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聞錄 · 1841年-1850年

V.H……27在一個星期二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兩天後，住在拉菲特街的吉拉爾丹太太邀請他共進晚餐。 布若也在場，他當時還只是一個將軍，剛被任命為阿爾及利亞的總督，正準備赴任。 布若當時六十五歲，身體強壯，臉色紅潤，臉上有些麻子。他有些粗魯，但絕不是粗俗。他是個兼有上流社會人物特徵的農民，粗野，悠然自得，沒有老兵的沉重感，幽默，對女人彬彬有禮。 吉拉爾丹太太讓將軍坐在她的右邊，讓V.H……坐在左邊。詩人和大兵開始交談，吉拉爾丹太太充當中介人。 將軍對阿爾及利亞極為不滿。他認為征服阿爾及利亞使法國無法在歐洲義正詞嚴地說話，而且，沒有比征服阿爾及利亞更容易的事了。毫不費力地就能夠封鎖阿爾及利亞的部隊，就像抓老鼠一樣把他們抓住，一口氣消滅他們；另外，將阿爾及利亞殖民化很困難，那是一片沒有出產的土地：他親自去視察了那裡的土地，發現每個麥苗之間有一尺半的距離。 V.H……說：「怎麼回事！曾經被稱作羅馬人的糧倉的阿爾及利亞竟變成了這個模樣！不過，如果阿爾及利亞正如您所說的那樣，那我們這次新的征服是一件好事，一個偉大的行動。是文明向野蠻的進軍，是文明的人民去看望尚在黑暗中的人民。我們是世上的希臘人。由我們來啟迪世界。我們在完成使命，我只需要唱讚美歌了。您的想法與我不同，這很好理解。您是作為士兵和活動家在說話，而我是作為哲學家和思想家在說話。」 V.H……很早就離開了吉拉爾丹太太的家。這是1月9日，天上下著鵝毛大雪。他穿的鞋很單薄，一走到街上，他就發現步行回家根本不可能。他來到泰布街，知道街拐角有個馬車停車場。可是那裡一輛車都沒有，他等著車來。 他站著等候，看見一個穿著體面講究的年輕小伙子彎下腰，拾起一大團雪，塞進一個站在街角、穿著袒胸露背的裙子的妓女後背里。 妓女尖叫了一聲，撲向那個時髦小伙，舉手就打。小伙子還手，兩個人越打越厲害，引得警察都向這裡跑來。 他們抓住姑娘不放，卻沒有碰小伙子一下。 那不幸的姑娘看見警察來抓她，拚命掙扎。當她被警察牢牢抓住後，她顯出了最深的痛苦。 兩個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強迫她走，她喊起來：「我沒做壞事，我向你們保證，是那位先生對我非禮。我沒有罪。我求你們放了我。我沒做壞事，真的沒有，真的沒有！」 警察根本不聽她的話，對她吼道： 「快走，你要為此坐六個月的牢。」可憐的妓女聽到這句「你要為此坐六個月的牢」又開始為自己辯護，拚命哀求。警察對她的眼淚無動於衷，將她拖到歌劇院後面的朔達街的警察分局裡。 V.H……不由自主地對這個不幸的姑娘產生了同情，他跟著他們，周圍都是人，每次發生此類事情都有很多圍觀者。 到了警察分局，V.H……想進去為姑娘說話。但轉念一想自己知名度太高，這兩天來報上登滿了自己的名字。現在介入這種事情，無疑給人以把柄，惡意的玩笑會鋪天蓋地向他襲來。總之，他沒有進去。 警察把妓女帶進樓下的一個房間，房間朝街。他通過窗戶觀察裡面發生的一切。他看見妓女絕望地在地上揪著頭髮，對她產生了巨大的同情。他考慮了一會兒，考慮的結果是他決定進去。 當他走進房間時，一個坐在點著蠟燭的桌前寫字的男人轉過身來，用生硬、專斷的口吻對他說： 「先生，您有何貴幹？」 「——先生，我是剛才發生的一切的見證人，我來向你們證實我看見的情況，請你們開脫這個女人。」 聽到這一席話，妓女驚愕地望著V.H……，仿佛驚呆了。 「先生，您的證詞也許與這件事有關，但沒有任何價值。這個姑娘因為在公共場合動手打人而犯了罪，她打了一位先生。她為此要坐六個月的牢。」 妓女又開始哭叫，在地上打滾。她的女伴們勸她：「我們會來看你的，冷靜一點，我們會把換洗的衣服帶給你。先拿著這些東西。」她們遞給她錢和糖果。 V.H……說：「先生，您如果知道我是誰，您大概會改變說話的語氣和用詞，會聽進去我說的話。」 「——先生，那麼您是什麼人呢？」 V.H……覺得沒有理由不說出自己的名字了，於是他說了出來。警察分局局長，正因為他是一個警察分局局長，立即連聲道歉，一改剛才盛氣凌人的模樣，變得彬彬有禮，恭恭敬敬，給他端來一把椅子，請他就座。 V.H……把他親眼所見講給警察分局局長聽：一個先生從地上抓了一大把雪，把雪塞進妓女的後背；妓女並沒有看見他就尖叫了一聲，說明她感到很難受，她撲向那位先生，這是正當防衛。且不提那位先生的做法是多麼粗魯，這冰涼的雪給她的刺激足以使她痛苦萬分。絕對不能奪走這個女孩——她可能有母親或孩子——少得可憐的飯碗，而應該讓這個對她做了壞事的男人接受懲罰，並應賠償。總之，要抓的不是這個妓女，而是這個男人。 在這場辯護中，姑娘驚奇萬分，臉上洋溢著歡樂和溫柔。她說：「這位先生真好。我的上帝，他太好了！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根本不認識他。」 警察分局局長對V.H……說： 「我相信您所說的一切，先生。但是，警察已經立案，做了筆錄。您的證詞會寫進筆錄的，請您放心。但是，法律有自己的程序，我不能放了這個姑娘。」 「怎麼！先生，聽完我講的真實情況——您無法懷疑，您也不懷疑——，您還要拘留這個姑娘？這種正義是一種可怕的非正義。」 「先生，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才能結束這件事情，那就是您在您的證詞上簽名。您願意嗎？」 「如果我的簽名能使這個女人自由，那我就簽。」 他簽了名。 那女人不停地說：「上帝啊！這位先生太好了！我的上帝，他實在太好了！」 當人們同情她們的時候，這些可憐的女人充滿了感激，感到很驚奇。當人們公正地對待她們時，她們更是如此。 今天，1841年3月11日，三個月後，我又看見了殘老軍人院廣場。 我是去那裡看望一位生病的老軍官。那天天氣好極了，陽光明媚，充滿青春氣息，與其說是初春還不如說是春末的一天。 廣場凌亂不堪，一片狼藉，到處都是葬禮留下的垃圾。看台的腳手架已經被拆除，看台覆蓋的方塊草坪又露了出來，但被運石膏殘塊的馬車的車輪軋得醜陋不堪。大道兩旁的雕像只剩下兩座，馬爾索28和杜格斯克蘭29的雕像。四處一堆堆的石塊是底座的殘餘。 一些士兵、殘廢軍人、賣蘋果的商販在這片敗落的詩意中遊蕩。 快樂的人群快步走過殘老軍人院，他們是去看噴水井。在廣場寧靜的一角停著兩輛巧克力色的公共馬車（貝亞恩牌），車上貼著粗體字的海報：格勒奈爾屠宰場的井。 三個月前，上面寫的海報是：殘老軍人院拿破崙的葬禮。 在廣場的另一角，一群好奇的人圍著一個賣畫像的流動商販。賣得最快的是一幅漫畫，上面畫著一個穿著時髦的年輕人正在向他的朋友展示新衣服，下面有這樣一段對話： 「你覺得這套衣服怎麼樣？多麼考究！多麼時髦！」 「夠潮的！」 「真的？」 「絕無戲言！」 在軍人院的院子裡，一群老人和孩子在陽光照耀下感到很溫暖，很快樂，這是世上最迷人的情景。今天是參觀開放日，好奇的人蜂擁而至。園丁在修剪綠籬。殘老軍人院的小花園裡丁香含苞欲放。一個十四歲的男孩爬到右邊最後一門大炮的炮架上，放開嗓子高唱，這門炮正是12月15日那天在發第一排葬禮禮炮時炸死一個憲兵的那門炮。 我順便記下這一點：三年以來，人們把這些16世紀和17世紀出色的大炮架在這些最平庸、最不值錢的生鐵小炮架上，昔日巨大的、矮壯的、笨重的木炮架才真正配得上這些龐大壯觀的青銅大炮。 一群孩子在女僕漫不經心的照料下，在二十四門從君士坦丁堡和阿爾及爾運來的大長炮中間嬉戲。 人們至少沒有讓這些大炮受到同樣的炮架的待遇。它們臥在大門兩側。時光的流逝給大炮的青銅塗上了一層悅目的淡綠色，炮上有大片的阿拉伯圖案。有幾門最難看的是法國製造的。在這幾門炮的炮閂上寫著：法國國王在阿爾及爾的鑄造商弗朗索瓦·杜朗。 在我抄下說明文字時，一個穿白衣的漂亮小姑娘正在用她粉紅的小手指把沙土填進一門土耳其大炮的炮門裡。一個殘廢軍人站在那裡，軍刀出鞘，他有兩條木腿，他大概是看守這門大炮的，正微笑著看女孩玩耍。 當我三點左右離開廣場時，有一小群人正慢悠悠地穿過廣場。這群人里，有一個穿喪服、手臂和帽子上戴著黑紗的男子，他後面跟著另外三個人，其中一個穿著藍色工服，手拉著一個小男孩。戴黑紗的人胳膊夾著一隻用黑布蒙住一半的泛白的匣子，就像一個樂師夾著一個放著他的樂器的匣子。 我走近他們。穿黑衣的男人是裝殮屍體的工人，匣子是一個孩子的棺材。 這個送葬隊伍走的路線與殘老軍人院的正面平行，把三個月前拿破崙的靈柩走的路線切成十字形。 今天，5月8日，我又來到殘老軍人院，去看暫時停放皇帝靈柩的聖熱羅姆小教堂。廣場上沒有留下任何12月15日葬禮的痕跡。梅花形綠化區被重新劃定，但草坪還沒有長出草來。這天太陽很好，但不時飄來雲朵，灑下雨點。樹木蔥綠，充滿喜氣。那些可憐的老殘廢軍人同一群孩子溫和地說著話，在鮮花盛開的小花圃散步。這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時刻：最後幾棵丁香花謝了，最初的金雀花吐蕊怒放。 烏雲的大片陰影迅速掠過院子，在二樓的一個拱門飾下，有一座拿破崙的石膏立像，與正門上石雕的路易十四驕傲的騎馬像形成蹩腳的對稱。 院子周圍，在屋頂的挑檐下還留有葬禮的最後殘餘：用金字寫的大革命和帝國時期將領的名字的黑色條幅還貼在那裡，三個名字一組。但風已經把這些條幅撕破了一些。有一個條幅的頂端已經快分離開了，在空中飄揚，這個條幅上寫著三個名字：索雷—尚布爾—雨…… 第三個名字的尾部已經被風撕破吹走了。是雨果30還是雨蓋31？ 幾個年輕的士兵走進教堂。我尾隨這些人們今天戲稱為「老總」的人。戰爭時期，士兵把市民叫做「平頭百姓」；和平時期，市民管士兵叫「老總」。 教堂里空蕩蕩的，陰森寒冷，幾乎沒有人。教堂盡頭，從上到下鋪開一大幅灰布，遮住了圓頂的巨大拱門飾。灰布後面傳來沉悶的錘聲。 我在教堂里走了一會兒，一邊看柱子上所有葬在這裡的軍人的姓名。 在我們的頭頂上，沿著高高的殿堂，掛著從敵人那裡奪來的軍旗，這隊壯觀的破布在穹頂旁發出輕輕的響聲。 在錘聲的間歇中，我聽見教堂的一個角落裡有低語聲，是一個老婦人在祈禱。 士兵們出去了，我也跟著他們走出教堂。 他們向右拐，走過麥茲走廊，我們匯入朝同樣方向走的密集人群。走廊通到一個內院，這是圓頂軍人院的邊門進出口。 在那兒的陰影中，我又看到三尊鉛鑄雕像，不知它們來自何方，我記得在同一個地方曾看見過這些雕像，那是1815年，我還是個孩子。當時，建築、王朝、民族正在蒙受摧殘。這三座雕像代表帝國時期最拙劣的風格，帶有寓意的冷漠、平庸的暗淡，豎在牆邊的草叢中的柱子之間，有一種被喝倒彩的悲劇氣氛。其中一座雕像用鏈條牽著一頭獅子，代表力量。沒有比一座平放在地上、沒有底座的雕像的神態更茫然的了，就好像是一匹沒有騎手的馬，一個沒有王位的國王。對士兵來說只有兩種狀態：戰鬥或犧牲；對國王來說也是只有兩種選擇：王國或墳墓；對雕像來說也只有兩種情況：矗立在空中或平臥在地上。 一座行走姿勢的雕像會使人驚奇，使眼睛不習慣。人們忘記了它是石膏的還是青銅的，青銅並不比石膏更能行走。人們真想對這個在華麗的姿態下顯得那麼可憐、那麼不自然的人面雕像說：「唉！走起來！走哇！邁步呀！繼續走你的路！奔跑呀！大地就在你的腳下。誰拉著你了？誰阻攔你了？」底座至少說明雕像不能走動。對雕像就像對人一樣，一個底座就是一個狹小、體面的空間，周圍是四面絕壁。 走過雕像之後，我向右拐，從後面的大門走進教堂，大門臨街。 有好幾個年輕女人和我一起走進教堂，她們說笑著，互相打著招呼。 哨兵讓我們通過。他是個憂鬱的彎腰駝背的老兵，握著軍刀，也許以前他還是帝國禁衛軍的精兵呢，他在陰影中一動不動，沉默不語，他的舊木腿踏在路面的一朵大理石百合花上。 要去拿破崙靈柩所在的小教堂，必須走過有百合花圖案的拼花路面。女人們和士兵們急匆匆地走著。我緩步走進教堂。 從上面射來的一束灰白色的光照亮了穹頂建築的內部，這束光與其說是教堂的光還不如說是畫室的光。在穹頂下，在祭台所在之地，也將是墳墓所在之地，有一座巨大的腳手架，被巨幅灰布遮蓋著，是用來拆除路易十四時期建的祭台華蓋的。這華蓋只剩下支撐頂部的六根粗柱。這些柱子沒有柱頭和頂板，六種形式的木柴堆垂直支撐著這些柱子，這些木柴堆是代替底座的。以前，螺旋形的金葉使這些柱子看起來像螺旋形柱，這些金葉已經沒有了，只在六根金色的柱子上留下了黑色的痕跡。腳手架里的工人就像關在一個大鳥籠的大鳥。 下面的工人在揭去鋪路石，還有的扛著梯子，吹著口哨，一面交談，一面在教堂里來回走著。 我的右邊，聖奧古斯丁小教堂堆滿了瓦礫。 在聖奧古斯丁小教堂外，用作穹頂建築地面的大塊大理石板垂直地放在一起，半遮住一個白色武士，他臥在嵌在牆裡的黑色大理石金字塔的底部。在武士下面的石板分開處可以看見這三個字母：UBA。 這是伏邦32的墳墓。 在教堂的另一邊，伏邦墳墓的對面，是圖雷納33的墳墓。他比另一個更受到尊重。 這座偉大的雕像作品周圍沒有廢墟的堆積。根據路易十四時期盛行的冷漠、高貴的藝術風格來看，這座雕塑與其說帶有喪葬色彩，還不如說帶有豪華富麗的風格，與其說是為教堂做的，還不如說是為歌劇做的。任何柵欄、任何雜物都無法阻止路人看見身穿羅馬帝服的圖雷納被一顆奧地利的圓炮彈命中。他臥在圖爾海姆戰役的青銅浮雕上，路人還能看到這個紀念日：1675年。這是圖雷納去世的那一年、聖西蒙公爵34出生的那一年、路易十四為殘老軍人院奠基的那一年。 右邊，靠近穹頂的腳手架和圖雷納的墓，在墳墓的寂靜與工人幹活的嘈雜聲之間，在大門緊閉、空無一人的小教堂里，我通過一個白色拱廊的門洞看到在一道欄杆後有一組金色的雕像。這組雕像亂七八糟地擺在那裡，肯定是從祭台華蓋那裡弄來的，它們似乎在低聲談論著這片廢墟。這組雕像共有六座，是六個帶翅膀、閃閃發光的天使，六個被一縷慘澹的陽光昏暗地照耀著的金色幽靈。其中一座雕像用手指著陰森森蒙著黑紗的聖熱羅姆小教堂，似乎在恐懼地說出這個名字：拿破崙。在這六個幽靈之上，在教堂小圓頂的挑檐上，有一個鍍金色的木頭做的大天使在吹著低音號，大天使眼睛望著天空，神情頗似維羅奈茲35在《卡那婚禮》里畫的坦托雷。 我來到聖熱羅姆小教堂的門口。 門口是一個巨大的拱門飾，掛著寒酸的紫色布門帘，上面印著希臘方形回紋飾和金色棕葉飾。在門帘頂部，有一個漆木做的帝國徽章；左邊是置於鷹之上的兩束三色旗，這些鷹的模樣像應時改成的公雞；還有手持長矛、佩戴榮譽勳章的殘廢軍人；靜思的人群從穹頂下走進來。盡頭，隔八至十步的縱深，有一道漆成青銅色的鐵柵，這是一種沉重、表現力弱的裝飾物。在鐵柵上面，有一隻只獅子頭和鍍金的N36，像貼上去的金屬箔，還有帝國的徽章、有手形裝飾的權杖和上端有查理大帝小塑像的權杖，查理大帝頭戴皇冠，手托金球。越過鐵柵，小教堂的內部，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莊嚴、美妙、激動人心的氣氛，有一盞點燃的高腳燈台，一隻大金鷹，金鷹大展雙翅，腹部閃著靈燈的反光，雙翅閃著太陽的反光。老鷹下面，在一大束閃閃發光的敵人軍旗下是靈柩，可以看見靈柩的烏木腳和銅環。靈柩上有一頂與查理大帝的皇冠一模一樣的巨大皇冠、與愷撒大帝的王冠一樣的金桂葉王冠、布滿蜜蜂的紫色絲絨柩衣。靈柩前面的祭器桌上是聖女艾萊娜的帽子和埃洛的長劍。靈柩右邊的牆上，在鑲銀的圓盾中央有一個詞：瓦格拉姆37；左邊的另一個圓盾中央有另一個詞：奧斯特利茨。四面牆壁鋪著繡滿蜜蜂和老鷹的紫色絲絨。在穹頂的起端，在燈、鷹徽、皇冠、佩劍和靈柩之上，有一幅壁畫。在這幅壁畫中，最後審判的天使對著熟睡的聖徒熱羅姆吹著喇叭，——這就是我一眼看見的東西，這就是一分鐘就刻在我的記憶中使我牢記一生的東西。 一頂較新的飾有一條絛子的寬邊帽子放在一把長劍之上，下面露出一個很小的三角標誌，長劍的雕鏤金柄對著小教堂門口，劍的尖端指向靈柩。 在這偉大中夾雜著平庸。平庸在於紫色布是印花的而不是繡花的，紙板漆成石塊，空心鐵漆成青銅，盾徽是木頭的，N是金屬片做的，布做的短石柱被粉刷成花崗岩，老鷹像公雞。偉大在於這地點、這人、這佩劍、這帽子、這頭鷹、這些士兵、這個民族、這烏木靈柩、這縷陽光。 人群站在那裡，就像面對可以看見上帝的祭壇。但是，在走出教堂後，再走上一百步，人群就會去看廚房和大鍋，人群就是這樣構成的。 我懷著深深的激動看著靈柩。我回想起不到一年前，也就是去年7月，有位先生來到我家，告訴我他是圖奈爾人街的木器師傅，也是我的鄰居，他請我對當時他承擔「製作」的一件重要而寶貴的東西提提意見。由於我對這種被稱作家具的室內建築的進步很感興趣，便欣然接受了請求，隨他來到圖奈爾人街。他帶我穿過好幾個擺滿家具的大廳，指給我看堆積如山的橡木家具和桃花心木家具、哥德式椅子、帶有壓模鑲邊裝飾的書桌、螺旋形腿的桌子。在這些家具里，我很欣賞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古老柜子，鑲嵌著大理石和珍珠，非常破舊，但又十分誘人。木器商把我帶進一個大車間，車間裡一片繁忙，很嘈雜，有二十來個工人在加工我說不出名兒的黑木塊。在車間的一個角落裡，我看見一隻長八尺、寬三尺、兩頭裝有大銅環的烏木大黑箱，我朝箱子走過去。木器師傅對我說：「這正是我想給你看的東西。」黑木箱是皇帝的靈柩。我當時見過，今天我又看見了它。我那時看見的箱子是空的，敞開著的，如今見到的是裝滿了的，存留著偉大的記憶，永遠關閉起來。 我記得當時我久久地觀察著靈柩的內部。我仔細地看著構成左側板壁的烏木板上那條淡白色的大紋路，心裡想：「幾個月後，棺蓋將封住這口棺材，在我閉上眼睛後三四千年，其他的眼睛才能看見我此時看到的東西，那就是拿破崙的靈柩的內部。」 這時，我拿起所有還沒有裝配的棺材板，掂量著它們的分量。這種烏木漂亮之極，且非常沉。木器師傅想讓我有個整體概念，讓六個工人把棺蓋放在棺材上。我不贊成這個棺材的平庸形狀，現在所有的棺材、所有的祭台、所有的婚禮花籃都是這種形狀。我更喜歡拿破崙像塞索斯特里38在埃及式的緊身套里安睡，或像墨洛溫39那樣睡在羅馬的石棺里，簡單中也有偉大。 棺蓋上閃耀著用相當大的字母寫的這個名字：拿破崙。我問木器師傅：「這些字母是用什麼金屬做的？」他答道：「是銅製的，但會給它們鍍上金。」我又說：「這些字母應該用金子製造，不到一百年，銅製的字母就會氧化，而且會腐蝕棺木。金子做的字母會使國家花費多少？」「大約兩萬法郎，先生。」當天晚上，我來到梯也爾先生家，他當時是內閣總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梯也爾先生對我說：「您說得有道理，字母就用金子做，我馬上下命令。」三天後，7月15日的協議破裂，我不知道梯也爾先生是否下達了命令，命令是否執行，現在靈柩上的字母是否是金子鑄成。 四點鐘的時候我走出聖熱羅姆小教堂，我一邊走一邊想： 「從表面上看，這是金屬片制的N消滅、取代了路易十四繪有王冠和百合花圖徽的大理石L，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說這穹頂是狹窄的，歷史則是寬廣的。這一天將會來臨，這座穹頂建築將還給路易十四，人們會給拿破崙造一座墳墓。」 偉大的國王和偉大的皇帝將各自安歇，和平共處，都受到尊敬，都很顯赫，因為一個在歐洲的眼裡代表王權，另一個在世界眼裡代表法國。 昨天，吉拉爾丹對我說：「最危險和最值得擔心的不是深淵，而是斜坡。」 1842年 7月 昨天，也就是1842年7月13日，奧爾良公爵先生不幸去世了。 如果我們思考一下這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路易十四執過政，他的兒子卻沒有；路易十五執過政，他的兒子也沒有執政；路易十六執過政，他的兒子沒有執過政；拿破崙執過政，他的兒子也沒有執過政；查理十世執過政，他的兒子沒有執過政；路易-菲力浦正在執政，他的兒子將不會執政，多麼奇特的事情！連續六次在全體人民中人們預料一個人將執政，但正是這個人沒能執政。連續六次的預測都失敗了。事實就是以一種可怕的神秘的固執存在著。一場革命來臨了，一場全球性的思想動盪在幾年內就淹沒了過去十個世紀和一個偉大民族的整個社會生活；這個巨大的動盪推翻了一切，除了我們剛才指出的事實；相反，動盪使這個事實從它推翻的一切中顯露出來；一個大帝國建立起來，一個查理大帝出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來臨了，但這個事實依然存在；它是舊世界的產物，也是新世界的產物。帝國垮台了，古老的家族捲土重來，查理大帝廢除了，流放奪走了征服者，還回了被流放者；革命重振旗鼓，再度爆發，王朝三次改朝換代，事件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一浪高過一浪，——但這個事實永遠存在，從不間斷，沒有變化，沒有中斷。自從君主政體出現以來，法律就有規定：國王的長子永遠可以執政，但是，一百五十年以來，事實的回答是：國王的長子永遠不能執政。難道這不是一個規律嗎？這個規律以如此的準確度和固執在人文事實無法解釋的次序中顯示出來，而它在此之前只屬於具體事實。難道現在不是到了天意來干預這件事的時候了嗎？如果某些歷史規律以與自然規律同樣的準確、同樣的刻板，甚至同樣的嚴酷顯示給人們，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上帝賦予人兩種天稟：希望和無知，而無知是兩者中更優秀的。 每次皇太子奧爾良公爵先生去他的夏宮維里葉都要走過一座破舊的房子，這座房子只有三層，二、三層各只有一扇窗戶，一層有一個塗成綠色的破店鋪。店鋪對街的一面沒有窗戶，只有一扇門，透過門可以看見陰影中的櫃檯、秤、方磚地上堆的一些普通商品，門的上方用灰暗的黃色字母刻著店名：雜貨店。很難說年輕快樂、無憂無慮的奧爾良公爵是否看見了這扇門。也許在這條歡樂的大道上飛快地跑的同時，他偶爾也用眼角掃一下街邊，可能看見了這扇門，把它當作一個小鋪子，一個低級酒吧，一座破房子。這是他的墳墓之門。 今天，1842年7月20日，星期三，我參觀了王子殉難之地。正是一個星期前的這個時刻悲劇發生了。是在馬路左邊第二十六和二十七棵樹之間的地方，從馬約門的圓形廣場的拐角處開始數。馬路有二十一塊路石寬，王子是在馬路左邊第三塊和第四塊路石上砸碎腦袋的。如果他被摔出的地方再遠十八法寸，他就會倒在土地上了。 國王命人拿掉了那兩塊沾滿血跡的路石，今天儘管下了一天的雨，路上滿是泥濘，還是可以看見新換上的兩塊路石。 對面兩棵樹之間的牆上，路人刻下了一個十字和這個日期：1842年7月13日，旁邊還刻了這個詞：殉難者。 從王子殉難的地方，人們從右邊房子和樹之間的空隙處可以看見星形廣場的凱旋門。在同一邊，在手槍的射程之內，有一面巨大的白牆，周圍堆滿了瓦礫，圍了一圈壕溝，頂上架著起重機、絞盤和腳手架。這是巴黎的舊城牆。 當我仔細地看著那兩塊新路石和牆上的十字時，一群戴著黃草帽的小學生突然把我圍住了。這些稚嫩、歡笑著的面孔懷著無憂無慮的好奇圍著死亡地點。在離我們幾步遠的地方，一個年輕的女僕正在擁抱一個小孩子，放聲大笑。 王子死去的那座房子的門牌號碼是4號乙，位於一家肥皂廠和一個酒商的鋪子之間。樓下的店子關門了。門右邊靠牆處放著一條粗糙的木長椅，有兩三個老婦人坐在椅上曬太陽。她們頭上的綠底粉刷牆上貼著一張很大的白色廣告，上面寫著：布多精礦泉水。二樓窗戶掛的白布窗簾似乎說明房子裡還住著人。 旁邊酒商的鋪子裡坐著不少喝酒的人，他們高聲談笑著。門牌號碼是6號的那座房子幾乎正對著王子殉難的地方，房子上用黑體字寫著：夏努代，鋪路工。 有一件奇事：王子是從左邊摔下來的，屍體解剖發現身體是挫傷，右邊腦殼粉碎。 維爾曼先生（是他昨天告訴我這一情況的）在事故發生後半小時就來到王子身邊，所有皇家成員也都到了。國王看見維爾曼先生進來，急忙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摔得很慘，他還處於昏迷狀態。但是，他沒有創傷，所有肢體都靈活自如，完好無損。」 國王說的有道理。王子全身都完好無損，只有頭除外，但頭上沒有傷口和外部損傷，只是像一個盤子一樣在皮下碎了，維爾曼這樣對我說。 無論人們怎麼談論這件事，王子既沒有哭，也沒有說話。因為腦殼碎了。腦子受了損傷，他不可能說話。只剩下器官還有點生氣。瀕臨死亡的人看不見，也沒有感覺，也沒有痛苦。維爾曼先生只看見他的腿動了兩下。 馬路的左邊是一些花園和別墅，右邊都是些破房子。 7月13日，當王子最後一次從杜伊勒利宮出來時，他首先遇到的是那座最強烈地喚起時間觀念的朗賽斯方尖碑，不過，他也許會想到在這同一個廣場上曾豎起過路易十六的斷頭台。然後他遇到最輝煌地喚起榮譽觀念的紀念碑，即凱旋門，不過，他也許想起在同一個拱穹下走過拿破崙的靈柩。五百步之遠，他走上了那條從10月6日的暴動得來的不祥路名的路，這場暴動是反對路易十六的，由菲力浦-艾加里德發動的。這條路名叫反抗之路。當馬隊進入這條大道時，艾加里德的孫子騎的馬狂奔起來，可以說是舉行暴動，在跑到這條死亡之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王子摔下馬來。 奧爾良公爵同他的那不勒斯祖父一樣叫費迪南，菲力浦同他的法國父親和祖父一樣，路易像路易十六，查理像查理十世，亨利像亨利五世。在他的死亡證上，人們遺漏了（是有意的嗎？）他的西西里姓羅梭里諾。我感到很遺憾，這優美的姓氏使人想起帕萊姆和聖羅薩里。人們擔心有什麼可笑之處。羅梭里諾這個姓對詩人來說是很美的，對資產者來說是很怪的。 我大約在晚上六點從那兒回來，看到牆上貼著大字廣告：納伊節，7月13日。 7月21日 陛下40： 法蘭西學院謹向尊敬的陛下表達深深的悲痛。 您的皇太子離開了人世。這是法蘭西的損失，也是歐洲的損失。這在智者中間留下了一個空白。法蘭西民族為王子而哭泣，軍隊為戰士而哭泣，法蘭西學院為失去思想家而深表遺憾。 奧爾良公爵很清楚在我們這個勤勞而難忘的世紀裡，作為王位的繼承人並不僅僅是占據一個高位，也是行使一項偉大的職責。國王現在所做的一切也是王子在將來應該做的一切。父親擔負著祖國現在的命運，充當民族和文明的莊嚴又不知疲倦的守護神，引導時代潮流，兒子這個新一代的王子和未來一代的國王應該向思想敞開他的心靈。行動是國王的天職，學習是王子的天職。在等待登上王位的同時，他應該不斷地思考他祖先的歷史，他父親的傳統和他的國家的新需要。這正是奧爾良公爵已經出色地意識到的一切。他有一個高尚、平靜、泰然、堅定、溫柔的心靈，他那高貴的智慧可以和所有的天才匹敵。他是亨利四世的兒子，繼承了他的血統、他的英勇，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為人。他是革命的兒子，繼承了革命對人權的尊重和對自由的熱愛。他的家族本能促使他追求軍事上的榮譽，他心靈的需要又促使他為和平而奮鬥；他能夠而且渴望做一番偉大的事業；在內部他深孚眾望，在外部他維護民族，他什麼也不缺，只缺時間。可以說一個偉大國王的胚芽都已在這個王子身上出現，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像法朗索瓦一世一樣熱愛藝術，像路易十四一樣熱愛文學，像您一樣熱愛祖國。 陛下，您的血就是國家的血，您的家庭和法國共有一個心臟。您受到打擊也就是法國受到傷害。在這一時刻，法國人民懷著難以表述的同情關注著您的家庭，關注著您，陛下，您會長壽的，因為上帝和法國需要您；關注著王后，這個所有母親中遭受不幸、令人尊敬的母親；關注著王妃，她的心靈已經非常法國化了，她為法國生了兩個小法國人，為王朝生了兩個小王子，給予未來兩個希望。 但願我們大家的悲痛對陛下您是一種安慰！陛下，這也是一種歡呼。王子的罹難可能動搖王位，但舉國的哀悼則鞏固了王朝。十二年前法國以它統一的參與祝福您，今天法國以它一致的悲痛再一次祝福您。 10月20日 有一天，在阿爾及爾，——我們進入了十月，天氣晴朗的時候，十月是那麼美麗，——太陽落山的景象十分壯觀。天空是那麼藍，空氣是那麼溫和；微風輕拂著海浪，海浪輕拂著海岸；天際美妙的霞光在阿爾及爾這布滿白色的方平房的圓形劇場上空勾勒出光與影奇怪的梯形。目光留戀美景，心靈則沉入幻想，這個阿爾及爾曾見識過紅鬍子哈里亞丹41和查理五世42。一種深沉而隱蔽的快樂——這種難以言傳的快樂在某些時刻，在某些季節，在大自然的深處跳動——在海岸，在平原，在山丘，賦予所有美麗的樹以生命，這些美麗的樹在東方陰暗和輝煌的詩歌中怒放著它們永恆的青蔥翠綠：荷馬43吟唱的棕櫚樹、哈菲茲44讚美過的蘆薈、達尼埃爾45談到的乳香黃連木、約伯46談到的無花果樹。一艘來自法國的汽船停靠在碼頭上，它有一個可愛的名字，叫「野鴿號」；船上的煙囪輕輕地冒著煙，在藍天裡形成一朵變幻不定的雲，從遠處看就像巨人斯巴漢的巨型水煙筒。這一切構成一個巨大、美妙、純淨的整體，不過，那一大群圍著汽船的人看的不是這些，這些人里有男人、女人、阿拉伯人、猶太人、歐洲人。 捻縫工和水手在船和岸之間來回穿梭，把包裹卸上岸，人群的所有目光都盯著這些包裹。碼頭上，海關人員打開包裹，透過半開的木箱的木板，在散開的草墊里，在包裝布下面，人們看到一些奇怪的物件：兩個長長的漆成紅色的柵欄，一架漆成紅色的梯子，一個漆成紅色的籃子，一根漆成紅色的很沉的橫樑，橫樑的一邊嵌入了一個三角形的大而厚的刀片。 這個場面頗吸引人，其誘人之處與棕櫚樹、蘆薈、黃連木、無花果樹不同。與太陽、山丘不同，與大海、天空不同：這是文明以一座斷頭台的形式來到阿爾及爾。 11月14日口述 這是我夜裡做的一個夢，我把它寫下來只是因為這個日子。 我在我的家裡，是在我家，而不是我真正的家，我並不認識這個家。這個家有好幾個寬敞的客廳，非常漂亮，光線充足。這是在晚上，一個夏日的晚上。我坐在其中一個客廳的桌子旁，還有好幾個朋友和我在一起，這些是我夢中的朋友，我一個也不認識。大家愉快地交談著，不時發出笑聲。所有的窗戶都敞開著。 突然，我聽見背後有一陣嘈雜聲，我轉過身，看見在一群我不認識的人當中有奧爾良公爵，他正在朝我走來。 我高興地迎過去，沒有絲毫的驚奇。王子看上去非常高興，心情很好。我記不清他當時穿的什麼衣服。 我向他伸出手，感謝他友好地到我家來，甚至都沒有通知一聲。我記得我很清楚地對他說：「謝謝，王子。」他緊緊地握了一下我的手作為回答。 這個時候，我轉過頭，看見三四個男人正在把奧爾良公爵的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放在壁爐上。我還發現在同一個壁爐上放著王子的青銅半身雕像。那些人把大理石雕像放在青銅雕像的位置上，隨後悄悄地走了。王子把我帶到一扇窗戶前，像我剛才說的一樣，這些窗戶都是敞開著的。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是從一個客廳走到另一個客廳。這一點在我心裡很模糊。我們在窗前坐下來，窗外的風景十分迷人，這是一座城市的內景，在我的夢裡，我對這座城市非常熟悉，但實際上我從來沒見過這個地方。 到處都燈火通明，但沒有人。我只看見孤單地坐在窗前的奧爾良公爵憂傷地望著我。這個時候我醒了。 這個夢發生在1842年11月13—14日夜裡，正是奧爾良公爵死後四個月，他是7月13日死的，這一夜正是王子服喪期滿的日子。 我要補充的是我很少做這樣清晰的夢，而在這一天之前我從來沒有夢見過奧爾良公爵先生。 1843年 8月 您愛我，為了配上您的愛，我什麼都沒有做；您恨我，為了配上您的恨，我什麼都沒有做。愛我吧，我會還報您的愛，恨我吧，我不會還報您的恨。思想著的心靈和放光彩的天空是兩件客觀的事情。謝天謝地！ 朱麗葉·德魯埃47的日記 去拉羅舍爾的公共馬車的所有位子都預訂完了，只剩下車裡的一個座位和長凳上的一個位子。我的托托48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我們回到售票處，想把車裡的位子換成長凳上的第二個位子。接待我們的售票員非常熱情，她告訴我們長凳有三個位子，包括馬車夫和他的副手的位子，不過，她準備讓馬車夫儘量給我們騰出兩個位子，又不妨礙駕車。接著她又殷勤地補充道：「我十分榮幸地在科涅克遇見過先生。」的確，我認出了那三個談論布托爾馬戲團的人其中的一個，他看了我們很久。現在是兩點，馬車六點才出發。要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城市裡等四個小時，而且又是烈日炎炎。做什麼呢？ 也許是平生第一次我建議去咖啡館，在那裡喝啤酒，看報。托托同意了我的建議，我們開始尋找咖啡館。 在一個大廣場上，我們看見了一個大字招牌：歐洲咖啡館。我們走了進去。咖啡館裡人很少，只有右邊的第一張桌子有一個年輕人在那看報抽菸，他面對著左邊的女掌柜。我們走到最裡頭坐下，幾乎是在一個螺旋形的樓梯下，樓梯欄杆裝飾著紅布。侍應生拿來了一瓶啤酒，然後就退下去了。在我們對面的桌子下有好幾張報紙，托托隨意拿了一份，我則拿了份《噓聲報》。我剛看了標題，我那可憐的心上人突然向我俯過身，指著手裡的報紙哽聲對我說：「看看這是多麼可怕！」我抬眼看著他：我這輩子永遠也不會忘記他高貴的面孔那不可名狀的絕望表情。 我剛才看見他還是微笑著很快樂的模樣，不到一秒鐘他就垮了，他的嘴唇慘白，漂亮的眼睛呆滯地看著。他的面孔和頭髮都被淚水濡濕了。他緊握的拳頭貼在胸口，好像要防止心從胸腔里跳出來。我接過那張可怕的報紙看起來49。 我可憐的心上人用眼神請求我忍住眼淚，我哭得透不過氣來，接著他坐在桌子的另一邊，對我說別引起周圍的人的注意，他又以驚人的毅力幫我走出了這個可惡的咖啡館。 到了大街上，我們再用不著壓抑自己了，我可憐的托托受的打擊太重了，無法擺脫絕望的情緒。他走著，不停地走著，他那永遠伴隨他的善良安慰著我，給我勇氣，我情願付出我的生命來替他解除那給他沉重打擊的可怕的痛苦。 我們來到城根一帶，從城牆下出來後，我們走在被太陽烤著的草坪上。我們來到田邊坐下，離農舍只有幾步遠。儘管我們儘量使自己顯得和所有人一樣平靜，但人們還是很注意我們。 也許是我們的散步本身引起人們的好奇，因為沿途沒有看見一個人像散步的樣子。在這樣一個糟糕的地方怎麼散步？這裡到處都是可怕的灰蒼蠅，咬你一口就有一個傷口，還有庫蚊不停地騷擾你。我們站起來，走過一個小村莊，村民們在門外面幹活。 托托要我寫信給巴黎，通知我回去的消息。我從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張紙，用鉛筆寫好了信。 我們回到城裡，把信投到郵局。我們又來到城牆一帶，無目標地走著。有時我們坐在牆角石上，有時又坐在草地上：女人們和看孩子的年輕姑娘們一邊幹活，一邊談笑著。其中的一個唱著加斯蒂貝爾扎的歌。 出發的時間快到了。我獨自來到停馬車的廣場上。人們正在打掃公共馬車的頂層，仔細地擦洗馬車的護板，這輛馬車將把我們帶到拉羅舍爾。我問馬車夫是否快要出發了，他表情溫和、略帶傷感地答道：「太太，過一會兒就走。」我好像看見他滿眼含淚。於是我明白了那個辦事員不尋常的殷勤。我明白了所有對這個還那麼高興的可憐父親的值得欽佩的同情。我回到我的托託身邊，他現在表現出來的勇氣和順從比剛才痛苦的模樣看起來更令人心酸。 馬車周圍有好幾個人在看托托，他們中間沒有售票處的辦事員。馬車夫催促大家出發，使我們擺脫了這令人討厭的好奇心。 馬車夫站在車外，一會兒靠著傳送帶，一會兒靠著長凳的護板。這個車夫的駕車技術不得不令人欽佩，但他的目光和話語則很隨便，不過大家感到他是盡力做到討人喜歡。 黃昏來臨了。我們走的路和從羅什福爾到馬萊納的路是同一條路，周圍都是鹽田。在我們的左邊是一汪汪的死水，發出難聞的氣味；植物有燈芯草和枯萎的蘆葦。右邊大部分都是荒地。 天上布滿了烏雲，時不時有閃電劃破雲層，天氣比白天還悶熱。我緊緊地握著我親愛的心上人的手，但沒有力氣同他說一句話。天空變得越來越陰沉了，我好像正在受到一場噩夢的驚擾，想發出驚恐的喊叫以便醒過來。 （我們晚上十點到達拉羅舍爾。在卸行李的時候，維克多去預訂去索繆爾的位子，然後我們來到旅館。） 在路過一家咖啡館的時候，我聽見咖啡館裡的歌手正在唱加斯蒂貝爾扎，咖啡館裡坐滿了人。 托托請求旅店老闆至少給一間小房間，老闆終於給了閣樓上的兩間房間。在這兩間房間裡我們幾乎無法站直身子，房間的門鎖只是一個從裡面拉上的門閂，兩扇門是對著的。在每間房裡給我們搭床的時候，人們還給我們泡了茶，茶是我們要的，想恢復一下精神。內心的絕望和表面上的平靜已把我累垮了，我精疲力竭，痛苦萬分，躺上床我馬上就睡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去索繆爾的車晚上八點才出發，還要忍受這可怕的一整天。） 我和我心愛的人做著一些毫無目的、毫無必要的事情，只是為了熬到晚上，不讓自己被痛苦壓垮。 早上的時候，我的托托在我洗漱時曾回到我的房間，他又回來好幾次敲我的門，最後對我說了句「我無法一個人待著」。我可憐的愛人！悲傷在如此短的時間裡給這個高貴又可愛的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多大的打擊啊……在我整理旅行袋以消磨時間的時候，托托則在數著一本影集的空白頁。 我建議托托陪我去郵局取他和我的信。我們不知道去郵局從哪邊走，就向一位老太太問路，老太太很熱心，一直把我們引到街角處。一邊走她一邊指給我們看市場的位置。完全是由於她我們欣賞起市場本身，她指給我們看市場左邊關著的柵欄。 但今天是星期天。郵局六點關門，現在已經六點過幾分了。一個女傭過來同我說話，走在後面的托托靠過來打聽情況，女傭說工作人員八點回來。 在這間白石灰牆的小房間裡無所事事真是件令人噁心的事。我們更喜歡走路，我們從城門出來，夜幕完全降臨了。黑紅的天空和前天一樣陰沉。我們遇到了幾個散步的人，從城門下看見這些人影，襯著陰暗的天空，這些人活像幽靈。我們在一條滿是灰塵的路上走了一個小時。這條路對那些比我們好受的人來說也夠乏味討厭的了。我們看見的那些人影都不是從城裡來，而是到城裡去。不過現在才七點，九點才關門。 我們心急火燎，坐立不安。心情不佳的時候，渾身也都不舒服，我們從前天起就體驗到了。我們回到旅館，收拾好行李，付了賬，然後坐車來到去索繆爾的馬車站。 我應該說我們前天那個好心腸的車夫很謹慎，沒有在城裡說出我們的身份，使我們在拉羅舍爾的逗留沒有人知道。 我們來到售票處，人們沒有做任何準備工作，儘管已經八點差一刻了。維克多問車夫他是否還有時間去附近的郵局。這個粗魯的人刁難了半天才給了五分鐘，儘管他知道得很清楚半個小時之內他是不會出發的。在維克多去郵局，大家在等馬匹的時候，我登上了公共馬車的前車廂。馬車夫和女傭在互相打鬧，開著粗俗的玩笑。 維克多沒有取到信，回來的工作人員是收信的，不負責發留局自取的信。 托托上車坐在我身邊，過了一會兒，上來一個男人坐在他旁邊，我們終於出發了。 我們沉默地走了一個小時，托托旁邊的男人打破了這沉默，他埋怨放在長椅下、在托托兩腿之間的書妨礙了他。他說必須拿走這些書，語氣十分傲慢和愚蠢。托托沒有理他，把書放在自己的膝蓋上。還是這個人，他好像與「殷勤的」車夫很熟，讓車夫把車門關上。車夫用足力氣推上門，結果原來搖上的門玻璃碎了，弄了我們滿手滿臉的玻璃渣滓。 深夜，我發覺馬已經沒有人駕馭了，而是在隨意亂跑，我剛才在月光下瞧見馬低著頭撞在關著的柵欄上才發現了這一點。撞擊得很厲害，那些可憐的馬可能傷得不輕。這柵欄是尼約爾城的入市稅徵收處。馬車夫們都睡著了，根本不管馬車和車上坐的人。 收稅人員打開柵欄，我們的車通過了收稅處。我們停在馬車店的門口，讓我們那位彬彬有禮的旅客下了車，我們繼續趕路，車裡只剩下我和托托。 夜裡很冷，風和雨通過玻璃碎了的門窗和我對面那扇無法關上的窗戶直往車裡灌，我們凍得四肢麻木。 天亮了，但雨還沒有停。 （我們來到一個小村莊，準備在這裡吃飯。） 我們下車，走進一家旅店的餐廳，餐廳像所有的旅館餐廳一樣裝飾著用上色石膏做的水果和小彩畫…… 我們吃不下飯，只要了兩杯咖啡暖暖身子，夜裡我們實在是凍僵了。在等咖啡的時候，我們在廚房的壁爐旁暖腳。 我們烤火的時候，來了一個瞎子，他和他的同伴向我們乞討，托托給了他們錢。 吃完飯我們又出發了。現在快九點了，天色開始明朗起來。我可憐的心上人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悲傷，我心裡難受極了，不敢抬眼看他。我握著他的手有好一會兒了，他並沒有什麼反應。我擔心他不舒服，請他也握緊我的手作為回答。 從早上以來，我們走過的地方風景十分美麗，我們走過了好幾個非常漂亮的村莊，有些村莊還保留了古老城堡和修道院的遺址。我們十一點到達布雷絮爾。在換驛馬的時候，一個警察要去托托的護照，把他的名字記在了一本小筆記簿上。 從左邊，我們看見遠處有一座美麗的城市，我們以為那不是我們去的方向，可是我們走的路繞了半天把我們帶到圖阿爾城下。這裡的城門是我們見過的城門中最美妙、最悅目、最淒涼的了。我們走過一座古城堡，又在一個古羅馬的教堂門前停了下來。 一刻鐘以後我們又上路了。路上又上來一位旅客，這是索繆爾的一位老太太，她在鄉間的親戚家住了幾日。這位老太太很健談，托托便利用這個機會向她打聽去巴黎的馬車情況。 在古德雷-馬古亞爾小城的入口處的右邊有一座墓地。我有意用身子擋住我可憐的愛人的視線。當老太太用手指著墓地微笑著對他說：「這是墓地！」托托握緊了我的手，我看見他眼裡含了一滴大大的淚珠，我真想掐死這個饒舌的老婦人。 （我們終於到了索繆爾。我們在馬車站下了車，想打聽一下情況。晚上十點之前沒有車，我們來時坐的這輛車只能保證我們到圖爾有位子。維克多又去另一個馬車站打聽，也毫無結果，既沒有到巴黎的位子，也沒有到圖爾的位子。） 我擔心這樣來回跑也找不到今晚出發的馬車位子，於是請託托好好地和這個女售票員套套近乎。這個女人就在我待在售票處的極短時間裡，對所有的人都很粗暴，卻突然對我們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溫和、殷勤、彬彬有禮。她給了我們今晚去圖爾的兩個位子，還不讓我們向她作保，如果其他的馬車站可以給我們去巴黎的位子。她的車只剩下兩個位子，一個在前車廂，一個在後車廂。我對她說整夜與托托分開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她高聲說她認識一位先生在前車廂有一個座位，她負責讓他換到後車廂去，說這一切的時候她顯得非常殷勤熱心。 （我們走出售票處，來到旁邊的一家旅館。） 人們把我們安置在左邊走廊盡頭的一間房間裡，這間房間有一扇陽台窗戶對著大街。我們剛進了房間維克多就問是否有報紙？女僕回答他有《世紀報》，他讓女僕把近三天的報紙拿來。女僕去拿報紙的時候，托托要我向他保證讀這些報紙的時候不向他隱瞞所有有關那件可怕事件的報道，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女僕拿來了報紙，維克多讓我一個人看這些報紙，報紙上講述了這個可怕事件的所有細節。我看著看著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原來因為報上的一個錯誤我還存有一線希望，這個錯誤出在第一份報紙上，報紙把托托死去的孩子的數目弄錯了。這個錯誤給我留下了希望，可對我親愛的托托則相反，他聽到死的是兩個親愛的孩子，而不是一個，更是痛不欲生。他回來時看見我淚流滿面，以為他害怕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這是真的？」我與其說是回答他的問話還不如說是回答我可怕的絕望：「是真的。」於是這可憐的父親倒在一張椅子上，撕心裂肺地叫道：「讓托托也隨他們去吧！」他悲痛欲絕。我撲倒在他腳下，吻他的腳，用眼睛、用嘴唇、用心靈向他呼喚，他不能死，我的托托還活著。我真想讓真相進入他身體的每一處，我真想立即獻出我的生命來換回他的另一個可愛的孩子。 我在旅行的最後三天遭受的痛苦任何人都無法知道，因為世上沒有一個像我這麼愛我親愛的維克多，上帝保佑他。 我可憐的愛人想看有關這個可怕的災難的所有細節，我已經精疲力竭，無力做任何事情了。 但我們必須出去，必須去訂馬車座位。我陪著托托去另一家馬車店。我們走出城門，繞著古城堡走了一圈。我們在耕過的田地里走著。當我們從一條很陡的小街道走下來的時候，遇見了一位老人，他向我們問好。托托完全沉浸在悲痛中，沒有聽見他的話，但只過了一分鐘他就意識到沒有回問他好，於是馬上追上老人，請他原諒。 我們來到位於橋對面堤岸上的馬車店。有一個男人坐在門檻上，他是女售票員的丈夫。他妻子還沒有回來，他什麼都不知道，無法告訴我們任何情況。我們決定要去圖爾的位子，於是回到第一個馬車店，還是那位殷勤熱心的女售票員，她告訴我們她會通知我們的，不必擔心出發的時間。 我們回到旅館吃晚飯。吃完飯，離出發還有一個小時。托托在鋪著蓆子的狹長走廊里散步。從我坐的位子我聽見一位旅客正在請女僕讓他看看新鮮的巴旦杏，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女僕驚奇萬分，就把我們桌上的巴旦杏拿給他看。 我可憐的愛人繼續在走廊里走著，有時他走進我的房間，我看見他做著激烈的手勢，好像在訓斥什麼人。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讓人把行李搬上馬車，我們去馬車停的地方等著。十點我們上了車。 夜色溫柔美麗。托托旁邊的那個人從出發的時候起就睡著了。凌晨四點我們到達圖爾。 （卸行李的時候維克多留下我，去訂巴黎的位子。） 大家都在埋怨行政當局不守信用，原來保證轉車不會出現問題，結果要等昂熱來的馬車，也許已經沒有位子了。托托不想浪費時間費口舌，去找另外的公共馬車。 一刻鐘以後他回來找我，我們馬上坐另一輛公共馬車出發，走奧爾良到巴黎的鐵路。 在卸行李的時候，車裡的那位鄰座醒了，大聲問現在到了哪裡…… ……我們的位子在長椅上，由於好幾位金球旅館的顧客不守時，我們得到了車廂里的兩個座位。馬車夫正在登記旅客的名字和行李，當他登記到巴黎的昂里埃特小姐時他走近辦事員，低聲對他說：「她不富有，她是病人。」辦事員是個年輕小伙子，他答道：「那好。把她登記在長椅的位子上，你盡最大努力把她安排在最裡面。」 他的話音剛落，一位老婦人在一個臉色蒼白、腿跛得很厲害的年輕姑娘的陪同下走過來問是否有昂里埃特小姐的位子，位子在哪裡？辦事員立即高聲回答她：「在頂層的軟墊長椅上。」可憐的老婦人神色驚慌地朝正在擦眼淚的女孩轉過身去，對她說：「我可憐的孩子，你上不去的，不可能上去。最好還是別走了。」 與此同時，馬車夫拿著一個包裹進來了。辦事員對他說：「告訴昂里埃特小姐長椅的位子是什麼。」 馬車夫把她們引到院子裡。過了一會兒，她們回來了，看來是順從了。老婦人幫助昂里埃特小姐坐下來，時不時地握著她的手，低聲同她說著話。她整理了一下她的白帽子上的羅紗。這個姑娘的穿著很窮酸，但非常整潔。老婦人不時地看看我，朝我邁了一步，又回到病人身邊，她終於大著膽子說： 「太太是去巴黎嗎？」 「是的，太太。」 「我冒昧地請太太在路上照顧一下我那可憐的女兒，她就在那兒。這可憐的姑娘從來沒出過家門。」 這善良的老婦人說話的時候聲音發抖，好像要哭出來。 我對她說： 「很願意效勞。您的女兒坐在哪個位子？」 「在裡面。」 「可我坐在長椅上。」 「長椅上？頂層的？您這樣的太太？」 老太太驚愕萬分，她說完就走遠了，一邊走一邊還發出感慨，我沒有聽見，因為我太悲傷了，無意去理會那老太太可笑的驚奇。現在的情況是：公共馬車沒有坐滿，所有的位子都預定了。金球旅館的旅客誤了車，我們就能得到車廂里的位子。另外，我不知道昂里埃特小姐怎麼樣了，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在這悲傷的一整天裡，我一次也沒有記起這個殘廢的姑娘。 天蒙蒙亮我們就上路了。我們的旅伴一個勁地埋怨行李的運費和座位太貴了，要小費太頻繁。這位先生可以用通俗語言講述關於萊茵河岸的同一個精彩主題的整個一章。 兩個月前，我們沿著盧瓦河岸走過同一條路。只是當時我們很快活，我們將要度過幸福的兩個月，而現在我們被痛苦壓垮了。 到處都是農民在割路旁的池塘和沼澤地里茂密的燈芯草。盧瓦河的這一段儘管景色比較單調，但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又看見了幾個非常漂亮的小城堡，有一個離布魯瓦城只有幾里。 我們應該在布魯瓦吃午飯。九點我們開始吃飯，九點半我們就出發去奧爾良了。我們的那位旅伴怒氣仍沒有消，他對旅館老闆和馬車夫非常惱火，他的怒氣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聽說旅館老闆在旅客付了錢但沒有吃的中晚餐費用上給了馬車夫回扣，我有理由相信這一點。如果情況果真如此，馬車夫在我們都沒有時間看到的午餐上肯定拿了一筆可觀的回扣，因為只是在我們要上車的時候，人們才給我們拿來了一些沒有揀過的草莓、整個的西瓜和烤了一半的小香腸。幸好我們的那位旅伴（他看上去胃口極好）在到達布魯瓦兩小時之前給自己買了，也要我們買了一些新鮮的小糕點和桃子。 我們三點到達奧爾良，但是裝運馬車的列車四點出發。我們只有原地等待，太陽很毒，我們沒有下車，我們的鄰座急忙去吃晚飯。 四點鐘，我們就坐在復滑車裡了，復滑車抬起馬車，把它放在一種有輪子的平板上。馬車被鐵鉤和鐵鏈牢牢地固定在平板上，我們出發了。 在埃當普，鐵路越過一座橋，這座橋俯視著一部分城市。左邊是一個墓地，布滿了十字架，我的托托又握緊了我的手…… 我們走過好幾個車站，大部分都是沒有靠站就過去了。運馬車的列車不是每一站都停。在一些大站有一些食物豐富而誘人的食堂。 八點，我們到了託運處的院子裡，但沒有搬運行李的工人。托托只好親自去找出租馬車。我們的旅伴今天一整天都很殷勤，他知道托托是誰。現在他後悔不知道托托去找馬車了，要不然也幫他找一輛，因為他不敢離開行李半步。 1844年 2月26日 昨天，奧爾良公爵夫人對我說：「我兒子不是人們所說的那種可愛的孩子。他不屬於那些使母親們引以為豪的英俊小子，人們會說：『多適宜！多聰明！多優雅！』他善良，這我知道；他聰明，這我相信，但沒有任何人，只有我知道和相信。他很靦腆，膽小，不愛說話，容易驚慌。他將來是什麼樣子，我難以預料。一個在他這種地位的孩子到了這個年齡都知道應該討人喜歡，儘管年齡還小就開始扮演自己的角色。我的孩子則躲在媽媽的裙裾下，垂著眼帘。他就是這個樣子，我喜歡他這個模樣，我甚至更偏愛這樣的他。我更喜歡一個孤僻的人，而不愛一個演員。」 面對瀕臨死亡的奧爾良公爵，人們匆忙朝地上扔了幾張床墊，用一張翻倒的舊草編椅枕頭。 一個破爐子就在親王的頭後面，一些平底鍋、鐵鍋、粗陶器沿牆裝飾了幾塊木板。一些修剪工的大剪刀、一把獵槍、幾幅用釘子釘在牆上的不值錢的畫（表現的是猶太流浪漢馬扎格蘭和費奇謀殺案50）、一幅拿破崙的像、一幅奧爾良公爵身著騎兵上校軍服的畫像裝飾著牆面。路石是一塊紅方磚，兩個舊衣櫃在左邊支撐著親王的靈床。 王后的神父在臨終塗油禮時給納伊本堂神父當助手，他是拿破崙的私生子吉庸教士，他長得很像皇帝，但缺乏天才的靈氣。 吉拉爾元帥身穿制服目睹了親王的臨終，蘇爾特元帥身著黑色服裝，依舊是一幅老主教的面孔，吉佐先生也穿著黑衣服。國王穿著黑長褲，栗色上衣，王后穿著飾著黑花邊的紫色長裙。 今天是1844年3月20日，下午四點，在格萊夫沿河大街上我差點被炮彈砸死。情況是這樣的：我當時正低著頭走路，心裡在琢磨著什麼詩句。這時走過來一個炮兵隊，我沒有注意到。我穿過沿河大街，來到河邊。突然一聲巨響把我驚醒，就像從夢中驚醒一樣，一發炮彈落在我腳下的路石上。這是阿爾及爾產的一種輕型長炮，人們把這些炮運到萬森。把它拴在活動炮架上的鏈條崩斷了，這個長約十二法尺的炮彈就掉下來了，如果再近一步就砸到我了。這是上個世紀在阿爾及爾由一個法國人造的炮彈，在炮彈上我看見六一八五這個數字，可能是標明重量的。 6月28日 與國王的談話。 他同我談到語言：「英語是穿著法國服裝的德國骨架。」 他告訴我有一天塔列蘭先生對他說：「您從來不利用梯也爾，可他是個出色的工具。不過，他是那種必須滿足他才能利用他的人，可他從來都不滿足。對他和對您的不幸是他再當不上紅衣主教了。」 關於巴黎舊城牆的遺址，國王給我講述了拿破崙皇帝是怎樣得知同盟軍奪取巴黎的消息的。 皇帝率領他的衛隊朝巴黎行進。當走到儒維西附近楓丹白露森林的一個地方，那兒有一個方尖碑（國王告訴我他每次看見方尖碑心裡都非常痛苦），一通訊員策馬來到拿破崙面前報告巴黎投降的消息。巴黎被占領了，敵人進入了巴黎。皇帝的臉變得很蒼白，他把臉埋進雙手，足足有一刻鐘一動不動。接著，他一言不發掉轉馬頭，重新踏上楓丹白露的道路。阿特林將軍目睹了這一切，並把這一切告訴了國王。 8月 昨天是15日。我在維爾曼先生家吃完晚飯，他在納伊附近有一座鄉間別墅，然後去了國王那裡。 國王不在客廳，客廳里只有王后、阿代拉伊德夫人和幾位太太，其中有菲爾曼·羅吉埃太太，她很可愛。還有不少來訪者，有布羅格利公爵和羅西先生，我剛和他們共進晚餐，有萊塞普斯先生，他在最近一段時間脫穎而出，當上了駐巴塞羅納的領事；還有菲爾曼·羅吉埃先生、達爾吉伯爵。 我向王后問好，她同我談了許多有關儒安維爾王妃的事情，王妃前天剛分娩，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正是孩子的父親轟炸丹吉爾51的消息傳來的同一天。降於人世的是一個女嬰。儒安維爾王妃那一整天都抱著她親，一邊說：「她多乖啊！」她帶著柔和的南方口音，她的小叔子們的嘲笑也沒能讓她改掉南方口音。 在我同王后交談的時候，奧爾良公爵夫人穿著黑衣服走進來，坐在阿代拉伊德夫人身邊，對她說：「晚上好，親愛的海倫。」 過了一會兒，基佐先生身著黑服，佩戴著裝飾帶，上衣翻領的飾孔繫著紅絲帶，衣服上戴著榮譽勳章，臉色蒼白，嚴肅地穿過客廳。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握緊他的手，他對我說：「這幾天我徒勞地找了您好久。請到鄉間來和我度過一天的時間，我們有話要談。我在奧德伊，阿格索廣場4號。」我問他：「今晚國王來嗎？」他回答我：「我想不會，他和海軍上將馬高在一起。消息很重要，要談一晚上。」說完他就走了。 快到十點了，我也準備離去。當我走到候見廳的時候，阿代拉伊德太太的伴娘受王妃的指派來告訴我國王想同我談話，讓我留下來，我回到幾乎空了的客廳。 過了一會兒十點鐘到了，國王來了。他沒有佩戴任何裝飾，顯得很匆忙的樣子。走過我身邊時他對我說：「等我巡視完，等其他人都走了，我們有更充足的時間交談。只剩下四個人了，我還有四句話要說。」實際上他只在普魯士大使和萊塞普斯先生跟前停留了一會兒，萊塞普斯先生轉交給他亞歷山德利的一封信，是有關埃及帕夏奇怪的讓位一事。 所有的人都走了。國王走到我面前，拉著我的手走進大會客廳，他坐下來，讓我坐在一張紅色長沙發上，沙發在壁爐對面的兩扇門之間。他開始慷慨激昂地高聲說話。 「雨果先生，非常高興見到您。您對這一切有什麼看法？這一切都很嚴重，尤其是看起來很嚴重。不過，在政治上，有時必須對表面現象和實際情況給予同等的重視。我們要這個倒霉的保護國是犯了一個錯誤。我們自以為為法國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而實際上我們為世界做了一件令人尷尬的事，得民心的效果微乎其微，令人尷尬的效果則極其巨大。我們為什麼要同塔希提（國王說成塔埃特）糾纏？這大洋中的一撮菸草粒能給我們做什麼？把我們的名譽安置在離我們四千里遠的一個崗亭里有何用？崗亭里的哨兵還遭到野蠻人和瘋子的辱罵。總之，這件事十分可笑。無論人們說什麼，做什麼，它都太小了，干不出什麼大事業。羅52」 伯爾·彼爾爵士53像個冒失鬼一樣說話，他做了一件小學生的蠢事。他在歐洲的威信大大降低了。他是一個嚴肅的人，可也能做出輕率之舉。他對語言一竅不通，一個不懂語言的人，即使是個天才，也必然在思想上有缺陷。再說羅伯爾爵士沒有天才。您相信嗎？他連法語都不懂，所以他對法國一無所知。法國思想在他面前像陰影流過。他並非心懷惡意，他只是不坦率，說話冒失。四十年前我就看準了這個人，四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當時還很年輕，擔任某個伯爵的秘書（我沒有聽清名字，國王說得太快）。我那時在英國，經常去伯爵家。我當時看著這個年輕的彼爾覺得他可能前程遠大，可他停滯不前了，是我錯了嗎？ 「有一些英國人，一些職位最高的英國人對法國人一無所知，像這個可憐的克拉朗斯公爵就是如此，他成了吉約姆四世。他原來只是個水手。應該提防水手性格，我經常對我的兒子儒安維爾這麼說，一個水手在陸地上一錢不值。這位克拉朗斯公爵曾對我說：『奧爾良公爵，法國和英國之間每二十年應該有一場戰爭，歷史說明了這一點。』我回答他：『我親愛的克拉朗斯公爵，如果讓人類總是重複愚蠢的行為，那些智者有何用處呢？』克拉朗斯公爵一句法語都不懂，與彼爾不相上下。」 「這些傢伙與胡斯基松真是天壤之別！您知道嗎？胡斯基松是在鐵軌上斃命的！這是命中注定。他是個能幹的人，他懂法語，也很愛法國。他是我在雅各賓俱樂部的同志，我說這些不是從壞的方面考慮的。他什麼都懂。如果英國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我和他可以共同創造世界的和平。雨果先生，沒有他我們也能做到，我獨自來做。羅伯爾爵士想起他說過的話。唉，我的上帝！他說過這種話。他是否知道為什麼和怎樣說的？您見過英國議會嗎？人們談到它的布局，站在他的同胞中間發言，人們不由自主地說出的更多是其他人想說的話，而不是自己想說的話，有一種磁場交流，人們不得不被動地承受這種交流。發言人站起來（國王說著也站了起來，模仿議會發言人的動作）。議會大廈在您身邊控制一切，發言的人被牽著走，他對這邊說：英國遭到粗野的辱罵；對那邊說：卑鄙至極。他只是想得到兩邊的喝彩，別無他求。這是很糟糕的事，是很危險的，是十分有害的。我們法國的議會大廳有發言人的專席，顯然有更多的優越性。」 「在所有的英國政治家中，我只知道一個人能不受議會格局的擺布，他不是福克斯先生，不過他的確是一個少見的人才，我說的是皮特先生。皮特先生儘管身材魁梧，但不乏聰明才智。他說話時表情不太自然，有些侷促，下頜沉重，因此他說話緩慢，說出來的話也就慎重多了。這個皮特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家啊！總有一天會還給他公正的，甚至在法國。皮特先生懂法語。要想做好的政治家，英國人必須懂法語，法國人必須懂英語。」 「下個月我要去英國。我將受到熱情的接待：因為我說英語。另外，英國人知道我對他們研究得很透，因此不會恨他們。因為在開始的時候總是恨英國人，這是表面的結果。我對他們很尊重，很重視他們。去英國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太受歡迎了。我要躲避人們的歡呼。在那邊大受歡迎會讓我在這邊失去民心。不過還有一個難處，就是我也不能不受到歡迎。在那邊不受歡迎，在這邊會受到嘲笑。唉，身為路易-菲力浦要走動一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不是嗎，雨果先生？」 「我儘量比俄國的那個愚蠢的皇帝做得更好一些，他是個可憐蟲。一個愚蠢的笨蛋！他只不過是一個俄國下士，念念不忘的是靴子的後跟和護腿套的紐扣。多妙的想法啊！波蘭舞會的前夜趕到倫敦！我會在滑鐵盧紀念日的前夜去英國嗎？跑去當眾受辱有什麼好處？」 「普魯士的親王今年冬天在布魯塞爾對我女兒說了一件真實的事情：『我們羨慕法國的是阿爾及利亞，並不是因為土地，而是因為戰爭。對法國來說在它的大門口有一場戰爭真是一個少有的巨大幸運，因為這場戰爭不擾亂歐洲，並為法國造就了一支軍隊。我們還只有用來檢閱的士兵。如果有一天爆發衝突，我們只有為和平造就的士兵，而只有法國，多虧了阿爾及爾，擁有為戰爭造就的士兵。』普魯士王子說的這番話是正確的。」 「同時，我們還在創造孩子。上個月是我的女兒奈姆爾，這個月是我的女兒儒安維爾。她生了個公主，我更想要王子。人們想在歐洲的皇族中孤立我們這個皇族，我們應該想到未來的聯姻。我的孫輩將在他們之間聯姻。昨天出生的小公主不會缺少堂兄堂妹，也不會缺少丈夫。」 說到這裡，國王笑了，我站了起來。他幾乎不停頓地說了五刻鐘，我只是偶爾插上一兩句。在這段長長的獨白中，阿代拉伊德太太走到客廳回到她的房間，國王對她說：「我等一會兒就來。」然後繼續說下去。 我離開國王的時候已經快十一點半了。 正是在這次談話中國王對我說：「您去過英國嗎？」「沒有，陛下。」「那好！當您去的時候，因為您將去英國，您會看到那兒與法國完全不同：那兒的一切井然有序、對稱、乾淨、無聊、修剪整齊的樹木、漂亮的別墅、平整的草坪，大街上寂靜無聲。路人表情嚴肅，沉默不語，像一些幽靈。您如果在大街上說話，像您這樣的法國人，像您這樣活躍的人，您會看見這些幽靈轉過身以一種難以言說的鄙視神態小聲嘀咕：『法國佬！』我在倫敦散步的時候，挽著我妻子和妹妹的胳膊。我們交談著，聲音不是很高，我們就像普通人那樣，可是所有的路人都回過頭看我們，無論是布爾喬亞還是普通平民，我們聽見他們在背後咕噥：『法國佬！法國佬！』」 8月 有一個月，國王去了德勒。這是奧爾良公爵先生的忌日。國王選了這一天來整理皇家墓穴里的家人棺木。 在這些棺木中，有一個棺材存放的是奧爾良家族所有親王的屍骨。這些屍骨是奧爾良公爵夫人在大革命後找回來的，它們在革命中被盜失散了。這口棺材放在一個分開的墓穴里，由於近來墓頂塌陷，棺材被砸壞了，石子和灰泥與屍骨混在了一起。 國王讓人把這口棺材抬到他跟前，令人把它打開。只有他和神父以及兩個副官在墓穴里。另一個更大更結實的棺材已經準備好了。國王親手將他祖輩的屍骨一塊一塊地從破棺材裡拿出來，再小心翼翼地放進新棺材裡。他不允許任何人碰棺材。他還不時地數著頭蓋骨，一邊說：「這是龐梯埃韋爾公爵，這是博饒萊伯爵先生。」接著他盡最大的力量把每組屍骨湊完整。 這場儀式從早上九點一直延續到晚上七點，國王在這段時間裡既沒有休息也沒有吃飯。 9月6日 昨天，國王對我說：「和平之所以很難，是因為歐洲的國王仇恨歐洲的兩個東西：法國和我。恨我比恨法國更厲害。我是很坦率地同您談話。他們恨我，是因為我是奧爾良，他們恨我，是因為我是我。至於法國，他們不喜歡，但可以容忍它在別人手中。拿破崙對他們是負擔，他們把他推向他們喜愛的戰爭，從而推翻了他。我成了他們的負擔，他們想把我拉出我喜愛的和平，從而把我打倒。」 他用雙手遮住眼睛，停了一會兒，把頭靠在沙發的靠墊上，沉思著，很痛苦的樣子。 11月16日聖克魯 昨天，國王憂心忡忡，顯得很疲勞。他看見我，把我帶到王后的客廳後面的客廳里，他指著繡有鸚鵡的絨繡大沙發對我說：「我們就坐在這些鳥上面吧。」接著他握著我的手，悲傷地抱怨： 「雨果先生，人們對我的評價不好。他們說我精明，說我狡猾，這就是說我是奸詐陰險的小人。這話深深地傷了我。我是一個正直的人，我總是直來直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心地坦蕩。梯也爾和我一起工作時，有一天我們意見不一致，他對我說：『陛下，您很精明，但是我比您更精明。』我回答他說：『事實證明不是這樣，因為您告訴了我這一點。』梯也爾很聰明，但他作為暴發戶太得意忘形了。基佐要強些，他是個可靠的人，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一個難得的人才，我很尊重他。他甚至比卡齊米爾·佩里埃54都強，佩里埃心胸太狹窄。這是一個用泥土澆築的銀行家靈魂，就像一個保險箱。啊！一個真正的大臣，多麼難得啊！他們都像小學生。內閣會議令他們難受，他們跑著處理重大事務。他們急匆匆奔向部里，奔向委員會，奔向辦公室，奔向他們的誇誇其談。1830年後的日子裡，在我主管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副受屈辱、不安的樣子。他們的內心沒有多少神聖與偉大，計劃總是虎頭蛇尾，意志從來就不堅定。打退堂鼓就像孩子走出教室一樣輕而易舉。布羅格利離開內閣的那一天在會議室里手舞足蹈。馬松元帥剛好來了：『您怎麼了，我親愛的公爵？』他回答道：『元帥，我們離開內閣！』風趣的元帥又說：『您進內閣的時候像個智者，出來的時候像個瘋子。』」 「莫雷伯爵有一種同時屈服於我又反抗我的方法。他說：『在實質問題上我同意國王的意見，在機會問題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見。』胡曼先生當財政大臣時，是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但這個阿爾薩斯人太固執。當我們在公債的折換問題上產生分歧時，我對他說（我記得那是在夏天），『胡曼先生，和我一起到鄂城去吧。我們坐一輛敞篷四輪馬車或有長凳的馬車到森林裡散步，一邊交談。』我們向鄂城出發，我讓人給馬車套上馬，穿過樹林。他高談闊論，我則觀賞樹木，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到晚上才回來。」 「我不喜歡法國的財政制度，我為我的抱怨付出了代價，也就是說我沒有得到錢。別人欠我的過期未付款達到六千五百萬，可我一個蘇都沒拿到。人們欠我東博、加庸、維爾農等封地的錢，欠我朗布耶的錢。我放棄了。但我受到指責令我憤憤不平，因為應該由我來抗議，由我來指責。唉，管它呢！雨果先生，如果您知道內閣會議上的情況就好了！對商船檢查權的協議，這個著名的檢查權，在內閣會議上居然沒有宣讀。