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第一章 權貴 英國：1895—1902
西方世界最後一個正常運轉的貴族政府於1895年6月在英格蘭成立。當時，英帝國正處於巔峰，大獲全勝的保守黨所組成的內閣也符合帝國光彩奪目的形象。內閣成員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大地主們，世代承襲對國家的統治。作為上等公民，他們覺得有捍衛國家利益、管理國家政事的義務。他們的統治正是出於義務、傳統和習慣——以及他們所理解的，與生俱來的合法權利。
擔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對父子曾依次做過伊麗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戰爭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級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喬治三世時代的首相，祖父曾為三個君主的六個內閣服務過。樞密院議長是一位在十一個郡內擁有18.6萬英畝（約7.5萬公頃）土地的公爵，祖上從14世紀就在政府供職了。他自己也在下議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絕擔任首相。印度事務大臣的父親是位公爵，其祖傳宅邸是蘇格蘭王羅伯特·布魯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時在議會任職。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傑出的鄉紳，有個做公爵的連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過查理二世手下的倫敦市長，自己當議員也有27年了。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諾曼底追隨者帶到英國來的，8個世紀以來這個家族堅持不接受爵位。愛爾蘭總督是位伯爵，也是威靈頓公爵的侄孫及大英博物館的世襲理事。這屆內閣中還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兩位準男爵。六個下議院議員中，有一位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有一位鄉紳的家族從16世紀起就在議會中代表同一個郡；作為下議院領導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繼承了400萬英鎊的蘇格蘭遺產；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內閣成員是鳥巢中搗亂的杜鵑，他是來自伯明罕的製造商，被普遍認為是英格蘭最成功的人。
除去財富、頭銜、大片土地和名門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黨人的話來說，新的政府還擁有令反對派自由黨抱憾的「豐富人才和驚人能力，強大到令人難堪的地步」。他們安穩地棲息於權力的寶座，在下議院選舉中占據多數，還永久地擁有上議院的多數席位，占了五分之四。連這位反對派也承認，保守黨的地位「無懈可擊」。
為這個政府增色的，還有1886年因為反對格萊斯頓先生堅持愛爾蘭自治而退出自由黨的輝格派貴族。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們的保守黨親兄弟一樣認為與愛爾蘭的聯合神聖而不可侵犯。在德文郡公爵、蘭斯頓侯爵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帶領下，他們直到1895年仍保持獨立；當他們加入保守黨時，為了彰顯結合二者的政策，兩個集團以統一黨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除了張伯倫之外，這個聯盟表明，幾個世紀的血統和經驗、擁有土地和統治是分不開的。自從撒克遜人的首領集合，在第一次國民大會上給國王提建議以來，英格蘭的地主們就開始派遣成員去議會，並在各自的郡內擔任郡長、治安法官、民兵長官。他們在對大片土地的占有中學習了統治的經驗，然後，就像海狸築壩一般，毫無疑問且無可規避地承擔起對國事的管理。這是神授的任務，是他們註定的使命。
但威脅還是來了。來自底層日漸嘈雜的抗議聲；來自反對黨中的激進派，談論著要給土地的自然增殖徵稅；來自贊成地方自治的人，想把為英格蘭貢獻頗多收益的愛爾蘭島分離出去；來自工會主義者，探討在議會中的工人代表，要求罷工的合法權利，不然就要干擾經濟力量的自由；來自想把財產國有化的社會主義者與想廢除財產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自新興的國家和海外的陌生挑戰者。隆隆的響聲還很遙遠，但它發出了令台上的統治者不得不聽的音符——變革。
穩固地紮根於變革之路，謹慎、精明地操縱時局，又對維護現有秩序充滿信心的是這樣一位貴族：他是牛津大學的終身校長，兩度掌管印度事務部，兩度任外交大臣，而如今第三次擔任首相。他就是羅伯特·阿瑟·塔爾博特·加斯科因-塞西爾（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在他的家族譜系中，是第九代伯爵、第三代侯爵。
索爾茲伯里勳爵既是他所屬階級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當然，作為特權階級的成員，他才有資格與眾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約1.93米），年輕的時候又瘦又難看，佝僂且近視，頭髮的顏色比一般的英國人要黑很多。如今65歲的他，年輕時瘦削的身材已發福，肩膀變得寬闊許多，佝僂卻顯得更厲害了，他那沉重的光頭加上滿面捲曲的花白鬍子似乎給肩膀增加了不少負擔。他鬱鬱寡歡，極度聰明，有夢遊的習慣和他自稱為「神經風暴」的突發性抑鬱症。他說話刻薄不得體，心不在焉，厭煩交際，喜歡獨處，頭腦敏銳，生性多疑，思考積極，被稱作是「英國政壇的哈姆雷特」。他凌駕於慣例之上，拒絕在唐寧街居住。他篤信宗教，愛好科學。每天早飯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禮拜堂祈禱，還在家裡搭建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進行獨立的科學探索。他利用哈特菲爾德的河流建造了一個發電站給他的莊園供電，甚至沿著家裡的橫樑布線，建成了英國第一個電氣照明系統。當電線閃光、劈啪作響時，他的家人會往上面扔坐墊，然後繼續談話和爭論，這已成為塞西爾家的習慣動作了。
索爾茲伯里勳爵不喜歡運動，也甚少關心人。高度近視更使他疏遠了與別人的聯繫，有一次他沒認出自己內閣的一名成員，還有一次沒認出自己的管家。布爾戰爭快結束時，他拿起一張愛德華國王的簽名照，沉思一陣後說道：「可憐的布勒（指戰爭開始時的總司令），把那兒搞得一團糟。」還有一次，他把一個頭銜稍低的貴族當成了陸軍元帥羅伯茨，與其就某軍事問題交談了很長時間。
至於上流英國人的另一自我、最親密的伴侶和長久的掛心之物——馬，索爾茲伯里勳爵根本不屑一顧。馬對他而言「不過是個代步工具，而馬本身還是很不方便的附屬品」。他對捕獵也毫無興趣。議院閉會時，他既不去北方曠野獵殺松雞，也不去蘇格蘭森林跟蹤鹿只。當禮節要求他去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侍候皇族時，他不願散步並「斷然拒絕欣賞風景和鹿」，維多利亞女王的私人秘書亨利·龐森比（Henry Ponsonby）爵士這樣寫道。他要求龐森比把他在那座陰暗城堡的房間溫度保持在華氏60度以上，不然他就要去法國度假；索爾茲伯里勳爵在里維埃拉的博利厄有一棟別墅，那裡可供他操練流利的法語並沉醉於《基督山伯爵》中。他告訴大仲馬的兒子，這是唯一一本能讓他忘掉政治的書。
他對運動的認識僅限於網球，但年老時，他發明了自己的鍛煉方式，即清晨在聖詹姆士公園或家門口騎三輪車。他在哈特菲爾德莊園內特地為這項運動鋪設了水泥路。此時的他會戴一頂墨西哥闊邊帽，穿一件中間有洞的無袖短披風，打扮得像個教士。陪伴他的年輕馬車夫會把他推上小山丘，然後下坡時「跳到車後」，把手搭在首相的肩上。於是斗篷飛揚，車輪颼颼，越蹬越遠。
位於倫敦北方20英里（約32千米）的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爾德，是塞西爾家族300年來的家。詹姆士一世在1607年把它交給他的首相羅伯特·塞西爾——索爾茲伯里伯爵一世，以交換他所喜愛的塞西爾家族的另一處產業。伊麗莎白女王曾在此處度過童年，這也是她得知繼承王位的消息後第一次開會議事的地方。當時，她任命威廉·塞西爾（伯利勳爵）為國務總監。宅邸內的「長廊」有著雕刻精美的鑲板牆和金箔天花板，長達180英尺（約55米）。以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板命名的「大理石禮堂」像珠寶箱一般熠熠生輝，有著手繪、塗金的天花板和來自布魯塞爾的織錦。紅色的「詹姆士國王客廳」掛滿了肖像畫家羅姆尼、雷諾和勞倫斯為塞西爾家族成員所作的全身畫像。藏書室從地板、走廊到天花板擺滿了一萬卷由皮革和犢皮紙裝訂的書冊。其他的房間裡保存著傳說中寄給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的銀匣子信箋、西班牙無敵艦隊的鎧甲、被砍頭的國王查理一世的搖籃，以及詹姆士一世和喬治三世的肖像。外面是紫杉樹籬，修剪為雉堞狀的城垛模樣，以及令散文作家皮普斯驚嘆的花園：他從未見過「這麼多美好的花，醋栗和肉豆蔻一般大」。門廳上懸掛的是滑鐵盧戰役中繳獲的旗幟，這是威靈頓公爵的禮物。他是位常客，對首相之母——第二代侯爵夫人十分崇拜。為了表示對她的尊敬，威靈頓公爵穿著畫有哈特菲爾德獵犬的狩獵衣征戰。侯爵夫人一世的肖像畫是約書亞·雷諾茲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畫的。這位侯爵夫人直到85歲去世前仍在打獵。那時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馬鞍上，由馬夫陪伴，後者的任務是在馬匹接近柵欄時大叫「跳啊，該死的！夫人，跳啊！」
正是這位不同尋常的人恢復了塞西爾血統的元氣。在伯利勳爵和他的兒子之後這個家族就沒能再青出於藍了。相反，據一位塞西爾家族的後代所說，後繼世代的普遍平庸僅被「極其愚笨」的情況打破過。不過，第二代侯爵的確是個精力充沛、很有本事的人。強烈的公共責任感使他在19世紀中葉的幾個保守黨內閣供職。他的次子羅伯特·塞西爾1895年當選首相。而他又陸續生了五個出人頭地的兒子。其中一個當了將軍，一個成了主教，一個是國務大臣，一個是牛津的下議院議員，還有一個，通過在政府任職，自己贏得了貴族頭銜。被塞西爾家族的紀錄所感動的伯肯黑德勳爵讚嘆道：「人和馬差不多，說起來都有遺傳的規律在起作用。」
早在1850年的牛津，同伴們就認為當時還年輕的羅伯特·塞西爾終有一天會成為首相，儘管他的觀點十分強硬——或許，不容妥協的姿態正是他成為首相的原因。一生中，他從未想過克制自己的觀點。他年輕時的講話就十分刻毒、傲慢；迪斯雷利也說，塞西爾不是「字斟句酌的人」。「索爾茲伯里」成了政治上言行魯莽的代名詞。他曾把愛爾蘭人比作非洲土著，說他們沒有自治的能力；某個印度出生的議會候選人被他稱為「那個黑人」。對於莫利勳爵來說，讀塞西爾的演講詞是一種享受，因為「這其中定有一處極其魯莽的言辭值得銘記」。這些是否偶然得來已無從證實，因為索爾茲伯里勳爵演講時不帶筆記，要講的內容已經在他的腦中組織好了完美清晰的句子結構。在那個年代，演講的藝術被視為政治家的必備工具，對著稿子講話的人都是可悲的。索爾茲伯里勳爵說話時，「每個句子似乎都不可或缺、清楚明白，對他的論點極為重要，就像身體對於運動員一樣」，一位同道如是說。
在公眾面前，對著一群他毫不關心的人講話，索爾茲伯里是笨拙的。但在上議院和同僚對話時，他卻如魚得水，應對自如。他聲音洪亮，間或改變語調，從冰冷的嘲諷到令人畏懼的挖苦。當一位新近加封的輝格黨成員走上上議院的講壇，做華而不實、裝腔作勢的演說時，索爾茲伯里問邊上的人說話者是誰，對方耳語著告之身份後，卻得到響亮的回答：「我還以為他死了呢。」聽別人講話很容易令他厭倦，一無聊他就開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還有的時候，他會從地上抬起腳跟，不停地抖動膝蓋和腿，一次可持續半小時。如果在家中被訪客打擾了清閒，他甚至會抖得震動地板，令家具嘎嘎作響。而在議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這種抖動令他們產生暈船的感覺。假如腿是閒著的，他修長的手指又會動起來，不斷地旋轉或反轉裁紙刀，咚咚咚地敲擊膝蓋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從不外出吃飯，除了在他倫敦阿靈頓街的房子裡舉行的一兩次政治招待會、偶爾參加哈特菲爾德的遊園會外，也沒什麼娛樂活動。他不去保守黨的官方俱樂部卡爾頓，而去一個叫青年卡爾頓的地方，那裡為他單獨提供了午餐桌，藏書室里還掛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寫著「保持安靜」。他從早飯後工作到凌晨1點，吃完晚飯又返回辦公桌前，仿佛又開始了新的一天。他衣著乏味，經常還很邋遢，褲子和背心都是沉悶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絨長禮服卻油光鋥亮。不過雖然在衣著方面不太在意，他對修鬍子卻特別講究，會在理髮店的座椅上細心指導理髮師：「這裡再刮一點兒就好了」，於是，「藝術家及其創作對象對著鏡子凝視良久，品評成果」。
索爾茲伯里儘管伶牙俐齒，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私下裡和身份相當的同輩交流時，卻頗有個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輩的話來說就是：「很懂處世之道。」他很關心黨務細節，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孤傲。有一次他竟接受眾議院領袖的邀請，參與為保守黨支持者舉辦的傳統晚宴，這令所有人震驚。他提前要求對方提供每個客人的詳細資料。在晚宴上，首相憑藉對輪流栽種和畜牧業的專業知識傾倒了他的鄰座——一位有名的農學家。之後他又依次和每個客人愉快交談。快要走時，他還把私人秘書叫了過來說：「我覺得該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說的那個做芥末的人，我沒找到他。」
就連他政治哲學上的死對頭格萊斯頓也承認他是「私下裡的謙謙君子」。的確，此時的他既討人歡喜又有同情心，與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判若兩人。索爾茲伯里並不關心公眾對他的看法，因為在他看來公眾是無知的，他們的觀點自然也毫無價值。他完全忽視公眾，既沒有也不試圖培養那種會被冠以「梅花J」、「暈神」、「大長老」[1]之類的暱稱的，令政治家為普通人所熟知的親民風格。各類報紙，就連《笨拙》[2]雜誌上都只叫他「索爾茲伯里勳爵」，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名稱。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群氓的厭惡，「下議院也不例外」。自從進了上議院，他就再沒有聽過下議院的辯論，哪怕是在貴族旁聽席上；也沒有與下議院的成員聊過天。要是在上議院的講話中不得不提到下議院的某個人，他的腔調就會充滿高傲的蔑視。從下議院來聽演講的訪客把這種表演當作消遣。單單是這種外表上的姿態，就暴露了他內心強烈的權貴優越感。其實他對頭銜並不敏感，也懶得理睬榮譽或表彰。只是作為塞西爾家族的成員，作為更優越的階級的一員，他全身的每個細胞里都有種與生俱來的對統治能力的意識，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使他就這份生來的權利做出讓步。
按照慣例，他23歲時以世襲貴族的身份，從家庭掌控的選區經過毫無競爭的選舉進入下議院，在那兒服務了15年，5次代表同一選區都沒有遭遇競選，然後又是27年的上議院生涯，如此一來，他在爭取選票方面沒什麼個人經驗。他覺得自己不是對人民負責，而是為人民負責，負責照看、管教他們。他不會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只尊敬比他還要高的——君主。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歲的維多利亞女王，既作為她的臣民，又作為男人對她獻上騎士精神。即使他無法在巴爾莫勒爾堡掩飾自己的厭倦，為了女王，他也不至於表現得粗魯或唐突。
