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 · 前言

本書的主題是一個時代的末年。那個時代沒有因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於終結性的危機里，成為歷史的重要一頁。但那次危機並沒有在本書中出現，因為那不是書中人物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它還沒有發生。我試圖停留在當時已知的範圍內。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像一壘燒焦的泥土，橫亘在那個年代與我們之間。多少可能在後來成為中堅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飛煙滅。理想被摧毀，思潮遭轉變，留下幻滅的傷痕，無法癒合。兩個時代生理和心理的溝壑由此而生。本書將試著探索「一戰」前那個世界的特質。 這不是我最初打算寫的那本書，事先的構想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被逐個拋棄。那個時期對於絕大多數沒有特權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個年代不只有自信、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所有這些品質當然都存在。人們的確對價值和標準更有信心，對人類的未來更有希望，這一點上，可以說比今天的人更純真，但他們的生活並非更平靜、舒適——少數特權階級除外。而我們卻錯誤地認為，懷疑、恐懼、騷動、抗議、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也誤導了我們，當他們跨過戰爭的鴻溝回首往事時，前半生便籠罩在了美麗夕陽的薄霧下，充滿和平與安寧。而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似乎就沒有那麼光輝燦爛了。他們的記憶和懷舊情緒影響了我們對戰前世界的觀念，但我可以根據足夠的研究告訴讀者：關於戰前社會有多美好的說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後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般波及甚廣的瘡痍不可能從一個黃金時代中產生。這麼明顯的道理，也許我一開始就應該意識到，但我並沒有。然而，我確實覺得，那場戰爭的起源並不像《大國政治》（Grosse Politik）里，伊斯沃爾斯基（Isvolsky）對埃倫塔爾（Ahrenthal）、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Poincaré）所說的那樣。歷史學家們跟隨再保險條約、德奧同盟、三國同盟、摩洛哥危機、巴爾幹紛爭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尋找根源。這些研究當然是必要的，我們後來者也非常感激這些學者，但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戰爭爆發時，俄國外交部長謝爾蓋·薩索諾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調查之後終於大喊：「夠了！別再羅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這邊的。《大國政治》式的處理辦法已經用盡，而且，這種辦法也有誤導作用，它使我們更容易去相信一個膚淺的幻想：「他們」——愛惹麻煩的政客總是戰爭的元兇，而「我們」——無辜的群眾，僅僅是被誘導、利用的。這種印象是錯誤的。 「一戰」的所謂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體溫表，它無法告訴我們是什麼引起發燒的。要調查根本的原因、深層的力量，我們必須從整個社會體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麼在推動著人們。我試圖關注社會，而不是國家。強權政治和經濟競爭儘管重要，卻不是我的課題。 本書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類歷史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世紀的頂峰時期。好戰意志在拿破崙戰爭中最後一次井噴，此後工業和科學革命轉變了整個世界。走進19世紀的人們僅使用人力和畜力，輔以風力和水力，這同進入12世紀甚至公元1世紀相比，沒什麼不同。但從19世紀進入20世紀的人們，運輸、交流、生產、製造及武器研製的能力卻因為機器的能量而翻了幾千倍。工業社會給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領域，但與此同時也累積了新的壓力：貧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斷增長、城市擁擠，階級、群體間矛盾激化，人與自然分離，個體工作缺乏滿足感。科學給予人新的福祉與新的眼界，卻帶走了對上帝的信仰和對所知體系的確定性。告別19世紀時，人們的憂慮與安定一樣多。儘管世紀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著頹廢，但實際上，世紀之交的社會卻迸發著新的張力和累積的能量。1914年的史蒂芬·茨威格33歲，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理念毫無瓜葛，甚至與邊界也關係不大。除了多餘的力量之外，我無法做出其他解釋。40年的和平所累積起來的內在動力如今在尋求暴力的釋放，結果便是這場悲劇」。 我坦承，在描繪戰前世界景象的嘗試中，已精挑細選、淘汰了許多材料。如今此書將成，我可以針對完全不同的題材，用同樣的書名再寫一本。然後還可以寫出第三本，也仍然不會重複。我可以增加關於這個年代的文學的章節，或者關於戰爭的——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布爾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還有關於帝國主義、關於科技、關於商貿、關於女性、關於王室、關於醫療、關於繪畫，關於可以引起個別歷史學家興趣的任何主題；還可以有關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契訶夫、薩金特、馬匹、美國鋼鐵公司的章節，所有這些都在我的原計劃中。本來還應該有一章關於某個平凡的小店主或職員，將他作為湮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的代表。可惜我始終沒能找到這樣一個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讀者解釋一下我遴選材料的過程。首先，我將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歐世界中，這是我們的經驗和文化最直接的來源。我捨棄了東歐，雖然它也很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選擇題材時，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對1914年以前的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對象，而不考慮其後的情況。因此，我排除了汽車和飛機，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趨勢。我也排除了古怪離奇的人物，儘管他們魅力無窮。 我意識到本書並沒能給出最終的結論，只從那個年代豐富的異質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腳的。我也知道本書的內容遠不是那個年代的全貌。這麼說不是出於假意的謙虛，而是因為我痛苦地意識到那些未被包括進來的人和物的存在。寫作收尾時，聚集在我周圍的便是他們的聲音和臉龐。 巴巴拉·W·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