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聞錄 · 1851年-1860年
1851年
學院
1月9日
德·蒙塔朗貝爾先生和蓬薩爾先生。
蒙塔朗貝爾寫道：
「第一次得到選票的回憶激勵我參加第二次。」
缺席者：庫贊、巴朗特、傑伊、拉克雷泰勒、維涅。
出席者：基佐、莫雷、梯也爾、薩爾旺蒂、梅里美、維杜、巴烏爾、弗盧朗斯、斯克里布、杜帕蒂、梯索、拉馬丁、安瑟洛、安比斯、雨果、布里弗、帕旦、聖奧萊爾、馬尼安、勒布倫、塞居爾、雷米薩、杜潘、聖馬克·吉拉爾丹、聖伯夫、蓬熱維爾、諾阿伊、帕斯基埃、聖普里斯特、維爾曼。
三十票。——多數：十六票。
第一輪
繆塞……2票
蒙塔朗貝爾……25票
蓬薩爾……2票
布朗……1票
我投了繆塞的票。
5月
在所有的形式下維護所有有關自由、正義、人類、文明、民族、理智、真理、智慧、崇高、解放、改革、和平、博愛、進步的形式；在所有的形式下，與隨心所欲、專制、無政府、謊言、野蠻、壓迫、鎮壓、獨裁、虛偽、無恥、偏執、裁判、罪惡、迷信、仇恨、粗野做鬥爭，我在資產階級眼裡是一個魔鬼。
有人聲稱要像打死一條狗一樣朝我開槍。
可憐的資產階級！
只是因為它為它那一百個蘇的硬幣擔心！
1851年6月
秩序黨製造的混亂。由為人師者玩弄的小學生遊戲。
7月18日
啊！白色的國民公會！假如你們沒有誹謗做武器，而是擁有斷頭台，你們會大大利用它的！
有人請我為我的演講重新發表寫前言。他們告訴我，為了公共意識，完成那一天被多數派突然打斷的解釋是會有益處的。
我儘可能不談我自己，但有人告訴我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談論我自己，有時人與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這種情況下，為自己辯護，並不是維護人，而是維護思想。
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共和國只是一種政治形式。
共和國是一種思想，共和國是一個原則，共和國是一種權力。共和國是進步的象徵。
但是我是怎樣變成共和派的？我要告訴你們這一點。
二十五年以來，我只是一個維護自由的人。在我們看到君主主義者的內心深處後，就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樣，自由在我看來是可以和君主政體並存的，我沒有看到共和國的絕對必要性。而且，說透一點，像許多善良的人一樣，我心中始終存有九三年的恐懼，這是君主主義作家造成的，時至今日這種恐懼仍是反共和國的重要依據；在更好地研究了過去，更好地理解了未來後，這種異議已經衰落，最近就將消失。天亮了，幽靈就會消失。
但是，在那個時期，幽靈還存在於人們的心中。5月15日給予了幽靈某種現實。於是，我讓人在巴黎的牆上貼了如下的聲明，這個聲明表達了我的全部思想：強烈仇恨無政府，深深熱愛廣大民眾。
此時此刻，對這個聲明我沒有什麼要修改的，除了我不再相信可能的恐怖。民眾每一天都在前進。當暴力精神控制了它的對手時，進步精神則控制了民眾。
我再重複一遍，二十五年以來我只是一個維護自由的人。我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共和國對我來說只是一種政治形式。我沒有認識到它的絕對真理性，而這種性質構成所有的原則。在我們偉大的革命歲月里，共和國，巨大的共和國一手執斧，一手執劍，在我看來更像武力，而不像真理。我的血管里流著法國西部保皇黨人的血，它使我在欣賞共和國的同時，又要與之戰鬥。1848年，當我目睹共和國猛然從君主政體的廢墟上站立起來的時候，我的心沸騰了，共和國的光輝照耀了整個歐洲，它把偉大的創舉融入偉大的思想，但我仍然保持沉默。許多人在我周圍喊：共和國萬歲！而且，我感到自由也不是那麼適意；我在戒嚴面前，在流放面前，在專制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在我的內心深處，自由主義者向共和派發出異議。所以我與制憲議會保持距離，與某些會議和集團保持距離，在議會最黑暗的角落裡孤獨地坐著，只有在維護自由的時候才大聲疾呼。