相應的，女王對他充滿信任，也去哈特菲爾德拜訪。正如她向卡朋主教所說的那樣：「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我最信賴的幾個首相之一。」迪斯雷利也無出其右。「腿腳總是不便」的索爾茲伯里是唯一被女王邀請落座的人。矮小而年邁的女王與高大魁梧、漸顯老態的首相，這兩個除了強烈的統治欲外毫不相似的人，竟也相互取得了對方的尊重與敬意。
索爾茲伯里對待不重要的國事就像對衣著一樣，態度比較隨意。有一次，兩個名字相似的神職人員出現在某教區主教的候選人名單上，索爾茲伯里選了沒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推薦的那一位。當這件事被人傷心地提起時，首相說：「哦，我肯定他也能當個好主教。」他只把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維持貴族的影響和行政權了。這不是為了維護貴族自身的利益，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是維繫整個國家的唯一要素，用以對抗正在崛起的、把國家「分裂為一大堆充滿敵意和猜疑的碎片」的民主力量。
在他看來，階級鬥爭和對宗教的漠視是最大的弊端。因此，他仇視社會主義。主要倒不是因為它威脅財產，而是它鼓吹階級鬥爭以及它的基礎——唯物主義。這在索爾茲伯里看來是對精神價值的詆毀。他並不否認社會改革的需求，但認為改革可以由各個現有政黨的相互作用、相互施壓來實現。比如，追究僱主工傷責任的「工人補償法令」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於1897年通過的。該法令因為私有企業的干涉，曾遭到某些保守黨成員的指責。
但對於任何為增加群眾政治力量而設計的提案，他都要與之一戰。當他還是次子，沒有繼承侯爵頭銜的希望時，他就在《季度評論》上接連發表了將近30篇文章，以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當時尚處19世紀60年代初，他才30多歲。對擴大投票權的新改革法案的呼聲不斷上揚，其時身為羅伯特·塞西爾勳爵的他持反對意見，宣稱保守黨有責任保護有產階級的特權，因為這是對抗數量眾多的平民們的「唯一堡壘」。擴大選舉權不僅意味著給工人階級帶來在議會裡的發聲權，在他看來，這種聲音會因為人多勢眾而主宰一切，這是「大眾們本不該有的能量」。他譴責自由黨人逢迎工人階級，「好像他們與其他的英國人不同」，其實不同之處只在於他們受過更少的教育，擁有更少的財產，而「與財產數量成反比的是濫用選舉權的機率」。他認為民主的運作會損害自由，因為在民主制度下，「熱情不是例外而是規則」，而讓「頭腦不習慣思考和不受紀律去學習」的人去實施冷靜而有遠見的政策「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寫道，在窮人中擴大投票權而對富人多收稅，會導致權力和責任的完全分離，「所有的稅金富人繳，所有的法律窮人定」。
他不贊成政治平等。有為數眾多的平民，也有「天賦的」領導者。「財富總是必須的，有的國家也看重出身。社會團體在情緒正常時，會仰仗那些擁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來進行支配和管理。」這些人有閒暇和財富，「因此他們的鬥志不會被貪婪所污染……他們符合貴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義……重要的是，國家的領導者應當從他們當中產生」。而且作為統治階級，「他們特別適合當領導，當然也就有充分的權利獲得政治優勢」。
因為篤信這種「上等人合適」的理念，當1867年保守黨政府擁護賦予城鎮工人投票權、使選民人數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時，37歲的索爾茲伯里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內閣。雖說進入內閣還不到一年，但他拒絕與在他看來背棄保守黨信條的人為伍。這場乾淨利落的黨派逆轉是迪斯雷利策劃的，目的在於「打擊輝格黨」、應對現實，克蘭伯恩勳爵（1865年，羅伯特·塞西爾勳爵在他哥哥去世後繼承了克蘭伯恩勳爵爵位）卻對此深惡痛絕。儘管這麼做可能會自毀前程，他還是辭去了印度事務大臣的職位，並在議院發表了尖刻而嚴厲的演說，譴責黨魁德比勳爵（Lord Derby）和迪斯雷利的政策。他請求黨員們不要為了政治優勢而做出最終會消滅他們階級的事。「社會團體的財富、智能和活力給予了你們權力，使你們為國家而自豪，也使得議院的抉擇至關重要。而這個權力會從數量上被徹底壓倒。」僱主和雇員發生利益衝突時，問題就會產生，要解決只能靠政治力量，「然而在那樣的政治衝突中，對抗的雙方是占壓倒性多數的雇員和孤立無援的絕望僱主」。後果是，「這個迄今為止為國家的偉大和繁榮貢獻良多的階級的力量，會被大幅削減甚至毀滅」。
一年後他的父親過世，他以第三代索爾茲伯里侯爵的身份進入了上議院。到了1895年，上述風波過去了將近30年，他的原則卻一點兒都沒變。不相信變化和進步，也不相信未來會比現在更好，他致力於以「無情的尖酸」來維持現有的秩序。他認為「頭銜原本就是權力的象徵，沒有權力的頭銜是贗品」，因而他堅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國時，會抵抗針對當時仍是顯而易見的階級象徵的貴族的再次進攻。他對迫近的敵人保持警惕，反抗著即將到來的時代。民主的壓力開始包圍，但尚未徹底封鎖。寇松勳爵（Lord Curzon）形容他是「英國上層與眾不同、強壯有力、不可思議、才華橫溢卻不願合作的重荷」。
索爾茲伯里侯爵的過多深思和遠見並沒有打擾統治階級的普通成員，他們並不太擔心未來；因為當下很令他們愉快。儘管屢受攻擊，時有微隙，但特權時代在19世紀末期，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下，似乎仍會長久持續。對於特權階層而言，生活看上去「安全而舒適……和平在土地上根深蒂固」。毫無疑問，威廉·哈爾考特爵士在1894年提出的預算案讓不少人心驚膽戰。這項預算案是格萊斯頓不太合格的繼承人羅斯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任首相時，由自由黨通過的。它引入了遺產稅，更糟的是，遺產稅的徵收還是分等級的：對於500英鎊的產業增收1%，而超過百萬英鎊的產業就要增收8%。所得稅也從原來的每英鎊交1便士增加到了8便士。儘管為了減輕打擊、均攤負擔，該預算案也對啤酒和烈酒徵稅，也就是說不繳納所得稅的工人階級也要對國家收入做出貢獻，但這並沒有消除遺產稅的鼕鼕鼓聲。以至於第八代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預測了一個時代的來臨：他在查特沃斯（Chatsworth）那樣的大莊園因為「無情的民主財政」而不得不被取締，而且，他會「在有生之年見證這個事件」。
但1894年還發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彌補了保守黨在預算案上的損失——那就是格萊斯頓退出議會以及政壇。年逾八旬的他最後一次推行愛爾蘭自治的努力在上議院失敗了。那一次上議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一大幫貴族，怒氣沖沖地投反對票。他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他的政黨，已經85歲的他，也走到了事業的盡頭。次年選舉保守黨大獲全勝，人們普遍感到愛爾蘭自治——用《泰晤士報》的話說——「那顆威脅到整個政治生命有機體的、格萊斯頓所播撒的病菌」總算被去除了，至少現在英國可以安頓下來，明智地關注和平與商業。「主導的影響力」（dominant influences）安全無恙地重掌政權。
奇怪的是，「主導的影響力」並非保守的《泰晤士報》的原話，而是格萊斯頓自己的。他也出身於擁有土地的貴族家庭，他從沒有忘記這一點，也不曾丟棄與生俱來的意識——財產就是責任。他在哈登（Hawarden）擁有7000英畝土地、2500個佃戶，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萬到1.2萬英鎊之間。在一封給孫子的信中（他的孫子是這份產業的繼承人），這位大革命者力勸晚輩收回前人因為債務而丟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為郡縣「領導力量」的昔日榮耀。因為，正如他所說：「失去主導的影響力是一個社會無法承受的。」沒有哪個公爵能把話說得更好。這正是保守黨地主們的意見，他們是格萊斯頓的死對頭，卻又在骨子裡和他擁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權使貴族「特別適合」（superior fitness）作為國家的領導者，而國家也需要他們。這一信條和新興的美國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裡，出身貧寒反而是額外的優勢；只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別著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惡，甚至兩樣都占。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國政府都是由有產階級掌權，英國人當然也就認為長期維持的教育、舒適和社會責任感是自然的營養品，哺育著「特別適合」的領導者。
正是這樣的條件使他們得以勝任管理者的職責。沒有別的地方像英國一樣視政府工作為正當和最高尚的紳士職業。為當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書可以是嚴肅的從政訓練，也可以是一位紳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麥克唐納爵士（Sir Schomberg McDonnell）所做的那樣。他是索爾茲伯里勳爵的私人秘書，也是安特里姆伯爵（Earl of Antrim）的兄弟。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業，特別是對於有才能的人而言。達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在1895年擔任英國駐法大使時，自學了波斯語，並在他的日記中記錄，那一年除了讀完11部希臘語的阿里斯托芬戲劇外，還背誦了波斯語字典中24000個詞條：「其中8000條記得很熟，12000條還不錯，還有4000條差強人意。」在護衛隊、輕騎兵或槍騎兵等精英團從軍也被有權勢的人所接受，儘管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顯薄弱者。不那麼富裕的人去了教會或海軍；律政和新聞是贏得權力必需的職業。但議院是做「特別適合」練習的首選場所。只有取得議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後取得內閣的席位。進入內閣後，權力、影響、樞密院資格、退休後的貴族爵位都可以獲得。由235位各界精英組成的樞密院儘管是禮儀性質的，卻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徵。貴族爵位仍是個魔法斗篷，可以將一個人從群體中區分出來。內閣官邸乃眾人垂涎之所，幕後操作緊張激烈，不為外人道。每次政權交替，最吸引英國社會注意力的便是組閣的複雜小步舞。俱樂部、會客室嘰嘰喳喳，幫派、聯盟分分合合，贏家戴著好運的冠冕，驕傲浮現。這項獎賞需要辛苦、長時間的工作，但部門運作的知識卻很少用到。大臣不會親手做事，他的任務是看著別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莊園沒什麼不同。細節問題諸如小數點——用財政大臣蘭道夫·丘吉爾勳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話說「那些該死的點」——不值得他關切。
索爾茲伯里勳爵的政府成員大部分（但並非全部）擁有世襲的土地、財富和頭銜。他們從政不是為了物質利益。確實，在他們來看，公共事務應當由（用索爾茲伯里勳爵的話說）不受「骯髒的貪慾所影響」的人來管理，這麼做必要且正確。作為議員的事業——當然是沒有薪水的——賦予人的是榮譽而非利益。下議院是首都、帝國和整個社會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國俊才。引領他們至此的不僅是抱負還有責任，更何況，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父親在議院，兒子就跟著來了，往往還同時任職。1895—1905年擔任下議院代理議長其後又升任議長的詹姆斯·羅瑟（James Lowther）家族作為威斯特摩蘭郡選區的代表差不多已經有6個世紀。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議會各待了半個世紀，他的父親也有25年。郡縣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圓70英里（約112千米）聞名的「那座房子」[3]家族在此聞名了幾百年，他從出生起就是候選人。因為候選資格、選舉，以及選舉獲勝後管理選區的所有花銷都要由議員承擔，代表人民出席議會這項特權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負擔得起的階層。1895年下議院的670名議員中，有420名是有閒的紳士、鄉紳、官員和律師。他們中的23人是世襲貴族的長子，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次子、兄弟、表親、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繼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後英國最富有的貴族。作為次級政府督導，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時站在走廊門前，脅迫或哄騙在場的議員表決。但他自己卻不被允許進入議院履行這項職責。用一位旁觀者的話說，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僕人」。看著「這位名字具有偉大歷史感、腰纏萬貫的繼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賤的工作」，更證實了貴族的政治責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誘惑力。
統治階級不只培養統治者，也產出和其他階級同樣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除去首相和帝國功臣，還有粗鄙莽撞、言談乏味的丑角。這些人在《笨拙》雜誌的漫畫中，只會談論馬甲和領飾；雙腿修長的近衛兵，對話內容僅限於「呃、嗯」的支吾聲；揮霍無度的敗家子自毀於酒精、賽馬和牌戲。當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們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沒做過。就連伊頓公學也有「討人厭的蠢材」，用一位伊頓校友的話說，「這些男孩舉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惡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許還退化墮落」。儘管在伊頓是個蠢材——可別和書呆子混淆了——30年後沒準就是樞密顧問官，不過也有當一輩子蠢材的。索爾茲伯里勳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爾·貝爾福（Cecil Balfour），因偽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亞，最後死在那兒，聽說是因為酒精中毒。
儘管發生過這些事故，統治家族並沒有懷疑過他們與生俱來的支配權，而且總的來說，這個國家的其他人也沒懷疑過這一點。里布爾斯代爾勳爵（Lord Ribblesdale）在1895年寫道，身為貴族「還是很受歡迎的」。這位大人可是個別具一格的典範。因為長得像攝政時代（Regency）的人物而被稱為「祖宗」；帥氣的他是英國權貴的完美榜樣，以至於善於頌揚格調和類型的約翰·辛格·薩金特[4]主動要求給他畫像。在這幅全身肖像畫上，他身著女王獵鹿犬官員的長款騎手服，頭戴大禮帽，皮靴閃耀，手持一卷打獵用的鞭。薩金特畫筆下的里布爾斯代爾以天然的高傲、典雅和自信凝望著世界，在他以後沒人能達到這個境界。當這幅畫在巴黎的沙龍中展出時，前往觀看的里布爾斯代爾被法國人認出來，崇拜他的人群跟前跟後，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喔唷，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英國爵爺。」