當時擔任大臣的塞巴斯蒂亞尼元帥說：『先生們，看一下協議吧。』我接著說：『我親愛的大臣們，請讀讀協議。』可他們答道：『呵！我們沒時間，我們知道內容。國王簽字吧！』於是我就簽字了。」 11月 國王晚上在自己家裡通常不戴任何飾物。他穿著栗色的上衣，黑色長褲，黑絲或白凸紋布坎肩。他有一條白領帶、當天的絲襪和漆皮皮鞋。他戴著灰色的假髮，梳成復辟時期的樣式。他沒有戴手套。國王顯得快樂、和藹、健談。 英國之行令他十分愉快。他整整同我談了一個半小時，一邊模仿著英國口音和英國人的習慣動作。 他對我說：「我受到熱烈歡迎：人群、歡呼、禮炮、宴會、儀式、晚會、市高級官員的拜會、倫敦市的致辭，一應俱全，什麼都不缺。所有的這一切中，有兩件事特別令我感動。在溫莎附近的一個驛站，有一個男人追著我的車跑，停在我的車門前喊道：『國王萬歲！國王萬歲！國王萬歲！』他用的是法語，接著他還是用法語說道：『陛下，歡迎您到古老的英國人民這裡來做客，您是在一個能夠欣賞您的國度里。』這個人從來沒有見過我，也再不會見到我。他對我一無所求，我覺得這是人民的聲音，這比所有的恭維都令我感動。在法國鄂城的驛站，一個醉鬼看見我走過就大聲說：『國王回來了。』一切都順利，英國人很高興，法國人也安心了。和平和人民的滿足，這就是我的目標。」 「是的，我在英國受到熱烈歡迎。如果俄國皇帝把他受到的接待與我的相比，他會很痛苦的，因為他虛榮心很強。他在我之前去了英國，想阻止我成行。這是個愚蠢的主意。他應該在我之後去。英國人就不得不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了。他在倫敦沒有受到愛戴。我不知道市府高級官員是否騰出時間去看望了他。這些市政官都是抱成團的。」 平時到了十點，奧爾良公爵夫人向王后告辭，對她說：「晚安，親愛的媽媽。」王后親吻了她的前額。 1844年 當代歷史和回憶錄把1815年3月20日拿破崙皇帝重返巴黎的某些細節加以刪節，或報道失真，甚至完全取消。 19日夜，皇帝離開桑斯，於凌晨三點到達楓丹白露。在清晨五點左右，天微微亮時，他檢閱了他帶回的少許部隊和在楓丹白露當地歸隊的士兵。這些士兵來自各部隊、各兵團、各兵種，有大部隊的，也有警衛部隊的。六點，檢閱完畢。一百二十名槍騎兵先行，將在埃松候駕。槍騎兵有加爾布瓦上校指揮，他現在升為少將，因為在君士坦丁立下戰功。 他們剛到埃松三刻鐘，正在給馬飲水，皇帝的車就到了。槍騎兵立即上馬護衛御車。御車換了驛馬又迅速向前行進。路上遇到大的村莊，皇帝駐足片刻，接受村民的申訴書和當地官員的歸順，偶爾也聽聽致辭。他坐在車裡，左邊是身穿軍禮服的貝爾特朗將軍。加爾布瓦上校在馬上緊奔御車門前，貝爾特朗將軍一側的車門由一個名叫費萊斯的中士把守，費萊斯現在是布托城的酒商，曾經是英勇善戰的輕騎兵，皇帝很早就認識他，所以對他直呼其名。在路上沒有一個人能這樣接近皇帝。呈給皇帝的一切都需經貝爾特朗將軍之手。 離開埃松三四法里時，皇帝的車隊被戈爾培將軍所阻，戈爾培將軍率領兩個騎兵隊和三團士兵分段防守巴黎。 戈爾培正是當年槍騎兵團的上校，槍騎兵中的一個支隊曾護衛過皇帝。他認出他手下的槍騎兵，槍騎兵們也認出了他。他們喊道：「將軍，重新加入我們的隊伍吧！」將軍對他們說：「孩子們，盡你們的職責吧，我要盡我的職責。」說完他掉轉馬頭，朝左邊的田野走去，幾個騎兵緊隨其後。他沒有抵抗。他的士兵在他身後喊道：「皇帝萬歲！」 這次遭遇只耽誤了拿破崙幾分鐘，他繼續前進。皇帝就是這樣在他的一百二十個槍騎兵的護衛下到達巴黎。他從楓丹白露的柵欄處入城，經過左邊的林蔭路、蒙帕納斯大街和其他的大街，直達殘老軍人院，又經過協和橋、河濱路和羅浮宮的拱頂狹廊。 晚上八點一刻，他到達了杜伊勒利宮。 1845年 7月 蓋爾農-朗維爾是1830年被判刑，1838年得到赦免的四位大臣中的一個。他現在住在他在諾曼底的朗維爾別墅。他過著隱居的生活，他的樂趣就是到海邊散步，他的別墅離海邊只有一法裡，從他的房子的窗戶就可以看見大海。他的年金有四五千法郎，他妻子名下有兩萬五到三萬法郎的財產，是她前夫蒙瑪利將軍給她留下來的。 朗維爾別墅來訪者不多，也沒有什麼消遣。今年，蓋爾農-朗維爾先生請來了有名的夢遊者亞歷克西和他的動物磁氣療法施行者馬爾西萊先生，為了使他的客人玩得開心。 蓋爾農-朗維爾先生五十八歲了，看上去還不到四十五歲。他歷盡滄桑的一生並沒有壓倒他，不過他對自己被囚禁在哈姆堡壘的這段經歷頗有怨氣，他被囚禁了八年。儘管他被判終身囚禁，但他希望只關五年，他聲稱任何法律都沒有終身囚禁這一條。他忘了貴族院是至高無上的，它制定法律，並付諸實施。 哈姆的規章對這些判刑的大臣是夠嚴厲的。一共有四個大臣：波利尼亞克親王、尚特羅茲先生、佩羅內先生和蓋爾農-朗維爾先生。波利尼亞克先生甚至在牢房裡仍與他的對手同伴保持著貴族式的距離。他是唯一被判死刑的，這促使他的妻子每年都為他生一個孩子。在這之前，波利尼亞克王妃不再想要孩子了。在哈姆囚禁期間，他們生了好幾個兒子，波利尼亞克先生以他妻子的名義給這些孩子匈牙利王子的身份，因為他們在法國得不到正式身份。蓋爾農-朗維爾先生和尚特羅茲先生被關在一起，他們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下棋。佩羅內先生獨自待在自己的牢房裡。蓋爾農-朗維爾先生說：「他的理智開始發生變化。」波利尼亞克先生有點高傲，佩羅內先生則有點輕蔑。 當囚犯在某些時候把頭探到窗外，哨兵有權向他們開槍。蓋爾農-朗維爾先生對這段囚禁生活保留著苦澀的回憶。 儘管人們一般想像的是相反的情況，他肯定佩羅內先生是贊成那些法令的。作為內政大臣，他甚至親筆擬訂了全部的選舉法令。他在內閣宣讀這項法令的那一天，蓋爾農-朗維爾先生在走出國王的辦公室時對他說：「您可以把這個法律寫成一篇文章：由省長舉行選舉。」佩羅內先生笑了。 波利尼亞克先生到最後還是一個忘性極大、漫不經心的大貴人。巴黎的駐軍對即將爆發的政變來說力量太弱，波利尼亞克當時是陸軍部代理部長，因為布爾蒙元帥不在，波利尼亞克建議國王再派兩萬增援部隊。國王簽署了命令。國王說道：「儘快送達。」波利尼亞克先生答道：「我馬上派人去。」他隨手把命令放進口袋裡。兩天後，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那兩萬援兵還沒有到。這時波利尼亞克先生叫道：「我的上帝！」他把手放在口袋上，命令還在那兒，他把它完全忘記了。 蓋爾農-朗維爾先生過著平靜的生活。他偶爾也去巴黎。去年，他去了一趟貝爾格拉夫-斯瓜爾，他後來談到這次旅行：「我在那兒找到了一些過去的陰影。親王向我諮詢所有的事情，我在他身邊充當大臣的角色。」 由我口述，今天是1845年12月3日 我記得1845年12月上旬我去看望維爾曼先生，是12月3日。我最近一次見他是7月3日，已經有五個月了。維爾曼先生在1844年12月底得了這種令人痛苦的病，他的政治生涯也就結束了。 天氣很冷，天空陰沉沉的，我的心情也很憂鬱，因為要去安慰一個人，我來到維爾曼先生的家。 他住在分給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的房子裡，房子位於學院第二個院子盡頭右邊樓梯的一層。 我走上樓梯，按響了門鈴，門在右邊，沒有人來開門，我又按了一遍。這時門開了。 是維爾曼先生本人。 他臉色蒼白，精神不振，穿著一件長黑禮服，禮服只有一個扣子，在上部，灰白的頭髮亂蓬蓬的。他嚴肅地看著我，沒有笑意地對我說： 「啊，是您。您好。」 他又接著說：「我一個人在家，我不知道傭人們去哪兒了。請進來吧。」 我們沿著一條長長的走廊來到一間房間，然後又從這間房間來到他的臥室。 整個住宅顯得很淒涼，有一種修道院頂樓的味道。臥室有兩扇朝著院子的窗戶，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張桃花心木的床，床上沒有床罩，也沒有床幃。床上有一張隨意放著的紙。還有幾張馬尾椅，兩扇窗之間有一個衣櫃，一張書桌上堆滿了報紙、書籍、紙張和打開的信。 所有這些信的箋頭幾乎都印著下面這些字：貴族院、法蘭西學院、行政法院、學者報，等等。壁爐上放著幾封信和幾本書，其中有剛出版的拉克雷泰爾先生寫的《執政府和法蘭西第一帝國史》。 在大床的旁邊有一張桃花心木護欄的嬰兒床，鋪著綠色的床罩。床對面的牆上掛著三個畫框，一個是維爾曼先生的石板畫肖像，還有兩幅是他的兩個大孫女的肖像，是油畫，兩個孩子長得很相像。壁爐上有一個走時不準的鍾，它指的時間和真正的時間不同，壁爐里的火幾乎快熄了。 維爾曼先生請我坐下，他握住了我的手。他的神情有些茫然，但他還是很溫和、嚴肅。他詢問我今年夏天的消息，並告訴我他出去旅行了，又談到一些我們共同的朋友，談到有些人他充滿感情，談到另一些人他又充滿鄙視。後來，他變得平靜一些了，他又談了一刻鐘文學，語言充滿智慧、優雅，簡捷明了，但總是帶點悲傷，一次都沒有笑過。 突然，他盯著我說： 「我腦子裡有一個痛點，我很痛苦。我有許多操心費神的事。您知道有多少反對我的陰謀啊！」 我對他說：「冷靜點，維爾曼。」 他又說：「不，這的確很可怕！」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自言自語道：「他們先讓我與我妻子分開；我愛她，我永遠愛她。她的想像力很豐富，可以引起一些幻覺。最關鍵的是人們成功地在她身上引起了對我的反感，終於使我們分離了，隨後又把我同我的孩子們分開了。我不敢去看這些可愛的孩子，她們是多麼可愛啊。她們是我最心愛的。當我看她們時，我只滿足於知道她們很健康，很快樂，我甚至不敢吻她們的額頭。天啊！人們可能會利用我同她們的接觸來傷害她們！我知道他們又會耍出什麼新花招呢？他們使我和妻子分離了，使我和孩子們分離了，我現在是孤身一人了。」 停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 「不，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不是孑然一身！我有敵人，他們無處不在，這裡，外面，我周圍，我家裡！我的朋友，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不該攪進政治里。要想在政治上成功，要想在政治上成為強者，我必須要有支持；內部的支持，比如幸福；外部的支持……某個人（他無疑指的是國王）。這兩種支持我都沒有。我被瘋狂地投入仇恨中，我手無寸鐵，赤手空拳；仇恨兇猛地撲向我；今天我了結了這一切。」 他又不安地看著我說： 「我的朋友，無論別人對您說什麼，無論別人對您講我什麼，我的朋友，請您答應我不要相信任何對我的誹謗和中傷。他們是多麼卑鄙啊！我的生活很可悲，但也很純潔。您不知道他們捏造了什麼！您都難以想像。唉，多麼無恥啊！真能把人逼瘋了。如果沒有我的那些孩子，我會自殺的。您知道他們說我什麼嗎？我都無法重複他們的話！……他們說夜裡泥瓦工從窗戶爬進來同我睡覺。」 我放聲大笑：「您就為這痛苦！可這一切是多麼可笑和愚蠢啊！」 他對我說：「是這樣。我住在二樓，他們夜裡把大梯子靠放在我的牆上，讓人們相信這是事實，他們真是壞透了。當我想到這些卑劣的勾當，人們在下面議論紛紛，沒有一個人為我辯護！有些人把我描繪成冷酷的人，有些人則歪曲我的形象。維克多·雨果，答應我您不會相信對我的任何流言飛語。」 他站起來，我被深深地感動了，對他極盡安慰之詞，想讓他平靜下來。 他接著說： 「啊！多麼可惡的仇恨啊！他們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出門的時候，他們設法讓我看到的一切都顯得很恐怖，我遇到的人都把衣服扣得緊緊的，還有穿著紅衣服的人，奇形怪狀的化妝，女人穿著半黑半紫的衣服，看著我高興地笑著；到處是小孩子的柩車，後面還跟著別的孩子，有一些穿著黑衣服，有一些穿著白衣服。您會對我說：這些只不過是一些預兆，一個嚴肅的人是不會被這些預兆迷惑住的。我的上帝，我知道得很清楚；不是這些預兆令我恐怖，是想到他們恨我恨到了這個地步，費盡心機地在我身邊製造這些恐怖景象。如果一個恨我的人整天讓烏鴉圍著我飛，使我害怕的不是烏鴉，而是他的仇恨。」 我打斷了他的話：「您是有不少敵人，可您也有朋友，想想您的朋友吧。」 他猛地抽回他的手： 「維克多·雨果，請您仔細聽清楚我下面說的話，您判斷一下我心裡的想法。您看看我是否很痛苦，我的敵人是否動搖了我的信念，熄滅了我身上的光明。我已不知自己是何人，人們究竟想要我做什麼。看看您！您是一個高貴的人，您有旺代人的血統，您有軍人的血統，我甚至可以說您有戰士的血統，您身上的一切都是純潔的，光明正大的，您不需要任何東西，也不需要任何人。我認識您已經有二十年了，您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高尚的，值得欽佩的。那好！想像一下我的苦難吧，說心裡話，我心裡都拿不准您是否是我的敵人派來監視我的。」 他痛苦萬分，我很同情他，我握住他的手，他茫然地看著我。 我對他說：「維爾曼，您可以懷疑天空是否是藍色的，但是請您不要懷疑同您交談的朋友的真誠。」 他說道：「對不起，真對不起！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說了些瘋話；您從來沒有忘記我，儘管您有時候要埋怨我。可我的敵人太多了！您知道嗎？這間房子裡到處都是，他們藏著，看不見，他們在監視我，我感覺到他們的耳朵在聽我說話，他們的目光在看著我。這樣活著是多麼惶恐不安啊！」 正在這時，就像那些偶爾發生的奇怪巧合一樣，藏在壁爐旁的細木護牆板里的一扇小門突然打開了。他聽見響聲，立即轉過身去。 「這是什麼？」 他走到門口，門外是一條小走廊，他看著走廊，問道： 「那兒有人嗎？」 一個人都沒有。 我告訴他： 「是風。」 他回到我身邊，將手指放在唇上，盯著我，帶著恐懼的腔調低聲對我說： 「不對！」 他靜默了幾分鐘，一動不動，手指仍然放在唇邊，支著耳朵聽，眼睛斜看著開著的門。 我覺得現在應該好好勸勸他了。我讓他坐下來，握住他的手，對他說： 「維爾曼，聽我說，您是有敵人，有很多敵人。我肯定……」 他打斷我的話，臉上閃耀著帶著苦澀的喜悅，對我說： 「啊！至少您相信這一點！這些愚蠢的傢伙說我沒有敵人，說我是有幻覺。」 我接著說：「不，您有敵人，但是誰沒有敵人？基佐有，梯也爾有，拉馬丁也有。同您說話的我難道沒有同敵人戰鬥二十年嗎？這二十年來，我不也被恨過、被出賣過、被背叛過、被喝過倒彩、被嘲笑過、被辱罵過、被誹謗過嗎？難道人們沒有諷刺過我寫的書、歪曲過我的行為嗎？我也一樣，別人也監視我，給我下絆子，讓我掉進設好的陷阱里；誰知道今天我從家裡到您這來有沒有人跟蹤我？但這一切對我有什麼影響呢？我不屑一顧。學會蔑視是人的一生中最難也最必要的一件事。蔑視既能保護自己又能壓垮對手。這是護身甲和狼牙棒。您有敵人？所有做出過偉大的行動和創造過新的思想的人都有同樣的經歷，這是盤繞在所有閃光的東西周圍的烏雲。有名望之人必然有敵人，就像哪兒有光哪兒就有飛蟲一樣。您不必擔驚受怕，蔑視這一切吧！讓您的心靈和您的生活一樣清澈透明。不要讓您的敵人為使您痛苦、使您不安而高興吧。讓自己快樂一些，高興一些，蔑視一切，讓自己堅強起來。」 他憂傷地搖搖頭： 「您說起來容易，維克多·雨果。我很軟弱。唉，我很了解自己，我了解自己的弱點。我有點寫作才能，可我不知道能寫到何種程度；我頭腦清醒，可我不知道能清醒到什麼程度。我很容易厭倦，我沒有喘氣的機會，我優柔寡斷，猶豫不決，意志薄弱。我沒有做我能夠做的一切。在思維領域，我沒有足夠的才能去創造；在行動領域，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鬥爭。力量啊！這正是我缺乏的東西！蔑視是力量中的一種力量。」 他沉思了一會兒，接著又面帶微笑地說： 「這無所謂，您使我平靜多了，我現在感覺好多了。平靜是有傳染性的。唉，我要是能像您那樣承受敵人的攻擊就好了！」 這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人，一個是福杜爾先生，另一個是維爾曼先生的侄兒。 我站起身來。 他對我說：「您就要走嗎？」 他帶我穿過走廊，來到樓梯口。 在那兒，他對我說： 「我的朋友，我信任您。」 我說：「那好！我讓您蔑視您的敵人，您就這麼做吧。您有兩個敵人要對付，這兩個敵人就是孤獨和幻想。孤獨帶來憂傷，幻想產生思想混亂。別獨自一人待著，也別沉浸在幻想中。出去走走，讓您的思想融入大自然中，自由地呼吸，盡情地呼吸，去拜訪您的朋友，來看我。」 他對我說：「您會接待我嗎？」 「什麼時候？」 「每天晚上，如果您願意。」 他猶豫了一下，說道： 「行！我會來的。我需要經常見到您。您讓我感覺好多了。再見。」 他又猶豫了片刻，接著說： 「可是如果我不來呢？」 我對他說：「那就我來吧。」 我握了握他的手，走下樓梯。 我到了樓下，就要走出院子，我聽見他在說：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是嗎？」 我抬起頭，他走下一層，微笑著向我道別。 12月23日 維爾曼今天說了下面這句話： 「人可以沒有獨創性，但卻不能沒有個性，這就是我的歷史。」 當代事件 以下是1845年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學院特別會議上的席位。 領導機構的三個成員（院長、主任秘書、常任秘書）坐在台上。 辦公桌的右邊： 魯瓦耶·科拉爾先生、帕基埃公爵先生、莫雷男爵先生、巴朗特男爵先生、吉羅男爵先生、大迪潘、薩爾旺迪伯爵先生。 在辦公桌對面兩邊的斜面上： 弗洛朗先生、拉克雷泰爾先生、迪帕提先生。 在辦公桌對面： 蒂索先生、昂斯羅先生、德羅茲先生、蓬歇-維爾先生、我。 在左邊： 費萊茲先生、布里伏先生、帕坦先生、聖伯夫先生。 在左邊的斜面上： 維埃內先生、米涅先生、勒布倫先生、庫贊先生。 在右邊的斜面上： 梅里美先生、菲力浦·德·塞居爾先生。 1846年 昨天是2月22日，我去了貴族院。天氣晴朗，但很冷，儘管有午後的陽光。在圖爾農街我看見兩個士兵押著一個男人。這個男人的頭髮是金色的，臉色蒼白，神色驚慌，枯瘦如柴；他約莫有三十歲左右，穿著一條粗布長褲，光著腳拖著一雙木鞋，腳脖子周圍纏著一些帶血的布，代替長筒襪；他穿著一件短工作服，背上都是泥點，這說明他平時總是躺在馬路上，他光著腦袋，頭髮豎起來。他的胳膊下夾著一塊麵包。周圍的人議論說他偷了這塊麵包，所以他被抓住了。路過憲兵隊的時候，有一個士兵走進去，被押的人留在門口，另一個士兵看著他。 一輛馬車停在憲兵隊門口，這是輛飾有徽章的轎式馬車，車燈上帶有公爵冠飾，馬車套著兩匹灰色的馬，後面有兩個帶著護腿套的僕從。車上的玻璃窗搖上了，但還是可以看見車裡鋪著金色鈕狀飾錦緞。那個男人盯著馬車的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馬車裡有一個女人，她頭戴粉紅色的帽子，身穿黑絲絨長裙，她年輕貌美，皮膚很白，很迷人；她正在逗一個十六個月的小孩玩，小孩子被圍在花邊、絲帶和皮毛里。 這個女人沒有看見那個盯著她的可怕男人。 我陷入了沉思。 這個男人對我來說不再是一個男人了，而是一個苦難的幽靈，是一場仍處在黑暗中的革命以變形的形式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前，窮人也與富人擦肩而過，這個幽靈也遇見過這個女人，但他們從來不互相觀望，只是擦肩而過，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但是，當這個男人發現了這個女人的存在，而這個女人沒有發現這個男人在那兒的時候，災難就已經不可避免了。 5月31日 貴族院召集會議，審理一起新的國王謀殺案。55 4月25日 今天是日食。 昨天，我在德卡茲先生家與英國帕默斯頓勳爵和蘭斯多恩侯爵共進晚餐。 帕默斯頓勳爵是一個胖乎乎、矮墩墩的人，人們說他非常風趣詼諧；他的臉圓圓的，胖鼓鼓的，臉色紅潤，滿面春風，有點俗氣。他戴著勳章和紅色的飾帶，勳章我想是在貝城得的。 蘭斯多恩侯爵與帕默斯頓勳爵形成鮮明的對比。他高大，乾瘦，頭髮是褐色的，神情嚴肅，氣質高雅，神態雍容華貴，一個典型的紳士。他佩戴著一枚勳章，脖子上深藍色的飾帶掛著一枚金色勳章，頭頂上有愛爾蘭豎琴的輪子的裝飾。 德卡茲先生把這兩位先生引見給我，我們談了一會兒愛爾蘭、糧食和馬鈴薯病。 我對帕默斯頓勳爵說：「愛爾蘭的病還要嚴重得多。」 他答道：「是的。愛爾蘭的農民很貧困。你們法國的農民很幸福。老天是多麼優待你們啊！法國的氣候多好！」 我接著說：「是啊，我的勳爵。但是你們有大海，英國是個多麼堅固的大堡壘啊！」 帕默斯頓太太舉止優雅，非常健談，她年輕時一定很可愛，她現在不再年輕了。四年前帕默斯頓勳爵與她結為連理，他們曾相愛了三十年。帕默斯頓勳爵與歷史的瓜葛不多，倒是更多地屬於小說。 在飯桌上，我坐在蒙塔利韋先生和大仲馬之間。蒙塔利韋先生戴著榮譽勳章，大仲馬則戴著一枚騎士勳章。 我與蒙塔利韋先生談起4月16日的事件，他當時坐在馬車裡的國王身邊。 我問他：「在發生槍擊的時候，您正在同國王談什麼？」 他答道：「我記不起來了。我為這個問題也請教過國王，他也記不起來了。勒孔特的子彈打中了某個東西，我們就記住了這一點。我只記得我們的談話雖然不是很重要，但我們都全神貫注地在交談。如果我們的談話沒有那麼投入，也許我們在勒孔特爬上牆頭向我們開槍時會發現他的。至少國王是如此，因為我轉過身在同國王說話。我記得當時我正指手畫腳說個不停。當第一槍響的時候，車上一個人叫道：『是獵人在開槍。』我對國王說：『奇怪的獵人，把剩下的火藥射向國王。』我話音未落，就響起了第二槍，我叫起來：『是刺客！』國王說：『啊！別這麼急著下結論！等一下！事情會弄個水落石出的。你們看國王不是在這兒好好的嗎？』他面對剛才向他開槍的人很平靜，很安詳。這時，王后輕輕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去，她一言不發地指給我看落在她膝蓋上的她剛撿起來的槍的填彈塞。這沉默蘊涵著某種平靜，很莊嚴，很感人。王后在馬車有點傾斜的時候，她都嚇得發抖；打雷的時候她都要畫十字；她連煙火都害怕，馬車過橋的時候，她都要把腳放在地上；可是當有人向國王開槍，她又在場的時候，她卻顯得很冷靜。這難道不令人讚嘆嗎？不過，任何災難都沒有發生，這真是一個奇蹟。」 我說：「的確是奇蹟。這個上滿了子彈的卡賓槍向坐滿了人的馬車射擊，竟然沒有流一滴血，這些樹被打穿了那麼多孔。竟然一個人都沒有受傷，這真是一個奇蹟，這個奇蹟就像今天的上帝製造的奇蹟一樣。以往，按照傳統，上帝讓太陽停止轉動，讓河水倒流，讓牲畜開口說話；今天的上帝只滿足於擾亂一個夢想犯罪的人的心靈。它說服那個可憐蟲在槍管里放兩顆子彈，並讓那兩顆子彈在二十步遠的地方必然偏離二十法尺；它讓那傢伙在往槍筒里裝填彈塞時裝偏了，偏離了霰彈和鉛彈的位置，這樣，子彈必然打偏了。上帝做了件很簡單的事，可這件簡單的事就是一個奇蹟。我更喜歡這一類奇蹟，它向我更好地證明了上帝的存在。」 正在聽我們交談的大法官說：「您說的有道理。我今天審訊了勒孔特，他說他的槍裝得滿是有打算的。他想殺死國王和其他許多人，這樣，沒有受傷的人就會去搶救傷員，顧不上追罪犯了。」 我又說：「這種方式真是驚人！刺客以為這樣他能夠得救，沒想到卻救了國王！」 6月1日貴族院十二點一刻 講台和院長專席搬走了。 被告坐在平時的講台的位置上，他背後掛著綠嗶嘰帷幔，是專為審判而設的，四個警察圍著他，他們戴著精銳部隊的軍帽，穿著黃色的皮制服，帽上有紅色的羽飾。被告前面坐著五位律師，一律白領巾黑袍子。中間的那一位戴著榮譽勳章，頭髮已經灰白了，他是首席律師迪韋爾吉埃。被告後面是一排排紅色的長椅，占據了半圓梯形會場，那兒通常是大法官的席位，現在坐滿了聽眾。 被告有四十八歲，但看上去只有三十六歲。他臉上看不出一點犯罪的痕跡，這是一張平靜的臉，很普通，與其說充滿了惡，還不如說充滿了善。坐在我旁邊的瓦羅爾將軍對我說：「他看起來像個老好人。」不過，陰暗的表情漸漸地占據了這張相當英俊的臉，儘管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但開始顯得像個惡魔。從我坐的地方看過去，他的頭髮和鬍子呈黑色，長臉，臉色紅潤。他一直垂著眼帘，偶爾抬起來，也只是望著天花板。他戴著黑領帶，穿著白襯衣和只有一排扣的舊禮服。儘管他是榮譽勛位獲得者，但他沒有戴勳章。貝特澤納將軍朝我俯過身，對我說昨天一天勒孔特都很平靜，但當人們拒絕給他他為出庭要的新黑禮服時，他憤怒了，這是他的一個性格特點。 在貴族院議員點名時，他的目光四處游移。在回答大法官的預備性問題時，他的聲音很低。有幾個議員喊起來：「大聲點！」大法官讓他轉向法庭。 一些證人被帶進來，其中有幾個濃妝艷抹的女人和農婦。這些證人在我的右邊，在主席台左邊的走道上。德卡茲先生在證人中間穿梭。人們帶進來第一個證人蒙塔利韋先生，他戴著紅飾帶和兩枚勳章，其中有一枚是外國的。他跛著腿走進來，因為他有痛風病。一個穿著紅領落葉制服的僕人扶著他。 —個穿長袍的年輕律師站在被告身後。人們又引進一個十分年輕的議員。他看上去不超過十八歲，我想他大概是阿鮑韋爾先生。 我同西班牙大使馬蒂尼·德·拉·羅薩先生互致問候，他坐在我後面的外交席上。 在暫停審理時，我看了放在右邊走道上的物證：槍是兩響的。槍管有飾帶裝飾，槍架上有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裝飾圖案，這可算是支豪華的槍。刺客穿的工作服是藍色的，已經相當舊了。他開槍時用來蒙面的頭巾是棉製的，咖啡色，帶白條紋。這些物證上繫著一個小牌子，上面有預審法官和皮埃爾·勒孔特的簽名。 6月5日 在暫停審理期間，我靠近地端詳了這個人。他看上去有他那個年齡了，他有獵人曬得黝黑的臉，因為當了囚犯而變得憔悴。當他站起來慷慨陳詞的時候，他的表情變得很奇異，他動作生硬，態度狂躁。他的眉毛豎起，歪向額角，神態顯得十分可怖，他說話聲音低沉，但很堅定有力。 他在解釋他所犯下的罪行時說道： 「4月15日，我停留在卡魯塞爾廣場；當時下著雨，我正在擋雨披檐下躲雨。我木然地看著銅版畫；有人在旁邊的商店裡交談，有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我木然地聽著他們的談話，我很憂傷。突然，我聽見了國王的名字，他們在談論國王，我又看了一眼這些人，認出他們是城堡的僕人，他們說國王明天去楓丹白露。就在這個時候，我起了殺心，這個念頭出現得很清晰，很可怕。雨停了。我把手伸出擋雨披檐，看見雨不再下了，我就回到家裡，回到我的房間裡。在我那間家徒四壁、貧寒的小房間裡，我獨自一人冥思苦想了整整三個小時。我真的很不幸，心裡總是盤算著那個計劃，甩也甩不掉。雨又下起來了，天空陰沉沉的，狂風怒吼，天幾乎黑了。我感到自己像個瘋子。突然我猛地站起來，拿定了主意。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當大法官先生提出這樁罪行沒有犯罪動機時，他又說： 「怎麼！我給國王寫過信，一次，兩次，三次，他沒有回信。於是……」 他還沒有中斷他的思路，他的拳頭在欄杆上握緊了。這個時候，他顯得很可怕。這的確是個獸性的人。他又坐下來，處於休息狀態，平靜而膽小。 總檢察官說話的時候，他像頭狼不安地騷動著，顯得很憤怒。當他的辯護人（迪韋爾吉埃）發言時，他感激得熱淚盈眶，大滴大滴的淚水滾滾而下。 6月6日口述 審判的情況是這樣的：當法院的書記官大聲說出罪犯的名字時，每個議員都站起來，也大聲地說出判決。 在我前面表決的三十二個議員都宣告弒君罪，有幾個出於輕罰的想法宣告死刑判決。 輪到我時，我站了起來，大聲說： 「鑒於罪行的重大和犯罪動機的微不足道，我不可能相信罪犯是在完全擁有精神自由和意志的狀態下採取行動的。我不相信眼前這個人對自己的思想有清醒的認識，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意識。我只能宣判他無期徒刑。」 我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非常響亮，我剛開口，所有的議員都轉過身來，安靜地聽我說，仿佛是鼓勵我繼續說下去。我打住了話頭，重新坐下來。點名在繼續。 輪到布瓦西侯爵時，他站起來說道： 「我們剛才聆聽了重要的發言。維克多·雨果子爵發表的意見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完全站在他一邊。我也和他一樣認為罪犯的理智不健全。我宣判無期徒刑。」 點名繼續進行。 我不應該忘記在我之前，參議員麥斯納爾先生在輪到他發言時，宣稱他作為老法官對刑事訴訟擁有豐富的經驗，他認為被告皮埃爾·勒孔特沒有任何躁狂症、神經衰弱、瘋狂的特徵，因此，他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也就是說對弒君罪負完全責任。他的意見說完後，幾乎沒有一個議員有異議。 發言在繼續，意見出奇地一致：死刑或弒君罪，根據審判議程，輪到資格最老的議員。杜布薩吉子爵發言時說道： 「到目前為止，在所有的這類訴訟中，每次國王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我都贊成最嚴厲的懲處。這一次，在辯護中我對被告的態度已經感到很不安了，雨果子爵先生的一席話使我豁然開朗，我宣布我也認為罪犯的精神不健康，雨果子爵先生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原因，說得非常成功。我同意他的意見，宣布無期徒刑。」 剩下的一小部分議員都贊成弒君罪。 大法官最後發言，他站起來說道： 「我宣判弒君罪。現在，第二輪表決開始。第一輪表決是假判決，第二輪判決才是決定性的判決。每個人都有權收回前言或堅持己見。任何本身值得重視的意見無論是從誰的口中說出，儘管占極少數，也有權發表。我認為應該在此說明在這長達七個月的審訊中，我每天都見被告，每天都審訊他，提問他，像以前的議員所說的那樣，反覆地兜圈子。沒有一刻他的頭腦不是清醒的，他始終是振振有詞，遵循著他那行為的可怕邏輯，從來沒有失去理智，也沒有悔恨之意。他不是瘋子，我可以肯定這一點。他是個很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並接受行為結果的人。讓他承受後果吧。為了啟發法庭，我要向法庭重申：弒君罪不加斷手之罰。罪犯赤腳，頭上蒙黑紗，身穿襯衣，在宣讀判決時被帶上斷頭台，這就是絕罰。為了結束我的話，我要回到我開始的觀點上，希望我們高貴的院士們慎重地考慮我的意見。」 剛才表決死刑的莫萊伯爵站起來說道： 「我不知道斷手酷刑已經廢除。從這個酷刑被取消起，我不再猶豫投票贊成弒君罪。」 加布里亞克侯爵剛才棄權並保留意見，現在他說道： 「我投票贊成弒君罪。」 第二輪表決開始了。投票贊成弒君罪的議員人數還在增長。 喊到我的名字時，我站了起來，周圍一陣沉默，我說道： 「法庭會理解一個受驚的心靈的猶豫，這個心靈第一次遇到如此可怕的問題。這個時刻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莊嚴的，議員先生們，對任何人對我都是如此。我十八年來對無法挽救的刑罰有完整的不可動搖的想法。這些想法你們是了解的。作為一個作家，我將這些想法發表出來；作為政治家，如果上帝助我，但願我能將它們付諸實施。我在這裡占據的位置，我們大家在這裡占據的位置使我們既是法官又是立法者。這雙重性體現在我們所有的職責中，無論從政治的需要還是法律的責任來說，人們都可以說法國的議員是立法者和法官集於一身。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的每時每刻，我們都不能不考慮這一點，不能忘記立法者和法官這雙重職責，這兩種職責構成一種使命。因此，一般來說，我對無法挽救的刑罰是反對的；在特殊情況下，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刑罰。這並不是說我在這裡我感興趣的一切中沒有得到任何有益而嚴肅的教誨。我認真地聆聽了大法官先生的意見，這些意見很重要，而且來自一個這麼傑出的人之口。我對這莊嚴的議會的莊嚴的意見統一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大法官先生的觀點、法庭的統一更多地屬於推理，而在良知面前無能為力。自從訴訟開始以來，我思考了我們通過嚴肅的審理將完成的重大舉動，並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在辯論之前，我反覆地看了、研究了訴訟的所有文件；在辯論期間，我觀察了被告的舉止神態，探索了他的靈魂。我可以對這個由正直的人組成的法庭說，對大法官先生說，儘管他的意見舉足輕重，我堅持我的表決。我研究的結果已經成為一種信念。這個信念就是：被告是一個孤獨的人，孤獨對偉大的心靈是有益的，而對渺小的心靈是有害的。孤獨只會使那些它無法照亮的心靈產生混亂。皮埃爾·勒孔特這個孤獨的人心靈貧乏，他必然會成為一個殘暴的人和靈魂混亂的人。他謀殺國王，這個國王是個多麼優秀的國王啊！他是歐洲最明智、最出色的君主；他要謀殺的是一個父親，一個多麼好的父親！又是在這樣的時刻！在他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刻！他要謀殺一群婦女和兒童，造成死傷遍地，使一場預謀的罪行變成二十樁罪惡，這就是行動。這個行動是可怖的。任何東西都沒能阻止這個可恥的人。現在，讓我們看看犯罪動機：年終獎金被扣除二十法郎、被接受的辭職和三封沒有收到回答的信。人人都會對這強烈的對比和巨大的反差感到震驚！我在結束之前還要重複一遍，鑒於最嚴重的罪行和最微不足道的動機這兩個極端。在我看來顯然是缺乏理智之舉，這個形成如此強烈的對比、越過如此巨大的鴻溝的思想不是一個清醒的思想，這個罪犯、殺人犯、野蠻和孤獨的人、殘忍的魔鬼是一個瘋子。也許對醫生來說他不是瘋子，但對道德學家來說他無疑是一個瘋子。我要補充的是政治在此與正義取得了一致，從一樁違反自然、擾亂社會的罪行中收回人類的理智是一件好事。我堅持我的意見。」 議員們全神貫注地、友好地聽著我的發言。布瓦西先生和杜布薩吉先生同我一樣堅持己見，布瓦西先生說他希望罪犯在精神病院服刑。 輪到首席院長塞吉埃表態，他說如果不存在弒君罪，就應該專為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這一刑罰。 布羅格利先生、莫萊先生、波塔利斯先生、伯涅先生、達魯先生、蒙塔朗貝爾先生、庫贊先生、泰納爾先生、蓋-呂薩克先生都投票贊成弒君罪。 阿古爾先生、蓬特古朗先生、維爾曼先生、德·拉·莫斯科瓦先生贊成死刑。 一共有二百三十二個表決人。票數是這樣分配的： 196票贊成弒君罪； 33票贊成死刑； 3票贊成無期徒刑。 被告和總檢察官的細微區別在於：勒孔特有一張兇惡的面孔，埃貝爾先生有一張殘酷的面孔。 可以說整個貴族院都贊成處死勒孔特。它的死刑判決是為了赦免。這是它給國王赦免死刑犯的一個機會。國王十分樂意抓住這樣的機會，貴族院深知這一點。當貴族院得知死刑已經執行時，感到很吃驚，幾乎覺得受了傷害。 判決一宣布，大法官先生和首席院長弗朗克-卡雷先生立即被國王召見。弗朗克-卡雷先生是議會專員，負責匯報預審情況。他們坐大法官的馬車去了國王那裡。弗朗克-卡雷先生儘管投票贊成弒君罪，但公開傾向於赦免，大法官也有同樣的傾向，但不願明說。在路上，他對弗朗克院長說： 「我主持了預審、審訊和辯論，我對表決不是沒有產生影響。我不想在赦免問題上多做解釋。我的責任已經夠重了！他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在國王的辦公室里，他小心翼翼地說著同樣的話，拒絕對赦免問題發表意見。弗朗克-卡雷先生則態度明確。國王模糊地猜到大法官的意見。 迪韋爾吉埃先生對顧客總是投其所好，正如為被告辯護的律師所做的那樣，這是很自然的。總檢察官以仇恨被告結束，律師則以喜歡上被告告終。勒孔特星期五被判刑，星期六迪韋爾吉埃先生就去了國王那裡。 國王熱情地接待了他，但是對他說：「我會仔細審理。案件是嚴重的，我的危險就是所有人的危險。我的生命對法國舉足輕重，所以我必須維護它。您能知道為什麼人們會對我開槍嗎？因為人們不認識我。因為人們誹謗我；人們到處散布：『路易-菲力浦是個無賴，路易-菲力浦是個混蛋，路易-菲力浦是個吝嗇鬼，路易-菲力浦做盡壞事，他想為兒輩謀得年俸，為自己謀取錢財；他腐蝕了整個國家。他使國家在內部墮落，在外部卑躬屈節。他是個老英國佬。打倒路易-菲力浦！』見鬼！我必須保護一下這個可憐的路易-菲力浦，迪韋爾吉埃律師！這無所謂，我會考慮的，您知道我也對死刑深惡痛絕。每次要簽署一項赦免的駁回，我的痛苦就開始了。我所有的傾向、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原則都站在您的一邊。但我是憲法上的國王，我有我的大臣們去做出決定。您還想怎樣呢？我總要想想我自己吧。」 迪韋爾吉埃沮喪地走出來。他明白國王是不會赦免死刑犯的。 內閣會議一致同意執行貴族院的判決。 第二天星期天，迪韋爾吉埃先生收到掌璽大臣馬丁·杜諾爾先生的快遞信，告訴他國王認為應該確定法律有自己的程序。當他還沉浸在希望徹底破滅的最初的激動中時，第二封快件也到了。 新的信。掌璽大臣告訴首席律師「國王為了給死刑犯皮埃爾·勒孔特他的善意的新的證明，決定勒孔特的年金可以轉給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在有生之年都可以享受；國王陛下現在就交付給他的姐姐三千法郎作為補助」。 掌璽大臣在信的結尾說道：「首席律師先生，我認為由您親自將國王的善意表示轉達給那位不幸的女人對您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迪韋爾吉埃先生以為沒有看懂第一封信。他對在場的一個朋友說：「新的證明！我弄錯了。國王赦免了。」可是他又重讀了那封信，才知道他並沒有弄錯。新的證明對他來說無法解釋。他拒絕了掌璽大臣交給他的任務。 至於勒孔特的姐姐，她拒絕接受三千法郎和年金，她是帶著些許苦澀和些許尊嚴拒絕的。 她說：「告訴國王我謝謝他。如果是別的什麼東西我會更感謝他。告訴他我不會這麼快就忘了我兄弟，我期待的並不是國王的這種善舉，我什麼都不需要，我是很不幸，很悲慘，我會餓死，但這樣死對我很合適，因為我兄弟就是這樣死的。誰處死了兄弟也沒有權力養活他的姐妹。」 梅里魯先生在這事件中起了可悲的積極作用。他是議會專員之一。在審訊期間，他想從文件中拿出加盧瓦醫生的信，信上說勒孔特是瘋子。他要銷毀這封信。 在最後的時刻，勒孔特表現得相當勇敢。但在行刑前的那一夜，他在凌晨兩點要求見總檢察官埃貝爾先生；埃貝爾先生在同他談了一刻鐘後出來說：「他徹底垮了。」 6月19日 從法庭回來，我覺得有必要把腦海里的一些想法迅速記錄下來，如果法庭辯論需要我說出來，我肯定會把這些想法說出來的，在法庭上，莫斯科瓦親王談到了他父親的訴訟：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議院可以作為政治議院審理它作為法庭所做的一切嗎？」 「請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在一個議院占統治地位的是意見，在一個法庭占統治地位的是良心。」 「意見是公共廣場，良心則是內心世界。」 「那麼，一個議院能夠審判法庭嗎？意見可以審判良心嗎？」 「我不再猶豫，我的回答是：不能，先生們。」 「但是，問題不在於要審判1815年的貴族院所做的一切。」 「良心是一所聖殿，也是一個避難所。」 「你們無權以你們的良心的名義違背我們的良心。」 「我反對議事日程。」 「先生們，英國貴族院已經習慣了目前在法國貴族院中發生的一切，只舉一個當代的例子就可以說明，英國王后的訴訟案就曾在貴族院受到二十次責難。每一次在這個問題上都有多數和少數，但法庭辯論的權力從來都沒有受到非難。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了。」 這是永久性機構存在的本質。一個臨時陪審團從群眾中來又回到群眾中去，它可以要求沉默和遺忘的權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永久性的機構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的責任也更重。正是其永久性使它在歷史上能夠占有一定的地位。這種永久性對政府、對人民、對國家是有益的，是明智的，是可以充分利用的。 「這是你們擁有的特權，也是你們要承受的弊端。」 「永久性的機構總是面臨歷史和後代人對他們所有行為的評論，尤其是法律行為，其實也是政治行為。人們有權惋惜貴族院在1815年的所作所為，因為人們有權欣賞它在1830年的所作所為。」 「你們為了國家的利益享受的這種永久性是一個特權，像所有的特權一樣，它有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弊端。」 「我急於表明的是，永久性不能以任何方式帶來一致性。在英國的貴族院，兒子可以繼承父親。在法國，下代可以繼承上代。誰看到在這種以更換個體來維持機構的運動中永久性被認可，一致性消失了？」 「因此，我們與1815年貴族院的那個偉大的行動、那個致命的行動不能保持一致。在那個時代，在人們的權力遭到侵犯的情況下，一顆頭顱拋灑了光榮的熱血。一個法國的元帥在盧森堡的牆下被十二個法國老兵槍殺了，奧地利、英國、普魯士、俄國排成方陣。貴族院無視法律、無視榮譽判決了奈伊元帥，他的判決是當時的執政者的羞辱，我們對這一流血事件是清白的。我們當時還是孩子。我們今天是成人了，成了法國貴族院議員，我們反對人們壓制這一呼聲，因為這是一個兒子在為父親呼籲，因為這個父親也許是帝國最出色的戰士，但肯定是復辟時期最著名的受害者！」 「我反對議事日程。」 7月24日 法國最後兩個被絞死的人是阿加斯兄弟。但對他們的判刑是不公正的。在行刑的那一天，拉法耶特將軍邀請他們的兄弟共進晚餐，向他表明把罪行擴及罪犯的家庭的偏見已經不存在了。這個阿加斯兄弟當場就被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的上尉。他是阿加斯家族的祖先，這個家族擁有《箴言報》。第一個上斷頭台的人名叫萊奧托，這也是一個作假者。 7月25日 東方女人絕對要剃毛髮。東方人視為醜陋的東西，西方人則視為美。 7月29日 女僕蘇珊剛從外面回來，她去看了節日慶典，進門的時候她興高采烈地說道： 「太太，多幸運啊！是我的表兄抓住了那個向國王開槍的傢伙。」 「什麼！有人向國王開槍！」 「是的。我的表兄逮住了那個傢伙！多幸運啊！就在今晚，就是剛才發生的事。國王當時站在陽台上。那傢伙持雙槍向國王開了兩槍，他沒有打中國王。啊！人們大聲歡呼、歡呼！國王很高興，是他指出了開槍的地方。我表兄是便衣警察，他正站在那個人的旁邊，他轉過身就抓住了那個傢伙。」 「他叫什麼名字？」 「約瑟夫·勒格羅。」 「是刺客？」 「不，是我的表兄。他是個大個子，那傢伙是個矮個子。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我忘了。他顯得很悲傷，做出要哭的樣子。當他被抓住的時候，他這麼說道：『啊！我的上帝！我該死了！』他五十歲了。從他身上搜出了金子，他要度過一個可怕的夜晚了。我表兄非常高興。神父先生也很高興（他是聖母院的議事司鐸，與警察表兄住在同一層樓上）。多幸運啊！太太，多幸運啊！」 8月12日 人們在聖母院發現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每天早上都來聽彌撒。他把背簍和抓鉤放在門口，走進教堂，虔誠地祈禱。他有時給租椅子的人一個十個蘇的硬幣，請她把硬幣放進給窮人的捐款箱裡。最初，那女人問他：「您為什麼不自己放進去呢？」他答道：「不行，如果人們看見我穿得這麼破爛靠近捐款箱，會誤以為我想偷錢。」 在杜埃有一個死刑執行人，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很重視自己作為公務員的合法身份，每次遇見公職人員，無論是一個學校老師，還是市長或專區區長，他都像同事一樣同他們打招呼，他們也問候他。每個星期天他都去看彌撒，但他不進教堂，只是站在門口，無論是什麼天氣，他都光著頭。每次他處決了一個人，他就讓人唱彌撒曲，好讓他的靈魂得到安寧。 巴黎過去的死刑執行人查爾羅也有他的獨特之處，他住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查爾羅街）。他住在一棟單獨的房子裡，在查爾羅街和諾曼底街的拐角可以看見他的房子的陽台。他很富有。他的房子的一層有一張可以擺十二副餐具的餐桌，餐桌上每天都賓客如雲，十二個聖路易的窮騎士到他這裡來吃飯，不用付錢。查爾羅自己從來不進這間屋子。 8月21日 沒有任何隱喻，完全是按照詞的本義，生活就是燃燒。從化學觀點來說，動物構成真正的燃燒機器（大仲馬所言）。 ——動物的組織構成一個爐子，要不停地往裡扔新的燃料（朱斯圖斯·理比格所言）。 8月25日 被告被四個警察帶進法庭，其中的兩個扭著他的胳膊，勒孔特是由六個警察帶進來的。約瑟夫·亨利是個小個子，看上去有五十出頭了。他穿著黑禮服、黑絲背心、黑領帶，長著頰髯，黑髮，長鼻子。他長得很像菲力浦·杜班律師，他今年去世了。不過，他個子要矮一些，膚色也沒有菲力浦·杜班紅潤。 他走了進來，向法庭行了三次禮，就像演員向觀眾行禮一樣，然後坐下來。在點名的時候，他神態安詳地抽起了煙。 點名和核對點名結束後，大法官先生請他站起來，詢問他的姓名。他回答的時候聲音低沉，有點畏畏縮縮。 大法官對他說：「大聲點。」 被告大聲地、清楚地重複他的答話。他的神態像一個拿著護照回答辦事員問題的善良百姓。他重新坐下來，與他的辯護律師巴羅什56先生耳語了幾句，巴羅什先生是律師協會的首席律師。律師席位上有五位律師。 人群中有一個教士，聽眾占滿了被告後面的半圓形會場，被告戴著圓框眼鏡。 起訴書宣讀完後，審訊重新開始。騎士顯然開始衰弱下來。他的記憶紊亂了。大法官問被告：「7月19日您做了什麼？」約瑟夫·亨利答道：「19日？19日？我不明白。」大法官說道：「啊，我弄錯了；是29日。7月29日晚上八點半您在幹什麼？」被告又一次感到奇怪：「晚上八點半，大法官先生？我被捕了。」法庭一片噓聲，督促著大法官。大法官又說：「啊！對不起！我是說七點半。」 被告個頭太矮，站著的他都沒有超過坐在他旁邊的警察的頭。他不時用藍格的白手帕擤鼻涕。他的神態像一個鄉村書記員。他整個人都散發出一種我說不清的溫和、憂鬱、平靜的氣息。偶爾他雙手捧住頭，絕望的神態從木然的表情下流露出來。總檢察官和大法官說他在裝腔作勢，他平靜地看著他們，好像沒有聽懂。 他說了很多話，說得很快，偶爾聲音低沉，大部分時間聲音洪亮。他似乎只透過面紗看，只通過隔牆聽，在現實世界和他之間似乎有一堵不透明的牆。他目不轉睛地看著一切，好像想分清事實，明辨障礙後的面孔。他平靜地說出一些胡話，不過，對那些思考的人來說，他的話還是有意思的。 他是這樣結束他的長篇大論的： 「我的罪行沒有污點。現在我的靈魂就像在迷宮裡。」 大法官說：「您說完了嗎？」 「是的，大法官先生。」 總檢察官對他說：「我不會上您的當。您的話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避免死刑，而表面上又祈求死刑，實際是想得到輕一些的懲罰。」 他叫道：「啊！您能這樣說嗎？其他的刑罰是一種懲罰，而死刑是一種毀滅。」 接著，他沉思了一會兒，補充道： 「我的頭腦啊！它已經痛苦了十八年。我不知道它現在處於什麼狀態，我不清楚。不過，你們看得很清楚我不想讓它變得瘋狂。」 大法官說：「您有一些野蠻的思想。」 他答道： 「我沒有野蠻的思想。我只有從……（說到這裡他用動作表示有一大群鳥在他的頭周圍飛）……上帝那兒來的思想。」 他沉默了片刻，又大聲說： 「我很痛苦，非常痛苦！（他抄起手）你們以為我不再痛苦了嗎？」 人們對他寫的某些段落提出異議，他說： 「隨你們的便。所有我寫的東西，我寫了，寫了，寫了，但我沒有看。」 又過了一會兒，他冷不丁地又冒出一句： 「我有信仰。我的主要信仰就是上天有獎有罰。」 人們向他談到所有的弒君罪，費奇的，阿里波的，勒孔特的；他的臉陰沉下來，喊道： 「你們跟我談這些人是什麼意圖？」 這個時候，維埃內從我後面走過，對我說： 「這不是個瘋子，是個傻子。」 我想說的正相反。 人們問他：「您為什麼寫信給拉馬丁先生和拉斯帕伊先生？」 他答道：「因為我讀過他們的作品，他們在我看來是慈善家，因為我相信慈善不僅僅停留在筆頭上。」 他每次結束時都向法庭說：「請判斷吧。」 總檢察長概括地總結了所有的罪名，最後說道： 「您還有什麼要抗辯的嗎？」 「——沒有。」 他把手放在額頭上，好像那兒不舒服。 他在一次不時閃爍出智慧光芒的長篇大論中，停下來要湯喝，對給他拿湯的侍從叮囑了一大堆話。他渾身發抖，審訊時喝了好幾杯水。他抖得太厲害了，兩手都無法把杯子拿到嘴邊。 他稱總檢察長為檢察官先生。當他說到國王時，他稱陛下。 在總檢察長宣讀措辭激烈的公訴狀時，他做出贊同的手勢；在他的律師為他辯護時，他做出否定的手勢。他聽得非常認真。當埃貝爾先生說： 「被告沒有任何政治上的仇恨。他還表明自己對國王的尊敬和欽佩。」約瑟夫·亨利兩次點頭表示同意。當總檢察長證實說被告想從輕懲處時，他搖頭否認，還抽起了煙。 在休庭時，維爾曼先生在閱覽室對我說： 「您對這一切怎麼看？我看這裡的人沒有一個是正常的，被告、總檢察長、大法官都一樣。我看他們都心存惡意，沒有一個人說出他真正的想法。在這個案件中有某種虛假、混亂不清的東西。」 在審訊中，維爾曼先生悲哀地盯著約瑟夫·亨利看。 阿拉伯人告辭的時候，只用目光示意。 約瑟夫·亨利的訴訟（續） 審議從十一點二十分開始，議員們沒有佩劍，也沒有戴帽，秘密審議，在場的書記員只有戈歇先生和德·拉·肖維尼埃先生。點名證實有一百六十五名議員到場。 會議開始後，議員們從四面八方叫嚷著：「打開電扇，給點光明，給點空氣。」密不透風的大廳熱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大法官先生提出兩個問題： 「被告亨利是否犯有謀殺國王性命的罪？他是否犯有謀殺國王人身的罪行？」 我不應該忘記點名的時候，拉格勒內來到我身邊說：「我將是外交團中唯一不投票贊成死刑的。」我讚揚了他，他又重新坐到布西埃爾的長凳後面。 另一個我不認識的新議員離開他的座位朝我走來，在我旁邊空著的椅子上坐下來，對我說： 「您不認識我？」 「不認識。」 「唉！您小時候這麼高我就把您抱在膝蓋上玩。我是您父親的朋友。我是拉帕代爾將軍。」 我記起我父親經常提到的這個名字，我握住了將軍的手。我們充滿感情地交談著，他談到我的童年，我談到他經歷的偉大戰爭，這使我們都年輕了許多。 接著是一陣沉默。輪流表態開始了。 在點第一個名字之前，大法官想讓新議員在表決前了解老議員的意見，重申儘管按照常規點名應該從新議員開始，但是每個議員有權在第一輪棄權，把表決權留到第二輪。 很少的議員利用了這個便利。 最新接納的議員馬爾維爾侯爵第一個站起來。他個子瘦小，褐色頭髮，四十歲左右。他說話相當冷靜，說的時間太長，尤其是他是第一次在議會發言。我周圍的人在問：他是否當過律師？他舉了聖-尼古拉-杜-夏多奈的一個副本堂神父的案例，這個神父1595年被絞死，就因為他說了這句話：難道通過上帝的意志遇不到一個正直的人能對亨利四世產生影響，就像亨利三世那樣？ 馬爾波將軍在他身後叫道：「他追溯的事有點過於古老了。」馬爾維爾先生結束時宣稱約瑟夫·亨利犯有謀殺國王的罪行。 他的鄰座科爾尼代伯爵看上去是他的朋友，身材高大，有絡腮鬍子，衣著講究，他表述了同樣的意見，他也是新議員。 又進行了幾個表決。特雷澤爾將軍宣稱被告犯有謀殺國王罪。二十年前特雷澤爾將軍還是上校，在1823年的西班牙戰爭中任吉耶米諾伯爵的參謀長。 法布維埃將軍幾乎在同一時期在希臘獨立戰爭中領導支持希臘獨立戰爭的軍團，他的表態很簡短，體現出寬容。 後面的表決沒有什麼引人注意之處，都是同意謀殺罪，無論是謀殺性命還是謀殺人身，這兩種罪無法區分，如果在法官的腦子裡，這兩種罪的區分導致懲罰的不同的話，而法律規定這兩種罪處以同樣的刑罰：死刑。最高法院推事萬桑·聖羅蘭先生和克魯澤爾男爵先生認為這兩種罪有細微的差別。 在表決開始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雅克米諾將軍是頭一批被點到的，他聲稱罪犯犯有謀殺國王罪，為了證明這一罪行，他講了被告被捕後他與被告的一次談話，曾經當過國民自衛軍的約瑟夫·亨利對他說：「雅克米諾將軍先生，我向國王開了槍，我完了。」議員們從四面八方叫喊起來：「您成了證人，您不再是法官了！」大法官先生對雅克米諾將軍說他實際上脫離了法官的職責，起到了證人的作用，他最好棄權。將軍有些不快，說這樣也好，於是他棄權了。 三十二個議員在我之前進行了表決。點到我的名字，我站起來說道： 「我對宣稱這個人有罪或無罪很反感。」 「我尤其對提問題的方式很反感。」 「人們問我是否有謀殺國王性命或謀殺國王人身罪，我的回答是沒有。國王的性命沒有受到、沒有能夠受到傷害。沒有謀殺國王人身罪，國王的人身沒有受到、沒有能夠受到傷害。但是，先生們，有一種東西受到傷害，不是國王的性命，不是國王的人身，而是王尊。」 「有危害王尊罪。」 「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危害是自願的、有預謀的、故意的嗎？」 「讓我們考察一下。」 「議員先生們，這個奇特的案件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有兩種假設：弒君意圖的假設和自殺意圖的假設。」 「從弒君意圖來看，一切都不明了；從自殺意圖來看，一切都很清楚了。這是一起弒君罪嗎？缺乏動機，方式也很微不足道。兩隻發抖的手拿著兩支袖珍槍，對國王沒有任何仇，沒有任何不同政見，被告不屬於任何黨派；被告不讀報，被告討厭所有試圖謀殺國王的傢伙，他是這麼稱這些人的；總檢察長宣稱被告表示對國王充滿尊敬和欽佩，被告點頭表示同意；我再重複一遍，從弒君罪來看，整個案件模糊不清，難以理解；從自殺來看，案件就一目了然了。對這起假罪行、對這起不是謀殺的謀殺來說，還需要什麼仇恨動機、政治狂熱、可靠的手槍、堅定的目光、有力的手、行之有效的巧妙手段呢？事實只是一個藉口，表面現象就足夠了，無論這種表面現象是多麼粗淺。死刑將宣判，弒君將失敗，是的，但是自殺將完成。」 「為了使指控不缺少任何基本要素，約瑟夫·亨利準備了一個書面材料，在這個書面材料中，他盡其所能承擔所有的責任。他把材料命名為『預謀』，如果是弒君罪，這就很荒唐；如果是自殺，這就符合邏輯。」 「先生們，你們看得很清楚，一邊是徹底的模糊不清，一邊是完全的明晰；一邊是混亂、困惑、懷疑、矛盾、神秘、問題，另一邊則是明顯的事實。因此，考察的結論是根本不是弒君罪。」 「自殺意圖！不是別的任何東西。」 「簡單地說，這是一起用上了火藥的槍自殺的案件。」 「沒有別的什麼了嗎？這就是案件的全部嗎？難道沒有其他什麼東西了嗎？這一點被提出、被確認、被證實以後，我們是否就可以滿足於釋放被告，宣告他無罪，或至少免予起訴呢？」 「不行，先生們，宣告無罪並不比宣告有罪更道德：我要做出解釋，有罪是指犯有弒君罪。」 「先生們，還剩下什麼？我在開始的時候就指出來了，這就是危害王尊罪，就是過去的褻瀆君主罪。不，先生們，因為將證實在現場被告離國王的距離太遠了，我接受；因為將證實被告心智不健全，我接受；因為將證實他的手槍沒有上子彈，我接受；因為這一切將被證實，大局還未定。」 「這一切都證實後，就剩下一種罪行。」 「一宗重大的罪行，一宗可惡而荒唐的謀殺，一種對公共和平的侵犯，一種對帝國最高統帥的侮辱，一種由個人的任性在法國、在歐洲、在和平思想中製造的巨大混亂，這些思想是文明的基礎，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在發揮作用，這項莊嚴的工作被政治謀殺所中斷，痛苦的分娩被這種罪行造成流產。」 我接著說：「這是一個必須重罰的犯罪行為，貴族院應該認識到這一點，貴族院應該以政治和正義的雙重名義懲罰這一罪行。」 「不過，不要忘記在量刑時，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有堅定的頭腦、健全的理智、堅強而熱烈的個性、在狂熱中仍保持清醒意志的人；但他又是一個頭腦混亂、智力不清、意志薄弱、靈魂錯亂的人。我們不應以罪行的重大而應以罪犯的渺小來量刑。」 我概括一下。 「先生們，這就是我對這起訴訟案件的看法。謀殺國王性命罪？不是；謀殺國王人身罪？不是。危害王尊罪？是的。」 「考慮到約瑟夫·亨利的精神狀態，我宣告他犯有這一罪行，對於實施對他的刑罰我還要保留意見。」 首席院長布耶提出侮辱君王的問題作為辯論的結果。 加布里亞克侯爵保留了表決權，正如他在皮埃爾·勒孔特的審理中所做的那樣，這好像成了他的習慣。 維埃內先生的表決與我一致，他小心地避免提到我的意見，他說得非常好。 拉·勒多爾特伯爵有力地宣稱在他的頭腦里沒有弒君罪，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子彈打中了城堡或是沒有打中；另一種情況是根本沒有弒君罪。在第一種情況下，要達到射程，手槍必須裝有強制子彈，強制彈排除填彈塞；如果指控建立在找到的填彈塞上，那麼就沒有強制子彈，也就沒有開槍的可能，也就沒有弒君罪。關於危害王尊罪的問題，他保留意見。 莫斯科瓦親王像內行人一樣贊同拉·勒多爾特先生的意見。沒有謀殺國王性命罪的證據，沒有謀殺國王人身罪的證據；至於危害王尊罪，約瑟夫·亨利不會為此被指控。莫斯科瓦親王的結論是釋放被告。 佩西爾先生認為對人身的侮辱就意味著對王尊的侮辱，法律的模糊性是立法者有意為之，以便接受像這樣的案例。國王的人身是象徵性的，在必要時代表王權；對王權的危害可以定義為對國王人身的傷害，儘管國王的肉體沒有受到傷害，甚至沒有受到威脅。他的結論是傷害國王人身罪。所有這些辯論都是很學術性的，所用的詞彙都很精確。 布瓦西侯爵首先對雅克米諾將軍的離去提出異議。他要求還給他表決權，他還補充說儘管他對這一案件的意見與將軍的意見相反，他仍要提出這一要求。他提到在勒孔特案件的審理中，大法官先生在表態的時候提到他與被告的個別談話，雅克米諾將軍做的是同樣的事情；無論如何應該由法庭裁決，而不是由大法官裁決（說到這裡，大法官插話說：「您說的有道理。」）。 布瓦西先生也談到他與內行的上尉的談話，指出鑑定是錯誤的；他還激烈地批評了預審委員會和莫斯科瓦先生的所作所為。莫斯科瓦先生指責遺漏了一個有利於被告陳述的證人。布瓦西先生指出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的報告錯誤地證明手槍有一條射擊線。這一點令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非常氣憤，他坐在椅子裡聳著肩膀，把他的報告拿給鄰座波塔利斯先生、吉羅·德·蘭先生、德卡茲先生、阿爾古先生看。布瓦西先生宣稱他在這一案件和勒孔特的訴訟案一樣不同意死刑。他保留表決權。 首席院長弗朗克-卡雷先生點名時在場，輪到他時，他沒有回答。大法官說：「由於突然身體不適缺席。」 庫贊先生在我發言時多次表示贊同，他的發言開始很精彩，說得很正確，很真實。但他漸漸地陷入形上學的討論中，所有的人都聽不懂，連他自己也不懂。他重複了上十次這樣的話：「我在這一案件中看見了什麼？上了子彈的槍？是的，是上了子彈，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是怎樣裝子彈的？是某種方式。什麼方式？這種方式想產生什麼？產生的效果。」會場爆發出大笑，大家高聲說起話來。沒有人再聽他說了。庫贊先生還在說。一個議員對他叫起來：「簡短些！」庫贊先生大聲說：「先生，我簡要地說。」他降低了一度聲調，又說了一刻鐘。我前面的奧普爾將軍睡著了，大聲地打呼嚕。大法官把臂肘支在桌上，雙手捧著頭。庫贊先生的結論是危害國王人身罪。 維爾曼先生只說了句：「我宣告被告犯有危害國王人身罪。」 顯然，表決的議員不願意判決死刑，大多數議員的表決都有這個傾向。 預審委員會委員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和吉羅·德·蘭先生說在辯論的啟發下他們贊成這個意見。他們投票贊成對國王人身傷害罪。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反駁布瓦西先生的指責，布瓦西先生聲稱他的報告只是照搬了專家的證詞。 現在輪到最老的議員。他們的表決都是朝著最嚴厲的方向，宣告被告犯有謀殺國王性命罪。最高法院首席院長波塔利斯伯爵發表了長篇大論，努力證明這是弒君罪。他向全體議員發出呼籲，聲稱議員是王權的守護者，國王的保護者。他說只有最嚴厲的刑罰才能威懾弒君者。 駐倫敦大使聖奧萊爾伯爵對議員們發表了熱烈的講話。他說他站在控告一邊，他引用了塔西佗57的話：慈悲指控。他的結論同波塔利斯先生一樣。 阿爾古伯爵的發言最溫和；他的鄰座和朋友德卡茲先生則表明了最嚴厲的態度。阿爾古先生的決定是基於這個事實做出的：在議會裡的十四個最高法院的法官、首席院長、推事中，有十二個認為謀殺國王罪不成立。 迪布薩爾子爵聲稱在他看來只可能是危害國王人身罪，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東西。 八十六歲的蓬特古朗伯爵像布瓦西先生一樣對雅克米諾將軍的離去提出異議；在他的請求下，法庭決定將軍可以作為法官發表意見。蓬特古朗先生還確定議員的離席必須出自本人意願，得到本人同意。蓬特古朗先生宣告亨利犯有危害國王人身罪。 最後的議員表決都只有一句話，幾乎都同意弒君罪。所有當國王副官的議員、所有的將軍、所有的大使都連續發表了同意的意見。 表決謀殺罪的有特雷澤爾將軍、雅克米諾將軍、多格羅將軍、馬爾博將軍、珀蒂將軍、奧德納爾德將軍、埃馬爾將軍、杜塔利斯將軍、多德·德·拉·布律納里將軍、拉蓋-雷比納將軍、阿尼松-迪佩隆將軍、貝爾坦·德·沃將軍、布西埃爾男爵、阿爾古侯爵、米拉伯爵、若貝爾騎士、聖迪迪埃男爵、奧迪埃、蒙特庸伯爵、朗比托伯爵、聖埃央伯爵、弗特里埃男爵、哈姆伯爵、弗雷維爾男爵、聖奧萊伯爵、佩里高爾公爵、洛里斯東侯爵、諾阿耶公爵、布瓦西-安格拉斯伯爵、普萊桑斯公爵、奧貝爾薩爾伯爵、塔切爾伯爵、波塔利斯伯爵、巴朗特男爵、德卡茲公爵、馬薩公爵、諾埃伯爵、奧松維爾伯爵、布羅格利公爵和莫特馬爾公爵。 最老的議員莫特馬爾公爵表決完後，大法官先生站起來準備發表意見。全場一片寂靜。帕基埃先生像他往常講話一貫的風格，措辭精彩，對法庭畢恭畢敬，又有權威和分寸，完全獨立的思考，但始終圍繞一種思想和一個目的。頭腦清晰，語言清晰，八十歲還有如此才能真是少見，令人讚嘆。他說了近一刻鐘，大家都認真地聽他說。他告訴他的同事他年事已高，正因為如此，他有權讓大家認真聽他的話。他說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鬆懈了，應該認識到這一點；犯罪案件層出不窮，而且都是致命的，稀奇古怪的形式我都難以表述；我們的時代有很多社會病，其中最主要的是失去尊重；尊重喪失了，這也是一個嚴肅的重要的人物的意見，他就是魯瓦耶-科拉爾先生，魯瓦耶-科拉爾先生在他們的私下談話里曾慶幸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在大革命前向這個令人尊敬的巴黎議會學會了尊重，帕基埃先生又補充說當時他是參議員，魯瓦耶先生是見習議員。現代社會受到深深的惡的折磨，要治癒它，挽救它。貴族院是最高國家組織，是王國最莊嚴的法庭，它既擁有最高政治權力，又擁有最高司法權。它應該保護社會，維護王權。維護王權！它怎麼能夠放棄這次機會呢？亨利的罪行就在於缺乏尊重，這種現象無處不在。應該嚴厲地懲罰這一謀殺罪，用恐嚇來恢復尊重。大多數議員不贊成嚴厲的極刑，大法官因為不贊成多數人的意見而表示深深的遺憾；他請求大家提防體系，不要受理論的影響，認真地思考一下。在一個代表整個國家、統領所有法院的議會裡，以國家利益為名的理由應該擺在感情之前。 大法官年事已高，他很清楚這一點，他是第一個記住這一點的人；不要以為他冷酷無情，沒有憐憫心。他滿懷同情心，但只對真正的不幸，而不是對罪惡的苦難。亨利的罪行向他證實：被告的頭腦是健全的，他向國王開了兩槍。還要什麼呢？大法官憑良心宣告被告亨利犯有謀殺國王性命和人身的罪行。 還剩下保留的表決。我的意見被認定為保留表決，所以我的名字又一次被喊到，我站起來說： 「從整個辯論中得出的結論有一個所有法官統一的思想：即『國王的人身』一詞有雙重含義，指的是肉體和精神。這兩種含義在意識里是有區別的，但在表決中混淆了。國王的肉體沒有受到傷害，也沒有受到嚴重的威脅，我們所有高貴的同事幾乎都相信這一點，這是我已經對議會講過的；國王的精神不僅受到威脅，而且受到傷害，而精神就是我所說的王尊，就是王權，於是我所說的與此吻合了。