我在共和國面前感到猶豫，我公開聲明這一點。當時共和國很強大，我讓別人去奉承它，去向它獻殷勤。那時有很多人拜倒在它面前。
但是，這兩年來，當我看到共和國遭到背叛，被它的敵人操縱，被踐踏，被捆綁，被鞭打，當我看到所有的法律遭到違背，當我看到它血流成河，我這個在它勝利之時遠離它的人，在許多人拋棄它的時候又回到它的身邊；當我看到它被屠殺，被蹂躪，被踐踏，渾身是傷仍活著的時候，我跪在它的面前，我對它說：你就是真理！
現在我為它而戰。
可是有人對我說：請小心！您將分擔它的命運。今天，仇恨、道德和物資上的暴力、辱罵、誹謗、迫害都是衝著共和派來的。
還有理智。
共和派，把隊伍拉開一些。我加入你們的行列。
9月29日
這些人是瘋子。他們打我，但他們沒有發現他們在所有的心靈里喚起了共鳴。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看準目標，決不回頭，勇往直前。
長期的苦難在盡頭，榮光也在盡頭。
一切為了在大地上受苦的民眾！一切為了在上天評判的上帝！
死刑
10月16日
當一個人在巴黎這座城市被判死刑的時候，判決書一宣讀完，被告席後刑事法庭的牆上的一扇門就打開了，警察拖著死刑犯走過走廊和幽暗的樓梯。過了一會兒，一道鐵柵欄門打開了，死刑犯走下幾級台階，來到一間低矮的廳里，房頂呈尖拱形，牆壁塗成髒兮兮的黃色，地上鋪著塊石，這就是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的前書記室。在那裡警察把囚犯交給獄卒。預先得到通知的看守們成群地在那裡等候死刑犯。看守們熱情地接待他。這個前書記室被一道塗成黃色的鐵柵欄占了整整一邊，鐵柵欄上開了一扇方門，裡面是一間黑暗的囚室，這間囚室是死囚牢房的候見室。人們讓死囚進了這間候見室。這間候見室的所有家具是一扇有花紋的灰紙大屏風。看守把死囚推到屏風後面，然後在地上鋪一張毯子，把死囚的衣服剝光。來來往往的人站在鐵柵欄後使勁朝囚犯看。看守讓死囚一絲不掛，從頭檢查到腳，然後遞給他一件大翻領襯衣，給他穿上特製的衣服，最後給他套上緊身衣。如果這個死囚令人生畏，看守就把捆住袖口的繩子繞在他的腿上，這個姿勢很彆扭，成了一種折磨。緊身衣穿上後，死囚背後上了鐵條的門突然打開，他被投進了死囚牢房。
昨天，一個名叫安布洛的十九歲青年被判死刑。這是個小個子年輕人，態度溫和，兩眼含羞，就是這個人用刮鬍刀割斷了情婦的喉嚨。可怕的細節：他選擇了做愛的時間殺人。在他等待宣判的幾個星期里，他是巴黎附屬監獄裡最快樂的囚犯。他玩跳背遊戲和迭手遊戲，不時發出大笑。
晚上七點左右，前書記室的門鈴響了，通告死囚的到來。
過了一會兒，鐵柵欄打開了，他出現了，表情異常平靜。有個目擊者對我說：「我當時比他還激動。我幾乎都站立不住了。」
他走進前書記室時，朝圍觀的囚犯和看守看了一眼，說：「我可是渴死了，餓得前胸貼後背。」
接著，他又跨過另一道鐵柵欄，走到屏風後面；有人在地上放了兩支點燃的蠟燭。他好奇地看著人們在他腳下鋪地毯，讓看守把他的衣服扒光，一言不發。當他一絲不掛時，他叫了一聲：「天啊！」並做了個擊腳跳的動作。這是個孩童的面孔和孩童的快樂模樣。
看守給他穿上囚服和緊身衣。是一個名叫沙博尼耶的囚犯負責給死囚穿緊身衣，他因敲詐罪被判刑。這個人很溫和，他拉緊緊身衣時不讓囚犯感到難受。安布洛說：「別把我弄痛了。」當他認出沙博尼耶後，便說：「啊！是你！晚上好！」