阿斯科特賽馬周的開幕式上，里布爾斯代爾帶領皇家儀仗隊走下草場。他騎著一匹亮麗的栗色馬，穿著深綠色外套，由一隻懸掛金帶的金色獵犬陪伴。這樣一幅景象，任何一個看見的人都不會遺忘。作為上議院自由黨黨鞭、倫敦郡議會積極分子以及國家畫廊的主要理事，他也分擔著管理國家的責任。像大多數同類人一樣，他與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階級，那些為紳士的運動和莊園服務的人很合得來。當女王給一位叫J·邁爾斯的獵鹿犬侍從頒發獎章，以感謝他50年來的服務時，里布爾斯代爾特地從溫莎騎馬去祝賀他，並留下來與邁爾斯夫人「喝茶談話」。正如他描述英國普通貴族時所說：「從小享受安逸的環境，容易培養出好脾氣……他們也許自我欣賞、自私甚至愚蠢，但不太會是性格乖戾、不為人喜的。事實往往恰恰相反。」儘管自由黨的報刊傾向於把世襲貴族描繪成「憂鬱地走路內八字、髮際線後退」的模樣，里布爾斯代爾認為貴族們仍然享有郡縣當地人的尊重。他認同郡縣利益，參與其事務，和佃戶、佃農、集鎮的商人保持相互友好的關係，除非犯了什麼大錯，否則還不至於「破壞古老姓氏的威望和久經考驗的合作」。但面對這番美好的局面，就連里布爾斯代爾也聽到了從遠處傳來的隆隆響聲，並於30年後為自己的回憶錄選擇了夏多布里昂的箴言：「我守衛著那種對自由強烈的愛，這對於壽終正寢的貴族意義非凡。」
仲夏是倫敦社交季的巔峰，上流社會自娛自樂，呈現盛世光輝。這幅景象對於一位從巴黎來訪的貴族來說是「在六七月份從奧林匹斯山降臨到英格蘭的天神間的競賽」。他們似乎「住在金色的雲上。就像樹葉天生要變綠一樣，他們對財富的揮霍懶散而自然」。緊緊跟隨著威爾斯親王的是「一隊白天鵝，修長的頸項支撐著飾以珠寶的優雅頭顱」。這群天鵝的名字分別是格倫康納夫人（Lady Glenconner）、萊斯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Leinster）以及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於80年代英年早逝的公爵夫人在歐內斯特·漢密爾頓勳爵（Lord Ernest Hamilton）的眼中「神一般高大……她美得令人頭暈目眩、難以置信」。她的後繼者沃里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arwick）作為「倫敦最漂亮的已婚女士」，其實是威爾斯親王的情人。一次有名的打鬧也是因她而起：查爾斯·貝雷斯福德勳爵差點兒給了他未來的君主一拳。在上流社會的雜誌上，她閃閃發光「仿佛一位女神，豐滿的輪廓上披掛著半透明的禮服，面容靚麗奪目、高傲而美好，她的名聲傳遍了這個平和之國黯淡的最深處」。她是名副其實的美人（Beauty），這是一個在當時可以給擁有者公眾知名度的神奇稱號。在某次穿越愛爾蘭的航行中，她因為暈船而躺下休息，快到岸時她的母親叫道：「快起來，黛西，外面一堆人等著看你呢！」
倫敦西區的巴克利和貝爾格萊夫廣場門前的行列從未中斷。除了垂死的人，大家都外出享樂。每一天開始於早上10點公園的馬嘯，結束於凌晨3點的舞會良宵。在海德公園的艾伯特和格羅夫納大門之間某個精心挑選的地點，上流社會小圈子的成員定會在此集結，相遇於早上的騎馬散步或下午茶和晚餐間的乘車兜風。倫敦仍保留著喬治王朝時代的風采。吊窗錘箱擺滿了明亮的花朵；房屋和廣場的名字也還保留著房主的姓氏——德文郡宅、藍斯頓宅、格羅夫納廣場、卡多根廣場。配有隨從的漂亮馬車充斥街巷。貴婦們駕駛著維多利亞馬車（車廂里還有坐得筆直的「老虎」陪同），給奢華的短腿馬輕巧的一鞭，然後在男性讚許的目光下經過俱樂部的窗沿。紳士們彼此感嘆：「看漂亮女人駕一對好馬穿越倫敦真是件賞心樂事。」另一條街道上，皇家近衛騎兵團在巡邏，他們身著緋紅夾克衫，白色馬褲，騎著黑色馬匹，馬勒和韁繩閃閃發光、叮噹作響。輪廓高大的雙輪馬車載著知名的政客和俱樂部會員穿行於大家門第和帕瑪街及皮卡迪利的俱樂部：保守黨人去卡爾頓（Carlton），自由黨人去改革家（Reform），英才俊傑去阿西納姆（Athenæum），運動家去特夫（Turf），喜愛與志趣相投者社交的紳士則去旅行者（Traveller’s）、懷特（White’s）、布魯克斯（Brooks’s）或布爾多（Boodle’s）。政府和帝國的事務當然要在「倫敦最好的俱樂部」——下議院——商談，這裡整個社交季都開放。它的書房、吸菸室、餐廳，它的僕人、侍從以及酒窖的質量都配得上紳士的身份。頭戴寬邊帽、長裙拖地的夫人小姐與議員和大臣們在俯瞰泰晤士河的庭院飲茶，一邊觀賞對岸尊貴的蘭貝斯宮殿（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公邸），一邊閒聊政治晉升與名利。
私人的餐桌由擬天冬草裝飾，每把椅子後都配有侍從。穿著白襯衫、燕尾服的紳士和淑女們交談，絹網薄紗雲一般籠罩著裸露的雙肩，精心堆疊的頭髮上佩戴星形勳章或華冠。談話是一門藝術，不可馬虎隨便——「對此道的擅長賦予人威望」。歌劇也因為精力最旺盛的資助人德格雷夫人（Lady de Grey）而成為時尚。在歌劇院，妮莉·梅爾芭（Nellie Melba）用天使般純粹的女聲和英俊的讓·德雷斯克（Jean de Reszke）表演愛情二重唱。一襲低胸天鵝絨在皇家包廂閃耀著夢幻的光彩，那是沃里克夫人，「靡菲斯特般猩紅的衣裙上只有幾顆鑽石」，頭上還有幾根猩紅的羽毛裝飾。人們嚴陣以待，想看看與她一同競爭倫敦最佳著裝獎的德格雷夫人穿了什麼。接著走上來的是德格雷夫人一行，被稱為「戴三重冠的波西米亞人」，其中可能包括梅爾芭夫人本人、威爾斯親王，以及——在致命的1895年之前的——奧斯卡·王爾德[5]。每晚都有持續到凌晨的政治招待會，或是開到次日拂曉的舞會。站在樓梯彎曲延伸處歡迎賓客的是德文郡公爵夫人或者倫敦德里郡夫人（Lady Londonderry），她們是上流社會的權威人物，身上的鑽石熠熠生輝。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個個都是英才俊傑。總管以洪亮嗓音宣告的名單是一場頭銜的狂歡：「公爵……殿下……大人……勳爵與夫人……大使閣下……」而樓下燈光照亮的廣場上，男僕正吆喝著送走某位老爺的馬車。
上流社會內部也分門別類，只是邊緣有所重疊，人員也有交混。最愛享受、玩得最痛快的是在馬爾伯勒宅的一撥兒（Marlborough House set），為首的那位雪茄不離手、大腹便便，凸出的漢諾威式面孔以短灰鬍子收尾，粗壯而堂皇，正是威爾斯親王。他兼收並蓄、喜歡交際，對於守寡的母親[6]定下的枯燥單調的皇家統治極為厭煩（所有為此受罪的人都是這個感受）。親王的貴族圈子向各種搗亂的局外人敞開，只要他們長得漂亮、有錢或有幽默感就可以來。美國人、猶太人、銀行家、股票經紀人，甚至製造商、探險家或其他風光一時的名流都曾光顧。親王的職業就是會見所有人：與他有私交的包括了這個國家最有能力的人，比如海軍元帥約翰·費希爾（John Fisher）爵士。說他從來不讀書，那是不厚道的謠言。的確，他最喜歡的當代作家是瑪麗·科雷利[7]，但他也「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當時還是中尉的溫斯頓·丘吉爾的處女作《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並親切地給作者寫了張便條，稱讚「描寫和語言總體上很好」。但一般而言，他的圈子並不歡迎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也不理解或欣賞智慧。箇中原因正如沃里克夫人所說，乃是上流社會（或者上流社會的這一部分）「不想被迫思考」。它熱愛享受、不計後果、沒有思想、瘋狂而奢侈。新成員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遭到嫉恨，特別是猶太人，「並不是我們討厭哪個人，他們當中的一些很有魅力甚至才華橫溢，但是他們都有頭腦、懂金融」。這一點令人加倍不安，因為上流社會最不願去想的就是怎麼掙錢了，他們只關心怎麼花錢。
與這個嬉鬧的小圈子相對的是「廉潔者」（Incorruptibles）——他們嚴格、保守，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家底深厚，認為親王的小圈子「庸俗」，而他們才是上流社會風氣的捍衛者。每個這樣的家庭都圍繞著一夥鄉下來的窮親戚，他們一代人才來倫敦一兩回，目的是帶一位女兒社交，要不然乾脆躲在18世紀不出來了。另一撥人是「知識分子」或「魂兒」（Souls）。他們聚集在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周圍，這位索爾茲伯里的外甥是倫敦最有才華、最受歡迎的，也是這一撥人的太陽和崇拜的焦點。他們這個群體很有文化修養，自恃聰明，自我欣賞起來沒完沒了。他們喜愛各自的陪伴，就像特別漂亮的男女喜歡在鏡子前精心打扮一樣。「你們總是坐在一起，探討各自的靈魂，」查爾斯·貝雷斯福德勳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1888年的一場晚宴上說，「索性就叫你們『魂兒』吧。」於是他們的名字就固定了下來。這位海軍上將查爾斯勳爵並非一縷幽魂，而是威爾斯親王小圈子中耀眼的點綴。儘管他娶了一位不同尋常的妻子，喝下午茶時戴著三重冠，在薩金特的肖像畫中有兩對眉毛。畫家曾簡單地解釋過，她確實有兩對眉毛，真的那對上頭還有用眉筆描著的另一對呢。
「魂兒」皆從政，而且幾乎都在索爾茲伯里的政府里擔任助理大臣。首屈一指的是喬治·溫德姆（George Wyndham），他寫了一本關於法國詩人的書，並為諾斯[8]翻譯的普盧塔克寫過導言。在貝爾福先生手下擔任議會私人秘書後，1898年被任命為戰爭部次官，儘管索爾茲伯里勳爵對此還有點兒不情願，「我不喜歡詩人」，他說。曾任外交次官，而後很快被任命為印度總督的喬治·寇松也在魂兒圈中。後來擔任戰爭大臣的聖約翰·布羅德里克（St.John Brodrick）也是如此。這兩位貴族的繼承人都因為被上議院強制開除而做過無謂的抗爭。其他成員都與坦南特（Tennant）家族有關聯：阿爾弗雷德·利特爾頓（Alfred Lyttelton）是板球冠軍、後來的殖民大臣，妻子（在她去世前）是勞拉·坦南特（Laura Tennant）；里布爾斯代爾勳爵，娶的是夏洛特·坦南特（Charlotte Tennant）；而無拘無束的老三馬格特·坦南特（Margot Tennant）和性格開朗的自由黨內政大臣阿斯奎斯（Mr. Asquith）結了婚。兩位前首相——格萊斯頓和羅斯伯里勳爵——都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同來的還有兩位未來的首相——貝爾福，以及新郎自己。有位特別受歡迎的成員叫哈里·卡斯特（Harry Cust），布朗洛（Brownlow）男爵的繼承人，同時也是位學者和運動員。他機智過人，聲名遠播，以至於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在飯桌上就受邀擔任《帕碼街報》（Pall Mall Gazette）的主編；他當即接受了邀請，並為這份報紙服務了4年。他最大的缺陷是對女人「致命的自我放縱」，因為他實在太有魅力，令女人難以抗拒。他的公職生涯受此拖累，後來沒能實現當初大家對他的期待。
上流社會狹小而同質，擁有土地必不可少。外來者要想闖入，定要先買個莊園住上一陣兒，然而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約翰·莫利（John Morley）還是內閣大臣的時候訪問了史基博（Skibo），那是安德魯·卡內基的房產，還建了個游泳池。他向陪同他的私人偵探徵求意見，這位偵探很有見解地回答道：「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暴發戶的品味。」
用溫斯頓·丘吉爾的話說，那「強勁而卓越的」兩百個世代統治英格蘭的家族成員，各個都互相認識，要不就有親屬關係。優越性和舒適的境遇強加給貴族和紳士們自我繁衍的責任，他們也喜歡大家庭：五六個孩子很正常，七八個不算罕見，九個或更多也不是沒聽說。阿伯康公爵（Duke of Abercorn），索爾茲伯里政府中喬治·漢密爾頓勳爵的父親，就有六個兒子、七個女兒；第四代利特爾頓男爵，格萊斯頓的連襟，阿爾弗雷德·利特爾頓的父親，有八個兒子、四個女兒；格萊斯頓手下的印度大臣阿蓋爾公爵（Duke of Argyll）有十二個孩子。兄弟姐妹相繼結婚，再婚也為數眾多，導致每個人都和幾十個家庭有親屬關聯。每天相遇在各自家中、在賽馬會、在狩獵場、在考斯（Cowes）快艇俱樂部、在皇家學院、在法庭、在議會的人們，多半是與他們的遠房堂兄妹、大伯、小叔、妹夫或連襟的叔叔、繼父的姐姐或那一邊舅母的侄子碰面呢。所以組閣時，內閣成員與首相沾親帶故難以避免，也就不能說是裙帶關係了。在1895年的內閣中，戰爭大臣蘭斯頓勳爵與喬治·漢密爾頓勳爵的妹妹結的婚，而蘭斯頓之女又嫁給了樞密院大臣德文郡公爵的侄子，也是這個爵位的繼承人。
有人說，英國的統治者「彼此在威斯敏斯特[9]之外都很了解」。他們曾在一起上學，去的是最受歡迎的兩個學院：牛津的基督教會學院或劍橋的三一學院。未來的首相在一同成長——羅斯伯里和索爾茲伯里勳爵在基督教會學院，緊鄰其後的貝爾福和亨利·甘貝爾-班納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在三一學院。不過貝利爾學院才是政治家的溫室。強大的院長班傑明·喬伊特（Benjamin Jowett）不加掩飾地將他的教育才華施展在聰明的本科生身上——「那些社會地位可以使他們當上高官的人」。基督教會學院直接被稱作「議院」（House），棲息著有錢有產的貴族。90年代統治英國的這批人還年輕的時候，學院的一把手是利德爾教務長（Dean Liddell），他長相英俊、風度翩翩且令人生畏，有個女兒愛麗絲，被一個名叫查爾斯·道奇森[10]的卑微的數學教師愛慕。「議院」的活動主要是獵鹿、賽跑、一種不那麼認真的板球運動以及「永無休止的晚宴，以及，與他們所認為的世界上最好的同伴共進晚餐」。
這些同伴晚年寫回憶錄時，前面的頁數會充滿腳註，指出作者學生時代的查爾斯、阿瑟、威廉和弗朗西斯就是「後來的帝國總參謀長」或「後來的南安普頓主教」或議會議長、雅典公使等。數年的交情使他們彼此熟悉，托別人幫忙也很自然。1898年23歲的溫斯頓·丘吉爾想參加蘇丹遠征，卻遭到該軍總司令赫伯特·基奇納（Herbert Kitchener）的堅決反對。但事情並非毫無希望。溫斯頓的祖父，第七代馬爾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曾在迪斯雷利的手下與索爾茲伯里共事。已經是首相的索爾茲伯里勳爵和藹地傾聽過這個年輕人的講話，也答應會幫忙。但這回事情緊急，溫斯頓決定依靠「我從幼年起就在社交場合見過很多次面的」私人秘書肖伯格·麥克唐納（Schomberg McDonnell）勳爵。在後者更衣準備赴宴時溫斯頓找到了他，講明原委，「這個殷勤的人便說『我馬上去辦』，然後果然丟下飯局出了門」。如此一來事情就解決了。
這些人受教育的模式完全一樣，而教育的目的也不一定在於科學的精神或精確的頭腦，而是「優雅的風度」，只有具備了這一點，才有資格做一位英國紳士，受教育者也必須不可動搖地將紳士身份視為人間之大善。這樣一來，作為紳士就有義務達到預期的標準。每個伊頓男孩的宿舍里都掛著巴特勒夫人那幅著名的、關於馬如巴山慘敗的畫[11]。畫中一位軍官上舉佩劍，高喊校訓「Floreat Etona」[12]，沖向死亡。由此可見，英國軍官們重勇輕謀的現象與伊頓灌輸的理念分不開。但是做一個伊頓人，就要「吸收一種輕鬆自然的優越感，擁有一種毋庸置疑的至高意識」。披掛著這層盔甲，他們對自己所在的世界平和而自信，對身處其外的人表示遺憾。某次，查爾斯·坦南特勳爵和同伴去打高爾夫球，當他們準備驅車時，被一個陌生人粗暴打斷，他擠過去把自己的球放在了球架上。震怒的同伴準備爆發，卻被查爾斯勳爵勸了下來，「算了，別對他生氣了。他應該不是個紳士吧，可憐啊可憐」。
這種奇妙的狀況成了所有歐洲大陸貴族們艷羨和模仿的對象（也許只有俄國人除外，他們說法語，不模仿任何人）。德國貴族忙著娶英國妻子，穿蘇格蘭粗呢和連袖大衣，而法國上流社會的中心是賽馬會（Jocky Club），成員們打馬球、喝威士忌；有法國薩金特之稱的厄洛（Helleu）為他們畫肖像，畫面上充滿獵狐者所穿的深紅色。
以馬術語言來想像他們的崇拜對象並非怪事。英國紳士若沒有馬是無法可想的。自從第一個騎上馬的人獲得高人一等的身高和速度（馬鐙發明之後還意味著額外的攻擊力），馬匹就把統治者和臣民區分了開來。騎在馬背上就是權勢的象徵，而世界上沒有哪個階級比英國貴族更看重馬，將其視為與生俱來的一部分。它[13]象徵著他們的能量。當時的一位作家想描述郡縣的寡頭政治形態，使用的也是馬術語言。他寫道，社會的組成一方面是「少數上流貴族，生來就穿著帶馬刺的長靴，而剩下的是昏暗的勞苦大眾，生來就被套上鞍具和韁轡，被騎跨、受支配」。
在1895年，馬仍然是上流社會不可或缺且無處不在的物事，就像僕人一樣，不過與後者相比，顯然備受珍愛。它提供了行動工具、職業和談論的話題；它激發愛、勇氣、詩與強壯的體力。賽馬是國王的運動，騎兵是戰爭的精英，而馬是這兩者的核心。一位英國貴族充滿鄉愁地回憶青年時代，那個年頭「我在馬鞍上思考人生，與天堂近得不能再近」。