做了這番解釋後，我的保留意見就是只有國王的精神受到侮辱，因此我同意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宣告被告約瑟夫·亨利犯有危害國王人身罪。」 幾乎所有棄權的議員都同意大多數人的意見，沒有超出危害人身罪的範圍。雅克米諾將軍重新恢復法官的職能，只有他宣告約瑟夫·亨利犯有弒君罪。我忘了記下塞納省省長朗比托伯爵先生和警察局長加布里埃爾·德勒塞爾先生也做了同樣的表決。 書記官宣布結果。弗朗克-卡雷院長的缺席使議員人數減少到一百六十四個。多數：一百零三個。一百二十二位議員宣告危害人身罪，三十八位宣告謀殺性命罪，四位宣告侮辱罪。 與我的意見最相近的有法布維埃先生、萬桑-聖-羅蘭先生、布耶先生、維埃內先生、庫贊先生、迪布薩爾先生。莫斯科瓦和布瓦西曾要求釋放被告，莫斯科瓦仍堅持己見，布瓦西則同意了多數。 休庭一刻鐘。議員們離開了辯論大廳，在法院裡三五成群地議論著。當我走進御座大廳時，拉·勒多爾特先生上前與我搭話，我們對法庭的審理進行了討論。我們認為許多極端的理論得到陳述，主要是一些老議員，這表現了一種傾向，一種危險；我們一致主張要盡最大努力阻止議會作為政治組織成為殘餘議會，作為司法組織成為星形議會。又有幾個議員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我對他們說我始終都聽從國家利益和正義，但是我把國家利益作為人類的聲音，而把正義作為上帝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我在信箱旁邊同莫爾奈先生交談了起來。一個我尊敬的議員走過來對我說老議員們拒絕死刑，他們考慮了議會的意見，決定依從這個意見，與多數保持一致，他們將表決終身苦役，他們請求我也同意這一表決。我說我不可能做到，我祝賀老議員放棄了死刑，但我不表決苦役。在我的思想里，這個刑罰超過了侮辱罪，而且它與議會的尊嚴和議會的前輩是對立的。在聽我們說話的雷伊伯爵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一刻鐘後他像大多數人一樣表決了苦役，令我十分吃驚。 會議又開始了，現在是四點半。 頭一個被點到的是馬爾維爾先生，他宣告判處約瑟夫·亨利終身苦役。大家幾乎一致同意這一表決。 事實上，幾乎整個法庭都表決終身苦役。 勒努阿爾先生說他表決終身苦役已是出於寬容，如果在輕刑和重刑之間做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重刑；因此如果在第一輪多數人都贊成過輕的刑罰，比如終身監禁，他會毫不猶豫地回到最嚴厲的意見上來，表決死刑。 當輪到我時，我只說了句：「終身監禁。」 好幾個議員投了同樣的票，一共有十四個。我沒有做解釋。佩萊·德·拉·羅澤爾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他還做了解釋，他對議員們說所有的前任都很反感苦役這種加辱刑，除了一個人，那就是米亞龍。 第二輪表決時，我只說道：「由於佩萊·德·拉·羅澤爾伯爵先生剛才闡述的理由，我贊成終身監禁，我堅持我的觀點。」 諾埃伯爵聲稱他贊成死刑，弒君的企圖在他看來已經得到證實，甚至得到物證的證實；他仔細地檢查過杜伊勒利宮的正面，發現在元帥廳的陽台下面，靠近門邊有兩個新彈孔。（說到這裡，人們叫起來：「您成了證人！」）他請他的同僚去證實這一事實。他獲得的這一證據使他毫不猶豫地表決最嚴厲的刑罰。 在諾埃先生之前，維埃內先生用極端激烈的措辭發表意見，使我想起了二十五年前那些極端保皇黨人：王權受到威脅，社會秩序混亂，只考慮挽救王朝，哪顧得了其他？傲慢和虛榮無處不在，下賤毀損了高貴，終身苦役已經夠輕了；不過，也就這樣罷了，等等。除了宗教、王位、祭台、聖徒路易的血這些詞以外，無所不包。我相信在1820年維埃內先生會狠狠地嘲笑薩拉貝里先生。今天薩拉貝里先生會怎麼說維埃內先生呢？ 第一輪，有一百六十四個議員表決刑罰的實施。十四個表決死刑，十一個表決終身監禁，四個表決終身流放，一個表決二十年苦役（布耶院長先生），一個表決在精神病院終身監禁（莫斯科瓦親王），一百三十三個表決終身苦役。 第二輪，只有一百六十三個議員，科比諾伯爵缺席。一個表決死刑（貝爾坦·德·沃），十三個表決終身監禁，一百四十九個表決終身苦役。 十三個表決終身監禁的議員除我外還有維爾曼先生、科爾迪埃先生、貝朗熱·德·拉·德羅姆先生、布瓦西侯爵、雷吉古爾侯爵、莫斯科瓦親王、佩萊·德·拉·羅澤爾伯爵、貝迪西侯爵、古維翁-聖西爾侯爵、迪布薩爾子爵、蓬特古朗伯爵。 兩輪結束後，大法官詢問是否還要進行第三輪表決。「不！不！沒必要！」在第二輪唯一表決死刑的那個議員這時站了起來，說他不要求第三輪表決，他贊成多數的意見：苦役。兩個表決終身監禁的議員，即雷吉古爾侯爵和貝迪西侯爵也做了同樣的聲明。判決就這樣做出了；由於科比諾伯爵的缺席只有一百六十三個議員，一百五十二個議員表決終身苦役，十一個表決終身監禁。 大法官宣讀了寫好的判決書，將判決書付表決，我沒有舉手。 判決表決後，伯涅伯爵站起來問罪犯是否要示眾，這是法律規定的苦役的附加條件，在判決書上必須寫明免去這一條件。巴爾特院長回答說沒有必要非寫不可；判決書只要對此保持沉默，使任何總檢察長不敢在最高法院的最高判決書上添加任何內容，哪怕是合法的添加。會議繼續進行。 議員們開始在判決上簽名，是按次序簽。我在特雷維斯公爵後簽了名。簽名在半圓梯形會場的兩張小桌上進行。第一個書記員負責一半議員的簽名，第二個書記員負責另一半議員的簽名。 好幾個議員對我說：「您應該滿足了。沒有判死刑。這是個好的判決。」 我回答：「還可能更好。」 穿紅袍的總檢察長和總律師進來了，接著，大批的聽眾吵吵嚷嚷地擁了進來。其中有很多穿工服的人。人們趕走了兩個同人群一起進來的女人。首先是議員的點名，接著大法官先生在一片寂靜中宣讀了判決。 8月 巴伐利亞王子現在在巴黎。他來到我家，但沒有找到我，法國駐慕尼黑公使布古安男爵後來在貴族院告訴我的。昨天，我去看望王子，他住在旺多姆廣場的布里斯多爾旅館。當時是晚上六點。天上下著小雨，我是乘出租雙輪輕便馬車去的。我問看門人：「巴伐利亞王子在嗎？」女看門人答道：「我想王子殿下出門了。」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走過來問我要名片，然後說：「我去看看。」 過了一會兒，那個男人回來了，告訴我王子請我進去。 我隨這個男人來到二樓的一間小客廳，這間客廳沒有候見室。客廳里擺放著桃花心木的老式沙發椅，裝飾著藍呢絨，壁爐里放著一隻箱子。我獨自在客廳里待了一會兒，接著一扇門打開了，走進來一個人，他蓄著金色的小鬍子，穿著白襯衣，脖子上繫著黑飾帶，黑禮服的側面有一個白十字。這是王子的師傅。親王殿下正在更衣，很快就來見我。這位先生過分客氣地讓我脫帽，可巴黎的時尚是不脫，我沒有脫。 門開了。走進來一個人，他相當年輕，和藹的面孔，有四十歲左右，穿著黑衣服，衣服上也有白十字，上衣翻領的飾孔繫著黃飾帶。這是個正統派的法國人，沃布朗子爵先生，他是前公使的侄兒。沃布朗子爵在巴伐利亞宮廷定居下來，成為公主的教師和親王宮廷的大師傅。他和王子在基佐先生家共進晚餐，自從1823年以來他就沒有踏進過外交部大廈的門，夏多布里昂先生那一年正在外交部供職。我們談到了這些舊事。 接著，布古安男爵來了，他戴著勳章和藍飾帶，他也是基佐家那頓晚餐的參加者。我們談到兩萬人的閱兵式，閱兵式是早上在練兵場舉行的，奧馬爾公爵參加了閱兵式，蒙龐西埃公爵指揮著他的軍隊，巴伐利亞親王觀看了這場閱兵式。 我們都站著說話，儘管僕人將椅子往前挪了一些。 過了一會兒，進來一位十分英俊的男人，人們稱他男爵先生。他俯在沃布朗先生的耳邊說了句話，沃布朗先生轉向我，對我說他以大師傅的身份把我引見給親王。 小客廳的兩個門扇全部打開，我穿過樓梯平台，尾隨沃布朗先生和其他人走進大套房，大套房對著旺多姆廣場。最後一扇門打開了，沃布朗先生把我引進一個寬敞華麗的大廳里，大廳的窗戶很高，裝飾著上世紀風格的白色護壁板，所有的菊苣都是金黃色的。沃布朗先生退了出去，門在我身後關上了。 在大廳中間的圓桌旁，站著一個年輕人，他穿著白長褲，白坎肩，黑禮服，戴著金剛石勳章，腳穿白絲襪和皮鞋。他大約有三十四歲，長相難看，儘管神態充滿智慧，是一副時下貴人的樣子，也就是說有某種做作、流俗的東西；他目光炯炯，長著一隻大鼻子，濃密的小鬍子，臉上略顯倦容。他就是巴伐利亞馬克西米連王子。 王子走上前，我們交談起來。我覺得他才智橫溢。我們談到建築、詩歌、德國和法國。他對我說了許多恭維的話，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在法國，人們稱您法蘭西的詩人，我們則稱您歐洲的詩人。那麼，您怎麼會如此熱衷萊茵河的問題呢？」 他同我談到了貴族院，國王，他三次去鄂城看望國王，還談到基佐和那頓晚餐。他參觀了巴黎聖母院，他熱情地邀請我去慕尼黑。我告訴他我知道他的父王為慕尼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給這個德國的古老城市賦予的雅典風貌。於是，他對我說：「那您就來看看這一切吧。」他極力慫恿我，非要我答應不可。 在我看來，他十分理解在文明的現階段歐洲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法國與德國的兄弟情誼。他談起他父親在紀念性建築物方面的努力。他說：「是的，很不錯，但這是仿古希臘風格的建築，我們還有一些現代拉丁風格的建築。維克多·雨果先生，您認為一個國王能夠使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產生並擁有他統治時期的建築嗎？再沒有建築師了。」我答道：「王子，在這個世紀，在您尋找建築師的地方，在建築師里已經沒有建築師了，但在詩人里有建築師。請您去尋找吧。」 他的法語說得很好。 半小時後，我向王子告辭。他為明天就要離開巴黎而不能回訪我深感遺憾。人們以同樣的禮節送我出門。我穿過停滿車子的院子，走過卡斯蒂格寥納街的連拱廊，坐公共馬車回到家。 9月 參觀巴黎裁判所的附屬監獄 我記得在1846年9月10日我決定去法蘭西學院，那天是帕蒂安聖徒節。那天有一個蒙特庸獎的公開會和維埃內先生的講演。到達學院後，我登上樓梯，神情茫然。有一個學院院士在我前面敏捷而愉快地走著，他身穿西服，西服是緊身的，他很瘦，步履矯健，顯得很年輕。他轉過身來，是奧拉斯·韋爾內。他長著滿臉絡腮鬍子，脖子上戴著三個騎士十字勳章。1846年，奧拉斯·韋爾內肯定有六十多歲了。 爬完樓梯他就進去了，比起他來，我既不年輕也沒有他那樣的勇氣，我沒有進去。 在學院的廣場上，我遇見了B侯爵。 他對我說：「您從學院的會議上出來？」 我答道：「不是，我還沒進去，無所謂出來。您呢？您怎麼在巴黎？」 他說：「我從布爾吉來。」 侯爵是狂熱的正統派，他曾去看過唐·卡爾羅，唐·卡爾羅是查理五世的兒子。唐·卡爾羅被他的擁護者稱作阿斯圖里親王，後來是西班牙國王，對歐洲外交界來說他是蒙特莫林伯爵。他有些氣惱地看到他的表妹多娜·伊莎貝爾嫁給了唐·弗朗索瓦·達西斯王子加的斯公爵。他向侯爵表示了他對這樁婚姻的不滿，甚至把王子寫給他的一封信拿給侯爵看，信上有這麼一句話：「只要你在她和我之間，我就不會想我的表妹。」 我們握了一下手，B先生就離去了。 因為我是從莫爾封迪沿河大街過來的，穿過了聖路易那些古老的塔樓，我一時心血來潮，想參觀一下巴黎裁判所的附屬監獄。 我無法說明我怎麼會冒出這麼個想法，可能是我想看看裡面的人是怎樣被關著的，人們是怎樣使如此華麗的外表在裡面卻變得很醜陋；也許是我心血來潮想用參觀來代替學院的一次會議，模仿弗雷德里克·勒麥特爾，他主演《羅伯特·馬蓋爾》，有一天他突然在海報上說那天晚上第五幕將由一個氣球代替。 我向右轉，來到一個小院子裡，我按響了監獄邊門的門鈴，門開了，我報了姓名，出示了議員牌。有一個看門人陪同我參觀我想看的所有地方。 走進監獄的最初印象是陰沉感和壓抑感，呼吸受到壓迫，光線變得黑暗，有種令人厭惡、令人噁心的東西混雜著悽慘憂鬱。監獄有種特殊的氣味和特有的昏暗光線。空氣在這裡已不再是空氣，光線在這裡已不再是光線。鐵條對空氣和光線這兩樣自由的、神聖的東西具有某種權力！ 我們最先進入的大廳是以前聖路易的侍衛廳，很寬敞，被隔牆分成無數個小間，以適應監獄的需要。到處堆滿了尖形拱肋、扁圓形的拱、帶柱頭的支柱，這一切都被帝國和復辟時期的建築師們用他們那可怕的風格刮平、刮淨、壓平。我的這一發現是一勞永逸，整個建築都是按照這一風格修整的。在走進侍衛廳的時候，可以看見右邊角落放矛的地方，其標誌是半嵌入牆角的一個尖形拱墩。 我所在的書記室以前是犯人的盥洗室，書記室在左邊。書記室里有一個彬彬有禮的先生，他陷在紙夾堆里，周圍都是柜子，我進來的時候，他站了起來，脫了帽子，點了支蠟燭，然後對我說： 「先生一定想看愛洛伊絲和阿貝拉爾吧？」 我答道：「天哪！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這位先生拿起蠟燭，推開一個上面寫著「本月釋放」字樣的綠紙夾，夾到一個黑暗的角落，在一個大柜子後面，他指給我看一根帶柱頭的支柱，上面有一個修道士和一個修女，背靠背，修女手裡握著一個巨大的男性生殖器。這是用黃顏色畫的，叫作「愛洛伊絲和阿貝拉爾」。 這位先生又說： 「現在先生看了愛洛伊絲和阿貝拉爾，大概還想看死囚牢房吧？」 我回答道：「是的。」 他對看門人說：「帶先生去吧。」 他又陷入他的文件中。這個溫和的人負責犯人的登記。 我回到前書記室，欣賞了一番放在那兒的一張洛可可風格的大桌子，桌子周圍有一圈大理石，具有鮮明的路易十四風格；桌子塗了白灰漿，現在很髒，醜陋不堪，被推到陰暗的角落裡。 接著，我穿過一間房間，房裡堆滿了床架、梯架、玻璃碎片和舊框子。在這間房子裡，看門人為我打開一扇門，開鎖的聲音可怕極了，他對我說： 「這就是，先生。」 我走進死囚牢房。 這是個穹頂的房間，寬敞，低矮，地面鋪的是方形細粒硬質石灰石和方石板，缺了好幾塊石板。通風窗相當大，是拱形的，安裝了鐵條和通風罩，通風窗透進來微弱的光線。家具只有一個路易十四時代的舊生鐵爐，爐子裝飾著有浮雕的護板，鐵鏽使浮雕難以辨認；在天窗前面，有一張帶橡木扶手的大椅子，是一張破椅子。椅子也是路易十四時代的，是皮面的，但已經破舊不堪，露出了裡面的馬尾襯。爐子在門的右邊。 我的嚮導向我解釋說牢里關人的時候，就在裡面搭個行軍床。一個警察和一個看守每三小時輪一班，日夜把守犯人，他們站著值班，沒有椅子和床，以免睡著了。 我們回到前書記室，它還通向另兩個廳：一個是受到優待的犯人的會客室，這些犯人不像其他犯人那樣在雙重柵門後接待探視者；另一個是「律師先生們的沙龍」，他們在那裡可以自由地、單獨地同他們的委託人交談。這個「沙龍」（門上的招牌是這麼寫的）是一個長長的大廳，有一扇通風窗和許多木長凳，與另一間一樣。 有時，有些年輕的律師在某些情況下過度地利用了合法的單獨交談。有些女小偷和女吸毒者長得楚楚動人，人們發現了個別律師的越軌行為，於是給沙龍安裝了一扇玻璃門。這樣，雖然聽不見裡面的人說話，但是可以看見他們說話。 正在這時，監獄長來了，他叫勒貝爾先生。他年事已高，令人肅然起敬，目光敏銳。他穿著長燕尾服，戴著榮譽勛位的勛表。 他來到我面前，向我道歉，說他沒能及時得知我的到來，請我讓他親自陪同參觀。 前書記室通過一道柵門與一條又長又寬的拱頂長廊相連。 我問勒貝爾先生：「這是什麼？」 他對我說：「先生，過去這是聖路易時期的廚房的附屬設施。在暴動的時候，對我們十分有用。我當時不知道用什麼來關押我的犯人。警察局長直截了當地問我：『您現在地方多嗎？您能夠關多少犯人？』我答道：『兩百。』他們給我送來了三百五。還對我說：『您還能關多少？』我以為他們在開玩笑。不過我把醫務室騰出來做牢房。我說：『你們還可以送來一百。』他們送來了三百。我當時很不滿，他們對我說：『您還能關多少？』我答道：『現在，你們想給多少就給多少。』他們給我送來了六百！我把這些犯人關在這裡。他們睡在地上的稻草捆上，他們都很激憤。一個里昂的共和分子拉各朗吉對我說：『勒貝爾先生，您如果讓我見見我的姐姐，我向您保證讓他們都老老實實。』我讓他見了他姐姐，他說話算數，那關了六百魔鬼的牢房就像一個小小的天堂。我的這些里昂人一直都很聽話，直到議會提審這個事件。在預審時，人們讓他們與被關在聖佩拉吉的巴黎暴動者們見了面，巴黎人對他們說：『你們還能保持平靜，你們是瘋了嗎？應該申訴，應該叫喊，應該憤怒！』我的里昂人在巴黎人的鼓動下憤怒起來了，這些撒旦！啊！我是多麼痛苦！他們對我說：『勒貝爾先生，不是因為您的緣故，是政府的緣故。我們是威脅政府。』勒韋爾鬆脫光了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 我問勒貝爾先生：「他們稱這為威脅？」 看門人打開了盡頭的柵門，我們又走過了幾重沉重的門，來到了監獄的中心。 通過安了柵欄的尖形拱肋，我看見了犯人的院子。這是一個長方形的院子，周圍都是聖路易時期的高高的建築物，今天已經刷成了白灰牆。 犯人們三三兩兩地在院子裡散步，有些坐在牆角的石凳上，院子的一圈都是石凳。所有的人幾乎都穿著號衣，寬大的上衣，粗布褲子，只有兩三個穿著禮服。其中的一個還乾淨，表情嚴肅，有種城裡人的味道，這是個年老色衰的人。 這個院子沒有陰森的感覺。天氣很晴朗，一切都在陽光下微笑，甚至監獄也是如此。院子裡有兩塊四方形花地，開滿了鮮花，還有些綠油油的小樹，在院子中央的兩塊花地之間有一個噴泉和石頭噴池。 這個院子原是宮廷里的內院，四周是哥德式建築，有尖拱的長廊環繞。現代建築師對這些尖拱進行了許多修砌工程，他們加了一些木板和隔板，做成雙層。每個拱孔形成上下兩層兩間牢房。 這些牢房鋪著地板，很乾淨，沒有什麼令人討厭的地方。牢房有九法尺長，六法尺寬，一扇門對著走廊，一扇窗戶對著院子，還有門閂和一把沉重的鎖，門上有一個上了鐵柵欄的氣窗，窗戶上安了鐵條；房裡還有一把椅子，門的左角有一張床，床上用品都是粗布粗呢做的，但都整理得很好，這就是這些牢房的情況。 放風的時間到了，所有的牢門都打開了，犯人來到院子裡。 有兩三個牢門還關著，犯人（他們可能是年輕的工人、鞋匠、制帽工）在裡面幹活，從裡面傳出很響的錘聲。人們告訴我這是些勤勞的犯人，他們寧願幹活，不願散步。 自費單間牢房在上面，這種牢房要大一些，沒那麼乾淨，在裡面更自由一些，每天付十六生丁。一般來說，在監牢里，越乾淨的地方自由就越少。在這些不幸的人身上，乾淨就是奴役的標誌。 在自費單人牢房，並不止一個犯人，通常是兩到三個在一起。有一個大牢房裡關了六個。 在這間牢房裡，有一個老者正在看書，他的臉真誠而平和；我進去的時候，他抬起頭，用在草地上讀日課經的鄉村教士的目光看著我。我向他問了些問題，但還是沒有弄明白他犯了什麼罪。 在門邊刷了白灰的牆上，用鉛筆寫了下面這四行詩： 在警察局裡， 一個警察笑， 所有警察跟著笑， 在警察局裡。 一個滑稽模仿者在下面添了這幾句： 在附屬監獄裡， 所有看門人都笑， 在附屬監獄裡。 勒貝爾先生在院子裡指給我看幾年前一個犯人越獄的地方。這是院子最北的角落裡兩面牆形成的直角，他背靠這個角，用肩、肘、腳跟的肌肉力量往上登，一直上到房頂，才抓住了一根爐管。萬一這根管子在他的體重壓力下斷了，他就沒命了。爬到房頂，他又下到外面的院子裡，然後逃走了。這一切都是在大白天進行的。他在法院又被抓住了。他的名字叫博特莫爾。 勒貝爾先生對我說：「這樣的越獄應該得到成功，看到他被抓回來我甚至都感到可惜。」 在院門的左邊，有一間看守長的書記室，房間裡有張桌子，與窗戶形成直角，還有張皮椅，桌上堆滿了文件紙張。在桌椅後面，有一塊長八法尺寬四法尺的地帶，這是以前關魯韋爾的牢房所在。 隔斷這個小房間的牆被拆除了。這堵牆在大約七法尺高的地方就中斷了，代之以直到天花板的鐵條柵欄。這間牢房的光線來自門上的氣窗和鐵柵欄，是朝著走廊和書記室開的格子窗，而不是朝著院子。通過這個鐵柵欄和氣窗人們日夜監視魯韋爾，他的床在牢房盡頭的角落裡。儘管如此，牢房裡還有兩個看守。當人們拆除這面牆的時候，建築師讓人保留了門，門很矮，門上有一把很大的帶圓鎖扣的方鎖，並讓人把門安在外牆上，我是在那兒看見這扇門的。 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看見魯韋爾走過交易橋，那天他被帶往巴黎的沙灘廣場。我記得那是6月份。天氣晴朗，陽光燦爛；魯韋爾當時坐在一輛馬車裡，雙手被綁在背後；他肩膀上搭著一件藍禮服，頭上戴著一頂圓帽。他的臉色蒼白，我是從側面看他的。他的整個面部表情顯示出一種冷酷無情和堅定不移。他有某種嚴酷和冷漠。 在離開犯人區之前，勒貝爾先生對我說： 「這裡有一處稀奇的地方。」 他帶我走進一個穹頂的圓大廳，大廳相當高，直徑大約有十五法尺，沒有窗戶和窗洞，光線只能從門進來，大廳周圍圍了一圈石椅。 勒貝爾先生問我：「您知道您現在在什麼地方嗎？」 我答道：「知道。」 我認出這就是談到的那間著名的牢房。 這間牢房占據了築有雉堞的塔樓的底層，這座塔樓是沿河大街的三座圓形塔樓中最小的一個。 牢房的中央有一樣特別的東西，這是一張狹長的細粒硬質石灰石桌子，桌縫裡都填了鑄鉛，桌面很厚，用三個石柱支撐。這張桌子有二點五法尺高，長八法尺，寬二十法寸。 我抬起頭，看見有一個大鐵鉤嵌在拱頂石上，拱頂石是塊圓石頭。 這玩意就是犯人的床，人們在上面鋪上皮床墊，把受刑人放在床上。 拉瓦揚斯在這張桌子上睡了六個星期，他的手和腳都被捆綁著，腰間綁了根皮帶，皮帶連著一條長長的鐵鏈，鐵鏈吊在穹頂上。鐵鏈的最後一環扣在鐵鉤上，這鐵鉤現在就在我的頭上方。六個侍從看守和六個管轄區的看守日夜監視著犯人。 達米安和拉瓦揚斯一樣在他的案子預審和審訊期間也被關在這間牢房裡，被綁在這張床上。 德斯魯、卡圖什、拉·瓦贊都在這張桌子上被審訊。 布蘭韋里埃侯爵夫人曾赤裸著被綁在桌上，四肢被四條鐵鏈拴住，她在那裡經受了可怕的水刑，受刑時，她痛苦地問道： 「你們是如何把這一大桶水灌進小小的身體裡的？」 整個悲慘的故事都是在這裡發生的，一滴一滴地滲進這些石頭的細孔里、這些牆裡、這長凳里、這桌子裡、這地板里、這門裡。她整個人都在這裡，再也沒能出去；她被關在這裡，待在門閂下，但什麼都沒有滲出來，什麼都沒有蒸發到外面來。沒有任何人談到、講到、透露、披露這一切。這地下室像一個翻倒的漏斗的內部，這個人造的洞穴、這個石頭盒子隱藏著它吞噬的所有血的秘密和它壓抑的所有叫喊的秘密。在這個洞穴里進行的所有可怕的行為依然活在這裡，散發出一種令人噁心的氣味。 這間牢房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恐怖啊！它所在的塔樓位於沿河大街的中間，沒有壕溝和牆將它與行人隔開！ 而裡面則充滿了鋸子、夾棍、拷問架、車輪刑的車輪、鉗烙刑具、釘楔子的錘、燒紅的鐵觸及肉發出的吱吱聲、血流到燃燒的火炭上發出的噼里啪啦聲、法官冷冰冰的拷問、受刑者的絕望呻吟；在外面幾步遠的地方，是來來往往的市民、喋喋不休的女人、玩耍的孩子、叫賣的商販、奔跑的馬車、河上的船、城市的嘈雜、空氣、天空、太陽、自由！ 想到這間牢房就令人不寒而慄，這座沒有窗戶的塔樓在行人看來顯得很安靜，和現在一樣安靜。這堵牆是多麼厚啊，塔樓里聽不到街上的聲音，街上聽不見塔樓里的聲音！ 我懷著充滿恐懼的好奇心仔細地打量著這張桌子，犯人們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桌子的中央有以M開頭的八到十個字母的詞，但看不清是什麼詞。在桌子的一頭用錐子刻了這個名字：梅萊爾（我是憑記憶寫的，可能會有誤，不過我認為是這個名字）。 牆光溜溜的，人們似乎感到了牆可怕的厚重。地面與死囚牢房的地面一樣，即聖路易風格的黑白相間的鋪路石。一個磚制的大爐子代替了以前的刑爐。這間牢房在冬天是犯人的取暖室。 我們從那兒進入女犯樓。 在監獄裡待了一個小時，我就已經很習慣柵欄和門閂了，不再注意這些東西了，對進來時令我窒息的監獄氣氛也習以為常。所以我記不得從男犯區到女犯區是從什麼門走的。 我只記得一個長著猛禽鼻子的老婦出現在柵門前，一邊給我們開門一邊問我們是否要在院子裡看一圈，我們同意了。 女犯的院子比男犯的要小得多，也悽慘得多。 只有很小的一塊方形綠地，有花，但沒有樹。沒有噴泉，只有角落裡的洗衣池。 一個女犯正光著手臂在那兒洗衣服。八到十個女犯圍坐在院子裡聊天、縫衣服、做活。我摘下帽子，看見我她們好奇地站了起來。 她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小資產者，看上去像四十歲左右的商販，在我看來這正是中年，不過有兩三個年輕姑娘。 院子旁邊有一個小廳，我們走了進去。裡面有兩個年輕姑娘，一個坐著，一個站著。坐著的那位看上去病了，另一個正在照顧她。 我問道： 「這位姑娘她怎麼了？」 另一個姑娘答道：「啊！沒什麼。她常這樣。她有點不舒服。她在聖拉扎爾的時候經常這樣。我們一直在一起，有我照顧她。」這位姑娘個子高挑，藍眼睛，頭髮是褐色的，很漂亮。 我又問道：「她犯了什麼罪？」 「她是個女僕，偷了主人的六雙襪子。」 滿臉病容的姑娘臉色變得越來越蒼白，突然暈了過去。這是個十六七歲的姑娘。 我說：「讓她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大個子姑娘像抱孩子一樣抱起她，來到院子裡。勒貝爾先生打發人去拿乙醚。 勒貝爾先生對我說：「她偷了六雙襪子，但這是第三回了。」 我們來到院子裡。小姑娘躺在地板上，所有的女犯都圍著她忙乎，讓她呼吸乙醚。大個子姑娘給她鬆開鬆緊襪帶，老婦看守為她解下襪帶。 她一邊給姑娘解胸衣，一邊說： 「她每次穿胸衣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會給她合適的胸衣。小笨蛋！」 在「小笨蛋」這一稱呼里有一種我說不清的親切和溫柔。 勒貝爾先生給姑娘號脈，我趕緊利用這個機會把一個五法郎硬幣塞到她手裡。 所有的女犯都叫起來：「她醒過來了！可憐的小姑娘！」其中的一個說道：「因為給她解開了襪帶。」 另一個說：「因為給她解開了胸衣。」 第三個姑娘說：「因為給她呼吸了乙醚。」 女看守說：「因為監獄長給她號了脈。」 高個姑娘低聲對我說：「是因為您給了她一百個蘇。」 我們繼續參觀。 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的一個特點是1830年以來所有關弒君罪者的牢房都在女犯區。 我首先走進關勒孔特的牢房，現在關押的是約瑟夫·亨利。 這是間相當大的牢房，幾乎可以說寬敞，很明亮，門上的鎖是監獄裡最大的鎖，窗戶對著門，上了鐵條。 這間牢房的擺設有：窗邊的角落裡有一張四法尺寬的桃花心木床，是復辟時期時興的船形床；窗戶的另一邊有一張桃花心木寫字檯，床邊放著一個桃花心木衣櫃，柜子的把手是鍍金的銅做的；衣柜上有一面鏡子，鏡子前有一座豎琴形的桃花心木鐘，鐘面是鍍金的，還有精美的雕刻；床腳有一塊方地毯；四把桃花心木椅，鋪著絲絨；在床和寫字檯之間有一個彩釉陶爐。 除了爐子，這些擺設會使資產者反感，卻是一個小店主暴發戶的理想。約瑟夫·亨利被這些家具弄得眼花繚亂。 我詢問這個可憐的瘋子怎麼樣了。他從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轉到拉羅蓋特，今天早上剛隨八個小偷一起被送往土倫苦役犯監獄。 這間牢房的窗戶對著女犯的院子。窗戶上有一個舊通風罩，被蟲蛀滿了洞。通過這些洞可以看見院子裡發生的一切，這是這間牢房的犯人的樂趣，他對院子裡的女犯並無妨礙，因為這些女犯自以為院子裡只有她們，沒有人看見她們。 旁邊的牢房關過費奇和阿里波。烏夫拉爾是第一個住這裡的犯人，他讓人安了一個大理石壁爐（是聖安娜58產的白紋理黑大理石），還做了一個大的爐壁板，形成了一個凹室的盥洗室。 這間牢房的家具也都是桃花心木的，和約瑟夫·亨利的牢房的家具差不多。 費奇和阿里波之後，這間牢房還關過拉·梅奈教士和拉羅什雅克蘭侯爵夫人，然後是路易-拿破崙王子，最後是這個「貝爾格大傻瓜王子」，就像勒貝爾先生所說的那樣。 兩間牢房的門對著女犯的醫務室，醫務室是一個長長的、寬敞的大廳，但太矮了。醫務室里有二十來張床，床上一個人都沒有，我感到奇怪。 勒貝爾先生告訴我：「我這裡幾乎沒有病人。首先犯人都不會長住在這裡。他們來這裡受審，然後就離開了，或是獲釋，或是被判刑，去了他們該去的地方。他們關在這裡的時候，等待判決使他們處在極度緊張中，使他們無暇顧及其他。對，是這樣！他們有時間生病！他們有另一種發燒！在霍亂流行時期，也是暴動活躍的時期，我這裡關了七百個犯人。到處都關著犯人，邊門裡，書記室里，前書記室里，院子裡，床上，稻草上，地上。我驚嘆：我的天啊！可是霍亂竟沒有在這裡流行！先生，我這裡沒有一個人染上霍亂！」 在這些事實里肯定有一個教誨。事實證明全力關注某件事可以預防一切疾病。在瘟疫流行期間，在採取衛生措施的同時，應該舉行盛大節日和萬眾歡騰的大型演出，讓人們盡情娛樂，沒有人再理會瘟疫，瘟疫就會消失。 每當對面的牢房關了謀殺國王的罪犯時，女犯醫務室就變成了看守室，裡面安排了十五到二十個看守，他們是秘密地執行這個任務，犯人也是秘密的。他們不能見任何人，甚至不能見他們的妻子，在預審期間都是如此，有時是六個星期，有時是兩個月。 勒貝爾先生又補充道：「當我有弒君罪的犯人時，我就是這麼做的。」 這句話他說得再自然不過了，對他來說，有弒君者是習以為常的事情。 我對他說：「您鄙視地談到貝爾格王子，您是怎麼想的？」 他用袖子擦了擦圓框眼鏡，答道： 「啊！我的上帝，我沒有想法；這是個可憐的大個子侏儒。他很有教養，舉止得體，態度溫和，但他是個愚蠢的人。他來到這裡時，我把他安置在醫務室，因為這裡寬敞，他有足夠的空氣和空間。他讓人把我叫來，對我說：『先生，我的案子很嚴重嗎？』我含糊地說了幾句。他接著說：『您認為我今晚能出獄嗎？』我對他說：『哦！不行。』他又問：『那麼明天呢？』我說：『明天也不行。』他說：『啊！這是真的！您認為他們會把我關在這裡一個星期嗎？』我答道：『也許更長。』他說：『一個多星期！一個多星期！我的案子很嚴重嗎？』他來回走著，不停地向我重複這個問題，我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他的家庭沒有拋棄他，他的母親公爵夫人和他的妻子王妃每天都來看望他。他的妻子是個嬌小美貌的女人，她請求與丈夫一起坐牢。我告訴她這不可能。他的案子究竟是什麼？一宗錯案，是的，沒有動機。一個荒唐的行為，沒有別的。陪審團給他判了刑，是因為他是王子。如果是一個富商的兒子，就會得到釋放。他被判了三年監禁後，在我這裡待了一段時間，然後把他送進一家精神病院，在那兒為他一個人租了個小屋。他在那兒住了近一年了，還要在那兒再住六個月，然後就赦免他。身為王子這一事實在訴訟中對他不利，但在監獄裡對他十分有利。」 我們穿過一個走廊，我的嚮導示意我停下來，指給我看一扇低矮的門，大約有四法尺半高，上面佩有一把巨大的方形鎖和巨大的門閂，與魯韋爾的牢房的門差不多。這是瑪麗-安托瓦內特的牢房門，這是人們保留下來的這間牢房的唯一原物，路易十八把她的牢房改建成小教堂。我懷著苦澀的同情仔細地端詳著這扇門。王后正是從這扇門裡走出來，走向革命法庭；她正是從這裡走向斷頭台。 這扇門無法再轉動了，1814年以來，它被砌在牆上了。 我剛才說人們保留了門的原樣，我弄錯了。人們把門塗成了米黃色，但這無關緊要。沒有被塗成黃色或玫瑰色的血腥記憶是什麼？ 過了一會兒，我來到曾經是牢房的小教堂。 如果人們看見那光禿禿的地面、光禿禿的牆、氣窗上的鐵條、王后的行軍床和看守的行軍床以及把兩張床隔開的屏風，一定會有一種難以表達的感覺和深深的激動。小教堂里有一個小小的木祭台，這樣的祭台連鄉村教堂都會感到羞愧；牆粉刷過了（當然是黃色），玻璃是土耳其咖啡色，一塊加高的地板做台子，牆上掛了兩三幅糟透了的畫，帝國時期的拙劣風格與復辟時期的低劣趣味混雜在一起。牢房的門被開在牆上的一個拱門飾所代替，王后走向革命法庭的拱形通道已經被堵死。這是一種尊敬的文物破壞行為，比仇恨的文物破壞行為更令人憤慨，因為它是愚蠢的。人們再也看不見王后曾看見的一切，只有木板幸好沒有遮住的一小塊地面還是當時的模樣，這地面是古老的方磚貼面，底子是人字形磚。 台子上的一把草椅標誌著王后的床所在的位置。 我走出這個被愚蠢的恭敬褻瀆了的令人敬仰的地方，來到旁邊的一個大廳，這個大廳在恐怖時期是關教士的牢房，現在被改建成附屬監獄的小教堂。這個小教堂極端醜陋，極端的低級趣味，就像王后的小教堂牢房一樣。革命法庭在這間大廳上面舉行會議。 我在這古老的建築中穿行，通過氣窗我發現了一些巨大的地下室、神秘的空房子，以及一些朝向河的狼牙閘門、陰森的頂樓、黑暗的通道。在這些地下室里，到處都是蜘蛛網、長滿青苔的石頭、悽慘的微光，一些模糊的、奇形怪狀的東西。我問勒貝爾先生： 「這是什麼？」 他答道：「這東西不再用了。」 這東西做過什麼用途？ 我們又穿過男犯的院子，勒貝爾先生指給我看廁所旁邊的一個樓梯，在那裡，幾天前有一個名叫薩瓦的殺人犯在樓梯欄杆的鐵條上吊死了，他被判了苦役。 這個殺人犯說：「陪審團弄錯了，我應該判死刑。我自己來了結這件事。」 他用上吊來「了結這件事」。 他被特別託付給一個犯人，這個犯人被提升為看守，專門監視他，勒貝爾先生把這個犯人撤職了。 在監獄長給我講述這些細節的時候，一個穿著相當講究的犯人向我們走來，他好像想和我們說話。我向他問了幾個問題，這是個加斯科尼人，他曾是個機繡工和絛帶織造工匠，後來成了巴黎劊子手的助手，人們稱他為「劊子手的僕從」。最後他當了國王馬廄里的飼馬夫。 他對我說：「先生，我請求您說服監獄長先生允許我不穿號服，讓我繼續穿我的外套。」 他穿著一件相當乾淨的外套，我說服了監獄長，並同他交談了起來。 他對桑松先生大加讚揚，桑松先生是他以前的師父，巴黎的劊子手。 桑松先生住在馬萊-杜-當布爾街的一棟孤立的房子裡，房子的百葉窗總是關著的。他在家裡接待許多來訪者。當來訪者來到桑松先生家時，首先被引進一層的一個漂亮的客廳，所有的家具都是桃花心木的；客廳中央有一架上好的鋼琴，通常都是打開著的。不一會兒，桑松先生就進來了，請他的客人就座。人們東扯西拉地閒談，一般來說，英國人要求看斷頭台。桑松先生滿足他們的這個願望，把他們帶到鄰街（阿爾布街，我認為是）的斷頭台作坊。那兒有個庫房，始終關著門，庫房裡有一個斷頭台豎在那兒。外國人圍著斷頭台，觀看斷頭台的操作，切的是一捆捆稻草。 有一天，來了一家英國人，有父親、母親和三個漂亮的女兒，個個金髮碧眼，嬌艷可愛。他們是來看斷頭台的。桑松帶他們來到斷頭台作坊，讓人啟動斷頭台；在姑娘們的要求下，鍘刀上上下下了好幾次，可是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那個姑娘還不滿足，她請劊子手講解最詳細的細節，人們稱之為「死刑犯的洗禮」，她仍意猶未盡，害羞地轉向劊子手，問道： 「桑松先生？」 劊子手答道：「小姐有何見教？」 「死囚在斬首台上時你們怎麼做？你們是如何捆住他的？」 劊子手向她解釋了這件可怕的事情，告訴她說：「我們稱之為『塞進去』。」 那小姑娘說：「太好了！桑松先生，我想讓您把我塞進去。」 劊子手打了個哆嗦，驚叫了一聲，小姑娘仍堅持著。 她說：「這是我的一個想法，今後我可以對人家說我曾被綁在斷頭台上。」 桑松徵詢她父母的意見，他們回答道：「既然是她的願望，那就這麼做吧。」 只有讓步了。劊子手讓小姑娘坐下，用一根繩子捆住她的雙腿，用另一根繩子將她的雙手綁在背後，將她捆綁在擺動板上，用皮帶固定住。他想就這樣打住。 小姑娘說：「不行，不行，繼續做下去。」 桑松放平擺動板，將小姑娘的腦袋放進斷頭台那可怕的承頸圓孔里，這時她才表示滿足了。 後來，桑松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說：「我已經看見小姑娘要對我說：『繼續做下去，讓鍘刀砍下來。』」 幾乎所有的英國來客都要求看砍下路易十六的頭的那把鍘刀。這把鍘刀被當作廢鐵賣掉了，就像其他所有用過的鍘刀一樣。英國人不相信，出高價向桑松購買。如果他想做這買賣，早就可以賣出與伏爾泰的手杖一樣多的路易十六的鍘刀。 這個自稱以前是杜伊勒利宮的飼馬夫的人講完桑松的逸事，又講起了國王的逸事。他說他曾經聽見過國王與大使們的談話。我打斷了他的話。我想起他是加斯科尼人，當過機繡工，他的政治揭發在我看來是高超的花邊製作。 直到1826年，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只有一個進出口，正對著法院的院子。死刑犯就是從那裡出來的。1826年，人們在沿河大街的兩座巨大的圓塔之間又建了一座門。這兩座塔樓的底層也有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兩個奇形怪狀的尖形穹隆沒有拱形曲線和底座的等邊三角形，我們現在還能夠欣賞到，這是愚昧的傑作；這是一個名叫佩爾的泥瓦工在這美妙的牆上做出的傑作，他當時擔任法院的建築師，是他將法院的面貌肢解了，破壞了，歪曲了，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兩間房間現在已經很亮堂了，變成了兩個漂亮的環形大廳。牆上裝飾著嵌進去的尖形拱孔，純淨得令人讚嘆，由精美的托座支撐著。這些建築雕塑迷人的奇蹟註定見不了天日，是專為恐怖和黑暗而做的，真是奇事。 兩間房子的第一間，也就是最靠近男犯的院子的那一間，原是看守的宿舍，裡面有約十二張床，圍繞著中間的爐子成扇形分布；在每張床的上方，有一塊固定在牆上的木板，是用來放看守的個人物品的，一般是一把刷子、一個手提箱和一雙舊靴子。可是有一張床的上方，除了一雙人人都有的靴子外，還有一堆書。我看見了這堆書，人們給我講了這堆書的來歷。這是一個名叫佩塞的看守的藏書，拉斯奈爾59使他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他看見拉斯奈爾經常看書寫作，很欽佩他，向他請教，拉斯奈爾建議他自學，給了他一些書，他自己也買了些。在讀書方面他聽從拉斯奈爾的意見，漸漸地這個獄卒成了思想家，就這樣一個智力甦醒了，展現給這令人厭惡的氣息。 要進入另一間房子只能從上面寫著「監獄長專用通道」的門走。勒貝爾先生親切地為我打開門，我們來到他的「沙龍」。 這間牢房改造成監獄長的會客室，它幾乎和另一間一模一樣，只是裝飾有所不同。房間裡的擺設使這間會客室顯得不倫不類。建築風格是聖路易時期的，尖形穹隆貼著醜陋的壁紙，一張桃花心木書桌，家具上鋪著本色布的罩子，一個沒有畫框的法官肖像畫歪著掛在牆上，還有一些雕塑、廢紙張和一張像櫃檯的桌子，這樣的擺設使整個房子既像宮廷，又像牢房和商店後間。這間房子顯得凶神惡煞、富麗堂皇、醜陋不堪、愚蠢之極、陰森可怕、皇家氣派和小市民氣息。 正是在這間屋子裡接待受優待的犯人的探視者。烏夫拉爾先生在關押期間也是在這裡接待他的朋友。貝爾格王子在這裡接待了他的妻子和母親。 勒貝爾先生對我說：「他們在我這裡接待探視者有什麼不同？他們以為是在一間客廳里，而不是在監獄。」 這個正直的人深信貝爾格公爵夫人和王妃一定認為是在客廳里。 帕基埃大法官先生通常也是在這裡進行預審，然後再到議會上進行審理，這是他的工作程序。 監獄長的套間與這個客廳連著。套間很貧寒，很醜陋。一間陋室權作臥房，通風和光線都通過門。房裡很乾淨，可是這種乾淨散發著破舊的氣味，房間到處都堆滿破家具，還有一些老人房裡特有的一些小玩意。餐室要大一些，也有窗戶。有兩三個漂亮姑娘坐在草椅上幹活，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在照看她們，我走過的時候，她們態度謙卑地站起來，她們的神父在她們的額頭上吻了一下。 沒有比這個英格蘭教本堂神父的住宅更奇特的東西了，周圍是污穢不堪的牢房，在所有的惡行、罪惡、恥辱、羞恥中出污泥而不染。 我問勒貝爾先生：「壁爐大廳怎麼樣了？它在哪兒？」 他好像沒弄懂：「壁爐大廳？先生，您說的是壁爐大廳？」 我又說道：「對，就是休息廳下面的一個大廳，大廳的四角有四個13世紀修建的巨大壁爐。我的天！我記得很清楚二十年前我參觀過，當時和我一起參觀的還有羅西尼、梅耶貝爾和大衛·丹吉爾。」 勒貝爾先生說：「啊！我知道您說的是什麼了。我們叫它聖路易的廚房。」 「聖路易的廚房？如果您認為合適的話就這麼說。這間大廳現在怎麼樣了？除了四個壁爐外，還有四根漂亮的柱子支撐著穹頂，我在這裡沒有看到這些。是您的建築師貝爾先生把它拆毀了嗎？」 「哦！沒有！他只是給我們重新修復了一下。」 他說得很平靜，我卻不寒而慄。壁爐大廳是中世紀皇室建築中最令人讚賞的建築物之一。像貝爾建築師這樣的傢伙能做什麼呢？ 勒貝爾先生繼續說： 「我們不知道在預審犯人的時候把他們安置在哪兒。貝爾先生把聖路易的廚房改造成一個捕鼠器式的房子，有三間分隔開的單間，一間給男犯，一間給女犯，一間給少年犯。他盡最大努力進行修整，沒有拆毀舊的大廳，我向您保證。」 我對勒貝爾先生說：「您能帶我去看看嗎？」 「當然可以。」 我們穿過一些長的、寬的、低的、窄的走廊、通道，偶爾遇到一個樓梯，上面站滿了警察，在獄吏、警察的一片嘈雜聲中，我們看見一個可憐的傢伙走過，執達員們輪流高聲喊道：待命。 我問嚮導：「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說法官對這個人的預審結束，警察可以安排這個人了。」 「是釋放他嗎？」 「不，是把他帶回監獄。」 最後一扇門打開了。 監獄長對我說：「您現在就在您找的那個大廳里。」 我朝四周看了一眼。 我在黑暗中。 我眼前有一堵牆。 我的眼睛漸漸適應了黑暗，看見在我右邊的一塊凹陷的地方有一個倒漏斗形的高大漂亮的壁爐，是用石頭築成的。 我說道：「啊！這就是我談到的四個壁爐中的一個，另外三個呢？」 勒貝爾先生答道：「沒有了，只有這個保存完好。另外三個，有兩個完全拆毀了，另一個殘缺不全。這是為了捕鼠器的需要，因為要做隔牆。建築師保留了這個壁爐，以便作為那個時代的建築的典型。」 我補充說：「以及我們時代的建築師的愚蠢的典型。這樣一來，再沒有大廳了，只有隔牆；四個壁爐，有三個被毀。在查理十世的統治下人們做了如此的改建。這就是聖路易的後代為紀念他所做的一切。」 勒貝爾先生又說：「我們的確可以把捕鼠器安排在別處。不過，先生，您想怎樣呢？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當時手頭就有這個大廳。建築師做了很好的安排。它被分成三間，每一間的光線都來自原來大廳的一扇窗戶，第一間是給少年犯的。您想進去看看嗎？」 一個獄卒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沉重的門，門上有一個小孔，是用來監視裡面的。我們走了進去。 這間少年犯預審室是長方形的，兩邊有兩排長石凳。那兒有三個少年犯。最大的那個個子也相當高，大約有十七歲，穿著破破爛爛的黃衣服。 最小的那個顯得聰明伶俐，儘管有點發獃，我問他： 「小孩，你多大了？」 「先生，我十二歲。」 「你幹了什麼被關在這裡？」 「我偷了桃子。」 「在哪兒偷的？」 「在蒙特伊的一個花園裡。」 「一個人？」 「不，和我的夥伴一起。」 「你的夥伴呢？」 他指給我看另一個孩子，那個孩子也穿著棕色粗呢的囚服，比他略高一點，他告訴我： 「就是他。」 「你們爬牆了嗎？」 「沒有，先生。桃子都在地上。」 「你們只是彎下腰？」 「是的，先生。」 「撿起這些桃子？」 「是的，先生。」 問到這裡，勒貝爾先生在我耳邊說道： 「我們已經教訓他了。」 顯然孩子在撒謊。他的目光既不堅定，也不老實。他從下面看我，像一個騙子看受騙的人，加上他那裝大人的可愛神態。 我又問：「孩子，你沒有說真話。」 「不，先生。」 這句「不，先生」說得過於恬不知恥，使人感到完全不可信。他又大膽地補充道： 「為了這件事判了我三年牢，我重新上訴了。」 「你的父母沒有懇求寬恕你嗎？」 「沒有，先生。」 「你的夥伴呢？他也被判了刑嗎？」 「沒有，他的父母懇求寬恕他了。」 「那麼，他比你好些？」 孩子低下了頭。 勒貝爾先生對我說： 「他被判在少年犯教養所教養三年，才能宣告無罪，而且，他們的定罪是根據他們在沒有判斷力的情況下犯的罪。這些小淘氣鬼的不幸和遺憾是他們不到十六歲。他們千方百計說服法庭他們已經十六歲了，他們是在有判斷力的情況下犯的罪。事實上，如果他們是十六歲零一天，他們的荒唐行為只會判幾個月監禁；如果是十六歲差一天，他們就會在拉羅蓋特關三年。」 我給了這幾個可憐的小傢伙一點錢，他們缺的也許只是教育。經過深思熟慮，社會對他們的罪過應該大於他們對社會的罪過。我們可以問他們：「你用我們的桃子做什麼了？」可他們會回答我們：「你們用我們的智力做什麼了？」 那個小孩把錢放進口袋，對我說：「謝謝您。」 我對他說：「如果你沒有撒謊，我會給你雙倍的錢。」 小孩反駁道：「先生，他們給我判了刑。我還要上訴。」 「你偷了桃子，這不好；可是撒謊更不好。」 小孩好像沒有聽懂。 他又說：「我要上訴。」 我們走出預審室，門關上了，孩子目送我們出門，還在不停地說：「我要上訴。」 另外兩個孩子一句話都沒有說。 看守鎖上門，一邊嘟囔著： 「安靜點，我的小老鼠們。」 這句話使我想起我們是在一個捕鼠器里。 第二間是給男犯的，與第一間完全一樣。我沒有進去，只是在小孔里看了一下裡面。裡面坐滿了犯人，看守指給我看一個相當年輕的犯人，他表情溫和，穿著考究，一副沉思的神態。他名叫皮切里，是一個小偷團伙的頭目，幾天後就要審判他。 貝爾建築師在聖路易的廚房裡隔的第三間是女犯室。看守給我們打開了門，裡面有七八個女犯，大部分年齡都在四十歲以上，只有一個還較為年輕，風韻猶存。這個可憐的女人躲在其他女人身後，我知道她害臊，沒有提任何問題。 石凳上堆滿了女人的小物件，有籃子、提包、針線包、毛線活，還有大塊黑麵包。我拿起麵包，麵包味道很難聞，像膠水粘在手上。 我對勒貝爾先生說： 「這是什麼？」 「是監獄的麵包。」 「可這糟透了。」 「您認為是這樣嗎？」 「您自己看吧。」 「是一個承包人提供的。」 「他以此發了財，不是嗎？」 「警察局的秘書夏耶先生負責驗收麵包。他認為麵包很不錯，他從來沒有在餐桌上吃到這麼好的麵包。」 我說道：「夏耶先生以他驗收的麵包來推斷犯人吃的麵包是錯誤的。因為投機商每天給他送美味糕點，但這並不能證明他不給犯人送腐爛食物。」 「您說得有道理，先生，我會關照這件事的。」 我後來得知麵包的事得到證實，並且得到改善。 在這間牢房裡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牆上塗滿了文字，這裡的三條比其他的要大些，也醒目些：「胸衣。我因流浪罪判了六個月。熱愛生活。」 這三個單間的門對著同一個走廊，這條走廊很暗，也很長，兩頭有兩個形成圓形的壁爐，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只有一個保存完整，另一個失去了它最主要的美：它的拱扶垛。另外兩個只能看到它們在男犯室和女犯室的牆角里的位置。 這最後兩個壁爐中有一個是最具東方色彩的，上面雕刻了魔鬼馬伊迪斯奇怪的面孔。魔鬼馬伊迪斯是聖路易從十字軍東征中帶回來的一個波斯魔鬼。壁爐上的馬伊迪斯有五個頭，因為它是有五個頭，每個頭組成一首歌，這些歌在印度被稱作「行」，它們是現今流傳下來的最早的音樂。 這些歌在整個印度斯坦仍然很著名，因為它們具有魔力。行吟詩人要有相當的膽量才敢唱。其中有一首在中午唱的時候，會使黑夜突然降臨，使大地上突然出現一個巨大的黑圈，黑圈不斷擴展，直達到歌聲所及之處。 另一首歌稱作「伊烏布克歌」。誰唱了這首歌就會被火燒死。有一個傳說，說的是阿卡巴爾皇帝有一天心血來潮，想聽這首歌。他召來著名的音樂家奈克-戈普爾，對他說： 「給我唱這首《伊烏布克歌》。」 可憐的男高音從頭到腳篩糠般地發抖，跪倒在皇帝膝下。皇帝的突發奇想是不可動搖的。男高音所能得到的是允許他最後一次去看他的家人。他回到家裡，寫了遺囑，擁抱了他年邁的父母，向他在這個世界上所愛的一切告別，又回到皇帝身邊。 六個月過去了。東方國王的奇思異想是固執的、令人傷感的。 夏克-阿卡巴爾見到音樂家的時候，溫和而憂傷地對他說：「啊！你回來了，音樂家。歡迎你。你給我唱《伊烏布克歌》。」 奈克-戈普爾又渾身發抖，跪地求饒。但國王堅持要唱。這時正值冬季。珠娜河結冰了，人們在上面滑冰。奈克-戈普爾讓人砸開冰，跳進水裡，讓水齊脖。 他開始唱歌。唱到第二句時，水變熱了；唱到第二段時，冰融化了；唱到第三段時，河水開始沸騰。奈克-戈普爾在熱水裡煮，渾身都起了泡。他不唱了，喊叫起來： 「陛下，饒了我吧！」 不愛音樂的阿卡巴爾說：「繼續唱。」 可憐的傢伙繼續唱著，他的臉變得通紅，眼睛突出來，他還在唱，皇帝痛快地聽著；最後，有幾簇火苗在男高音捲曲的頭髮上閃爍。 他喊了最後一聲：「饒了我吧！」 皇帝說：「繼續唱。」 他幾乎是嘶叫著開始唱最後一段。突然，火焰從他口裡噴出來，接著從他的全身噴出來，最後火在水裡把他吞噬了。 這就是魔鬼馬伊迪斯的音樂的效果之一，被毀的那個壁爐上就刻有他的形象。 他有一個妻子，名叫帕爾布達，是印度人稱作「第六首歌」的作者。三十首「行詩」由布瓦馬口述下來，這是一種女性的、次一等的音樂。正是這三個魔鬼或神發明了有二十一個音符的音階，構成了印度音樂的基礎。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三個穿著黑衣服的人在一個看守帶領下從我們身邊走過。這是些參觀者。 勒貝爾先生低聲對我說：「三個新議員。」 他們蓄著頰髯，繫著昂貴的領帶，說起話來像外省院士。他們很欣賞監獄裡的一切，尤其對那些使監獄變得更美觀、使監獄適合正義的需要的工程大加讚揚。其中的一個說多虧那些有良好審美觀的建築師把老建築加以現代化的改造，使巴黎更加美麗了，他認為法蘭西學院應該把這些美化巴黎的建築改造作為一場詩歌比賽的主題。他的話使我想到貝爾先生對法院的改造、戈德先生對聖-日耳曼-德-普雷的改造以及德爾布雷先生對聖德尼的改造。在勒貝爾先生給看守們交代事情的時候，我用鉛筆在壁爐大廳的一根柱子上寫下了幾句詩，如果學院要舉行這些先生希望的詩歌比賽的話，這詩可以參加比賽，而且我希望能夠獲獎： 六言詩組成一首長長的讚歌， 歌頌德爾布雷、貝爾和戈德； 小鵝咯咯叫，小驢也咕咕叫， 慶祝戈德、貝爾和德爾布雷； 他們可敬的朋友大大的火雞， 讚賞德爾布雷、戈德和貝爾。 勒貝爾先生轉過身來時，我已經寫完了。他把我一直送到監獄大門，我走了出來。 我出來的時候，有一群穿工服的男人在我背後說： 「瞧！又放出來一個。這傢伙挺高興的！」 我看起來似乎像個小偷。我在附屬監獄參觀了兩個小時，學院的會議可能還沒有結束。我心情舒暢地想到如果我去開會，我不可能這麼早就被「放出來」。 9月12日 約瑟夫·亨利的刑罰沒有得到減輕，判決將執行。 約瑟夫·亨利曾從盧森堡監獄轉到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又從附屬監獄轉到拉羅蓋特，前天又同八個小偷一起乘囚車被送往土倫。 在上鐐銬時，他很虛弱，不停地發抖，令人可憐。他不相信自己會成為苦役犯。他小聲嘀咕：「啊！我的上帝！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 他的訴訟扣除他承擔的那部分，國家要付一萬三千法郎。 這一萬三千法郎如果用在別處，你們在博物館將多一幅大師名畫，在苦役犯監獄則少一個苦役犯。 如果這一萬三千法郎能夠及時地給他，就能阻止他犯罪，阻止他落入苦役犯監獄，想到這一點是多麼悲傷的事情啊！ 9月17日 在東方，所有無法辨認的銘文或文物古蹟都被看作是隱藏著財寶的指示。 9月20日 地球同時做七種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組合在地球的自轉里。 9月21日 錫蘭海岸的採珠人待在水下的時間是可以背兩條信經的時間。 10月 亞歷山大·仲馬被派往西班牙，擔當蒙龐西埃先生的婚禮的史官。這次旅行的經費是這樣解決的：公共教育部提供了一千五百法郎，以「贊助文學家」的名義，另外又提供了一千五百法郎，以「文學使命」的名義；內政部給了三千法郎，是從特殊資金中提取的；蒙龐西埃先生提供了一萬二千法郎；總數是一萬八千法郎。大仲馬收到這筆款子，對我說： 「好！這些錢用來支付我的嚮導！」 10月4日 根據阿拉伯的傳說，亞當是在錫蘭死的，他的墓就在那裡。夏娃墓在紅海海岸，麥加附近的德吉達公墓。夏娃有二十米高，她埋葬的時候是腳朝北，頭朝南。 10月6日 巴黎的一部分地下墓穴被用來種植蘑菇。人們不讓女人進去，認為只要有女人在一個月的某一時刻出現，就會使一片蘑菇變質腐爛。這種周期會產生神秘奇特的效果。例如，會使女演員臉上的白粉和紅粉掉下來。 10月10日 以下是大行星與太陽的距離的規律。所有的三的倍數（人們用來表示金星的距離），這些倍數再加四表示水星的距離： 水星4 金星3+4=7 地球6+4=10 火星12+4=16 維斯太24+4=28 木星48+4=52 土星96+4=100 天王星192+4=196 黑曜星384+4=388 把太陽的半徑作為尺度，用上面的數字除以十，我們就可以得到每個行星與太陽之間的確切距離，也就是太陽半徑的數量，各行星與太陽的距離是這樣的：地球1——火星1.6——維斯太2.8——木星5.2——土星10——天王星19.6——黑曜星38.8。 我認為還有一些居間的小行星，它們太小了，我們的儀器目前還無法看到它們，總有一天，更先進的儀器會讓我們發現它們的。 10月16日 中國的官員分四等，是通過帽子上的紐飾來區分的。第一等是紅色紐飾，第二等是藍色紐飾，第三等是白色紐飾，第四等是金色紐飾。紐飾上插著孔雀羽飾。失寵的官員則戴著烏鴉毛。 10月17日 所有來到維也納的旅館住宿的旅客都要以恰當的回答填寫服務員給他的調查表： 姓名…… 性格或膳食…… 出生地…… 年齡…… 宗教信仰…… 婚姻狀態——單身，已婚或寡居…… 來自…… 前往…… 在此居留時間…… 單獨還是和他人…… 護照…… 10月19日 報上說亞歷山大·仲馬先生身著大禮服參加了西班牙王子和王后的婚禮。 10月21日 赫歇耳是在1781年發現天王星的。 10月22日 在羅馬國家有五萬四千苦役犯，占人口的百分之二。 10月26日 希臘文明。——雅典剛建立了斷頭台。人民很反感，政府戰勝了人民的反感。經過十六年的猶豫，希臘人終於在比雷埃夫斯把五個人送上了斷頭台。在1864年10月初，希臘的太陽照耀著兩樣面對面的東西：神廟和斷頭台。 10月27日 巴黎的風雅之士現在極力模仿英國難看的時髦。他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醜陋，這麼愚蠢。蓋太太有一天這麼說：「為什麼人們可以當典範的時候卻偏要去當猴子？」 11月10日 斯達爾夫人說的話常常比她的書更有價值。她說的這句話就非常出色，但過於絕對了：「去掉一個西班牙人身上的優點，您得到的是一個葡萄牙人。」 11月19日 我要做的工作在我看來就像一片汪洋大海，是一望無際的模糊的思想、剛著手寫作的書、草稿、計劃、半明半暗的規劃圖、大綱、悲劇、喜劇、故事、詩歌、哲學、社會主義、自然主義、一堆堆流動的書，我的思想深入進這些書中，不知它能否回來。如果我沒有完成就離開了人世，我的後代會在我的書房的柜子里找到許多寫了一半或已經完成的詩歌、散文，等等。他們將以「大洋」這個題目發表這些作品。 我在1846年11月19日寫下這些。 當代事件 11月 奧爾良公爵夫人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她聰明過人，通情達理。我覺得在杜伊勒利宮她並沒有得到完全的賞識。國王對她的評價很高，經常和她單獨交談。晚上，他經常挽著她的手送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間。那些王妃兒媳並不常常給她好臉色看。 奧爾良公爵夫人對她的這些姑嫂很冷淡，她從不談她們，愛爾琴庚公爵夫人這個可愛的年輕女人很喜歡奧爾良公爵夫人。她經常整天和奧爾良公爵夫人談論神學、宗教、天主教、新教，等等，有一天，她告訴我：「儒安維爾夫人很愚蠢，奧瑪爾夫人很醜，且使人害怕。但這並不妨礙她的丈夫扮演情人：一天晚上，他在王后的客廳里解下他妻子的壓發梳，一邊說：多美的金髮啊！當她懷孕時，他不讓她多吃，以免孩子長得太大不好生。至於蒙龐西埃夫人，她很漂亮，人人都喜歡她，她是小天主教徒。」 12月1日 在學院內部會議的新大廳里，拉辛的塑像被放在一個角落裡，高乃依的塑像放在正中，在院長座席的後面。 以前，是拉辛在中間，高乃依在角落裡，雖然只有一步之遙。 還要拆除，還要重建，放在名譽席位上的將是莫里哀。 12月2日 皇家圖書館在1846年擁有一百三十萬二千六百二十張木版畫。 12月3日 上演《三個火槍手》的時候，亞歷山大·仲馬每天晚上都抱怨在演出收入上被人詐騙，他說：「B太太拿了三百法郎，奧斯騰拿了二百，貝羅拿了五十。」 當代事件 12月5日 去年11月27日，有一個名叫蓋蘭的老太太住在佛西-杜-當伯爾街34號的三樓上，她得了病，醫生說是消化不良，並不嚴重。當時是早上五點，她的女兒是個寡婦，名叫蓋拉爾夫人，和她住在一起；她的女兒那天早上起來得很早，點上燈，坐在母親床邊做活。她一邊做活，一邊對母親說：「哎！拉娜太太應該從鄉下回來了。」（這個拉娜太太原來是聖路易街和聖克洛德街街角的食品雜貨鋪老闆娘，她拿著四萬鎊的收入就歇業了，住在博馬舍大街的一棟新房子的二層。）蓋拉爾太太接著說：「我今天要去看她。」母親說：「用不著了。」「為什麼？」「因為一個小時前她死了。」「啊！我的母親！您在說什麼？您是在做夢吧？」「不是，我醒著呢，夜裡我沒有睡著。早上四點的時候，有人敲門，我看見拉娜太太來了，她對我說：『我要走了。您來嗎？』」 女兒認為母親是做了一個夢。天亮後，她去看拉娜太太。拉娜太太在夜裡去世了，時間正是凌晨四點。當天晚上，蓋蘭太太吐了血。醫生來看了以後說：「她活不過二十四小時了。」果然，第二天中午，她又吐了血，然後死去了。 我認識蓋蘭太太，我相信蓋拉爾太太說的話，她是個虔誠老實的人，一輩子都沒撒過謊。 12月6日 我不再為劇院寫劇本的一個原因是：在這段時間裡，我目睹觀眾暴露無遺的愚蠢，我感到很不愉快。 12月7日 戈蒂埃從西班牙回來了，我問他對女王60的看法如何。他回答我說：「很醜，太醜了。丑得令人噁心。不過，幸好她自己的目光是很兇狠的。」 誠實的行為。一個人撿到兩張票子，一張是一千法郎，另一張是奧德翁劇院的戲票。他老實地把奧德翁劇院的票子還回來了。 我們不應該過多地宣傳這種給我們的時代添光增彩的行為。 12月13日 摩洛哥的猶太人非常不幸。他們只能光著腳走過清真寺、皇宮和聖徒、穆夫提61、伊斯蘭教法官的房子。在突尼西亞市，他們的命運要好一些。貝伊62現在的醫生是一個猶太人，名叫朗布羅索。在突尼西亞市有三十萬零三百穆斯林，有四萬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分布在好幾個居住區，大約有一千五百在納貝爾居住區，六百在薩里芒居住區，七到八百在蘇茲居住區，但大部分住在突尼西亞市。他們研究猶太人對《舊約全書》的傳統解釋、巫術和護身符。他們都說拿破崙戴著猶太法學博士阿祖萊給他的護身符。 讓·儒爾奈63自稱是傅立葉學說的宣傳捍衛者和說教者，他在許多狂熱中擁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和極大的熱情，使他變得充滿智慧。今天晚上在我家中，他在眾多的攻擊者中為自己辯護說：「我對所有的反對意見都持不同態度，同時也很重視這些意見，因為我是學說的捍衛者……」 過了一會兒，他又引用了一句拉丁文。 吉拉爾丹太太打斷他的話：「對不起，我不懂拉丁文。」儒爾奈說：「我更不懂。」 12月17日 雄夜鶯在春天鳴唱是為了誘惑雌夜鶯。雄烏龜示愛的方式是用他的殼有節奏地去碰雌烏龜的殼。 剛才，也就是晚上五點，我從王宮街回來。一個老婦人正彎著腰借著路燈的光在一堆垃圾里翻找著。一個小孩走過她身邊時撞著了她。 「天哪！我以為是一條大狗！」 「該死的小子！如果我不是彎著腰，我一定會給你屁股上狠狠地來一腳！」 「啊！啊！這樣的話，我也許不會弄錯了！」 昨天星期三，我去了沃德維爾的劇場。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年輕人，他戴著一頂無檐小帽，理著平頭，戴著夾鼻眼鏡，滿臉的絡腮鬍子，衣領挺直，穿著寬大的燕尾服，但尾部很小，背心剛能護住肚子，表鏈上有精緻的小飾物。方格喇叭褲使小巧的漆皮皮鞋露在外邊，總之是一個衣冠楚楚的紳士。這個衣著華麗的男子說：「那是瓦朗斯基！迪韋爾吉和他的姐姐在一個包廂里，她戴著一頂白帽子。你從這裡看不見她。喂！聖迪吉爾，你認識尼古拉嗎？他和一個女人在樓下的包廂里。我不認識那個女人。你去看看那個女人，告訴我她是誰。」 另一個穿白外套的人走近他，對他說：「喂！你認識這個亨博爾先生嗎？一個寫書的德國人？」 頭一個說：「不認識。看吧！多什64的大腿多美！」 今天星期四，在學院，我在巴爾扎克的問題上譴責了大杜班，他打斷了我的話： 「見鬼！見鬼！您想讓巴爾扎克馬上進法蘭西學院！您舉了不少例子，但這些例子說明不了什麼（我舉了弗洛朗斯先生、帕坦先生、聖馬克·吉拉爾丹先生、莫雷先生、布里佛先生）想想吧！巴爾扎克進法蘭西學院！您沒有深思熟慮。這可能嗎？這是因為您沒有想到一件事：他配得上！」 當代事件 我記得我在什麼地方寫過這句話：法國是歐洲的時髦。1846年，法國在歐洲之外也很時髦。尤其是非洲正以一種充滿仰慕的目光轉向我們。摩洛哥國王阿卜德-埃爾-拉曼把特杜安的帕夏本-阿查什派往法國當大使。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把他的兒子易卜拉欣-帕夏派到我們這裡。突尼西亞市的貝伊艾哈邁德則親自來到巴黎。這對突尼西亞市的貝伊來說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阿爾及爾的台伊65海珊於1831年訪問過法國，但並不是完全出於他的意願。我記得海珊來訪的時候還觀看了一場《馬里翁·德·洛爾姆》。 突尼西亞市的貝伊艾哈邁德-貝伊被尊稱為殿下，在土倫作為國王受到二十一響禮炮的禮遇，他有四十五歲，但看上去足有六十歲。我在基佐先生家的宴會上見過他，那是1846年12月4日。他相貌堂堂，大鼻子，灰鬍子，目光敏銳，充滿孩童求知般的智慧。事實上，一個未開化的人就是個孩子。他的穿著是目前在整個奧斯曼帝國流行的醜陋的土耳其風格。 突尼西亞市貝伊的穿著像法國少將，他是這麼認為的。他穿著下士的將軍領長大衣，佩戴著榮譽勳章和大飾帶、好幾條肩帶和金繡腰帶，脖子上和胸前掛滿了新月形勳章和金剛石的橢圓形獎章，他還佩戴著巨大的肩章，肩章上有一個鑽石的新月形勳章，周圍點綴著十到十二個紅寶石的小星，腰間佩帶著一把腰刀。這可笑的服裝夾雜著粗俗的江湖騙子、鼓手長、教堂侍衛的風格，顯得不倫不類，還加上一頂土耳其帽，這帽子很寬大，是紅色的，飾有藍纓子，纓子上有一小片鋸齒狀的紙，就像人們在糖盒裡放的那種紙一樣，帽子並沒有使他變得好看，反而更粗俗了。這些勇敢的土耳其人就是為了這種裝扮而放棄了他們的民族服裝，而他們的民族服裝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服裝。土耳其人的美優於我們，但我們成功地把我們的丑給了他們。我們那些賣弄文明的人把這稱為進步。 貝伊周圍的七八個土耳其人也穿著和他一樣的奇裝異服，他們的呢絨燕尾服奇醜無比。在這些突尼西亞人里，有一個義大利人，名叫拉弗騎士，他是貝伊的財政部長。 基佐先生的晚會很不錯。人們演奏了貝多芬的七重奏，熱鬧非凡。基佐先生佩戴著榮譽勳章的飾帶和金羊毛勳章殷勤地接待客人。貝伊走過我身邊時，他的肩章碰著我了，他轉過身，帶著殷勤的微笑用義大利語向我道歉，我沒聽懂他說的義大利語。義大利語是他唯一會說的歐洲語言。路易-菲力浦也會說義大利語。可是他們用義大利語交談的時候，他們互相無法理解。 我估計貝伊說的是地中海東岸的地方語言，路易-菲力浦說的是撒丁語。 這天晚上，我還同埃斯凱拉克·德·洛杜爾侯爵交談了一會兒，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兒子，這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剛從馬達加斯加回來。埃德蒙·布朗和里亞迪埃爾先生和我談了法蘭西劇院委員會，我們都是委員會的成員。我還同卡芬雅克將軍、莫利托爾元帥、安瑟洛先生和夫人、拉格勒內先生和夫人、克拉翁親王（他的兒子在海軍服役）、普拉蘭公爵、德卡茲公爵、杜薩代爾先生和夫人、屈維利耶-弗勒里先生和太太、德卡茲公爵夫人、維克多·勒克萊爾先生（他目前是學院院士候選人）、格拉尼埃·德·卡薩尼亞克先生、布蘭多·德·梅薩熱先生、埃德蒙·勒克萊爾先生、西班牙大使馬丁內斯·德·拉·羅薩、拿破崙·杜薩代爾（他將擔任駐西班牙大使）、勒布倫先生和夫人、阿爾封斯·魯瓦耶、查理大帝公學校長普瓦爾松先生，等等。漂亮女人很少，醜男人很多。 當代事件 12月18日 基佐先生：——好！我們要重新開始戰鬥。 我：——您不害怕我們的議會嗎？ 基佐先生：——不怕。對議會我有些煩擾。除了布瓦西先生，他要做什麼從來不事先告訴我。蒙塔朗貝爾先生會談到克拉科夫66。不過，我希望王位演講中的一段不會引起爭議。 我：——您做得對。