監獄看守試圖安慰他，他笑起來：「這一切有什麼用？我不會絕望。我會上訴。呵！一切又從頭來。再說，我也不害怕。」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我殺了人。那好，人們再殺我，扯平了！」
緊身衣系好後，他叫起來：「我的無邊圓帽！我的無邊圓帽到哪裡去了？我要我的無邊圓帽！」
有人在牆角里找到了他的帽子，給他戴在頭上。
他說：「現在該吃飯了！」
「您想吃什麼？」
「肥肉片攤雞蛋。」
沙博尼耶對他說：「我有半隻烤雞，你想吃嗎？」
「太棒了！」
人們給他吃了半隻烤雞和肥肉片攤雞蛋，他貪婪地吃了個精光。他還喝了一瓶酒，然後就睡了，這一覺睡了十個小時。
早上五點，有人來叫醒他，要將他帶往拉羅蓋特監獄。
昨天，1851年10月22日，當我從監獄吃完晚飯回來147，一個匈牙利代表團前來拜訪我。
1851年
拉馬丁和我不同。他鄙視叔叔，尊敬侄兒，我則相反。
大陸的國王，你們要當心！法國會引起衝突；要當心！
法國是火藥庫。是的。但歐洲是船。
維克多·勒弗朗克先生過分地溫和。根據他的看法，去看里爾的地下室就是違背溫和148。
（在1851年2月，我曾向他建議過，但他拒絕了。）
在里爾的一間地下室里的對話：
「啊！可憐的小女孩！已經開始幹活了！可她只有四歲！」
「先生，我八歲了。」
「這一樣。她不到幹活的年齡。太太，應該告訴她的父母。您大概是她的祖母吧？」
「先生，我是她的母親。我三十五歲。」
保皇主義、奧爾良主義、波拿巴主義、教權主義。四個馬車夫，這隻適於四馬分屍刑。
啊！人們是多麼善於嚇唬資產者和農民，這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是否有需要研究的問題？無知是一個問題嗎？貧困是一個問題嗎？賣淫是一個問題嗎？斷頭台是一個問題嗎？僱傭勞動是一個問題嗎？福利是一個問題嗎？兒童是一個問題嗎？婦女是一個問題嗎？窮人也有他的陳情表嗎？問題就在這裡！請聽好：
社會主義是一個強盜，一個司機，一個長途卡車駕駛員，一個大路搶劫者，一個瘦子，一個餓鬼，一個土匪。他的帽子上插著一根雞毛，一桿喇叭口火槍，繩辮鞋，黑絡腮鬍。他在那邊的高山上有洞穴，洞口用樹枝和石頭堵住。在他吃有產者的時候，巴爾巴娜給他做湯。他很兇猛，機靈，難以捉摸。他像山羊一樣敏捷地爬上岩石，消失了。他是個魔鬼，是只老虎，是一個團伙。
這是問題的所在。
布朗基在聖貝拉吉監獄。舍爾謝來看他。
布朗基說：「你永遠不能成為共和派。」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在靴子上釘釘。」
有一個夢叫杜伊勒利宮，但有一個鬧鐘叫萬森。
混蛋，你們不要提夏多布里昂的名字！「他和我們一樣是保皇派」，這是你們說的？在你們和他之間有一個區別，他的心中有百合花，而你們把百合花放在肩上。
另外，如果你們不像維護君主政體那樣攻擊共和國，我們也會相安無事。
我不為愛麗舍宮不安，但我為多數派擔心。我看到的不是拿破崙，而是皮舍格呂149。
民主的、社會的共和國是一個大好消息。
自由！拯救自由！自由可以拯救其他。
至於我，我要為它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災難是通過自由的衰落進入一個國家的。我將永遠挺立在這個戰場上。
你們這些看過我的書、支持過我或反對過我的人，二十五年來關注著我的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無論是思想領域這場偉大而可悲的戰鬥中的戰友還是對手，請聽我說：我在你們面前許下諾言；如果有一天厄運要議會裡和全法國只剩下這一百名自由的衛士，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只剩下十個，我就在這十個中；如果只剩下一個，那就是我。