周日晚上的塔特薩爾（Tattersall）走廊和歌劇院一般熱鬧。上流社會聚集此處，觀看要在周一賣出的馬匹。人們不是簡單地去紐馬基特（Newmarket）看賽馬，他們在那附近有房子，或者在集會時租房住一陣。比賽由賽馬會的三個執事掌管，他們做出的決定是沒有上訴空間的。索爾茲伯里政府的三位內閣大臣：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卡多根伯爵（Earl of Cadogan）和德文郡公爵都曾擔任過賽馬會執事。擁有一匹種馬並飼養賽馬要花費不少錢財。羅斯伯里勳爵娶了銀行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的女兒，在1894年當上了首相，同時還贏了德比賽馬大獎。他收到了昌西·戴普（Chauncey Depew）從美國發來的電報——「除了天堂你別無所求」。然而戴普低估了羅斯伯里，他在1895年和1905年又贏了兩次德比賽馬大獎。威爾斯親王在1896年得了獎，用的是體格健美的褐色馬「柿子」，由他自己的種馬培育；1900年他用「柿子」的弟弟「鑽石朱比利」再次獲勝；第三次是在1909年，用的是一匹叫「藤井」（Minoru）的馬，那時他已經是英國國王了。這也是賽馬大獎第一次被在位的君主奪得，艾普森全鎮歡悅不已。當代表皇家的紫色、鮮紅和金黃展現在塔特薩爾街角時，人群歡呼雀躍；當「藤井」與競爭對手肩並肩狂奔時，人們激動到了瘋狂的地步，看見它險勝時更是喜極而泣。他們衝破圍欄，輕拍國王的後背，緊握他的手，「甚至警察也揮動頭盔，不斷喝彩，把嗓子都喊啞了」。
著名的「鞭子」朗茲伯勒勳爵（Lord Londesborough）榮譽也不少。作為四輪馬車俱樂部的主席，外號「風頭人物」，其人相當優雅有派頭，打扮時髦，他的曳車馬也以「光澤，速度和風格」而聞名。曳車馬可不僅僅是裝飾品，還是至關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也不失時機，發泄暴躁的脾氣。1900年，查爾斯·達爾文的一位侄女出席羅伯茨勳爵（Lord Roberts）遠航南非的儀式時，她只看到船，而沒見到羅伯茨勳爵本人，因為「馬車必須中途折返，不然馬可能太累了」。而她的姨媽莎拉（也就是威廉·達爾文夫人）去劍橋買東西，路程一旦超過10英里（約16千米），就必須讓馬車先回去，她再搭乘出租馬車完成購物。
但騎馬打獵才是騎手真正的熱情所在。身邊跑著獵犬，在開闊的丘陵上騎馬飛奔的感覺就如威爾弗里德·斯科恩·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在一首十四行詩中所說的——「馬生雙翅，我成了神」。打獵的興奮、危險與美更是獵狐人永恆的追求：獵手號角尖嘯；獵犬興奮號叫；紅衣騎士奔跑川流，一襲黑衣的女士在橫鞍側坐；橫跨河岸、柵欄、石牆、溝渠的跳躍；甚至衝撞、斷骨和把人凍到發疼的冬旅夜歸路。如果說，在那個時代，作為有閒階級活著是一種幸福，那麼打獵則稱得上是一種狂喜。此項運動的愛好者——無論男女——一周中有五到六天都要出來打獵。據說拉特蘭公爵（Duke of Rutland）的私人牧師諾克斯先生在他的白袍子下穿著長靴和馬刺，「甚至在講壇上都想著馬」。公爵一家總能根據諾克斯先生的晨禱速度推測他當天是否打獵。
索爾茲伯里勳爵內閣受人歡迎的「護衛」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被視作英國鄉紳的典型。他對於自己在議院中作為農業利益的代表是非常重視的，但他同樣重視自己作為布蘭克尼獵犬隊馴馬師的身份，有時還分不清這兩個職責中的哪一個更優先。辯論或內閣開會時，他在官方紙張上畫馬以消磨時間。當他作為大臣需要出席質詢時間時，他會安排一輛特別列車，帶他去第二天打獵集結的地方。火車會在站與站之間停下，身穿白馬褲紅上衣的查普林先生走出來，爬上路堤，他的馬夫和馬匹正在那兒等著呢。由於他的體重有250磅（約110千克）以上，他總在尋找體格龐大，能扛得住他的馬，而且經常「在一天之內累壞好幾匹馬」。「看他騎著大馬，雷鳴般跳下柵欄真是一幅景觀。」有一回，草場被高高的樹籬圍住，唯一的空隙處栽著一棵小樹，被高度4英尺（約1.3米）的鐵籠保護著。「有人喊著要斧頭或刀，但是護衛正以40英里（約64千米）的時速衝過來，戴著單片眼鏡的他，除了樹籬的空隙什麼都沒看見。誰都攔不住他了，就連那棵小樹也不例外，因為他的重量再加上馬已經把樹給撞斷了，輕鬆得就像掰斷一根細棍一樣。他騎馬跑開，完全沒有意識到樹的存在。」
作為馴馬師，除了要維護自己的馬廄以外，還要負責育種和保養一群馬，這也不是小事。查普林先生熱情高漲，曾經奢侈到保養兩群馬，可以同時進行兩場捕獵，而且他還有一匹賽馬、一處在蘇格蘭的獵鹿林，與此同時，還要招待他那花錢大手大腳的朋友——威爾斯親王。最終導致他自我毀滅，丟掉了家產。1911年最後的一次打獵中，當時已經70多歲的他被拋下了馬背，摔在地上，斷了兩根肋骨，肺部也被刺穿。但在被抬回家之前，他還堅持要在最近的村莊停留，給下議院的保守黨黨鞭發電報，以告知他將無法出席晚上的選舉。
後來進入內閣，成為愛爾蘭政務司長的喬治·溫德姆也與查普林先生相似，在打獵愛好和政治責任之間難以取捨。溫德姆的特殊情況是，這份責任多少還有野心的成分，因為他非常想當首相。再加上他也寫詩，並在藝術和文學上頗有造詣，人生對他來說確實充滿艱難的選擇。某個愛好打獵的朋友奉勸他「別為了政治而犧牲人生，要做給亨利·查普林看看，把年輕時美好的期待變成現實」。要拒絕這個建議、捨棄無憂無慮的生活並不容易。想想看，紳士們穿著粉紅色的上衣用早餐，戴著圍裙以保護他們粉筆一般白的馬褲；聖誕之夜，引用溫德姆的描述，「我們39個人一起吃晚飯」，第二天打獵的有30人。「今天大家又一起出去了……我們仨沖在最前面（跟在我們身後最近的也在50個馬身之外）。其餘的都不見蹤影。我們像雄鷹一樣展翅飛翔在草場。場面太激烈了，無法把自己的活動範圍限定在一碼之內。我們獵殺能逮住的任何東西，獵犬在我們周圍歡叫。誰也贏不了誰。真是好時光……這就是打獵的樂趣，什麼都無法與之相比。」
比獵狐的歷史更悠久，騎手最早的角色是在戰爭中。騎兵自認為是軍隊的精華，他們引人注目之處也確實更在於社會聲望，而非思考或想像力。他們「對自己很有信心」，一位曾經的騎兵軍官寫道，「那種超群的自信屬於這個階級、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加入軍隊的頭幾年，他們每天端著槍，每周從馬背上摔下頭著地，從而保持「一種長期麻木的糊塗狀態，這是每個騎兵軍官的追求」。駐紮在印度的軍隊在當地練就的馬球是騎兵們的愛好，騎兵訓練是他們戰略手段的頂點。英國的軍事領導人也是騎兵出身。他們對騎兵訓練的信賴不亞於對英國聖公會的信仰。騎兵軍官的典型形象是第十輕騎兵那格調不凡又平易近人的布拉巴宗上校（Colonel Brabazon）。作為威爾斯親王親密的朋友，他「聞名宮廷、俱樂部、賽馬場和狩獵區……是倫敦社交圈最耀眼的明星軍人」。身高6英尺（約1.82米），面龐乾淨勻稱，眼珠灰亮，下巴強壯，他漂亮的八字鬍連德國皇帝都會嫉妒。他的想法也與外貌相稱。1902年，作為義勇騎兵隊指揮官在國防委員會前為布爾戰爭的經驗教訓做證時，布拉巴宗將軍（他現在已經是將軍了）「詳細講述了他與敵人短兵相接的經歷，以及在交戰中使用騎兵的理論，令委員會震驚」。根據伊舍勳爵（Lord Esher）對國王的報告，布拉巴宗在陳述中「重申他對提供給騎兵的武器的長期質疑，並表明他對戰斧武裝突擊戰術的偏愛」。他以「標誌性的殷切口吻」做證，「描繪了騎兵在這種條件下突擊的生動場面，凍結了委員會成員的想像」。接下來他們又聽到道格拉斯·海格上校（Colonel Douglas Haig，其後升任南非戰爭騎兵部總參謀）對廢除長矛的提議的強烈譴責，並且他堅持認為arme blanche，即騎兵的馬刀，也是很有效的武器。
在鄉下的家中，在佃戶、佃農、莊稼和動物的圍繞下，整個地區的民生都由貴族的產業主導，「那座房子」是大頭，而村莊本身微不足道。貴族之家擁有土地，租賃出去並獲得收入，世代相襲。英國的權貴如魚得水，暢遊在天賦的環境中。從孩童起，他就沉浸於自然，陪伴他的是天空、樹木、田野、鳥雀，以及林地里的鹿。「生長的家園給了我們得天獨厚、超越一切的美景。」弗朗西斯·貝爾福夫人寫道。那些貴族莊園——馬爾伯勒公爵的宅邸布萊尼姆，德文郡公爵的查茲沃斯，彭布魯克伯爵的威爾頓，沃里克伯爵的沃里克城堡，薩克維爾家族的第諾爾莊園，索爾茲伯里家族的哈特菲爾德——有三四百個房間，一百個煙囪，房頂大得要以英畝計算面積。那些沒這麼豪華的宅邸通常居住的時間更久，比如雷尼紹，西特韋爾家族在此居住了至少700年。無論宅邸大小，房主從沒停止過改變房屋的布局，改進周圍的景致。他們移走或創造山丘，變出湖泊，改動溪流，通過樹木創造狹長的遠景，定格於大理石造的亭子，吸引眼球。
他們的房產數量也不斷增長。都市住宅、家族地產、第二處鄉村住宅、北方的狩獵屋、蘇格蘭的第二處狩獵屋，甚至在愛爾蘭有座城堡也不稀奇。索爾茲伯里勳爵除了哈特菲爾德和倫敦阿靈頓街的房產外，在肯特郡的迪爾有座城堡，在多塞特郡的柯藍伯恩有座莊園，在法國還有別墅。如果他喜好運動，恐怕還會在蘇格蘭買房，在艾普森或紐馬基特附近添置賽馬。大不列顛境內有115人各自擁有超過5萬英畝（約2萬公頃）的土地。這其中的45人土地數量超過10萬英畝，儘管這些土地大多位於蘇格蘭，無法耕種，產生的收入不多。大約有60到65人（都有貴族頭銜），擁有5萬英畝以上的土地，收入也超過5萬英鎊，這其中又有15人——7位公爵、3位侯爵、3位伯爵、1位男爵、1位從男爵——土地收入超過10萬英鎊。在擁有4450萬人口的大不列顛，2500位地主各自擁有超過3000英畝（約1214公頃）的土地和超過3000英鎊的收入。
收入低於160英鎊的人無須為所得繳稅，大約有1800萬到2000萬人屬於這個範疇。這些人中有300萬是白領或從事服務業——公司職員、售貨員、零售商、客店老闆、農場主、教師——平均年收入75英鎊。1550萬是體力勞動者，包括軍人、水手、郵遞員、警察，以及從事農業和家政的人，他們的收入不足50英鎊。「貧困線」估算是在每年55英鎊，也就是每周21先令8便士，以此供養一家五口人。大戶人家的傭人睡閣樓或沒有窗戶的地下室，農工則需付每周1先令的房租，而且清晨5點號角一響就要拿起鐮刀和犁開始工作，直到黃昏。房子一旦漏水或腐朽，只能仰仗地主派人維修。當他們年老體弱，無法繼續工作之時，除非地主願意為其養老，否則就只能去條件惡劣的救濟院了此一生。為家族產業服務的人——馬夫、園丁、木匠、鐵匠、送奶人，以及農工——他們也世代定居於所在之處，時間並不比主人短，卻「全心全意、滿腔熱情地」為其提供服務，「這甚至是他們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
打松雞的季節從8月開始，直到次年1月議會重開的這段時間是地主們的狂歡季，他們拜訪親朋好友的宅邸，舉行長達一周的聚會，客人從20到50人不等。而每個客人還要帶上自己的僕人，那麼東道主就要供養百十來號人。有一次在查特斯沃思，前來赴宴的竟有400多人，在此居住直到宴會結束那天。射擊是備受喜愛的消遣方式，也被認為是毅力和射擊技巧的體現。一架裝彈器、三四把槍，一大群驅獵夫不受限地擊落隱藏在樹林中的小動物，收穫滿滿。從這個郡到那個縣，再進出蘇格蘭，伴隨他們足跡的是無數死去的鳥和野兔。鄉紳們總是在路上：去桑德靈厄姆和親王射擊；去威爾特郡和博福特公爵打獵（穿藍色和淺黃而非紅裝），目標是蘇格蘭湖泊、懸崖和人跡未到的叢林中的鹿（「低一點兒，老爺，低一點兒」——查普林先生為了拉近距離以射擊雄鹿，不惜在地面爬行，蘇格蘭嚮導和他耳語道：「您的下盤太突出，恐怕鹿會看到您哪」）。這是聖誕宴和成年宴的保留節目，貴族們偶爾也會藉此在德國洪堡、法國馬倫巴換換口味。
早晨紳士們在曠野上瀟灑，淑女們則戴著帽子用早餐，穿著精美而慵懶的茶會禮服——「貼著金屬亮片的淡綠綢緞，黑貂褶邊領飾，薄絲輕紗」，統治下午茶時光。其後正式的晚宴當然要盛裝晚禮服參加。從早到晚，成群的僕人悄無聲息地走動，奉上早茶和《泰晤士報》，搬運洗澡水和壁爐煤塊，每天為花瓶更換鮮花，小聲說「閣下正在書房」，吃飯時間負責敲鑼，還要熬夜等候，為準備入睡的夫人小姐卸下緊身褡。
每個參加聚會的客人都有一個銅框鑲嵌的名牌，放在臥室門上，還有一張名片卡放在食品儲藏室的電鈴指示器旁。在分配房間時，眾所周知的私情要被考慮在內，即便肇事男女沒有承認。只要憤怒的妻子或戴綠帽的丈夫不引發公開的醜聞，這些組織內部的不忠就可被默許繼續。最重要的是，不能讓下層社會知道任何不端的行為。在這一點上有嚴格的準則。在封閉的統治階級，把任何成員的信息泄露給外人都是不可饒恕的罪過；絕對不能出現離婚法庭的上訴，任何對本階級名聲不利的宣傳都無法容忍。如果，令人遺憾的事情發生，比如丈夫完全拒絕在此事上妥協，並以行動相逼，整個上流社會的權威人士——甚至如果必要的話，包括威爾斯親王（儘管他這方面的履歷不佳）——都會集體出面，阻止事態發展。他們會提醒這位丈夫，他絕對不能以這番暴露來犧牲階級的利益，在庸俗大眾的凝視下保持體面和清白是他的責任。被懾服的丈夫只得順從，即便代價是20年不和他的妻子私下交談（有一對夫妻就是如此）。
在他們那紙醉金迷的世界，自我放縱是自然法則。晝伏夜出的波特蘭公爵（Duke of Portland）和脾氣暴躁的獨裁者西特韋爾勳爵（Sir George Sitwell）、威廉·伊登（William Eden）勳爵那樣有名的怪人不過代表了他們這個階級里隨心所欲的習慣走到了極端的人。但對於大多數有錢有勢者而言，擁有好脾氣並非難事，因為已盡一切努力讓他們不受打擾，生活得愜意舒適而美好。
結果他們更加高傲、不可一世。布拉巴宗上校某次乘火車遲到，被告知去倫敦的車已經開走，他指示站長：「那就再給我開一輛過來。」不願忍受在寒風中等車的待遇，或嫌站站停的慢車旅程太長的紳士們習慣買專列車票，平均每張25英鎊。這其中不少人，就像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從未見過火車票長什麼樣。女士們的連衣裙獨一無二，由沃斯或杜塞獨家設計，他們對每位顧客都專心投入，像給她們畫肖像一樣。「為了和別人不同」，英國出身的美女黛西，普勒斯王妃（Daisy，Princess of Pless）讓人在她宮廷服的裙裾上繡了「真正的紫羅蘭做的流蘇」，即透明蕾絲內襯藍色雪紡，再加少許金亮片。
在特權的哺育下，權貴們茁壯成長。索爾茲伯里勳爵政府官員中至少有五位重要的大臣身高6英尺（約1.83米），遠遠超過當時的正常身高。內閣中的19人中，只有兩位沒有活過70歲，有七位超過了80歲，還有兩位超過了90歲，而當時男性的平均壽命，如果從出生算起是44歲，從活過21歲的開始算起也只有62歲。特權供給的飲食給予了他們優良的品質，用沃里克夫人的話說：「這就是氣度！」
遠處不時傳來隆隆的響聲。他們隱約有些擔心以後出現的變革會掃了他們的興。紳士們在茶餘飯後談論民主的壯大和社會主義的威脅。報紙的漫畫上，英國佬約翰牛隔著籬笆，看著一頭名叫「工黨」的牛。大多數人意識到問題，卻沒有認真去想當前秩序之下的重大變動，但有一些人卻憂心忡忡。年輕的阿瑟·龐森比勳爵每天經過威斯敏斯特到滑鐵盧橋的築堤時，都看見「由無家可歸者和可憐的棄兒組成的骯髒人群，睡在長椅上」，他和他父兄的朝臣式傳統斷絕關係，成了社會主義者。沃里克夫人努力扼殺追求享樂的生活中產生的婆婆媽媽的疑惑，「像疾病發作似的，一再投入慈善事業」。她沉溺於此是出於「一種強烈的、要把事情辦好的願望，同時她也深信現在的情形是不好的、不公正的」。1895年，沃里克夫人讀到信奉社會主義的編輯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在他的報紙《號角》上寫的文章，抨擊在沃里克城堡舉行的、慶祝她丈夫繼承爵位的舞會。她怒氣沖沖地跑到倫敦，對抗她的敵人，而將滿屋的賓客棄之不顧。她向這位編輯解釋，沃里克的慶典聘用了許多因為天氣寒冷無工可做的人。布拉奇福德先生轉而向這位美麗的訪客解釋了生產性勞動的本質以及社會主義理論的原則。她回到沃里克，神情恍惚，並從此將精力、錢財和影響都用來傳播這些新思想，令她的小圈子痛苦不已。
但沃里克夫人是個例外，並非潮流。1895年的英國有著一種毫無矯飾的優越感，激起鄰國的怨恨。「光榮孤立」的態度不僅是心理狀態，也是既成事實。英國沒有特別擔心潛在的敵人，不承認結盟的必要性，也沒有朋友。在一個他國的精力不斷突破舊有的界限的世界中，這樣幸福的狀況是難以持久的。7月20日，索爾茲伯里政府成立還不到一個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戰，來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國。此事關係到英屬圭亞那和委內瑞拉之間長期爭議的邊境。委內瑞拉宣稱英國的領土擴張違背了美國的門羅主義，刺激美國撐開她著名的保護傘，並堅持仲裁。儘管美國總統格洛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擁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斷力及足夠的常識，他的國民卻自信心膨脹。正如英國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樣，法國衝著德國，英國衝著俄國，美國衝著英國發泄沙文主義情緒——英國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讓美國演說家踐踏」的國家。7月20日，克利夫蘭的國務卿理察·奧爾尼（Richard Olney）照會大不列顛，說，對門羅主義的漠視將被「視作對美國的不友好舉動」。而且，他不加掩飾地把美國描述為「控制局面的大師，在所有挑戰者面前都幾乎無懈可擊」。