至於我，我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議會在克拉科夫事件發生時召開會議，我會發言，我會說：——我請求允許慶祝法國。消滅克拉科夫，就意味著把萊茵河還給我們。1815年的條約不再有效。這些條約的簽訂是違反我們的意願的，人們以違背這些條約來反對我們，人們還將違背它們來反對我們。最後的違背將有利於我們。我向法國表示慶祝，我讚頌波蘭。 弗拉維尼子爵先生：——但願如此。但是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是一種不幸嗎？ 拉格勒內先生：——君主制政府！…… 弗拉維尼先生：——這樣的政府提供了違背條約和侵犯人的權力的榜樣？ 我：——這並不新鮮。基佐先生是歷史學家，他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在歐洲的歷史上沒有比這更頻繁的了。所有的政府隨時隨地都在違背所有的權力，首當其衝的就是人權。強者有理，這就是格言。小國被大國侵吞；母雞被狐狸吃掉；狐狸被狼吃掉；狼被獅子吃掉，這就是經驗。新生事物是尊重權力。19世紀的文明就是努力做到弱者得到強者的尊重，永恆的道德處於刀槍之上。三個摧毀克拉科夫的強國犯了一個錯誤，並不是因為他們違背了以往的傳統，而是因為他們違背了現時的精神。 基佐先生：——說得對。 弗拉維尼先生：——可是教皇的歷史…… 我：——教皇的歷史比國王的歷史要好些，但也有陰影。教皇也食言，也違背宣誓過的信仰。 基佐笑著說：——啊！現在不要說教皇的壞話。有一個教皇很受我愛戴，我把他時刻放在心中。 我：——同意。可是前任教皇呢？還有格雷瓜爾十六世！至於彼得九世，我也是屬於那些懷有希望的人。 基佐先生：——我尊重他，因為他喜歡人們提建議，因為他徵求每個人的意見，然後再做出決定；因為他想行善，追求善，常常能夠得到善。我尊重他，因為他能寬容地承認一切正確的東西。我尊重他，因為他知道這樣說：我永遠也不會做這個。他仁慈而堅定。 我：——如果人們早知道如此，就不會任命他！ 基佐先生：——可能是這樣。紅衣主教們都著急了，他們著急是明智的。他們意識到拖延十五天，就會有爆炸的危險。教皇特使管轄區都布了雷。羅馬國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能成為一片火海。他們想儘快擺脫臨時狀態。他們有以前的候選人，有老計謀，但這次不想利用。這需要太長的時間。沒有比挖地下通道這種義大利式的陰謀需要的時間更長、更麻煩了。他們趕緊結束這件事，選了他們最不了解的人，也就是偶然遇到的人。馬斯台就是這樣被任命為教皇的。 我：——這是真正由天意進行的選舉。人沒有參與多少。 基佐先生：——聽說自己當選他非常吃驚，以至於在人們告訴他的時候他都暈倒了。如果今天再重新選舉，他肯定得不了七票。 我：——如果彼得九世願意，他能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君主。人們不知道一個教皇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跟著時代的步伐前進的教皇可以統治世界，可以煽動起整個世界。他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信仰，是意識，是精神！他能夠用一句話擾亂民眾的心。所有的心靈都是炸藥，只要從這樣的教皇那裡迸出一點火花就可以點燃這些炸藥。那將是一片怎樣的火海啊，只要他願意！那將是多麼的燦爛輝煌啊，只要他願意！那將是多麼令人艷羨的形勢啊！他沒有帝國，也沒有軍隊。沒有行省會失去，沒有士兵需要去戰鬥，他不冒任何危險，他沒有任何賭注。 弗拉維尼先生：——可是您看看彼得七世。 我：——是的，拿破崙。還有「紅鬍子」67。每六百年發生一次。這說明什麼？彼得七世不會像查理十世那樣倒台。一個教皇從來就不會倒台。對他來說，倒台不是一種喪權，而是一種犧牲。當他跪著的時候，他才是最強大的。我回到彼得九世，我寄希望於他。一個明智的國王只是王位上的光明，一個明智的教皇則是祭台上的光明。 12月19日 從1829年到1838年這十年間，有三十三個教士和三十三個律師出庭。據統計，一共有四萬零四百四十七個教士，八千四百九十三個律師。在同一個時期，在執達員和公證人中，犯罪率上升；在那些被稱為「不臣服於任何君主的人」當中犯罪率則下降了。（參看1846年12月18日《箴言報》發表的統計數字。） 12月30日 阿爾納爾68最近差點瘋了。他有一個情婦，他愛她愛得發狂。這個女人騙了他的錢財。她變富了以後，對他說：「我們的事該結束了，我們的情況是不道德的，一個正派的人向我求婚，我就嫁人。」阿爾納爾很抱歉。那美人又說：「我給你優先權，娶我吧。」阿爾納爾結過婚了。那女人離開了他，成了一個資產者。他痛苦萬分，但這並不妨礙他每天晚上在沃德維爾演他的小丑戲。他嘲笑自己的醜陋、老朽，嘲笑自己的麻臉，嘲笑所有他無法取悅心愛的女人的缺陷，他讓觀眾捧腹，他的心死了。可憐的丑角！在一個丑角的歡樂中有多少永遠無法治癒的傷痛啊！逗樂是一種多麼悲傷的職業啊！ 12月31日 昨天，在歌劇院首演《羅伯特·布魯斯》。斯多爾茲太太在台上表演的時候，一個坐在正廳前座的觀眾對著她高聲喊：「壞女人！」69 這一年就這樣結束了。 當代事件 撇開名人不說，薩爾旺蒂先生屬於拉羅斯福哥70家族的小房的後裔。同樣的滑稽可笑，同樣的虛榮心；同樣的騎士風度，同樣的寬厚本性，同樣的文學才華。在童年時代，薩爾旺蒂先生曾被拿破崙中學開除。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他是他的班級在食堂的朗讀員。有一天，他異想天開地寫了一篇軍隊獲勝的通報，並在晚飯時讀給同學聽，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呼。這是1812年的戰爭時期。第二天，《箴言報》上沒有勝利的消息，而是完全相反的報道，年輕的薩爾旺蒂被學校開除了，而且所有的中學都不接收他。而他後來當上了大學老師。 蓋爾太太把他帶到蓋太太那兒時，他二十三歲，從此他進入了社交界。在他的抽屜里沒有四個手帕。蓋太太對蓋爾太太說：「唉，親愛的，您的這個小傢伙太可笑了，要把他改造過來。」蓋爾太太叫道：「老天爺，別讓他改掉！否則他還剩什麼？他就是通過這個樣子才能成功。」 他果然是這樣成功的。 他當過大臣、院士、議員、子爵、大使，獲得過榮譽勳章。 當時，有一個叫加斯曼的理髮師經常寫一些方言詩。1846年12月的一天，他竟然給這個加斯曼寫了一封信，並在報紙上發表了這封信。這封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親愛的同行。 吉拉爾丹太太問：「是作為理髮匠嗎？」 蓋太太同我談到他：「他的一綹頂發、髖部的姿勢、舉止、滑稽可笑的動作使他充滿了細節上的精妙。他的可笑本身就是處世方法。他的可笑笨拙是看得見的，而他的機智巧妙則是隱藏著的。」 當代事件 今年，瑪蒂爾德·德米多夫人公主寫信給俄國皇帝，並把一綹金髮放進信封里：「陛下，這是我丈夫從我頭上拔下的最後一把頭髮。」 1846年 小勒潘特爾是個滑稽的胖傢伙。六十歲了，他還在做一個浪子的所有荒唐事。他有七八個孩子，由他的哥哥大勒潘特爾照顧。他負債纍纍，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從家裡到劇院的路上，他逢酒館就進去喝一杯。還有一件討厭的事令他漂亮的同事維爾麥太太很不快，他總是在台上掏褲襠，是因為他的肛門有病，後來給他換了一個銀制的肛門。1846年他只有一個包金肛門了，因為他把銀肛門送進了當鋪。 1846年秋天，有一場演出令巴黎大嘩。演員是一些裸女，只穿一件粉紅色緊身衣和薄紗裙，做著「舞台造型」，還有幾個男人在中間串聯數組造型。演出是在聖馬丁門和雜技場進行的。我有一天出於好奇去看了演出，我走進聖馬丁門劇院裡，插一句，那裡將重新上演《呂克萊絲·波基亞》。舞台監督維爾莫對我說道：「我帶您去女眷室。」他把我帶進幕布後的一個地方，由布景照明燈照明，那兒有許多布景撐架。 有二十來個男人在那裡來回奔忙，有作者、演員、劇場消防員、置景工；在這些男人當中，有七八個裸女也在來回奔忙，她們個個平靜如水。粉紅色絲質緊身衣從腳裹到脖子，薄而透明，使人不僅能看見她們的腳趾、肚臍、乳頭，還能看清皮膚上的血管和顏色。緊身衣到了下腹部就變厚了，只能看清輪廓。給她們當助手的男人們也是如此打扮。這些人都是英國人。 每隔五分鐘，幕布就被拉開，他們做出「造型」。為了「造型」，他們在一個寬大的旋轉圓台上做各種固定的姿勢。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躺在下面操縱這個圓台。男人和女人穿著薄紗和美利奴毛料做的奇裝異服，遠處看奇醜無比，近處看下流無恥。這是些粉紅色的雕塑。當圓台轉了一圈，把雕塑的每一面都展現給在暗處的觀眾，幕布就拉上了，再準備另一個造型，過一會兒又開始了。 這些女人中有兩個特別漂亮。有一個很像雷伊太太，1840年她在《呂伊·布拉斯》里扮演王后，這個女人扮維納斯，她扮演得非常出色；另一個不僅僅是漂亮，可以說是貌若天仙，她那黑黑的憂鬱的眼睛、倨傲的嘴唇、高傲又令人心醉的微笑是世上最優美不過的了。我記得她的名字叫瑪麗亞。在一個表現奴隸市場的造型中，她充分地表現了一個被赤裸著賣給路人的王后的絕望和泰然自若的痛苦。她的緊身衣在臀部處被撕破了，露出了雪白的肌膚。這些女孩子都是倫敦的窮姑娘，她們的指甲都很髒。 到了後台，她們和置景工、作者談笑風生，蹩腳地說著法語，整理她們可愛的臉上那些可怕的假飾物。她們的臉上掛著天真無邪或放蕩墮落的平靜微笑。 當蒙龐西埃先生和公主的婚禮見報後，比利時國王對杜伊勒利宮很不滿。他是奧爾良人，但又是科布爾人，就好像他用左手打了他的右臉。 不過，婚禮後，新婚夫婦從馬德里去巴黎，利奧波德國王來到聖克魯，路易-菲力浦國王也在那兒。比利時國王表情嚴肅而冷淡。晚飯後，路易-菲力浦把他請到王后的客廳，他們談了很久，利奧波德仍然是一副一本正經的英國人的臉，談話接近尾聲時，路易-菲力浦對他說：「您去看看基佐。」「我不想看他。」「去看看他吧，您看到他以後，我們再繼續這次談話。」 第二天，基佐先生來到利奧波德國王那裡，他帶著一個裝滿了文件的公文包。國王接待了他。國王的態度很冷淡，他們關起門來密談。可能基佐把所有有關婚禮的文件和外交文件都給比利時國王看了，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當基佐走出國王的辦公室時，利奧波德已經變得和藹可親了，儘管還是有點憂傷，臨別前，他對大臣說：「我來的時候對您很不滿，走的時候對您很滿意。在這件事情上，您贏得了我對您的敬重。我原來想責罵您的，現在我要謝謝您。」 這是國王的原話。 桑利斯的主教羅克洛爾先生1772年就進入法蘭西學院，1814年仍在學院任職。他幾乎到了一百歲。他是一個世俗主教，嚴肅而自由。1818年他還活著。我記得在那個時期我經常在星期四看見他，當時我很年輕，在弗朗索瓦·德·納夫沙托先生的推薦下我進了學院的圖書館，他把我當作神童看待，支持我，而他自己也是個神童，我並不是出自虛榮心才提起這件事。我回過頭來談羅克洛爾神父。 我一邊看我的對開本，一邊通過圖書館大廳的玻璃門看他，當時學院就在圖書館大廳。這是個腰板挺直、精力充沛的老人，他穿著紫色的短大衣和紫色的長襪。他說話時聲音洪亮，在公開的會議上也是如此。沃布朗先生當時是大臣，他以往是通過規定來選院士，這次他想通過學院當選院士。他發表了一首沉悶冗長的詩，題名為「最後的愷撒」。他四處拜訪，做自我介紹。在第一輪投票時，他有十四票贊成，十六票反對。羅克洛爾先生投了贊成票，他大聲說： 「給我另外一個名字。一個大臣第一輪通不過，就根本通不過。」 是居維埃先生代替了羅克洛爾先生。 1846年 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情，可能都無法利用梯也爾先生。梯也爾先生超出了一個正常政府的範圍，他完全無法勝任一場革命。 1847年 1月1日 每年在巴黎要殺死大約十五隻得了狂犬病的狗，平均有兩人死於狂犬病。 1月2日 四分之一的巴黎人生在醫院裡。 1月2日 凌晨兩點，我從大街上回來。只見皓月當空，月光如洗，天氣寒冷，只有六度。天空沒有一絲雲彩，路上行人稀少，他們大多數是去參加化裝舞會回來，急匆匆地走著，鼻子縮在大衣里，眼睛因為風吹的緣故流著眼淚。 在普瓦松尼爾街的街角，有一輛裝滿柑橘的手拉車停在那兒，用一根蠟燭照明，這是輛可憐的流動售貨車在等待天亮。有三個人坐在帆布折凳上，一個老頭和兩個老婦，他們身上裹著灰色的毯子和破布爛衫，帽子壓得低低的，腳放在石板上。這些可憐的人一直守著他們的貨，直到早上他們的老主顧光臨。他們在那裡過夜，還要在寒冷和黑暗中等五個小時。他們說著話，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只是在我走過他們身邊時，我聽見其中的一個老婦說：「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善舉。」 1月9日 為修復法蘭西劇院成立的委員會只會紙上談兵，在雲裡霧裡高談闊論，匯集假設，羅列想像，完全忽視事實。我向他們重申事實，促使他們回到實踐中來。我今天對他們說：「先生們，我今天在詩人聚會上充當訴訟代理人。」 當代事件 昨天星期四，即1月14日，我在薩爾旺蒂先生家吃晚餐，他是公共教育大臣。 共進晚餐的還有英國大使諾曼比侯爵；卡拉曼公爵——卡拉曼公爵是個年輕高大的紳士，才智橫溢，很多時間花在哲學研究上；還有大杜潘，他的神態總是像一個粗暴的資產者；雷米薩先生，他八天前剛當選為院士，他頭腦靈活，精明機智；蓋-盧薩克先生，他是法蘭西舉世無雙的化學家，大自然給了他一副農民的面孔；另一個化學家杜馬先生也是個有才華的人，他的頭髮卷得過分厲害，喜歡炫耀法國榮譽勳章的第三級獲得者的身份；矮小禿頭的聖伯夫；阿爾弗雷德·德·繆塞，他年輕氣盛，有金色的鬍子，一副聰明相，說起話來總是模稜兩可；蓬薩爾先生，三十二歲，五官端正，眼睛大而無光，前額平平，臉上有一圈黑鬍子，頭髮也是黑的，對那些女店主來說他是個漂亮英俊的小伙子，對資產者來說他是個偉大的詩人；米歇爾·舍瓦利耶，他剃著光頭，塌腦門，側面像鳥，身材幹瘦；阿爾弗雷德·德·維尼，金頭髮，側面也像鳥，但頭髮很長；維埃內，談吐舉止矯揉造作；斯克里布，他總是心平氣和，現在有些憂心忡忡，為了他的一個劇本，那天晚上這個劇正在體育館上演，劇本失敗了；迪普拉蒂，他正在為他7日在學院的失敗而垂頭喪氣；蒙塔朗貝爾，長頭髮，英國人派頭，溫和而高傲；菲力浦·德·塞居爾，一個十分健談的快樂傢伙，鷹嘴鼻，凹陷的眼睛，灰頭髮，模仿皇帝的髮式；法布維耶將軍和拉帕戴爾將軍，他們都穿著軍禮服，拉帕戴爾是一副和善的圓臉，法布維耶是塌鼻子的獅子臉；米涅，總是帶著冷淡的微笑；居斯塔夫·德·博蒙，褐色的頭髮，頭腦敏捷，意志堅定；阿萊維，總是很羞澀；天文學家勒維里埃臉色紅潤；維泰，身材高大，笑容可掬，儘管牙根暴露無遺；維克多·勒克萊爾先生，他是院士候選人，今天早上沒有被選上；安格爾，桌子到了他的下巴頦，以至於他的白領帶和勳章飾帶好像是從桌布里出來的；普拉迪埃，長頭髮，看上去只有四十歲，而實際上他已經六十歲了；奧貝爾，他是歪脖子，彬彬有禮，佩戴著兩枚十字勳章。 我站在諾曼比勳爵旁邊，他是個很可愛的人物，儘管他當大使時脾氣很不好。我給他介紹桌子那頭的來賓：安格爾、普拉迪埃、奧貝爾，繪畫、雕塑和音樂。 薩爾旺蒂夫人的左邊是蓋-盧薩克先生，右邊是諾曼比勳爵；薩爾旺蒂先生的右邊是杜潘先生，左邊是雷米薩先生。 1月28日 我失去我的父親已經有十九年了。 1月29日 目前統治西藏的大喇嘛是一個八歲的孩子，他住在拉薩，這個城市還沒有一個歐洲人進去過。 當代事件 英國大使諾曼比侯爵在1847年1月對我說： 「當人們知道了克拉科夫事件秘密的一面，人們就知道了這個：俄國對奧地利說：占領克拉科夫。您要嗎？不要？那麼我要了。」 我答道：「於是，奧地利讓步了，它的勇敢就是服從！它的英勇是一種怯懦！它的侵占是一种放棄！」 諾曼比勳爵五十多歲，身材高大，金頭髮，英國派頭——高雅、紳士、脾氣好、衣著講究。 他曾當過愛爾蘭的總督，英國的內政大臣。他還寫過兩三部小說，他的白領帶上佩有藍飾帶，黑禮服上佩戴著鑽石勳章。他說法語很困難，但很幽默。 當代事件 昨天2月5日，我去了杜伊勒利宮，那兒有歌劇演出。演出結束後，所有的人都聚到擺著酒菜台子的廊廳里，在那裡聊天。 基佐先生日間在議會做了一個莊嚴、出色、高傲的講演，是有關我們與英國的衝突的。人們對這個講演議論紛紛。有些人贊成，有些人指責。 比林男爵先生走過我身邊，他向一位太太伸出手臂，我看不見這位太太。他對我說：「您好，您對演講怎麼看？」 我答道： 「我很滿意。我很高興地看到這個國家的人又重新振作起來。有人說這種自豪是不謹慎的，我不這麼看。不要戰爭的最好方式是不怕戰爭。您看，兩年前英國向美國屈服了，它也會向法國屈服的。我們咄咄逼人，別人就會溫和，但如果我們溫和，別人就會咄咄逼人。」 正在這時，剛才的那位太太轉過身來，我認出是英國大使夫人。 她看起來很生氣，對我說： 「！先生！……」 我答道： 「啊！太太！……」 戰爭到此結束了。但願英國女王和法國國王的對話也是如此！ 2月12日 夏多布里昂太太去世了。 當代事件 夏多布里昂太太2月11日離開了人世。 她身材幹瘦，黑皮膚，臉上布滿了麻子，很難看，但她很仁慈，並不善良，很有才智，並不聰明。 她與夏多布里昂先生相處很和諧。在我年輕的時候，每次我去看望夏多布里昂先生都有點懼怕她，她對我也不熱情。 1847年初，夏多布里昂先生就癱瘓了；雷米卡爾太太也雙目失明。每天三點，夏多布里昂先生就被抬到雷米卡爾太太床邊，這情景十分感人，也很悽慘，瞎太太尋找癱先生，他們的手握在了一起，願上帝祝福他們！他們瀕臨死亡邊緣仍相愛至深。 3月3日 倫勃朗71不喜歡人們近距離地觀賞他的繪畫作品。他用胳膊肘推著看畫的人們，一邊說：「一幅畫不是給人聞的。」 3月24日 昨天，我寫信給拉馬丁，談到他寫的《吉倫特派的歷史》：「您的書寫得非常好。終於由一個歷史學家來平等地探討這場革命了。您恰如其分地寫這些偉人把握這些偉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巨大的，您也是偉大的。」 「只是有時為了這場我們熱愛的，並為之服務的神聖而正義的人民事業，我希望您能夠更慎重一些，您很有能力，完全可以做到；您非常高貴，您也應該做到。我非常高興這本書獲得成功。」 「我從內心深處緊握您的手。」 維克多·雨果 4月6日 昨天，我參觀了羅蓋特死囚監獄。羅蓋特死囚監獄的監獄長名叫布隆先生。 當代事件 死囚監獄並列建造在關押少年犯的監獄旁邊，形成生動鮮明的對比。這不僅僅是犯人的開始與終結的對視，也是兩種懲罰體系持久的抗衡，即單獨囚禁和集體關押這兩種體系。從這種面對面的設計我們就能夠判斷問題。這是單人囚室與多人牢房、老監獄與新監獄之間無聲的、暗地裡的決鬥。 在這一邊，所有的犯人混住在一起，有十七歲的孩子和七十歲的老翁，有判十三個月監禁的囚犯和終身苦役犯，有偷蘋果的小毛孩和在聖雅克廣場被免死罪、被減輕罪行投入土倫監獄的大路殺人犯，有幾乎是清白的人和准罪犯，有藍眼睛和灰白鬍子，這樣的牢房是一些令人厭惡的、可怕的車間，那些可怕的幽靈在這裡肩並肩地幹著骯髒不堪的活，沒有新鮮的空氣和陽光，沒有交談，沒有互相關心的目光，有的人老朽得令人震驚，有的則年輕得令人不安。 在另一邊，是一座座隱修院、蜂箱；每個幹活的人都在自己的單人牢房裡，每個靈魂都在自己的蜂房裡；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巨大建築，裡面的人都是鄰居卻從未謀過面；這是一座由無數孤獨居室組成的城市，裡面只有孩子，他們互不相識，多年來住在一棟房子裡互為鄰居，卻從未聽見過各自的腳步聲和說話聲，他們之間僅隔了一面牆，卻如同隔了一道深淵。他們幹活、學習、做工、看書、八小時睡眠、一小時休息時間、一小時在四堵牆圍住的小院子裡遊戲、早晚禱告和冥思苦想。 一邊是垃圾堆，另一邊是文化教育。 您走進一間單人牢房，就可以看見一個孩子站在工作檯前，一扇磨砂玻璃窗照亮了工作檯，玻璃窗可以打開。孩子穿著肥大的灰粗呢衣服，顯得乾淨、嚴肅而平靜。他停下手中的活計，向來訪者致意，您向他提問，他目光嚴肅、語氣溫和地回答您的問題。有的孩子在做鎖，每天做十二把鎖；有的為家具雕刻，以及諸如此類的活計。有多少工種就有多少車間，有多少車間就有多少走廊。另外，孩子還會讀書和寫字。他在監牢里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有一個老師。 但是，不應該認為過度的溫和使這座監獄作為懲罰手段效力不大。事實不是這樣，它其實顯得十分悲慘，所有的囚犯都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神態。 這座監獄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批評。單獨囚禁制度剛開始實行，還有許多方面有待完善和改進。目前的狀況雖然不夠完善，還有不少缺陷，但與集體囚禁制度相比它還是令人讚賞的。 囚犯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只有幹活是自由的，於是犯人便對自己的工作發生興趣，無論這工作是什麼。這樣，一個貪玩的、厭惡一切工作的頑童變成了一個勤奮的工人，這是因為活少使人厭倦，而活多則使人高興。 當人被囚禁時，可以在最枯燥的工作中找到樂趣，就如同在最黑暗的地窖里可以找到光明一樣。 4月5日，我參觀了監獄，我對陪伴我的監獄長說： 「現在你們監獄裡關押了死囚嗎？」 「有，先生，他叫馬吉，他曾經試圖用刀殺死一個名叫苔麗絲的姑娘，想搶劫她。」 我說：「我想同他談談。」 監獄長說：「先生，我完全聽從您的吩咐。但是，我不能為您引見死囚。」 「為什麼？」 「先生，警方規定我們不許任何人進入死囚牢房。」 我接著說： 「監獄長先生，我不知道警方的任何規定，但我知道法律的規定。法律將監獄置於法庭的監督之下，將大臣置於貴族院議員的監督之下，貴族院議員可以被指定去評判監獄。如果有監獄發生濫用權力的行為，立法者可以進去審查。在死囚牢房也可能存在不良現象，進去審查是我的職責，而開門則是您的職責。」 監獄長沒有反駁我，帶我去了死囚牢房。 我們沿著一個小院子走，那兒有一些花草，一條迴廊環繞著院子。這是死囚散步的場所。有四座高樓圍著院子。在迴廊一側的中央有一扇鐵皮大門，一個看守打開了這扇門，我們來到一個鋪著石塊、黑暗的穿堂。我看見前面有三扇門，一扇在正對面，另兩扇在左右兩邊；三扇沉重的門都開了一個帶鐵柵的小窗口，裝上了巨大的鐵架。這三扇門對著三間死囚牢房。這些死囚在第二次向最高法院上訴請求赦免後等待著命運的結果。一般是緩期兩個月。 監獄長對我說：「這些牢房只有兩間同時有犯人。」 有人給我打開了中間那扇門，這間牢房現在關押著死囚。 我走了進去。 在我走進牢房的同時，裡面的人也迅速站了起來。 這個人站在房間的盡頭，我首先看見的就是他。一束慘澹的陽光從他頭頂上帶通風罩的大窗戶射進來，從背後照亮著他。他光著頭和脖子，腳上穿著鞋，身上穿著褐色呢褲和囚犯的緊身衣，灰色粗布做的緊身衣的袖管在胸前打了個結。透過衣服可以看見他手裡拿著一個塞滿菸絲的菸斗。當門打開時，他正要點燃菸斗，這個人就是死囚。 從窗戶可以看見一點正在下著雨的天空。 一陣沉默。我過於激動，一時張不開口說話。 這是一個年輕小伙子，顯然還不到二十二或二十三歲。他的頭髮是栗色的，自然捲曲，剪得很短，鬍子沒有剃，他的眼睛大而漂亮，目光卻很猥瑣下流，他鼻樑塌陷，耳後骨寬大，這是惡的標誌。他的額角低，嘴巴醜陋，左臉下部因不安而腫脹；他臉色蒼白，整個面孔顯出驚魂不定的神態。不過，當我們進來時，他竭力擠出微笑。 他站在那兒，他的床在左邊，這是張凌亂的破床，剛才他可能還躺在床上；右邊有一張漆成黃色的小木桌，上面有一塊漆成聖安娜大理石色的木板。桌上有幾隻上釉的粗陶碗，碗裡裝著清煮蔬菜和少許肉，還有一塊麵包和一隻裝滿菸草、打開著的皮菸袋。桌旁有一張鋪著麥秸墊子的椅子。 這裡不再是往日巴黎裁判所那些可怕的牢房，這間牢房相當寬敞明亮，粉刷成黃色，有床、桌、椅子，我們的左邊有一個陶器爐子，裝在牆角面對窗戶的一塊木板上堆滿舊衣服和陶瓷碎片。在另一個角落裡，有一把方椅，代替以前黑牢里骯髒的老式斗形座。所有的東西都很乾淨，或者說基本上很乾淨，擺得井然有序；牢房裡空氣流通，也打掃過，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市民氣息，使所有的東西失去丑和美。房中有雙重鐵條的窗戶打開著，兩根固定的小鐵鏈掛在囚犯頭上方的兩顆釘子上。 靠近爐子站著兩個人，一個佩帶軍刀的士兵和一個看守。總是有兩人日夜不停地看守著死囚，每三小時換一班。 最初我並沒有看見這整個場景，因為死囚本人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帕雅爾·德·維勒納夫先生陪著我，是他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指著我說： 「馬吉，這位先生來看望你。」 我接著說： 「先生，如果您有什麼要求，我在此洗耳恭聽。」 死囚點頭哈腰，露出令人難受的笑容，他回答我說： 「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先生。我在這裡很好。這些先生（他指著兩個看守）對我很友善，很願意與我交談，監獄長先生也經常來看我。」 我又問： 「您在這裡吃得怎樣？」 「很好，先生，我有雙份口糧。」 沉默了一刻他又說： 「我們有權得到雙份口糧，我還有白麵包。」 我看了看麵包，果然很白。 他接著說： 「監獄的麵包是我唯一不能適應的東西。在我被關押在聖貝拉吉的時候，我們組織了一個年輕人的團伙，與旁人不打交道，爭取得到白麵包。」72 我又問： 「您在聖貝拉吉比在這兒好嗎？」 「我在聖貝拉吉很好，在這裡也很好。」 「您說與其他人不來往，您說的『其他人』指的是誰？」 他答道： 「指那裡的大多數人。」 這個死囚是沙巴奈街一個看門人的兒子。 我問他： 「您的床舒服嗎？」 監獄長掀起被褥，對我說： 「先生，您看，一個床繃、兩床褥子和兩條毯子。」 馬吉補充道： 「還有兩個長枕。」 我又問他： 「您睡得好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很好。」 床上有一本打開的不成套的書。 「您看書？」 「是的，先生。」 我拿起書，這是一本上世紀印刷的《地理和歷史簡編》。這本書的頭幾頁和書皮都沒有了，書翻開在康斯坦丁湖的那一頁。 監獄長對我說： 「先生，是我借給他這本書的。」 我轉向馬吉： 「您對這本書感興趣嗎？」 他答道： 「是的，先生。監獄長先生還借給我《拉貝魯斯和柯克船長遊記》。我很喜歡這些偉大的航海家的冒險經歷。我已經看完了這本遊記，但我還願意再看一遍，一年後或十年後我將願意再看一遍。」7374 他不說「我可能再看」，而是說「我將再看」。這個年輕人是個能說會道的傢伙，而且說話時帶有自鳴得意的味道。「偉大的航海家」是他的原話，他說話用的是報刊風格。在後來的談話中，我注意到了這種缺乏自然的風格。一切都在死亡面前消失了，除了裝腔作勢之外，善良消失了，惡意消失了，善人變成了苦人，粗暴的人變成了溫和的人，裝腔作勢的人仍然是裝腔作勢的人。真奇怪，死亡降臨到你身上，卻沒有能使你變得單純。 這是一個虛榮心很強的可憐人。他有點藝術細胞，但實在太少，虛榮心又使他喪失了這太少的藝術細胞。他好出風頭，好享樂，有一天早上，他在父親的五斗櫥里偷了一百法郎；第二天，他玩樂了一整天，美餐佳肴，進戲院，放縱一時，他殺了一個姑娘，想搶劫她的錢財。這走上犯罪道路的可怕梯子有許多梯級，從偷家裡的錢到殺人，從父親的責備到斷頭台，像拉塞奈爾和布爾曼這樣的惡棍用了二十年時間才從梯子上走下來，而這個年輕人昨天還是個孩子，卻一步跨完了梯子。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正如院子裡一個以前的小學教師、現在的苦役犯說的那樣，他「跨越了所有的梯級」。 這樣的命運是一個什麼樣的深淵啊！ 「難道您沒有任何辦法生存下去了嗎？」 他抬起頭，自豪地回答： 「有能力生存，先生。」 他接著說下去，我沒有打斷他的話： 「我為家具繪畫，我還深造過，想當一個建築師。我叫馬吉，我是勒·杜克先生75的學生。」 他想說的是維奧萊-勒·杜克先生，羅浮宮的建築師。在他後面的話中，我注意到他頗為得意地說出馬吉、勒·杜克先生這幾個名字。 他沒有停下來： 「我創刊了一份以木器工人為對象的畫報。我完成了幾幅版畫，還想給織掛毯的工人提供一些符合職業規範的文藝復興風格的繪畫，他們從來沒有過這種東西，以往都是一些不合適的流行版畫。」 「您的想法很不錯，但您為什麼不付諸實施呢？」 「沒有成功，先生。」 他平靜地說出這句話，接著又補充道： 「不過，我不能說我缺錢，我有才能，我賣畫，我當然能賣掉我想賣的那些畫。」 我忍不住問他： 「那為什麼？」 他明白我的意思，接著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腦子裡產生出了這個念頭。直到那致命的一天，我還不敢相信自己敢這麼做。」 說到致命的那一天，他停住了，然後又帶著無所謂的口吻說： 「很遺憾這裡沒有我的畫，否則我會拿出來給您看的。我也畫風景畫。勒·杜克先生教過我水彩畫，我擅長西塞里風格，我畫的作品有人會打賭說是出自西塞里先生之手。我非常喜歡繪畫，在聖貝拉吉，我為好幾個夥伴畫肖像，都是用鉛筆畫的。監獄不允許我帶水彩盒進去。」 我脫口問道： 「為什麼？」 他猶豫片刻，我有點後悔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似乎看出了原因所在。 他又說： 「先生，這是因為他們考慮顏料里可能有毒，其實他們想錯了，這是水彩顏料。」 監獄長問： 「但是，在硃砂里有鉛丹吧？」 「這有可能，」他說，「事實是他們不願意我帶進來，我只能用鉛筆，那些肖像畫還是很酷似真人的。」 「在這裡，您做些什麼？」 「我有事做。」 他想了一會兒，接著說： 「我可以畫畫。這個（他指了指囚衣）不妨礙我作畫。在必要的時候，我完全可以畫（他說著揮動了一下袖管下的手）。再說，這些先生（他指著看守）對我很好。他們已經允許我挽起袖管。但我做別的事，我看書。」 「您大概也見指導神父吧？」 「是的，先生，他常來。」 說到這裡，他轉向監獄長： 「但我還沒有見過蒙戴斯神父。」 從他嘴裡說出這個名字，我有一種不祥之感。我一生中見過一次蒙戴斯神父，那是一個夏日，那天陽光燦爛，在交易所橋上，他坐在將盧維爾76送往斷頭台的馬車上。 監獄長已經回答說： 「啊，當然，因為他老了，他有八十六歲了；可憐的老人盡其所能履行職責。」 我說道： 「八十六歲！要的就是這個，只要他還有力氣。到了這個歲數，人與上帝更接近了，會說出美妙的話語。」 馬吉平靜地說： 「我很樂意見他。」 我對他說： 「先生，要有信心。」 他又說： 「唉，我沒有泄氣。首先，我已上訴最高法院請求赦免。對我的判決有可能撤銷，我不是說這判決不公正，只是有點過於嚴厲了，應該考慮我還年輕，從輕處罰，而且我在給國王的申訴書上籤了字，我父親來看我時勸我放心。勒·杜克先生親自把申訴書呈交國王陛下。勒·杜克先生對我了如指掌，他很了解他的學生馬吉，國王一般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不赦免我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把話說絕，只是……」 他停住了話頭。 我對他說： 「是的，要充滿希望。您在這裡一邊有法官，另一邊有您的父親。您在上天也有您的父親和法官，那就是上帝，他在感到有必要給您判罪的同時不會不考慮到需要寬恕您。滿懷希望吧！」 馬吉說： 「謝謝，先生。」 又是一陣沉默。 我問他： 「您想要什麼？」 「我想出去散步，比以往更經常地能夠出去散步。就這些，先生。我每天只能出去一刻鐘。」 我對監獄長說： 「這太少了。為什麼？」 監獄長答道： 「因為我們責任重大！」 「怎麼！如果兩個看守不夠，就派四個看守好了。不要拒絕給這個年輕人一點空氣和陽光。散步的院子在監獄中央，到處是門和鐵柵欄，周圍高牆林立，四個看守加上強制性的囚衣，每個邊門有哨兵，兩條巡邏道，六十尺高的圍牆，您還擔心什麼？囚犯要求在院子裡散步就應該給他這個自由。」 監獄長一邊鞠躬一邊說： 「您說得對，先生，我按照您說的做。」 死囚感激地謝我。 我對他說： 「我要走了。轉向上帝吧，勇敢些。」 「我會勇敢的，先生。」 他送我到門口，門重新關上了。 監獄長讓我進入右邊的單人牢房。 這間牢房比剛才的那間要長一些，只有一張床，床上有隻粗陶罐。 監獄長對我說： 「這裡關過布爾曼。他在這裡度過了六個星期，在這塊地板上走壞了三雙鞋，還踩壞了地板。他不停地走，每天在牢里走十五法裡，這是個可怕的人物。」 我問道： 「您這裡關過約瑟夫·亨利嗎？」 「關過，先生，不過是關在醫務室里，因為他病了。他總是不停地寫，給掌璽大臣寫信，給總檢察官寫信，給大法官寫信，給貴族院大臣寫信，寫的信都是四頁紙，字寫得小而密。有一天我笑著對他說：『幸虧您不用看您自己寫的東西！』顯然，沒有人會看這些信，他是個瘋子。」 我走出監獄時，監獄長指給我看兩條巡邏道。高牆林立，青草稀落，每三十步一個崗亭，令人不寒而慄。 他指給我看在死囚的窗下有一個廣場，去年兩個站崗的哨兵開槍自殺。他們把槍口放進嘴裡，腦袋開了花。現在還可以看到崗亭上的兩個彈眼。冬日的雨水已經洗掉了牆上的血跡。其中一個士兵自殺的原因是巡邏的長官看見他沒帶槍，他把槍放在了崗亭里，長官走過來對他說：「關半個月禁閉。」另一個士兵為什麼自殺一直還是個謎。 4月10日 卡斯泰拉納太太突然死亡。 那天晚上她在家裡宴請眾人。開飯前一刻鐘，她穿戴完畢，突然她叫了一聲：「啊！我的上帝！」接著她又說：「去找我的女兒來。」她的女兒孔塔德太太住在同一座房子裡，也就是聖奧諾雷區57號。孔塔德太太急匆匆地趕到。 她問道：「母親，您怎麼了？您不舒服嗎？」 卡斯泰拉納太太說：「不，我要死了。」 過了一會兒，她就斷氣了。這是個和藹、才智過人的女人，她使莫雷先生陷入絕望之中，她曾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情婦，很受寵愛。 這一兩年來，她患了水腫，兩腿都腫得厲害，她是死於水腫。她曾經美麗非凡，但很早就不為自己的美麗而自鳴得意了。有一天，她對我說：「當我走進客廳時，我已經習慣人們的驚嘆：她真是美極了！一天，我和我女兒（她現在是孔塔德侯爵夫人，她長得很迷人，儘管嘴巴有點難看）去大法官家裡我看見人們也驚嘆，但是對象是我的女兒，我很高興又很悲傷，從此我不再自以為是了。」 她非常迷戀愛情。蓋太太曾這樣談到她：「她在給窮人一個蘇的時候，都要努力讓這個窮人愛上她。」 5月28日 雅克·德·維特里主教是這樣形容他那個時代的巴黎大學學生的： 英國學生膽小、酗酒， 法國學生瘋狂、女人氣、高傲， 普瓦圖人陰險、吝嗇， 勃艮第人粗魯、愚蠢， 布列塔尼人易變、輕浮， 倫巴第人惡毒、膽怯、吝嗇， 羅馬人粗暴、殘忍、好騷亂、總是摩拳擦掌， 西西里人專橫、殘忍， 布拉邦特77人經驗豐富、善偷、縱火、暴躁， 弗來米人奢侈、擺闊、愛美味佳肴、放蕩。 5月29日 中國人沒有墓地。當一個人死後，人們就把他抬走；一個巫師走在棺材前面，巫師停在哪兒，死人就葬在哪兒，哪怕是在路中央。這個簡單的細節就足以維持中國的現狀。道路堵塞，行車困難，一個難以進入的國家。 當代事件 7月6日 蒙龐西埃先生昨夜在萬森林園的米尼姆公園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晚會。 晚會很美，很迷人。這場晚會使親王花費了二十萬法郎。人們在樹林裡支起了無數的帳篷，這些帳篷是從家具儲藏室、法蘭西武器庫借來的，有些還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這些東西就花去了一萬法郎。這些帳篷里有摩洛哥皇帝的帳篷，這頂帳篷是在伊斯利戰役繳獲的，三年前放在杜伊勒利宮展覽過，是放在建在大水池裡的地板上展覽的。還有阿卜德-埃爾-卡迪爾的帳篷，是和他的全班人馬一起捕獲的，這頂帳篷非常漂亮，帶有絲織的紅黃圖案；還有一頂帳篷是君士坦丁的貝伊的，帳篷的式樣非常華麗，最後還有薩利姆蘇丹獻給拿破崙的帳篷。 最後這頂帳篷使其他所有的帳篷都黯然失色。從外面看，這是一頂普通的帳篷，引人注目的只是帳篷上的一些小窗戶，窗框是用繩子做的，每一邊有三個窗戶。走進去才別有洞天，好像置身於一個巨大的金錦緞首飾盒裡，在金錦緞上有奇花異草和千變萬化的裝飾圖案。走近看窗上的繩子，都是最漂亮的金銀花邊，每扇窗戶都有錦緞遮陽棚，帳篷的外層是絲質的，帶紅藍相間的粗條紋。如果我是拿破崙，我願意把我的行軍床放在這個充滿花和金銀的帳篷里，在瓦格拉姆、伊埃納、弗里德蘭戰役的前夜睡在這帳篷里。 人們在裡面胡亂擺放的那些醜陋的桃花心木家具使這些漂亮絕頂的帳篷遜色不少。 蒙龐西埃先生興致勃勃地熱情款待來賓。 人們在一個巨大的挑棚下跳舞，公主們都站在挑棚下，只有奧爾良公爵夫人除外。奧馬爾公爵先生特意從布魯塞爾趕來參加這次晚會。瑪麗-克里斯蒂王后在她的女兒蒙龐西埃夫人身邊，她風韻猶存，只是過於肥胖，頭髮也都花白了。 餐桌擺在其他的帳篷里，桌上有大量的清涼飲料，酒菜台子到處都是。四千多來賓看上去既不算多，也不算少，沒有擁擠和嘈雜。女人不多。 晚會有一種出色的軍事氣派。兩門路易十四時期的青銅大炮充作進口大門的柱子，到處都有萬森的炮兵用手槍的帽頭做的矛柱。 公園的主道用彩色玻璃照明，人們好像在樹叢中看見了仙女們的綠寶石和紅寶石項鍊。放眼看整個主道，就好像看到了縮小了的7月29日那天燈火輝煌的香榭麗舍大街。有三棵高大的楊樹被燈光映照在黑暗的天空上，顯示出一種神奇的效果，令人驚嘆。樹枝和樹葉隨風飄動。 在主道的兩旁，人們豎起了一些炮兵博物館的哥德式全副甲冑；有一些靠在橡樹和椴樹上，有一些則是直立著的，手握長矛，臉甲壓低，坐在模擬的戰馬上，這些馬身披馬甲，佩戴著徽章，架著鞍轡，戴著發亮的頭甲。這些鋼製的塑像戴著面具一動不動地豎立在晚會上，周身閃閃發亮，光芒四射，令人眼花繚亂，又有一種恐怖的氣氛。 大家跳的是由人唱的四組舞曲，沒有比這些在遠處的樹林裡唱溫柔歡快的曲子的童聲更可愛的了。就像騎士在這森林裡聽見了仙女的歌聲而受到誘惑，永遠不願離開了。 人們在樹下吊了許多中國燈籠，這些燈籠看上去像發亮的大橙子，沒有比這些在黑樹枝上突然開放的火果實更令人奇怪的了。 小號聲不時地打斷晚會的嘈雜聲。 在主道的盡頭，炮兵們懸掛了一個用通條做成的榮譽勛位的星形標誌。他們在矮樹叢里放了一堆堆圓炮彈、迫擊炮和榴彈炮做椅凳。兩座巨大的攻城炮守衛著十字勳章，下面是國王和王后的半身石膏塑像。 我看見大群的人在這裡面穿梭，其中有奧貝爾、阿爾弗雷德·德·維尼、亞歷山大·仲馬和他的兒子、泰勒、查理·杜潘、泰奧菲勒·戈蒂埃、梯也爾、基佐、羅特希爾德、達魯伯爵、弗朗克-卡雷院長、古爾戈將軍、拉格朗熱將軍、聖庸將軍、費震薩克公爵、埃貝爾掌璽大臣、克拉翁親王、警察局長、諾曼比勳爵、納瓦埃斯、瓦朗斯公爵、商務大臣、庫寧-格里丹納先生，還有許多議員和大使。大家互相交談著。 埃貝爾先生走過來同我說話，他一本正經地說著，滔滔不絕地引用警句格言，這是他的愛好，他說起話來就像羅什福的作品片斷，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突然他打住話頭，問我：「您把這個大臣公園叫什麼？」我答道：「像您說的那樣！就叫它格言公園。」 有兩個穿白呢斗篷的阿拉伯人，君士坦丁的法官和布-馬薩。布-馬薩有一雙漂亮的眼睛，但目光下流；有一張漂亮的嘴巴，但笑起來很難看，看上去是個靠不住的、兇猛的人。這人身上兼有狐狸的狡猾和老虎的兇猛。不過，我看見他有一刻表情很柔和，在那一刻他以為自己是一個人在樹林裡，他走近阿卜德-埃爾-卡迪爾的帳篷，仔細地打量它，他好像在對它說：「你在這裡幹什麼？」布-馬薩很年輕，他看上去有二十五歲。 凌晨一點，人們放焰火，孟加拉的煙火照亮了森林。人們先給公主們上菜，所有的女人都坐著吃，男人都站著用餐。吃完後，大家又開始跳舞。我很遺憾沒有等到晚會結束，我很想通過這些黑壓壓的樹枝，在這即將結束的晚會上，看到從暗淡下來的燈彩、奄奄一息的燈飾、疲倦的舞者、被花、鑽石和灰塵包圍的女人、蒼白的面孔、昏昏欲睡的眼睛、弄亂了的打扮中升起的第一束那麼慘白、那麼暗淡的晨光。 另外，我相信這個晚會在我心裡留下了一種不安的感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半個月以來人們都在談論它，巴黎人很關心這次晚會。昨天，從杜伊勒利宮一直到王宮的棚欄前，三層人海擠滿了沿河大街聖安東尼街和聖安東尼區，為的是親眼目睹晚會來賓的車輛通過。每時每刻，人群都向那些打扮得雍容華貴的車裡人狠狠地罵不絕口，好像給這一時的燦爛輝煌蒙上一層仇恨的雲彩。 每個回來的人都要訴說自己的經歷。他們嘲罵路易·布朗基78和阿薩爾，朝托尼·若阿諾的馬車吐唾沫，往納瓦埃斯將軍的車上扔土塊。泰奧菲勒·戈蒂埃一貫很平靜，無動於衷，對這件事也陷入沉思，預感不妙。 但是這次晚會看上去沒有什麼失策之處，不會有什麼不得人心的地方；相反，蒙龐西埃先生在自己花了二十萬法郎的同時，讓別人花費了一百萬法郎。這樣，在目前這麼貧困的時刻，一百二十萬法郎投入流通，對民眾有利，民眾應該滿意。然而，事實不是這樣。 奢侈是大國和偉大的文明的一種需要。但是，在某些時刻，不應該讓民眾看見它。可是，看不見的奢侈是什麼奢侈呢？這是個問題。在暗處的豪華，默默無聞的揮霍，不顯露的排場，不傷任何眼睛的富麗堂皇，這可能嗎？應該好好想想這一點。在艱難困苦的時刻，向民眾展示奢侈，民眾的頭腦還是孩子的頭腦，會很快越過無數級，他們不會說這奢侈使他們能夠活下去，對他們有利，這奢侈是必需的。他們會說他們在受苦，而這些人在享樂；他們會問為什麼這一切不屬於他們。他們觀察這些事物時，不是以他們的貧窮來觀察，他們的貧窮需要工作來解決，因此也就需要富人，而是以羨慕和嫉妒的心情來觀察。別以為他們會從這裡得出結論：這一切頂我幾個星期的工資。不，他們想要的不是工作，不是工資，而是休閒，享樂，車，馬，僕從，公爵夫人。他們不是要麵包，而是要奢侈。他們把顫抖的手伸向所有這些輝煌的現實，可是如果他們真正觸摸到這些現實的話，這些現實就只是一些影子了。當所有人的貧窮奪取了少數人的富有的那一天到來時，黑夜就降臨了，人們會變得一無所有。 所有的人都一無所有。 這一點充滿了危險。當人群用這種目光看富人的時候，他們的腦子裡轉動的不再是思想，而是事變。 最使民眾惱火的是王子們和年輕人的奢侈。事實上，很顯然後一部分人不費力氣就能得到奢侈，而前一部分人沒有時間得到奢侈。他們認為這不公平，因此他們很氣憤；他們不想一想這種生活的不平等證明了另一種生活的平等。 平衡，公平：這就是上帝的法律的兩個方面。他在物資和肉體的世界裡為我們指出了第一個方面，在心靈的世界裡為我們指出了第二個方面。 7月29日 一年後，我發現原來訂的寫作計劃幾乎不可能完成。我感到很遺憾，因為這計劃本來是會很新奇有趣的。但是，這樣一本書缺乏生活和自然。怎麼能夠冷靜地把每天知道的事情寫下來？要通過激動、激情、事件、煩惱、災難、事變、紛擾的生活來做這些怎麼可能？再說，被感動，就是在學習。當人們每天寫作的時候，只能記下那些感動你的事情，不可能幹別的。這就是我每天所做的，我儘可能在這部記事中做到不帶個人色彩。 我寫這些的時候，想到我那死去的女兒，快四年了，我的心和靈魂轉向上帝。 8月2日 國民公會議員塞爾讓-馬爾索於7月25日在尼斯去世，終年九十七歲，他當過羅伯斯庇爾的秘書。對處死路易十六他投了贊成票。他還說如果這件事要重新投票的話，他還會那麼做的。 8月3日 有一個老大學生名叫勒克，這個可憐的傢伙有頭腦，心地善良，他本來是前途遠大的，可是他把遠大的前途泡進了酒里，三十五歲就離開了人世。 他去世前，在他經常消磨時光的咖啡館裡，他勸誡年輕人要努力工作，持之以恆。他悲傷地說：「我是一座掛在房子正面的鐘，向所有的人指明時間，唯獨不向房裡的那個人指明時間。」 8月4日 凡爾賽的那座斷頭台從1793年啟用，現在已經用壞了。人們換了一個新的，沒有以前的那座高。前天，第一次用新斷頭台處決犯人，這個犯人是個殺人犯，名叫托馬斯，行刑時他發出可怕的叫喊聲。 凡爾賽有了它的第二座斷頭台，希望它不再用第三座了。 8月18日下午四點 我剛得知一個消息：普拉蘭公爵夫人昨夜在她的公館聖奧諾雷區55號被殺身亡79。我準備寫下一些特別的情況。 8月20日 為了羈押普拉蘭先生，明天貴族院召開會議。 8月21日（會上記錄） 兩點零七分，公開會議開始。掌璽大臣埃貝爾登上講台，宣讀組成貴族院的布局安排。 在議會大廳的專席上有一些婦女。在西邊的席位上有一個胖男人長得很像帕爾芒蒂埃，他是禿頭，紅紅的臉膛，有一刻他吸引了議員們的注意力。 大法官令坐在專席上的人退走，總檢察長德朗格勒和代理檢察長布雷松穿著紅袍走進來。大法官發現專席沒有完全撤空，尤其是記者席，他生氣了，向執達員發命令。專席好不容易才撤空。 普拉蘭先生昨天被捕，根據大法官的命令被關押在議會的監獄裡。布瓦西先生反對這樣做，蓬泰庫朗先生、庫贊先生和波塔利斯先生，還有大法官，贊成這一法律行為是合法的。 為了感謝蓬泰庫朗先生和庫贊先生對他的支持，大法官向議會建議讓他們參加預審委員會。 今晨破曉時，普拉蘭先生被監禁。 正是普拉蘭先生在7月17日將筆遞給我，讓我在泰斯特先生和古比埃爾先生的判決書上簽字。一個月以後，也就是8月17日，他用匕首在他自己的判決書上籤了字。 普拉蘭先生身材不高，相貌平庸。他的模樣很溫和，但很虛假。他的嘴巴很醜，笑起來樣子很可怕；他有一頭灰白的金髮，臉色蒼白，一副英國人的神態；他不胖也不瘦，不漂亮也不醜，他的手又大又丑。他的表情總是想說他沒有說出的事情。 我平生只同他談過三四次話。最後一次，我們是在一起上樓梯，我告訴他如果不赦免迪布瓦·德·熱納，我會向陸軍部長質詢，迪布瓦·德·熱納的兄弟曾當過公爵的秘書，他表示贊同我的意見。 他並沒有妥善地處理迪布瓦·德·熱納這件事。他很輕率地打發了迪布瓦。公爵收下他寫的請願書，答應他將親手交給國王，而他只是把請願書丟進了郵筒。 普拉蘭先生在議會上從不發言，但他在一些訴訟中的投票都很嚴厲。在泰斯特一案中，他的態度非常強硬。 1830年，我有時在馬米耶侯爵那兒見到他，他當時還是普拉蘭侯爵，他的父親還活著。我當時注意到侯爵夫人，她很胖，與瘦瘦的侯爵形成對比。 可憐的公爵夫人被刀剁碎了，被槍托猛擊頭部而死。保安局接替維多克的阿拉爾說：「幹得很糟；職業殺手要幹得好得多，這是個上流社會的人幹的。」最初的懷疑就是這樣產生的。 會議開完後，我去了閱覽室。我們又針對在法院判決前逮捕普拉蘭先生的合法性進行了討論，參加討論的有諾瓦耶公爵、布里薩克公爵、蓬杜瓦伯爵、塞吉耶首席院長和我。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見，除了塞吉耶先生。 我對諾瓦耶公爵說：「大法官和其他人為了掩蓋這一違背憲章的決定找出的理由只是一些革命的理由：必要性、國家利益，等等。如果這些理由確立，皇家的不可侵犯性就不存在了。如果國王犯了和普拉蘭先生同樣的罪行，您知道人們會怎樣做嗎？」 諾瓦耶公爵迅速地回答我說：「逮捕他。」 「然後呢？」 「審判他。」 「審完後呢？」 「送他上斷頭台！」布里薩克老公爵吼道。 諾埃伯爵在衣帽間對我說：「您明白嗎？他點著了火燒自己的睡衣！」 我對他說：「他是有東西要燒，但不是他的睡衣，而是他的頭腦。」 有六十多個議員參加了這次會議。 上個月，軍隊在古比埃爾將軍身上遭受了一次打擊，法官在泰斯特院長身上遭受了一次打擊；現在，貴族在普拉蘭公爵身上遭受了打擊。 不過這一切都應該結束了。 8月22日星期天 在殺人命案的前一天晚上，人們還可以從哈爾萊街勒麥爾太太家的德露茲小姐房間的窗戶上看見公爵從鄉下帶給德露茲小姐的瓜果、花束和水果籃。 公爵現在病得很厲害，聽說他服了毒。剛才我聽見一個小店主說：「我的天，但願別殺了他！每天早上在報上看這件事的報道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樂趣！」 大法官在議會秘密會議上發言時聲稱「議會要履行的責任對議員來說從來沒有這麼令人悲傷，對我來說從來沒有這麼艱難」。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聲調都變了。在開會之前，他也來到閱覽室，我向他問好，並與他握手。老大法官很痛苦的樣子。 大法官還對我們說：「自殺和逃跑的謠言已經在流傳。議員先生們可以放心，預防措施很周全，罪犯，如果判他有罪的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逃避他應該受到的法律懲罰。」 聽說總檢察長德朗格勒已經向至交密友透露了一點事情的真相，描繪了殺人現場：這裡是華貴的家具、金色的流蘇、絲質的帷幔，等等，那裡是一攤血；這裡是打開的窗戶、晨曦、樹木、一望無際的花園、小鳥的歌唱、太陽的光芒，等等，那裡是被殺的公爵夫人的屍體。鮮明的對比。德朗格勒自己已經對這件事入了迷，對自己的描繪也著了迷。 17日那天，德露茲小姐在勒麥爾太太家的女傭餐桌上吃了晚飯。她臉色蒼白，顯得很痛苦。她的女伴朱麗·里維埃小姐問她：「您不舒服嗎？」德露茲小姐回答說她是身體不舒服，上午在聖雅克街就開始感到難受，可是醫生當時沒有提議給她放血。 路易醫生是普拉蘭全家的家庭醫生。他被召來給公爵看病。警察局要他答應只同公爵談病情，其實這種謹慎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公爵只能以點頭或搖頭來回答醫生的問題，他處於一種奇怪的麻木狀態。路易先生確認他吞了一種麻醉藥想服毒自殺。 另外，20日那天路易先生認為公爵傷勢嚴重，不能運送，他認為大法官不顧他的意見讓人把公爵拖到盧森堡宮，是想讓他在路上死掉，我不這樣認為。 民眾對公爵義憤填膺，家屬對他更是怒火滿腔。如果把他交給家屬審判，那判決肯定要比議會嚴厲得多，比民眾的判決要殘酷得多。 8月24日 普拉蘭公爵今天下午五點在盧森堡宮死去。 8月27日 星期四，當我與庫贊和聖奧萊爾伯爵從學院走出來時，庫贊對我說： 「你們研究一下這個德露茲小姐，她真是個出眾的女人。她寫的信封封都是傑作，充滿智慧，語言精湛。她的審訊記錄也非常出色，你們看到的還只是通過科希翻譯過來的記錄；如果你們親耳聽到，你們會驚喜的。人們不再有優雅，不再有分寸，不再有理智。如果有一天她想為我們寫東西，我的天，我們會授予她蒙蒂翁獎。另外，她還很專橫，有統治欲，這是個可惡又可愛的女人。」 我問庫贊：「啊！您是不是愛上她了？」 他回答我：「唉！」 聖奧萊爾先生問我：「您對這一事件怎麼看？」 我答道：「應該有一個動機，否則公爵就是瘋子。原因在公爵夫人身上，或是在情婦身上，總之是在某個地方。不然事情不會發生。在這種罪行的深處或是有一種巨大的理智或是有一種巨大的瘋狂。」 這是我的意見。至於公爵的殘忍，那是他的愚蠢造成的，他是個野獸，一個殘忍的野獸。 民眾已經造出了「普拉蘭內」（意為以普拉蘭的方式殺妻）這個詞。「普拉蘭內」他的妻子。 由於殺人犯馬吉剛在凡爾賽被處決（與公爵的死是同一天），我在盧森堡宮附近的人群中聽見有人說：「去年是勒孔特，接著又是馬吉，現在是公爵。」 預審議員前天參觀了普拉蘭公館。臥室還是保留著殺人那天的原樣，血已經由紅色變成了黑色，這是唯一的區別。 這間房間令人感到很恐怖，仿佛看見了公爵夫人搏鬥反抗的活生生的場景。牆上、門上、電鈴上到處都是血淋淋的手在晃動，可憐的女人像被困的野獸在房間裡大聲喊叫，在殺人犯的刀下拚命地尋找著出路。 路易醫生告訴我： 「在案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早上十點半，我被請到普拉蘭先生家，我當時對發生的兇殺案一無所知。想像一下我的震驚吧。我看見公爵躺著，他已經被監視起來了，八個人輪流看守他。有四個警察坐在牆角的椅子上。我發現他的狀況很糟，症狀明顯，是霍亂或中毒。人們責備我沒有馬上告訴他們這個事實：他服毒了。說出來就是揭露他，就是毀他。服毒是一種對罪行的默認。大法官說：『您應該早點說出來。』我答道：『大法官先生，當說出來就意味揭露的話，一個醫生是不會說的。』」 路易先生又補充說：「再說，公爵是個很溫和的人，他非常愛他的孩子，總是讓他的一個孩子坐在他的膝蓋上玩耍，有時背上還背著一個。公爵夫人原來很美，也很聰明，後來胖得不行。公爵很痛苦，但還是以最大的勇氣忍受著，他不哼一聲，在砒霜的折磨下一句呻吟都沒有。」 好像普拉蘭先生長得的確很勻稱。當人們把他抬到解剖台上時，醫生們都驚呆了，其中一個叫道：「多美的屍體啊！」路易醫生對我說：「他是個出色的運動員。」 他的棺材上有一個鉛牌，上面寫著1054號。死後的號碼，這是舒瓦瑟爾-普拉蘭公爵的墓志銘。 8月28日 如果陰影繼續圍繞在我身邊，我離開生命時的悲傷程度要比我想像的低。我充分地享受了生命中的美好和溫柔……到了不再有人愛我的那一天，啊，我的上帝，我希望我死去。 8月29日 我重新開始寫作。思考就是祈禱。 8月30日 議會放棄公爵一案的會議。 一點一刻，我走進會議廳，大廳里議員還很少。有維爾曼先生、庫贊先生、泰納爾先生、幾個將軍，其中有法布維埃將軍，還有幾個首席院長，其中有巴爾特先生；還有邦迪伯爵，他長得很像普拉蘭公爵。 我先和法布維埃將軍交談，然後又同巴爾特先生談了很久，我們無所不談，談的最多的是貴族院。應該重振貴族院，讓民眾喜歡它。 我們還談到阿爾弗雷德·德·蒙德斯鳩的自殺。在衣帽間，大家互相交談著，還談到另一件不幸的事：埃克姆爾親王昨天夜裡被當作流浪漢抓起來，關進了瘋人院，他向他的情婦砍了數刀。 兩點零二分，大法官站了起來，他的右邊是德卡茲先生，他的左邊是蓬泰庫朗先生，他講了大約二十分鐘。 總檢察長進來了。 現在有六十來個議員。布蘭卡公爵和波特侯爵坐在我旁邊。 德朗格勒先生宣讀了他的公訴狀，他傾向於議會宣布放棄這個案件，由於公爵的死。 總檢察長出去了。大法官說：「有人想發言嗎？」 布瓦西先生站起來，他同意大法官的一部分意見，在案件提交議會審理之前，公爵就已經服了毒；因此，法庭沒有任何責任。輿論譴責負責預審的議員鼓勵了服毒（抗議）。 朗瑞奈伯爵：——這個意見證據不足！ 布瓦西：——但這個意見很普遍。（不！不！）我堅持這個論點的成立，即服毒的責任不在大法官，不在預審議員，也不在法庭。 大法官先生：——懷疑不可能在任何人心中存在。解剖記錄完全能夠說明這個問題。 庫贊先生同意大法官的意見，同時他也贊成布瓦西先生的擔心，認為證據不足。 布瓦西先生堅持己見，他認為有「助罪行為」。但是他沒有指控法庭的任何司法人員。 巴爾特先生站起來，把發言權讓給了德卡茲公爵先生，他說在公爵死的那天，也就是星期二早上十點，他同普拉蘭先生談過一次話。 下面就是談話的內容： 德卡茲先生說：「我親愛的朋友，您很難受嗎？」 「是的。」 「這是您的錯。您為什麼要服毒？」 沉默。 「您服的是阿片酊嗎？」 「不是。」 「那麼，您服的是砒霜？」 病人抬起頭說：「是的。」 「誰給您的砒霜？」 「沒有人。」 「怎麼回事？是您親自去藥店買的？」 「是我從普拉蘭公館帶來的。」 沉默。德卡茲公爵接著說： 「為了您，為了您的名譽，為了您的家庭，為了您死後的名聲，為了您的孩子，現在您該說話了。服毒就是認罪。一個無罪的人不會在他的九個孩子失去母親的時候，再讓他們失去父親。那麼您是有罪的？」 沉默。 「至少您為您的罪行感到遺憾？我懇求您，如果您感到遺憾請說出來。」 被告向天空抬起頭舉起手，不安地說：「我是多麼為它感到遺憾啊！」 「那麼，認罪吧！您不想見大法官嗎？」 被告費勁地說：「我準備好見他。」 「很好！我會通知他的。」 「不，我今天太虛弱了，明天吧。告訴他明天來。」 下午四點半他就死去了。 這次談話沒有記錄在案，這是一次私人談話，德卡茲先生複述出來是因為法庭現在都是內部人在一起。 德卡茲先生又補充了這個細節：當人們把公爵運到盧森堡宮時，他穿著一條長褲和一件睡衣。在路上，他沒有嘔吐。他只是抱怨口渴得厲害。到達目的地後，當時是早上五點，人們給他脫了衣服，讓他睡在地上。第二天把他運到隔壁房間接受大法官的審訊時才給他重新穿上睡衣和長褲。審訊完後，又把他的衣服脫了，讓他躺在地上。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起來。因此，即使他口袋裡有毒藥，他也不可能服用。是的，人們沒有搜他的口袋，可是搜也無用。他的一舉一動都在人們的監視下。 巴爾特先生提醒大家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服毒是在19日星期三發生的，後來沒有再發生。 布瓦西先生提議對那些沒有看管好公爵的人進行懲罰。公爵是在星期三晚上十點服毒的。 大法官說布瓦西先生弄錯了，服毒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這樣的事在普通法庭和看守最好的監獄經常發生。 議會舉手表決，一致通過法庭放棄這一案件的判決。 馬薩公爵在表決後請求將「他的配偶」寫進判決里。有一個做母親的普拉蘭公爵夫人，人們滿足了這個要求。 總檢察長回來了，給他宣讀了判決，會議在三點差五分結束了。 許多議員還留在大廳里議論這件事。庫贊先生對布瓦西先生說：「您提的問題有道理。您做得非常出色。」 這一罪行有預謀嗎？ 預謀？有，也沒有。我們再就這一點統一一下。 有法定的預謀，即法律上規定的預謀，那就是說圖謀犯罪，把它作為一種需要耐心的活計、一種藝術作品去精心準備、策劃、安排、布置。 還有無意的預謀。 一個男人在一天早上殺了他的妻子。他是在一些奇怪的、前所未聞的、難以想像的、荒唐的、瘋狂的、愚蠢的條件下殺她的。我們最近就有一個可怕的實例（普拉蘭公爵）。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人們在沒有互相了解的情況下聯姻，這是家庭的聯姻，土地的聯姻，銀箱的聯姻，姓名的聯姻。一對新人性格不和，人們仍然讓他們結婚，他們就結婚了。有一天不和終於爆發了，兩種性格很難相處，一切接觸都成了衝突。接吻變成了廝咬，丈夫為難妻子，妻子為難丈夫。互相挖苦諷刺，悲傷痛苦，發火，吵架，互相仇恨。 那個男人本來就不善，開始變得好幻想。有一天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他的腦子裡突然有了這個想法：這就是我的一生！這是個多麼沉重的負擔啊！ 過了些日子，他在報上看到了這樣一則消息：某某公爵夫人去世了。他驚嘆道：天啊，這可是個好女人，她使她的丈夫過得很幸福！她死了多可惜，為什麼不是另一個死呢？好女人都死了，壞女人都活著。 他們去郊遊，出了車禍，馬車翻了，妻子沒有受傷。那丈夫想：「她沒有撞斷脖子是我沒有運氣。」 妻子病了，丈夫暗暗高興。他注意病情的發展，厚顏無恥地自語道：「但願她死掉！」 她卻痊癒了。 但是，他需要女人，他需要的女人不再是他的妻子，他就找了另一個女人。他很有錢，又年輕，機會多得很，女人也不缺。妻子發現了他的不軌，又引起新的激烈衝突，爭吵，大吵大鬧，傭人都知道了，對此說長道短。更可悲的是孩子們也開始猜到了，在他們的父母面前傷心地沉默著。 現在他們不再互相仇視了，情況更糟，更惡劣，他們互相仇恨。 一天夜裡，他們激烈爭吵後，丈夫想： 「誰幫我擺脫她，我給他十萬法郎！」 生活在繼續，就像一年四季的輪換一樣。心裡有千愁萬緒，憎惡在內心越積越多，偶爾面對能做到的事渾身發抖，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他讀報，打獵，高高興興地花掉二十萬鎊，說笑，抽菸，去法庭，如果是法官；去議會，如果是議員。 終於有一天，在這充滿暴風雨的家庭颳起了一陣惡風。出現了一個致命的情況：家族或家庭的利益，心靈的危機，要保留的財產，要留住的情婦。妻子，母親，那個擁有所有權力的女人對丈夫的某種企圖大為光火，瘋狂地、毫不留情地諷刺挖苦他最敏感的地方。丈夫垂頭喪氣地走了，自言自語道：「她要當心！我要像對付麻雀一樣擰斷她的脖子。」 從說到做只有一步之遙。 從此，丈夫的心裡總是在轉動一個惡念頭，這幻想一步步升級，就像登樓梯一樣。 一級一級地登，就像人們說的那樣。 他的理智在這個念頭中一步步地走，一步步地登，而不至於突然消失。 結局是突發的、殘酷的、意想不到的、可怕的、輕率的、瘋狂的，具有突發事件的所有特徵。一點點爭吵就足以引起這個結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使花瓶滿了，水終於溢出來。滿？什麼滿了？是一種無意識的預謀在數年中一滴一滴地、一個積恨接著一個積恨地滲進這個心靈，在他心裡成熟，而殺人犯自己還沒有意識到。殺人圖謀慢慢地進入殺人犯的心裡，占據了他的心，但他並沒有發覺。在這些致命的命運里，總有一天憤怒變成了仇恨，仇恨最後變成了犯罪。 分析這個罪行：您會發現這兩個因素在表面上被排除在外，而在事實上是連在一起的，即突發和預謀。 8月31日 一個鞋匠把他的成品拿給他的師父，這個成品值三法郎。師父覺得活做得不好，只願意付五十個蘇。鞋匠拒絕了，他們吵了起來，師父把他趕出了門。鞋匠帶著他的夥伴又回來了，用石頭砸碎了師父鋪子的玻璃，人群圍了上來，發生了騷亂。人們建立了國民自衛隊、聯盟、警察局。整個巴黎亂成一團。 我不喜歡這種徵兆。當人們的血液里有毛病的時候，最小的疹子都會引起疾病，皮膚擦傷都能導致截肢。 9月5日 為十個蘇的騷亂還在繼續，甚至更嚴重了。昨天是第五天了。 騷亂始於聖奧諾雷街，昨天開始蔓延到朗比托街。 9月6日 昨夜，我做了個夢：人們談了一夜聖奧諾雷街的衝突引起的騷亂。 我夢見我走進一個黑暗的通道，一些人在黑暗中走過我身邊，我走出通道。我來到一個方形廣場，周圍有高大的圍牆，或是高大的建築，把廣場圍在中間。這堵牆沒有門，也沒有窗戶，只有幾個洞。牆體的某些地方穿了不少孔，在牆的另一些地方牆體危懸欲墜，好像經歷了一場地震。這個廣場看上去像光禿禿、搖搖欲墜、荒涼的東方城市的廣場。 沒有一個行人。天微微亮。石頭看上去灰濛濛的，天空也是如此。我隱隱約約看見廣場的盡頭有四團黑乎乎的東西，很像大炮。 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大人和孩子跑過我的身邊，做著恐怖的動作。 其中的一個喊道：「快跑啊！這是機槍掃射。」 「我們這是在哪兒？這個地方是哪裡？」 「您不是巴黎人嗎？這是王宮。」 我又仔細地看了看，從這個荒涼的廢墟廣場認出是王宮的某種幽靈。 人群像一團雲一樣逃走了，我不知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我也想逃走，可是我不能。我在黃昏中看見一團亮光圍著大炮。 廣場上空無一人，有人在喊：「快逃走吧！要開槍了！」但看不見喊叫的那些人。 一個女人走過我身邊。她穿著很破爛，背上背著個孩子，她沒有跑，只是慢慢地走著。她看上去很年輕，臉色蒼白，神態冷冰冰的，很可怕。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對我說：「真糟糕！麵包要三十四個蘇，而且麵包店還短秤！」 我看見廣場盡頭的亮光發出一道閃電，我聽見了炮聲。於是我醒了。 人們剛才很響地關上了大門。 9月7日 為十個蘇的騷亂結束了，它持續了七天。 9月18日 以下是在1847年那些富有的、高貴的、風雅的、聰明的、智慧的、大方的洗澡者的樂趣： （1）把一個小木桶裝滿水，將一個二十蘇的硬幣扔進去，叫來一個窮孩子，對他說：如果你能用牙齒咬住這枚硬幣，它就歸你所有了。孩子把頭埋進水裡，透不過氣來，然後哆嗦著從水裡出來，口裡含著那枚硬幣。大家都笑了，這很開心。 （2）拿一頭豬來，把它的尾巴塗上油，賭誰抓住它的尾巴的時間最長。賭十路易，二十路易，一百路易。 人們整天就用這些來消磨時間。 不過，古老的歐洲崩潰了，農民起義在裂縫中產生，裂縫從舊的社會秩序中產生；未來是暗淡的，在這個世紀富人成了問題的中心，就像上個世紀貴族是問題的中心一樣。 9月23日 我全家今天都去了維爾吉埃。我來到陽台上，看著馬車在廣場一角拐彎，馬車的車號是1278。這雖然只是幾天的分離，但我還是感到難以克制的悲傷。 10月21日 我妻子生病的第一夜，是我守護她。我躺在她床邊的一張椅子上，閉著眼睛。有一會兒，我聽見她在動，我覺得她沒有睡著。突然，她發出可怕的叫聲，我睜開眼睛，看見她坐起來，我站起身。她說道：「啊！您起來了！太好了！我夢見我死了，在地獄裡。我的地獄是這樣的：我始終能看見您，但您一動不動。」 這地獄始終在我的腦子裡，使我感到很恐怖。 11月4日 今天是師範學院的落成典禮，在烏爾姆路。杜布瓦先生請我參加。當我出來時，在通向樓梯的走廊我看見有人向我走來，開始我沒有認出是誰，他有紅潤的圓臉，眼睛活潑敏銳，頭髮花白，年過六十，滿臉含笑，棕色舊禮服沒有扣好，戴著教友派式樣的寬邊大帽，身材發胖，有點像我的兄弟阿貝爾：他是貝朗吉。 「您好，雨果！」 「您好，貝朗吉！」 他挽住我的手臂，我們一起走著。 他對我說：「我陪您一段路，您有馬車嗎？」 