朗文，就是我。當12月2日的政變把曾經抵抗過路易·波拿巴的左派議員置於極端的境地時，我得到了盧特羅先生和太太的珍貴友誼。戰鬥失敗後被迫離開巴黎，我來到布魯塞爾。我留給盧特羅先生和太太兩封信，這兩封信是他們熱情的接待和我的感激之情的證明。
我離開巴黎的時候，很擔心勇敢的朗文，他把他的護照借給了我；我在布魯塞爾接到這封信，我懸著的心才放下來：
巴黎12月25日
請你放寬心，只有你冒了險，朗文沒有冒任何險。相反，他得到了補償，這是公正的。他借給你護照做得對。我可以給他一個職位，我給了他。對將來來說，與這個職位相聯繫的是唯一的一筆退休金。這個勇敢的朗文因他對你的善舉應該得到這個補償。你看到了流亡者是很有影響的。我擁抱你，忠實於你。
你的堂兄
阿道爾夫·特雷布謝
1852年
1月12日布魯塞爾
我又被驅逐。
我在法國之外，歸期遙遙。民眾總有一天會覺醒，到了這一天，每個人都會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會回到我的家，路易·波拿巴將上示眾柱。
1月22日布魯塞爾
我喜歡流亡，我喜歡流放，我喜歡我的陋室，我喜歡貧窮，我喜歡逆境，我喜歡我為自由、為祖國、為權力所受的一切痛苦；我的內心很愉快；但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走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昨天，一隻喜歡我的狗跳到我的膝蓋上，它在我的膝蓋上很不舒服，但它仍要留在那裡。我說：心是愉快的，儘管腿不舒服。我的流亡生涯也是如此。
1月23日布魯塞爾
我買了一個大壓紋銅盤，圖案是反映狩獵的。昨天，埃斯基羅斯對我說：「我們回法國的時候，這個盤子要付很高的關稅的！」我答道：「放心吧，我們回去免稅進關。」
3月14日布魯塞爾
昨天我看了一封蒲魯東寫的信，是寫給這裡的一個議員的（我想是馬克·迪弗賴斯）。蒲魯東說路易·波拿巴將被「事物的起義」推翻，他的信是這樣結尾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字照搬，也至少是字面上的意義）：
「現在，我的結論是吧？結論是這樣的：波拿巴倒台，我們的職責是盡最大努力阻止未來發生同樣的事情。我們要徹底根除所有的過去；在沙灘廣場燒毀皇帝的屍體，推倒紀念柱，拆毀聖母院和聖敘爾皮斯教堂，把所有的主教、教士、僧侶、神學家都流放到努卡西瓦，把公債總賬一把火燒掉，取消所有形式下的公債、過期未付款、租金、資本借貸。總之，發動戰爭，但並不是亞歷山大和拿破崙式的戰爭，而是聖茹斯特150、托克馬達151式的戰爭。」
這樣在波拿巴之後，就是蒲魯東。接替恐怖主義者的是半個恐怖主義者。
因此我們要同時與希望恢復過去的蒙塔朗貝爾和弗約以及希望未來的蒲魯東和布朗基打交道。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向前進。上帝的手指已經放在了目標上。
這並不能阻止蒲魯東給警察局長寫信，「請接受我深深的敬意」，請他晚上來下一盤象棋，向路易·波拿巴呈交「社會主義計劃」。
誰在逆境中不能保持尊嚴就不能在勝利中保持冷靜。
貧困的生活，流放，但有自由。住的很差，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只要心情舒暢，身體受點苦又算得了什麼！
比利時審查委員會支付《法蘭西公報》。
一個自由的小民族比一個受奴役的大民族要偉大。