在外交界，這番好鬥的語言令人稱奇，但奧爾尼卻是有意為之，因為如他所說，「在英國人眼中，美國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他認為「只有用爆炸效應的詞句才能起到效果」。但這番言語並沒有引起同時擔任外交大臣的索爾茲伯里勳爵的重視。他對這種刺激不屑一顧，就像他不會對裁縫突然提出的決鬥要求做出反應一樣。外交政策是他20多年來的專長。1878年他陪同迪斯雷利參加柏林會議，縱橫捭闔於糾葛多年的近東問題。他處理的方法不同於受威爾斯親王仰慕的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後者「既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堅決果斷」。但外交事務已不再像帕默斯頓勳爵得勢的年代那般直截了當了。索爾茲伯里勳爵並不追求戲劇性的成功。他說，贏得外交勝利靠的是「一系列微小的優勢；這裡一項明智的建議、那裡一次適時的禮儀、這一瞬間聰明的退讓、那一刻富有遠見的堅持；戒備不懈的機敏手段、堅定不移的沉著和耐心，不會被任何愚蠢、刺激或錯誤而改變」。但他認為，不值得在民主的美國身上使用這些高雅的策略，正如同他認為賦予工人階級選舉權是太抬舉他們了。他直接把奧爾尼的照會擱置4個月。
當他終於在11月26日回復照會時，不過冷冷一語：「委內瑞拉的爭議邊界與門羅總統處理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並斷然拒絕仲裁「在委內瑞拉共和國出現之前就屬於英國王室的邊境」。他甚至懶得理睬外交的首要原則：留有協商餘地。這種斷然的冷落連克利夫蘭都吃不消了。在12月17日給國會的通信上，他宣布美國調查委員會已經研究並確定了一條邊境線，英國超越此線的任何擴張都將被視為「故意侵犯」美國的權利和利益。克利夫蘭成了英雄，主戰的旋風席捲美國，紐約《太陽報》宣告「戰爭必要」。「戰爭」一詞被任意使用，好像它只是關係到遠征印第安易洛魁人或非洲巴巴利海盜。
英國驚愕了，政黨之間意見迥異。自由黨為索爾茲伯里勳爵傲慢的口氣而羞恥，保守黨為美國的放肆而憤怒。「任何一個有帝國本能的英國人，」保守黨記者及小說家莫利·羅伯茨（Morley Roberts）在不可避免地致函《泰晤士報》時寫道：「都會對門羅主義嗤之以鼻。南北美洲的最強者是英國而不是美國；只要我們不離開，沒有哪只共和國的狗敢叫。」雖說語氣上過了火，但憤慨之情卻是真切的。雖然大西洋兩岸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荒謬，火藥味卻不斷升級，血液也沸騰起來。權力與繁榮中產生的侵略性很難終止，幸運的是，第三方勢力轉移了注意。
沒有誰比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更能引起其他國家的憎惡了，以至於他被稱為那個時代的催化劑。他始終迫切地要強調自己和德國的重要性，要起作用，要亮個相，要扭轉歷史的軌跡，他從不錯過任何機遇。他渴望擁有重大影響力，事實通常也正是如此。
1895年12月29日，德蘭士瓦（Transvaal）的布爾共和國與英國的開普殖民地之間經年累月的衝突終於在詹姆森突襲行動中爆發了。英國是名義上的宗主國，布爾共和國實際是個獨立的國家，它阻礙英國往非洲南下的行軍，也壓迫著在南非的僑民（Uitlanders）——包括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淘金者，他們大量聚集並安頓在德蘭士瓦，直到有一天在人數上超過了布爾人，但是並沒有獲得投票權或其他任何公民權利，他們為此而委屈抱怨，騷動不安。受帝國主義急躁的天才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的啟發，詹姆森博士率領600名騎手來到邊境，欲掀起廣大僑民的起義，以推翻布爾政府，將南非共和國歸入英國的統治。他的軍隊受到包圍，並在三天內就被抓獲，但他的使命卻引發了一連串事件，全部影響將在四年之後才顯現。
這個時刻給了一直留意的德國皇帝趁虛而入的機會。他致電布爾共和國的克魯格總統，祝賀他在「不藉助友好的外力」的情況下擊退了入侵者。言下之意很明顯，他們可以在以後利用這樣的幫助。霎時間，英國人注視的目光就像網球賽場觀眾的頭一樣，從美國轉向了德國；英國人的憤怒也從克利夫蘭總統——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危險人物——轉移到了德國皇帝身上，後者扮演這個角色是再合適不過了。他最懼怕的就是德國最終被包圍，而克魯格電報為促成此事功不可沒。它所顯示的敵意令英國人震驚。從那時起，英國的政策制定者開始擔心，看似光榮的孤立是否會造成危險的後果。
1895年是充滿震驚的一年。就在保守黨上台的兩個月前，還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震驚了整個社會。根據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條對奧斯卡·王爾德的審判和定罪——男性之間有傷風化罪——毀掉了一位卓越的作家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頹廢心境。
頹廢是什麼？兩年前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引起廣泛討論的著作《墮落》深化了這個概念。諾爾道以600多頁的皇皇巨著，不斷升級的歇斯底里追溯到：頹廢這一現象潛伏於左拉的現實主義、馬拉美的象徵主義、梅特林克的神秘主義、瓦格納的音樂、易卜生的戲劇、馬奈的繪畫、托爾斯泰的小說、尼采的哲學、耶格博士（Dr. Jaeger）的羊毛衣、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女性服裝、瘋狂、自殺、神經疾病、毒癮、性放縱之中。所有這些聯合起來，造成了一個缺乏自控、紀律或羞恥心的社會，「向既定的滅亡前進，因為這個社會已筋疲力盡，無法完成偉大的使命」。
遵守頹廢派守則的王爾德，已經埋頭致力於自我毀滅了。作為唯美主義者、享樂主義者和智者，他迄今為止都被成功的琺瑯保護著。他無與倫比的言談使他的朋友著迷，正如他的戲劇作品令公眾著迷一樣。但他藝術家式的自大演變為自負，胃口也越來越大，身材因而變得肥胖鬆散，還長了雙下巴，一位朋友也說：「他所有不好的地方都逐漸在他的臉上顯現出來。」成功也沒能使他滿足，因為饜足意味著他必須去品嘗毀滅的終極感覺。「我是個問題，」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說過，「而且沒有答案。」他以誹謗罪狀告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從而促成了自己的被捕。接踵而至的審判剝去了上流社會謹慎的屏風，每個人都可能看到邪惡那蒼白的微光，令他們戰慄：淫媒、男妓、敲詐勒索，就連賓館幽會也有僕人和馬夫陪同，由船夫負責從海岸邊接送。昆斯伯里侯爵之子，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卻沒受到任何指控，儘管這位花一般誘人的美少年與王爾德分享了這些罪惡，是王爾德陪伴和愛慕的對象。阿瑟·薩默塞特勳爵（Lord Arthur Somerset），貝爾福公爵之子，也是威爾斯親王的朋友，在1889年一次警察突襲行動中被抓獲於同性妓院，但他也沒受到指控。他被允許在歐洲大陸繼續過同樣的生活，王子還央求索爾茲伯里勳爵同意此君偶爾低調回國看望父母，而「不必擔心因為那項可怕的指控遭到逮捕」。
彼時擔任《雙周評論》編輯的弗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認為休戚與共的統治階級會同樣保護它的朋友王爾德。他認為所謂貴族式偏見就是偏袒傑出的人，對於勳爵、百萬富翁和「天才人物」都是平等的。他錯了。作為藝術家兼知識分子，在罪孽深重的當口被抓，王爾德喚起了庸人們的號叫，英國公眾進入了最強烈的一次周期性道德痙攣中。法官很惡毒，公眾在謾罵，他所取悅的上流社會背叛了他，出租車司機和報童交換關於「奧斯卡」的粗俗笑話，新聞業也斥責他，他的書被撤架，連《誠實可貴》的戲單也把他的名字給塗掉了，這可是當時令觀眾著迷的、王爾德最得意之作。有紳士風度的社會主義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說：「他的隕落，據我所知，乃文學界最令人扼腕之事。」此後，世紀末頹廢的黃煙在英國消散，歐洲大陸也快了。
索爾茲伯里年末任命的桂冠詩人與王爾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任命此人是推崇「體面」的最佳方法。自從丁尼生1892年去世，桂冠詩人的席位就一直空著，因為非常重視文學的格萊斯頓和羅斯伯里勳爵都找不到配得上這個稱號的人。斯溫伯恩（Swinburne）的習慣和觀點都很惱人，所以很遺憾，「完全沒有可能」當選（儘管格萊斯頓「仰慕他的天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社會主義者，哈代當時僅以小說聞名，尚且稚嫩的詩歌才華又過於懷舊。年輕的印度裔詩人吉卜林在1892年出版的《營房歌謠》中顯然文風雄健，很有帝國氣概，但是風格稍顯粗糙，所以，他和W·E·亨利（W.E.Henley）、羅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都沒能入選。其他的人選都很平庸，其中一位叫劉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爵士的，他發起了一段對話被稱為「英國最自然的妙語」——著有《地獄時代》的莫里斯特別想成為桂冠詩人，在王爾德毀滅前向其抱怨：「我背後有個沉默的陰謀，沉默的陰謀啊，奧斯卡。我該怎麼辦？」「加入他們吧。」王爾德回答。
桂冠詩人就像主教，誰當都一樣。出於這個原則，索爾茲伯里就任首相後任命了阿爾弗雷德·奧斯汀（Alfred Austin）。一個很有保守黨色彩的新聞記者，《國家評論》的創刊人和編輯，奧斯汀也在特殊場合，比如迪斯雷利去世時，寫過熱情洋溢的詩文。當一位友人指出他的詩中有語法錯誤時，奧斯汀說：「我不改動這些東西，它們可是上天的旨意。」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約1.65米），有張圓臉和整齊的白須。他以拉丁文「外交」署名，撰文為保守黨外交政策歌功頌德，因而和首相有私交，也是哈特菲爾德的常客。他的事業開始於1870年，擔任戰爭通訊員，獲得了在凡爾賽宮採訪俾斯麥的機會，30年後被迫得出痛苦的結論：德國在1859—1870年的戰爭中，「毫無疑問地訴諸阿爾弗雷德大帝或任何現代英國首相都不會使用的手段」。他迄今賣得最好的書是一本關於英式花園的散文作品，但是在當上桂冠詩人的兩周內，他便超越期待，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首詩，慶祝詹姆森博士的功績：
黃金城里有姑娘，
也有母親和小孩！
她們哭喊，快點兒！多可憐！
勇敢的男兒該如何？……
於是我們騎馬涉水前往，
我們的馬兒也拼了命，
先往東去，再往北走，
跨越徐緩起伏的原野……
這首詩引發的歡樂傳到了女王那裡，她問起了索爾茲伯里，後者不得不承認，這位新任桂冠詩人的首次感情流露「很不幸地獲得了低級劇院賓客的喜愛，他們熱情地配曲唱這首詩」。索爾茲伯里從沒有費勁解釋為什麼選了奧斯汀，除了一句即席的回應「他想要嘛」；但如果說這項選擇沒能使英國詩歌增光，它至少也精明地迎合了英國人的心態。
正如一位美國觀察家注意到的，英國人即便作為反對派在野，深信台上的人在毀壞國家時，也自認為是全世界管治得最好的公民。英國的政治制度是「他最引以為傲的東西……他對政治家的正直清廉也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奧斯汀正反映了那種舒服的自豪感。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的光輝的夏天，一位訪客發現奧斯汀在他鄉下的家中，穿著亞麻襯衫、戴著巴拿馬帽，坐在柳藤轉椅上和佩吉特夫人、溫莎夫人親切交談。他們決定輪流說出各自心目中天堂的模樣。奧斯汀的想法很高尚。他希望能坐在花園裡，不斷收到電報，交替地宣告英國在海上戰場及陸地戰場獲勝的消息。
很多人取笑阿爾弗雷德·奧斯汀，理由很簡單：他矮小、傲慢，寫的詩也陳腐不堪。但不可否認，他的上述願望中含有一些簡單、忠誠而確定的東西，即對國家完全而幸福的愛意，不承認它有任何不足之處。這種心態就像里布爾斯代爾勳爵的外貌一樣，後世再也不可能出現。
既然保守黨已取代自由黨，上議院便可仰起身子，舒服地走他們的老路——那就是儘量少做事。在自由黨執政的最後幾年，上議院站起來阻止激進法律引發的「悲劇」，攆走了一項僱主責任法案、一項促進地方政府民主化的教區會法案，以及最後的愛爾蘭自治法案。1894年3月，格萊斯頓在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次演說中莊嚴地警告，兩院「根本屬性」上的分歧在過去的一年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在崇高原則和深度重要性上矛盾巨大、摩擦頻繁」，必須找到解決的辦法。自由黨在台上時，關於上議院改革，以糾正失衡的提案很多，但是既然現在和諧已經取代衝突，情形也就不再緊迫。人們忘記了格萊斯頓的警告，上議院的議員也恢復了他們慣有的休眠狀態。
在560位上議院議員中，許多「邊遠」貴族——這是他們的稱呼——從來都是缺席的。其餘不少人只有危機發生時才會過來。只有不到50人定期出席議會。用牛頓勳爵（Lord Newton）的話說，這是「世界上脾氣最好的集會」，他們的發言如果放在下議院5分鐘就不會有人聽了。辯論也「總是很禮貌」，很克制，到了「超然甚至是冷淡的地步」。政黨間的憎惡被「蓄意的謙恭」所掩蓋。聽眾們也不振奮，特別是對於自由黨人的演說，自由黨領袖羅斯伯里勳爵抱怨「所有聽眾都滿副倦容、極為厭煩」。
索爾茲伯里擔任首相時，整個上議院都在他的支配之下，儘管名義上的統治者是上議院大法官，也就是議長。這個職位此刻被哈爾斯伯里勳爵（Lord Halsbury）所占據，他來自英國最古老的家族之一。這個家族的創立者曾戰鬥在黑斯廷斯，後來被威廉二世封為白金漢伯爵。儘管這個頭銜沒有延續到下一代，這個家族卻以飽滿的精力堅持不懈，雖然並非富有。現在這位興致高昂的大法官已經72歲了，他還將再活26年之久。一位外形矮胖的匹克威克式人物，短腿、紅臉，耳邊一簇白髮，表情也有幽默感。儘管態度和藹，哈爾斯伯里勳爵卻是位強硬的對手，在法庭上很執拗，擁有精確到不留情面的記憶。因為家境窘迫，他一直在家接受父親的教育。他的父親是位律師，也是保守黨的高級日報《標準》的編輯，每天教他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直到凌晨4點。紐卡斯爾公爵仰慕他的文采，想把他的三個兒子送到牛津讀書，卻被這位正直的父親拒絕。雖然他最小的孩子還是去了莫頓學院，很快便上升到法律界的最高位，同時獲得了財富和人脈，以及某些人士的微詞，指責「他的部門裡充滿了愉快的玩世不恭」，還說他肆無忌憚地利用職權獲取政治庇護。然而，他還是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獲得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地位僅次於英國王室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物，「卡爾頓俱樂部的成員一致支持他，」柯勒律治（Coleridge）勳爵，一位自由黨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長寫道，「我顯然不懂你那些政治方面的東西，但是作為一個學者、紳士和律師，沒有人比你更合適當我們的頭兒了。」
索爾茲伯里勳爵內閣的兩位高官，第五代蘭斯頓侯爵和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都出身輝格黨世家，後來才加入保守黨。身為戰爭大臣的蘭斯頓勳爵，從長相上絕對對得起貴族稱號。他像打磨過的石頭一樣光滑而冷酷，優雅、殷勤、準確無誤，非常適合擔任禮儀性質的職位。他38歲時就出任加拿大總督，43歲又出任印度總督。菲茲莫里斯（Fitzmaurice）是他的姓氏。他的家系的第一人，12世紀就定居在愛爾蘭的克里郡，而現在的侯爵是第二十八位直接通過父系親屬繼承克里郡爵位的人。用《觀察家報》評論索爾茲伯里政府質量的話說，他屬於那些「憑藉某種直覺統治」的盎格魯——愛爾蘭人。這種本能早在他曾祖父身上顯現出來——第一代侯爵，謝爾本伯爵，在喬治三世時期當過國務大臣，在和美國殖民地作戰的最後一年還短暫地擔任過首相。同樣的本能也被他的祖父第三代侯爵繼承，在從1827年到1857年的六屆政府中，他任職於內政部及其他部門；此後他拒絕出任首相和接受伯爵爵位。現在的這位侯爵，在他的小叔歐內斯特·漢密爾頓勳爵眼中，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紳士」。在任何一個國際紳士比賽中，他肯定都會被提名作為英國代表。