「就是我的雙腿。」 「那好，我也一樣。」 我們從吊刑台走過，來到聖雅克路，兩個穿黑衣服的人朝我們走過來。 貝朗吉對我說：「真見鬼！兩個學究！拉布魯斯特先生和科學院院士雷諾先生。您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 「有福之人！雨果，您總是那麼有福氣！」 我們互相問候之後，這兩個「學究」就離開了我們。我們取道聖雅辛特路。 貝朗吉又說： 「上個月，您是被迫讚美一個十五分鐘的偉人嗎？他是在他的懺悔神父、情婦和那個王八丈夫之間死去的。」 我說：「您說這個啊，您最好別擔清教徒的美名。別這麼說蘇利埃，他是個有才華的人，心地坦蕩。」 貝朗吉回答說：「不錯，我為了幽默說了句蠢話。我不是清教徒。我討厭這種人。所謂清教徒就是惡人。」 「而且尤其是蠢貨。真正的美德，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偉大是智慧的，是寬容的。」 我們經過聖米歇爾廣場，手挽手地走入親王先生街。 貝朗吉對我說：「您堅持要得人心，您做得對。我則竭盡全力要擺脫眾望，它駕馭您之上。不幸享受這樣的眾望的人是十足的奴才！瞧，他們的改良主義晚宴，令我頭痛，我千方百計不去參加。我找藉口：年歲大了，胃不好，我不再吃晚飯，外出不便……」 「唉，您應該去。這不可能……像您這樣的人物應該保證前去參加！」 「還會有另外一百個這樣的晚宴，還有別的把戲。我很氣憤，什麼！但還得裝笑臉。這呀，只不過是過去宮廷里小丑的職業！逗親王開心，逗民眾開心，這是一碼事。追隨王宮的詩人和追隨民眾的詩人有什麼區別？我的老夥計，16世紀的馬洛和19世紀的貝朗吉將會是同一個人！我不同意這麼做。我儘量避免這樣，他們對我的意圖有誤解。我是輿論人士，不是黨派人士。啊！我憎恨他們的名望！我很擔心我們可憐的拉馬丁也落入這樣的名望之中。我可憐他。他會看到結果。我是清醒的，我對您說，您堅持您所享有的眾望，這眾望是真正的，是好的。聽著，我再舉例說明。1829年，由於我創作的歌曲我坐了牢，我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無論是針織品商，還是低級小飯館的老闆，或是《立憲報》的記者，都自以為有權來監獄安慰我：『去看貝朗吉！』『哎！我是不是看貝朗吉去！』他們就這樣來了。我呢，正在默想著詩人的愚蠢事，正在監獄窗口的鐵條間尋找著詩的副歌和韻腳，我沒有找到，因為我不得不接待針織商。有名望的可憐蟲！我在監獄裡都得不到安寧！啊！但願這些不再重新開始！他們真使我煩透了！」 我們談著談著就來到馬扎林路，到了學院的門口，我走了進去。這一天是建院日。 我問他：「您進去嗎？」 「啊！不！」 他隨即便開溜了。 11月9日 許多事情令我傷心。 勒雷先生是治療瘋子的醫生，他自己也在慢慢變成瘋子。瘋狂的傳染是比較特別的，它不是通過接觸傳染，如鼠疫、狂犬病、天花等；也不是通過空氣傳染，像傷寒、霍亂、黃熱病等；瘋狂是通過想像傳染，想像是第三種病原，第三種傳染渠道，醫生們還沒有想到。 越是深入觀察，越能發現疾病是可以由想像來引發、惡化或治癒的。許多藥和醫療體系之所以有效，唯一的原因是病人相信它們。醫學和其他事物一樣，信仰可以拯救一切。這只是對一個重要問題的一種觀點，我還會談到。 12月28日 第七軍團的一個軍官在國王經過的時候喊道：「改革萬歲！」他立即被抓起來，帶往警備隊。 一個親眼目睹他被逮捕的場面的女人說道：「見鬼！」 12月31日 昂皮先生的入院演說中的一句話使雷米薩先生特別吃驚。這句話大概是這樣的：「茹伊先生快樂地超過了反對派的所有演說家。」 大家想讓我當學院的院長，我拒絕了。於是任命了斯克里布。我說：「只要有一個院士受到學院的懲罰（維尼先生），我就和這個院士站在一起。」由於他與莫雷先生的爭論，人們不願任命維尼先生為院長或主任秘書。 這個灰暗的一年是在一個星期五開始的，也是以星期五結束的。 昨夜，我夢見法爾格伊小姐80去世了，她是患肺病，三天就死了。在我的夢裡，好像是聖伯夫告訴我這個死訊的。 醒來後，我得知的消息不是法爾格伊小姐死了，而是阿戴拉伊德太太81死了。不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死了，而是一個老婦死了；不是一個女演員死了，而是一個公主死了。 三點，貴族院去向國王表示哀悼。我們去的人很多，大法官穿著長袍，戴著舊式的大法官三角帽，帽上裝飾著金色的流蘇。還有拉格勒內、莫爾奈、維爾曼、巴朗特、塞巴斯蒂亞尼將軍、拉格朗吉將軍，等等，以及布羅格利公爵和馬考先生，馬考先生前天被任命為法國海軍元帥。 國王在王位室接見了貴族院，他穿著黑衣服，沒有任何裝飾，傷心地流著眼淚。內穆爾82公爵先生、儒安維爾先生、蒙龐西埃先生也穿著黑衣服，沒有佩戴任何勳章或飾帶，同國王一樣；王后、奧爾良公爵夫人、儒安維爾夫人和蒙龐西埃夫人都身著喪服。只有一個大臣在場，特雷澤爾將軍。 國王走近我，對我說：「我感謝維克多·雨果先生；在悲傷的時刻他總是來到我們身邊。」淚水打斷了他的話。 公主的去世對國王是個打擊。他的妹妹對他來說是一個好朋友。她是個聰明的女人，能給人出好主意。阿戴拉伊德太太有種男子氣，真誠熱情，而且非常細心。她很善談。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談了很久夏多布里昂剛出版的書《朗西傳》。 我親愛的小迪迪娜和她的母親一起去看望阿戴拉伊德太太，阿戴拉伊德太太給了她一個布娃娃。我的女兒當時只有七歲，興高采烈地回到家。幾天後，她在客廳里聽見關於菲力浦派和卡洛斯派的爭論，她一邊玩布娃娃一邊小聲說：「我是阿戴拉伊德派。」 這使我也成了阿戴拉伊德派。這位正直的老公主的死使我感到很難過。 我的夢境重現了這個內容：她是因胸部炎症在三天內死的，再加上感冒。她參加了星期二的王室會議。誰跟她說了她再看不到1848年了？ 有一段時間，她經常在沙發椅上睡著了，這是不好的預兆。路易醫生把置她於死地的病定義為：間發肺炎。 幾乎每天早上國王都同阿戴拉伊德太太談很長時間的話，主要是談政治。他在所有問題上徵詢她的意見，從不嚴厲地反駁她的意見。他視王后為「保護天使」，那麼，阿戴拉伊德太太可以說是他的「心靈保護神」。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是多麼大的空缺啊！這是心靈的空缺，習慣的空缺，家庭的空缺。看見國王流淚我也很難受。人們感到那是來自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哭泣，他的妹妹從未離開過他，她在他流放期間陪伴過他，她對哥哥一直忠心耿耿，傾力相助，出於私心，她擁有路易-菲力浦的自我。 她把儒安維爾先生作為自己的財產繼承人，奧迪隆·巴羅和杜潘是她的遺囑執行人。 議員們從杜伊勒利宮出來，個個都滿臉痛苦的神色，擔心國王遭受的打擊太重。 今天晚上，所有的劇院都暫停演出。 1847年就這樣結束了。 當代事件 路易-菲力浦常常不分晝夜地召見大臣，有時就穿著晨衣。杜蒙先生說：「當人們有幸為國王服務的時候，可以看見國王穿著各種便衣的樣子。」有一天早上，國王召見杜蒙先生。大臣走進國王的臥室，國王當時只穿著襯衫，杜蒙先生有點目瞪口呆，很尷尬。他的陛下與他論起國事，十分自然，談了許久他也沒有穿上褲子，當時是夏天。杜蒙先生看見國王的皮膚很白，像女人的皮膚。突然他撲向放在那兒的一套禮服，一邊穿一邊說：「我還請了阿戴拉伊德夫人，她馬上就來，我得穿著得體些。」阿戴拉伊德夫人來了，她同國王談了很長時間，沒有感到絲毫的驚奇和不安。所有的穿著得體都體現在這套禮服上。 當杜蒙先生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忍不住對他說：「這是他青年時代的評價所剩的全部東西：他在家裡是不穿褲子的。」 路易-菲力浦說過：「沒有容易的事和困難的事，只有可能的事和不可能的事。」 當代事件 有一天，路易-菲力浦國王對我說： 「我的一生中只愛過一次。」 「陛下，您愛的是誰呢？」 「讓利斯夫人。」 「啊！可她是您的家庭教師。」 國王笑起來，接著說： 「正如您說的。她是個嚴厲的家庭教師，我向您發誓。她對我和我妹妹的管教非常嚴厲。每天早上要我們六點起床，無論冬夏都是如此，只讓我們喝牛奶、吃烤肉和麵包，從來不給我們吃甜食和糖果；她讓我們拚命學習，很少有玩的時間。是她使我習慣睡木板床的。她教會了我許多手工活。多虧了她，我幾乎會幹所有的活，包括外科醫生的助手。我像費加羅一樣給我的病人放血。我是木匠、馬夫、泥瓦匠、鐵匠。她很執拗，很嚴厲。我很小就害怕她，我是個軟弱、膽小、懶惰的孩子，我怕老鼠。她把我變成了一個勇敢的有良心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她長得很美，我在她身邊有點手腳無措，我愛上了她，但我自己渾然不覺。她是過來人，很快就意識到了。她開始變得對我很粗暴，她當時正和米拉波相好。她每天都對我說：『查爾特爾先生，您作為一個大傻瓜，為什麼總是要藏進我的裙子裡。』她當時三十六歲，我只有十七歲。」 國王認為我對這些感興趣，繼續說： 「人們對讓利斯夫人的談論很多，但對她並不了解。人們把不是她生的孩子都歸結給她：如帕梅拉、卡西米爾。事實是：她喜歡美麗和漂亮，喜歡她的周圍都是一些優雅的面孔。帕梅拉是一個孤女，她收養下來是由於她的美麗，卡西米爾是她的車夫的兒子，她覺得這個孩子很可愛，父親經常打孩子。有一天，她對那個父親說：『把他給我吧。』那個父親同意了，這個孩子就是卡西米爾。在很短的時間裡，卡西米爾就成了家裡的主人，她那時已經老了。帕梅拉正值青春年華，她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讓利斯夫人很喜歡她。當給她辦移民時，讓利斯夫人和我妹妹一起去了倫敦，帶了一百路易。她帶回了帕梅拉。在倫敦，她們生活很難，住在有家具的旅店裡，手頭拮据。當時是冬天。不是每天都有晚飯吃，這是真的，雨果先生。最好的東西都留給帕梅拉吃。我可憐的妹妹唉聲嘆氣，成了受氣包、灰姑娘。就像我跟您說的一樣。我可憐的妹妹和帕梅拉為了省著用那一百路易，她們睡在一間房間裡。房間裡有兩張床，但只有一床毛毯。我妹妹先蓋著這條毛毯。有一天晚上，讓利斯夫人對她說：『您身體強壯，沒有病；帕梅拉她很冷，我把毛毯拿到她的床上去了。』我妹妹很生氣，但不敢反對。她每天夜裡冷得發抖。另外，我和我妹妹都很崇拜讓利斯夫人。」 讓利斯夫人七月革命後三個月去世了。她剛好看到她的學生當上了國王。 路易-菲力浦的確有點像她的作品。她像一個男人而不是像一個女人對他進行教育。她根本沒有想用愛情的教育來充實她的作品。她啟迪了一顆心，卻不屑完成它，這對於一個沒有那麼多顧慮的女人來說是多麼奇怪的事啊！ 當她看到奧爾良公爵當上國王的時候，她只是說了句：「我很高興。」 她生命中的最後歲月很貧窮，甚至很困苦。她不善安排，任意花錢。國王經常來看她，在她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也經常去看望她。國王的妹妹阿戴拉伊德夫人和國王本人對她一直都很尊敬。 讓利斯夫人只是有點抱怨國王的吝嗇。她說： 「他曾是王子，我把他變成了一個男人；他曾經很笨，我把他變成了一個靈活的人；他曾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我把他變成了一個有趣的人；他曾是一個膽小的人，我把他變成了一個勇敢的人；他曾是個吝嗇的人，我沒能把他變成一個大方的人。豁達大度，他行，但慷慨大方他做不到。」 當代事件 路易-菲力浦的禮車是一輛由八匹馬拉的藍色大轎式馬車。裡面是金黃色錦緞，車門上有國王的姓名起首字母組成的圖案，車護板上有王冠。八個小的銀王冠與車頂相齊，圍繞著馬車。馬車的前座有一個馬車夫，後面有三個僕從，他們都穿著絲襪和奧爾良家族的僕從號衣。國王第一個上車，坐在右邊的角落裡。在他後面上車的是內穆爾公爵先生，他坐在國王身邊；另外三個親王跟著上來，儒安維爾親王坐在國王的對面，蒙龐西埃先生坐在內穆爾先生的對面，奧馬爾先生坐在中間。 在王室會議的那一天，兩議院的代表，通過抽籤的十二個貴族院議員和二十五名議會議員來到波旁宮的大樓梯處等待國王的到來。當時快到冬天了，樓梯處很冷，北風使這些老人凍得發抖。 貴族院議員站在右邊，議會議員站在左邊，樓梯的中間空出來。樓梯用藍白條相間的斜紋布幔隔開，但擋不住風。路易十四的那些漂亮精緻的壁毯到哪裡去了？那是皇家氣派，所以不用；而斜紋布是市民氣派，議員們更喜歡，他們喜歡，但他們因此也受凍。 王后第一個到，她後面是公主們，但是沒有奧爾良公爵夫人，她單獨和巴利斯伯爵先生來。這些太太很快地登上樓梯，向左右兩邊打招呼，舉止優雅，後面跟著一大群副官和那些頭裹纏巾、一臉兇相的老婆子，儒安維爾先生稱她們是「王后的土耳其人」：有多洛米厄太太、沙納萊伊太太，等等。 在1847年的王室會議上，王后挽起蒙龐西埃公爵夫人的手臂。由於寒冷，公主穿得很暖和。我只看見一隻大大的紅鼻子露在外邊。另外三個公主走在後面，她們談笑風生。阿納托爾·德·蒙德斯鳩先生穿著元帥服隨後而來。 國王比王后晚來約五分鐘，他登樓梯比王后還快，後面的親王像小學生一樣跟著跑，並向左右兩邊的議員行禮。國王在王位室停留了片刻，向議員們問好。接著他走進大廳。 國王的講演寫在正反兩面的羊皮紙上，一般有四頁，國王聲音洪亮地朗讀他的演說稿。 蘇爾特元帥參加了這次會議，他身上佩戴的勳章、飾帶、刺繡品使他渾身熠熠生輝，他不時地叫嚷著他感冒了。大法官巴斯吉埃沒有來，理由是天氣太冷，另外他有八十歲了。去年他參加了，那是最後一次。 1847年，我是代表團的一員。 在候見室里等的時候，我和維爾曼先生談到克拉科夫、維也納協定、萊茵河邊境等問題，同時我聽見周圍的人群也在低聲議論，各種對話灌進我的耳朵里。 拉格朗吉伯爵、將軍先生：「啊！元帥（蘇爾特）先生。」 佩德爾·拉卡茲男爵：「他看上去老了。」 卡芬雅克子爵：「七十九歲。」 雷吉古爾侯爵：「貴族院現在年齡最大的是誰？」 特雷維斯公爵：「不是蓬泰庫朗先生嗎？」 拉普拉斯侯爵：「不是，是布瓦耶院長，他有九十二歲了。」 巴爾特院長：「九十二歲多了。」 奧貝蘭男爵：「他已經不來貴族院了。」 維埃內先生：「聽說羅西先生從羅馬回來了。」 費震薩克公爵：「我的天！我為他離開羅馬感到遺憾，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願意在那裡了結終身。」 蒙塔朗貝爾伯爵：「還有那不勒斯！」 泰納爾男爵：「我更喜歡那不勒斯。」 富爾希龍先生：「好，跟我談談那不勒斯。我的上帝！這個可憐的努里自殺的時候我正在那裡。我住在他的隔壁。」 查理·杜潘男爵：「他是自殺的嗎？這不是個事故？」 富爾希龍先生：「唉！的確是自殺。前一天晚上演出時他被喝了倒彩，他受不了。演出的歌劇是專為他創作的，劇名是《波里厄克特》。他是從六十法尺高的地方跳下來的。他的歌聽眾不喜歡。」 杜潘男爵：「可憐的努里！」 布瓦西侯爵：「這樓梯真冷啊！」 菲力浦·德·塞居爾伯爵：「有一天在學院比這裡還冷。這個可憐的迪帕蒂是個好人，但是他的演說很糟。」 弗特里埃男爵：「我在找暖氣口，這貫堂風太冷了！讓人待不住了！」 查理·杜潘男爵：「弗朗塞·德·南特先生髮明了這個辦法，以擺脫那些懇求者，縮短會議時間。他把會議都安排在兩扇門之間舉行。」 當代事件 基佐先生需要很長時間的睡眠。他每天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八點起床，夏天六點起床。從1840年10月29日他當上外交大臣後，他就住在二十年前夏多布里昂當大臣時住的房子裡。他早上在朝著大街的小房間裡刮鬍子，一邊洗涮一邊在那裡接見他的至交和親信，就像我年輕時看見夏多布里昂在同一時間、同一間房間裡做的一樣。 基佐先生從本質上來說是善良的，他努力不使任何心靈受苦。哪怕是在最重大的事情中或最猛烈的暴風雨中，他都至少要寫一張短箋給L……公主，他至少可以收到兩張回箋，每天要接見公主的僕人三四次。L……公主不再年輕了，而且她從來就沒有漂亮過。不過基佐先生的一大特點是喜歡老婦人。每天一點，他都去拜訪住在聖弗洛朗坦街的公主，晚飯後，又去拜訪另一個公主。 此外，他是個軟弱的男人，在會上優柔寡斷，在內閣他猶豫不決，表態時他左右搖擺，但是講台使他充滿勇氣、果斷、堅定和威嚴。只要他的腳踏上講台，他的頭就與天相接。 伊斯利公爵元帥夫人非常節省。她的丈夫在奧爾吉有一座公館，有由國家負擔的馬車、馬、僕從、樹林、油、衣著用品、餐具、家具、國家每日配給法國元帥的酒、肉、麵包、茶、咖啡、巧克力、米，等等，薪金有十萬法郎。 這並不妨礙元帥夫人在經濟上斤斤計較。她的大客廳是摩爾式的，天花板是綠紅色的，很難照明。她星期天在那裡接待客人。天花板的中央掛著一座巨大的分枝燭燈，但從來都不點亮燈上的蠟燭。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元帥舉行盛大招待會，元帥夫人指點給我兄弟看那座完全熄滅的分枝燭燈，對他說：「真令人掃興！這些燭燈一點也不亮！」我兄弟答道：「尤其是在它們沒有被點燃的時候。」 當代事件 1847年，夏多布里昂先生七十八歲了，按照他自己的算法；按照他的老朋友大貝爾坦先生的算法，他有八十歲了。貝爾坦先生說夏多布里昂先生有個弱點，他不想1767年是他的出生年，而願意是1769年，因為那是拿破崙的生年。 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夏多布里昂先生因年老變得很幼稚。他過去的秘書皮洛爾吉先生曾對我說他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是清醒的。 他妻子去世時，他參加完葬禮，回到家大笑不止。皮洛爾吉說：「這是腦子不靈的表現。」愛德華·貝爾坦又說：「這是理智的表現！他的妻子很兇，他是太高興了。」 夏多布里昂太太很善良，但這並不妨礙她也很兇狠，她的善良是在正式場合下表現的，這並不意味著她在家裡不兇狠。她創立了一家收容所，就是瑪麗-戴蕾絲診療所。她常常去看望窮人，關心託兒所，主持慈善機構，幫助病人，她施捨，她祈禱；同時她對丈夫、父母、朋友、熟人很粗暴，她很尖酸刻薄、嚴厲、一本正經、愛講別人壞話、出口傷人。上帝會在上天權衡這一切。 她長得很醜：大嘴巴，小眼睛，瘦弱，裝出一副貴婦人的派頭，儘管她更多的是一個偉大的男人的妻子，而不是一個大闊佬的妻子。她自己則是聖馬羅的一個船主的女兒。夏多布里昂先生害怕她，仇視她，謹慎地對待她，哄著她。 她利用這一點，使得一般人難以忍受她。我從未見過比她更惡劣的待人態度。我去夏多布里昂家的時候還是個少年。她對我很不好，根本就不接待我。我走進去問好，夏多布里昂太太不理睬我，我嚇壞了。這種恐懼使我對夏多布里昂的拜訪成為真正的噩夢。她沒有介紹我，她恨我，她討厭我，她向我證明了這一點。夏多布里昂先生和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喜歡老婦人。 在我的一生中和她的一生中，只有一次她熱情地接待了我。 有一天，我像個小可憐蟲和受驚的中學生走進他們家，手裡不停地搓著帽子。夏多布里昂先生當時住在聖-多米尼克-聖-日耳曼街27號。在他家裡我害怕所有的人，甚至害怕給我開門的傭人。我走了進去。夏多布里昂太太在客廳里，客廳在她丈夫的書房前面。當時是夏天的早上。地板上有一縷陽光，但是，使我眼花繚亂的不是陽光，而是夏多布里昂太太臉上的微笑！ 她對我說：「是維克多·雨果先生嗎？」我以為是在《一千零一夜》的夢裡：夏多布里昂太太笑了！夏多布里昂太太知道我的名字！說出了我的名字！這是第一次她表現出意識到我的存在。我深深地彎腰鞠躬，她又說：「見到您我很高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繼續說：「我在等您，您有好長時間沒有來了。」當時，我真的以為不是她就是我大概有點失常。她指著小桌子上一堆高高的東西繼續說：「我給您留下了這個，我想您會喜歡的。您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她保存的一塊宗教的巧克力，是專為慈善事業做的，我收下了，付了錢。當時我用八百法郎過十五個月，天主教的巧克力和夏多布里昂太太的微笑花去了我十五法郎，也就是我二十天的伙食費。當時的十五法郎就像我現在的一千五百法郎。這是我買的最貴的女人微笑。 當代事件 在蓬薩爾的《盧克雷西》上演的時候，我和維埃內先生在學院談過下面這段話： 維埃內先生：「您看了正在奧德翁劇院上演的《盧克雷西》嗎？」 我：「沒有。」 維埃內先生：「很不錯。」 我：「真的很好？」 維埃內先生：「比好更勝一籌，很美。」 我：「真的很美？」 維埃內先生：「比美更勝一籌，是絕妙。」 我：「真的很妙？」 維埃內先生：「妙極了！」 我：「那麼，相當於《查伊爾》了？」 維埃內先生：「啊！不！瞧您說的！見鬼！《查伊爾》！不，它不等於《查伊爾》。」 我：「那就是《查伊爾》很糟！」 與此同時，在要稱讚蓬薩爾的《盧克雷西》的時候，庫贊先生轉向我，對我說出下面的話：「蓬薩爾先生找到了在拉辛和高乃依之間挖掘悲劇土壤的方法。」我答道：「是這樣，他給我的印象是在兩塊路石間扒土的兔子。」 當代事件 一天，每個星期一都在萬森接待來賓的蒙龐西埃公爵對亞歷山大·仲馬說： 「聽說您在維克多·雨果家說過這句話：蓬薩爾先生是便秘；拉圖爾·聖伊巴爾先生83則相反。您真的這樣說了嗎？」 「真的，先生。」 「那麼，您幸好昨天沒有到我家來。否則您會遇到拉圖爾·聖伊巴爾先生的。」 「我知道，先生。所以我沒有來。我害怕在裡面走。」 1847年 我不願意當大臣。 一個真正的大臣應該統治和管理。但在目前，國王掌握管理權，輿論掌握統治權。因此，就目前輿論的現狀和國王的地位來說，大臣只是一些被用來示眾的代理人。 1847年 這就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社會的狀況和輿論的自由：偉大的光明服務於巨大的渴望。 1848年 1月4日 我寫信給拉克雷泰勒先生（關於他寫的歷史）：「我與那些接受所有的保留意見，完全徹底地欣賞拿破崙的人站在一起。我排除對他寬恕的歷史評價。對他的指責是他做人的方面，其他的方面他是巨人，是大天使。」 「我認為拉馬丁對羅伯斯庇爾不夠嚴厲，我認為您對波拿巴過於嚴厲了。」 1月20日 從學院出來，我在聖奧萊爾先生84的陪同下去了國民議會。天氣很冷，路上的塵土使我們睜不開眼睛。我們談論著文學。聖奧萊爾先生對我說：「為了證明一個人有才華，我必須看一本他的書。」我說：「我只要看一首四行詩就能判斷。」 聖奧萊爾先生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談話者，他已經有十八年沒有踏進國民議會了。我們走進議會，議會大廳的燈都點亮了，專席上坐滿了人，大會人多聲雜。大家在對一項有爭議的選舉進行討論，就是里松·德·布魯斯的選舉。奧迪隆·北羅和加尼耶-帕熱斯在嘈雜聲中發言。從主席台上傳來「貪污、謊言、背叛、國家政治的墮落」這些詞，我身邊的議員也在大聲說話。下面是發言者們憤怒的話語。 第一件逸事。「你們知道路易·布朗基先生有多矮，比梯也爾還矮，就這麼高；他是個煽動家，這一點使他在聖日耳曼區受到人們的崇拜；他在巴黎紅衣主教家吃飯；他向兩個侯爵夫人求愛。X……伯爵夫人，一個漂亮高大的女人，對他很熱情，和他談論共和，伯爵夫人的熱情使他色從膽邊生，有一天竟敢在溫柔的談話中撩起了伯爵夫人的裙子，同時他跪倒在地，伯爵夫人冷靜地對他說：『啊！路易·布朗基先生，如果您想藏起來，我很願意；如果有別的企圖，那絕不行。』」 第二件逸事。還是這個路易·布朗基先生有一天來到弗爾納，要一打他剛發表的小冊子。辦事員以為他是跑腿的童僕，對他說：「小傢伙，等一會兒。」議員們都笑了，這一切並不妨礙路易·布朗基先生是個有才華的人。 就在里松·德·布魯斯的問題要表決的時候（這個裡松·德·布魯斯先生是個瘦高個，臉色蒼白，蓄著小鬍子，模樣年輕，說話隨便），在我們身邊突然出現一個頭髮花白的人，大約有六十歲，他眉飛色舞，嘴巴臃腫，渾身酒氣熏天，踉踉蹌蹌地走路。貴族院議員的位子在國民議會議員最高的長椅後面。這個興高采烈的男人在我旁邊對曾經是國民議會議員的馬爾維爾侯爵說：「啊！您當上法國貴族院議員，您做得對，您再不用坐在這堆下等人裡面了。他們吵成一片！他們是蠢貨！他們說些什麼？他們說了些什麼？都是些蠢話！他們之間不團結。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是野心勃勃的法國。我覺得我是贊成改革的年齡。——喂！站在那兒的你們，你們至少要站直了！我比奧迪隆·巴羅強，他只為形式才站起來。我不站起來。瞧哇！瞧哇！貴族院議員先生們，你們把你們的帽子放在我們的椅子上。我們在你們那裡可不敢這麼做。我們不敢把我們的帽子放在你們的椅子上。不過，你們做得有道理，別感到不好意思，把我們當作可笑的人吧！」 他大聲地說著這些話，還不停地打嗝。這個立法者完全喝醉了。 埃斯凱拉克侯爵俯在我耳邊說： 「您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 「這是馬特爾先生，他是布爾吉皇家法院的首席院長。」 我出來的時候，帕亞爾·德·維爾納夫對我說：「真的，他總是醉醺醺的。只有在他醉的時候他的判斷才最準確。」 他的話使我陷入沉思。這個法官空著肚子的時候很冷酷嚴厲，毫不留情；酒使他變成了一個好心人。醉的時候他是清醒的。 1月26日 紅衣主教梅佐凡蒂會說六十種語言或方言，可他的腦子裡只有單詞，沒有思想。他知識淵博，但極其愚蠢。他是本裝訂成紅色的多語言對照詞典。 1月30日 丹麥國王去世。 拉馬丁昨天在國民議會做了一場出色的講演，是關於義大利的。 1月31日 梯也爾先生也做了關於義大利的演說，非常精彩。我注意到《箴言報》上拉馬丁的演說要比其他報紙上的精彩得多，而其他報紙上梯也爾的演說要比《箴言報》上的精彩得多。這說明他們發表在《箴言報》上的演說是重新修改過的。 2月9日 我決定把托馬斯改成馬利尤斯85。 寫生2月23、24日夜 ……她戴著一款細珍珠項鍊，披著一條紅開司米圍巾，圍巾有著一種罕見的美。圍巾上的棕櫚葉不是彩色的，而是用金銀線繡的，披散在她的腳後跟，使她的脖子美妙迷人，腳也光彩照人，這正是這個女人的完整象徵。她自願將詩人引進她的臥室，而把王子留在候見室。 她走進來，將圍巾扔在沙發上，在桌邊坐下來，桌子上已擺好了飯菜：有一隻冷雞，一份色拉，幾瓶香檳酒和萊茵河酒。 她讓她的畫家坐在她的左邊，向我指了指她右邊的椅子： 「請坐在我身邊，別碰我的腳，不應該背叛這個傻瓜。您知道，是我傻，我愛他。您看見了，他很醜。」 她一邊說著一邊用陶醉的眼光看著塞里奧86。 她接著說：「他真的很有才華，有出眾的才華。您想像不到他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俘獲了我。前些時候，我看見他在後台徘徊，我問道：『這個長相醜陋的先生是誰呀？』我是向卡弗拉斯蒂親王問這個問題的，他那天晚上請我吃飯。當他走近我的時候，我說：『這是個猴子。』他望著我。快吃完飯的時候，我遞給他一個盤子，握了握他的手。告別時，他低聲問我：」 「『您願意我哪天再來？』」 「我回答他：『哪天？您不要白天來，您太醜了，您夜裡來。』於是他晚上來了。我熄滅了所有的蠟燭。第二天他又來了，連著三天他都來了。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了。第四天，我對我的鋼琴教師說：『我不知道我是中了什麼邪。有一個我不認識的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每天晚上都來。他把我的頭擁在胸前，溫柔地對我說話，是那麼的溫柔。他很窮，一無所有，他還有兩個姐妹，也是一無所有。他有病，心跳得厲害。我怕我瘋狂地愛上了他。』我的鋼琴教師對我說：『啊！是嗎？』第五天，我覺得事情好像要結束了。我對我的鋼琴教師說：『這位先生開始令我厭煩。』她對我說：『啊！是嗎？』我不明白自己已經陷到何等程度。先生，這件事持續了三十二天，您想像得到嗎？他不睡覺。早上，我把他踢出門。」 塞里奧傷感地打斷她的話：「這是真的。」 她向他俯下身，崇拜地對他說： 「你看，配我這麼漂亮的女人你實在是太醜了。先生，您不能評判我，我的面孔是個不夠端正但顯得可愛的面孔，僅此而已。但我身上有很美的東西。塞里奧，你願意我給他看我的胸脯嗎？」 「給他看吧。」畫家說。 我看著塞里奧，他臉色蒼白。她則嬌媚地、遲疑地解開她的裙子，同時用崇拜他的目光徵詢他的意見，臉上掛著嘲笑他的微笑： 「我把酥胸給他看你有什麼感覺？說呀，塞里奧，他必須看，因為就在這幾天裡我會委身於他。我要給他看了，你願意嗎？」 「給他看吧。」塞里奧答道。 他的聲音是從喉頭髮出來的，他氣得臉色發青，痛苦萬分，她開懷大笑。 她說：「瞧！塞里奧！當他看見我的胸脯時，所有的人都已看過了。」 與此同時，她雙手毫不猶豫地拽住裙子，因為她沒有穿緊身內衣，她那件前面開衩的襯衣使她的一隻迷人的乳房顯露了出來，這是詩人讚美的乳房，是銀行家不惜萬金收買的乳房。在朱庇特變成羅特希爾德走進她家的時候，娜娜艾應該是她這種姿勢，並穿著這件敞開的襯衣。 在這個時候，我沒有看朱比麗87，而是看著塞里奧。 他氣得發抖，突然他發出冷笑，就像一個心裡痛苦不堪的可憐人。 他對我說：「您看她呀！處女的酥胸，姑娘的微笑！」 我忘了說在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我們中的一個人切開了雞，我們開始吃飯。 朱比麗又穿好裙子，叫道： 「啊！你很明白我是愛你的。你別生氣。你到現在為止只擁有過老婦人，你還不習慣我們這樣的。天啊！這很簡單，你的那些老女人沒有什麼可給人看的。我可憐的小伙子，你只有過老女人。你長得這麼丑！你想讓她們給人看什麼？你的貝爾-茹瓦月絲公主，這個幽靈！你的阿戈斯塔伯爵夫人，這個女巫！你的那位淡黃色頭髮的四十五歲的女才子！，先生，您還沒有看我的腿呢。」 還沒等塞里奧有所動作，她已經把腳擱在桌上，撩起的裙子使她那世上最美的大腿顯露出來，腿上穿著透明的絲襪。 我轉向塞里奧。他不再說話，不再動，頭仰倒在椅子上，他暈過去了。 朱比麗站了起來，她的目光一分鐘前還充滿了嬌媚，現在則充滿了焦慮。 她喊道：「他怎麼了？唉！你真蠢啊！」 她撲向他，叫著他的名字，朝他臉上潑水；一眨眼工夫，小藥瓶、藥瓶、平底鍋、藥劑、醋擺滿了桌子，和喝了一半的酒杯、吃剩的雞混在一起。塞里奧慢慢睜開眼睛。 朱比麗癱倒在地上，坐在塞里奧的腳邊，同時她將畫家的手握在她的纖纖小手裡。她用茫然的目光望著漸漸睜開眼睛的塞里奧，小聲說： 「這個傢伙！我讓人看大腿他竟痛苦成這樣！如果他認識我半年，他會暈死過去！塞里奧，你不是個傻子！你知道得很清楚蘇爾瓦蘭畫過我的裸體……」 塞里奧痛苦地打斷她的話：「是的，他畫成了一個肥胖的女人，一個弗拉芒女人。真是糟透了。」 朱比麗又說：「他是個畜生，因為我沒有錢支付畫像，他把畫像給了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換了一個掛鍾！你看，你大可不必生氣。一條腿算什麼？再說，你的朋友肯定會成為我的情人。在你之後，你看著吧。啊！先生，現在這個時候我不行。您就是路易十四我也不行，您就是給我五萬法郎我也不能背叛塞里奧。對了，這幾天卡弗拉斯蒂親王要來，還有另一個要來。您知道，人們總是有營業資產。再說，總有人想要我。總有一些有錢的、喜歡獵艷的人這樣說：『天啊，我想和這個女人、這個姑娘、這雙眼睛、這肩膀、這厚顏無恥過一夜。』近處看這個朱比麗一定很可笑。那麼，我不要任何人，任何人！我習慣了卡弗拉斯蒂。先生，等卡弗拉斯蒂回來，我忍受他的時間不能超過十分鐘。如果他待了一刻鐘，我就會殺了他，我現在就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崇拜塞里奧這個人，喜歡他痛苦的傻樣，喜歡他讓我害怕成這樣！我應該叫醒柯麗娜，我的女傭名叫柯麗娜。一個上流社會的女人會叫醒她，但我們這樣的女人會讓她繼續睡的。我們很善良，沒有別的。啊！他完全恢復過來了。我可憐的人兒，你知道我是多愛你！先生，他每天早上四點就叫醒我，同我談他的家庭、他的貧窮、他為行政法院創作的巨幅油畫。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啦，這些話使我發抖，使我流淚。也許他用他的哀訴來嘲笑我，也許他同他的那些老女人也訴說同樣的事。所有這些男人都是那麼卑鄙無恥！我陷在這裡面真是太傻了。不是嗎？您嘲笑我？是嗎？無所謂，我是鬼迷心竅。我白天還想著他，真是奇怪！有時候我很悲傷。您知道嗎？我想死。我快二十四歲了，我快老了。與其讓花容月貌漸漸地消損、生出皺紋、衰老下去，還不如一死了之。這樣，一些遊手好閒的人就會抽著煙說：『唉！你們知道嗎？那個漂亮女人，她死了！』過了不久，人們又會說：『她什麼時候死啊？那個醜陋的女巫！她這副模樣還活著幹什麼！真討厭！』這是我為我自己作的哀歌。唉！不過，我確實愛上了，愛上了塞里奧這個捲尾猴！是的，先生，愛上了塞里奧這個捲尾猴！您想像得到我叫他我的母親！」 說到這裡，她抬頭看著塞里奧，他則抬頭望著天空。她溫柔地問他： 「你在做什麼？」 他答道： 「我在聽你說。」 「那麼，你聽見了什麼？」 「我聽見了一首讚歌。」 沒有日期　格蘭瓜爾的一個曾孫在巴黎的大街上進行的哲學思考 七月以來，巴黎在所有的首都中占顯要地位。 國王不應該在巴黎的街頭遊蕩。 在政治的天空中，政變是雷電，馬路是大雨。 政變閃電打雷，馬路就下雨。 七月以來，王位在馬路上。 當國王做了蠢事的時候，馬路升高了，路燈降低了。 人民最好的象徵就是馬路。人們在上面走，直到它落到頭上。 巴黎的街道在革命中總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1789年革命的可怖的詞是「路燈」；1830年革命的可怖的詞是「馬路」。 這兩個詞都來自街道。 這些政變打下了路燈，升起了馬路。 查理十世是被查理十世推翻的。 89年生出了一個巨物，1830年生出了一個侏儒。 查理十世王權的衰落沒有路易-菲力浦王權的衰落嚴重。 拿破崙的前額幾乎和路易-菲力浦的下頜一樣寬。 目前的國王有一大堆小優點，有很多蘇，但沒有一個路易。 昨天，庫贊對我說：「國王很抱歉人們不能用你來稱呼他。」 七月革命在歐洲的國王心裡引起一種恐懼，一種神聖的恐怖。 平等：願望在政治語言中的表達。 在法國，總是存在一個處於潛熱狀態的革命。 法國既沒有真正的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權力。我們四十年來所看到的是加了襯裡的專制。面子用舊了，破了，襯裡就露出來了。 革命就像火山一樣，有冒火的日子，也有冒煙的時期。我們現在處於冒煙的時期。 我喜歡《馬賽曲》，不是喜歡它的歌詞，歌詞很普通，而是喜歡它的曲子。在這個曲子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英雄的溫柔，夾雜著偉大和可怖。 我們的政府是一個沒有心腸的幽靈，一隻棉花手握著法國之劍，一隻鐵手用來壓制我們的自由。 有一天，迪帕蒂大談文學。梯也爾最終打斷了他的話：「我親愛的迪帕蒂，您是作者，我也是；您很善談，我也是；可是我是部長，我要求發言。」 資產階級。基佐。黑色禮服；灰色風格。 可憐的詩人變成了叫罵的批評家88。 當我發表《圓柱頌》時，聖伯夫對我說：「這是一聲鷹叫。」 布朗吉89說：「我感受到一切，但我什麼都不能說，我只能沉默。」 高乃依、拉辛和伏爾泰立下了界石。 帝國時期和法國王朝復辟時期在界石旁放了一堆粗俗的悲劇。 貧窮的夏多布里昂使法國的書商富起來，還不算那些翻譯家，不算比利時的偷竊者，就像是一條大河的源頭，它只有一滴水。 奧德翁劇院。把一家劇院安置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區里，想活躍這個區的生活，想像會招來觀眾，這就好像人們想像把魚放在地上就能引來水一樣。 奧德翁劇院總是空無一人。這不是劇院經理的錯，這不是劇作家的錯，這不是演員的錯，這是奧德翁劇院的錯。有人說：「真奇怪！左岸的半個巴黎只有一家劇院，但它卻興隆不起來！」正是因為只有一家劇院才應該想想有某種隱藏的原因使它繁榮不起來，同樣它還使得其他的劇院無法建立起來，理由是一樣的。巴黎的人流不朝這邊來，巴黎越來越局限在聖日耳曼區，巴黎成了杜伊勒利宮、王宮、岡德大街，盧森堡區不再是巴黎了，這個區對巴黎來說不再是—個區了，幾乎成了外省。巴黎朝著右岸。 您奇怪塞納河左岸越來越像一個沉寂的死城，像底比斯城90，像龐貝城。 在這半個巴黎里有聾啞院、法蘭西學院、奧德翁劇院、殘廢軍人院和貴族院。 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的變化。頭腦是會變化的。 有一些男人是為女人的社會而生的，我是為孩子的社會而生的。 上個世紀人們說： 好人，有才華的人，有良心的人，智慧的人，風趣的人，獻身給上帝的人，神職人員，宮廷人士，法律界人士，軍人，法官，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海員，上流社會的人，貴族，享樂的人，干粗重活的人，平民，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品德惡劣的人。 我們這個世紀在這些短語中加上了這個短語：貪財者。 1848年 2月17日 舉行宴會（宴會將在22日舉行）的政治形勢是這樣的： 有一頭獅子被關在籠子裡，籠子上有兩把鎖。內閣拿著一把鎖，反對派拿著另一把鎖。內閣和反對派互相說：「如果你用你的鎖打開籠子的門，我就用我的鎖也打開籠子的門。」 誰會被吃掉呢？ 兩個都會被吃掉。 2月18日 宴會繼續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宴會上會發生什麼呢？ 從貴族院出來，我和維爾曼先生在一起，阿爾古先生走過來同我們交談。維爾曼說：「我希望這個宴會能順利。」阿爾古先生答道：「是啊，我們看見它正炒得火熱，我希望很好地消化它。」 2月19日 梯也爾先生因被迫要參加這個宴會很生氣，是反對派強迫他這麼做的。迪韋吉耶·德·奧拉納先生說：「活該！我們把他扔進水裡，他必須游泳！」 革命發生前的一個星期，熱羅姆·拿破崙拜訪了杜伊勒利宮。他向國王表示出他對人們思想上的騷動的不安。國王笑了，對他說：「我的親王，我什麼都不擔心。」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我是必不可少的。」 熱羅姆又談了一些他的意見。國王聽完他的話，又說：「殿下您對第一次革命過於耿耿於懷。現在條件變了。當時，地上布滿了地雷，現在沒有了。」 國王很高興的樣子；王后則很嚴肅，帶些憂傷。她對熱羅姆親王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感到很不安。不過，國王知道他應該做什麼。」 1848年2月19日，貴族院討論有關工場童工的法案，我對討論極為感興趣，但我並不想發言，儘管我的同僚查理·杜潘不停地催促我發言。我坐在議會的左邊莫斯科瓦親王的位子上，這位子是他不久前讓給我的，這位子離講台更近，比我原來的位子好些。 我不知道被什麼冥思苦想所纏繞，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段話，後來發生的事件使這段話對我來說具有一種驚人的意義： 「貧困使人民走向革命，但革命又使人民回到貧困。」 就在拿破崙·迪薩戴爾正在談他在政府計劃中的位置時，布瓦西伯爵走過來坐在我旁邊，他對我說： 「您對發生的一切有什麼看法？您沒有什麼表示嗎？」 我回答他：「我在思考。」 布瓦西又說：「應該行動起來。即將發生的事件是最嚴重的事件，必須預見到。」 「這也是我的意見。」 「您認為用什麼方式呢？」 「貴族院提出質詢。內閣已經向國民議會的反對派提出了挑戰，議會也向內閣提出了挑戰。貴族院到今天為止在這場爭論中仍保持中立。如果它願意，它完全可以解決問題。它進行不信任案表決，就可以推翻內閣，使反對派滿意。解救王權，拯救國家。怎麼得到不信任案表決？通過質詢。」 布瓦西喊道：「這也是我的意見。」 我說：「那麼，就進行質詢吧。」 「不，我來向您建議質詢的。我原來想我自己來質詢，可是應該有效地來做這件事情。我問了二十多個議員，他們對我說：『不，去找維克多·雨果；如果他願意進行質詢，我們都支持他。』所以我來找您。局勢掌握在您手中，您可以了結或解決這種局面。您願意嗎？我相信您能夠左右議會。」 布瓦西說到這裡，拿起一張紙，在上面寫到：「我請求議會允許在首都的局勢問題上對內閣進行質詢。」他寫上日期，把筆遞給我，說：「簽名吧。」 我對他說：「聽著，我隨時準備支持您。我也準備好我自己來進行質詢。但是，就像您說的那樣，應該有效地進行質詢。為了做到這一點，應該得到這裡左邊的人的支持。如果達呂和他的朋友保證能夠支持我，我馬上就站起來發言。」 布瓦西沒有回答我，他跨過三四排椅子，來到達呂伯爵身邊。過了一會兒，達呂就坐到了我的右邊，布瓦西坐在我的左邊。我向達呂談了局勢，布瓦西的建議，我的參與以及質詢內閣的解決方法，問他和他的朋友是否能支持我，我還補充道：「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占優勢。如果是一個人站起來，還不如不站起來。我贊成這種意見：政治上總是可以冒險，但絕不能使名譽受影響。我喜歡冒險，但我不喜歡出醜。」 達呂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們不能支持您。」 「為什麼？」 「是這樣：如果反對派和內閣之間的對立到了您說的那種程度，那麼您說的有道理，應該質詢內閣，我們會站起來支持您。但是從昨天下午兩點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我方才見到了迪弗爾，他原來也想向議會質詢內閣的，但現在他放棄了。實際上，內閣和反對派都不關心宴會。這是一場冒冒失失地決定下來的決鬥，人們在努力擺脫雙方。今天早上，人們還在虛張聲勢，在鬥劍；今天晚上就坐在了會談桌旁。我認為決鬥不會發生，也就是說沒有宴會，所以也沒有騷亂，沒有革命。在這種形勢下，質詢內閣就是強迫它做出解釋。它做出解釋必然要指責反對派。這等於是冰上加霜。當事情需要平息的時候，這樣做有什麼益處？另外，明天星期天好像有一場微不足道的鬧事，但足以給反對派提供口實，為了維持公共治安，就要使宴會延期。我認為應該讓他們自己去調解，保持沉默。」 我對達呂說：「您的主意拿定了嗎？完全拿定了嗎？我認為您錯了；可是由於我不能沒有您的支持，所以我也放棄質詢。」 我此時處於貴族院的智者和瘋子之間。瘋子給我明智的建議，智者給我瘋狂的建議。我遵循智者的建議，而相信瘋子有道理，我這樣做錯了，我承認這一點。可是該怎麼做呢？議會的原則是始終不要獨自行動。 布瓦西聽見了我們的對話。他對我說：「您不簽名嗎？」我回答：「不，您看見了，達呂他拒絕了。」 「那好，我簽，我來質詢。」 他拿起筆，簽上名；當他準備離開座位，向一個庶務人員示意把質詢交給主席（那一天的主席是巴爾特先生，不是大法官）的時候，達呂伯爵拉住他的胳膊，對他說：「您要三思而行！您以為挽救了一切，您將要失去一切。」 布瓦西停下來，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好像在詢問我的意見，他思考了一會兒，把他剛簽了名的那張紙撕了，一邊說：「隨你們的便吧！」 過了一會兒，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沒等會議結束，他就宣布後天星期一他要就首都的形勢質詢內閣，他的宣布在議會上很不受歡迎。 離開議會之前，布瓦西來到我身邊，對我說：「您支持我嗎？」我答道：「您不必擔心。」他握緊我的手，說道：「我就指望於此了。」 這時，大廳已經空了，燈也熄了；只有幾支蠟燭還燃著。我和達呂還坐在座位上。 達呂對我說：「別為質詢而感到遺憾。我向您保證它會把一切都弄糟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內閣已經變了。莫雷先生被國王召見，他的口袋裡放著新內閣名單。」我不停地向達呂提問題，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估計他是新內閣成員，他沒有說。下個星期三，莫雷內閣的名單傳播開來，我發現我的估計沒有錯。 但是，達呂了解騷亂的情況：兩萬名從亞眠、博韋、魯昂來的工人到了巴黎，他們的工資照付，組成團體，準備進行一場對陣戰；常設革命委員會，危機的所有徵兆，一天的準備工作；他認為這一切只意味著基佐的垮台和莫雷的上台！我認為還有其他的後果，我們的談話持續了近一個小時。 我們完全沉浸在談話中，在我們起身準備離開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拿破崙·迪薩戴爾正在離我們幾步遠的地方修改他的講演稿。他的朋友佩德爾·拉卡茲坐在他的旁邊，大廳里只剩下我們四個人了，他們肯定聽見了我們的談話。 晚上，有好幾個人到我家來了，我把會上的事告訴了他們。大家的意見集中在質詢是否適當上。大部分人與我的意見相反，認為一切都會在一場微不足道的騷亂中得到解決。談話中埃洛先生來了，他是個年輕有為的律師，五天後被任命為共和國上訴法院代理檢察長。我徵詢他的意見，他對我們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剛從聖貝拉吉監獄出來，我在那裡和許多政治犯共進晚餐，他們都是我的委託人。他們喝香檳，唱《馬賽曲》，興高采烈地在走廊上跳舞，一邊大聲喊：『三天後我們就自由了！』」 2月3日 我到達貴族院的時候正好是三點鐘，拉帕戴爾將軍這時也走進衣帽間，他對我說：「會議結束了。」 我去了議會。當我的馬車走到里爾街的時候，一大隊長長的密密麻麻的隊伍從貝爾薩斯街走出來，他們三個人一排，穿著工裝，戴著鴨舌帽，揮舞著手臂，朝議會方向走去。我看見街的另一頭有一列荷槍實彈的步兵。我走過這群穿著工服的人，裡面有不少婦女，他們振臂高呼：「改革萬歲！打倒基佐！」他們停在步兵的步槍射程之內。士兵讓開路，讓我過去。士兵們在那兒說笑著，其中有一個很年輕，不斷地聳著肩。 我來到休息室，那兒充滿了忙碌不安的人群。梯也爾先生、雷米薩先生、維維耶先生、梅羅先生在一個角落裡交談；埃米爾·德·吉拉爾丹先生、阿爾東-希先生、布瓦西先生、弗朗克-卡雷先生、烏德托先生、拉格勒內先生在一起。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把阿爾東先生拉到一邊。吉拉爾丹先生叫住我，接著是弗朗斯·烏德托先生和拉格勒內先生，弗朗克-卡雷先生，維吉埃先生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我對他們說： 「內閣犯有嚴重的錯誤。它忘記了在我們這樣的時代里，左右兩邊都有深淵，不應該太靠近邊緣。內閣對自己說：這只不過是一場小小的騷亂，它幾乎要為此歡呼，認為這樣它的力量得到加強；它昨天倒台，今天就能重新站起來。但是，誰能預見一場騷亂的後果？是的，騷亂可以加強內閣，但是革命可以推翻王朝。多麼危險的遊戲啊！冒著王朝倒台的危險去挽救內閣！怎麼擺脫困境？緊張的局勢繫緊了結，今天已無法解開這個結。纜繩會斷，一切都會失去控制。左派行事已很不謹慎，內閣則是瘋狂行事。內閣對兩方都負有責任。內閣把治安問題與自由問題攪在一起，把好找碴兒的脾氣與革命精神相對照是多麼的愚蠢！在我看來就好像把庶務人員和印花公文紙交給一頭獅子。埃貝爾先生在騷亂時的詭辯！漂亮的事件！不幸的是要想解除危機已為時過晚。流血已不可避免。」 我說這番話時，有一個議員走過我們身邊，他說：「海軍部已經被占領了。」 弗朗斯·烏德托對我說：「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走了出去，穿過一隊守衛協和橋頭的士兵。還有一隊士兵守衛著橋的另一頭。在路易十五廣場上，騎兵向黑壓壓的人群進攻，隨著騎兵的靠近，人群像蜂群般四散逃離。橋上只有一個穿制服、騎在馬上的將軍，脖子上掛著十字勳章，他是普里沃將軍。將軍的馬大步小跑地從我們身邊走過，將軍對我們喊道：「我們進攻了！」 我們來到橋的另一頭，一個騎在馬上的營長向烏德托先生敬禮，他披著鑲飾帶的呢斗篷，一個面善的胖男人。弗朗斯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嗎？」營長回答道：「是的，我來得正是時候。」是這個營長解救了今天早上十點被騷亂的人群侵占的議會大廈。 我們來到廣場上。騎兵在我們周圍向騷亂者衝擊。在橋的一角，一個龍騎兵將馬刀舉向一個穿工服的人。我不相信他砍了那個人。另外，海軍部並沒有被「侵占」。人群向議會大廈扔了一塊石頭，砸傷了一個在玻璃後看熱鬧的人，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發現香榭麗舍大街上停了好些馬車，排成街壘。烏德托對我說：「那邊開火了。您看見煙火了嗎？」我答道：「啊！這是噴水池的水汽，這火是從水裡來的。」我們笑了起來。 那兒是發生了小規模的戰鬥。民眾用椅子壘起了三層街壘。香榭麗舍大街方陣的守兵衝過來想拆除街壘，人群朝警衛隊里扔石頭，打退了士兵的進攻。普里沃將軍派了一個班的保安警察去解救，但他們被包圍，被迫和士兵們一起躲進哨所里。人群圍住了警衛隊。一個人拿了一架梯子，登上哨所的屋頂，奪了旗子，將旗子撕碎扔進人群。必須要一個營才能解救警衛隊。 弗朗克·烏德托對向我們述說這一切的普里沃將軍說：「天啊！旗子被奪了！」將軍高聲回答：「說被奪了，不對；說被偷了，才對。」 我們又回到橋上。維維埃先生走過來和我們說話。他非常冷靜，而且情緒很好，但他的頭髮很亂，襯衣很髒，指甲也是黑的。他戴著他那頂寬檐的大帽子，穿著紐扣一直扣到脖子的外套，這樣的裝束使這個昔日的掌璽大臣看上去像個警察。不過，他和我的意見一致。他相信目前人們已經感到整個立憲政體機器都被掀動了，它再無法站穩腳跟。人們已經聽見了搖搖欲墜的響聲。整個歐洲傳聞四起，危機更加嚴重。 佩德爾·拉卡茲先生不期而至，他和拿破崙·迪薩戴爾挽起了手臂，兩人都很興奮。他們用弗朗克·烏德托的雪茄點燃了自己的雪茄，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嗎？熱努德向他自己提交了起訴書！人們不讓他在左派的起訴書上簽名，他也不願因此事不如意而感到失望；目前，內閣處於兩個危險之中：左邊是整個左派，右邊是熱努德先生。」接著，拿破崙·迪薩戴爾又說：「聽說人們把迪韋吉耶·德·奧拉納舉起來歡呼勝利。」弗朗克·烏德托說：「舉起他不費多大力氣。」佩德爾·拉卡茲說：「因為他沒什麼分量。」這些先生說完就離去了。 維維埃告訴我國王將一份選舉改革的法律提案扔進抽屜里，說：「這個給我的接班人。」這是路易十五說過的話，他認為改革如洪水。 薩朗德魯茲先生91把進步分子的陳情書拿給國王的時候，國王突然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您想要很多地毯嗎？」 在這次進步分子招待會上，國王看見布朗基先生走到他身邊說：「布朗基先生，聽說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布朗基先生答道：「陛下，我應該向國王報告在各省，尤其在波爾多發生了很多騷亂。」國王打斷他的話：「啊！又是騷亂！」他不再理睬布朗基先生。 我們正談著話，維維埃對我說：「聽，我好像聽見了槍聲。」 一個參謀部的年輕軍官微笑著向烏德托將軍問道：「將軍，我們還要在這裡待很長時間嗎？」弗朗克·烏德托問：「為什麼？」軍官答道：「因為我在城裡吃晚飯。」 這時，一群穿著喪服和穿著黑衣服的孩子迅速地走過橋的另一側人行道。一個男人牽著最大的孩子的手。我仔細地看了看，認出是蒙泰貝洛公爵。烏德托叫道：「瞧啊！海軍部長！」他跑過去和蒙泰貝洛公爵交談了一會兒，公爵夫人對騷亂感到很不安，於是全家人撤到左岸。 維維埃和我回到議會大廈。烏德托離開了我們。有一刻我們被大家包圍了。布瓦西問我：「您沒有去盧森堡宮嗎？我正在談巴黎的局勢。大家都嘲罵我。我談到『首都處在危險中』，人們打斷我的話，大法官要我遵守秩序。您知道古爾戈將軍對我說了什麼嗎？『布瓦西先生，我有六十門炮，彈藥車都裝滿了彈藥，是我親自裝的。』我答道：『將軍，我很高興得知了宮廷的深刻想法。』您知道兩個小時以來指揮巴黎的布若元帥是怎麼說的嗎？『哪怕在我面前有五萬婦女和兒童，我也會開槍。』從現在到明天早上會有好戲看。」 這時，迪韋吉耶·德·奧拉納走過來同我握手，他沒有戴帽子，頭髮捲曲，臉色蒼白，但很高興的樣子。 我們在互相問好的時候，來了一個金鬍子的年輕人，對他說：「您還有什麼新消息告訴我好登在《祖國》（晚報）上？」迪韋吉耶說：「沒有，但是別忘了去掉莫羅的簽名。」「您放心吧。」「莫羅，塞納省的。」「我知道。」「不要讓他提抗議，這會帶來惡劣的影響。」「我會注意的。」「記下來。莫羅，塞納。」「我記下了。」「記在哪兒？」「在腦子裡。您不用擔心。」這個記者說完就走了。 我離開迪韋吉耶，走進議會。裡面不到一百個議員。大家在討論有關波爾多銀行的法案。一個說話帶鼻音的人在主席台上，索澤先生無精打采地念著法案的條文。貝萊姆先生正朝外走，他走過我身邊時握了握我的手，說：「唉！」 有好幾個議員走到我身邊，有馬里先生、羅歇先生（盧瓦雷省的）、雷米薩先生、尚博勒先生和其他的人。我向他們講述了奪旗的經過，其嚴重性表現在進攻哨所的大膽上。其中一個對我說：「最嚴重的是有不好的內幕。昨夜，巴黎的十五座公館的門上都被劃了個十字，便於搶劫，其中有聖弗洛朗坦街的列文公主的公館和塔魯埃夫人的公館。」我問道：「您能肯定嗎？」他回答我說：「我在列文太太的門上親眼看見的。」 弗朗克-卡雷院長今天早上遇到迪薩戴爾先生，對他說：「怎麼樣？」「很好。」部長答道。「您對騷亂怎麼辦？」「我聽其自然。您想他們在路易十五廣場和香榭麗舍幹什麼？下雨了。他們要在那兒走一天。今天晚上他們會疲憊不堪，然後去睡覺。」 艾蒂安·阿拉戈先生走進來，一邊走一邊向我們扔下這句話：「已經有七傷兩死。聖阿沃伊街有街壘。」 會議結束了。我和議員們一起走出來，來到沿河大街上。 人們繼續在協和廣場上衝擊。聖奧諾雷街建起了兩道街壘，人們還在除去聖奧諾雷市場的鋪路石。充作街壘的馬車已經被人群扶起來了。在聖奧諾雷街，人群讓保安警察隊走過，然後在他們的背後向他們扔石子。一大群怒氣沖沖的人從沿河大街上走來。我看見一個美貌的女子在一群穿工服、赤膊的人中走著，她戴著綠呢帽，圍著一條大開司米圍巾。她把裙子撩得很高，因為地上很泥濘，雨在不停地下。人群停在通往騎兵競技場宮內的拱頂狹廊處，通過拱廊看著在宮前排成戰鬥隊形的騎兵。在騎兵競技場橋的附近我遇到儒爾·桑多先生92。他問我：「您對這一切怎麼看？」「平息騷亂，但革命成功。」 沿河大街上到處都是巡邏隊，人群高呼口號。商店都關著門，窗戶則都是開著的。 夏特萊廣場，我聽見一個人對人群喊道：「這是1830年！」 不，1830年，查理十世身後有奧爾良公爵。而1848年，在路易-菲力浦身後有一個洞。 我從市政府大廈和聖阿沃伊街走過。市政府大廈很平靜，只有兩個國民自衛軍在柵欄前來回走著；在聖阿沃伊街根本沒有街壘。幾個穿軍服、腰間挎著戰刀的國民自衛軍在朗比托街巡視。堂普勒區在打集合鼓。 直到這個時刻，政府還裝出不需要國民自衛軍的樣子。這也許是謹慎之舉。今天早上，為議會服務的國民自衛軍拒絕前進。 聽說國王很冷靜，甚至很高興。但是不應該過分地玩這種遊戲。在這場遊戲裡贏的局只能成為輸掉的那一局的全部。 這時半夜的鐘聲響了。在沙灘廣場有兩門大炮。馬萊街很淒涼，我在那兒散了一會兒步，然後就回來了。大街上的路燈都被砸碎了，一片漆黑，真可以稱作黑暗的大街了。今天晚上只有聖安東尼街的商店開門。博馬舍劇院關了門。王家廣場變成了武器廣場。部隊埋伏在拱門下。聖路易街，一個營在黑暗中靜靜地靠牆而立。 方才鐘敲響的時候，我們起來走到陽台上，說：「這是警鐘聲。」 在23日夜裡一點，洛萊特聖母院的柵欄被拔除，用來做成鐵蒺藜加固在外省街64號建的街壘。61號的這座房子有一個很漂亮的柵欄，完全可以做成鐵蒺藜，但街壘的建造者們根本沒有碰它。他們說：「尊重個人財產。」於是他們去拆了洛萊特聖母院的柵欄。 2月24日 天亮時，我從陽台上看見一群人吵吵嚷嚷地來到市府門前，人群里還有國民自衛軍。三十來個保安警察守衛著市政府。人們大聲地要他們交出武器。保安警察堅決地拒絕了，人群發出威脅的叫嚷聲。兩個國民自衛軍的軍官開口說話：「繼續製造流血事件還有何用呢？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勞的。」保安警察放下了武器和彈藥，他們沒有受到騷擾，撤走了。 八區的區長埃內斯特·莫羅先生請我去區政府。他告訴我卡普辛街的慘案93，每隔一刻鐘就有更嚴重的消息傳來。國民自衛軍這一次拿定主意反政府，他們喊道：改革萬歲！軍隊為它自己在前一夜的所作所為感到恐懼，似乎想從此以後不再幹這種骨肉相殘的戰鬥。聖-克洛瓦-拉-布勒托納里街，部隊在國民自衛軍面前撤退了。人們剛才告訴我們在九區的區政府，士兵們視敵為友，和國民自衛軍一起巡邏。又接連來了兩個送信人：勒耶的兵營被占領了，米尼姆的軍營奪回來了。 埃內斯特·莫羅先生說：「我既沒有內閣的指示，也沒有內閣的消息！這個內閣現在怎麼樣了？莫雷的內閣還存在嗎？怎麼辦呢？」「到塞納省政府去，省議會成員佩萊先生建議；市政廳離這裡只有兩步路。」「那好，您和我一起去。」 他們走了。我查看了王家廣場。到處充滿了騷亂、不安、焦急的等待。到處都在積極修築已經很可觀的街壘。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場騷亂了，而變成了暴動。我往回走。在王家廣場進口站崗的一個士兵正在和一個守衛著離他二十步遠的街壘的崗哨友好地交談。 八點一刻，埃內斯特·莫羅先生從市政廳回來了。他遇見了朗比托先生，帶來了好一點的消息。國王委託梯也爾和奧迪隆·巴羅重組內閣。梯也爾不是很得人心，可是奧迪隆·巴羅則是改革的代表。不幸的是這一讓步受到威脅：布若元帥被授予國民自衛軍和軍隊的總指揮權。奧迪隆·巴羅代表改革，而布若代表鎮壓。國王伸出了右手，同時又伸出了左拳。 巴黎市行政長官請莫羅先生在他管轄的區內和聖安東尼區散布這些消息。區長對我說：「這是我要做的。」「好啊！我說，不過相信我，可以通告梯也爾-巴羅內閣，但不要談及布若元帥。」「您說得有道理。」 區長得到一個班的國民自衛軍，他帶領兩個副區長和在場的市參議員來到王家廣場。一陣鼓聲把人群集中起來，他宣布了新內閣。民眾歡呼起來，反覆地呼喊：「改革萬歲！」區長又說了幾句話，要求大家團結一致，遵守秩序，他又一次得到大家的歡呼。他握著我的手說：「一切都得救了。」「是的。」我說道，「如果布若拒絕當拯救者。」 埃內斯特·莫羅先生率領他的隨從去巴士底廣場和區里繼續宣布他的新消息，我回到家讓家人安心。 半個小時後，區長和他的隨從情緒激動地回到區政府，下面是他們去那裡的經過： 巴士底廣場被部隊占領了，在廣場的兩頭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民眾在這兩隊士兵之間自由地穿梭跑動。區長來到七月紀念柱下面，宣布了他的消息，又一次受到民眾的歡呼。莫羅先生又去了聖安東尼區。與此同時，工人們上前和士兵們友好地攀談起來，對他們說：「交出你們的武器！交出你們的武器！」在隊長的嚴厲命令下，士兵們抵抗著。突然，一聲槍響，接著又響起一陣槍響。前一夜在卡普辛大街的慘案也許又將重演。莫羅先生和他的隨從被人群擠來擠去，倒在地上。雙方的交戰持續了一分多鐘，造成五六人的死傷。 這一次幸好是在白天，士兵們目睹血腥場面，突然轉變了思想，經過了片刻的恐懼和驚嚇後，他們拒絕作戰，一邊叫喊著：「國民自衛軍萬歲！」將軍無法控制他的部隊，通過沿河大街撤到了萬森。民眾仍然主宰著廣場和這個區。 埃內斯特·莫羅先生說：「這個結果原來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尤其是我。」他把他那被子彈打穿了一個洞的帽子給我們看，他笑著又說：「一頂嶄新的帽子！」 十點半。三個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的學生來到區政府，他們報告說學生們衝出了校門，匯入了民眾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分成幾組前往巴黎的各區政府。 暴動每小時都在進展。它現在要求換掉布若將軍，解散內閣。綜合工科學校的學生走得更遠，他們要求國王讓位。 在杜伊勒利宮發生了什麼呢？沒有內閣的消息，也沒有總參謀部的命令。我決定去議會，並經過市政廳，埃內斯特·莫羅先生很願意和我一起去。 我們發現聖安東尼街布滿了街壘。我們走過的時候說明了我們的身份，起義者們幫助我們越過一堆堆的路石。 當我們接近市政廳，穿過一個正在建設的工地時，我們看見塞納省省長朗比托先生急匆匆地走過來。我問他：「唉！省長先生，您在那兒幹什麼？」他惱怒地回答我：「省長？我還是省長？」一些不懷好意的看熱鬧的人已經聚集在那兒了。莫羅先生髮現一座要出租的房子，我們走了進去，朗比托先生向我們敘述了他的遭遇： 「我和兩三個市參議員在我的辦公室里交談。突然走廊里響起一聲巨響，門被粗暴地撞開了，一個高大健壯的男人率領著激憤的人群沖了進來。這是國民自衛軍的一個上尉。他對我說：『先生，您必須從這裡出去。』『對不起，先生，在市政廳，我是在我家裡，我不走。』『昨天，您也許在市政廳當家；但是今天是人民在這裡當家。』『可是……』『請您到窗戶那兒看一看，看看廣場上。』廣場上人群鼎沸，有平民百姓，也有國民自衛軍和士兵，士兵們的槍都到了大眾的手中。我轉過身對衝進辦公室的人說道：『先生們，你們說得有道理。你們現在是主人。』『那好，』上尉說道，『讓您的下屬承認我吧。』這太過分了。我反駁道：『就差這一點了！』我拿了幾份文件，下達了幾項命令，就走了。既然你們去議會，如果議會還存在的話，請你們對內政部長說，如果內閣還存在的話，在市政廳，既沒有了省長，也沒有了省政府。」 我們費了不少力氣才穿過了人山人海的市政廳廣場。在梅吉斯里沿河大街上有一個巨大的街壘；多虧了區長的三角肩帶，人們才讓我們通過。街壘的那邊幾乎沒有什麼人。我們從左岸來到議會。 波旁宮擠滿了議員、貴族院議員和高級官員，他們吵成一片。從一大群人中間傳來梯也爾先生那有點刺耳的聲音：「啊！維克多·雨果來了！」梯也爾先生走到我們跟前，詢問聖安東尼區的消息，我們又向他談了市政廳的情況，他悲傷地搖著頭。我說：「通過這裡？首先您還是部長嗎？」「我？我早被超過了！我！早就超過了！現在是奧迪隆·巴羅擔任內政部長和部長會議主席。」「布若元帥呢？」「也被吉拉爾元帥代替了。但這不算什麼。議會被解散了；國王讓位了。他正在去聖克魯的路上，奧爾良公爵夫人現在攝政。啊！潮水在漲，在漲，在漲！」 梯也爾先生勸我們去和奧迪隆·巴羅先生合作。我們在我們這個重要的區的行動可以對他有很大的幫助。於是我們去了內政部。 民眾包圍了內政部，一直擁到部長辦公室，那兒有一群吵鬧的人。在這間大辦公室中間的一張大桌子上，秘書們伏案疾書。奧迪隆·巴羅先生滿臉通紅，雙唇緊閉，雙手放在背後，靠在壁爐上。他看見我們後就說：「你們都知道了？是嗎？國王讓位，奧爾良公爵夫人攝政……」一個穿工服的人走過時說：「如果人民答應的話。」 部長把我們帶到窗戶前，他向四周不安地看了幾眼。我對他說：「您準備怎麼辦？您要做什麼？」「我向各省發電報。」「這很急嗎？」「應該讓全法國都知道發生的事件。」「可是，在這個時刻，巴黎正在鬧事。天哪，它鬧完了嗎？攝政，這很好，但攝政必須得到批准和認可。」「是的，得到議會的批准。奧爾良公爵夫人應該把巴黎伯爵94帶到議會來。」「不行，因為議會已經解散了。如果公爵夫人要去某個地方，那應該是市政廳。」「您這樣認為嗎？那危險呢？」「沒有任何危險。一個母親，一個孩子！我為民眾擔保，民眾會尊重一個公主的。」「那好，去杜伊勒利宮拜見奧爾良公爵夫人，向她提建議，開導她。」「您自己為什麼不親自去呢？」「我就要談到這一點。我們不知道公爵夫人在哪裡，我無法與她接觸。不過，如果你們看到她，請告訴她我聽從她的調配，我等待她的命令。啊！維克多·雨果先生，我願為這個女人和這個孩子獻出我的生命！」 奧迪隆·巴羅先生是世上最忠誠、最可靠的人，但他不是一個善於行動的人；在他的話語、目光和整個人中可以看到他的猶豫不決和惶恐不安。 他又對我說：「聽著，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最緊迫的是讓人民得知國王退位、攝政這些重要的變故。請答應我到你們的區里、到你們能夠去的地方宣布這些消息。」「我答應您。」 我和莫羅先生朝杜伊勒利宮走去。 貝爾薩斯街，奔跑的馬隊。一隊騎兵像閃電般風馳而去，一個赤膊男人手持短劍在後面追趕。 杜伊勒利宮仍然被部隊把守著。區長拿出三角肩帶，我們得以通過。邊門的守門人得知我們的身份後對我們說奧爾良公爵夫人在內穆爾公爵的陪同下剛和巴黎伯爵離開宮廷，他們大概去了議會。