依賴於財產。財產受到威脅時，他們感覺受到威脅。無政府主義者意圖摧毀日常生活的根基——國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選舉、法律，這尤其令他們恐慌。無政府主義者們成了每個人的敵人。他們罪惡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惡和顛覆性力量的同義詞，正如一位政治學教授在《哈潑斯周刊》上說：「無政府主義者的國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紀雜誌》在麥金萊死後說道，無政府主義「給世界帶來的邪惡影響是以往任何有關人類關係的思想都無法比擬的」。
新上任的總統是個內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銳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動力，又極端平庸，認為無政府主義不過是一個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危險」、更「墮落」。他在1901年12月3日給國會的演說詞中稱：「無政府主義是針對全人類的罪行，所有人都應該團結起來抵抗無政府主義。」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不是社會或政治不公正的產物，它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抗爭是「蠻橫無理」的。總統堅持認為，美國的國家制度「為每一個誠實聰明的本土人」提供了公平開放的機會。他敦促將今後所有無政府主義的演講、出版物和會議以煽動罪論處，不能允許無政府主義者逍遙法外，已經在美國的將被遣返，國會應當「無條件驅逐所有已知的無政府主義原則的信奉者，以及參與無政府主義社團的人」，而且，各國應當簽訂條約，將鼓吹殺戮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視作違反國際法，以使聯邦政府有權打擊他們，就像打擊海盜一樣。
國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在強烈的反對聲中，於1903年修改了移民法，阻止不相信政府以及「唆使他人懷疑或反對有組織的政府」的人進入美國。這項修正案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強烈抗議，為自由女神像添加了憂傷的註腳。
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兩面性——一半是對社會的憎恨，一半是對人性的熱愛——公眾只意識到前者。刺激他們的是炸彈、爆炸、槍擊和匕首。至於無政府主義希望帶領全人類穿越暴力的泥沼抵達愉悅山的那一面，則無人知曉。報刊雜誌將馬拉泰斯塔描繪成無政府主義邪惡的天才，「沉默、冷酷、陰險」，卻沒有告訴公眾，他曾無私地將兩套在義大利繼承的祖產房屋轉讓給居住其中的房客。同樣，公眾也無從得知「行動宣傳」的理論，無政府主義的行動對於他們而言當然也就毫無意義。它們似乎是沒有目的的瘋狂行為，純粹是為了邪惡而邪惡的放縱。報紙習慣上將無政府主義者稱為「野獸」、「隱藏的瘋子」、墮落者、罪犯、懦夫、「受變態知識分子和病態癲狂驅使的可憎的極端分子」。英國很受尊重的月刊《黑檀》（Blackwood’s）宣稱「瘋狗在本質上和無政府主義者最接近」。卡爾·舒爾茨（Carl Schurz）在卡諾瓦斯謀殺案後發問，怎麼做才能保護社會，使之不受「瘋子和罪犯的結合體」的傷害呢？
這個問題是無法解答的。各種各樣的提案都有了，包括為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一個國際罪犯流放地，將他們送到瘋人院，或者全數驅逐出境。問題是，如果所有國家都想把無政府主義者送出去，誰又會願意接收他們呢？
然而，還是有人聽見了每一次無政府主義行動所傳達的抗議聲。麥金萊事件後美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但新英格蘭傳統的發言人（廢奴主義者也誕生於新英格蘭）、《前景》雜誌的編輯萊曼·艾伯特（Lyman Abbott）鼓起勇氣質問，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仇恨政府和法律是不是因為政府和法律在不公正地運作？他說，只要立法者為特殊階級制定法律，「鼓勵從大多數人身上劫掠財物給少數人，保護富人、不顧窮人」，那麼無政府主義者就會「要求廢除法律，因為法律在他們眼中是不公正的工具」。他對19世紀俱樂部里安逸的紳士們建議：「打擊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就是打擊無政府主義。」同樣的想法在當時的社會改革運動中也有所表達，比如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在赫爾堂（Hull House）的啟發下開展的社會福利工作；揭露內幕的公民記者（Muckrakers）也在之後的一兩年內開始暴露美國社會的不公、墮落和腐敗。
麥金萊事件為西方民主社會的無政府主義刺殺行動畫上了句號。甚至獄中的亞歷山大·伯克曼也意識到，沒有革命思想的無產階級，個人的暴力行動是毫無意義的。他寫信告訴了艾瑪·戈德曼，令仍然相信無政府主義教義的她「無法抑制地嗚咽……全身顫抖」，甚至臥病在床。儘管她還有一批忠實的追隨者，儘管新聞界仍稱她為「無政府主義的女王」，無政府主義的激情大體上已經退卻了：在法國演變成了工團主義者的現實鬥爭；在美國，被吸收進了1905年成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當然，每個國家仍然存在著毫不妥協、孤獨堅持著原始信條的人。