比蘭斯頓更老甚至更大氣的是斯潘塞·康普頓·卡文迪什，第八代德文郡公爵（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eighth Duke of Devonshire）。他的貴族氣質發自內心，非常自然。這位恐怕是全英唯一一個既安心又粗心、竟然和君主爽約的人。愛德華七世提出和公爵共進晚餐，在約定的時間來到德文郡宅邸，卻令那一家人大為吃驚，趕緊把還在特夫俱樂部的公爵叫了回來。
1895年他62歲，身材高大、蓄鬚、眼瞼下垂，臉長得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風範，鼻子又直又高，很有貴族氣派，曾在下議院待了34年，被稱作哈廷頓勳爵（Lord Hartington），現在是索爾茲伯里內閣的樞密院大臣。他擁有18.6萬英畝（約7.5萬公頃）的土地，光是地租每年就有18萬英鎊，投資收入還不算在內。他雖然懶散出了名，卻是在世的人中服務的內閣數目最多的：在帕默斯頓勳爵手下擔任海軍大臣，約翰·羅素勳爵手下擔任戰爭大臣，還擔任過郵政大臣、愛爾蘭大臣、印度大臣以及幾屆格萊斯頓政府的戰爭大臣。哈廷頓勳爵駕駛輕便的四輪馬車，漫不經心地拉著韁繩，銜著一根大雪茄，柯利牧羊犬陪伴身旁，這已是白廳附近一道熟悉的風景了。
他在19世紀80年代兩次造成自由黨分裂的危機中——戈登將軍遠征蘇丹的帝國主義問題，以及愛爾蘭自治問題——扮演了反對格萊斯頓的重要角色。儘管不是言辭優美、熱情洋溢的演說者，他在1886年與格萊斯頓斷絕關係的演講給眾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承，人不能違背自己的原則繼續支持政府，哪怕是自己的政黨。用某位自由黨員的話，哈廷頓勳爵「給予了英國數以百計的人們新的責任感和新的行動力量」。亨利·查普林覺得這次演說「一定能使你成為首相」。其實女王早在幾年前就邀請過他組建政府，但被哈廷頓勳爵拒絕，他知道格萊斯頓只願做第一把手，所以服從後者的領導。
在專家貝爾福先生眼中，哈廷頓勳爵是「我所認識的政治家中，最有說服力的人」，用詞還在其次，關鍵是演說背後的人格。他讓每個觀眾都感覺到，面前的這個人「用盡全力掌握所談問題的方方面面，邏輯嚴密，結論正確，沒有在人面前掩飾另一方的觀點……他就是我們所期待的最誠實可靠的嚮導」！哈廷頓的這種品質「大大超越了我所知的任何人」，據貝爾福說，也正是這種品質使他的公眾影響力巨大，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成員，不管是在內閣、議院還是公共講台，「他是任何集會的中心人物」。
公爵自己可能並不想參加集會，他之所以如此辛苦，接受政府工作的局限，乃是出於義務多於願望。但是君主和國家報答了他，視他為國家得以安定的支柱。維多利亞女王在1892年寫信給他：「如果不感謝公爵，我將無法結束這封信……廣闊帝國的安全與榮譽多虧您的維護。所有人都要加入」——她簡單地概括了自己的信念作為結束——「這偉大而必須的功業」。
加入其中的公爵並非熱情四射。「雖然從沒生過氣，但往往覺得無聊，」據某個朋友講，「他確實做什麼事都很放鬆。」有人說他的倦怠純屬懶惰，而其他人則認為他的不慌不忙是經過充分考慮的；不管原因如何，結果都一樣——習慣性地在做事半途中入睡。就連他自己的演說也令他厭煩，有一回就印度預算講演時，他中途停下來，身體前傾靠向椅子前方的同事，忍住沒打哈欠，然後小聲說：「真是乏味。」
他唯一的熱情所在就是賽馬了，雖然不知是出於感情、習慣還是懶惰，他也維持了與「歐洲最美的女人之一」長達30年的曖昧關係。在那場婚外戀開始時，女方還是盛氣凌人、野心勃勃、德國出身的路易絲，曼徹斯特公爵夫人（Louise，Duchess of Manchester）。她的第一任丈夫因為沒錢而令她失望，但他順從社會等級的規則，堅持自我抑制，或者被什麼人說服，沒有提出令人不快的公訴，他的妻子和哈廷頓勳爵於是得以享受對方，並維持無懈可擊的道德和社會地位。曼徹斯特公爵去世後，他的遺孀便在1892年改嫁剛剛繼承頭銜的德文郡公爵，從此被稱為「雙重公爵夫人」。她繼續向著她的重大目標施展傑出的才華，那就是讓她的丈夫當上首相。
可惜公爵不肯幫忙。他不是那種為了攀登最高位不惜一切代價的人。當他帶領自由黨中的統一派退黨自立門戶時，索爾茲伯里勳爵曾兩次提議推舉公爵當首相，並在他的內閣服務，但兩次都被公爵拒絕，他還沒做好和保守黨結盟的準備。到了1895年，自由黨內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公爵和其他四位自由黨統一派與保守黨保持一致成了習慣，便就勢跨越藩籬，進入了索爾茲伯里勳爵的內閣。
他們組成的就是1895年6月上台的保守黨——現稱保守與統一黨——政府。這時在溫莎就出現了一個微妙的情形：當公爵和其他的前自由黨人作為索爾茲伯里的成員領取印章時，會在門口遇到以前的同僚。為了避免尷尬，女王的私人秘書巧妙地把即將離去的自由黨交印章的時間定在上午11點，而新任大臣們在客廳等候，直到前任離開。如果不是公爵的話，所有這一切都將順利進行。可是他卻像以往一樣遲到了，從而錯過了特定的等待安排，和他從前的同僚打了個照面。後者用對新政府的嘲笑和辱罵抨擊公爵。一位在場的人寫道，「沒有誰的臉更適合這種困難的局面了」，因為公爵毫不驚慌，「直接走過去，嘴張得老大，眼睛半睜半閉，一副沒睡醒的模樣」。
卡文迪什家族的祖先是1381年農民起義時期英國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首席法官。此人的兒子正是殺掉起義領袖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人，他當場被查理二世授予了爵位，而作為報復，他的父親在別處被暴民抓住砍了頭。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卡文迪什家族一直忠實地幫助治理國家，哪怕積極性不高。第四代公爵在1756至1757年有過短暫的首相生涯，那時皮特（Pitt）與紐卡斯爾正在爭鬥，但是一旦找到可以接替他的人，這位公爵就辭了職。他的弟弟約翰·卡文迪什勳爵當過兩次財政大臣，埃德蒙·伯克稱讚他「非常正直……沒有一點兒私心」，但希望他能「定期去處理公務」，並「把獵狐活動控制在合理的時間和範圍內」。第五代公爵的過人之處是娶了迷人的喬治安娜，德文郡公爵夫人。在庚斯博羅的畫中，她是暴風烏雲掩映下的一縷蒼白的光輝，而在雷諾茲的畫中，她笑容燦爛，膝上是穿著圓裙的嬰孩。她的美貌和難以抗拒的魅力正如她的賭債一樣，都是過量的。她丈夫為此花費了100萬英鎊。所幸，卡文迪什是全英最富有的兩三個家族之一。當第五代公爵的管家遺憾地告訴主子，他的兒子，也就是當時的哈廷頓勳爵「想要花掉一大筆錢」時，公爵回答：「好得很，反正哈廷頓勳爵錢多。」
對於1895年的公爵來說，財富、作為長子的身份、對努力工作的厭惡，甚至是在賽馬場上馳騁的心愿都沒能超過「某種遺傳的從政本能」。他覺得「他虧欠國家一筆必須歸還的債務」，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注意到了這種責任感，這不僅起源於家族產業，也和他對自身卓越的意識有關。他的父親研究數學和古典學，被稱作「學者」公爵，正是這個人在家教育了我們這位公爵。後來在劍橋三一學院，儘管學生生活中充滿了懶散、運動和社交，哈廷頓勳爵仍然是他那一組人中唯一一個取得優秀學位的，在數學優等考試中名列第二。他24歲就進入下議院，30歲取得第一個內閣職位。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勳爵也走上從政道路，但1882年，在他擔任愛爾蘭政務司長的第一天，就被刺殺於都柏林的鳳凰公園。一位女王授命的英國大臣被愛爾蘭反抗者所殺，此事引發的轟動效應不亞於戈登（Gordon）將軍[14]在喀土穆被害。不知道是不是由於這件事，公爵養成了隨身帶把左輪手槍的習慣，給他的家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擾。「他總是把槍弄丟，然後又去買新的，」他的侄子寫道，「所以他死的時候，至少有二十多把槍失落在德文郡宅邸的各個地方。」
這位不知疲倦的公爵夫人一駕到，德文郡的招待就提升到了社交界的最高水平。每一年議會開幕，公爵和公爵夫人都會舉辦大型的招待會。每一年一到德比賽馬大會的日子（Derby Day），德文郡宅邸都會充滿了從公爵的花園中采來的玫瑰和六月花，舉辦充滿活力的舞會。舞會開始前，國王會在白金漢宮為賽馬俱樂部的成員舉辦晚宴，王后則與公爵夫人共進晚餐。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紀念時，德文郡的化裝舞會是那個年代最出名也最奢侈的一次。在德比郡的查特斯沃思，也就是卡文迪什400年的家，鄉間別墅的宴會在威爾斯親王和王妃每年定期訪問時達到了高潮，這種訪問在他們繼位為國王和王后時仍然持續下去。每一項能使王室感到舒心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包括國王的情人凱珀爾（Keppel）夫人也受邀在場，穿戴鑽石的她十分美艷，據普勒斯王妃說「國王和凱珀爾夫人在單獨的房間裡打橋牌。其餘人擁擠在另一處，當然也在打橋牌」。
查特斯沃思由本地區的金石建造，周圍環繞著建築師「萬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設計的是18世紀園林景觀。到處都是奢侈的氣息。小瀑布在180多米長的石階上泛起漣漪，仿造自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水景。有棵銅做的柳樹，設計巧妙，每一片葉子都能滲出水。精美繁複的木刻花環果環裝點著牆壁。書籍和繪畫雕塑的藏品到達了像美第奇家族一般的王侯規模，管理上也幾乎是採取公益信託的方式。公爵聘用的負責人把藏品向學者和收藏家開放，選購新的藝術品，或者像圖書館一樣把寶藏借出展覽。查特斯沃思收藏的梅姆靈（Memling）在布魯日展出，凡·戴克（Van Dycks）則前往安特衛普。宅邸全年都向公眾開放，成千上萬的人走過它的廳堂。公爵很喜歡看這些參觀者，心想他們互相都不認識，於是站在那兒，完全沒意識到已經被認了出來，「他疑惑著，為什麼作為參觀人群嚮導的女僕會突然停下來，盯著他看」。儘管他對賽馬比書的興趣更大，但有次卻令他的圖書管理員大吃一驚。後者向他展示了他的一本初版《失樂園》，他拿起書從第一行開始大聲讀，似乎從中獲得了簡單的快樂。直到公爵夫人進來，用陽傘戳了公爵一下，說：「他要是讀起詩來，就永遠不會散步了。」
他厭煩排場，憎惡浮誇。當國王決定授予他剛創立的維多利亞「大勳爵騎士」勳章時，公爵「以他半醒不醒的方式」問國王的私人秘書弗雷德里克·龐森比勳爵他應該怎麼處理「那玩意兒」。「我從沒見過對授勳這麼無所謂的人。他似乎覺得勳章只會令他的穿戴更複雜。」愛德華國王1902年加冕彩排的當日，貴族們要穿著常禮服、戴冠冕，有種滑稽的效果。公爵照例遲到，他的右手插在褲子口袋裡，臉上有種說不出的厭煩表情，聽從於宮廷典儀大臣的指令，在台上緩步走動。他喜歡寬鬆隨便的舊衣服，從來不為客人煩心，故意無視那些可能索然無味的人。某次，一位上議院的演說者大談「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公爵睜開眼睛，對坐在他旁邊的人說，「我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就是我的豬獲得斯基普頓展覽頭獎那會兒」。說完又閉上了眼睛。他最喜歡的俱樂部，排在特夫之後就是旅行者了。這家俱樂部以專屬性以及「莊嚴的寧靜」氣氛著稱。也就是說，閱讀、打瞌睡、沉思在這裡比交談更重要。至於公眾演說這一不愉快的活動，他有一套自我訓練的方法，曾經透露給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那一次他們在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會議上碰面。公爵問：「你緊張嗎，溫斯頓？」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於是告訴溫斯頓：「我以前也緊張，但是現在我走到演講台上，好好看看周圍，坐下來就說『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該死的笨蛋』，然後感覺就好多了。」
如果願意，他可以成為「最好的朋友……和他交談很愜意」，這麼做的前提是情況要對勁兒。1885年的一次晚宴，公爵坐在那兒慍怒著，他之前在委員會待了一整天，又餓又累，可晚宴的頭盤是華而不實的法國菜，不是他喜歡的那種能填飽肚子的豐盛飲食。當烤牛肉被端上來時，他用深沉的音調大聲說：「太好了，終於有能吃的東西了。」然後就加入到了與周圍人的談話中。當時在場的一位賓客，作家威爾弗雷德·沃德（Wilfred Ward）留意到，每當哈廷頓勳爵與他的同伴格萊斯頓意見相左時，哈廷頓「總能指出格萊斯頓邏輯混淆之處」。18年之後，沃德與公爵在羅馬的大使館重逢，沃德提醒他上次會面的情景，公爵卻一臉茫然。隨即，他又高興地驚呼：「我當然記得啦。那次我們沒東西吃。」看來那盤不夠檔次的法國菜「在他的腦海中留存了將近20年」，沃德寫道。
他和索爾茲伯里不同，在1891年繼承爵位以後，仍然堅持走訪下議院。在舉辦大型辯論的晚上「通常都有人看見他在前排的貴族旁聽席上打呵欠」。作為公爵，他要做的事比以往更多。他在德比郡、約克郡、蘭開夏郡、林肯郡、坎伯蘭郡、薩塞克斯郡、米德爾塞克斯郡和愛爾蘭都有產業，牽涉到這些產業的賬目，或者房產代理有任何重要問題，他都要親自前往。他是德比郡治安長官、劍橋大學校長、大英帝國聯盟主席，以及各種宗教事業的資助人，因此不得不到各地開會。他還在投資的好幾家公司中擔任董事或董事長，其中包括兩條鐵路線、一個鋼鐵公司、一個供水設備公司，還有一個艦艇建造公司。儘管他對自己的商業知識持懷疑態度，但據他的一位下屬說：「他一旦抓住了主題，就沒有人能比他更會駁斥錯誤的論點，看清真正的問題。」他的腦筋並不敏捷，如果一個問題沒有立即理解，他就會要求對方反覆講解，直到明了一切。他做了所有這些事，卻始終堅持自己和紐馬基特的賽馬一起時最愉快。有一回，他在愛克斯溫泉碰見了當時下議院的保守黨領袖W·H·史密斯（W.H.Swith）。他立即就坐下來與之對談了半個小時政治，並說：「在這個地方能做些事也很愉快啊！」如果他不從政，可能會覺得無趣吧。
他帶給1895年保守黨政府的不僅是多年的經驗，富有聲望的名字和頭銜，還有他40年政治生涯中積累的巨大的公眾信任。他絲毫沒有私人的野心，這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觀察家》報的編輯說：「從沒有人懷疑過他有卑劣的動機，也沒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責他在替自己打算。如果有人敢這麼做，整個英國會認為這個譴責者純粹是瘋了。」當公爵採取某種態度，人們會覺得帶頭的人出現了。他從沒有當過首相或贏過德比大獎，但「沒有人，」《泰晤士報》說，「比他更有能力塑造英國人的政治信念。」他對於自己非凡的影響力迷惑不解。「我不懂，為什麼有了選票，我就能告訴人們該怎麼做，」他抗議道，「他們會做他們覺得正確的事，我會做我覺得正確的事。他們不需要我來干涉。」當親王也和他的臣民一樣倚仗公爵對人和事的判斷力，向他諮詢微妙的社會問題時，他發起了牢騷：「不知道怎麼回事，一旦抓到有人在牌桌上作弊，大家總來問我怎麼辦。」他憑藉遺傳和人品，已經成為國家良心的監護人。公爵有一種堅實而憂鬱的高貴，莊重的儀式場合就需要他這樣的人。在羅斯伯里勳爵看來，他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儲備力量之一」。
在索爾茲伯里勳爵帶領下於1895年坐到下議院前排的大臣中還有兩位男爵——在各自的家族裡分別是第九代和第六代——財政大臣邁克爾·希克斯-比奇爵士（Sir Michael Hicks-Beach）和內政部大臣馬修·懷特·里德利爵士（Sir Matthew White Ridley）。前者又高又瘦，不苟言笑，是英國國教的擁護者，也是擁有土地的貴族之一，被稱為「黑邁克」。言辭尖刻的他，有一次讀完了一位自由黨員對他的預算案的評論後，對他的秘書簡潔地說：「過去告訴這個人，他是頭豬。」兩位男爵旁邊坐著的是鄉紳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和沃爾特·朗（Walter Long）先生。他們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來自古老而沒有頭銜的家族，「鄙視爵位卻又在意作為郡縣代表的榮譽，一成年就參加第一次大選」。擔任農業委員會主席的朗先生時年41歲，作為政府最年輕的成員，他「一輩子都沒說過讓人記得住的話」，總是「靜靜地打瞌睡」。在一位觀察家眼中，他「雙手交疊，頭倒在墊子上，紅潤的臉龐像十月的蘋果，為這一場景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年齡稍大的查普林先生則「充滿活力，保持清醒，機警地保衛著帝國，免受反對黨的詭計襲擊」。