我們只能繼續走我們的路了。 在騎兵競技場橋的橋頭，子彈在我們的耳邊飛過。這是騎兵競技場廣場的起義者在向從小馬房出來的宮廷馬車開槍。一個馬車夫在他的車上被打死了。 埃內斯特·莫羅先生對我說：「我們如果被當作看熱鬧的人被打死了就太蠢了！從河的另一邊過去。」 我們沿著學院和莫奈沿河大街走，在新橋，我們遇到一群手持長矛、斧頭、槍的隊伍，鼓手在隊前，一個手持短刀、穿著國王侍從號衣的男人率領著這支隊伍，他的號衣是方才在聖-托馬斯-杜-羅浮街被殺的那個馬夫的。 當我和莫羅先生到達王家廣場的時候，那兒到處都是不安的人群。我們很快被大家圍住，大家不住地向我們提問題。我們很費勁地來到區政府。人群太密集了，在廣場上很難向人群說話。我和區長還有幾個國民自衛軍的軍官、兩個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的學生登上區政府的陽台。我舉起手，好像有魔力似的，人群很快安靜下來。我說： 「我的朋友們，你們在等待消息。我們知道的情況是：梯也爾先生不再是部長了，布若元帥不再有軍隊統領權（歡呼聲）。他們由吉拉爾元帥和奧迪隆·巴羅先生代替（歡呼聲，但要稀落得多）。議會被解散了。國王讓位（普遍的歡呼聲）。奧爾良公爵夫人攝政（只有個別的歡呼聲，大部分人在低聲議論）。」 我接著說：「奧迪隆·巴羅向你們保證要向全國發出呼籲，你們將有一個完全代表人民意志的內閣。」 只有幾聲歡呼回應我的話，顯然，大部分人都不滿足，也不相信。 我們回到大廳。我對埃內斯特·莫羅先生說：「我現在應該去巴士底廣場宣布這些消息。」但區長泄氣了。他對我說：「您看得很清楚這沒有用處。攝政沒有被接受。您在這裡說話，這裡的人都認識您，都愛戴您！在巴士底，您會遇到區裡的革命群眾，他們也許會虐待您。」「我要去，我答應了奧迪隆·巴羅先生。」區長笑著又說：「我換了帽子，不過您還記得我早上戴的帽子嗎？」「今天早上軍隊和民眾都在場，有衝突的危險；現在這個時候，只有民眾，人民是主人。」「主人……敵對的主人，您要千萬小心！」「沒關係！我答應的事，我應該信守諾言。」 我對區長說他的位置在區政府，他應該留在這裡，這時有好幾個國民自衛軍軍官自告奮勇地要陪我前往，他們中間有傑出的洛奈先生，我以前在國民自衛軍的上尉。我接受了他們熱情的要求。這樣就形成了一小隊隨從，我們從巴-德-拉-莫爾街和博馬舍大街朝巴士底廣場走去。 那兒人群激憤，工人占主導。許多人都拿著武器，這些槍有些是從軍營里奪來的，有些是士兵們交出來的。吉倫特派的呼聲和歌聲：為祖國而死！一群群的人在那兒激烈地辯論爭吵。人們轉過身看見了我們，問道：「有什麼新消息嗎？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跟著我們走。我聽見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感情小聲說著我的名字：「這是維克多·雨果！這是維克多·雨果！」有幾個人向我問好。當我們到達七月紀念柱的時候，密密麻麻的人群圍住了我們。我登上柱座，好讓大家聽見我說話的聲音。 我盡全力讓我的情緒激動的聽眾聽見我的說話。這已經不是演講，而是對話，是一個人與十個、二十個、上百個多少有些敵對的聲音的對話。 我開始就宣布了路易-菲力浦的退位，就像在王家廣場一樣，萬眾齊聲歡呼這個消息。人們還喊道：「不行！不是讓位！是廢黜！廢黜！廢黜！」我將遇到勁敵。 當我宣布奧爾良公爵夫人攝政的消息時，傳來激烈的反對聲：「不！不！不許攝政！打倒波旁王朝！不要國王，也不要王后！不要主人！」我重複道：「不要主人！我和你們一樣也不願意要主宰我們的人，我一生都在維護自由！」「那您為什麼宣告攝政？」「因為一個攝政王后不是一個主人。再說，我沒有任何權力宣告攝政，我只是宣布這個消息。」「不！不！不要攝政！」 一個穿工裝的人喊道：「法國貴族院議員住嘴！打倒法國貴族院議員！」他把槍朝我瞄準。我盯著他，提高了聲音，人群靜下來：「是的，我是法國貴族院議員，我是以法國貴族院議員的身份說話。我不是向一個王室成員宣誓忠誠，而是向整個制憲王朝宣誓忠誠。當另一個內閣還沒有成立起來的時候，我的職責是忠實於現在的內閣。我一直認為人民不願意人們失職，無論是什麼樣的職責。」 在我周圍發出一片贊同聲，甚至還有叫好聲。可是當我接著說「如果攝政……」，抗議聲更多了。我只聽見了一種抗議。一個工人對我喊道：「我們不願意由一個女人來統治。」我激烈地反駁道：「我也不願意由女人統治，甚至也不願由男人來統治。那時因為路易-菲力浦想統治，他今天必須讓位，讓位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女人以一個孩子的名義來統治！難道這不是反對一切個人統治的保證嗎？請看一看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我們是法國人！不要攝政！」「不要攝政？那要什麼呢？什麼都沒有準備！什麼都沒有！是徹底的混亂，可能會帶來衰敗、貧困和內戰；總之，這一切還是未知數。」一個聲音，只有一個聲音叫道：「共和國萬歲！」沒有一個人附和他。可憐的民眾，他們是盲目的，是無意識的！他們明白他們不要什麼，但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從這時起，叫喊聲、威脅聲匯成一片，我只有放棄繼續演講的打算。我正直的洛奈對我說：「您做了您想做的事，您答應的事，我們現在可以撤走了。」 人群給我們讓開了一條路，走離柱子二十步遠的時候，那個威脅我的人又瞄準了我，叫嚷道：「處死貴族院議員！」「不，尊重偉大的人！」一個年輕的工人說，同時他壓下了那個人的武器。我用手向他致謝，然後走了過去。 到了區政府，為我們的命運正焦灼不安的埃內斯特·莫羅很高興地接待了我們，友好地向我表示祝賀。不過我很明白即使是在情緒激動的時候，民眾也是公正的，我沒有一點擔心，所以沒有一點功罪。 在巴士底廣場發生了這一切事的同時，波旁宮也發生了下面的事情： 在這個時刻，有一個人的名字家喻戶曉，他的思想深入所有的心靈，他就是拉馬丁。他的那一本雄辯的、生動的《吉倫特派史》第一次將革命教給了法國。他在此之前一直是著名人物，現在深得人心，可以說他掌握著巴黎的命運。 在這場全面的騷亂中，他的影響可能是決定性的。在《國民報》的辦公室里大家議論過這個問題，成立共和國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計，甚至草擬了臨時政府的計劃，拉馬丁不在這個擬定的臨時政府里。1842年，當人們討論攝政問題，提出內穆爾公爵的人選時，拉馬丁熱情地為奧爾良公爵夫人辯護。他今天仍然是同樣的想法嗎？他想要什麼？他想做什麼？知道這些很重要。《國民報》主編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爭取了三個著名的共和派人士：巴斯蒂德先生、出版商埃策爾先生、在《瑪麗蓉·黛羅美》中扮演迪迪埃的著名演員博卡熱。他們四人去了議會，在那兒找到拉馬丁，和他一起在辦公室里商議。 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談看法，談到他們的信心和希望：如果拉馬丁贊成立即成立共和國，他們將很高興；如果他認為攝政作為過渡是必要的，他們就請求拉馬丁幫助他們得到反對一切倒退的嚴肅承諾。在這個重大的裁決中，他們激動地等待著拉馬丁的決定。 拉馬丁默默地聽完他們的理由，請他們允許他思考幾分鐘。他在桌前坐下，手捧著頭，沉思著。四個顧問靜靜地站在一旁尊敬地望著他。莊嚴的時刻。博卡熱對我說：「我們聽見了歷史的腳步聲。」 拉馬丁抬起頭，對他們說：「我要制止攝政。」 一刻鐘後，奧爾良公爵夫人來到議會，手裡牽著她的兩個兒子：巴黎伯爵和查爾特爾公爵。奧迪隆·巴羅先生不在她身邊。內穆爾公爵陪伴著她。 議員們鼓掌歡迎她的到來。可是，議會被解散了，還有議員嗎？ 克雷米厄先生95登上講台，直截了當地提議建立臨時政府。被人從內閣找來的奧迪隆·巴羅先生終於也露面了，他為攝政辯護，但他的話顯得有氣無力，底氣不足。接著是大群手持武器和旗幟的民眾和國民自衛軍衝進議會大廳。奧爾良公爵夫人在朋友的幫助下和孩子們撤離了大廳。 議會消失了，議會大廳成了一種革命議會。勒德律-羅蘭96向人群發表講話。接著拉馬丁來了，久盼的人群發出歡呼聲。就像他承諾的那樣，他堅決反對攝政。 一切都說明白了。臨時政府的名單向人民做了宣布。在一片「是」與「不是」的喊叫聲中，人民陸續選出了以下的人：拉馬丁、杜邦·德·勒爾97、阿拉戈、勒德律-羅蘭是一致通過，克雷米厄、加尼埃-帕熱斯98、馬利99得到多數的擁護。 臨時政府成員立即前往市政廳。 在議會，在演說家的演講里，甚至在勒德律-羅蘭的演講里，一次都沒有提到「共和國」這個詞。而現在，大街小巷都傳遍了，人民的當選者到處都能聽見這個呼聲，這個詞人人傳送，充滿了巴黎的空氣。 在這些不同尋常的日子裡，這幾個人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而他們自己同時又是大眾手中的工具和玩具，這大眾不是人民，也不是上帝。在人群的壓力下，在對人群的勝利的讚嘆和恐懼中，他們宣布了共和國的成立，但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做一件如此偉大的事情。 人們拿來半張紙，紙的抬頭印著這些字：塞納省，省長辦公室。也許今天早上朗比托先生用這張紙的另一半給他的那些資產階級小姐寫情書呢。 拉馬丁先生在外面震天的叫喊聲的口授下寫下了這句話： 「臨時政府宣布法國的臨時政府是共和國政府，它將立即號召全國人民批准臨時政府和巴黎人民的決議。」 我手上拿著這張紙，這張骯髒的、沾滿墨汁的紙，一個起義者把這張紙交給沸騰的人群。此時此刻的狂熱還留在這張紙上，還在這張紙上跳動。激動中說出的話還不規範，號召這個詞寫錯了。 當寫完這幾行字，拉馬丁簽上名，然後把筆遞給勒德律-羅蘭。 勒德律-羅蘭先生大聲地念著這句話：「臨時政府宣布法國的臨時政府是共和國政府……」 他說道：「臨時這個詞重複了兩次。」 其他的人也附和道：「是這樣。」 勒德律-羅蘭先生又說：「應該至少去掉一個。」 拉馬丁先生理解這一語法上的意見的意義，這其實就是一場魔術式的革命。 他說道：「必須等待法國的認可。」 勒德律-羅蘭喊道：「我有了人民的認可，我不需要法國的認可。」 拉馬丁指出：「可是誰在這個時候能夠了解人民想要什麼？」 勒德律-羅蘭說：「我知道。」 一陣沉默。人們聽見人群像大海的潮水般洶湧咆哮。勒德律-羅蘭又說： 「人民想要的是立即成立共和國，不要片刻等待的共和國！」 「不要緩期的共和國。」拉馬丁說，在這句對勒德律-羅蘭的話的解釋中隱藏著一種異議。 勒德律-羅蘭接著說：「我們是臨時的，但共和國不是臨時的。」 克雷米厄從拉馬丁手裡拿過筆，在第三行處劃掉「臨時」，在旁邊加上「目前」。 勒德律-羅蘭說：「目前的政府？好極了。我更喜歡確定的。不過我還是簽上名。」 拉馬丁的簽名很草，可以看出來詩人內心的猶豫不安；在他的簽名旁勒德律-羅蘭簽上了他的大名，他的簽名帶著訴訟代理人的書記簽名時帶出的那種平庸的花綴。勒德律-羅蘭的簽名下面，加尼埃-帕熱斯也胸有成竹地簽了名。帶著同樣的花綴。然後是克雷米厄，馬利，最後是杜邦·德·勒爾，他的手因年老和恐懼而不停地發抖。 這六個人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時的臨時政府由這六個議員組成。 巴黎市的圖章放在桌子上。從1830年以來，在布滿百合花徽的天空下航行的船和「它們比星星更亮」的題銘從市府圖章上消失了。圖章上只有一個像大零的圓圈，圓圈中只有這幾個字：巴黎市。勒德律-羅蘭拿起印章，把它按在紙的下方，他動作太急了，圖章蓋反了。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寫上日期。幾分鐘後這張紙成了法律，這張紙成為人民的未來，世界的未來。共和國宣布成立。100 在2月24日夜裡，巴黎修築了一千五百七十四座街壘。 24日早上黎世留街的勒帕吉商店被撞開的經過是這樣的：商店的門面還關著，門面的里外都裝了鐵護欄；另外，在排門板的後面，勒帕吉的工匠預料到騷亂的可能，安裝了一個鐵皮門，就像劇院用的金屬防火幕。這扇金屬簾門就像前台的幕布一樣可以整個地自由上下。當時勒帕吉商店的鐵簾門是關著的，在門面後形成第二道屏障。起義者用槍砸門，沒有砸開，他們只使門晃動了一點，不得不放棄。 這時，一輛馬車駛過來。進攻者截住馬車，把車上的人趕下來。旁邊的人說：「你們想幹什麼？」起義者給馬卸了套，把馬車的後部對著勒帕吉商店，四十來個人抓住車的轅杆一齊用力推著馬車朝商店的門面撞去，只聽一聲巨響，排門板和鐵簾門被撞破了，馬車進了商店。不一會兒，勒帕吉商店的兩百條槍就落入了起義者的手中。接著，起義者在街當中橫倒馬車，把它變成了街壘。 2月25日 上午，八區的區政府門前和周圍相對來說還比較平靜，在埃內斯特·莫羅先生的授意下採取的措施似乎保障了區內的安全。 我覺得可以和我的兒子維克多離開王家廣場，去市中心。人民（巴黎人民！）的激奮和革命的後果對我來說具有難以戰勝的吸引力。 天空灰濛濛的，是陰天，但很溫和，沒有雨。大街小巷都布滿了歡騰的人群。人們繼續以一種難以想像的熱情加固著已經修建好的街壘，並且還在修建新的街壘。一隊隊舉著旗幟、敲鑼打鼓的人呼喊著口號：共和國萬歲！或唱著《馬賽曲》和《為祖國而死》！咖啡館裡人滿為患，但大部分商店都關著門，就像是在節日裡一樣。一切都像在過節。 我沿著沿河大街來到新橋。我在那兒的一張公告下端看到了拉馬丁的名字；看到民眾，我突然湧起一種想看看我的老朋友的強烈願望。於是我又返回來，和維克多一起朝市政廳走去。 市政廳廣場和前一天一樣擠滿了人，由於市政廳周圍的人群太密，難以移動。台階的階梯很難接近。我拚命往台階那兒擠，但無濟於事，我只有退出來，這時我年輕的朋友保爾·默里斯的兄弟金銀藝匠弗羅芒-默里斯發現了我。他是國民自衛軍的少校，現在和他的部隊在市政廳值勤。我把我們的困難告訴了他。他威嚴地下命令：「讓開！讓維克多·雨果過去！」在他的肩章前，人牆打開了，我也沒弄清是怎麼打開的。 越過台階，弗羅芒-默里斯先生領著我們穿過不少樓梯、走廊和堆滿了人的房間。一個老百姓看見我們走過，他從人群中出來，站到我面前說：「維克多·雨果公民，請呼喊：共和國萬歲！」「命令我喊我什麼都不喊，」我說道，「您懂什麼叫自由嗎？我實踐著自由。今天我會喊：人民萬歲！因為我想這麼喊。當我喊『共和國萬歲』的那一天，那是在我願意的時候。」「他說得有道理！這樣很好！」好幾個人小聲說。我們走了過去。 彎彎曲曲地走了很久，弗羅芒-默里斯把我們引進一間小房間，然後離開我們去通知拉馬丁。 我們這間房間的玻璃門對著一條長廊，我看見我的朋友、大雕塑家大衛·安熱從那兒走過，我喊住他。這位老資格的共和派容光煥發，他叫起來：「啊！我的朋友，多美好的日子！」他告訴我臨時政府任命他為十一區的區長：「您也被召見了，我以為，為同樣的事。」我說：「沒有，我沒有被召見。我是以我自己的名義來向拉馬丁祝賀。」 弗羅芒-默里斯先生回來了，告訴我拉馬丁正在等我。我把維克多留在這間房子裡，隨著殷勤的引路人穿過另一些走廊，這些走廊通往一個大門廳，裡面站滿了人。弗羅芒-默里斯先生說：「都是些求見者！」臨時政府設在旁邊的房子裡。兩個國民自衛軍的戰士手持武器守衛著這個大廳的門，他們對各種請求和威脅都無動於衷，視而不見。我從密集的人群中擠出一條路。一個得到命令的士兵給我打開了門。擁擠的人群想利用這個機會，他們沖向哨兵，哨兵在弗羅芒-默里斯先生的協助下轟退了人群，門在我身後又關上了。 我來到一個寬敞的大廳里，它處於市政廳的樓群中的一棟樓的樓角，兩邊有高大的窗戶照明。我希望拉馬丁一個人在那裡，可是和他在一起的還有臨時政府的其他成員：阿拉戈、馬利、阿爾芒·馬拉斯特……他們分散在大廳的四處，有的在與朋友交談，有的在寫東西。我進去的時候拉馬丁站了起來。在他那件像平時一樣扣著紐扣的禮服上，他佩戴著交叉的三色寬肩帶。他朝我走了幾步，向我伸出手：「啊！維克多·雨果先生，您來找我們了。這是共和國值得自豪的新成員！」我笑著對他說：「您別把話說早了，我的朋友。我只是來找我的朋友拉馬丁的。您也許還不知道，昨天當您在議會否決攝政的時候，我正在巴士底廣場維護攝政。」「昨天，很好；可我們現在是今天！今天既沒有攝政，也沒有君主政體。維克多·雨果最終不可能不是共和派。」「原則上說我是共和派。在我看來，共和國是唯一合理的政府，唯一與國家相稱的政府。全球共和國將是進步的最後一個詞。但是它的時機來到法國了嗎？正是因為我贊成共和國，所以我希望它能夠長期生存下去，能夠是決定性的。您將要同國人商議，是嗎？全國的人？」「當然是全民族。我們臨時政府的所有成員都贊成普選。」 這時，阿拉戈和阿爾芒·馬拉斯特走到我們跟前，阿爾芒·馬拉斯特手裡拿著一個信封。 拉馬丁對我說：「我親愛的朋友，您知道今天早上我們已經任命您為您那個區的區長。」 「這是我們都簽了名的敕書。」阿爾芒·馬拉斯特說。 「我謝謝你們，可是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阿拉戈問，「這些不是政治職務，而且完全是無償的。」 「我們剛才得知了在弗爾斯監獄的暴動企圖，」拉馬丁補充道，「您預見到了這次暴動，這樣做比鎮壓暴動要強得多。您在您的區受到普遍的愛戴和尊敬。」 「我的威信是道義上的，如果變成了官方性質，它就會失去。再說，我不願意以任何代價剝奪埃內斯特·莫羅的權力，他在這些天裡的表現很勇敢，很忠誠。」 拉馬丁和阿拉戈仍在堅持：「不要拒絕我們的敕書。」「那好，我拿著……為了保留真跡；我當然會把它放在口袋裡。」「是的，留著吧，」阿爾芒·馬拉斯特笑著說，「將來您可以說您當過貴族院議員和區長。」 拉馬丁把我帶到一扇窗戶的窗洞處，對我說：「我並不想讓您掌管一個區，而是想讓您掌管一個部。維克多·雨果任共和國的公共教育部長！……您瞧，因為您說過您是共和派！」「共和派？原則上是的。但實際上，我昨天還是貴族院議員，我昨天還擁護攝政；我認為共和國為時過早，所以我今天還是擁護攝政。」「國家高於王朝，」拉馬丁又說，「我也曾是保皇派……」「您曾是國民議會議員，是由人民選出來的；而我是貴族院議員，是由國王任命的。」「國王根據憲法在上議院的級別中選中您的時候，只不過是為貴族和他自己添光增彩。」「我謝謝您的好意，可是您是從外部看事物，而我是從良心上看。」 我們的談話被廣場上傳來的一陣齊射打斷了。一顆子彈砸碎了我們頭上的一塊玻璃。拉馬丁痛苦地叫道：「這又是怎麼回事？」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和馬利先生出去查看發生了什麼事。拉馬丁又說：「啊！我的朋友！承擔這革命的政權是多麼艱難啊！在歷史面前，在良心面前有多少意想不到的責任要承擔啊！兩天以來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過的。昨天，我還生出了幾縷灰發，明天它們就會全變白了。」我對他說：「是的，您是在了不起地承擔著您天才的責任。」 幾分鐘後，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回來了。他說：「槍聲不是衝著我們來的，人們沒能給我解釋清這次意外事件的原因。發生了衝突，就開槍了。為什麼？是誤會嗎？是社會主義者與共和派之間的衝突嗎？不清楚。」「有受傷的嗎？」「有，還有被打死的。」 接下來是一陣死寂。我站起來：「您大概要採取措施了吧？」拉馬丁不安地回答：「唉！什麼措施？今天早上我們剛決定發布您在您的區里所做的那件事101。國民別動隊，所有的法國人既是士兵又是選民。但是這一切需要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他向我指了指廣場上的人山人海。「您看見了，這是大海啊！」 一個圍著圍裙的小伙子走進來，低聲地同拉馬丁說了幾句。拉馬丁說：「啊！太好了！我的午飯準備好了。雨果，您願意和我一起吃嗎？」「謝謝，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已經吃過午飯了。」「我還沒有！我餓壞了。您至少來坐坐吧；飯後我就讓您走。」 他領我走進一間朝著內院的房間。一個面孔和善的年輕人正在一張桌子上寫著什麼，他站了起來，準備出去。這是路易·布朗基提出讓他加入臨時政府的那個工人。拉馬丁對他說：「別走，阿爾貝。我沒有什麼秘密要對維克多·雨果說。」阿爾貝先生和我互相打招呼致意。 那個小伙子向拉馬丁指了指桌上放在陶盤裡的烤牛排、一塊麵包、一瓶酒和一個杯子。這些都是從附近的一個酒商那兒弄來的。拉馬丁說：「很好，還要一把叉子？一把刀？」「我以為這裡有。還要去找！……我好不容易把這些東西拿到這裡來！」「唉！戰時就像戰時嘛！」他用手掰開麵包，拿起牛排，用牙齒啃牛的大腿肉。他吃完後，就把骨頭扔進壁爐里。他就這樣吃了三塊牛排，喝了兩杯酒。 他對我說：「您承認這是一個原始的午餐！不過，與我們昨天晚上的飯相比已經是一個進步了。昨天晚上我們大家只有麵包和奶酪，我們都在一個破糖罐里喝水。但這並沒有能夠阻止一家報紙在今天早上披露臨時政府的狂歡酒宴！」 我在維克多等我的那間房間裡沒有找到他；我想他可能是等得不耐煩了，獨自回家了。 當我來到沙灘廣場時，人群還在為剛才不明理由的意外事件而激動不安。我看見人們抬著一個剛斷氣的傷員走過。人們告訴我這是第五個了。人們把他抬到聖讓大廳，像其他幾個一樣，那兒已經放滿了前一天被打死的人，大約有一百多個。 在去王家廣場之前，我又轉了一圈，巡視我們的哨所。在米尼姆兵營前，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少年手持一桿大槍在那兒驕傲地站崗。我好像今天早上或前天看見過他。我問他：「你又在站崗了？」「不是又在站崗，而是一直在站崗；別人沒有來替換我。」「啊！是這樣！你在這裡站了多長時間的崗了？」「啊！已經有十七個小時了！」「怎麼！你沒有睡覺！沒有吃飯？」「不，我吃了飯。」「你自己去找東西吃的嗎？」「不，一個哨兵怎麼能夠離開他的崗位？今天早上，我對著對面的商店叫喊我餓了，人們給我拿來了麵包。」我急忙去找人來替換這個勇敢的孩子。 來到王家廣場，我問維克多在不在，他沒有回來。我不禁打了個寒戰，腦子裡掠過聖讓大廳里放著那些死者的場景。是不是我的維克多在這場意外事件中遭遇不測？我找了個藉口又出來了。瓦凱里在那兒，我對他說了我的擔心，他很樂意陪我前往。 我們先找到弗羅芒-默里斯先生，他的商店在市政廳旁的羅波街，我請他設法讓我進聖讓大廳。他開始不想讓我去看這個可怕的場景；他前天看過後至今還擺脫不了那可怕的景象。他的遲疑使我認定是一種婉轉的方式，我堅持要去，於是我們出發了。 在聖讓大廳里，在行軍床上擺放著長長一排屍體，就像停屍房，大部分人難以辨認。我一個一個地查看，每當看到一個褐色頭髮年輕死者我就忍不住發抖。啊！是的，看見這些血淋淋的死者是多麼可怕的場景啊！但是我無法描述它；我看到的所有面孔都不是我的孩子，終於到了最後一個，我鬆了口氣。 當我走出這個悲慘的地方時，我看見歡蹦亂跳的維克多朝我跑來。他聽見槍聲後就離開了那間房間，由於沒有找到回家的路，他去看望了一個朋友。 2月26日 在王家廣場的拱頂下，人們到處都用炭筆寫著：孚日山脈廣場。 在巴黎四處的牆上人們看到這樣開頭的布告： 法蘭西共和國 女公民們！ 在每個人都想到要拿掉地毯的時候（等等……） 下面是一個工廠主的地址。 25日在凡爾賽，瑪麗·奧爾良做的貞德塑像被砸碎了，扔到窗外。 路易-菲力浦的逃跑 是克雷米厄先生對國王說出下面這句傷感的話：「陛下，該走了。」 國王已經退位。這致命的簽名已是白紙黑字。他盯著克雷米厄。 人們聽見外面傳來王宮廣場激烈的槍聲；這個時刻正是水堡的保安警察在與瓦盧亞街和聖奧諾雷街的街壘交戰的時刻。 不時地響起巨大的喧囂聲，蓋過了火槍聲。顯然是民眾到來了。從王宮到杜伊勒利宮對暴動這一巨人來說只有一步之遙。 克雷米厄先生指了指外面不祥的喧鬧聲，又說：「陛下，該走了。」 國王一言未答，仍然死死地盯著克雷米厄先生，脫下他的將軍帽，隨意遞給他身邊的一個人，然後又解下他的紅綬帶，脫下飾有銀色大肩章的軍服；他仍坐在寬大的沙發椅里，就像幾個小時以來他一直癱倒在椅子裡一樣，無力地說： 「一頂圓帽！一套禮服！」 有人給他拿來一套禮服和一頂圓帽。不一會兒，國王便成了一個老布爾喬亞。 接著他又用急匆匆的命令口吻喊道： 「我的鑰匙！我的鑰匙！」 人們忙著找鑰匙。 可是喧囂聲越來越大，槍聲越來越近，可怕的喧鬧聲逼近了。 國王重複道：「我的鑰匙！我的鑰匙！」 鑰匙終於找到了，拿給了國王。他把鑰匙放進公文包，然後將公文包夾在胳膊底下，還有一個更大的公文包由一個僕從照管。國王顯出一種躁動不安，周圍的一切都在匆忙中進行。不時傳來親王們和僕從們的聲音：「快！快！」只有王后不慌不忙，保持矜持。 大家開始出發了。國王一行人穿過杜伊勒利宮，他把手臂伸給王后，更確切地說是王后把手臂伸給國王。蒙龐西埃公爵夫人倚靠著于勒·德·拉斯泰里先生，蒙龐西埃公爵靠著克雷米厄先生。 蒙龐西埃公爵對克雷米厄先生說： 「克雷米厄先生，請和我們在一起，不要離開我們，您的名字對我們會有用的。」 他們就這樣來到大革命廣場。國王在那裡變得臉色蒼白。 他用目光尋找著他預先讓人在他的馬房裡備好的四輛馬車。但是馬車不在那兒。在馬廄的出口，第一輛馬車的馬車夫被一槍打死了。當國王在路易十五廣場找這些馬車的時候，民眾正在王宮廣場焚燒這幾輛馬車。 在方尖碑102腳下，停著一輛小出租馬車，只有一匹馬駕轅。 國王快步朝馬車走去，王后緊隨其後。 在這輛馬車裡，有四個女人，每個女人膝上都坐著一個孩子。 這四個女人是內穆爾的夫人和儒安維爾的夫人和兩個宮娥，四個孩子是國王的孫子。 國王用力打開車門，對四個女人叫道：「下來！都下車！都下車！」 他只說了這三句話。 槍聲越來越可怕了。只聽見民眾如潮水般湧進杜伊勒利宮。 一眨眼工夫，四個女人就站到了馬路上。——在這條馬路上曾豎立起路易十六的斷頭台。 國王登上馬車，更確切地說是投身進空無一人的馬車，王后跟著進去。內穆爾夫人坐上前座的長椅。國王仍緊緊地夾著他的公文包。另一個大公文包是綠色的，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搬上馬車。克雷米厄先生一拳把公文包打落在車裡。其實公文包里裝的不是錢。兩天後，臨時政府得知路易-菲力浦到了特魯維爾，缺錢用，讓拉馬丁先生交給蒙塔利韋先生三十萬法郎，由他轉交國王。 「出發！」國王叫道。 馬車出發了。走的是納伊大街。 貼身侍從圖雷登上馬車的後部。可他無法站在代替摺疊式座席的槓子上。他又試著騎到馬上，最後只有跑步追隨，馬車超過了他。 圖雷一直跑到聖克魯，以為在那兒可以找到國王，在那裡他得知國王已去了特里亞農宮。103 就在這時，克萊芒丁娜王妃夫人和她的丈夫薩克斯-柯堡公爵坐火車到了聖克魯。 圖雷說：「快！請再上火車去特里亞農宮。國王在那裡。」 圖雷就這樣才趕上了國王。 在凡爾賽，國王找到了一輛大轎式馬車和一輛公共馬車。他和王后坐上轎式馬車，他的隨從坐公共馬車。驛站的馬被套上了這些馬車，馬車朝德勒104方向駛去。 在路上，國王脫下假髮，換上一頂黑綢便帽，帽檐一直壓到眼帘。他的鬍子從前天開始就沒有剃了，他一夜未眠，變得有點認不出來了。他轉向王后，王后對他說：「您看上去有一百歲。」 到達德勒的時候，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在右邊，路面平整，鋪著路石，一般都是走這條；另一條在左邊，路面坑坑窪窪，路途更長。國王說：「車夫，走左邊的路。」 他做得很對。德勒的人很憎恨他，有一部分居民不懷好意地在右邊的路上等著他。他這樣走就逃避了危險。 得到通知的德勒專區區長找到國王，交給他一萬二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紙幣，另外六千是袋裝銀幣。 轎式馬車離開了公共馬車，朝埃弗勒駛去，顧不上公共馬車的遭遇如何了。在離城裡一法里的地方國王知道有一座別墅，是屬於他的一個心腹：某某先生…… 當國王一行人到達別墅時，天已經黑了。 馬車停了下來。 圖雷下車按響了門鈴，門鈴響了很長的時間。終於來了一個人。 圖雷問道：「您是某某先生？」 某某先生不在。現在是冬天，某某先生在城裡…… 他的佃戶名叫勒納爾，是他開的門，他向圖雷解釋了這一切。 圖雷說：「這沒關係，我那邊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他們是他的老朋友，他們趕路很累了，請您給我們打開門吧。」 勒納爾說：「我沒有鑰匙。」 國王累得精疲力竭，飢腸轆轆，痛苦難忍，勒納爾看見老頭這副模樣動了惻隱之心。 他又說：「先生太太請進吧。我不能給你們打開城堡，但是我可以讓你們進我的農舍休息。請進吧。同時我派人去埃弗勒找我的東家。」 國王和王后走下馬車。勒納爾把他們引進農舍低矮的廳堂里，廳堂里生著旺旺的火，國王已經凍僵了。 他說：「我冷極了。」他接著又說：「我餓壞了。」 勒納爾說：「先生，您愛喝洋蔥湯嗎？」 「很愛喝。」國王說。 人們做了洋蔥湯，拿來午餐沒有吃完的剩東西，說不出來是什麼的冷雜燴，還有煎蛋。 國王和王后上了桌，其他的人都和他們在一起吃，有佃農勒納爾，他的幾個夥計，還有侍從圖雷。 國王把端給他的東西都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王后沒有吃。 吃到一半，門打開了。是某某先生。他是急匆匆從埃弗勒趕來的。 他發現了路易-菲力浦，驚叫起來：「是國王！」 「別吱聲！」國王說。 但為時過晚。 某某先生請國王放心，勒納爾是正派人，完全可以信賴他，農舍里的人都是可靠的人。 國王說：「很好，我必須馬上走。怎麼走法？」 勒納爾問：「您想去哪？」 「最近的港口是哪一個？」 「翁弗勒。」 「那好！我就去翁弗勒。」 「好的。」勒納爾說。 「離這裡有多遠？」 「二十二法里。」 國王大驚，叫道： 「二十二法里！」 「您明天早上就能到達翁弗勒。」勒納爾說。 勒納爾有一輛雙座小馬車，他平時用它來跑市場。他是養馬人，也是馬販子。他在雙座馬車上套上了兩匹壯實的馬。 國王坐在馬車的一角，圖雷坐在另一角，勒納爾坐在中間當馬夫。人們在擋板上橫放了一大袋蕎麥，然後大家出發了。 這時是晚上七點。 王后兩小時以後坐轎式馬車走，用的是驛站的馬。 國王把紙幣放在口袋裡。至於銀幣袋，帶著不方便。 圖雷後來給我講述這些細節的時候對我說：「國王好幾次命令我把錢袋扔在路上。」 過埃弗勒的時候遇到點麻煩。在靠近聖托林教堂的出口處，有一群人攔住了馬車。 一個人抓住馬籠頭說：「聽說國王會從這裡逃走。」 另一個人把提燈放在國王的眼皮底下。 有一個國民自衛軍軍官模樣的人一直在懷疑地摸著馬具。他在這時突然叫起來： 「瞧！是勒納爾老爹！我認識他，公民們！」 他轉向圖雷，低聲對他說：「我認出了您在角落裡的那位同伴。快走吧。」 圖雷後來告訴我： 「他跟我說話恰是時候，這個傢伙。因為我以為他割斷了馬索，我正準備給他一刀。我手裡的刀已經開鞘了。」 勒納爾揚鞭催馬，他們就這樣離開了埃弗勒。 馬車跑了整整一夜。不時停在路邊的旅館前，勒納爾給馬餵蕎麥吃。他對圖雷說：「下車。裝得自在些。用『你』稱呼我。」他有時也用「你」稱呼國王。 國王把黑綢便帽一直拉到鼻樑上，一聲不吭。 早上七點到了翁弗勒。馬匹馬不停蹄地在十二小時內走二十二法里。它們疲乏不堪。 「來得是時候。」國王說。 國王從翁弗勒來到特魯維爾，王后在那裡與他會合。 在特魯維爾，他們希望藏身於迪薩戴爾先生過去租的一座別墅里，他每年度假到海邊洗海水浴時都住在這座別墅里。可是別墅的門關了。他們只好躲進一漁民家中。 呂米尼將軍上午不期而至，他的到來差點毀了一切，因為在港口一個軍官認出了他。 最後國王終於上了船。臨時政府聽憑事件的發展。 可是，在最後一刻，一個警察局長想假裝幹活賣力，他登上國王的船，國王正在遙望翁弗勒，警察局長從甲板到底艙仔細地查看了一遍。 在中艙，他打量了很久坐在角落裡的這位老先生和老太太，他們好像在守著他們的旅行包。 但他沒有離去。 突然船長掏出表，說： 「警察局長先生，您是留還是走？」 「為什麼提這個問題？」警察局長說。 「因為再過一刻鐘，如果您不踏上法國的領土，明天您就會在英國的領土上。」 「你們要起航？」 「馬上起航。」 局長先生打定主意走了，可是他很不滿意，因為他白白地嗅了半天獵物。 船起航了。 勒阿弗爾在望時，船差點沉了。它撞上了一艘大船，因為氣候太惡劣，天太黑，大船撞壞了一部分桅杆和船舷，船上的人盡力修補損壞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國王和王后到了英國。 2月24日，德卡茲公爵和公爵夫人被趕出了盧森堡宮。被誰趕出來的？是被宮裡的人趕出來的，這些人都是貴族院的雇員，被公民投票選出來的。區里流傳著一種傳聞，說貴族院議員要在夜裡聚會，制訂反革命契約，發表一個公告，等等。整個聖雅克區都準備向盧森堡宮進軍。恐怖從那裡而來。人們先是請求，然後是緊逼，最後是強迫公爵和公爵夫人離開盧森堡宮。「我們明天走。我們不知道去哪裡。讓我們在這裡過一夜！」「不行，一夜也不行！」他們被趕了出來。 他們去了一家有家具的旅館。第二天他們在維爾納伊街9號住下來。 德卡茲先生病得很厲害，八天前他開了刀。德卡茲太太很沉著地應付這一切，這真是在男人們的愚蠢中顯出的女人的美德。 2月24日，部長們的逃跑也費了很大的力氣。 基佐先生三天前就離開了卡普森旅館，躲到內政部。他一家和迪薩戴爾一家住在一起。 2月24日，他們等待著奧迪隆·巴羅先生和攝政；勒德律-羅蘭先生來了，這成了一場革命。 當基佐先生和迪薩戴爾先生準備用午餐時，一個執達員驚恐地跑來。暴動隊伍已經從勃艮第街衝出來了。兩位部長丟下一桌的飯菜，慌不擇路地從花園逃跑。他們的家人緊跟著他們：迪薩戴爾年輕的妻子、基佐年邁的母親，還有孩子們。 有一個特別之處：基佐先生的午餐變成了勒德律-羅蘭先生的晚餐。給王朝吃的東西變成了共和國的口中之物，這並非是第一次。 逃跑的人走的是貝爾薩斯街。基佐先生走在前面，挽著迪薩戴爾太太的手臂，他的皮披風和像平常一樣倒在腦後的帽子使他很容易被認出來。在西爾林-貝爾丁街，迪薩戴爾太太發現一群穿工裝的人用特別的目光看著基佐先生。她讓他躲進一扇大門，碰巧她認識看門人，基佐先生被帶到六層，藏在一間無人住的房間裡。 基佐先生在這個藏身之地待了一天，但他不能繼續留在這裡。他的一個朋友記起有一個書店老闆是基佐先生的崇拜者；在基佐先生最發跡的時期，這個書商常說他一輩子忠實於被他稱作「偉人」的人，甚至可以為他獻出生命，他期待著這樣的機會（人們沒有告訴我這個書商的名字）。於是有人去找他，向他複述以前他說過的話，告訴他期待的機會來到了。這個正直的出版商沒有辜負人們對他的期望，他讓基佐先生在他自己的家裡躲了整整十天。 十天後，有人為基佐先生在火車北站訂了八個座位。基佐先生在夜幕降臨時來到車站。陪同他的七個人坐在車廂的其他位子上。就這樣他們一行人走過了里爾、奧斯騰德，再從那裡去了英國。 迪薩戴爾的逃跑更複雜些。 他在巴黎一直躲到27日。28日，阿拉戈先生交給他一本護照，上面寫著：「共和國當局允許馬松先生自由來往，我交予他一項為共和國效力的秘密任務。簽名：阿拉戈。」迪薩戴爾先生化裝成老人，安上假鬍子，出發去勒阿弗爾。在路上他被截住三次。護照替他解了圍。在勒阿弗爾，海軍軍需官加蒂納里先生笑著對他說：「馬松先生，我認識您，請您過去吧。」他順利地上了船。 他正準備安頓下來，有人來通知他船走不了了。他以為被發現了，慌得不知所措。其實船是被英國領事扣留了，可能是為了在必要的時候方便路易-菲力浦的潛逃。迪薩戴爾上了岸，在一個崇拜他的女畫家的畫室里過了一個夜晚和一個白天。 第二天，上了另一艘船。迪薩戴爾先生下到底艙，隨時都擔心被認出，被抓住。終於等到機器發動了，轉動的螺旋槳拍打著水，船開了。突然，碼頭上和船上傳來叫喊聲：停下來！停下來！船停住了。這一次，部長覺得徹底完蛋了。 這是一個國民自衛軍軍官在甲板上告別耽擱了時間，他不願去英國，可是不得不去。他看見船開動了，急得大叫：停下。他的家人在碼頭上也幫著喊。人們讓軍官上了岸，船又起航了。 迪薩戴爾先生就這樣離開了法國，來到英國。 帕基耶先生也是拿著一個阿拉戈簽名的護照離開巴黎的，護照上的名字是艾蒂安先生。他到了圖爾，覺得在那兒沒有危險，就在那兒安頓下來。 阿拉戈後來對我說：「這無所謂。他回法國的時候，迪薩戴爾要把名片放在我這裡。」 在杜伊勒利宮，人們在一堆文件里找到儒安維爾夫人給她丈夫的一封信，信上有這麼一段話： 「我親愛的老夥計，我不同你談政治。人們什麼都不告訴我們。帕夫知道一些事，可是他在萬森。」 帕夫是蒙龐西埃先生的綽號。家族的每個親王都有自己的綽號。 3月14日 杜伊勒利宮的鐘停在三點（從革命以來沒有再上過發條），標誌著王朝倒台的時間。王宮正面的所有玻璃都打碎了，窗簾也沒有了。透過打碎的窗戶可以看見分枝吊燈的黑影子映在對面的玻璃上。一個月前這個正面出現在路易-菲力浦的夢中就好了！儒安維爾家的一扇窗戶和阿戴拉伊德太太的兩扇窗戶有白窗簾。杜伊勒利宮的柵欄被拆除了，拔掉了，然後又匆忙地重新豎起，用木柵欄修補好。在皇家橋的柵欄處，一個報販在叫賣拉斯帕伊的報紙《人民之友》僅有的兩期。他喊道：「拉斯帕伊公民的報紙！」一個別動隊的士兵買了一份，又還給報販說：「老報紙！我不要！你賣的是十五天前出的報紙！」 在王宮的王子長廊下，那兒還堆滿了瓦礫，一個人在叫賣小冊子：「路易-菲力浦的罪行！兩個蘇！路易-菲力浦處死了貝里公爵！兩個蘇！路易-菲力浦讓孔德親王上了斷頭台！兩個蘇！」一個孩子路過時說：「好像很快就上斷頭台。」 學院 二月革命以後的第二次會議。有巴朗特先生和莫雷先生，他們第一次會議沒有參加。聖奧萊爾先生、庫贊先生、塞居爾先生、雷米薩先生、托克維爾先生、米涅先生、維埃內先生兩次會議都出席了。梅里美先生作為國民自衛隊也出席了會議。杜潘先生參加了這次會議，但上次會議沒有來。最後一次他來的時候，他從市政廳出來，他在市政廳陪同高級法官，他喊了口號：「共和國萬歲！」他走近我，對我說：「您知道塞吉耶說的話嗎？」「不知道。」「是這樣：這是我從講台上看見經過這裡的第六屆政府了。」杜潘先生聽後笑了起來。 聽說他現在被免職了，由律師公會會長巴羅什律師代替。 3月 所有的激情都在沸騰：新仇舊恨一致對準內閣；現在內閣被打垮了，這些仇恨開始轉向社會。 在3月初，一個新的、與眾不同的社會階層出現了，即政治犯。這個階層十分狂熱，有時他們感到氣憤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這些人在瓦朗蒂諾大廳聚會。是索布里耶發起的，于貝爾、巴雷斯、布朗基組織了這次聚會。 這次會議只不過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喧鬧。開始的時候像風暴，結束的時候像戰鬥。索布里耶在會上激昂地發了言；布朗基以他冷靜的憤怒說了話，還有其他的人也發了言。無數的憤怒針對下台的國王、臨時政府、基佐、拉馬丁，反對一切人，反對一切事。 「政治犯是二月革命真正的始作俑者。他們為暴動做準備，是他們產生的思想；而有了思想，才有了行動。人們會忘記那些真正的、純潔的、唯一的共和分子！他們這些勝利者被看作失敗者！顯然是臨時政府背叛了他們！」 于貝爾是從聖米歇爾山的監獄裡出來的，他全身癱瘓，被人抬到大廳盡頭搭的舞台上。他坐在椅子上，臉色蒼白，很惱怒，用目光代替動作。他喊道：「公民們，你們知道我所看到的嗎？我去了市政廳。他們在我面前拒絕為我們的街壘兄弟、我們的牢房兄弟、我們1830年和1848年的兄弟打開大門！他們把光腳丫的人趕出去，讓穿皮鞋的人進來！那些衣冠楚楚的富人才是主人！他們到處向廣場伸出魔爪，這些魔爪都是戴著黃手套的！在高處的人還想留在高處。難道在低處的人就不想爬到高處嗎？舊的社會在抵抗；讓我們向它發起進攻，摧毀它！首先要推倒被稱作臨時政府的這堵可惡的石灰牆！」 這一詛咒使人群更加激憤。所有的人都情緒激動，大廳里響起了震耳的口號聲：「拿起武器！到市政廳去！打倒臨時政府！」 很多人在高喊：「打倒富人！」另一些人喊道：「不！不！」這些人是正宗的共和派，他們不想改變二月革命的宗旨，不願超出政治革命的範疇。衝突發生了。分裂立即產生，兩派拳腳相加，一派滿足於到羅伯斯庇爾為止，另一派則堅持要到巴貝夫105為止。大廳的樓廳跳舞時是樂隊奏樂的地方，現在成了戰場。 他們在爭鬥中暫時忘記了市政廳和臨時政府。這場小戰爭避免了大戰爭。 莎士比亞會接受93年，吉貝爾·德·皮克塞雷古106會鄙視1848年。 在革命中，我更喜歡雙腿殘疾者，而不喜歡侏儒，更喜歡庫東107，而不喜歡馬拉斯特。 在雙腿殘疾者中還有一個真正的人存在。 我更喜歡93年，而不喜歡48年。我寧願看見巨人在混亂中艱難地行走，也不願意看見笨伯在混亂中前行。 93年的模仿者們！小心不要在你們的名字周圍引起一時的恐怖和永久的恐懼！ 千萬小心…… 想令人害怕，想令人可惡， 在你們可憐的名字的周圍， 引起一時的恐懼和永久的恐怖！ 什麼！我們將看到巴爾貝斯消滅索布里耶，就像羅伯斯庇爾消滅丹東；布朗基消滅巴爾貝斯，就像塔利安消滅羅伯斯庇爾！我們又將看到斷頭台上的決鬥！ 啊！小心點！別把92、93年的人與1848年的人混淆在一起。過去的革命家，那些偉大的革命家是上帝的手從人民這棵老橡樹中砍下來的木材，而1848年的這些暴動者只是碎木屑。 這些人比不上馬拉，比不上丹東，比不上卡里耶。怎麼會比不上？模仿他們。他們是可怕的，是嚴厲的。模仿他們的人則是可怕的，可笑的。什麼！恐怖的模仿！什麼！剽竊的斷頭台！還有比這更可惡、更愚蠢的嗎？想一想，這是你們想要的嗎？93年產生了它偉大的人，五十五年後，它有了只會模仿的猴子。 3月 我們在美杜莎108的木筏上，夜幕降臨了。 什麼！二十年來，我們每個人都在為未來的大廈添磚加瓦，今天有人想用這磚瓦來打擊我們！ 二月革命的參加者好像達成共識，要爭先恐後地推翻他們建立的秩序；在政權外的通過陰謀詭計，在政權內的通過採取的措施。後者我更欣賞。他們提出法案，發明政治手段和計策，臨時採取權宜之計，他們統治的奇怪方式，給目前的政府有意無意的打擊，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希望它成功，不希望它長久下去。事實上，對立派去搞陰謀詭計是很愚蠢的。去費這勁幹什麼？他們最好就是讓共和派謀反共和國。 蘇珊：「太太，水龍頭壞了。」 太太：「知道了，蘇珊。」 蘇珊：「應該買個新的。」 太太：「這不可能，蘇珊。」 蘇珊：「可是您看啊！它都裂開了！水都流出來了！」 太太：「這沒什麼，蘇珊。我沒有錢買新的。」 蘇珊：「那好吧，共和國就是這樣！……」 我不明白有人為什麼害怕至高無上的人民；人民就是我們所有的人；怕人民就是怕自己。 至於我，三個星期以來，我每天都在陽台上看到民眾，在這個古老的王家廣場，它完全配得上它的歷史名稱。我看見民眾很平靜，很快樂，很友善理智；當我在人群中的時候，他們威武地列隊前進，扛著槍或十字鎬，鼓手和旗手在隊前。我看他們，我向您發誓我不害怕他們。 在這兩天裡，我向他們高聲說了七次話。 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只害怕那些感到害怕的人。 政府搖搖欲墜，國家動盪不安，法蘭西數世紀的偉大毀於一旦。法律、風俗、思想、興趣、願望、權力、意識，一切都在動搖，傾斜。您肯定您能挽救這一切？肯定不是加強。 您感到不安、害怕、思緒混亂。您摸索著前進。您覺得自己是在黑夜裡。在您前面您什麼都看不見，您甚至不知道這夜是什麼性質。您懷疑地自問：是您沒有眼睛，還是這世界沒有陽光？ 可怕的問題，每個人都在問，沒有任何人能回答。 3月30日 一個七歲的孩子在大街上手舞足蹈地唱著： 砍掉的頭顱！ 砍斷的拳頭！ 寧死也要報仇！ 路易-菲力浦和基佐的名字出現在歌里。每唱完一段，他都從腿下向空中拋他的帽子，然後大笑著又接住它。 1848年為國民議會修建的房子花了三十三萬六千法郎。 4月6日 一個三歲小兒在唱《為祖國而死》。他的母親問他： 「你知道為祖國而死是什麼意思嗎？」 孩子說：「知道，就是舉著旗幟在街上走。」 4月28日 貝朗吉昨天說到勒德律-羅蘭的特派員：「他們做事不是很靈活，不過我還是同意了。本來應該把北方的勞改犯送到南方去，南方的勞改犯送到北方去。離鄉背井對他們會有好處的，我能肯定。人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他們送到他們熟悉的地方。這是一個錯誤。」 他又說：「如果我認識索布里耶先生或布朗基先生，我會對他們說：小心！你們的共和國是早產兒；它是否能存活還不能肯定。應該加倍地愛護它。如果你們用如此粗糙的手去摸它，會把它置於死地！」 近十年來流行著一種時髦，那就是用整面牆來做廣告。在牆上刷上巨大的大寫字母。路人駐足觀看，目的就達到了。在騎兵競技場廣場、沿河大街和大街，人們用這種方式給路易·布朗基的《大革命史》做廣告。1848年2月前，路易·布朗基的名字被刷成紅色，2月以後被刷成黑色。 當人們發現山嶽俱樂部的主席是苦役犯尼斯特時，有人說：「以後，我們要查看肩膀。我投票贊成俱樂部由穿袒胸露肩衣服的人來領導。」 5月3日 在英國的奧爾良家族現在處於貧困之中。他們在飯桌上有二十二個人，只能喝水。這一點也不誇張。他們只有四萬鎊的利息用來生活：那不勒斯的二萬四千法郎，是瑪麗-艾梅麗王后的嫁妝；還有路易-菲力浦忘在英國的一筆達三十四萬法郎的款子。他是這樣把這筆款子遺忘在英國的：1844年10月他和儒安維爾親王在英國做那次輝煌的旅行時，他在倫敦的一個銀行家那裡開了一個五十萬法郎的戶頭，他當時只用了十六萬法郎。他來到倫敦時，發現了銀行里的這筆錢，感到很吃驚，也很高興。 瓦杜先生和國王一家在一起。他們所有的人只有三個傭人，三個傭人中只有一個來自杜伊勒利宮。在這種窮困潦倒的境地下，他們向巴黎要求還給他們在法國擁有的一切。他們的財產已被保管起來，他們的要求沒有被受理。有好幾個原因。臨時政府提出的一個理由是國家元首年俸的三千萬債務。人們對路易-菲力浦有很奇怪的看法；他可能並不貪婪，但他肯定不吝嗇。他是最能揮霍、最浪費、最沒有條理的人；他到處欠債，欠賬，欠款。他欠一個木匠七十萬法郎，欠他的供菜商七萬法郎的黃油錢。 因此沒有啟封任何錢，所有的錢都存封，以便抵押給債主。這些錢包括儒安維爾親王和公主的私人財產、利息、首飾鑽戒，等等。還有屬於奧爾良公爵夫人的十九萬八千法郎。 王家可以得到的只是衣物和個人用品，至少是人們可以找到的東西。在杜伊勒利宮的演出大廳里擺了三張長桌子，上面放著二月革命的戰將交給杜伊勒利宮的總管杜朗·聖阿芒先生的所有東西。這些東西組成一堆奇怪的雜物：撕破了的骯髒的宮廷袍子、沾滿泥濘的榮譽勛帶、外國的榮譽勳章、短劍、鑽石環飾、珍珠項鍊、金羊毛勳章頸飾，等等。每個親王的代理人、副官、傳令官都來認領這些東西。好像找到的東西很少。內穆爾公爵只要了自己的衣物，主要是大皮鞋。 在路易-菲力浦提出的賠償書下方列了一個很特別的失物清單。清單顯然帶有諷刺意味，可能是某個神秘的共和派人士寫的。清單是這樣寫的：「另外我還要求收回一盒牙籤、兩條舊襯褲、一件法蘭絨背心、我的長褲和一副背帶。」 儒安維爾親王這樣對蒙龐西埃公爵說：「啊！先生，您還健在；您沒有被殺死，您沒有運氣！」 海景畫家居丹從英國來，他見到了路易-菲力浦。國王很痛苦，他對居丹說：「我不明白。巴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風吹進了巴黎人的腦子裡？我弄不明白！……總有一天他們會承認我沒有錯。」他沒有一點錯，但他有所有的錯。 他甚至到了一種難以表達的樂觀程度。他自認為比路易十四更像國王，比拿破崙更像皇帝。22日星期二那天，他高興得幾乎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就是在那一天，他還是只顧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兩點鐘響起第一陣槍聲時，他正在和他的代理人吉朗特先生、斯克里布先生、德諾曼蒂先生商議從阿戴拉伊德太太的遺囑中可以得到的好處。星期三那天一點鐘，在國民自衛軍做出反政府決定從而引起一場革命的時候，國王正在召見艾爾森先生，向他訂購一幅我不知道是什麼的畫。 查理十世是個猞猁。 另外，路易-菲力浦在英國理所應當地承受著他的不幸。維多利亞女皇對路易-菲力浦很冷淡，她對他絲毫不關心，也不贈予他錢。英國的貴族還比較熱情。路易-菲力浦接到十封英國貴族院主要議員的信，他們慷慨解囊，任他取用。他答道：「我要留著這些信。」 在這個時候（1848年5月），杜伊勒利宮已經修復。但納伊宮和王宮被毀。王宮的畫廊本來就很平庸，現在幾乎被毀，只剩下一幅畫，就是路易-平等的肖像，這是暴動的選擇嗎？還是偶然的嘲弄？國民自衛軍在那些沒有完全燒毀的油畫裡剪下他們喜歡的頭像，以此作樂。 到達國民議會時發現的第一個東西是三角楣上的大鐘。這鐘大概是1816年的產品，長指針的針頭是一朵百合花。 國民議會辦公室的用具：文件紙張、筆、文具盒、一個大電鈴、四台帶樹葉花紋白燈罩的大檯燈。主席台上有一杯水、兩台綠燈罩的檯燈，還有主席和兩個秘書。 5月6日星期六 路易·布朗基先生第一次在國民議會發言。他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由於個子太矮，欄杆都快到了他的眼睛。一個辦事員拿來一把小凳子，他站了上去，大廳里一片笑聲。 晚上，在劇院裡，觀眾對引座員說：「給我一把小凳子。」 5月6日星期六，拉馬丁在議會匯報了臨時政府的情況。他的發言得到廣泛的歡迎。晚上，在布朗基俱樂部人們議論紛紛，氣憤不已。一個赤膊、下巴陷在碩大的紅領帶里的男人叫嚷著：「我剛聽了拉馬丁公民在議會的報告。直到那時我還是他的受騙者，我今後再也不是了。以前我相信他的雄辯、他的政策、他的人道。今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拉馬丁公民不是一個雄辯家，不是一個部長，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欺騙了法國，背叛了人民。我自己長期以來都被他的甜言蜜語所迷惑，可是今天我發現他的舌頭在他的心裡沒有根。」 他的發言受到熱烈的鼓掌。一幅漫畫在俱樂部里傳開，漫畫上是拉馬丁，他的袖子裡裝著亨利五世，亨利五世的頭探了出來。拉馬丁輕輕地把他的頭推回袖筒里，一邊說：「閣下，再等一會兒，馬上就行！馬上就行！」 5月15日對上議院的衝擊形成一個奇怪的場景109。請想像一下上議院亂鬨鬨的大廳吧。如潮水般的人群沿著下專席，甚至上專席的柱子一直衝到大廳里，無數的旗幟在四處飄揚，受驚的女人們舉起了雙手。鬧事者擠滿了記者席，走廊里都站滿了人。到處是攢動的人頭、揮舞的手臂、肩膀、緊握的拳頭；沒有人在說話，所有的人都在喊叫，代表們一動不動，這一場景持續了三個小時。 主席台、秘書台、專席都沒有了，只剩下一片人的海洋。一些人坐在議長的文件上，騎在議長座椅的銅怪獸上，站在秘書們的桌子上、樓梯的欄杆上、打字員的蝸形腳桌子上、主席台的絲絨上。他們大部分都光著腳，但頭上都戴著帽子。 他們中間的一個人拿了主席台兩邊放著的兩個小鬧鐘其中的一個，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這些鬧鐘是《箴言報》的編輯們用的。 大廳里嘈雜聲一片。灰塵像煙霧一樣瀰漫在大廳里，嘈雜聲像雷鳴。要想聽清半句話要花半個小時。 臉色蒼白的布朗基冷靜地站在那裡。 人們把想說的話寫下來，每時每刻都有人把用梭鏢頂著的牌子舉過人頭。 專席上的鬧事者用旗杆打著女人的帽子，好奇混雜著恐懼。女人們堅持了三刻鐘，最終還是跑得一乾二淨。只有一個還留在那兒，她長得很漂亮，濃妝艷抹，戴著一頂粉紅色的帽子，驚恐萬分，隨時準備奪路而逃，離開這令人窒息的人海。 議員迪薩弗先生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把匕首威逼著他。另外好幾個議員也遭到粗暴的對待。 一個鬧事頭目不是從民眾中來的，他滿臉殺氣，眼睛充血，鼻子像猛禽的嘴，他叫囂著：「明天，我們在巴黎豎起的斷頭台要和我們豎起的自由之樹一樣多。」 胡說八道的恐怖主義只會掩蓋真正的刀刃。勒德律-羅蘭只是布朗基的套子。 拉馬丁昨天在和阿爾封斯·卡爾共進晚餐時說：「我準備辭職；因為如果我三天後不走，他們四天後就會把我趕出來。」 5月24日 「……拉馬丁犯了像他一樣偉大的錯誤，這樣說並不過分；他踐踏了紅旗，廢除了死刑；他在十五天裡做了一場暗淡的革命的光輝人物。今天，我們從光輝的人物過渡到輝煌的人物，從拉馬丁到勒德律-羅蘭，在將從勒德律-羅蘭過渡到布朗基的時候，願上帝保佑我們！」 5月28日星期天是我在「小鎮」110就任主席的日子，代替我的同僚波塔利斯先生。 我在那裡過了一整天，來的人很多。路易·布朗基也在，我們是同路來的，談了很久。他對我說：「貝朗吉很精明；拉梅奈好記仇，他們都不是好人。巴爾貝斯是個瘋傢伙。至於布朗基，他是個怪物：膽大妄為與膽小如鼠集於一身，一個可憐蟲。我這裡有一封信，是巴爾貝斯從聖米歇爾山寫給我的，談到布朗基：『這世上有一個比路易-菲力浦更令我鄙視的人，他就是布朗基。』」 晚餐很愉快，儘管談話的內容有時令人不快。飯後，一個金髮碧眼的美貌女人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有人追捕您，請您到科貝爾來，我會把您藏起來的。」她是科貝爾的一個醫生的妻子。 5月 宴會的預告使全法國都感到不安，阿爾及爾也不平靜。整個二月，人們都在等待著巴黎的不祥消息。2月25日，奧馬爾公爵先生舉行了一次盛大晚宴。人們知道22日事情就已經決定了，大家不安地等著郵件的到來。親王很焦慮。在吃飯後甜點的時候，他勉強笑著說：「巴黎現在發生的事情一定很稀奇。」 事件分幾個步驟到來：首先是27日，奧迪隆·巴羅，攝政；然後是臨時政府，最後是3月1日，共和國的成立。親王親自宣布共和國的。 他和儒安維爾親王一起最後一次查看了防禦工事，確定工事完好；他命令所有的軍官堅守崗位，要他們忠於法國，他很羨慕他們。 由於他沒有錢，他不得不用他的工資來支付費用才能離開殖民地。他的薪水是三萬法郎，他付給修建總督府的工人兩萬法郎，自己帶著一萬法郎離開了。 從2月到5月，在王朝統治的這四個月里，人們隨時隨地都感到了王朝的行將覆滅，這個時候的文明世界的狀況也是前所未聞的。歐洲害怕一個民族，那就是法國；法國害怕一個黨，那就是共和黨；這個黨害怕一個人，那就是布朗基。 這一切歸根結底就是害怕某件事或害怕某個人。 不要忘記這一點：過去有改革的問題，婚姻的問題，阿爾及爾的問題，西班牙的問題，塔希提島的問題，東方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 這可以改變一點政策。 我不是共和派，你們這樣認為？ 什麼是共和派？是想使人愛共和國的人還是想使人恨共和國的人？如果我不是共和派，如果我想推翻共和國，請聽清楚：我會煽動破產，我會煽動內戰，我會鼓動街頭鬧事，我會使軍隊受到懷疑，我會使國民自衛軍受到懷疑，我會使國家本身受到懷疑；我會建議違背良心，鎮壓自由；我會給殘暴分子和腐敗分子任意砸碎軍官們古老的劍的權力；我會指定帕夏們為共和派；我會讓商店總關著門；我會遏制商業、工業、勞工；我會高喊：富人該死！我會煽動廢除資產和家庭；我會主張搶劫、殺人、屠殺；我會呼籲成立公共拯救委員會；我會無限地延期選舉，也就是說我沒收了人民至高無上的權力；我會盡力使93年的幽靈重現在所有人的眼前；我還會做得更過分：我會宣揚那些甚至都無法獻給羅伯斯庇爾、馬拉的理論，在這些理論的書名頁上應該寫上：拉塞奈爾、卡杜什、芒德蘭，在這樣做的同時您知道我還會做什麼嗎？我會摧毀共和國！我肯定在人類的恐怖之下、在某個確定的時間將它摧毀。 我做了什麼？我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我宣稱共和國願意、應該，也能夠在它的周圍把商業、財富、工業、勞工、資產、家庭、藝術、文學、智慧、民族的力量、公共的繁榮、對人民的愛、對民族的欣賞集中在一起。我要求自由、平等、博愛，我還要加上統一。我渴望成立全球共和國。一個月前當民眾來到我家要我耕種自由之樹的時候，我就喊出了這句口號。在指責我之前請好好想一想。您知道應該對誰說：「您不是共和派？」應該對恐怖分子說。 你們剛才看見了我的內心世界。如果我不想要共和國，我將在黑暗中向你們指出斷頭台；正是因為我贊成共和國，我才在光明中向你們指出自由的、自豪的、幸福的法國。 維護社會，維護人民，解決思想運動，緩和精神運動，把真正的進步從虛假進步桎梏中解脫出來，保護自由，阻止反動，拯救法國，這一切與拯救文明是一回事，這就是我今後的目標、責任、法律、唯一的工作。這就是將貫穿我一生的事業，它可能是悲慘的，但我希望它是有用的，是高貴的。我向藝術、家庭、詩歌、自然的純快樂告別。我將和那些對自己的鬥爭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戰鬥，但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 無論目前的狀況多麼陰暗，我對前途仍充滿信心，充滿堅定的信念。它在上帝的意願中。我相信人民，就像人們相信上帝的必然，法國人民三個世紀以來一直充當其他民族的教育者，經歷了所有的考驗，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 我把希望寄託於人民，因為我信上帝。 誰反對人民，誰就是反對我。 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新一代的參與可能會使我成為某種東西。在地上，我只是一根鐵棍；把我拿在你們手中，我就會成為槓桿。 5月 怎麼會對結局產生懷疑？對整個人類來說它無疑是好的。滿懷希望吧！充滿信心吧！是上帝寫劇本，是法國演劇本。 國家工場 這一點可以相當準確地形容國家工場：穿工服的工人在王家廣場的拱頂下玩一種賭注放在塞子上的老式賭博，王家廣場現在叫作孚日山廣場。玩這種賭博是國家工場的工作之一。另一個穿工裝的人在牆邊睡覺。一個玩賭博遊戲的人走過來用腳踢了一下睡得正酣的人，對他說：「喂，你在這裡幹什麼？」睡覺的人醒了，他揉了揉眼睛，抬起頭答道：「我在賺我的二十個蘇！」他又躺在地上。 這就是所謂的國家工場。 重新恢復繁榮。用什麼方式？你們問我，我要告訴你們。不應該要一個部長上講台發言，宣布要你們表決的法案：這會引來槍聲。應該少發表一些《迪謝納神父》《真正的共和國》《紅色共和國》《示眾柱》《羅伯斯庇爾》……這一切都會使群情激昂。你們問我不讓鍋燒開的方法？就是別在下面燒火！ 高貴、正直的人民被毒害，被欺騙。有組織的賦閒、懶惰、無所事事。柵欄、沒完沒了的遊戲、無聊、互相打罵。施捨打動人心，不像工資滿足人心。 誹謗文章、攻擊性的小冊子、令人厭惡的招貼…… 天啊！你們在使人民墮落，使人民迷路。你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用紅色共和國和藍酒來灌醉人民？ 所有這些享樂，這多出的十個蘇，這著名的福利，這個超出市場的大肚皮，你們都得不到，這是好事！因為革命會流產。 6月 多麼糟糕的形勢啊！我更喜歡2月24日提供給人們的工作。雖然那很繁重，但很美，可以迅速、完美地結束。今天的一切都是令人厭惡的，腐朽的，誰知道？可能是治不好了的。唉！我寧願得大腦發燒，也不願患毒瘡。是的，肯定是的！當時人民熱情高漲，但很善良，大度，對所有高貴的事物充滿了尊敬和愛戴。今天的民眾雖是同樣的民眾，同樣是穿著工服的人，但他們變得不滿，尖刻，不公平，疑心重，甚至可恨。四個月的無所事事使正直的工人變成了敵對的遊手好閒者，對他來說文明是靠不住的。讀了壞書的休閒，這就是變化的秘密。這些勞動者對勞動厭倦了，這些法國人對名譽厭倦了，這些巴黎人對榮譽厭倦了。是的，有一些人在做一些搶劫、殺人、放火的夢。拿破崙把這些人變成了英雄，而我們的抨擊小冊子的製造者們則把他們變成了野蠻人！我的心底常常在哀鳴。法國到了什麼樣的境地？巴黎到了什麼樣的境地？智慧、思想、藝術、工業、科學、家庭、資產、公共財富、軍隊的紀律、國家的偉大在何處？我們六十年來所做的、所建造的、所開闢的一切都在哪裡？上面是廢墟，下面是深淵。我們處於在我們的頭頂上墜落下來的天花板和在我們的腳下塌陷下去的地板之間。 6月22日 今天中午十二點，一隊有八九百工人的隊伍六人一排浩浩蕩蕩從王家廣場我的陽台下走過，四面三色旗在隊前領頭。他們停在區政府門前，高唱《卡馬尼奧拉歌》，高喊：「打倒拉馬丁！」 在議會裡人們在悄悄地議論一件事：路易·布朗基正在和一個很漂亮的高個女郎相好。有一天，他和這個女人上一輛公共馬車。當她正要坐下來的時候，馬車夫指著路易·布朗基說：「太太，您知道這小子付了全票！」 海軍元帥卡茲的諢名准部長，當他在講台上宣讀來自安的列斯群島的電報時，電報上說聖皮埃爾的漁民區5月22日陷入了屠殺、搶劫、大火中，巴黎市長阿爾芒·馬拉斯特正戴著單片眼鏡斜視著公共席位上的女人們。 共和議會有穿號服的僕役，與貴族院的號服差不多：紅領藍衣，紅背心，金屬紐扣。 外交部長巴斯蒂德公民長得乾瘦，頭髮灰白，穿著黑衣服，很醜，表情憂鬱。他說話帶著處女般的羞澀，表情帶著屠夫的傲慢。議會裡有一個人和他很相像，那個人是個執達員，我總把他當作部長。不過，我從他的銀把短劍上可以認出他的身份。 6月24日星期六 街壘很低，它把波杜耶廣場攔起來。另一個又窄又高的街壘保護著它。陽光照在壁爐的上方。彎彎曲曲的聖安東尼街在我們眼前展開，顯出一片淒涼。 士兵們躺在街壘上，街壘只有三法尺高。他們的槍在路石間瞄準，就像在防禦工事的槍眼上瞄準一樣。不時傳來槍聲，子彈打在我們周圍的牆上，牆上的石塊被打落下來。偶爾有一個穿工裝的人或戴鴨舌帽的腦袋從一條街的街角露出來，士兵們開槍射擊。如果命中了，他們就歡呼：「真棒！玩得好！太棒了！」 他們快活地笑著，交談著。有時，響起一聲爆炸聲，槍聲像雨點般從房頂和窗戶上向街壘傾倒過來。一個高大、蓄著灰色小鬍子的上尉站在街壘中央，他的半個身子露在街壘外。子彈在他周圍如雨點般射來，像在射一個靶子。他面不改色心不跳，高聲喊道：「孩子們，打那兒！開槍！臥倒！小心你！庇卡底人，你的腦袋露出來了，上子彈！」 突然有個女人從街的拐角跑出來。她慢慢地朝街壘走來。士兵們開口大罵，同時也帶著警告：「啊！婊子！你滾開！快走！討厭鬼！她想偵察情況。這是個女間諜！打倒她！打倒密探！」 上尉攔住他們：「別開槍！這是個女人！」 那個女人好像是在觀察，她走了二十步後就進了一扇矮門，門在她身後關上了。 6月24日星期六早上十一點，我從伯杜耶廣場的街壘回來，我是早上四點去廣場查看的。我在議會我平時的座位上坐下來。有一個我不認識的議員走到我身邊坐下，他是貝雷先生，工程師，紅色共和派，住在圖奈爾街。他對我說：「維克多·雨果先生，王家廣場被燒了。您家的房子也著了火，起義者是從蓋梅內死巷的小門進去的。」我問道：「我的家人呢？」「他們都很安全。」「您是怎麼知道的？」「我從那兒來。因為人們不認識我，我才得以越過街壘來到這裡。您的家人先到區政府躲避。我也在那兒。當時我看到情況變得更加嚴重，我勸維克多·雨果夫人去找別的藏身之處。她帶著孩子們在您家隔壁的爐匠馬蒂寥尼家暫避一時。」 我認識值得尊敬的馬蒂寥尼一家，我放心了。我又問貝雷先生：「暴動怎麼樣了？」他答道：「這是場革命。現在是起義主宰著巴黎。我們完蛋了。」 貝雷先生顯得很茫然。 我離開貝雷先生，迅速穿過幾個大廳，來到執行委員會所在地。 這是一間屬於議長的小廳，前面還有兩間更小的廳。在這兩間前廳里，有一些軍官和國民自衛軍在神色慌張地交談著。但這一片嘈雜聲並不妨礙任何想進去的人。 我推開執行委員會辦公室的門，我突如其來地面對這些政權要人。這間小廳更像一間牢房，犯人在裡面等待判決，而不像政府會議。勒德律-羅蘭先生滿臉通紅地坐著，半邊屁股坐在桌子上。加尼埃-帕熱斯先生臉色蒼白，半躺在一長椅子裡，兩個人形成對比。他們的對比是鮮明的：加尼埃-帕熱斯很瘦，有頭髮；勒德律-羅蘭很胖，禿頭。兩三個上校在一個角落裡小聲交談著，其中有一個是議員沙拉斯。我記得不太清楚，好像阿拉戈也在，我不記得馬利是否在那兒。當時陽光燦爛，是天氣最好的一天。 拉馬丁站在左邊的窗戶下，正在和一個將軍談話，將軍穿著軍服，我是第一次看見他，也是最後一次，他叫內格里耶。內格里耶就在那天晚上在一個街壘前被槍打死了。 我朝拉馬丁走去，他向我迎來。他鬍子長長的，一臉沮喪，面色蒼白，衣服沒有刷，布滿灰塵。 他握著我的手說：「啊！您好，雨果！」 下面就是我們談話的內容，每個詞我都記憶猶新。 「拉馬丁，我們現在形勢如何？」 「我們完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一刻鐘後議會將被占領。」 （一隊起義者從里爾街衝出來，一隊臨時組成的騎兵驅散了起義隊伍。） 「怎麼回事！部隊呢？」 「沒有了。」 「可是您星期三告訴我，昨天還在對我說您還有六萬人馬。」 「我以為有。」 「什麼！您以為有！您只滿足於以為有就行了！您對您的職責都不能肯定！」 「您想怎樣？」 「那好！可我們不能就這樣放棄！並不是只關係到您，這關係到議會；並不只關係到議會，而是關係到法國；並不僅僅關係到法國，而是關係到整個文明！這就是您在輸掉的一盤中所失去的，而且肯定有人在作弊！為什麼昨天沒有下令調來城防部隊布置在方圓四十法里的範圍內？