地處歐洲邊緣的西班牙和俄國工業落後，政府專制，炸彈和刺殺事件到了20世紀還在攀升。1906年，西班牙，一枚炸彈投在了阿方索國王和他的英國妻子的婚禮上。20多個觀禮者被殺，使人驚恐地意識到這樣一個行動背後蘊藏的仇恨是多麼深。統治階級在1909年確認，這種仇恨是相互的。巴塞羅那一場被稱作「紅色一周」的叛亂失敗之後，政府處決了激進的反宗教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費雷爾（Francisco Ferrer），儘管他並非無政府主義者。這一案件引發了歐洲其他國家暴風雨般的抗議。和往常一樣，西班牙的不公之舉成了自由派良心的發泄口。1912年，一位叫曼紐爾·帕蒂納斯（Manuel Pardinas）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尾隨荷西·卡納來哈（José Canalejas）首相，穿越馬德里的街巷。當首相停下來張望太陽門廣場上一家書店的窗戶時，帕蒂納斯在背後射殺了他。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在費雷爾死後上任的卡納來哈計劃進行改革，以約束實力強大的教會和地主。但很顯然，在與社會的長期鬥爭中，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良知已經憤怒到了無法忍受的極限」，正如蕭伯納所寫的那樣。
在俄國，革命的傳統古老而深遠，絕望與希望並存。造反者與專制者之間有著漫長的戰爭，每一代人中都會有新的鬥士加入其中。1887年，乾草市場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執行絞刑，5位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也因為試圖炸死亞歷山大三世而被絞死。他們的領袖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Alexander Ulyanov）在法庭上辯護說，警察國家裡唯一可能的解決方式就是恐怖行為。他有三個兄弟、三個姐妹，都是革命者。其中一個弟弟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Vladimir Ilyich），發誓要為他報仇，把姓氏改為了列寧，動身投入革命。
19世紀90年代愈加動盪不安，革命者們深信暴動的時機即將來臨。最危險的統治者、能力很差的獨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年登基，隨後駁回所有要求立憲的懇求，認為這些要求是「荒謬的夢話」，這樣一來，民主黨人絕望，極端分子歡呼。城市中，剛剛工業化的勞動者罷工行動一個接著一個。總體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動力在世紀之交逼近俄國，就像月亮之於潮汐。人們感受到一種結束，一種開始，一個「打破沉默的時刻」。
所有對現狀不滿的團體都感覺到需要為行動而備戰了，他們要壯大所在黨派的力量，提出他們的計劃。但是衝突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頑強地堅持組織和訓練，而民粹派傳統的繼承者則信仰恐怖行為引起的自發革命。因此，兩個政黨在1897年和1898年逐漸成形。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是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後者的幾個團體在1901年合併成一個明確的黨派。
就接受組織和政黨而言，社會主義革命黨人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相信恐怖行為會促成革命。他們同樣認為革命是衝出地平線的太陽，未來的美好世界會在仁慈的陽光下自然成型。公眾習慣將無政府主義者等同於俄國人，俄國人對炸彈上癮是部分原因——自從1881年刺殺沙皇事件以來，炸彈似乎成了俄國的特有武器。另一部分原因是無意識的三段推論：俄國人是革命者；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者；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是俄國人。確實有一些正統無政府主義者的小團體從克魯泡特金處獲得靈感，在日內瓦和巴黎發行俄語雜誌，但他們在俄國本土的力量並不大。
1902年，高爾基在《底層》中寫盡了俄國的悲痛、潦倒和絕望。「人一定要活得更好！」劇中喝醉的紙牌作弊老手哭喊道，「要更好。」他在找詞語，找意義，找哲學，但他只能重複「要更好」。為了這個目標，1901—1903年，社會主義革命者的恐怖小分隊（Terror Brigade）暗殺了教育大臣博格勒波夫（Bogolepov），指揮秘密警察的內政大臣希皮亞金（Sipiagin），以及殘暴鎮壓烏拉爾煤礦罷工的烏法州州長波達諾維奇（Bogdanovitch）。1904年6月15日，日俄戰爭進行中時，他們又殺掉了內政大臣文澤爾·馮·普列韋（Wenzel von Plehve）——俄國人民最為仇恨的人。如果說普列韋和沙皇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他更堅定地信仰並維護獨裁政體，不允許對民主進程有任何讓步。他唯一的政策就是粉碎厭惡政權的人。他逮捕革命者，查禁正統「老信徒」，限制「zemstvos」，即鄉鎮政府，將猶太人作為犧牲品，強制地俄化波蘭人、芬蘭人和亞美尼亞人。這麼做的結果是增加了沙皇政府的敵人，並使他們確信決定性轉變的必要。