54歲的查普林先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鼻樑高挺，下巴突出，留短絡腮鬍，戴單片眼鏡，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歡迎的一位。「容易辨認，為公眾所熟知。每個人都能一眼認出他來。」他是英國鄉紳鮮明的標本。他在地方政府委員會任職，處理的是濟貧法、貧困戶住房、城鎮規劃、公共健康以及市政。這一機構的作用，被1908年也被任命於此的溫斯頓·丘吉爾總結得很好，他說：「我拒絕和西德尼·韋布夫人[15]一起被關在流動廚房裡。」而查普林先生則以驚人的嚴肅性履行著他在此處以及作為下議院議員的職責。他在自己以及他的選民眼中，都是英國本質的守護者。他還曾在樹籬後練習演講，以更好地為他的角色增光。據一位目擊者說，他那朱庇特式的雷鳴，在下議院前座講話時充滿貴族氣地揮臂，表達的不是虛榮，而是「那種平靜的、對於統治階級根深蒂固的信念」。對於政府最難解的問題，他毫不畏懼。關稅或教育法案在他眼中就像是狩獵場上的溝渠，他會以同樣的氣概迎難而上。他甚至熱烈地提倡使用金銀幣複本位制來治癒經濟疾患。有一次，在花了兩個小時討論這個深奧的問題之後，他擦了擦眉毛，俯身問貝爾福先生：「我說得怎麼樣，阿瑟？」
「說得太好了，哈里，太好了。」
「你聽懂了嗎，阿瑟？」
「一個字都不懂，哈里，一個字都不懂。」
阿瑟·貝爾福，塞西爾家族的王子，首相的外甥及其政治上當然的繼承人，辯論藝術家，社交界的寵兒，是保守黨的典範及該黨在下議院的正式領袖。他在1895年47歲，舅舅1902年退休後，會繼任首相職務。身高超過6英尺（約1.8米），藍眼睛，有波浪狀棕色捲髮和小鬍子，長相溫和。如果不是整個外表很安詳的話，人們也許會覺得他看起來脆弱。他表情文雅，身材纖細，做派冷淡，但他的臉上還有一種神秘感。沒有誰知道這後面隱藏著怎樣的火種，有沒有在燃燒，甚至是否存在。
很少有人見他直起身子坐著，他總是懶散地斜躺著，幾乎與地面平行，《笨拙》雜誌上說，這麼做「好像是為了找到利用肩胛骨坐下來的方式」。他身上結合了所有特權階級的天賦。他有錢有血統，有帥氣的相貌，又充滿魅力，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政治頭腦最好的人」。此外，他還是個嚴肅的哲學家，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興致勃勃」地讀了貝爾福1895年出版的第二本書《信仰的基礎》，還寫信給他弟弟亨利[16]說：「這本書里真正的哲學比50本難以捉摸、充滿技術細節的德國書都要多。」
貝爾福歸根結底是個冷漠孤僻的人，但他的迷人氣質卻吸引了一圈崇拜者。他的魅力在於，所有和他談話的人都會感到很開心。約翰·巴肯（John Buchan）說：「儘管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會說話的，他卻不是談話的獨占者。他會加快討論的進程，提升討論的層次，啟發別人發揮出最好的水平。」在他的陪伴下度過了一晚的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寫道：「我離開時覺得自己處於巔峰狀態，剛才確實說得不錯。」他的政敵受到的影響並不比盟友小。他是唯一一個在辯論時被格萊斯頓稱作「我尊敬的朋友」的保守黨人——這個稱呼通常是格萊斯頓為黨內人士保留的。女性同樣屈從於他的魅力。「哦，天哪！」康斯坦斯·巴特西夫人（Constance Lady Battersea）1895年訪問他家後感嘆道，「尋常男人和他的差距太大啦。」馬格特·阿斯奎斯覺得他「細膩的注意力」和「可愛地歪著頭」與她談話的方式「難以抗拒」，以至於——據傑布夫人（Lady Jebb）說——在她還是風頭很勁的社交明星馬格特·坦南特的時候，曾「翻天覆地」不顧一切地要嫁給貝爾福。被問到關於這樁謠傳的婚事是否屬實，貝爾福答道：「沒這回事。我自己還想做一番事業呢。」
他是索爾茲伯里勳爵的姐姐——布蘭奇·貝爾福（Blanche Balfour）夫人的長子，「阿瑟」取自威靈頓公爵的名字，後者也是他的教父。從父系上講，貝爾福家族是蘇格蘭的名門，阿瑟的祖父詹姆斯·貝爾福在18世紀跟隨東印度公司積累財富。詹姆斯在蘇格蘭買了1萬英畝（約4000公頃）的土地，位於威汀漢，俯瞰福斯灣。此處後來就成了貝爾福家的宅邸，以及鹿林、鮭魚湖、狩獵屋。他後來又獲得下議院席位，娶了第八代勞德戴爾伯爵（Earl of Lauderdale）的一個女兒為妻。他們所生的一個女兒，也就是貝爾福的姑媽，和格拉夫頓公爵（Duke of Grafton）結了婚。所以加上索爾茲伯里那邊的親戚，「英國貴族中有一半都是貝爾福的表親」，他的一個朋友如是說。他的弟弟尤斯塔斯後來與弗朗西斯·甘貝爾小姐結婚，她是阿蓋爾公爵的女兒、薩瑟蘭公爵的孫女、威斯敏斯特公爵的侄女，以及維多女利亞女王之女路易斯公主的小姑子。
貝爾福的父親也是議員，但37歲就撒手人寰，留下布蘭奇夫人照管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當時貝爾福才7歲。布蘭奇夫人繼承了塞西爾家族強烈的宗教關懷，不僅培養阿瑟對簡·奧斯汀以及她弟弟的最愛《基督山伯爵》的欣賞，也教導他塞西爾式的責任感。當她的兒子在劍橋被哲學迷住，想把繼承權轉移給弟弟，自己從事學術生涯時，她狠狠地罵了他一頓，指責他意志軟弱，想迴避與生俱來的職責。
貝爾福在三一學院讀倫理學時沒有取得第一名，但他天性沉著愉快，並沒有因此而沮喪。劍橋社交界的老前輩傑布夫人寫道：「他風度翩翩儼然是個小王子，受到的寵愛也同樣多。」至於他的四個兄弟，弗蘭克是胚胎學教授，據達爾文說，他本可以成為「英國第一位生物學家」的，如果不是31歲那年在瑞士爬阿爾卑斯山時失足摔死的話。傑拉德生得極為俊美，傑布夫人說他「是我見到過最出眾的人」，儘管她的侄女覺得此人「非常自負」。尤斯塔斯只能說很一般，而塞西爾就是那位恥辱地死在澳洲的害群之馬。但是傑布夫人認定，阿瑟是「最好的家族中最好的人……幾乎是人見人愛」，儘管她也認為阿瑟「情感冷漠」。他那封寫給梅·利特爾頓（May Lyttelton）的情書「窮盡了他在這方面的能力」。梅是阿瑟在劍橋的一位同學的妹妹，格萊斯頓的侄女，25歲時去世，阿瑟那會兒27歲。世人推測這就是他終身未婚的原因。實際上，與其說他天性冷漠，不如說他熱情地依戀著全然的自由，喜歡我行我素。
他的朋友中有兩位三一學院傑出的學者：他的導師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後來當了倫理學教授，和物理學家約翰·斯特拉特（John Strutt），後來成為雷利男爵（Baron Rayleigh）、諾貝爾獎獲得者、劍橋大學校長。這兩人各娶了一位貝爾福的妹妹。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都是不可知論者，貝爾福所承襲的宗教感情令他成為劍橋人眼中「有趣的老古董」。另一方面，他在社交界的朋友聽說他1879年發表的處女作《為哲學懷疑申辯》，從書名上還以為他是個不可知論的擁護者。以至於他的名字被提起時，「他們都擺出一副嚴肅的表情」。實際上，通過懷疑物質實體，此書反而肯定了精神信仰的權利，這一觀點在他後來的書《信仰的基礎》中表達得更為明確。威汀漢的宅邸如今由他未婚的妹妹愛麗絲負責管理，阿瑟和他已婚的弟弟及其數不清的孩子們合住，他每周日晚上都要讀家庭禱告文，沉浸於《舊約》的希伯來思想中，因而對「聖經中的人」很感興趣，也很關心當代世界的猶太人問題。他的侄女從他身上吸收了這樣的觀點：「基督教及其文明從猶太教中獲益良多，卻沒有回報對方，非常可恥。」
他是倫敦外出吃飯次數最多的人。漠然無視下議院領袖應當始終在同一處的規定，他常常在晚餐時分消失，幾小時過後又毫無愧色地身穿晚禮服重現。當時的所有日程記錄都充滿了他在各處赴宴的條目：「在羅斯柴爾德家，」約翰·莫利（John Morley）寫道，「只有貝爾福在，非常有意思。」他是哈里·卡斯特家晚宴的20位男客之一，那天的交談太吸引人了，以至於樓上起火時晚宴還在繼續，男僕傳遞浴巾以抵擋消防員的水槍；他是布倫海姆宮殿的座上賓，同馬爾伯勒家族在一起，客人中還包括了威爾斯親王和王妃、寇松一家、倫敦德里一家、格倫費爾一家，以及亨利·查普林；他也曾赴宴查特斯沃思，拜訪德文郡一家，那場宴會邀請了康諾特公爵和公爵夫人、奧匈帝國大使孟斯多夫伯爵，還有那醜陋卻迷人的下流坯索韋拉爾侯爵（Marquis de Soveral）——葡萄牙大使，以及德格雷一家、里布爾斯代爾一家、格倫費爾一家；他還受邀在哈特菲爾德與索爾茲伯里一家晚宴，客人還有阿蓋爾公爵斯皮克·皮爾先生（Mr. Speaker Peel）和他的女兒、《泰晤士報》的巴克爾先生、喬治·寇松和梅休因將軍（General Lord Methuen）；他還在卡西奧伯里，埃塞克斯勳爵的宅邸，那是某個燦爛的倫敦社交季行將結束的周日，來赴茶宴的伊迪絲·華頓[17]「在大雪松樹下的草坪上，見到了倫敦世界的精粹：包括貝爾福先生、朗茲伯勒夫人、埃爾科夫人、約翰·薩金特和亨利·詹姆斯在內的閃亮星系。他們因為過去幾周的社交活動筋疲力盡……除了保持親切的微笑，什麼都不做」。
貝爾福最常去的還是克勞茲，那是珀西·溫德姆男爵的家，也是「魂兒」們最喜歡的鄉村宅邸。這些意氣相投的朋友當中最吸引貝爾福注意的是埃爾科夫人，美麗的溫德姆三姐妹之一。儘管是朋友之妻，貝爾福還是與她暗通款曲，維持了差不多12年的戀情，這一時期的信件還保留著。當薩金特在1899年為三姐妹畫肖像時，沒有受礙於諸如查爾斯·貝雷斯福德夫人的眉毛之類寫實主義壓力。在這幅集體肖像畫中，埃爾科夫人、坦南特夫人和阿迪恩夫人穿著瓷白色的長裙，隨意地倚著沙發，姿態中透露著傲慢的高雅，真是一場嬌柔的貴族之夢，令人目眩。
為了有意識地反抗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女性形象，「魂兒」社的女成員下定決心，追求知性和苗條，並授予自己一種新式的自由——屬於個人的道德規範。她們當中唯一的美國人——美麗的黛西·懷特（Daisy White），駐美大使館首席秘書亨利·懷特之妻，曾經因為沒有與「所有那些擁有情人的人」同流合污而受到祝賀。在這項活動中，「魂兒」與威爾斯親王那些更平庸的集團成員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的陽謀——上流社會得以在禮節允許的範圍內，與維多利亞的道德規範背道而馳——大家都有份兒。貝爾福與埃爾科夫人的情事一度認真到令他們的朋友焦慮的地步。丈夫埃爾科勳爵的態度卻不太明朗。他是威姆斯伯爵的繼承人，也是「魂兒」社成員，儘管不大愛說話。就像德文郡公爵的情況一樣，這場婚外戀因為肇事者的人格和地位足夠崇高而被允許繼續下去。
26歲的貝爾福從家族控制的選區進入下議院。這與其說是出於他自身的願望，不如說是作為塞西爾家長子命中注定之事。他在1895年作為第一財政大臣及下議院領袖，代替他舅舅入住唐寧街（後者更願意住在自己家中）。此時，他血液中潛伏的政治才華與他的技能和權力一樣在不斷增長。但這並沒有干擾他天生的超然態度。他把對自己的批評當作有趣的甲蟲，進行觀察，而不是表示反感或厭惡。「這個人很有意思。觀點奇異，不乏趣味。」他會如此評價一位政敵。在內心深處，他不僅是個想留住世界上最好的東西的保守派，也是個「同情進步的」自由派，正如他的弟媳所說。人們能從他身上感受到「天然的青春活力」，這是一位朋友的原話，以及「清新，沉靜和開朗」，這是另一位朋友所說。後來，他會成為在位的首相中第一個乘汽車去白金漢宮、戴洪堡帽去下議院的人。
他自認為是保守黨青年一代的成員，意識到有必要對工人階級的挑戰做出回應。然而，因為他們出身特權階級，當考驗來臨，是不會和入侵者站在一起的。在進入下議院的前幾年，貝爾福加入了四個保守黨「激進派」發起的第四黨組織，領導者是蘭道夫·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勳爵。他們占據前排過道下方，貝爾福和他們坐在一起。他說這是因為方便放腳，但這個選擇也是一種態度的表示。第四黨可以說是為「保守黨民主化」事業而奮鬥的牛虻，他們認為保守黨可以利用正在崛起的工人的力量，與之結成夥伴關係。蘭道夫勳爵1892年說，如果工人發覺他們可以在現有的憲法框架下「達到目的，鞏固優勢」，而保守黨人的任務就是保持現有的憲法不變，那一切都好；但如果保守黨固執地拒絕他們的要求，「盲目而短視地只想維護現有財產」，工人就會奮起反抗他們。既然保守黨貴族是國家的少數群體，他們有義務贏取「大多數選票和工人群眾」的支持。
在遇到現實的考驗時，貝爾福從未完全信服於上述措辭嚴整的論證，就連蘭道夫勳爵自己也是如此。從理論上講，貝爾福相信民主，認同擴大投票權、改進工作條件、增加工人的權利，但這麼做的代價不能是打破保護統治階級的特權之牆。這正是保守黨式民主的根本困難所在。它的支持者認為在滿足工人期望的同時，特權的堡壘也可以維持，但貝爾福意識到了令人痛苦的歷史真相：伴隨一個團體的進步和收益的必然是另一個團體永久價值的損失。但他仍然認為「假使台上的人表示願意……為符合情理的抱怨做出改善」，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取得工人階級的心。但要說到具體的改善措施，他就不那麼積極或關切了。他曾問過一個自由黨朋友：「『工會』到底是什麼？」馬格特·阿斯奎斯說，貝爾福和他的舅舅都很有幽默感，文采非凡，也都關注科學與宗教。這兩人之間有何不同呢？「不同之處是有，」貝爾福回答，「我舅舅是個保守派，而我是自由派。」但是既然他舅舅並沒有因為他早年與保守黨「激進派」的來往而感到不安，這兩人的關係也一直很好，這就說明他們之間基本的認同還是比區別更多。
貝爾福是同輩人眼中的謎團。因為他的本性自相矛盾，他的想法無法協調，他也不把人生和政治看成絕對的事。結果呢，他常被認為是犬儒主義者，以自由派觀點思考的人又認為他很荒謬。H·G·威爾斯在《新馬基雅維利》中用伊夫舍姆這個人物來詮釋貝爾福。「在爭取政黨優勢的點數遊戲中，伊夫舍姆利用他敏銳的頭腦，有時表現惡劣，肆無忌憚……他真的在意嗎？對他來說真有重要的事嗎？」溫斯頓·丘吉爾也有一次和阿斯奎斯夫人談話時用了「惡劣」這個詞形容貝爾福。阿斯奎斯夫人認為貝爾福在危急面前沉著冷靜的秘密乃是他並不「真正關心處於成敗關頭的事情，也不認為人類的幸福在於事件發展的走向」。然而，貝爾福確實有一些基本的信念，但問題的兩方面他都能看見，這就是沉思者該受的懲罰吧。有一次，他來到某個大宅邸參加晚宴，面前的樓梯從中間分成兩條道。結果他站在樓梯下思考了20分鐘，想為到底走哪一條道找到邏輯上的理由，旁人看了很疑惑。
1887年，索爾茲伯里做出驚人之舉，任命他外甥擔任愛爾蘭政務司長（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所有人都認為這次會出大醜。貝爾福那時被視作慵懶的知識分子，報刊上稱他為「白馬王子」，甚至「貝爾福小姐」。而愛爾蘭在沸騰，地主和佃農之間長期的戰爭因為獨立的鼓動者而越來越激烈。警察每天都驅逐交不出付房租的佃農，暴民們則用石頭、膽礬和沸水攻擊警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勳爵5年前的命運因為持續不斷的襲擊，至今還縈繞在人們心頭，「每個人，包括權力的最頂端，都在顫抖」。貝爾福則完全無視生命威脅，令愛爾蘭兩島震驚不已。他說他打算「像克倫威爾一樣無情」地實施法律，「和任何一個改革者一樣激進」地處理佃農的冤情。他果斷堅決的措施「令他的敵人驚奇」，約翰·莫利寫道，「也令他的朋友振奮，堪稱當今政治最大的喜悅」。這使得貝爾福成了名人，一躍成為愛爾蘭的「血腥」貝爾福，也是未來英國保守黨理所當然的領袖。
W·H·史密斯1891年辭職下議院領袖，貝爾福毫無異議地接了班。他擔任愛爾蘭政務司長時完全無視自身安危，表現出了一種勇氣——或者說，沒有恐懼——他的同輩人從未懷疑過這一點。當時為貝爾福做私人秘書的喬治·溫德姆從都柏林寫信說，愛爾蘭的保王派對他的敬仰「幾乎到了可笑的地步」，這是因為「偉大的勇氣是難得的天賦，人類絕大多數苦惱都源自恐懼，在一個完全沒有恐懼的人面前，所有人都該俯首稱臣」。而溫斯頓·丘吉爾則認為貝爾福「本性冷酷」所以才膽大，但也承認他是「在世的人中最勇敢的。我敢說就算拿槍指著他，他都不會害怕」。
正因如此，他也十分擅長論辯。他對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也不懼怕對手或尷尬的場景。據莫利說，他採取的是約翰遜博士的原則「尊敬你的敵人，就是給了他不該具備的優勢」。他辯論時「百折不撓，設計巧妙，潤飾推敲，言辭譏誚」。儘管他很少在公開場合沉溺於傷人感情的挖苦，他私底下說話可能很刺人。有一次他這麼說一個同事：「他的腦子要是再好一點兒，就能算得上是笨蛋了。」在下議院，他表面上對政敵畢恭畢敬，受到愛爾蘭議員的攻擊時，甚至靜坐著，面帶微笑。但當他站起來回答時，必然語詞精闢，駁倒對方，「如同子彈射向氣泡」。但這麼做並非毫不費力。他向友人坦承，下議院緊張的論辯結束，回到家時，他都睡不好覺，「我從來不發脾氣。但緊張的神經需要花時間冷卻」。他崇拜託馬斯·麥考利[18]，覺得他的敘述難以抗拒，風格也令他愉快。他自己的脫稿演講也很完美，且毫不做作。上議院積極的議員威洛比·德·布洛克勳爵（Lord Willoughby de Broke）很喜歡過來聽貝爾福講話，「他的想法和論證以完全正確的順序表達，卻絲毫沒有給人預先策劃的感覺，思考、論證、措辭，整個過程以圓滿的技巧和輕鬆自如的風度得以實現。見證這樣精湛的藝術真是賞心樂事」。