這樣您馬上就有三萬人馬。」 「我們下了命令。」 「怎麼樣呢？」 「部隊不來。」 我提高聲音，盯著他看；我氣得肺都炸了。我說：「是這樣！這裡有人叛變了。」 拉馬丁拉住我的手，對我說： 「我不是國防部長！」 就在這時，幾個議員進來，議會剛表決了戒嚴令。他們三言兩語將事情匯報給勒德律-羅蘭和加尼埃-帕熱斯。 拉馬丁轉身小聲說： 「戒嚴！戒嚴！去吧，如果你們認為這很必要，你們就去做吧。我什麼都不說！」 他倒在一把椅子上，不停地重複： 「我沒什麼要說的。不說是，也不說不。你們就去做吧。」 內格里耶將軍走到我身邊。 他對我說：「維克多·雨果先生，請您放心，我剛接到王家廣場的消息。」 「怎麼樣？將軍！」 「您的家人得救了，可是您的房子被燒毀了。」 「這有什麼關係？」 內格里耶緊緊地握著我的手： 「我理解您。我們現在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拯救國家。」 我正準備離開，拉馬丁從一群人中出來，朝我跑來，對我說： 「再見，可是別忘了：別太早對我做結論。我不是國防部長。」 我這幾天來對卡芬雅克有幾分不信任，拉馬丁的話使這些不信任變成了懷疑。 前一天，由於暴動日趨嚴重，卡芬雅克在採取了一些措施後對拉馬丁說： 「今天做這些安排就足夠了。」 當時是五點。 拉馬丁叫道：「怎麼！我們還有四個小時的白天！暴動會利用這四個小時，我們會失去這四個小時！」 他從卡芬雅克的口裡只能聽到：「今天做這些安排就足夠了！」 6月24日星期六 三點左右，在最關鍵的時刻，一個民眾代表來到十一區區政府，區政府位於歌劇院後面的肖沙街。大家認出了他，他是拉格朗吉。 國民自衛軍圍住了他。一眨眼工夫，人群就變得氣勢洶洶：「這是拉格朗吉！開槍的那個人！您到這裡來幹什麼？您是個膽小鬼。請到街壘後面去，那裡才是您的位置。您的人都在那兒，他們沒有和我們在一起。他們宣布您是他們的頭。去吧！他們很勇敢，他們為您的瘋狂在流血。而您害怕了！他有一個可恥的職責，至少您去盡這個職責吧！滾吧！滾出這裡！」 拉格朗吉想分辯幾句，但嘲罵聲蓋住了他的聲音。 憤怒的群眾就是這樣迎接這個忠實的人，他在為民眾戰鬥後，又想為社會盡忠盡職。 6月25日 起義者在新房子的上面朝博馬舍大街沿途射擊，他們都埋伏在加利奧特對面的正在修建的大樓里。他們在窗戶上放了些人體模型、草人，這些假人穿著工服，戴著鴨舌帽。 我親眼看見有一個人在蓬-奧-舒街對面一棟房子的五層陽台拐角修建的磚頭障礙後自衛。這個人瞄準了很長時間，槍殺了不少人。 三點了。士兵們和別動隊布滿了坦普爾大街的房頂，回擊著起義者。 我覺得應該做點什麼阻止流血事件的繼續，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走到安古萊姆街的拐角，剛準備越過附近的那座小塔，一排槍朝我射來，塔上布滿彈痕。小塔上貼滿了戲劇海報，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我撕下一角留作紀念。這一角海報上寫的是這個星期天在鮮花城堡將舉行的萬燈展。 十四顆子彈打中了我的馬車門，十一顆在外面，三顆在裡面。一個士兵在我的院子裡被打死了，地上還可以看到血跡。 杜伊勒利宮的地道是為貝里公爵夫人修建的，在貝里公爵去世後，她身懷有孕，常去水邊的平台散步。那個時期，我經常看見她穿著黑衣，挺著大肚子，獨自在樹下散步，有幾個穿孝服的女人遠遠地跟在她身後。這地道有十六個上了鐵條的老虎窗對著花園；這些窗戶是圓形的，鐵條的布局使它們看起來很像輪子。6月的起義者開始就是被關在這個地道里，不許他們把頭伸出窗戶。哨兵看到誰的頭露出來就開槍打誰。從城堡數第三個老虎窗下方還有一個彈洞。 在羅什舒阿爾街壘，起義者們埋伏在一個名叫巴塔耶的假髮商的店裡，這個店鋪被子彈穿了好多洞。 在聖安東尼近郊區所有商店的門板上起義者都寫上：「小偷該死！」在王家廣場的拱門下寫著：「小偷莫死。」 6月25日，我走近架在歷史劇院前的大街上準備發射的榴彈炮，榴彈炮的大門旁刻著路易-菲力浦的姓名起首字母組成的圖案。 6月的暴動從第一天起就顯示出奇怪的面貌。它突然向恐懼的社會展示出可怕又陌生的模樣。 6月23日星期五在聖德尼門築起了第一個街壘，就在這一天這個街壘就遭到打擊。國民自衛軍堅定地衝過去。這些是第一軍團和第二軍團的部隊。當進攻者從大街到達射程之內時，從街壘處射來密集的子彈，攔住了國民自衛軍的路。國民自衛軍沒有害怕，而是憤怒地沖向街壘。 這時，一個女人出現在街壘上，這是個年輕美貌、蓬頭垢面、令人可怕的女人。她是個妓女，她把裙子撩到腰上，用妓院那種可怕的語言對國民自衛軍喊道：「膽小鬼們，開槍吧，如果你們有膽量向一個女人的肚皮開槍！」 這時，事情變得恐怖了。國民自衛軍毫不猶豫，一排齊射打倒了可憐的女人，她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在街壘里和進攻者中間是一陣可怕的寂靜。 突然又一個女人出現了，這個更年輕，更漂亮，幾乎還是個少女，大約有十七歲。多麼深的不幸啊！這也是個妓女。她撩起裙子，露出肚皮，叫道：「開槍吧，強盜！」槍響了，她被子彈打穿了，倒在第一個女人的身上。 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沒有比這更冷酷，更黑暗的了。文明遭到無恥的打擊，又受到野蠻的保護。一邊是人民的絕望，一邊是社會的絕望。 拯救文明，就像巴黎在6月所做的那樣，幾乎可以說是在拯救人類的生命。 1848年6月 啊！不幸的祖國！一切怎麼可能不崩潰呢？一邊是大炮的打擊，一邊是思想的衝擊。 啊！哲學家們、思想家們、詩人們、作家們、人類的朋友們、智力的炮手們，拿起你們的武器！ 但你們要小心！ 四個月以來，我們都生活在一座火爐中。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未來的塑像沒有從這裡面出來。這樣的火盆來熔化這樣的青銅是完全可能的。 7月4日 夏多布里昂先生於7月4日早上八點去世。他癱瘓了五六個月，腦子都幾乎不靈了；這五天以來，他又患了胸部炎症，使他命歸九泉。 噩耗是安培先生111帶到學院來的，學院決定休會。 我離開了國民議會。在議會，任命了一個議會的總務主任，代替在6月被殺的內格里埃將軍。我去了巴克街110號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府上。 有人給我引見他的侄孫女婿普雷伊先生，我走進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房間裡。 夏多布里昂先生躺在床上。這是一張小鐵床，白色的床幔，有一個趣味頗為低下的鐵冠形裝飾物。他的臉露在外面，額頭、鼻子、緊閉的雙眼顯示出他生前的高貴氣派和死後的莊重肅穆。嘴唇和下巴被一塊細麻布手絹蓋住。他戴著一頂白棉布帽，鬢角露出灰白的頭髮；一條白色領帶一直繫到耳垂。在這一片白色的世界裡他黝黑的面容顯得更加嚴肅。在白被單下可以看到他下陷、窄小的胸脯和瘦弱的雙腿。 朝著花園的百葉窗緊閉著。從客廳半掩著的門透進一點陽光，房間和死者的臉被床邊桌角點燃的四根大蜡燭照亮著。桌上放著一隻銀十字架和帶聖水刷的一罐聖水。一個神父在一旁祈禱。在神父背後，褐色的大屏風遮住了壁爐，只能看見壁爐的鏡子和教堂及大教堂的幾尊雕像。 在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腳下床與牆壁之間的角落裡，有兩隻摞在一起的白木箱子。最大的那個箱子裝著他的《回憶錄》的全部手稿，分成四十八個筆記本。近一段時間他的周圍是一片混亂，以至於今天早上普雷伊先生在又髒又黑的角落裡找到了其中的一本。 幾張桌子、一隻柜子和幾把藍色和綠色的椅子亂七八糟地擺放在房間裡，與其說是裝點房間還不如說是使房間顯得更亂。 隔壁客廳的家具被本色布罩著，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東西，除了壁爐上的一座亨利五世的半身雕像。在這座胸像的前面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全身小雕像。在一扇窗戶的兩邊，分別擺放著貝里夫人和她兒子孩時的石膏像。 夏多布里昂先生對共和國不置一詞，只是說：「這能使您更幸福嗎？」 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葬禮是在1848年7月8日舉行的，這一天恰好是路易十八在1815年第二次重歸巴黎的紀念日，夏多布里昂為此做出過重要的貢獻。我說葬禮，而不說下葬，是因為夏多布里昂先生早就在聖·馬羅近海的一塊岩石上造好了他的墳墓。 巴黎被6月的風暴弄得暈頭轉向，槍聲、炮聲、警鐘聲還在它的耳邊迴響，使它在夏多布里昂先生辭世之際聽不見偉人們去世時籠罩在其身邊的那種寧靜。另外，這已經是三天以來的第三次葬禮了，前一天是大主教，再前天是6月的受害者們。 參加夏多布里昂先生葬禮的人不多，大家的情緒也不太激動。葬禮儀式在巴克街離夏多布里昂先生家不遠的國外傳教禮拜堂舉行。 教堂又小又窄，醜陋不堪，牆壁的下半部掛著黑紗。教堂的中央放著一隻青銅色的木棺，上面蒙著黑絲絨，絲絨上繡著白十字架，布滿銀色的星星；在棺材的四角，有四隻青銅色和銀色的木質大燭台，燭台冒著綠色的火苗，葬禮還沒有結束火就熄了。在追思台上有兩排大蜡燭；沒有任何徽章；整個家族來的都是旁系親屬，有幾百人；庫贊穿著黑衣服，安培身著院士服，維爾曼戴著勳章，莫雷先生身穿禮服，聖樓上站著七個女人，管風琴周圍的人很少。坎佩爾112的主教在唱詩班裡，祭壇旁有四個持槍士兵，教堂里有三十來個六十一團的士兵，由一個上尉帶隊；兩個披肩帶的國民議會議員，幾乎全體法蘭西學院院士；用假低音唱的彌撒曲兩個傳教神學院的學生從一座雕像後面往祭台右邊偷看。安托尼·杜雷先生手執柩衣一角，帕坦先生致悼詞。葬禮就是這樣進行的，整體上有一種豪華氣派，沒有儉樸氣息，還有一種說不出的小資產者的味道，排斥崇高。 這一切太過分，但又很不夠。我希望對夏多布里昂先生舉行王族的葬禮，葬禮儀式在巴黎聖母院舉行，讓死者身穿貴族院議員的大袍和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服，佩掛流亡貴族的短劍，戴騎士團勳章的頸飾和金羊毛勳章；所有的團體都出席葬禮，一半衛戍部隊肅立一旁，銅鼓蒙上黑紗，每五分鐘鳴炮——或者是停放在鄉間教堂的窮人的靈柩。 教堂里有一個老傳教士，他有長長的鬍子，一副可敬的神態。 遺體不能立即運往聖馬羅。由於海浪太洶湧，夏多布里昂的遺體只能在7月18日下葬。 宗教儀式完成後，是學院的儀式。帕坦先生是主持。院子裡陽光燦爛，女人們在窗戶上觀看。儀式完後，人們把他的遺體放進教堂的地下墓室。遺體放在一間穹頂的單間裡的擱凳上，這間單間有一扇拱形門，門在樓梯底的左邊。我走了進去。 棺材上還蓋著黑絲絨。毛邊流蘇的銀帶子仍在棺材上。兩邊燃燒著兩根很大的蠟燭。 我在那裡沉思了幾分鐘，然後走了出來，門重新關上了。 一天傍晚，當時擔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先生同卡斯泰拉納夫人113在尚蒂的樹林裡散步。落日西沉，他們都默不作聲。夏多布里昂先生為卡斯泰拉納夫人作了這幾行出色的詩句（我是從他那兒獲得的）： 在落日的門口，天空漸漸暗淡， 陽光不再普照我們溫馨的交談； 在黎明的朱唇上，有哪樣的笑容 如你的那般歡？ 7月 這是個畫家。 他是這樣畫行政權首腦的肖像的： 「卡芬雅克？毛中的一隻鼻子。」 8月3日的會議 聽取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科斯迪埃爾開始沒有來，他是兩點半到的，坐到他的位子上，在山嶽派的上面。他穿著白背心，黑禮服。 路易·布朗基坐在山嶽派的最高點，他旁邊是費迪南·甘篷，路易·布朗基將手插進頭髮里。 皮埃爾·勒魯114坐在第三個席位上，在路易·布朗基的下方，拉梅奈的旁邊。皮埃爾·勒魯和拉梅奈都戴著單片眼鏡。勒魯用眼鏡巡視著公共席位。拉梅奈低著頭，好像在看書。他不時地摳指甲，把拇指放進鼻煙盒裡。 卡芬雅克在會議開始後才來，他坐下來，兩臂交叉放在胸前，他旁邊是馬利，他坐的是部長席。 拉馬丁還坐在他平時的席位上，左邊第二排下席的盡頭，他的身邊坐著帕涅爾，帕涅爾的旁邊是加尼埃-帕熱斯。拉馬丁像卡芬雅克一樣交叉著手臂，他臉色蒼白，平靜自如，與勒德律-羅蘭形成對比，勒德律-羅蘭坐在他的上方，他滿臉通紅，情緒激動。 勒德律-羅蘭是個塊頭很大的男人，牙齒很美。他的手又大又白，他不時用手摸他的鬍子。 弗洛孔115沒有出席會議，大家都發現了這一點。儒爾·法夫爾來後坐在波塔利斯的右邊。儒爾·法夫爾始終都帶著他的大黑公文包。儒爾·法夫爾臉色發白，下巴突出，黑絡腮鬍子，戴著圓框眼鏡。 蒲魯東116坐在拉格朗吉的旁邊，在大廳盡頭左邊最後一排。外交席上的女人們在他的頭頂上恐怖地看著他，高聲說：「是這個魔鬼！」蒲魯東蹺著二郎腿，穿著灰長褲，褐色的西服；他半躺在座位上，不讓頭靠在椅背上部。 坐在蒲魯東身邊的拉格朗吉穿著黑禮服，腰杆挺直。大家看到他消瘦的臉，他的表情顯得很茫然，但很正直。他的衣服是翻領，白袖口。 科斯迪埃爾在宣讀報告的時候經常激動不安。路易·布朗基用氣憤的口吻要求發言。科斯迪埃爾叫道：「真可恥！」當報告稱他為「荒唐的資產者」時，他喊道：「這是誣衊！」 在報告的第二部分，勒德律-羅蘭拿了一支筆，寫了些筆記。第一部分的宣讀用了一個小時。 報告者波薩爾是聖康坦的律師，他的聲音和動作很像一個總檢察長。 在宣讀報告的第二部分時，馬拉斯特離開席位，被鐘錶匠科爾蓬代替。《工場報》的主編接替了《國民報》的主編。 弗朗索瓦·阿拉戈沒有出席會議。艾蒂安·阿拉戈坐在他的席位上，他的席位在左邊第三排下方，他佩戴著議員的飾帶，這飾帶已經開始廢棄不用了。只有一半的議員戴著它。 三點半。奧迪隆·巴羅登上山嶽派的樓梯，走出大廳。專席上的人發現他穿的綠西服和白頭髮，他的頭髮很像主教的假髮。 巴斯蒂德來遲了，他坐在部長席上，旁邊是古肖。杜潘·德·勒爾坐在我的下方他自己的席位上。杜潘·德·布薩克在部長席上，他戴著夾鼻眼鏡慢慢地巡視著專席上的婦女們。 當報告者講到罷免一個議員時，大衛·安吉爾在山嶽派的第二排席位上站起來喊道：「把他的名字說出來！」（一片嘈雜聲） 8月8日 現在人們正在拍賣國家工場的設備物資。這是一場奇怪的拍賣：什麼都有，從最過分的奢侈品到最寒酸的用品一應俱全。有十四輛娛樂消遣或新奇有趣的馬車：輕便四輪旅行馬車、敞篷四輪馬車、有篷四輪輕便馬車，三十多匹漂亮的馬——和這些馬車一起的還有一堆兩輪車、大量的鐵鍬、長柄叉、十字鎬，這些東西堆滿了議會大廳。 這些東西被混在一起拍賣：輕便四輪旅行馬車和十字鎬，兩輪馬車和雙座四輪轎式馬車；十字鎬都是新的，鐵鍬幾乎全壞了，兩輪馬車都無法使用了。一個元帥守在一隻小鐵爐旁，爐子用來修補要拍賣的工具。 8月 由奧迪隆·巴羅領導的調查委員會聽取拉馬丁的陳述。聽證會像一場審訊。聽完後，調查委員會主席又用同事的口吻問拉馬丁他是否希望調查委員會忽視，甚至刪掉報告中的一些文件，他還說對於涉及拉馬丁的一些問題，委員會不予深究，不想過分地引起人們的好奇心。 拉馬丁答道：「請你們一往無前地朝前走，清清楚楚的做調查，你們會發現我是清白的，我也會重新得到人心。」 8月25日夜間會議 議會大廳的專席上人山人海。所有的議員都坐在他們的席位上。議會的八盞燈和七盞分枝吊燈全部都點亮了。 大家議論著大街上的騷動。這幾天以來，在王宮花園有集會。德·尚萬先生117喊道：「把柵欄關上！」 聽說部隊已經疲於奔命。 議會的氣氛陰沉沉的。八點鐘敲響的時候，警鐘聲也響了。 大廳很昏暗。在第一盞分枝吊燈下可以看到阿拉戈那可敬、疲勞的腦袋，他的旁邊是拉馬丁，他還是那樣溫和、平靜、嚴肅。 卡芬雅克坐在左邊部長席的第一個席位上，他把帽子擱在部長席上，旁邊是古肖和馬利。 科斯迪埃爾和勒德律-羅蘭還沒有到。 路易·布朗基發言。 當我穿過議會的法官席時，拉馬丁喊住我。他正在和站著的維維安交談。他對我說：「您對我有什麼建議？我應該發言還是保持沉默？」 我回答他：「不要發言，保持沉默。這一切與您的關係並不大。所有的騷動都是在下面，您應該留在上面。」 他又說：「這也是我的想法。」 維維安也說：「我也是這麼看。」 拉馬丁又說：「那好，我一言不發。」 沉默了一會兒，拉馬丁接著說： 「至少在討論沒有涉及到我，沒有對我有非議的時候。」 我答道：「在這種情形下也不要發言，請相信我。為法蘭西的傷口發出痛苦的叫喊，而不要為我們受到的中傷。」 拉馬丁說：「謝謝，您說得有道理。」 我回到我的席位上。 路易·布朗基講了一小時四十分鐘，他以雄辯的言辭和發自內心的抗議結束了他的發言。 十點鐘，警察局長迪庫來了，坐在卡芬雅克的身邊。 當科斯迪埃爾登上講台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他拿了一沓紙，想在會上讀。議會大廳里響起一陣恐懼的騷動聲。事實上，手稿是有很多頁，可是因為字寫得很大，所以每一頁的字並不多。這是因為科斯迪埃爾看東西很費力，必須把字寫得很大，就像給孩子看的一樣。 科斯迪埃爾穿著黑色的禮服，只有一排紐扣，扣子一直扣到脖領。他的身上有一種鮮明的對照，即韃靼人的面孔、寬寬的肩膀、高大的身材和他羞澀的語調、窘迫的神態的對比。這個人是巨人和孩童的混合物。不過，我相信他與5月的事件關係密切。至於6月的事件他是否參與，沒有任何憑證。 他在各種文件中宣讀了勒德律-羅蘭在4月23日寫給他的信；他是省長，勒德律-羅蘭是部長。信上通知他一個殺他的陰謀，信的結尾是這樣的：「祝您像平時一樣晚安，但睡不著覺。」 在發言的時候，科斯迪埃爾拒絕對傳聞做出解釋，他叫道：「國家論壇不是用來閒聊那些閒話的！」 凌晨一點，嘈雜聲突然平息下來，會場鴉雀無聲。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宣讀了總檢察長科爾納提出准許對路易·布朗基和科斯迪埃爾起訴的請求。 路易·布朗基走上講台，大聲抗議。他的抗議十分有力，但他的聲調變了。有人在我的旁邊說：「他害怕了。」 有時，從四面八方傳來叫喊聲，觀眾們從專席上站起來。 燈滅了好幾次，人們不得不在會上重新點燃它們。 凌晨兩點半，馬拉丁兩手放在腋窩下，低著頭走了。他神情沮喪地穿過大廳，一個小時後他又回來了。 在表決的時候，科斯迪埃爾走近部長席，對卡芬雅克將軍說： 「就這麼決定了？」 卡芬雅克答道： 「這是我的責任。」 科斯迪埃爾又說：「將軍，您就要在這裡逮捕我嗎？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妹都在這兒，真見鬼！」 卡芬雅克說：「您想讓我怎麼做？」 「給我四十八小時。我還要處理一些事。我需要時間回去。」 卡芬雅克說：「我很願意，只是您要和馬利商量好。」 （司法部長同意給他四十八小時，科斯迪埃爾利用這四十八小時逃走了。） 天亮時，議會還在辯論。燈變得暗淡了。人們已經透過窗戶看見了晨曦中灰色的天空，窗上的白窗簾在晨風中搖動。大廳里很冷。 大家用白票和藍票表決，白票同意起訴，藍票反對起訴。按照議會的慣例，每張票上都寫有表決人的名字。 在最後一輪，我讓我所有的鄰座都投了藍票，甚至讓伊桑貝爾也投了藍票，他曾經很強烈地反對有罪的議員。 表決結果是四百九十三票對二百九十二票，必要的多數是三百九十三票（兩個九十三）。 早上六點半會議結束了。專席上的婦女從唯一的樓梯蜂擁而下，大多數在尋找當議員的丈夫。記者在走廊里大呼小叫，執達員匆匆地跑著，聽人說在休息廳看見了保安警察。人人眼睛都暗淡無光，臉色蒼白，燦爛的陽光已經照耀在協和廣場上。 8月 到聖彼得堡當大使的人應該知道下面的情況： 在俄國只有沙皇，而對沙皇來說，第一印象最重要。討好沙皇，在第一天就要討好。一切都在這其中了。沙皇從來不改變他對人的第一印象，整個彼得堡、整個俄國都像沙皇那樣看待你。如果沙皇對你很冷淡，俄國就會向你背轉身；如果他向您微笑，您就是神。 要想先討沙皇喜歡，就要在1830年向他大談王家衛隊；在1848年向他大談國民自衛軍和6月的別動隊。要充當自由主義者、典型的法國人、哲學家、伏爾泰派，但不能提波蘭一個字。談話中哪怕有點小小的含沙射影，都會使他皺眉頭。 同他談非洲。他願意看到我們在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可以作為在埃及的英國的平衡力量。1830年，當沙皇得知阿爾及爾被法國占領的消息時，他對法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布吉安先生說：「太好了！我真想助你們一臂之力！但我只能向你們祝賀。那裡的法國士兵給我的快樂和俄國士兵一樣多。」 7月後，阿特林將軍被派往俄國擔任大使。尼古拉立即和他談起了王家衛隊：「這些勇敢的士兵！就應該這樣承擔責任！」他又說了那句著名的話：「我真想給他們每個人一個金塑像。」 阿特林在對王家衛兵的稱讚面前無動於衷。沙皇幾乎看都不看他了，第二天再也沒有人理他了。 9月 奧古斯特·布朗基在萬森監獄自薦候選人，這是他的權利。人民有任命的權利。人民有權到任何地方去選他們信任的人，無論是在牢房裡，還是在宮廷中，或是在流放地。一切障礙除了法律都應該在人民至高無上的呼喚前被清除。 另外，布朗基做了一張布告，布告的開頭是這樣的： 「公民們，整個外省都叛變了。」 整個外省是什麼意思？就是整個法國。那麼就是「法國叛變了」。 9月 路易·波拿巴118到巴黎兩天了，他住在旺多姆廣場的萊茵河旅館，旅館裡的任何人都沒有想到是他，旅館老闆都蒙在鼓裡。是貝特朗兄弟發現親王的，他們一個專事募捐，另一個是桌布剪毛工。他們覺察到是他，於是就監視他，跟蹤他，偵察他，一直追到萊茵河旅館。 他們對旅館老闆說：「您知道您這裡住了誰嗎？」「不知道，啊！是誰？」「是路易·波拿巴親王。」「是嗎？這個人名叫……（親王隨意說的一個名字。我是知道的，但忘記了）」「我們告訴您他是路易親王。」 旅館老闆不相信。他認為路易親王應該與拿破崙皇帝長得很相像。旅館老闆在樓梯口遇到親王時忍不住向他脫帽致意，對他說：「先生不知道有人是怎麼說您的嗎？」路易先生答道：「不知道。」「有人說您是路易·波拿巴親王。」「他們說得對，我是。」 旅館老闆從樓梯上摔了下來。 9月29日 昨天28號，我去了第三辦公室，為了裁決莫雷先生有爭議的選舉。拉馬丁和我一樣也是這個辦公室的。我走近他，祝賀他前天在單一議會上做的反對兩院制的演說成功。我對他說：「我的恭維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因為我不同意您的觀點。」拉馬丁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笑著對我說：「而我是同意您的意見的。」 在單一議會上，我擔心的不是山嶽派，而是沼澤派119。沼澤派在一定的時候總是要引出被稱作「公共拯救委員會」的這頭七頭蛇，十二個頭要吃掉其他所有的頭。 他們想建立沒有首腦、沒有執政官、沒有總統的國家，一個議會，七百五十人來統治，永遠的動盪，永久性的不穩定，多數派的行動決定一切：法律、政權、行政權、金融；他們把擁有三千萬人口的國家置於一個議會持續的突然行動的擺布下，這個國家有它錯綜複雜的權力、利益、思想、商務、工業投機、商業交易；他們想讓這個國家前進、繁榮！這些人一生中只看過一隻蝸牛。 共和國總統：黑西服，沒有勳章，沒有副官，沒有坐騎，沒有羽飾。生活簡樸、不講究、充滿自豪；進去時窮，出來時也窮；只給親王們他從他們那兒得到的東西。稱英國國王和奧地利皇帝為先生。 在法國，是所有公民的平等；在法國之外，是所有君主的平等。 在10月初，制憲議會上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情，但《箴言報》隻字未提。在會上，不知是哪句話引起了狂風暴雨，山嶽派的一個人指著右派的席位喊道：「你們是保皇派！」一個來自尼埃夫爾的年輕議員激烈地反駁：「我們接受這個稱號。」這個議員平時坐在朗格爾的主教巴里西斯先生旁邊。周圍的席位響起一陣吵鬧聲。有人叫道：「收回去！收回去！」 第二天，《箴言報》對此事保持沉默。 10月15日 我離開伊斯利街5號，搬到拉圖爾-多維涅街37號。 當我的家具從伊斯利街搬走時，原則正在從憲法中被搬走，我全力照顧我的家具的搬遷，好不參與後者的搬遷。 另外，拜倫勳爵120、羅西尼121、帕格尼尼122，在我搬進新居所遇到的情形下肯定會拒絕到我家來的：我是6月23日星期五離開我在王家廣場的住所的，我的第一批家具是在10月13日星期五進入拉圖爾-多維涅街我的臥室的。當人們把我臥室壁爐的鏡子放下時，發現鏡子背後用碳筆寫著13這個數字；我在這棟房子的五層臨時住著的那間房間也是13號。這些很不吉利。123 10月 有一天，我在內政部查理·布朗基先生的辦公室里。查理·布朗基是路易·布朗基的兄弟，美術學院院長。我們在討論給予藝術協會資助的問題。我們交談的時候，我注意到了查理·布朗先生的辦公桌：這是一張巨大的直線形桌子，桌腿是方形的，裝飾著鍍金的銅和棕葉飾的浮雕。 我正在仔細端詳這張桌子的時候，查理·布朗基對我說： 「您在看這張桌子？您知道它值多少錢？」 「我估計不到一百個蘇。」 「它值四萬法郎。」 「啊！」 「您知道它以前是屬於誰嗎？」 「誰？」 「皇帝。」 我已經猜到了。桌子是拿破崙時代的式樣，屬於皇帝不奇怪。 1810年，拿破崙為他的辦公室定做了一張桌子。人們用當時所有的華麗之物來製作這張辦公桌，用的是實心桃花心木，青銅雕刻是學院的雕塑家們製作的，浮雕是學院派乏味的作品，我從中發現了蘇格拉底和德摩斯梯尼124。這不潔之物值四萬法郎。1812年，擔任內政大臣的蒙塔利韋先生很欣賞這張桌子，拿破崙就送給了他。桌子從皇帝的辦公室到了大臣的辦公室。1815年後，德·科比埃爾先生把這張桌子給了德·盧爾杜埃先生，又一次降級，從大臣的辦公室到了高級官吏的辦公室。桌子從查理十世統治時期的德·盧爾杜埃手裡傳到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的卡維手中；在共和國時期又從卡維那裡傳到查理·布朗基手中。現在它要進舊貨鋪了。 我對查理·布朗基說：「這無所謂，它現在已經難看極了，不過這是查理大帝的桌子。應該把它放在博物館。」 啊！你們125是誰？你們從哪裡來？你們是從哪裡跑出來的？你們無處不在！雨水還在路上流，你們在泥里歡快地跳；你們侵占了廣場、職位、政權、宮殿、公館、公共銀行；你們貪得無厭，多如螞蟻，令人厭惡，奇醜無比，邪惡卑鄙。你們說你們是從天而降。你們從天上下來，要下到哪兒去呢？天上什麼都能掉下來。天上還下癩蛤蟆雨呢。 11月15日 今天晚上我在以前的王位大廳與馬拉斯特先生進行了一番談話，關於他寫給我的一封信。他對我說：「現在的一切與我毫無關係，有人以為我是這一切的靈魂。我只是一個感到悲傷的旁觀者。內閣把我晾在一邊。卡芬雅克接受內閣的那一天說：『是的，條件是弗洛孔留在內閣，馬拉斯特不進來。』我對卡芬雅克沒有任何影響，再說他這個人好嫉妒，很高傲。我願意建立一個伸出雙臂的共和國，而不是相反。當迪福爾126把您提議的藝術和戲劇委員會劃掉時，我氣憤地對他說：『您知道您冒犯了誰嗎？不是雨果和拉馬丁，而是法國。』」 要選出共和國的總統。 「選布朗基」，共和黨說，它考慮了一下。普選說不行。「我們做一個讓步，選拉斯帕伊。」普選不贊成。「再做讓步，選勒德律-羅蘭。」普選不贊成。「再退一步，選卡芬雅克。」普選還會不贊成。 11月 一個黨應該有一個原則和一個領導人。當它具備了兩者後，這個黨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黨。當原則是正確的，領導人是公正的，這個黨就是一個偉大的黨。 目前真正的共和黨處於一個錯誤的地位。它害怕其原則，又沒有找到正確的領導人。 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它的普選原則不要這個黨的人。 11月 11月19日我在奧迪隆·巴羅家吃晚餐。 還有雷米薩先生、托克維爾先生127、格朗丹、雷昂·福歇、一個英國議會議員和他的妻子，這位妻子長得很醜，但牙齒很美，也很風趣。奧迪隆·巴羅太太和她的母親也在場。 吃到一半的時候，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堂兄即吉羅姆的兒子來了，同來的還有議員阿巴圖奇先生。 路易·波拿巴儀態優雅，溫和，冷靜，充滿智慧，帶著某種恭敬和莊重，一副德國人的派頭，蓄著黑鬍子，絲毫不像拿破崙皇帝。 他吃得很少，說得也少，笑得也少，儘管大家都很高興。 奧迪隆·巴羅太太讓他坐在自己的左邊，那個英國人在她的右邊。 雷米薩先生坐在我和親王之間，他高聲對我說話，好讓路易·波拿巴聽見他說的話：「我把我的祝願送給路易·波拿巴，而把我的投票給卡芬雅克。」 路易·波拿巴此時正在給奧迪隆·巴羅太太的小獵兔狗餵食。 11月25日議會會議 我們正在為總統選舉爭論不休。候選人互相揚拳頭。卡芬雅克為自己辯解，反對加尼埃-帕熱斯。議會上人聲鼎沸，有的叫喊，有的發怒，有的小聲議論，有的跺腳，壓倒一個，為另一個叫好。 這個可憐的議會是一個真正的愛兵女孩，它愛上了一個當兵的。現在是卡芬雅克。明天又會是誰呢？ 卡芬雅克將軍很靈活，有時甚至顯得很雄辯。他為自己辯護就像人們對他的攻擊一樣。在我看來他常常是真實的，因為他長期以來都是鬼鬼祟祟的。議會認真地聽取了他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每時每刻都表現出對他的好感，對他的信任，有時甚至是一種溺愛。 卡芬雅克身材高大靈活，穿著黑禮服，蓄著密密的絡腮鬍，雙眉緊皺，說話簡短有力，時有停頓，不時離題，動作生硬，粗野得像個當兵的，又像個當官的。說到一半時，他變成了口若懸河的律師，這對我來說是損壞了一個人的形象。高談闊論變成了辯護。發言結束的時候，他氣憤地站起來，用拳頭敲打講台，打翻了一杯水，令執達員們目瞪口呆。他是這樣結束他的講話的：「我講了不知有多長時間，如果需要的話，我還要講一晚上，講一夜，講明天一整天。但不會是現在的律師了，而是一個士兵，你們將聽到一個當兵的講話！」整個議會響起一片歡呼聲。 攻擊卡芬雅克的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先生是一個冷靜、呆板、生硬的演說家，他不適合鬥爭，恨沒有激情，怒沒有色彩。他開始就念一篇攻擊性文章，這種方式總是使議會不快。議會心情不好，暗自生氣，想壓倒他。它只想找藉口，而他給了它理由。它的記憶有一個嚴重的缺陷，那就是把嚴重的指責建立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過重的負荷使整個體系屈服。另外，這個臉色發白的小男人不停地朝後踢腿，雙手撐在講台的邊緣，就像趴在一口井的石井欄上，引人發笑。在議會的激烈爭吵中，他假裝在筆記本上寫東西，用吸墨水粉吸墨，然後把黑水粉隨意地放進粉盒裡，以這種方式用他的冷靜來增加喧鬧聲。當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先生離開講台時，遭到攻擊的卡芬雅克已經被寬恕了。 加尼埃-帕熱斯先生接在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後面發言，他是個忠實的共和派，一個誠實的人，但愛虛榮，好誇張。議會也想壓倒他，但他在眾人的議論下並不在乎。他回憶過去，把卡芬雅克的信徒與基佐的信徒相比較，露出自己的胸脯，「這胸脯曾抵禦過紅色共和國的匕首」，最後他激烈地抨擊將軍，他的抨擊中事實少，言辭多。他過多地把自己溶進辯論中，他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因為在重要的辯論和有關國家的重大問題上應該把個人色彩抹去。他請求阿拉戈干預，請勒德律-羅蘭發言，請拉馬丁做出解釋，這三個人都保持沉默。 議會仍然對他一片噓聲，他對卡芬雅克說：「您想把我們摔倒在地上！」議會對他的這種表達方式和情感報以笑聲。 人們從四面八方發出喊叫聲：「閉會！」 此時的議會是再也不願聽下去了，也什麼都聽不見了。 勒德律-羅蘭先生走上講台。 所有的席位上爆發出這聲喊叫：「終於來了。」 人們安靜下來。 勒德律-羅蘭有點像私生的丹東，他把大肚子靠在講台上，說話的時候不斷地聳著肩膀。 他的話有一種物理效果：粗野，但很有力。加尼埃-帕熱斯指出了將軍的政治錯誤，勒德律-羅蘭指出了他的軍事錯誤。他也總是提到他自己，使議會發出笑聲。勒德律-羅蘭說勒德律-羅蘭的時候就像愷撒說愷撒。有時這樣做很成功，但並不總是如此。最後他請求寬大處理。總之，他動搖了卡芬雅克。 當他回到自己的席位上時，有一個灰白頭髮、穿著白西服的人穿過議會大廳，走到勒德律-羅蘭跟前，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那是拉格朗吉。 卡芬雅克第四次登上講台。這時已是晚上十點半了。人們聽見人群的騷動聲和協和廣場上騎兵的走動聲。議會變得陰森起來。 疲憊不堪的卡芬雅克請求共和黨做出高傲的姿態。他向山嶽派提出挑戰，向山嶽派、多數派和反動派宣稱他總是更喜歡他們的辱罵，而不喜歡他們的稱讚。這句話很有力，但也很巧妙；卡芬雅克因此失去了泰布街，泰布街代表社會主義者們，他得到了普瓦蒂埃街128，普瓦蒂埃街代表保守派。 他說完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兒，用手摸了摸額頭。有人對他喊道：「夠了！夠了！」 他轉向勒德律-羅蘭，對他說：「您說您要拋棄我，是我要拋棄您。您說：要拋棄很久。我對您說：永遠拋棄！」 結束了，議會要結束辯論。 拉格朗吉登上講台，在一片吵鬧聲中說話。拉格朗吉是一個既有騎士風度又很深得人心的演說家，他總是用虛假的聲音表達真實的感情。他說道：「議員們，這一切使你們很好笑，是吧！但並不使我感到好笑！」議會議員們放聲大笑，直到他說完，笑聲還沒有停止。 這歡快的笑聲令我心揪，透過這笑聲我仿佛聽見了人民的呻吟。 在這一片嘈雜聲中，人們在傳遞一個名單，上面是杜邦·德·勒爾先生提議的議事日程，有不少人簽了名。 杜邦·德·勒爾親自走上講台宣讀他的議事日程，他彎著腰，走路踉踉蹌蹌，他已有八十歲了。他的講話不時被歡呼聲打斷。 五百零三票對三十四票贊成這個議事日程。這個議事日程的內容只是簡單、明確地重複了6月28日的聲明：「卡芬雅克將軍對國家有巨大貢獻。」 我是三十四票中的一個。開票時，吉羅姆的兒子拿破崙·波拿巴走到我身邊，他對我說： 「您棄權了？」 我答道： 「發言是棄權了，但表決沒有棄權。」 他接著說：「啊！我們棄權表決。普瓦蒂埃街也棄權了。」 我握住他的手，對他說： 「悉聽尊便。但我不棄權。我評判卡芬雅克，國家評判我。我願意光明正大的行動，我的表決就是我的行動。」 正要開票的時候，費利克斯·皮亞先生打了蒲魯東一耳光，蒲魯東還了他一拳。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費利克斯·皮亞先生對蒲魯東說：「您為什麼每天都攻擊山嶽派？」蒲魯東叫道：「您是一座山？您是一座侏儒的巴那斯山！」 11月25日 二月革命廢除了上議院，但沒有取消下議院。 11月 在等待卡芬雅克與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共和國的幽靈與拿破崙的陰影之間的決鬥結局時，議會焦躁不安，滿懷幽恨，愚蠢而瘋狂，在會上東扯西拉，搞文字遊戲。 大家對漂亮的B.太太說長道短，說她狂熱地愛上了路易·布朗基，到英國與他相會去了。大家在席位上傳遞著一首兩行詩： 極端找極端： 大象找蒼蠅。 1848年11月，梯也爾和莫雷先生在整個會議期間在議會的走廊里會談，走廊在我的席位後面。 有一個事實人們不清楚，那就是卡芬雅克是5月15日由衝進議會的暴動分子在議會上宣布的臨時政府的成員之一。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他當時不在巴黎，5月17日他才回到巴黎。 我知道議會書記員德尼·拉加爾德先生是最後一個被驅出議會的人，他聽見人們宣布了卡芬雅克的名字，他十分吃驚。 目前，近郊區已經被武裝起來了，坦普爾近郊區已經發放了三千條槍。非洲軍團調到了巴黎，人們認為這些軍團更忠實於卡芬雅克和拉莫里西埃129。 11月 隨著大選的臨近，兩位統治著國家的將軍失了常態。卡芬雅克變得憂心忡忡，拉莫里西埃變得狂躁。 卡芬雅克的情緒在議會上有所表露。一天，克雷米厄坐在部長席上。他在那兒向正在台上發言的人叫了幾聲「很好！」，台上是一個反對派的發言人。 卡芬雅克說：「克雷米厄先生，您叫得太響了。」 克雷米厄回答道：「這對您有什麼影響嗎？」 「您是坐在部長席上。」 「您想讓我離開部長席嗎？」 「當然！……」 克雷米厄站起來，離開部長席，一邊說： 「將軍，您把我趕出來，是我讓您坐上部長席的。」 克雷米厄是臨時政府的成員，是他任命卡芬雅克為國防部長的。 拉莫里西埃將軍在圖書館遇到格朗丹先生130： 「格朗丹，您的工人投誰的票？」 「投路易·波拿巴的票。」 拉莫里西埃跳了起來：「啊！這些無賴！啊！這些無恥之徒！他們想選路易·波拿巴？那好，您看著，我把你們每個人都痛打一頓，見鬼去吧！我不想要共和國，可是既然我是共和國的人，我就贊成共和國！你們想要鷹，我就要吃了它的腸子！」 普瓦蒂埃街委員會副主席雷昂·福歇先生認為應該向嚴肅和理智的兩個部長迪弗爾先生和維維安先生抱怨拉莫里西埃將軍的態度，可是他們答道：「啊！啊！您很清楚拉莫里西埃是只椋鳥131。」 在拉莫里西埃身上的確有椋鳥的特徵，但也有鷹的特徵。 有一天，有人看見卡芬雅克大步在前廳里走著，周圍是一群目瞪口呆的僕從和辦事員。是因為一個年輕人膽大包天地呈交給他一份請願書，上面寫著「急件」，這個年輕人站在那兒發抖。 將軍聲嘶力竭地叫罵道： 「為這玩意來打攪我！蠢貨！笨蛋！畜生！」 他在發泄怨恨。 又有一次，還是這個克雷米厄和卡芬雅克在講台下面交談起來，人們聽見了這場奇怪的談話： 「克雷米厄先生，您什麼時候結束對我的誹謗啊？」 「將軍，我不懂您的話。」 「我要揭露您！」 「我要揭穿您！」 「我要說出您的全部罪行。」 「我也要說出您的全部罪行！」 兩個將軍在會外有秘密會談。不祥的消息在流傳。議員們受到匿名的恐嚇和忠告。卡芬雅克的母親在瓦萊納街豪華客廳里對她的兒子說： 「您對政治一竅不通。在海那邊大概已經有二十來個這些人了。」 這些人正是反對派議員。 亞眠市市長、議員波里翁先生聽到這個對話，有人問他對卡芬雅克母親說的話有何看法，他說：「我覺得她像箇舊斷頭台。」 不過，人們在談論秘密的準備工作。兩個士官在亞眠附近被捕，他們在向當國民自衛軍的農民買槍。人們問他們：「為誰買？」他們答道：「為國防部。」 部隊和別動隊在巴黎的街壘發生衝突。士兵們稱別動隊是：卡芬雅克的屠夫。有人說只要機會一到，政府自己也要修街壘，一半的部隊要站到暴動的一邊。 11月19日天黑時，我看見載滿軍需品的彈藥車靜靜地停在杜伊勒利宮的沿河大道上，一直排到軍事學院。一切都成問題，無論是背叛還是忠誠。在哪裡進攻？在哪裡抵禦？各方都在猜測，懷疑，危機四伏，到處都是憂鬱的面孔。我們到了政治這奇怪的黃昏時刻，人們分不清這些狼是狗呢，還是這些狗是狼。 1848年11月，威斯伐倫國王住在阿爾及爾街3號的二樓。他在那兒有一套小套房，房裡鋪著絲絨，家具是桃花心木的。 他的客廳貼著灰色的牆紙，有兩盞燈照明，裝飾著一隻巨大的帝國風格掛鍾和兩幅不太像真跡的油畫，儘管一幅畫框上寫著這個名字：蒂蒂安132，另一個畫框上寫著：倫勃朗。壁爐上有一尊拿破崙的半身青銅塑像，這是皇帝遺留給我們的。 親王的王家生涯的所有遺留物就剩下他那些雕刻精美、金燦燦的、飾有王冠的餐具和銀器。 吉羅姆在那個時期還只有六十四歲，他並不顯年老。他目光敏銳，帶著善意親切的微笑，手很小，但很優美。他平時都穿黑衣服，紐扣處掛著個金鍊，金鍊上有三個十字勳章：榮譽勳章、鐵冠勳章和威斯伐倫勳章，這枚勳章是他自己模仿鐵冠勳章設立的。 吉羅姆很善於交談，總是優雅有致，常常充滿風趣。他經常回憶拿破崙皇帝，對他充滿敬佩和友情，令人感動。他身上還有一點虛榮心，我更希望是高傲。 另外，他還善意地接受了他所處的奇怪境況給他帶來的各種稱呼，他不再是國王，他不再是流放者，他也不是公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願稱呼他。路易-菲力浦稱他「陛下」，布萊·德·拉·默爾特先生稱他「尊敬的陛下」，亞歷山大·仲馬稱他「我的大人」，我稱他「親王」，我太太稱他「先生」。他在名片上寫著：吉羅姆·波拿巴將軍。我如果處在他的地位，我會以另一種方式看待我的處境。要麼是國王，要麼什麼都不是。 11月30日 今天早上，退役的士兵成群地穿過巴黎市區，朝鐵路奔去，他們高喊：「打倒卡芬雅克！」 12月11日 近郊區的民眾有節奏地高喊： 拉斯帕伊萬歲！ 拉斯帕伊萬歲！ 郊區的民眾用這首歌回擊： 你想要惡棍嗎？ 請選拉斯帕伊。 你想要無賴嗎？ 請選勒德律-羅蘭。 您想要陰謀嗎？ 請選卡芬雅克。 你想要好人嗎？ 請選拿破崙！ 12月11日 一個印刷工人剛才在人群中對我說：「他們給了我一大把卡芬雅克的選票。我把它們扔進牆角。」 一個下阿爾卑斯山的農民不同意人們勸他不要選路易·波拿巴的建議。人們告訴他說：「這是個無能的人，一個蠢貨，一個侏儒。」農民說：「是的，我是聽說他不是很能幹；那麼他可以請一個好代理人！」 12月11日 議會上，大家都認為總統人選非路易·波拿巴莫屬。有人問：「他住哪裡呢？」有人回答：「不住杜伊勒利宮。」大家關心起他的個人財產。有人說他很窮。有人發現他總是一到期就來領薪水。 12月 夜幕降臨了。 但形勢日漸明朗。議會裡沒有任何人對共和國有異議，每個人都接受了它，條件只是要對共和國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我高聲表明我的態度：「共和國對法國怎樣，我將對共和國怎樣。共和國對法國好，我也會對共和國好。」但是兩黨的爭端已經開始，這兩個黨是由其他各黨的殘餘組成的。一個黨想休息，等待天亮；另一個則想繼續在黑暗中行進。 被稱作「紅派」的眾議員張貼了一個公告。人們發現他們放棄通常所用的紅色，公告是黃色的。公告明確地署了名：山嶽派代表的宣言，所有委員會的成員都以泰布會議的名義簽了名：有拉梅奈、費里斯·皮亞、布維尼埃、德維爾、馬爾丁-貝爾納和Th.巴克。 公告上寫了極端黨派通常的許諾：理論、思辨、烏托邦，這些許諾的錯誤就在於立即想變成現實。這個錯誤很嚴重，因為收穫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成熟。那個在四月割小麥，把麥子綑紮成麥穗，宣稱他馬上能把麥穗做成麵包的人，人們會怎麼說他呢？ 公告向民眾推薦勒德律-羅蘭當總統。它以勒德律-羅蘭的名義向民眾保證了兩件很難調和的事情：立即取消幾乎所有的稅，建立公共信貸。 在這個時期，有人拿來一個公告要我簽名，這個公告推薦路易·波拿巴當總統。我拒絕了。我是這麼說的：「我不能為任何人擔保，甚至也不能為我自己擔保。我擔保我不會做卑鄙的行為，但我無法擔保我不會做蠢事。」 有時在非常時期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攪和在一起，可怕的東西中出現了可笑的東西。所有的人都在一種隱蔽的不安中感到心情緊張，演出變得滑稽可笑，人們不禁放聲大笑。12月9日，也就是選舉的前一天，一張藍色的公告貼滿了大街。上面寫的內容是：「法國人，你們一邊是卡芬雅克，一個勇猛的軍人，自由不接受他，另一邊是路易·波拿巴，一個親王，共和國對他不放心；為了使你們從兩難境地擺脫出來，請選瓦特布萊德醫生。簽名：瓦特布萊德。」 另外，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人們已經感到事情迫在眉睫。 當那些掌握政權的可疑分子在小聲嘀咕「政變」的時候，近郊區的工人們說：「我們將遇到一場暴亂。」6月的預兆又出現在12月；冬至對革命有利。在這個時期，群眾的脈搏好像升高了。就像海洋的漲潮與春分或秋分是一致的一樣，人民情緒的高漲與冬至也是一致的。近郊區的民眾又開始唱歌了。7日夜裡，高唱著《馬賽曲》的工人們走上大街，奪了別動隊的武器。 愚蠢的立法使俱樂部瘋狂地增加。每天晚上，在旺多姆廣場聚集著三四千人，他們叫喊著：「波拿巴萬歲！」其中有不少警察。警察盡其所能讓這些人叫喊：「皇帝萬歲！」他們期望暴動從這口號中引發出來，就像火星引發火災那樣。一下子把所有的都撲滅：候選和暴動。 刺激點這一次不是在巴士底獄，不是聖馬丁廣場，而是莫貝爾廣場。撿破爛的人每天夜裡都在那裡集會。各個時期的陰險分子又出現在人群里。人們常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穿著藍外套的老人在莫貝爾廣場遊蕩，他頭髮灰白，神色不安，眼神里有一絲喜悅的光芒，像一頭年邁的老虎。他是多納迪厄將軍133。 卡芬雅克政府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他用郵車的愚蠢來修補國家補償的愚蠢。像所有有錯的人一樣，憤怒的話語總是脫口而出。迪弗爾先生把官方文件的發表稱作犯罪。拉莫里西埃將軍以路易·波拿巴的名義發怒，他說：「被任命，很好。但就職則是另一回事。」被《國民報》任命為將軍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統帥的克雷芒·托馬斯元帥叫嚷道：「應該結束新聞自由！」共和國重複著查理十世的口號。外交部長巴斯蒂德的模樣既像一個警察，又像一個虔誠的教徒，他對朗格爾的主教帕里巴斯議員說：「我認為應該放棄不摻假的政治。」 同時，還有暗殺的威脅。抵制小集團的幾個議員已經被選定為對象。11月底，在奧迪隆·巴羅家發生了一次神秘的未遂行為。他的僕從維克多·羅姆被刺身亡。有人在梯也爾的窗戶上開了一槍。12月9日早上，我接待了不期而至的老讓蒂，他原是個文學家，後來當了警察，他是個充滿幽默和同情心的人，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來，但他仍是個正直的人。他是被議會的警察分局局長庸先生派來的，負責我的安全。他們只允許我白天出門，坐馬車或有人陪伴。我答道：「我想出去就出去，夜晚，步行，獨自一人。」上個月，我就接到一個共和黨人的通知，要我不再在家裡睡覺，我回答說：「我現在住在拉圖爾-多維涅街37號，五層13號房，從今以後我日夜都把鑰匙放在門上。」我就是這麼做的。 當巴黎發生這一切事情的時候，奧爾良家族在克拉爾蒙生活十分拮据，幾乎是生活在貧困中，所有的成員都是如此，從老國王到年輕的親王，他們不安地關注著議會，關注著法國。他們如饑似渴地看報，注意後來居上者，詢問著，等待著什麼呢？命運是多麼複雜！他們為路易·波拿巴祈禱。路易-菲力浦說：「我是拿破崙分子。」基佐先生隱居在倫敦的近郊區。他和一家人住在一個小套房裡，只有一個英國女傭。他在維爾-里切街的房子沒有租出去，他甚至拿不到在法蘭西學院的薪水，他的女兒只有賣手鐲度日。他渴望回法國，尤其想回到政治生涯中去，這是他真正的、唯一的祖國。他說過：「在這之外，我無法生存。」 這一切都很渺小！不過，一切都在向進步、向人民邁進，上帝會盡它應盡的職責。 在路易·波拿巴先生當選總統之前，他經常去德·吉拉爾丹先生家，請求他的支持，感謝他的幫助。菲亞蘭·德·佩爾西尼先生陪伴路易·波拿巴先生去，但他從來都不進去。當他的主人在和吉拉爾丹先生交談的時候，德·佩爾西尼先生就等在候見室里。「拿著帽子。」吉拉爾丹先生向我兒子維克多講述這一切的時候這樣說。 瓦爾德克-盧梭。——他的報告占了《箴言報》的一欄半。報告裡有這麼一句話：「國家通過出色地執行基本法親自將它不可侵犯的權力這枚印章蓋在了憲法上，使憲法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公布了有效選票數：7327345票。 拿破崙·波拿巴公民……5434226票 卡芬雅克公民……1448107票 勒德律-羅蘭……370119票 拉斯帕伊……36920票 拉馬丁……17940票 尚加尼埃……4790票 漏票……12600票 他在文章中提到一些抗議，但並沒有強調這些抗議，這些抗議是針對N.B.134有爭議的被選資格，說明他失去了法國人的資格，他已經入了外國籍。 他的報告的結尾是這樣的：「公民代表們，九個月前你們在這個宮殿的門檻上宣布了共和國的成立，這個共和國是2月24日群眾鬥爭的結果。今天，你們在你們的作品上印上了國家認可的印章。請放心吧。上帝會保護法國的！」（很好！很好！） 12月 12月20日，路易·波拿巴正式宣布就任共和國總統。 那天的天氣一直都很好，仿佛不是冬天的開始，而是春天的來臨，可是在一剎那間就變天了。這一天是這一年第一個寒冷的日子。民間的迷信會說奧斯特利茨的太陽戴上了面紗。 這次宣布的方式有些意想不到。原來是通知星期五宣布的，可是在星期三來了個突然襲擊。 馬拉斯特先生認為向民眾隱瞞這件事情是謹慎的做法。 近三點鐘時，議會的周圍已經布滿了部隊。一個步兵團已經布防在奧爾賽宮的後面；一個騎兵團在沿河大街上排成梯形；騎兵們在寒風中冷得發抖，顯得無精打采。民眾不安地跑來。這幾天，人們在談論一個波拿巴運動。聽說近郊區的人針對議會高喊：「皇帝萬歲！」前一天，股市降了三法郎。吉羅姆的兒子拿破崙·波拿巴驚慌地來找我。 協和廣場堆滿了人，大家議論紛紛，各種傳聞都有。人們在議論路易·波拿巴的選舉，指責議會沒有要求他宣誓。議會上有人通告說要從聖安東尼近郊區來一萬社會主義者，他們要解散議會，「收拾皇帝」。杜伊勒利宮關了門，布滿了部隊。雷沃里街被阻截。 議會像個公共廣場。與其說是議會，還不如說是人群。有人在講台上討論勒朗貝爾先生一項很有益的提議，但沒有人聽。這個提議是關於解決議會會議的公開問題和國家印刷廠，也就是以前的王家印刷廠，代替《箴言報》印刷廠。議會的總務主任布羅·德·普奇先生髮言。 突然，議會騷動起來。一群議員從左門進來，演講者停下來。原來這是負責開票的委員會，他們是來宣布新總統的。這時是四點，燈已經點亮了，公共席位上擠滿了人，部長席上也坐滿了。卡芬雅克很平靜，他穿著黑西服，沒有佩戴勳章，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的右手放在西服口袋裡，巴斯蒂德先生不時地俯在他耳邊說話，他並不回答他。奧爾良的主教法耶先生坐在將軍前面的椅子上。朗格爾的主教帕里西斯神父說：「這是狗的位子，不是一個主教的位子。」 拉馬丁先生沒有出席。 11月25日的四個進攻者加尼埃-帕熱斯先生、帕涅爾先生、迪克萊克先生、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先生坐在他們的席位上。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先生正友好地與他的鄰座、《喧譁報》過去的主編阿爾塔羅什先生交談。 報告人瓦爾德克-盧梭先生宣讀一篇冷靜的講話，聽的人也都無動於衷。當他念到各候選人的得票數，尤其是念到拉馬丁得的一萬七千九百四十票時，右派發出一陣笑聲。微不足道的報復。 卡芬雅克發表了一篇簡短、嚴肅的告別演說，議會向他報以熱烈的掌聲。他宣布內閣全體辭職，他自己退位。他用激動的聲音感謝議會對他的支持。有幾個議員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接著，馬拉斯特議長宣布「路易·波拿巴公民」為共和國總統。 幾個坐在路易·波拿巴席位周圍的議員熱烈地鼓掌。議會的其他議員保持著沉默。人們離開了情人，回到丈夫的懷抱。 阿爾芒·馬拉斯特要求當選者宣誓。下面一陣騷動。 路易·波拿巴身穿黑西服，胸前佩戴著議員勳章和榮譽勳章，他從右邊的門進來，登上講台，用平靜的語調宣誓，馬拉斯特議長讓上帝和在場的人做證。然後，路易·波拿巴用他的外國口音宣讀了一篇演講，這口音令人不快，他的講話不時被小聲的插話打斷。他讚揚了卡芬雅克，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鼓掌歡迎。幾分鐘後，他走下講台，沒有得到像卡芬雅克那樣的歡呼，而是得到一聲高喊：「共和國萬歲！」另一個聲音喊道：「憲法萬歲！」 在出去之前，他走到坐在左邊第三排、他的老師維耶拉爾先生身邊，握住他的手。接著，議會議長請領導機構陪同共和國總統前往他的宮殿。 議會議長告訴大家共和國總統指令奧迪隆·巴羅先生重組內閣，決定之後將通知議會。就在今天晚上，《箴言報》的增刊將發到各位議員的手中。 在決定性的時期開始的這一天對一切都很注意，人們注意到馬拉斯特議長稱路易·波拿巴為「公民」，稱奧迪隆·巴羅為「先生」。 但是，議會的執達員們在他們的領導迪蓬索的帶領下，還有議會的公務人員、總務主任，其中有穿著軍服的勒布雷東將軍，他們都聚集在講台下，好幾個議員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人群一陣騷動，路易·波拿巴要走出議會大廳。有幾個議員站起來，喊道：「坐下！坐下！」 路易·波拿巴出去了。那些不滿者為了表示他們的冷漠想繼續討論勒朗布爾的提議。但議會太亂了，根本無法坐在席位上。人們只好吵吵嚷嚷地站起來，大廳漸漸空了。這時是四點半，這一切持續了半個小時。 還有幾群人站在那裡。有一個議員于貝爾-德利斯勒先生在卡芬雅克剛離開的席位上平靜地寫他的私人信件。 12月 有兩個人令路易·波拿巴頭痛，這兩個人太想為他服務：梯也爾先生和莫雷先生。他們為他服務的程度都到了要取代他的地步。莫雷先生代表團結在新政權周圍的所有舊政權的虛榮；梯也爾先生則代表資產階級的擔心。另外，虛榮和擔心是兩種巨大的力量。路易·波拿巴想甩開這兩個人，這已經很難了；他還想既把他們甩開，又讓他們滿意，這就難上加難了。他請梯也爾先生擔任駐倫敦的大使，梯也爾先生高傲地婉言拒絕了。他請莫雷擔任駐西班牙大使，莫雷答道：「二十八年前我就拒絕接受。」 這兩個心懷不滿的人仍留在不安的路易·波拿巴身邊。 12月24日 昨天23日星期天，路易·波拿巴舉行了第一次晚宴，也就是在他被宣布就任共和國總統的兩天以後。 議會因為聖誕節停止活動。 我在我的位於拉圖爾-多維涅街的新家正忙於我的瑣事，一個龍騎兵給我送來一封信，我打開信，信上寫道： 「值勤副官榮幸地通知尚加尼埃將軍今晚7時在愛麗舍宮舉行晚宴，敬請光臨。」 我在下面寫道「錯投給維克多·雨果」，我又把信交還給送信的龍騎兵。 我是獨自一人從議會走出來的，以免被看作失去了當部長的機會，或不屑當部長的人。我在前廳的樓梯下遇到一群人，裡面有蒙塔朗貝爾，他擁著尚加尼埃。尚加尼埃剛陪同路易·波拿巴去了愛麗舍宮。我聽見他說：「一切順利。」 當我來到革命廣場時，那兒既沒有部隊，也沒有群眾；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幾個從香榭麗舍大街來的路人。夜很黑，也很冷。寒冷的北風從河上刮來；一大團烏雲在西邊飄動，天際出現無聲的閃電。12月的風夾雜著8月的閃電，這就是這一天的預兆。 議會副議長、卡芬雅克的有力支持者拉克羅斯先生接受了馬拉斯特議長交給他的護送路易·波拿巴在就職的那一天去愛麗舍宮的任務。人們對路上的安全十分擔心。一份警方的報告說紅色分子在路易十五廣場靠近香榭麗舍大街一邊的協和橋橋頭守候著，這樣他們逃跑更容易，他們會向共和國總統的馬車開槍。 拉克羅斯先生沒有向路易·波拿巴講這個細節，他坐在馬車裡面的左邊，在總統的旁邊，這個位子原來是總統坐的，這樣他就面臨槍彈的射擊。 在過橋的時候，沒有發現任何人。伏擊者撤走了，或者是間諜的情報有誤。這是兩種可能的設想，可以在其中選擇一個。 我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一個平民，一個講良心的人，我願意一直是這樣的人。我不渴求權力，我不尋求掌聲。我既沒有當部長的雄心，也沒有當行政長官的野心。 一小時後，佩爾西尼的一封信送到了，他原來是路易親王的親信，現在擔任指揮部秘書。這封信為送錯的信件道歉，並告訴我我也在被邀請者之列。 在佩爾西尼的信的信頭有這樣幾個手寫的字樣：總統府。 我發現這些請帖的形式與路易-菲力浦國王用的請帖是一樣的。我不想裝出有意的冷淡，六點半的時候，我換了衣服，去了愛麗舍宮。 我到時是七點半。 我走過時，看了一眼緊鄰愛麗舍宮的普拉斯林公館的大門。綠色的大門旁有兩個帝國時期的多利安柱，大門緊關著，在路燈的微光下隱隱可見。 愛麗舍宮的大門有一扇是關著的，兩個士兵在門口站崗。院子裡不是很亮，有個泥瓦工穿著工服走過院子，背上扛著一架梯子；右邊附屬建築窗戶上的玻璃幾乎全打碎了，都用紙重新糊住。 我從台階的門走進去。三個穿黑衣服的服務人員接待了我。有一個為我打開門，還有一個幫我脫下大衣，第三個對我說：「先生，請上二樓。」我登上貴賓樓梯，那兒有鮮花和地毯，但有一種遷入新居時那種難以名狀的寒意和混亂。 在二樓，一個辦事員對我說：「先生是來參加晚宴的嗎？」我說：「是的。大家已經上桌了嗎？」「是的，先生。」「那麼，我走了。」 辦事員急忙叫道： 「先生，大家都到齊了，已經就座。請進吧。大家在等您。」 我注意到這種軍事性的準時，這是拿破崙的習慣。在皇帝家裡，七點就是七點，一點也不含糊。 我穿過候見室和一間客廳，來到餐廳。 這是一間方形的房間，護壁是帝國風格，白木裝飾。牆上掛著油畫和雕塑，選的都是很拙劣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畫家迪奇的作品《瑪麗·斯圖爾特傾聽里齊奧》。大廳的周圍擺著冷餐。大廳的中央有一張兩頭圓的長桌，十來個來賓圍坐在桌旁。桌子高起的一端伸向大廳的盡頭，共和國的總統就坐在那裡，他身邊有兩個女人，右邊是阿萊-科埃肯侯爵夫人，她的出身是希邁公主；左邊是孔蒂太太，是議員孔蒂的母親。 我走進去的時候，總統站了起來。我走到他身邊，我們握了手。他對我說：「我臨時發起這頓晚宴，只請了幾個親密的朋友來。我想您會願意屈尊來此的。感謝您的光臨。您到我這裡來，就像我去您那裡一樣，我感謝您。」 他又握住我的手。坐在尚加尼埃將軍旁邊的莫斯科瓦親王讓我在他身邊坐下，我坐了下來。我急急忙忙地吃東西，因為總統已經讓晚宴停下來，好讓我「趕上來」。大家已經吃到第二道菜了。 我對面是國防部長、以前的貴族院議員魯里埃爾將軍、孔蒂議員和呂西安·繆拉。其他的客人我都不認識。他們中間有一個年輕的騎兵隊隊長，佩戴著榮譽勳章。只有這個騎兵隊長穿著軍裝，其他的人都穿燕尾服。親王身著黑禮服，紐孔上別著一枚玫瑰花形榮譽勳章。 每個人都在和他的鄰座交談。路易·波拿巴好像更願意和他左邊的鄰座交談。阿萊侯爵夫人有三十六歲，看上去就是這個年齡。她的眼睛很美，頭髮稀少，嘴巴很難看，皮膚很白，胸部飽滿，手臂很迷人，一雙漂亮的小手是世上最美的，肩膀美得令人叫絕。她現在和阿萊先生分開了。她生了八個孩子，七個是和她丈夫生的。她結婚已經有十五年了。在剛結婚的那段日子裡，她常在大白天到客廳里來找她的丈夫，對他說：「快來！」她帶他去睡覺。有時一個傭人來說：「侯爵夫人請侯爵先生去。」侯爵聽從了。在座者發出善意的笑聲。 今天，侯爵和侯爵夫人鬧翻了。 莫斯科瓦親王小聲對我說：「您知道嗎？她當過吉羅姆的兒子拿破崙的情婦，她現在是路易的情婦。」我說：「很好，用一個拿破崙換一個路易，這種事每天都有。」 這些惡意的文字遊戲並不妨礙吃東西。我觀察著。 兩個坐在總統身旁的女人坐的是方形的椅子，總統的椅子上有一個圓形的頭。我想做點歸納，看了看其他的椅子，發現有四五個客人的椅子和總統的椅子是一樣的，這些椅子鋪著紅絲絨，釘子是金色的。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那就是所有的來賓都稱共和國總統為「陛下」，我則稱他「親王」，我像一個煽動分子。 親王詢問我妻子的近況，又連聲為不精緻的餐具道歉。 他對我說：「我還沒有安頓好，前天我剛到的時候，我只有一床墊子可以睡覺。」 這並不奇怪，是卡芬雅克為波拿巴鋪的床。 晚餐很一般，親王道歉是有道理的。普通白瓷餐具、銀器都是舊的，很粗糙。在桌子中央有一個相當漂亮的碎紋花瓶，風格是路易十六時期的。 在旁邊的房間裡我們聽見音樂聲。總統說：「這是一個驚奇，這些是歌劇院的音樂家。」 過了一會兒，人們交給我們一個用手寫的節目單，上面寫著正在演奏的五首曲子： 1.《啞女》的祈禱； 2.霍滕斯王后喜愛的曲子的幻想曲； 3.《羅貝爾·布魯斯》的終曲； 4.《共和國進行曲》； 5.《勝利》，沒有重複。 在我與法國共有的不安情緒中，看到這個節目單，我不由得不注意到《共和國進行曲》之後是沒有重複的《勝利》。 我離開了飯桌，但沒有吃飽。 我們來到大客廳，大客廳與餐廳之間隔著一個候見廳，我剛才進來時就穿過這個廳。 這個大客廳很難看。壁板是白色的，上面有龐貝風格的人像，所有的家具都是帝國風格，除了洛可可式的金絨繡椅。有三個拱形窗，與之相對應的是大廳另一邊的三個同等大小的鏡子，中間的鏡子是一扇門。窗簾是白緞做的，有波斯風格的花枝圖案。 在我和莫斯科瓦親王大談社會主義、山嶽派、共產主義的時候，路易·波拿巴走過來把我拉到一邊。 他問我對目前的形勢怎麼看。我保留了看法。我對他說一切預兆都很好，任務艱巨，但很偉大，要讓資產階級放心，要讓民眾滿意；給前者定心丸，給後者工作，給所有的人生命；經過了三個小政府；大波旁、路易-菲力浦、二月共和國，現在需要一個大政府；皇帝用戰爭建立了大政府，他應該用和平建立一個大政府；法國人民三個世紀以來一直都很輝煌，不願變成無恥之徒；路易-菲力浦就是沒有認識到人民的這種驕傲感和民族自豪感才遭到慘敗；總之一句話，要裝飾和平。 路易·波拿巴問我： 「怎麼做呢？」 「通過弘揚藝術、文學、科學，通過工業和進步的勝利成果。民眾的勞動可以創造奇蹟。再說，法國是一個有征服欲的民族，當它不用劍征服的時候，它就要用精神去征服。要明白這一點，往前走，無知會毀了您。」 他沉思著，離開了。接著他又回來了，熱情地感謝我。 我們又交談起來。我們談到新聞界。我建議他尊重新聞報刊，同時在旁邊建立國家報刊。我對他說：「沒有自己的報紙的國家處於眾多報紙之中，只負責管理國家，而讓他人負責宣傳和辯論，這樣做很像14世紀的騎士，他們放棄用刀劍對抗火器，結果他們總是被打敗。我同意這樣做很高尚，您會說這樣做很蠢。」 他向我談起拿破崙皇帝。他對我說：「我是在這裡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我每次回到這裡就忍不住心潮澎湃。皇帝讓人把我帶到他跟前，把手放在我頭上，我當時才七歲。那是在下面的那間大廳里。」 接著，路易·波拿巴又同我談起馬爾麥松城堡。 「它沒有受到損壞。六個星期前我仔細地查看了它。事情是這樣的：我去布吉瓦爾看望奧迪隆·巴羅先生。他對我說：『和我一起吃晚飯吧。』『我很願意。』『現在三點了。』『在等待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做些什麼呢？』『我們去看馬爾麥松城堡吧。』」 「我們出發了。只有我們兩人。我們到達城堡後，按響了門鈴。一個看門人走過來打開門。巴羅先生先開了口：『我們想看看馬爾麥松城堡。』」 「守門人說：『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有命令。』」 「『誰的命令？』」 「『克里斯蒂娜王后陛下的命令，她現在是城堡的主人。』」 「『可這位先生是外國人，他是特意為此而來的。』」 「『不可能。』」 「奧迪隆·巴羅叫道：『天啊！這扇門竟然向皇帝的侄兒關閉，真是令人吃驚！』」 「守門人渾身發抖，把帽子扔到地上。這是一個老兵，他退休後在此守門。」 「他叫道：『皇帝的侄兒！啊！大人，請進！』」 「他想親吻我的衣服。」 「我們參觀了城堡。一切都幾乎是原樣。我可以認出所有的東西：首席執政的辦公室、我母親的臥室、我的臥室。在不少房間裡家具還是原來的老家具。我看到一把我小時候坐的小椅子。」 我對親王說：「是這樣，王位倒了，椅子還在。」 我們交談的時候，來了幾個人。其中有執行委員會的前金融部長迪克萊克先生，還有一個老婦人，身穿黑絲絨，我不認識她；還有英國大使諾曼比勳爵，親王把他拉到隔壁的房間裡去了。我看到過路易-菲力浦也以同樣的方式拉過他。 親王在他的客廳里很拘謹，絲毫不像在自己家中。他像一個外人在人群中走動，而不像一個主人。不過，他說話得體，有時還帶點幽默。 他徒勞地想讓我說出對內閣的看法，我既不想說好，也不想說不好。 這個內閣其實只是一個面具，更確切地說是一面屏風，藏著一個奇醜的男人，梯也爾就在這屏風後面，這已經開始令路易·波拿巴感到麻煩了。他要領導八位部長，而這八位部長個個都想削弱他的力量。每個人都拽著桌布的一角。在這些部長中，有幾個是公開的對手。任命、提升，名單每天都提交上來，必須接受這些，在上面簽名，對其負責。 昨天，路易·波拿巴還在向莫斯科瓦親王抱怨，他幽默地說：「他們想把我變成共和國的阿爾貝親王。」 奧迪隆·巴羅顯得很不快，很泄氣。今天他開完內閣會議出來，一臉的痛苦表情。莫斯科瓦親王正在那裡，他問道：「怎麼樣？事情進展如何？」奧迪隆·巴羅答道：「為我們祈禱吧！」 莫斯科瓦親王說：「見鬼！這才是悲劇！」 奧迪隆·巴羅說：「您想讓我們怎麼做！怎樣重建這個搖搖欲墜的舊社會？想支撐它的努力變成了動搖它的力量。