普列韋最喜歡的方法是將公眾的不滿轉移，用一位同事的話說，「我們要用猶太人的鮮血淹死革命」。受特工的刺激，在警察寬容的注視下，基什尼奧夫（Kishinev）的俄國公民在1903年逾越節中突然對永遠的替罪羊發了狂，燒殺劫掠家庭和店鋪，褻瀆猶太教堂，從一個白鬍子拉比的手中搶奪並撕碎了猶太聖經。這位拉比沒有震驚很長時間，就被異教徒們用棍棒和長靴殺死了。基什尼奧夫的集體迫害不僅在全世界廣為傳播，也成功刺穿了恐怖小分隊的領導者埃夫諾·阿瑟夫（Evno Azev）的皮膚，他當時受僱於秘密警察，正好也是猶太人。阿瑟夫小心翼翼，沒有使刺殺普列韋的計劃泄露。刺殺任務圓滿完成，俄國舉國震驚。重重一拳打在了以普列韋為化身的體制之上。這件事太不吉利了，以至於普列韋的繼任者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親王（Prince Svyatopolk-Mirsky）將殺手流放到西伯利亞終身勞役，而沒有被判處死刑。他認為溫和的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此後半年，1905年1月，冬宮門前發生了被稱作「血腥星期天」的大屠殺。軍隊向一群想向沙皇請願立憲的工人開火，1000多人被殺。恐怖主義者開始制訂計劃暗殺沙皇和他的兩位叔叔——該對這次屠殺負責的弗拉基米爾大公（Grand Duke of Vladimir），和據說對沙皇的決策最有影響力的謝爾蓋大公（Grand Duke of Sergei）。作為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以殘忍野蠻的統治，反覆無常而又盛氣凌人的個性，極端獨裁到精神錯亂的境界而聞名。據一位英國觀察家所言，「他的殘酷惹人注目，甚至在俄國貴族中間，也以古怪的惡行聞名」。阿瑟夫受僱於警察系統的同時，也是恐怖小分隊的領導者。他必須促成小分隊的行動，不然也難保其在警察眼中的價值。1905年2月，謝爾蓋被一個名叫卡里亞夫（Kaliaev）的年輕革命者的炸彈炸飛。爆炸後現場一片廢墟，卡里亞夫身著藍色大衣紅圍巾，屹立其間，除了臉上在流血外，絲毫沒有受傷，而大公及其車馬只剩下「一堆20厘米至25厘米的不成形的碎片」。當天晚上，沙皇聽到消息後，照常下樓吃飯，沒有和誰提起這場謀殺。但是，據一位在場的客人說，「晚餐之後，沙皇和他的妹夫在客廳玩耍，看誰能把對方從細長的沙發上擠出去」。
1905年4月，法庭上的卡里亞夫纖細、憔悴，眼窩深陷。他對法官們說：「我們屬於兩大交戰的陣營……兩個激烈碰撞的世界。你，是資本和壓迫的代表；我，是人民的復仇者之一。」當時的俄國被戰爭包圍，國外的敵人是日本，國內的敵人是在公開造反的國民。「這一切意味著什麼？這是歷史對你們的審判。」當法官宣布死刑的結果時，卡里亞夫希望行刑者能有勇氣將死刑過程公開。「學著去直視革命的進程。」他對法庭說。但是他的絞刑是午夜後在監獄執行的，他身穿黑衣，屍體被埋在監獄的牆下。
10月，革命來了。謀殺馮·普列韋和謝爾蓋大公的這種行動宣傳刺激大眾做好了暴動的準備。革命的領導者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也不是社會民主黨或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一場巴枯寧想像中的自發的革命，只是他並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與工團主義的理論一致，一場大罷工引發了革命，趁沙皇政權驚詫之時成功使其妥協，答應立憲和成立國會（杜馬）。儘管這些讓步後來都被撤銷了，革命也在政權恢復後遭到殘酷的鎮壓，工團主義者還是受到了激勵，堅持走大罷工的「直接行動」路線，無政府主義者也積極加入到產業工會中。恐怖小分隊在俄國又完成了幾起暗殺事件，直到阿瑟夫的身份在1908年暴露，小分隊才在震驚下解散。1911年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被殺後，羅曼諾夫王朝的暮光變得十分暗淡，人們已經分不清究竟殺手是真正的革命者，還是警方的密探了。
不管它的行動是多麼自我局限，夢想是多麼不切實際，無政府主義狠狠地將社會兩大分野間的鬥爭戲劇化。在特權的世界裡，它喚醒了社會良知；在抗議的世界中，它傳遞能量給工團主義，在工會組織的權力鬥爭中加入了暴力和極端的元素。這是一個吸引人們追隨的理念，但由於其內在的矛盾，人們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協調一致，展開行動。這是作為個體的人的最後一聲呼喊，為了個人自由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後一次期待，衝著步步逼近的國家揮動的最後一個拳頭。不久之後，國家、政黨、工會、組織就要包圍過來了。
[1] 即無政府，構詞取「無——統治」之意。
[2] 愉悅山（Delectable Mountains），朝聖者的避風港，英國作家約翰·班揚（1628—1688）在基督教寓言《天路歷程》中提及。
[3] 指《聖約·新約·馬太福音》所說的：「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4] 該詞的法語開頭與維里相同。
[5] 即巴塞羅那。
[6] 此處指火刑處死10萬人的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 威廉·羅塞蒂（William Rossetti）：英國作家、批評家。
[8] 指美國新聞界為美西戰爭製造輿論，詳見本書第三章。
[9] 即無政府主義。
[10] 指《聖經·舊約》中力大無比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