貝爾福對於事實和數據很粗心，記憶力也不是他的強項。但為了克服這一缺點，他有個令下議院成員覺得很有意思的技巧。處理複雜的法案時，他必會被某個知識淵博的人，比如內政大臣或者法務大臣攻擊，如果他掙扎於細節，他的同事會低聲糾正。《笨拙》雜誌的下議院通訊員亨利·路西勳爵描述道，貝爾福此時會暫停演說，友好地瞥一眼這位同事，眼光中帶著溫柔的告誡，然後說：「正是。」在接下來的錯誤和相應的糾正後，他又會重複剛才的表演，用更嚴厲的口氣說「正是」，給人一種印象，對於這些事有個忍耐的限度，這位同事可以被原諒一次，但他確實不該重蹈覆轍。
守時不是他的長項。通常等他優雅地逛到會場，提問環節都差不多結束了。他還引發了一場革命，把周三的短會改在周五，這樣周末就有更多的休息時間可以打高爾夫球。「那該死的蘇格蘭槌球」，一位憤慨的運動家這麼稱呼高爾夫，這項運動在貝爾福的影響下流行起來。他完全不在乎打破規矩，甚至星期天也打高爾夫，除非是在蘇格蘭。他的吸引力非常大，到哪裡上流社會都跟著走，所以在鄉下過周末的習俗就這麼產生了。他既不射擊也不打獵，但除了高爾夫以外對網球也熱情澎湃。他到哪兒都騎車，有時候連續騎上32千米。他還沉溺於那罪惡、驚險的新體驗——汽車。他對娛樂的理解也和一般人不同。有一次在訪問妹妹雷利夫人時，被其問及喜愛的娛樂方式，他回答：「哦，有趣的就行；從劍橋找幾個人來談談科學。」音樂是他另一大愛好。他寫了篇關於亨德爾的文章，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他還前往德國聽音樂旅行，連難以取悅的瓦格納遺孀都被他迷住了。
冷淡和倦態也解釋了他深不可測的工作能力。除了擔任下議院領袖，他還經常代替舅舅在外交部做事。索爾茲伯里1902年退休時，伊舍勳爵（Lord Esher）認為「阿瑟極大的能量」可以彌補索爾茲伯里的缺席。為了保存體力，貝爾福儘量在床上解決公事，很少在中午前起床。
他的閱讀從不間斷：壁爐台上撐著本科學書，供他穿衣時看，床頭柜上有本偵探故事，私人會客室里的書架上擺滿了哲學和神學書，裝不下的就疊放在沙發上，書桌板凳上都是期刊雜誌，連浴缸上的海綿都用來支撐泡澡時閱讀的法國小說。他從不看報紙。留在他家過夜的客人發現他甚至沒訂報紙。因為這個疏忽，他遭到了《泰晤士報》編輯巴克爾（Buckle）先生的責罵。有一次記者W·T·斯特德（W.T.Stead）在和威爾斯親王交談時提到，和人爭吵時，如果能有貝爾福從後支持是件好事，但是貝爾福這個人有點太冷淡了。「啊，」親王點頭，說，「他從不讀報紙，你懂的。」
親王從來沒喜歡過貝爾福，他覺得貝爾福在跟他擺架子。但維多利亞女王卻崇拜他。據亨利·龐森比勳爵說，有一次貝爾福在拜訪巴爾莫勒爾堡時和女王討論問題，「指出他和女王意見相左的地方，女王后來又重新思考……我覺得女王是喜歡他的，但有點兒怕他」。比他年輕的龐森比覺得貝爾福和女王相處得很好，「儘管他從沒有認真對待過女王」。1896年，在克里特島，女王在和貝爾福的一次談話後定下了對他的看法。她被「貝爾福先生極度的公平、公正和開闊的心胸所震撼。他看到問題的所有方面，對人寬宏大量，很有教養，性情溫和」。
那個時代的至尊與安全快要走到盡頭，貝爾福的弱點也會在世紀之交變得明顯。他從個性和氣質上可說是權貴最後的精華，這也是他的弱點之一。普魯斯特去世時，他的管家希萊絲特所說的話也可以用在貝爾福身上：「只要認識普魯斯特先生，就會覺得其他人都太俗了。」
自羅馬帝國之後，還沒有一個帝國像不列顛一樣，版圖擴張到超過地球土地的四分之一。1897年6月22日，女王登基60周年的鑽石大慶上，帝國活生生的證據組成燦爛的隊列，行進至聖保羅大教堂參加感恩禮拜。這次慶典的中心是大英帝國的王室，所以10年前參加金禧紀念的外國國王一概沒有受到邀請。坐在馬車上、取代他們的是加拿大、紐西蘭、開普殖民地、納塔爾，以及澳大利亞10個州的殖民地領導人。遊行的騎兵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有端著槍的開普騎警，加拿大驃騎兵，新南威爾斯槍騎兵，特立尼達島輕騎兵，從卡普塔拉、包納加爾等印度各邦來的槍騎兵纏頭巾留鬍鬚，相貌非凡，賽普勒斯的土耳其警察戴著流蘇氈帽，騎黑鬃馬。深膚色的步兵團「看上去可怕而美麗」——用一家狂熱的媒體的話來說——穿著形形色色奇特的制服大搖大擺地行進在街頭：婆羅洲迪雅克警察，牙買加炮兵，皇家奈及利亞治安隊，體形龐大的印度錫克教徒，黃金海岸的豪薩人，香港來的中國人，新加坡的馬來人，西印度、英屬圭亞那、獅子山來的黑人，一群又一群，在疑惑的英國民眾面前走過，他們被力量的證明所震驚，頓生敬畏之情。隊伍的最後，一輛敞開的朗道馬車被八匹乳色馬牽引，坐在當中的正是這一天的中心人物。她矮小的身子穿著一襲黑衣，其上有彩色羽毛裝飾，戴著小圓帽，點著頭。陽光普照，明亮的旗幟在微風中泛起波紋，路燈柱上也是花朵的裝飾，將近10千米的街上有數百萬張幸福的臉，人群歡呼雀躍，陷入充滿愛和驕傲的狂喜中。「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女王在她的日記上寫道，「每張臉上似乎都洋溢著真實的幸福。我是多麼感動和滿足啊！」
其實自幾個月之前空氣中就呈現出志得意滿的氣氛。用吉卜林的話說，那是「一種使我驚恐的樂觀」。他因此寫下《退場讚美歌》這嚴厲的警告，發表在遊行次日的《泰晤士報》。這首詩影響深遠——「由在世的人所作的最偉大的詩」，傑出的法學家愛德華·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宣稱。且不論人們如何嚴肅地接受這份警告，當儀式和頌揚持續進行，戴大禮帽的名流競相去白廳的帝國會議上朝覲時，他們又怎能相信眼前的偉大其實是「尼尼微與推羅」衰敗的前兆呢？
1899年10月11日，一個來自遠方的挑戰——自從詹姆森突襲之後愈演愈烈——變得再明顯不過，布爾戰爭爆發了。「喬的戰爭」，索爾茲伯里勳爵這麼稱呼它，為了向鳥巢中的杜鵑——約瑟夫·張伯倫先生扮演的好鬥角色致敬。儘管他在早年的自由黨激進派生涯中，在原則上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張伯倫先生已漸漸學會「用帝國主義的方式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說。這一思維轉變對於像他那樣善於把握機遇的人而言，不難理解。畢竟，僅僅過去的12年中，就有大不列顛24倍之大的領土增加到了帝國的版圖中。1895年加入政府時，張伯倫選擇了殖民部，因為他堅信這裡是帝國的關鍵，擴張也是「上帝所命」。這一絕對的義務令美國的視線指向古巴和夏威夷，也刺激了德國人、土耳其人、法國人，甚至是義大利人，加入到對非洲的挑選與分割中。
張伯倫是一位魄力超群、能力出眾且極具野心的人，可惜他的野心從未被滿足。他並非出身貴族，但他表現出完美而獨特的權威儀態。他的相貌優雅，輪廓分明，眼神空洞，漆黑的頭髮梳得很整齊。他的臉是一副裝飾著單片眼鏡和黑緞帶的面具；他的衣著完美無缺，紐孔上每天都有一朵蘭花裝點。在伯明罕做螺絲製造積累了足夠財富後，他38歲退出商界，當上了所在城市的市長，繼而，他在教育和其他社會改革上的成就引起了全英國的關注。他沒有浪費一丁點兒時間，40歲時代表伯明罕進入下議院，成了激進派熱情的演說者，和社會主義者一樣譴責貴族與財閥，很快就以貿易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進入了格萊斯頓1880年的內閣。有闖勁，頭腦清醒，又有領導才能，他在中部地區席捲了大量選票，顯然是個值得注意的政治元素，他也自視為格萊斯頓的接班人。可惜「大長老」並不急於挑選接班人，張伯倫也懶得再等，於是藉口地方自治問題退出了自由黨，還帶走了一批追隨者。1895年籌備競選的保守黨對於他的加入既高興又有點兒緊張。他並不認同權貴們對公眾意見的漠視，但他又在言談舉止和衣著上迎合貴族，令人難以忘懷。對於公眾來說他是「鬥志昂揚的喬」，是「帝國的大臣」，也是新政府中最出名的人物。
只有索爾茲伯里勳爵不為所動。「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任何信念，」他在1886年寫給貝爾福的信上說道，「在這一點上反映出的正是格萊斯頓式的無限優越感。」貝爾福的個性更謙和但也更直接。他給埃爾科夫人寫信時講：「雖然我們都喜歡喬，但他不知怎麼的，無法完全和我們大家融合，似乎就是和我們不太投緣。」這並非怪事。張伯倫既沒有進過公學，也沒上過大學（即牛津或劍橋），那可是「任何一個擁有他這番能力的人學會自我克制的地方」，伊舍勳爵說道。他甚至不是聖公會教徒。儘管如此，他還是溫文爾雅地在他的新同伴中周旋，還被看見參加在下議院的陽台上舉辦的大型聚會，和包括三位公爵夫人在內的客人們飲茶，言談甚歡。他顯然不會像貝爾福那樣，因為過於冷漠而受到指責。張伯倫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信念，在他相信這個觀點時，非常熱情、執著。但是他卻沒有永久、根深蒂固的觀點。儘管他只比索爾茲伯里小3歲，比貝爾福大12歲，他卻代表著新時代的力量和方法。貝爾福說：「喬和我的不同之處在於年輕人和老人的不同：我是老人。」貝爾福身後是對於上層的歸屬感，長久而穩定；喬則是匆忙而來的企業巨頭。他們之間之所以不「投緣」是有本質原因的。
至少目前看來，張伯倫和他新同事之間的合作還是相互忠誠的。當有人懷疑他是詹姆森突襲的背後主使，自由黨憤怒地指控他時，政府站在了他身邊，下議院調查組成立後沒有查出對殖民部不利的確切證據。擺脫困境的喬仍然鋒芒畢露，不屈不撓。「我不知道在我們眾多的敵人中，該反抗哪一個，」克魯格電報事件後他寫信給索爾茲伯里，「但是，給我們一個反抗的對象吧。」與布爾共和國的磋商越來越不友善，作為負責此事的大臣，他最喜歡用的方法，根據貝爾福向索爾茲伯里的匯報，就是「往傷口上撒鹽」。正當這個方法起作用時，一項舊仇被洗雪：基奇納在1898年重新占領喀土穆，在戈登將軍的墳墓上升起了米字旗。尼羅河上游的法紹達，一支法國軍事遠征軍正與英國人針鋒相對，經過一陣懸而未決的狀態後，法國人認識到了現實，沒有開火就撤退了。英國的不得人心與其威望一同增長。
接著，布爾戰爭爆發了。英國軍隊在多年的光榮孤立後變得有些僵化，雖然之前打過克里米亞戰爭，尚有準備，但還是遭遇了一系列失敗。至於布爾方面，從克虜伯和克魯梭[19]處獲得大炮，炮手也大多是德國或法國人。克魯格總統利用詹姆森突襲獲得的賠款購買了火炮、馬克沁重機槍、大量的步槍及彈藥，為最終的武裝衝突做好了準備。在1899年12月的某個「黑色星期」，梅休因勳爵在馬赫斯方丹戰敗，加塔克將軍（General Gatacre）在斯托姆博格戰敗，總司令雷德福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在科倫索戰敗，丟掉11把槍，使得金伯利和萊迪史密斯受圍。國內的人們被接連的失敗震驚。病入膏肓的阿蓋爾公爵再沒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死前還吟誦丁尼生寫給威靈頓公爵的詩句：「那個沒有丟掉一桿英國槍的人啊。」
黑色星期之後，英國人就不再確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了。而幾個月之後，在德國皇帝的堅決要求下，一位德國軍官擔任了討伐中國義和團的指揮官。的確，這次討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的努力，英國的主力軍隊已經在布爾戰爭的現場，但是索爾茲伯里卻從原則上反對。雖然不合情理，但「無法接受外國人的指揮」就是英國人的特點，他如是告訴德國大使。但在這個當口，他卻不能冒險給布爾獲得外援的機會，所以只得默認了德國的行為。
在新的一年，新的力量、增援和取代布勒的新統帥使英軍逐漸控制住了戰爭的局勢。馬弗京在1900年5月解困——國內的興奮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羅伯茨（Roberts）勳爵在6月攻入比勒陀利亞，9月1日宣告德蘭士瓦合併，人們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掃蕩戰了。借著恢覆信心的浪潮和精神煥發的狀態，保守黨決定在10月舉行一場新的選舉，被稱作是「卡其」選舉。「支持自由黨就是支持布爾人」，使用這個口號，他們安逸地重新上台。但是，愛國熱情儘管是當時的主流，對這場戰爭憎惡的情緒也存在。這種厭惡不僅來自格萊斯頓式的「小英格蘭人」傳統，還與一種特別的不安感有關——卑鄙的動機，蘭德金礦的閃光，掠奪性資本主義、商業主義和盈利的氣味。一位年輕的下議院議員因為反戰出了名，那就是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儘管他沒有走到反對合併的地步，卻也提議通過和談來結束戰爭。
面對新世紀的到來，政府內外的許多人都有一種幻滅感——幻想破滅後將一去不復返。1899年11月過世的索爾茲伯里夫人，在臨終前對一位年輕的親戚說：「隨便年輕的一代怎麼批評我們，他們能給出比我們知道的還要好的東西嗎？」
皇家天文學家斟酌多時，終於決定19世紀的最後一年是1900年而非1899年。這一年即將過去了，這就是有史以來最充滿希望、最充滿變數、最不斷革新、最繁忙也最富有的世紀的終點。三周之後，1901年1月24日，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再次為一個時代畫上句號。索爾茲伯里勳爵也對政務厭煩，心生去意，但因為南非的局勢難以捉摸，暫時還不能走。勝利的消息終於在1902年6月抵達。7月14日索爾茲伯里勳爵讓位。人們又一次黯然地意識到某個終點的來臨：一種權威、一種類型、一種傳統已然離去。法國巴黎的《時代》報仍對法紹達事件耿耿於懷，寫道：「隨著今天索爾茲伯里勳爵離去的是一個歷史的紀元。諷刺的是，他交來的答卷是一個民主化、帝國化、殖民化、庸俗化的英國——托利主義、貴族傳統和高教會派這些他所代表的事物的對立面。這是張伯倫先生的英國，儘管名義上歸貝爾福先生領導。」
維多利亞女王、索爾茲伯里勳爵以及19世紀都已遠去。女王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去愛爾蘭訪問，乘遊艇回來，路上被波濤洶湧的海面攪得心神不寧。一個特別猛烈的浪頭打到船上，她叫來隨行的醫生，不經意說了一句話，讓人聯想起一位前輩遙遠的聲音：「快上去，詹姆斯爵士，轉達我對船長的問候，並告訴他，這樣的事不能再發生了。」
但波濤滾滾，又怎麼會停下來？
[1] 這三個暱稱分別屬於亨利·坦普爾，第三代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他們都曾擔任過英國首相。
[2] 《笨拙》（Punch），英國政治諷刺類雜誌，以刊登漫畫著稱，在19世紀影響很大。
[3] 英文中議院（House）與房子雙關。
[4] 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美國著名畫家，以肖像畫著稱。
[5] 此處指1895年王爾德因「有傷風化罪」被判入獄，從此退出上流社交界。
[6] 指維多利亞女王。
[7] 瑪麗·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當時很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一戰」後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8] 托馬斯·諾斯（Thomas North）：伊麗莎白時代的翻譯家。
[9]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國議會等政府機構所在地。
[10] 即《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的作者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
[11] 巴特勒夫人，即伊麗莎白·湯普森（Elizabeth Thompson），是少有的以歷史畫見長的女畫家。1881年的馬如巴山戰役（Battle of Majuba Hill）是第一次布爾戰爭的關鍵戰役，英軍大敗。
[12] 拉丁文：願伊頓輝煌。
[13] 原文用「他」（或「她」）來指代馬，以示親切，但為符合中文習慣，後文皆用「它」來指代。
[14] 戈登（Charles Geroge Gordon，1833—1855）：英國軍官，曾因協助清軍與太平軍作戰受清朝皇帝封賞，後任蘇丹總指揮，任上被蘇丹起義軍擊斃。
[15] 西德尼·韋布（Sidney Webb）夫婦都是當時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16] 即著名小說家亨利·詹姆斯。
[17]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國女作家，著有《純真年代》《歡樂之家》等。
[18] 托馬斯·麥考利（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國詩人、歷史學家、政治家，以散文、評論和《英國史》著稱。
[19] 此二者分別為德國和法國軍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