只要一碰它，它就倒。啊！為我們祈禱吧！」 他抬頭朝天看。 我十點左右走出愛麗舍宮。我正要動身的時候，總統對我說：「請等一下。」他走進隔壁的一間房，過了一會兒他手裡拿了一些票走出來，他把這些票交給我，對我說：「這是給維克多·雨果太太的。」這是今天在家具儲藏室畫廊演出的門票。 我一邊走，一邊在想共和國總統這個試行的頭銜、這個突然的搬遷、這個資產者、共和派、王家的混合物、這個重要事物的表面，我在想他周圍的人、他的為人、這整個事件。人們同時可以稱呼他：親王、陛下、先生、大人、公民，這並非出於好奇，而是目前的典型境況。 現在發生的一切都在這個人物身上打下印記。 12月26日 奧迪隆·巴羅內閣的第一次會議。 席位上坐滿了人，議會人滿為患。卡芬雅克和拉馬丁都坐在他們的席位上。拉馬丁還是坐在他原來的席位上，他穿著黑西服，表情平靜，略帶憂傷。卡芬雅克坐在左派分區的第四個席位上，在拉馬丁的上方。他穿著黑禮服，黑灰格的背心，他手裡拿著象牙的雙筒望遠鏡，經常看他對面席位上的女人們。 九個部長坐在左邊他們的席位的兩個分區里。他們都很嚴肅，默不作聲。只有雷昂·福歇先生在勒德律-羅蘭質詢時，耐不住寂寞，不時抬眼看天，用肘推他的鄰座德·法魯先生。 山嶽派和左派的席位改變了。卡芬雅克坐在儒爾·德·拉斯泰里旁邊，後者是禿頭，戴著綠遮光帽。艾蒂安·阿拉戈坐到了大衛·安吉爾的旁邊，在山嶽派的第二個席位上。杜邦·德·勒爾還坐在原來的席位上。他的上方是馬丁·德·斯特拉斯堡先生，他的禿髮很像教士的剃髮禮。他常常俯身與杜邦·德·勒爾耳語幾句，後者聳聳肩表示贊成。 拉馬丁競選失敗後是第一次在議會露面。只有一個議員于貝爾·德·里斯勒先生走過來同他握手。貝朗吉和拉羅什雅克蘭前後到來，坐在部長席上。拉羅什雅克蘭月盤似的大臉與他旁邊的比西奧那瘦削的臉形成對比，令議會捧腹。可憐的議會，它動起腦子來是那麼的難，笑起來卻是那麼的容易。 這第一次會議對新內閣來說真是很糟。表面上是成功了，骨子裡是失敗的。人們驚奇地看到奧迪隆·巴羅這個老牌法律家在念一份法律文件時，一開頭就出錯。 奧迪隆·巴羅十八年來都是在野，一朝從高級官吏席位換到國家領導人的席位上，他的雄辯顯出原來的模樣，充滿感情，談起國家事務聲音過高，但表達思想卻不夠激昂。但是適合掌權的人只有兩種：商人或有思想的人。在政治上，重感情的人會迅速蛻化為帶政治傾向的人，再從帶政治傾向的人蛻變為黨派人士。把這些感情、傾向、黨派邏輯等因素變成激情，而不是變成權力。過久地留在反對派中是一種危險；這樣會弄壞手。掌舵的方式與推水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推的習慣是按照操作方式養成的，而且一直保留下來。奧迪隆·巴羅就是明證。當他講話的時候，那些想起前屆內閣的人問：「迪弗爾在哪兒？」那些想起再前一屆的內閣的人問：「基佐在哪兒？」 基佐先生和迪弗爾先生雖然性格各異，水平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倆有一個少有的優點，就是國家領導人的演說家才能，對真誠的人來說這個優點也許並不令人羨慕，但這可能是所有優點中最有用的優點。這個優點在於用解釋使問題更複雜化，他們解釋得非常好，以至於大家什麼都弄不懂了。他們的明晰具有模糊的能力。他們的表達是那麼清晰、明確，以至於大家每時每刻都在喊：「這太清楚了！這太正確了！這太明確了！」這少有的優點也是令人悲哀的，但在議會上卻是必要的。因為這嘈雜的人群更多的是靠陰影來引導，而不是靠光明來引導。您想統治一個議會嗎？不要撒謊，不要欺騙任何人，這樣做太赤裸裸了，應該攪亂一切。 國民議會始終暗戀卡芬雅克，但卻被民族交給了路易·波拿巴，它就像沒有嫁給意中人的女孩在丈夫的床上仍然思念情人那樣，對奧迪隆·巴羅很不熱情，但也不得不屈服於他。她向他允諾一切，甚至他要求的不平等；因為她沒有光榮地死去，從今以後她只能屈辱地活著。 議會顯得既愛捉弄人，又卑躬屈節；它不願歡呼，又不敢抵抗。它在新內閣和它之間製造一些煩惱瑣事，這些不是障礙，而是抱怨。議長馬拉斯特先生甚至猶豫是否去拜訪共和國總統。 拉克羅斯先生問馬拉斯特先生：「您向他表示了什麼禮貌？」 「我寄給他一張我的名片。」 「您的名片？」 「是的。」 「您稱這為禮貌？」 「是的。」 「我稱這為失禮。」 馬拉斯特明白了，他去拜訪了共和國總統。 12月26日 昨天我妻子為資產者畫的肖像：「你們的努力都是徒勞，不要指望什麼；他總是喜歡梯也爾；他總是偏愛卡芬雅克；他總是喜歡桃花心木；他總是認為被判刑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砍下這些人的頭他總是高興的。」 12月29日星期五 昨天星期四，我同時有兩項任務：議會和學院；議會是討論鹽的問題，學院準備討論的問題小得多，是關於兩個空席位的問題。但我還是偏向後者。原因是這樣的：在波旁宮，問題的關鍵是阻止卡芬雅克的黨扼殺新內閣；在馬扎蘭宮，問題的關鍵是要阻止人們傷害對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懷念。有時死人比活人更重要，我去了學院。 上個星期四，會議剛開始，只來了四五個人的時候，突然決定1月11日（也就是三個星期後）選出替代夏多布里昂先生和瓦杜先生的兩個人選。 梯也爾先生 梯也爾先生想用議會的老一套來對待人、思想和革命運動。他在風雲變幻的現實面前玩弄他老一套的政治手腕。他沒有意識到一切都在改變，他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與他統治的時代之間找到了共同點，他的做法就是從這些共同點出發的。這些共同點是存在的，但也混雜著我說不清的某些巨大、可怕的東西。梯也爾先生沒有意識到這些，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以前一直都在哄著那些貓，用盡各種溫存和虛情假意來哄騙；今天他還想繼續用這種方式，他沒有發現這些畜生已經長大了，現在圍著他的不再是貓了，而是老虎了。 這個小男人試圖把他的小手放在革命咆哮的臉上，這是多麼奇怪的場面啊！ 當梯也爾的講話被打斷時，他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把雙臂交叉在胸前，又突然分開交叉的手臂，然後又把手放在嘴上、鼻子上、眼鏡上，接著又高聳肩膀，最後用雙手神經質地抓著後腦勺。 下面這句話是梯也爾描寫自己形象的絕妙話語：「我沒有同事！」 梯也爾真實的話（抵押制）。 「我不是創新者，我不是創新者。不過，不過，不過（漸強）我不願意維護不合時的傳統。我同意你們實驗，我同意；我不同意老一套，我不同意。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無論你們想模仿普魯士的制度，還是想模仿波蘭的制度，我都不會反對，我不會反對。我反對的是，我傾盡全力反對的是強行發行紙幣，紙幣。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梯也爾先生、斯克里布先生135、奧拉斯·韋爾內先生136是同類人，只是具有政治家、戲劇家、藝術家這三種不同的形態。能證實這一切的就是這種相似令他們三人都非常高興。他們才思敏捷，才華橫溢，反應敏銳，頭腦清醒；但他們缺乏想像力，缺乏創造力，缺乏詩意，缺乏學識，缺乏正派的作風，缺乏哲理，缺乏風格；這些即興發揮者有時還是很富有誘惑力的，但始終是平庸的，甚至在他們富有誘惑力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們總是注重人群微不足道的方面，而不注重大的方面；他們更多的是資產者，而不是平民；他們更多的是善於理解，而不是聰明；他們有令人高興的缺點，而沒有令人討厭的優點；他們有能力畫大幅的畫，寫長篇的劇本和大部頭的書，但渺小始終體現在這些作品裡；他們是現時的人，是活在現時中的人，他們沒有昨天的記憶，也沒有明天的神化；沒有過去的意識，也沒有未來的本能；對新生事物和傳統都反感；很努力地工作，但很少動腦筋；他們命中注定會很有名望，但也會很快被遺忘；他們被創造出來就註定是過眼煙雲。 梯也爾是個完全意義上的小人。心眼小，詭計小，欲望小；偶爾攀登上某個位置，那高度也小；他做出無數的動作來掩蓋他的渺小；與偉大的事件、偉大的思想、偉大的人物親密相處以便引起少許的注意，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平等；他在交談中沒有閃光的語言，也沒有智慧的光芒，只有令近視眼眼花繚亂的小火星；在風格上，有不少自然的平庸；尤其是膽量小，勇氣小，信任度小；個子矮，但頭很高，在他身後的行李箱裡有一堆各種尺寸的理論，也就是可以攀登一切的梯子。 我對這個著名的政治家、這個聞名於世的演說家、這個引人注目的歷史學家、這個平庸的作家、這個狹隘的心靈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熱情、厭惡和蔑視。 梯也爾是個偉大的小人。 奧迪隆·巴羅 奧迪隆·巴羅一步一步緩慢地登上講台，他在能言善辯之前很莊嚴。接著，他把右手放在講台上，把左手甩在背後，他總是這樣擺出競技者的姿態在議會上出現。他總是穿著黑衣服，衣服刷得很乾淨，紐扣扣得很嚴。 他開始說話時很慢，逐漸激昂起來，他的思路也是如此。但在激昂的同時，他的聲音變得嘶啞，思想也變得模糊起來；聽眾席上就產生了猶疑，有些人聽不清，有些人則聽不懂。突然，從烏雲中放出一道閃電，令人眼花繚亂。這些人和米拉波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都有閃電，只有米拉波一人有霹靂雷。 尚加尼埃 尚加尼埃像個老院士，就像蘇爾特像個老紅衣主教一樣。 尚加尼埃六十四五歲，外表瘦長，說話溫和，神態拘泥，優雅，像帕斯基埃先生一樣戴著褐色的假髮，像布里弗先生一樣帶著恭維的微笑。 他是一個果斷、勇敢、辦事迅速、堅定的人，但又是個兩面派，陰險狡詐。 他在議會的席位在左邊最後那個區第四個席位的盡頭，正好在勒德律-羅蘭的下面。他坐在那裡，雙臂像平時一樣交叉在胸前。在議會叫喊、議論、憤怒地大叫的時候，尚加尼埃則在打呵欠。 尚加尼埃高傲，勇敢。他焦急地忍受著他原來的下級卡芬雅克的霸權。有一天，他說： 「放心吧。卡芬雅克的馬得到了很好的訓練。它明白自己的責任。它自動就會站到我的馬後面。」 蒲魯東 蒲魯東是貝桑松一個箍桶匠的兒子。他生於1808年。他金色的頭髮總是亂糟糟的，額頭上搭著一縷頭髮，他個頭很高，人也很聰明。他戴著眼鏡。他的目光模糊，又很深邃。他是塌鼻子，蓄著絡腮鬍。下嘴唇很厚，富有幽默感。他有弗朗什-孔泰137口音，詞中間的音節他說得很快，詞後面的音節他拖得很長；他對所有的a加長音。他說得不好，但寫得很不錯。在講台上，他常常用手掌輕輕地拍打手稿。有時氣憤起來，說出來的仍然是冷靜的刻毒話。他外表的主要特點是窘迫和自信混雜在一起。 我寫這些的時候，他正在講台上講話。 最近，他住在多芬娜街，在那裡辦他的報紙《人民代表》。要找主編的人找到他又髒又亂的住所，看到他正在埋頭寫作，身著工裝，腳蹬木鞋。 蒲魯東先生中等身材，金色頭髮，臉色蒼白，頭髮稀少，蓄著絡腮鬍，戴著圓框眼鏡，耳朵突出，塌鼻子，性情粗暴，高傲，神態憂鬱。他的襯衣領是翻領，穿著黑禮服，灰長褲，沒有戴手套。他的席位在左邊第七排第二個席位靠左邊的盡頭，旁邊是拉格朗吉公民和舍拉公民，一個灰發，一個金髮。 作為作家，他的才能是第二流的。不過他比皮埃爾·勒魯強，但他們兩人都失敗了。談思想，他們被拒之門外。蒲魯東結巴，就像不能談思想的人那樣；皮埃爾·勒魯口吃，就像不會談思想的人那樣。 蒲魯東是個幹活的牛，但卻沒有男子氣。皮埃爾·勒魯是個想變成牛一般大的青蛙。 皮埃爾·勒魯：屬於那種思想結巴的人。 阿爾芒·馬拉斯特 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是個風趣的人，我覺得他是個高尚文雅的人。在創辦《論壇報》和《國民報》之前，他在一所中學裡任教，我不記得是哪所中學了，好像是大路易中學。他當選議會議長的那一天，有人說：「這個可憐的馬拉斯特！他當上了國民議會議長！他那又細又尖的嗓子和弱不禁風的模樣！他！這個老夫子！這會毀了他！」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馬拉斯特先生是個出色的議長。 為什麼？正是因為他曾經當過老師。學監的習慣正好構成議會議長的才能。「安靜，先生們！」「某某先生，請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乓！乓！乓！（木刀敲打桌子）」「拉羅什雅克蘭先生，我只聽見您在說話！」「部長先生們，你們說話的聲音太高了，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等等……」 這很簡單。指揮學生和指揮大人是一回事。也就是說學生有大人氣，大人有學生氣。 馬拉斯特是完美的帕斯基埃。 布朗基 布朗基到了不用再穿襯衣的程度。他十二年以來一直穿著同樣的衣服：囚衣、破衣爛衫，他把這些衣服鋪在他的俱樂部里，懷著一種陰暗的傲氣。他只換鞋子和手套，他的鞋子和手套總是黑色的。 在萬森監獄坐牢的八個月里，他只吃麵包和生蘋果，不要其他任何食物。他是因為五月十五日的事件被關進監獄的。只有他的母親有時能讓他喝點粥。 他經常沐浴淨身，保持小手、小腳的乾淨；從來不穿襯衣，但總是戴手套。這個男人身上有一種被政客作踐的貴族氣息。 他有一個高深的技巧：沒有絲毫的虛偽。在公眾場合和私下都是如此。他粗暴，嚴厲，嚴肅，從來不笑，用嘲諷來得到尊敬，用挖苦來得到欣賞，用傲慢得到愛戴，喚起奇特的忠誠。陰沉的面容。 布朗基身上沒有絲毫平民的特徵，完全是個下等人。不僅如此，他還識文斷字，幾乎可以說是滿腹經綸。在某些時候，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死亡的幽靈，在他身上體現了從所有的苦難中滋生出來的仇恨。 2月以後，我在八區統治了八天。有那麼一天我會講述這奇怪的一星期的。民眾很崇拜我；我在區政府的陽台上向他們發表講話；我走在街上的時候，工人們向我致敬。我讓人拆街壘，重新鋪上路石，保留監獄，用燈彩裝飾大街。 一天早上，我還睡在床上，一個驚恐的男人走進我的臥室，是阿道夫·布朗基，他是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的教授，學院院士。他臉色蒼白，驚慌失措。他緊握住我的手說：「請救救我！」 「從誰手中救出來？」 「從我弟弟手中。」 他的弟弟奧古斯特·布朗基剛從監獄出來，住在八區，他的哥哥也住在那兒。哥哥住在梅尼蒙當街附近，弟弟住在特洛納城門的圓形廣場。 1848年，當布朗基出獄的時候，他立即來到巴黎。一向寵愛他的老母親到處找他，每天去他家五六次，都找不到。他回來後的第三天，去了《改革報》，對里貝羅爾說：「我要開一個俱樂部，請登報通告。」里貝羅爾說：「我通告所有的俱樂部，當然你的也不例外。你看見你的母親了嗎？」布朗基說：「說的就是我的母親，就是我的俱樂部。」 我常常注視著議會大廳的寬敞和議會的渺小陷入沉思。 共和國是好的，但要努力不讓這個詞阻礙了這件事的發展。 至高無上的國家取代了國王，普選取代了神權。世襲原則讓位於選舉原則。世襲的政府依靠特權和終身制，選舉的政府靠民心和才能生存。終身制的行政官員與世襲的貴族爵位同歸於盡。 每個制度都應該和它的殘磚碎瓦一起消失。 目前形勢的最大危險和最大困難是舊事物與新思想的碰撞。 不要迫不及待地讚賞那些偉大的政治家，有人說：沒有他們，法國就無法前進。其實他們算不了什麼。他們只是一些將變成舊鞋的皮鞋。科比埃爾先生現在在何處？維萊勒現在成了什麼樣子？莫雷先生算什麼？沒有比看到一個過時的政治家更可悲的了。 當心！ 民主也會成為它自己的深淵。 請當心！別把浪潮底攪渾！不要在這艘遇險的船周圍讓一切都隆隆作響，讓所有的人都發出抱怨！讓所有新文明的乘客和船員都友好地游向未來的新世界，這將是多麼美，多麼簡單易行！不要讓我們走回頭路！不要讓我們期盼彼岸！向前！天永遠是藍的！ 否則，一切都完了。 小心！如果共和國是暴風雨，君主制就是避風港。 有一些強大的思想可以噴出火焰和煙霧，引導、牽引、帶領、帶走整個世紀。 不善於牽引這些可怕的火車頭的人是很可悲的！ 正確地了解人們在現實中可以引導多少未來，這是一個偉大的政府的全部秘密。 可以把將來融進你們所做的一切，但要很好地把握分寸。把所有的未來整塊地拋進現時，這有損於1793年的偉大事業。 海員的美德來自他們的生活始終面臨意外和未知。因此他們富有犧牲精神、忠誠、勇敢、忘我、大膽豪放、信仰上帝、無憂無慮、粗獷、悠然自得。大海造就了海員，革命造就了公民。意外和未知，豐富的冥想，暗淡的等待可以使心靈變得偉大。 貴族的問題已經爭論完了，失去了意義；現在正在爭論的問題是富人的問題。 資產階級要當心！ 一個富人的93年將不僅僅是王朝的覆滅，而是文明的覆滅。 上帝在這個時刻顯然正在經歷一場新的考驗。 這個時代的危險、特點、秘密就是這個時代操縱在一批無能之輩的手中。 請看您的周圍，看看權力舞台上；無論您轉向哪一邊，看到的都是波瀾壯闊的運動和激進的思想，這兩股強勁的風只能把小人颳倒。 是的，有時把他們颳倒的這股風還能使他們站起來，他們又自以為很強大。 誰考慮到了民眾？沒有人。那些深得民心的人也沒有想到民眾。他們只想到他們自己。 沒有虛榮的人就有興趣，沒有興趣的人就有野心，沒有野心的人心靈就是一片荒蕪。 沒有人有愛。 當思想家瞵視著天際，也就是說人的心靈時，他只發現了自私的利己主義。現在，穿過這個沙漠吧。 可悲的是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時刻：一個偉大的人對這個時代不適用。沒有合適巨人的床。 那麼請具備一個廣博的思想，並試圖把它灌輸進所有思想狹隘的頭腦中！ 請具備一個溫柔的思想，將它引進這些乾枯的心靈里。 請成為一隻雄鷹，來領導這一群麻雀！ 那種野蠻的共和派不是別的東西，就是復歸的專制君主。 他們說：「共和國，就是我們！」完全像路易十四說的：「國家，就是我。」 沒有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有一百種社會主義，只有兩種社會主義：好的社會主義和壞的社會主義。 有一種社會主義試圖以國家來替代自發的行為，這種社會主義以把財富分給所有人的名義取消了每個人的自由。這種社會主義能摧毀社會。 有一種社會主義消滅貧困、無知、賣淫、稅制、法律的報復、被權力和自然否定的不平等、所有的束縛，從不可分離的婚姻到不可撤銷的刑罰。這種社會主義不會摧毀社會，它能夠改變社會。 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這個詞里，就像人類的所有詞彙一樣，都有真理和謬誤。 我反對謬誤，贊成真理。 社會理論冒險到了過去人們稱為偷盜的邊緣。 街頭騷亂、戒嚴，甚至議會的決定都無法驅使我去做我認為不正確和不良的事情。 人的自由和人的健康是一回事。 疾病只是一種奴役。 有一天，在一場暴風雨中，遇險的漁民在巴弗勒爾海岸的一塊礁石上發現了一個被風暴拋在那兒的錨。二月革命正是用這種方式使普選產生了。救命的錨也是從風暴中來的。 從議會講台上掉下來的寶石 迪韋吉耶·德·奧拉納先生：「我想要一個能迫使人對表決進行思考的憲法。」 維克多·雨果（關於死刑）：「你們或你們的後繼者將廢除死刑。」 9月4日 雷昂·福歇先生：「工人們要求縮短……」 議會上人們開始小聲議論。福歇先生髮現自己在講法語，他又用不規範的講法說： 「……省略工作時間。」（議會滿意了。） 9月7日 拉馬丁先生：「我在全法國都發現同樣的臨時性、短暫性、終身性。」 9月28日 拉羅什雅克蘭先生：「我非常清楚決定目前正在討論的修正案的意圖。」 關於勞動法的討論。 拉馬丁先生說：「我欣賞財產。」 迪韋吉耶·德·奧拉納先生答道：「人們並不總是尊重所欣賞的東西。」 10月3日 農業和商業部長圖雷先生提議為他的農業法成立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委員會，一半成員由平民構成。 （那麼這個委員會就有七個半成員。） 10月5日 德·帕里厄先生：「在制憲王朝的統治下，國王一隻腳踩在行政權里，一隻腳踩在立法權里，一隻腳踩在司法權里，一隻腳踩在管理權里。」 10月16日 迪庫先生（關於新內閣）：「如果我仔細考察這場內閣的聯姻，我發現是偶然主宰了它的產生，決定了它的組成。」 10月20日 馬拉斯特先生：「我把這個建議（拉格朗吉的建議）放進議事日程里，排在那些議會已經決定放在議事日程首位的建議之後。」 1849年 路易·波拿巴和貝朗吉 1月1日 我擔心路易·波拿巴懷著世上最美好的願望，以他那顯然有限的能力和智慧能否勝任他的職責。對他來說，法國、世紀、新的精神、與土地和時代緊密相連的本能都是謎。他目睹動盪不定的人心、巴黎、運動、人、事物、思想，難以理解這一切。他屬於被稱為親王的這一無知階層和被稱為移民的這類外國人。他凌駕於一切之上，處於一切之外。誰仔細地打量他，都會發現他更像一個病人，而不像一個統治者。 他絲毫沒有波拿巴家族的影子，面貌不像，舉止也不像。他大概不是波拿巴家族的人。昨天，阿萊克斯·德·聖普里斯特對我說：「這是來自荷蘭的紀念！」路易·波拿巴的確有荷蘭人的冷漠。 路易·波拿巴對巴黎的無知到了極端的程度，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我到處找您。我去過您原來住的房子。那個孚日山廣場是什麼來著？」我答道：「是王家廣場。」他又說：「啊！這是個老廣場嗎？」 他想見貝朗吉。他去了兩次帕西區，可都沒有找到。他的堂兄拿破崙時間猜得更准，在他的家裡見到了貝朗吉。他對貝朗吉說：「您對我的堂兄有什麼建議？」「我建議他遵守憲法。」「他應該避免什麼？」「應該避免違反憲法。」 當親王走後，貝朗吉對他的女傭說：「因為我是共和派！」 貝朗吉始終不變：機智，好挖苦人，冷漠，還算坦率，還算善良，介於第歐根尼138和伏爾泰之間。總之，他更多的是資產階級通俗笑劇的作者，而不是平民歌謠作者。他的確創作了三四首優秀的歌曲，充滿靈感，風格優美。人們以為這些歌曲出自一個更廣博的心靈，這些歌曲是那麼優美，那麼激烈，那麼雄健有力。 他想當窮人，而且想一直當下去，想把窮困變成美德，但他不該出去吃飯。阿爾芒·卡萊爾說：「太好了！太好了！貝朗吉在這裡，貝朗吉在那裡！他從來不回報他接受的晚餐！」 1月11日 學院今天選舉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接班人。 我很早就來到學院。規定的時間是中午十二點。 我穿過羅浮宮的院子時，人群已經圍在奧爾良公爵先生雕像的未完成的底座周圍。在2月，人們在這個底座兩邊刷上了這些字： 獻給在2月22、23日 為自由而獻身的 巴黎公民， 共和國感謝你們。 朝著克羅瓦-德-貝蒂-尚街的那一半題銘已經剝落到台階上。是誰幹的？我走過的時候聽見有人說：「是雨。」另一個老婦人說：「不是，是上天。」 我走過藝神橋，來到學院。學院的鐘顯示的是十二點一刻。遲到的人加快了腳步。 下起了傾盆大雨。政治家坐四輪華麗馬車來，文學家步行來，他們個個淋得像落湯雞，渾身是泥，就像龍沙的詩里描寫的狗，布瓦洛139的書里寫的詩人。古典主義者們一邊咳嗽一邊上樓梯。在大廳里，有幾群學院院士在那裡交談，庫贊先生和聖馬克-吉拉爾丹先生在一起，梅里美先生和雷米薩先生在一起，帕斯基埃先生和莫雷先生在一起。迪帕蒂先生走到我身邊，對我說他對所有的事情的想法和我的完全一樣，他利用我的微笑給我念他寫的詩。老院士們脫掉他們的寬袖長外套，年輕的院士脫掉他們的短大衣，把雨傘放在牆角里，互相握手，在簽到簿上簽名，打聽被拉封丹稱作「僕人的工資」的支付情況。12月的還沒有支付。國庫履行了嗎？潘加爾先生穿著短褲和黑長襪，向大家打招呼，他優雅地說：「可惜沒有！」 我走進小廳，坐到我的座位上。聖奧萊爾先生向我問好，在我身邊坐下來。昂皮和蓬吉維爾先生對著我的耳朵說：「選巴爾扎克，對嗎？」反駁：「自然囉！」帕斯基埃先生來到我的席位旁，我們交談起來。大家安靜下來，維爾曼先生宣讀會議記錄。 學院全體院士都聚集到綠地毯周圍。所謂的綠地毯是一些狹窄的小桌子，桌子裡有加長活動板，擺成長方形，桌子上鋪著大綠毯。 我想起了前一次選舉，那是一年前。那次選的是瓦杜先生。夏多布里昂先生已經病得很厲害，他沒有參加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我同基佐先生談了很久。拉馬丁先生來了，他的表決決定了瓦杜先生的當選。今天，夏多布里昂先生去世了，基佐先生被流放，拉馬丁先生下台了。王權和我們選出的不朽者瓦杜先生在兩次選舉之間先後死去。 維爾曼先生首先宣讀了巴爾扎克先生和德·諾瓦耶先生兩個候選人的信。巴爾扎克先生的信提到他的頭銜和他的訪問。大家發現巴爾扎克先生稱夏多布里昂為子爵，德·諾瓦耶先生稱夏多布里昂先生。 開始投票。然後開票。德·諾瓦耶先生得了二十五票，巴爾扎克得了四票，還有兩張廢票，一張是空白票，另一張則寫著：「一個文學家，如果可能的話，不再有公爵！」布里弗先生聽到這句話叫起來：「這裡沒有公爵！」這張票是維埃內先生寫的，做得相當蠢。我和昂皮、蓬吉維爾、拉馬丁投了巴爾扎克的票。 後來，我去了國民議會。到達議會時，遇見了貝里埃先生140，他握住我的手，我對他說：「您一定能使我們擺脫困境。」貝里埃說：「要取代夏多布里昂，你們要選有出色才華的人，但你們手下沒有這樣的人選。」「有！你就是！」我緊握著他的手說。 1月13日 我走進議會時，站崗的國民自衛軍拉住了我的胳膊，我轉過身，原來是儒爾·桑多。他對我說：「向亂黨的敵人致敬！」我答道：「向哨兵的朋友致敬。」 我們交談了一會兒，這時梯也爾從大門走進來，他穿著灰色的短大衣，代替警察的「蒂羅爾人」向他致敬。我發現梯也爾繼承了兩個月前蒂羅爾人對路易·波拿巴的尊敬。這是氣壓的顯示嗎？這說明了警方的溫度嗎？這能說明梯也爾將取代路易·波拿巴嗎？ 議會的人不多，大家都有點心不在焉，還在想著昨天的會議。 拉馬丁昨天在愛麗舍-波旁宮吃晚餐。他拒絕了副總統的職位。他做得對。 我的發言首先要求解散國家工場，把這個有害的機構變成有利的機構。 我宣告內戰和奴隸戰爭迫在眉睫，請求當局不要惹怒獅子和老虎。那是6月21日。23日，老虎和獅子都在我們的大街上。 我總是維護有危險的那一方社會。 在街壘面前，我維護秩序。 在專制面前，我維護自由。 在空想面前，我維護財產、家庭、遺產、人類心靈永遠的真實。 我請求寬容誤入歧途者，嚴懲叛徒，也就是說使所有的人得到公正。 我向戰敗者伸出友好的手，首先是出於內心的本能，然後才是出於理智的本能。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當人們是戰勝者的時候給予一個好榜樣，這不僅僅是基督教的仁慈，也是政治的英明。 在慷慨的同僚的幫助下，我阻止公共災難毀掉戲劇、藝術、文學，這些是法國榮譽的源泉，是首都生命的源泉。 我定義並限制了戒嚴。我聲稱：無政府，就是大街上的肆無忌憚；而肆無忌憚，就是政權的無政府。 這場被毫無意義地延長的戒嚴沉重地壓迫著巴黎市、市鎮、信貸、商務、信任。 我要求由人民來任命總統。 我在任何場合都支持普選的神聖權利。 我要求成立兩個議院，或者至少對一體議會的多數的絕對權力有一種平衡力量。 我請求廢除死刑，因為我看到了文明的顯著進步溶進了革命可疑的進步中，沒有比這一現象更令人欣慰，更美的了。 我拒絕對憲法投票，因為我預見到一體議會的巨大危險，同時又希望未來證明我是錯誤的。 我支持路易·波拿巴參加總統競選，是希望他雖然不可能像拿破崙那樣偉大，但至少他可以試圖像華盛頓一樣偉大。 我投票贊成議會解散，是因為我相信議會的最高權力與國家的最高權力已經不再協調，現在應該使國家完完全全地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 1月18日 學院。為已故的瓦杜選接班人。 只有二十七個投票人。我的鄰座蓬吉維爾先生對我說：「自從我進入學院以來，我這是第二次看到這種情形。」 第一輪 多數是14票。 聖普里斯特……10票 尼扎爾……8票 聖丁……3票 沙勒……4票 巴爾扎克……2票（維尼和我投的） 第二輪 聖普里斯特……10票 尼扎爾……11票 聖丁……3票 沙勒……— 巴爾扎克……1票（我投的） 第三輪 聖普里斯特……14票 尼扎爾……12票 聖丁……1票 巴爾扎克……— 2月 在1月29日的暴動中被拿出來派用場的大炮還在炮架上的時候，一場慈善舞會在冬園吸引了整個巴黎。 當時冬園的情景是這樣的。 有一個詩人是這樣描述的：「這裡是玻璃房中的夏天。」這是個巨大的鐵框架房，有兩個交叉的殿堂，有四五個教堂大，巨大的玻璃牆覆蓋在上面。 走進去時，首先被耀眼的燈光照得眼花繚亂。透過這耀眼的燈光，可以看見各種奇花異草和千姿百態的熱帶植物和花草：有香蕉樹、棕櫚樹、蒲葵、雪松、闊葉植物、巨刺植物、扭曲的奇形怪狀的樹枝，這一切混雜在一起，就好像是原始森林。在那裡，也只有森林是原始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最美麗的姑娘身著晚裝，在這片耀眼的光芒中穿梭，就像一道光里的蜂群。 在這群花枝招展的人群之上，有一隻巨大的銅製分枝吊燈大放光明，更像倒著的金樹或火焰樹，它的根似乎是在穹頂上，讓它明亮的樹葉和火星懸掛在人群上。圍繞著這個大分枝吊燈的是一大圈枝形大燭台、高腳燈台、多枝燭台，它們像圍繞著太陽的星座，從四面八方大放光明。有個樂隊在演奏，他們的演奏使玻璃和諧地振動著。 但是，使冬園呈現出一派別致景色的不僅僅是這燈火輝煌、鶯歌燕舞的前廳，這一切仿佛是眼睛穿過的一層耀眼而模糊的薄紗，人們發現一種巨大而黑暗的橋孔，一個神秘而幽暗的洞。洞裡大樹林立，地毯上小徑縱橫，還有一個噴泉，形成鑽石般的水霧，這個洞不是別的，就是冬園的盡頭。樹枝里四處閃爍著紅點，像火紅的柑橘。這一切仿佛在夢境中。矮林中的燈籠當您走近看時變成了光芒四射的大鬱金香和真的茶花和玫瑰。 人們坐在長椅上，腳踏在草皮和青苔上，可以感到草皮和青苔下有暖氣口；人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大理石和青銅的壁爐，裡面燃燒著大半棵樹。花叢里有彩燈，小徑上鋪著地毯。 在這場舞會上人們想幹什麼？人們很少跳舞，談情說愛，主要是在談論政治。 這天晚上有五十多個議員參加了晚會。有黑人議員路西·馬蒂厄，他戴著白手套，陪同他的是和黑人很友好的議員舍爾謝，他戴著黑手套。大叫道：「啊！真正的兄弟情誼！他們換了手！」 2月 羅馬宣布成立共和國。歐洲譁然，基督徒們深感不安。為什麼？因為羅馬不屬於羅馬，羅馬屬於世界。廣闊的偉大，但它包含了一種奴役，就像所有的偉大一樣。 有一種比屬於世界更偉大的事情，那就是屬於你自己。羅馬只不過是一個神堂，它想重新成為人民。它厭倦了人們在它裡面下跪，它希望人們在它面前下跪。羅馬有理。如果不是羅馬誰會感到自豪？如果不是羅馬誰會自由？ 2月28日 在平靜中始終出現一些革命的小徵兆。的確，平靜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這已經很了不起了。今天，有兩個戴著紅帽子的人圍著議會大廈繞了一圈，議會正在開會。國民自衛軍想逮捕他們。警察局長庸說：「讓他們走。」他們過了橋，進了香榭麗舍大街。在那兒他們遭遇了玩滾球戲的人，這些人在玩滾球戲，但他們並不開玩笑。他們痛打了這兩個人。整個區都騷動起來。半個營的巡邏兵跑遍了香榭麗舍大街。 多麼愚蠢！為什麼不讓這兩個人安靜地通過？什麼時候才會去管管人們頭腦中的思想，而不去管頭上戴的帽子？ 3月 我是普瓦蒂埃街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但我不屬於普瓦蒂埃街派。但在選舉時這種孤立是不可能的，就像在戰場上無法孤立一樣。 這個委員會有莫雷先生、布羅伊先生、梯也爾先生、貝里耶先生、雷米薩先生、迪韋吉埃·德·奧拉納先生。這是個政治大雜燴。在我的思想深處，我是不與他們同步的，我不屬於他們的宗教，我不屬於他們的色彩。但當船翻了的時候，所有的乘客都成了水手。 如果和猶太人、黑人混在一起會感到不安嗎？黑手和白手做的是同樣的工作，公共安全。 沉船避免了，人們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工作中，回到自己的階層、自己的小集團、自己的夢想和沉思中。 避免了沉船，人們繼續航行。 什麼航行？ 這個永無止境、無邊無際的航行叫作進步，是人類向理想的航行；這個航行在沿途可以遇到海港，但沒有盡頭；在航行中，一切都在漸漸地發生變化：未開化變成野蠻，野蠻變成文明，沙漠變成地區，地區變成祖國，部落變成民族；在這前進的現象中，人們逐漸看清了在黨派和社會等級之上有某種東西，那就是人民；在人民之上是人，在人之上是上帝。 安東尼·穆瓦納在1848年2月前是做小雕像、小塑像的藝人。 商業代替了國家。因為歷史是空白，所以藝術也很貧乏；因為不再有形象，也就沒有了塑像。 安東尼·穆瓦納靠他的這份工作艱難地度日。但他供養他的兒子保爾上學，讓他進了綜合工科學校。 1847年，奢侈的商業，包括藝術和幻想作品，已經很難維持，他在做雕像的同時又兼搞粉筆肖像畫。這裡做一個雕像，那裡畫一幅粉筆畫，他就靠這生活。 2月以後，什麼都缺。怎麼辦呢？安東尼·穆瓦納掙扎著過日子，穿舊衣，吃菜豆和土豆，把中國古玩賣給舊貨店，把手錶、銀器送進當鋪。 他住在布爾索街8號的一個小套房裡。套房裡的家具日漸減少。 6月後，安東尼·穆瓦納向政府請求訂貨，這件事拖了半年，其間替換了三四個部長，路易·波拿巴被任命為共和國總統。最後，雷昂·福歇先生向他訂購了一個半身塑像，雕塑家可以賺六百法郎。但是有人預先通知他國家現在沒有現金，只有在一年後塑像完成時才能付錢給他。 貧困到來，希望遠去。 安東尼·穆瓦納有一天對他的妻子說：「我要自殺。」他的妻子還很年輕，他娶她的時候，她才十五歲。 第二天，他的妻子在一件家具下面找到了一把上了子彈的手槍。她把手槍藏到別的地方。好像安東尼·穆瓦納找到了這把手槍。 他的神志開始不清醒了。他身上總是帶著短棍和剃鬚刀。 有一天，他對妻子說：「完全可以用錘子自殺。」 有一次，他猛地打開窗戶，他的妻子撲過去抱住他。 她問道：「你想幹什麼？」 他答道：「我想呼吸。你想對我幹什麼？」 她說：「我想擁抱你。」 1849年3月18日，這是個星期日，他的妻子對他說：「我要去做彌撒。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 他是信徒，他的妻子很擔心他，不願離他半步。 他回答：「一會兒見。」說完他走進隔壁的房間，那是他兒子的房間。 過了幾分鐘，突然安東尼·穆瓦納太太聽見一聲響聲，就像是馬車門關上的聲音。但她沒有弄錯，她渾身發抖，叫喊道：「這是那可怕的手槍！」 她衝進安東尼·穆瓦納剛進去的那間房間，又恐怖地朝後退了幾步，她看見了一具躺在地上的屍體。 她瘋了般在房子裡奔跑呼救，可是沒有人來，可能是人都不在，或者由於街上太吵沒有聽見她的叫喊聲。 於是她又回到房間裡，跪在丈夫的身邊。這一槍幾乎使他的腦袋搬了家，遍地是血，牆上和家具上沾滿了腦漿。 安東尼·穆瓦納就是這樣在命運的驅使下離開了人世，這個名字從今以後給人留下的是兩種回憶，一是可怕的死亡，二是迷人的才華。 一個高乃依的後裔 4月1日 昨天，在議會有人給我一張折著的紙。 我問執達員：「這是什麼？」 執達員回答道： 「有位先生求見您。」 我打開紙，看到上面寫著這個名字：皮埃爾·高乃依。 我來到四柱大廳，果然有人在那兒等我。 這是個瘦小的男人，年邁，臉上布滿皺紋，他的左腿有點跛，靠手杖支撐著。他身上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那暗淡無光的眼睛和方下頜。他戴著黑領帶，穿著沒有紐扣的西服，長褲的右膝蓋處粗粗地打了個補丁，腳上穿著運貨馬車車夫的皮鞋，身上穿著苦役犯的襯衣，神態可憐巴巴，痛苦不堪。就是這個人名叫皮埃爾·高乃依。 我面前的這個人是偉大的高乃依的孫子。 這個人交給我一個呈給路易·波拿巴總統的請願書，請願書上有不少書寫錯誤。 4月 一天早上，巴黎在最表面的平靜中甦醒過來，得知部隊一整夜都在軍營里整裝待發，有命令讓他們準備在凌晨兩點出發。 4月中旬的一天，埃洛遇到《改革報》過去的主編古阿什。他是在圖爾農街勒德律-羅蘭的住所旁遇到古阿什的。 古阿什問：「唉，這次行了？」 「什麼？」 「戰鬥。」 「什麼時候？」 「您看吧。」 「肯定嗎？」 「已經決定了。我剛通知勒德律。」 「從今天開始還有兩三個月？」 「還有十五天。」 「為什麼？」 「我們不願意選舉。我們更喜歡在街上戰鬥。」 「您會做什麼？」 「這個我不能說。其他的事，關於做出的決定，請您保守秘密。」 「你們有多少人？」 「六萬人。」 「這又會是街壘戰？夜戰？這將是在住所殺人？或是放火？」 「我能告訴您的只是6月是一場鬧劇。」 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驚恐不安中。 5月2日 我可能不會再次當選議員。現在只剩下兩個黨。我無法完全滿足其中任何一個黨。我對秩序的鐘愛沒有達到犧牲自由的程度；而對自由的鐘愛又沒有達到接受無政府的程度。 我在反對黨中的敵手指責我兩件事：維護新聞自由，要求赦免六月事件的流放犯。我對他們說：這兩件事未來會重視的，但方式與你們不同。你們對我提出的兩點指責將是我向未來要求的兩個條件。 造成我現在的軟弱和未來的強大的東西是我沒有接受任何一個黨的最後讓步。 12月10日我要求赦免。5月4日我投票反對赦免。首先，我不想僅僅要求赦免；我希望赦免能夠帶來重要的行動，在內部開創一種調解政策，在外部重建和平。12月10日，巴黎很平靜；法國通過普選顯示出它的最高權力；任何暴力都無法反抗這最高權力；任何抗議都無法抗拒這一權力；赦免是強權的一種措施，這是由力量打開的寬容的大門。在5月4日，巴黎一片混亂；敵對的人群充滿了整個巴黎；威脅又重新出現在街頭；有人說大家在準備一個節日；表面上是節日，骨子裡是騷亂；形勢就是如此；我們又回到去年的不安甚至恐怖中；赦免不再是寬容，而是害怕。原諒是因為在發抖，這是最可悲的膽怯。我拒絕赦免。 5月18日星期五 我得了十一萬七千零六十九票，在巴黎排名第十，比第九名伊波利特·帕西先生少一百票，他的票數是十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九票。有十個社會主義者。軍隊投了紅色分子的票。當我走進議會時，我的鄰座朗格爾主教先生走過來握住我的手，向我表示祝賀，他說：「我祝賀您，因為要冒危險，要有勇氣。形勢很嚴重。下一個議會將是戰場。在這個議會上，人們是來建設的；到了下一個議會，雙方則是來毀滅的。」 6月13日 昨天，人們討論對總統和部長們的指控。奧迪隆·巴羅先生為自己辯護，為路易·波拿巴辯護。他的話突然被吉羅姆·拿破崙打斷，他這段時間以來一直強烈地反對他的堂兄；主持會議的大杜潘先生指著吉羅姆小聲說： 「這是菲力浦-平等。」 一個聽見這句話的議員說：「或者說是路易-菲力浦。」 6月 最近發表的奧爾良公爵先生的遺囑表明了一種對社會所需要的深化改革的真實感情。 有一天，在帕斯基埃先生家裡，蒙塔朗貝爾先生用絕望的口吻針對我獨自維護的那份遺囑說：「到現在為止，我一直以為奧爾良公爵先生的死是一種不幸。」 9月 蒲魯東先生被關在巴黎裁判所的附屬監獄。他在那裡要待三年。他關在自費單間牢房裡。他的牢房的地面鋪的是細粒硬質石灰石，房間裡有一張桌子，一張床，幾把草編椅。桌子很大，上面堆滿了紙張和報紙，還有一瓶墨水，對某些人來說，這瓶墨水裝滿了墨，對另一些人來說，這瓶墨水裝滿了毒藥。 蒲魯東先生在牢房裡穿著一件馬車夫的工作服，藍色的，很寬大，肩膀上有紐扣，領上有紅線織的花邊。他穿著粗布長褲，腳上是粗布條編的布鞋和木鞋。他這樣提前穿上了他的臨時政府成員的服裝，等待著他的朋友所稱的那場暴動。這場暴動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它將把蒲魯東變成獨裁者。獨裁者蒲魯東，他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至於我，如果有那麼一天有人指給我看如獅子般大的蜘蛛網，我就相信這一天會到來。 他的桌子上有鮮花。是他的狂熱崇拜者帶給他的，還有水果、葡萄，他貪婪地吃著這些東西。有一天，一個年輕的來訪者像看情人似的望著他，對他溫柔地說：「你這樣會難受的，你又會責怪是我的錯！」 由於他又開始寫日記，迪弗爾先生威脅說要把他轉往杜朗斯監獄。蒲魯東很生氣，叫道：「杜朗斯！立即燒死我！立即殺了我！可是不行！你們這些膽小鬼，你們會上斷頭台！」 10月 人們一直在議論愛麗舍宮的政變。有一天晚上，艾米爾·德·吉拉爾丹對我說：「他要小心！路易-拿破崙是一隻被三隻貓盯上的老鼠：正統派貓，奧爾良派貓，共和派貓。假如他不幸跑出洞來，三隻貓的利爪就會抓住他。在這種情況下，去萬森火車站吧！」 11月 目前的部長們都是玻璃窗。透過他們看總統。 維克多·庫贊 庫贊的想像力強度不夠均衡：對一個哲學家來說太多，對一個詩人來說又不夠。 庫贊是一個固執、偽善的人。對他自己來說，他是個偉大的演說家；對他的朋友來說，他是個高談闊論的人；對我來說，他是個饒舌的人。他的才華浮於表面。他表達得很清楚，但他的思想很模糊。他一會兒想，一會兒又不想；肯定又否定，同意又反對，在一個問題上繞來繞去，與所有的真理髮生衝突，四處碰壁。平庸的演說家，滿口老生常談，傲慢，好賣弄。他很惡毒，但也很軟弱。他盡其所能，但終歸是失敗。他想製造大傷口，結果只是個小傷口。他當過教授、院士、法蘭西貴族院議員、部長，從來沒有看到這個腦子裡產生過什麼思想。他有哲學家的雄心，江湖騙子的外表，學究的真面目。 馬拉斯特先生 馬拉斯特先生在當國民議會議長之前，在國民議會的記者專席上當了十八年的辯論觀眾。他在那充當鼓掌捧場者和喝倒彩者，他在那兒大笑，冷笑，嘲笑，諷刺，叫喊，不停地打斷發言者的講話。二月革命發生後，他搖身一變成了這個被稱作制憲會議愚蠢憲法的身著燕尾服的主事。 記者席缺了馬拉斯特這個鼓動家還是個馬蜂窩，一個吵吵鬧鬧的角落，從那裡不時地發出插嘴的話和吵鬧聲。一般不容易發現這些小吵小鬧，因為它們被議會的嘈雜聲淹沒了。 有一天，大概是1848年12月中旬，巴斯蒂德先生要求發言。當他是部長的時候，他從來不發言。記者席令他不知所措。這時的他已經不再是部長了。看到他並不是被迫地要求發言，所有的人都感到吃驚。記者席上發出「啊」的驚嘆，所有的議員都回過頭看。議員們感到很震驚和氣憤。馬拉斯特議長擺出最嚴肅的架勢聲稱如果類似的不恭再發生，他將立即趕走記者席上的所有人。事態又恢復了正常。巴斯蒂德開始發言，議員們也議論起來。 記者們已經不再想剛才發生的事了，這時記者席的門卻突然打開了。一個戴白領帶的執達員走進來對他們說：「主編先生們，議長先生讓我來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繼續擾亂秩序，他立即請你們出去。」 記者們轉過身。有一個記者回答道：「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們所有的人在這個專席上的吵鬧聲會比他以前獨自一人的吵鬧聲要小得多！」 莫雷先生 在18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兩點左右，走過協和橋的路人會發現一輛沒有僕從的藍色馬車，由一個穿著褐色大衣的馬車夫駕駛，兩匹黑馬拉車；車裡的右角坐著一個臉色蒼白的老人，滿臉皺紋，側面像鳥，戴著可笑的綠色眼鏡。過了一會兒，這輛馬車停在國民議會的柵欄前，看門人打開門，一個穿著黑燕尾服、戴著灰帽子、拿著手杖的年輕人從車上跳下來。這個老人和這個年輕人就是莫雷先生。 走進議會的時候，莫雷先生把眼鏡摘了下來。 基佐先生有一天聽著莫雷先生在講台上發言說：「有論據，但沒有思想；有理由，但沒有雄辯。這是一棵只有枝沒有葉的樹。」 基佐先生以為是在為莫雷先生下定義，而實際上是在給冬天下定義。 冷漠無情，這就是這個政治家的心靈的全部。 1849年立法議會 蒙塔朗貝爾是一個騙子黨的幼稚發言人。迪弗爾先生的語言比他的頭腦更清楚。 一天，查理·杜潘先生在講台上，他的兄弟主持會議，站在他的背後，對他的長篇大論很不耐煩。他俯身對一個秘書若貝爾先生說：「啊！我可憐的父親！你聽不見他說話是多麼的幸運啊！」 若貝爾先生聽了他的話則說： 「多壞的兄弟啊！多好的兒子！」 莫萊先生有一天天真地對安比斯先生說：「人們難以想像路易-菲力浦是多麼鄙視人。比如說我，您相信嗎？他對我懷著深深的鄙視。」 我和紅派在一起是紅派，和白派在一起是白派，和藍派在一起是藍派，也就是說我是三色的。換句話說，我贊成人民，贊成秩序，贊成自由。 前天是共和派，第二天就變成了社會主義者；前天是社會主義者，第二天又變成了共和派，我們不必互相指責。 1848年，我與兩個專製做鬥爭，而當時的自由是由這兩種專制構成的：武力專制和街壘專制。 1848年，我沒有害怕。我沒有喊：「共和國萬歲！」 共和黨的錯誤在於用暴力來呼喊這個口號，用強力奪得一個還沒有準備好獻身的社會。它似乎想如果這個社會不願獻身，那就讓它就範。 ……紅共和派與藍共和派的仇恨 是一種不共戴天的無比仇恨。 唉，一切都傾斜了，一切都變得陰暗，一切都遠去了。我時常感到深切的悲哀。每件事都遭到其氧化物的攻擊。數字失去了信用，劍喪失了名譽。有思想家，但沒有播種者。人們挖掘，但不耕種。人們盡其所能在上個世紀乾枯的犁溝里撿拾王朝的舊思想和制憲的舊思想。每個人都在田裡尋找著某種東西。但是請到天上去尋找吧！ 到現在為止，極左派做的是極右派的事。請小心輪到極右派做極左派的事了。 因為我愚笨地意識到這一點，你們說我不是一個政治家。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統一一下。請把這個詞條放進字典里： 「政治家。一個沒有意識的可笑之人。一個做執拗的反對派的惡棍或者也充噹噹權者；當他的上級說白的時候，他也說白；他的主人說黑，他也說黑，只從他個人利益和野心考慮，絲毫不考慮他是否踐踏了法律、正義、理智、榮譽、良心和人類。」 現在，我宣稱當你們對我說如下的話時我會無動於衷：「應該做這件或那件事情，緊跟這條或那條路線，否則您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惡棍。」 我們不應該滿足是一個強大的黨，我們同時還應該是一個正確的黨。 少數派有權犯錯誤，他們過激，為什麼？因為他們軟弱。多數派註定要永遠有理。 在你們之上有政府，在你們之上有議會，在聽我說話的民眾之上，有法律。 當有人告訴您有違反自由、財產、法制的行為存在時，請不要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法律沒有小的攻擊。 法律是秩序的心臟。 使法律致殘，就是扼殺秩序。 立法者們，每一次對法律造成的危害，都請你們嚴厲地制止，無論這種危害是由你們的朋友造成的，還是反對你們的敵人造成的，即使是為你們服務，為維護你們造成的，都應該如此。鎮壓一切犯法的行為，這不僅僅是為了在目前鎮壓它們，也是為了將來不再發生這種行為。不過，這未來我們知道是什麼嗎？我們今天是多數派；我們明天可能會成為少數派。我們不知道我們將經歷什麼樣的考驗。我們能預見的一切都是黑暗的。請讓正義與我們同在。 贏的黨只有在努力完成輸的黨的允諾之條件下才能生存。 接受過去的革命以避免將來的革命。 這一切並不妨礙共和黨有理，並不妨礙未來屬於共和國。總之，共和國不需要一個人，它擁有上帝。 1850年 1月 五年前，我差點成了國王的紅人，今天我又差點成了民眾的寵兒。正如過去一樣，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寵兒，因為終有一天我的獨立性會突出出來，我對良心的忠實會惹惱大街上的民眾，就像它曾經在杜伊勒利宮惹惱過國王一樣。 在國民議會上 2月23日 開會的時候，拉馬丁走過來坐在我的身邊，這個位子平時是阿爾貝先生坐的。我們在交談時，他不時地嘲笑挖苦發言者。 梯也爾在發言。拉馬丁小聲說：「可笑的小人！」接著是卡芬雅克講話。拉馬丁對我說：「您怎麼看他？至於我，我的感覺是：他很幸福，他很勇敢，他很忠誠，他有口才，——他還很愚蠢。」 卡芬雅克講完後是埃馬紐埃爾·阿拉戈發言。議會爭論激烈。「這傢伙也很蠢。他的手臂太短了，做不了他要做的努力。他心甘情願地投身混戰，但卻不知再如何脫身。風暴吸引著他，也吞沒了他。」 過了一會兒，儒爾·法布爾登上了講台。拉馬丁對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在這個人身上怎麼會看到一條蛇。這是個外省的院士。」 他一邊笑，一邊從我的抽屜拿出一張紙，又問我要了一支筆，向薩瓦蒂埃-拉羅什要了一撮鼻煙，寫下了幾行字。寫完後，他登上講台，向梯也爾發出了嚴厲的攻擊，梯也爾剛才攻擊了他的作品和二月革命。接著他又回到我們席位上，握住我的手，此時左派一片歡呼聲，右派怒氣沖沖，他則平靜地把薩瓦蒂埃-拉羅什的鼻煙盒騰空到他的鼻煙盒裡。 3月26日 我中午到得很早。我烤火取暖，因為天氣太冷了；大地被冰雪覆蓋。基佐靠在壁爐上對我說：「作為戲劇獎評選委員會的成員，我昨天一天就讀了六部新劇本。」我答道：「這是為了懲罰您十八年來沒有看一部戲。」這時，梯也爾先生走過來，他們兩人互相問好： 梯也爾先生：「您好，基佐。」 基佐先生：「您好，先生。」 4月 昨天早上，歐仁·蘇當選後，在愛麗舍宮路易·波拿巴和尚加尼埃之間發生了爭吵。他們爭吵的聲音很大，透過門，聽見總統說： 「我把您打發到萬森去！」 將軍答道： 「是我要把您帶到那裡去。」 5月 他們現在向人民進攻！ 這些可憐的冒失鬼！他們如此暴烈，如此惱怒，如此渺小！ 抓傷咬人的東西！對著吼叫的東西吼叫！ 6月 政府找到了阻止革命的方法。它對自己說：革命產生於街壘，街壘來自鋪路石。它用碎石鋪大街和聖安東尼近郊區。 從今以後政府的政策決定做的事情就是：半年灰塵，半年爛泥。 7月 你們所制定的所有法律都是燃料。 政變，強制法，報復法，教唆罪，等等。 我此時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面對無比強大的愚蠢感到的侮辱。 1850年 戒嚴法、審查法、閉會法、壓製法、遏制法、針對公共無知的法、流放法、反普選法、反新聞法。他們說：這是建立秩序。 對他們來說，囚衣叫作「穩定」。 7月 奇怪的時刻。 我們現在是共和國，卻是君主黨執政。 反動派在正式場合和在議會的講台上被迫對共和國保持良好的態度；但是，由於這些壞母親是被迫對她們的孩子微笑的，她們在無人旁聽的情況下，就會報復，就會鞭打孩子；反動派躲藏在壓製法的後面，給予革命原則以巨大的打擊。 7月 路易-菲力浦國王目前在聖雷奧納爾，一部分奧爾良家族的人在那裡洗海水浴。國王和他的家人住在一座有家具的旅館裡，他只占了旅館的一部分，剩下的房間租給過往的人。 國王得了肺水腫。這一個月來雖然他感覺好多了，但大家都認為他的死期逼近了。他瘦了許多，模樣大變，他不再蓄一綹頂發和絡腮鬍子，而是一頭白髮和長鬍子，比他當國王的時候更令人肅然起敬。他比國王更甚，他是流放者；他比流放者更甚，他是行將就木的人。他失去了一種尊嚴，即國王的尊嚴；但他又得到了另兩種尊嚴：苦難的尊嚴和死亡的尊嚴。 奧爾良家族生活在簡樸中，逆境使這種簡樸更增添了某種高貴和莊嚴的東西。當來了一個法國人的時候，大家就忙著請他吃飯，很高興他的到來。在法國，路易-菲力浦搜尋英國人；在英國，他又搜尋法國人。 家庭晚宴老人孩子濟濟一堂，有某種家族制的味道。不過，路易-菲力浦由於身體不好，不能與家人共餐，所以他在家庭晚宴上不露面。王后主持家庭晚宴，她獨自坐在餐桌大的一面。到了吃飯的時光，各家帶著孩子上桌。奧爾良公爵夫人高大苗條，略顯瘦弱，高貴典雅，面帶憂傷，她始終穿著喪服，和她的孩子在一起，右手牽著巴黎伯爵，左手拉著查爾特爾公爵；內穆爾公爵和公爵夫人帶著他們漂亮的孩子；奧馬爾公爵和公爵夫人也帶著他們的孩子；儒安維爾親王被他的孩子們圍住，他們吵著要坐在父親身邊。「我想坐在爸爸旁邊！我想坐在爸爸旁邊！」他坐下來的時候身邊吵成一片。有時儒安維爾先生顯得很痛苦的樣子。王后是這樣對一個法國來訪者說他的：「您覺得儒安維爾怎麼樣？總是很英俊，是嗎？但看上去像個小偷。」 他們之間保留了叫儒安維爾太太「西加」的習慣。 奧馬爾公爵像他的兄弟儒安維爾一樣很憂傷。內穆爾先生則保持著他冷漠的面孔。 在家庭晚宴上，奧爾良公爵夫人坐在王后的右邊，內穆爾先生和夫人坐在左邊，其他的親王按照各自的地位就座。蒙龐西埃先生和夫人缺席，他們在塞維涅。 被邀的客人和家裡的官員坐在王后和親王們的對面。 晚宴很簡單，沒有時鮮菜，按照俄羅斯的方式上菜，餐後點心就放在餐桌上，每位客人後都站著一個僕人，這一切有某種大氣派，但不再是皇家氣派。 晚飯後，大家交談了一會兒，然後各自散去。王后睡得很早。 奧爾良公爵夫人單獨生活。人們常看見她在海邊散步，巴黎伯爵則在學習游泳。 在這些皇家的孩子中，最聰明的當屬查爾特爾小公爵，最漂亮的是烏登堡小公爵。 巴爾扎克之死 1850年8月18日，我妻子白天去看望過巴爾扎克太太，她對我說德·巴爾扎克先生已經奄奄一息。我急忙跑到他家。 德·巴爾扎克先生染上心臟肥大症已有十八個月了。二月革命後，他去了俄國，並在那裡喜結良緣。在他去俄國的前幾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已經為病痛叫苦連天，呼吸很粗。1850年5月，他回到法國，成了已婚者和富有的人，但卻病入膏肓。到法國的時候，他的雙腿已經腫得很厲害。四個會診醫生為他診斷病情。其中一個醫生路易先生在7月6日對我說：「他活不過六星期了。」他和弗雷德里克·蘇利埃141得的是同一種病。 8月18日，我和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將軍共進晚餐。一散席我就離開了他，登上一輛出租馬車，來到博戎區弗杜內大街14號，巴爾扎克就住在這裡。他買下了德·博戎先生的公館殘留下來的那部分，這座低矮住宅的一部分由於偶然的因素沒有被拆毀；他把這座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麗堂皇，被它變成了一座可愛的小公館，面對弗杜內大街開了一扇大門，花園是一個狹長的院子，花園的小徑切割開一個個小花壇。 我按響門鈴。天空月光如洗，被片片雲彩遮住。街上空無一人。沒有人來開門，我又按了一下門鈴。門開了，一個女傭拿著蠟燭出現在門口。 她問道：「先生找誰？」 她的臉上掛著淚珠。 我通報了姓名。女傭把我帶進底層的客廳。在這間客廳里，壁爐對面的一個托座上放著大衛142為巴爾扎克雕塑的大理石巨大胸像。客廳中央的橢圓形豪華大桌上燃著一支蠟燭，這張桌子的六隻腳是六個精美的小塑像。 另一個也在哭泣的女人走進來對我說： 「他已經奄奄一息了。太太回了娘家。醫生從昨天起就不管他了。他的左腿有個傷口，是壞疽。醫生對此束手無策。他們說先生得的水腫是像豬肉皮似的水腫，是浸潤性的，這是他們用的詞，皮和肉就像豬肉，無法做穿刺術。上個月，先生在上床就寢時，撞到一個有人像裝飾的家具上，皮膚給劃破了，他體內的水都乘機流了出來。醫生們說：天呀。這使他們大吃一驚，從那時起，他們就給他做了穿刺術。他們說：模仿自然吧。可是，腿上又生了個膿腫。是魯先生給他動的手術。昨天，器械給拿掉了，傷口雖然沒有流膿，但發紅、乾燥、火辣辣的。於是他們說：他完了！醫生們就再也不登門了。我們又去找來四五個醫生，但都無濟於事。所有的醫生都是一個腔調：無能為力。昨夜病情惡化，今天早上九點，先生已經不能開口說話。太太派人找來一個教士。教士來後，給先生做了臨終塗油禮。先生示意他懂了。一小時後，他握住他妹妹德·蘇維爾太太的手。十二個小時以來，他一直在喘氣，什麼也看不見了。他怕是活不過今夜了。先生，如果您願意，我去叫蘇維爾先生，他還沒睡。」 女人離開了我。我等了一會兒，蠟燭微弱地照亮著客廳富麗堂皇的擺設和掛在牆上的波布斯143和霍爾拜因144的出色繪畫作品。大理石胸像朦朦朧朧地佇立在幽暗中，就像是這個將離開人世的人的幽靈。一股腐屍的氣味瀰漫在整個房子中。 德·蘇維爾先生走進來，向我證實了女僕所說的一切。我要求見巴爾扎克先生。 我們穿過一個走廊，登上鋪著紅地毯、堆滿藝術品的樓梯，這些藝術品中有瓷瓶、雕像、油畫、琺瑯製品。我們又走過另一個走廊，我發現了一扇開著的門，聽見了不祥的喘氣聲。 我來到巴爾扎克的臥室。 房間中央有一張床。這是一張桃花心木床，床腳和床頭有橫檔和皮帶，這是用來使病人活動的懸掛器械。德·巴爾扎克先生就躺在這張床上，他的頭枕在一堆枕頭上，人們還在這堆枕頭上加了從房間的長靠背椅上取來的錦緞靠墊。他的臉色發紫，近乎是黑色，向右邊耷拉著，鬍子拉碴，灰白的頭髮理得很短，他的眼睛睜著，目光呆滯。我從側面看他，他很像皇帝145。 一個老婦當看護，她和一個男僕站在床的兩側。枕後的桌上燃著一支蠟燭，門旁的五斗櫥上也燃著一支。床頭柜上有一隻銀壺。 這一男一女懷著恐懼的心情站在那裡，傾聽著垂危的病人大聲的喘息聲。 枕邊的蠟燭把掛在壁爐旁的一幅年輕人的肖像照得通亮，年輕人的臉龐是粉紅色的，帶著微笑。 一種難以忍受的氣味從床上散發出來。我掀開毯子，握住巴爾扎克的手，他的手全是汗，我握緊他的手，但他並沒有反應。 一個月前，我也是在這間房間裡看望他。他很高興，充滿了希望，對他能復原毫不懷疑，他笑著指給我看他的腫脹。 我們談了很久，還爭論起了政治。他指責我「蠱惑人心的宣傳」，他是正統派。他對我說：「您怎麼能如此平靜地放棄這個僅次於法國國王頭銜的法國貴族院議員頭銜呢？」 他還對我說：「我擁有了博戎先生的公館。除了花園，還加上街角小教堂的聖樓。我的樓梯上有一扇門是朝著教堂的。鑰匙一轉，我就能做彌撒。我更看重聖樓，花園倒無所謂。」 當我要離開他時，他送我到這個樓梯旁，他行走很艱難，於是向我指了指這扇門，對他的妻子喊道：「尤其要讓雨果好好看看我所有的畫。」 女看護對我說： 「他天亮時就會斷氣的。」 我下樓時腦子裡縈繞著這張蒼白的臉；穿過客廳時，我又看到那一動不動、冷漠的、傲視一切的、暗暗發光的胸像，我把死亡和不朽做了比較。 回到家，我發現有好幾個人在等我，有土耳其代辦里扎-貝伊，西班牙詩人納瓦萊特，義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貝納伯爵，今天是個星期天。我對他們說：「先生們，歐洲將失去一個偉人。」 他在夜裡去世了，享年五十一歲。 星期三下葬。 他的屍體先停放在博戎小教堂，他從這扇門走過，這扇門的鑰匙對他來說比過去的包稅人所有天堂般的花園都珍貴。 就在他謝世的當天，吉羅為他塑了像。原打算澆鑄他的面具，但做不到，因為屍體腐爛的速度過快。他死後的第二天一大早，鑄模工人趕來時，發現他的臉部已經變形，鼻子塌到臉上。人們把他放進包鉛的橡木棺材中。 葬禮是在聖-菲力浦-杜-魯勒教堂舉行的。我站在棺材旁邊沉思，我的二女兒就是在這裡接受洗禮，從那天起，我就再也沒來過這裡。在我們的記憶里，死亡是和出生相連的。 內政部長巴羅什參加了葬禮。在教堂里他坐在我身邊，前面是追思台，他不時地與我交談幾句。 他對我說：「這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答道：「一個天才。」 送葬的隊伍穿過巴黎，經過大街走向拉雪茲神父公墓。當我們從教堂出發和到達墓地時，天上落下雨滴，就好像上天也在拋灑淚水。 我走在棺材前頭的右邊，手執柩衣的一根銀色流蘇，大仲馬則在另一邊。 當我們來到山崗上的墓穴時，那兒已經聚集了一大群人。通往墓穴的路又窄又陡，幾匹馬費力地攀登，努力拉住下滑的棺材。我被擠在一隻輪子和一座墳墓之間，差點被車壓倒。站在墓上的觀眾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他們身邊。 整個路程我們都是步行。 人們把棺材放進墓穴里，這個墓穴與查理·諾迪埃和卡齊米爾·德拉維涅146的墓為鄰。教士做了最後的祈禱，我也發表了幾句演說。 在我講話的時候，太陽落山了。整個巴黎遠遠望去沐浴在夕陽燦爛的餘暉中。在我的腳邊，泥土崩落到墓穴里，我的講話被崩落在棺材上的泥土發出的響聲打斷了。 吉羅姆國王對路易·波拿巴的看法 昨天，也就是1850年12月5日，我去了法蘭西劇院。拉歇爾上演《阿德里安納·勒古弗洛爾》。吉羅姆·波拿巴坐在舞台一側的包廂里，在我的包廂旁邊。在幕間休息的時候，我見到了他，我們交談起來，他對我說： 「路易是瘋子。他不信任朋友，卻把敵人當知己。他不信任他的家人，卻任由老保皇黨分子堵住自己的嘴。我回法國後，路易-菲力浦在杜伊勒利宮對我的接待要比我的侄兒在愛麗舍宮對我的接待好得多。有一天當著他的一個部長（富爾德）的面我對他說：你還記得嗎？當你是總統候選人時，先生（我指著富爾德）到我住的阿爾及爾街找我，請我加入競選總統的行列，以梯也爾先生、莫雷先生、迪韋吉埃·德·奧拉納先生、貝里埃先生和布若先生的名義。他還告訴我說你永遠得不到《立憲報》；你對莫雷來說是一個白痴，對梯也爾來說是一個榆木腦袋，只有我能夠聯合這一切力量，打敗卡芬雅克。我拒絕了。我說你是年輕一代，你是未來，在你面前你還有二十五年的好光陰，而我只有八到十年的時間了。我是個殘廢，請讓我過安寧的日子。這就是這些人做的，這就是我所做的。——你把這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你把這些先生當成主人！你的堂兄，也就是我的兒子全心全意為你的當選操勞，你卻把他趕出大門！普選使你得到如今的一切，你卻要粉碎它！我的天，我也要像莫雷一樣說你是白痴，像梯也爾一樣說你是榆木腦袋！」 威斯伐倫國王停了一會兒，又說：「維克多·雨果先生，您知道嗎？他是怎麼回答我的？」「您瞧好吧！沒有人了解這個人的內心！」 他又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他想建立的這支北方部隊，是一隻鞭打他自己的笞杖。您相信嗎？我把自己交給他，我對他說：『我是法國元帥；請把指揮權交給我；沒有人能說什麼；軍人，他們無話可說，我是軍隊里最老的將軍；那些黨派也無話可說，我是你的叔叔，這很簡單。議會無話可說，這是你的權力。』士兵們會歡呼：『我叫拿破崙。你要相信我！』唉，他竟然拒絕了我！您知道他想任命誰嗎？尚加尼埃！」 我笑起來，對吉羅姆說：「相信狼的羊在寓言裡有，但在歷史上還沒有見過。」 對話 「我想要一種不剝奪窮人的稅收制度。」 「您是財產的敵人。」 「我想糾正一系列社會現象，這些社會現象使不幸的人變成苦難深重的人；在這些社會現象的壓力下，那麼多不幸的母親將自己的女兒送進妓院，兒子送去做苦役。」 「您是家庭的敵人。」 「我願神職人員沒有工資、自由、純潔、高尚，修行耶穌，而不是洛約拉。」 「您是宗教的敵人。」 「我希望一個合法、和平的政府，一個所有的人的政府，為了所有人的政府。」 「您是社會的敵人。」 「我希望消滅戰爭。」 「您是人類的敵人。」 「我希望廢除死刑。」 「您是一個嗜血者。」 審查，警察，鎮壓，騙子、愚蠢、笨拙的政府，兼有虔誠的教徒和下士的特徵！哨所監視著你，告解座窺視著你。 目前的形勢是這樣的： 一個狂熱的黨稱作溫和黨，它想吞掉某種東西。不過它忘了它已經沒有了牙齒。 最沒有牙齒的人是最憤怒的人。 不幸的是，這個可悲的黨想吞掉的東西正是要吞掉它的東西。 哪兒沒有相同的情況？一群憤怒的羊要求與一群老虎作戰。 您知道是誰在準備、誰將製造未來的所有災難？是梯也爾先生。每次看到梯也爾先生，我都會讚嘆一個如此渺小的反動派會成為一個如此偉大的革命家。 衰落，進步。這是人們經常掛在嘴上的詞。至於我，以下是我對現時的看法。當我看到政治家時，我相信衰落；當我看到國家時，我相信進步。 我！為這些下九流的誹謗擔心？為所有這些渺小的人物、為這個梯也爾、為這個蒙塔朗貝爾、為這個尚加尼埃而激動？ ……陰謀，詭計，多數派花招，政變，與所有的篡奪相聯繫的願望，虔誠地分布在政治世界後台的聖器室世界，軍事上的私下盤算向耶穌會不可告人的想法微笑，虛偽與背叛的神聖同盟，確實的騙子受到可能的叛徒支持，達爾杜弗受到猶大的欣賞。 如果你們只犯語法錯誤，我一點也不擔心。但是你們在政治上犯法語錯誤。這就是為什麼我嚴厲地對待你們的原因。 他們對我說： 「您發生了變化，您改變了許多。1848年，您反對紅派；1850年，您贊成紅派。因此，等等……」 我們解釋一下。 1848年，紅派是鎮壓者，我與他們做鬥爭。1850年，紅派是被壓迫者，我為他們辯護。 這就是你們說的變化？ 隨你們的便！ 《秋葉集》： 所有的氣息，所有的光線，無論是吉是凶 都會使我水晶般的心靈閃閃發亮顫動不已。 《星期信使》（梯也爾和蒙塔朗貝爾的日記）： 所有的氣息，好的，壞的，是吉是凶 都照亮（等等……） 啊！我們可悲的主人，我明白你們的恐懼。在任何地方有兩個人在思考，就有兩個人在謀反你們。 梯也爾，蒙塔朗貝爾，莫雷——和共和國。 因膽小而進，因背叛而出。 如果梯也爾是瓷做的，他也許不會那麼丑；他會是一個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