前國王吉羅姆寫信給大仲馬，勸他回法國；大仲馬回信說：「我寧願待在宣告奧松維爾無罪的國家，而不願回到流放雨果的國家。」
3月23日
我昨天給我妻子寫信說：「12月2日的污水坑一直齊到我的脖子。等排完污水後，我將清洗我心靈的翅膀，發表我的詩作。路易·波拿巴將是我的筆尖擦。」
4月8日星期四
以下的筆記是寫給《觀察家》的：
「維克多·雨果先生不相信他會進行一些活動以達到回法國的目的。即使在不可能的情況下進行了這些活動，維克多·雨果先生也會事先否決這些行動。如果《觀察家》的通訊員談到的許可證已經簽名了的話，它也將受到輕蔑的待遇。維克多·雨果先生不向路易·波拿巴要求任何東西，也沒有什麼要從他那裡接收的。」
「《閃電報》宣布維克多·雨果被准許回法國。人們沒有解釋消息的來源。」
「維克多·雨果先生以前向路易·波拿巴要求過准許他回法國，今天他沒有向他提出這個要求。」
「維克多·雨果先生沒有任何要求要向路易·波拿巴提出。」
布魯塞爾5月3日
剛才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走進來，他臉色黝黑，頭髮花白，穿著布滿洞的鞋，戴著一頂破帽子。他對我說：「您應該阻止別人讓我不好過。您是我們的代表，請您告訴我，為什麼人們不想讓我謀生？為什麼把我從這裡趕走？我從法國來，我從巴黎來，在那兒我被趕出來，到這裡人們還要把我趕出布魯塞爾！在巴黎，我能養活我自己，我是機械鉗工，我有四個孩子，我會鍛造，我一天可以做一個螺母，我會加工鐵，我妻子做家務，給克羅沙爾做家務，他並不富，但他是一個富人的財產代管人；我的大兒子只有這麼高，他用錘子砸焦炭，他還沒有錘子大，但不會有危險。您看，男人掙錢，女人掙錢，孩子掙錢，一切都很好！最近，六區的區長莫南-雅皮先生來到我家對我說：『夥計，你是比利時人，不是法國人。你知道，軍事議會對你不滿意。你應該離開這裡。』我走了。我出生在圖爾奈，可是6月25日我就四十歲了，我在巴黎住了三十九年。這就叫比利時人？我是私生子，九個月時被我的爸爸媽媽放在聖阿波里辦公室的地上。在亞眠和蒙迪迪埃之間的地區我被仁慈的人們養大，我成了鉗工，這就叫比利時人？我到了這裡，這裡的人對我說：『夥計，你是法國人，你不是比利時人，你走吧。』算我是比利時人，算我是法國人，可總要讓我是個什麼吧。我總該屬於某個國家吧。我不需要當選民，我是個鐵匠，我要屬於一個國家。我曾找到過工作。我去過波蘭，去過斯哈爾貝克，去過尼諾夫，有人僱傭我。現在有人讓我來到市政廳，告訴我：請你滾蛋！我的孩子們呢？我要把他們背在背上嗎？我沒有錢，我只有一雙手。有些人很幸福，他們不怕缺什麼，可我什麼都沒有，除了我的四個孩子！我對警察們說：『為什麼你們不給我護照讓我留在比利時？至少把八法郎還給我！』那好吧！沒有危險。現在我到了這裡。我已有兩天沒吃東西了，我的孩子也餓著肚子，我必須去英國！沒有人家給我的長褲，我會赤身裸體。請您告訴我我是否得罪了什麼人！」
一個星期天，我和幾個朋友在岡布爾森林散步。我們坐在馬車上，車裡有幾個濃妝艷抹的漂亮女人。那天陽光燦爛；五月的鮮花在草叢裡怒放。樹葉的影子使地上顯得斑駁多彩。女人們談笑風生。在一條路的拐彎處，有幾個破衣爛衫，光著頭和腳的男人坐在山坡上。有一個人站起來，指著我們的馬車對其他人說：這些都是神，我們是在地獄裡。
比克肖152上個月來到布魯塞爾。他對我說：「很結實。」我答道：「結實！能抵抗自由報紙一星期嗎？」「啊！不行！」「在這種情況下，只需要從外部向這個氣囊踢一腳。總有一個人會給它一腳的。」
我的兒子查理給他的母親寫信說：「我父親在這裡找不到一家敢出版他的書（關於政變）的出版社。比利時儘管有獅鬣，但仍然膽小如鼠。」
如果傑夫153聽見有人在他身後大聲說「小偷」這個詞，他很可能不會回頭。1852年6月15日夜裡，我夢見我成了凡爾賽宮在路易十四面前做將臨期布道的傳教士，我在睡夢中做了如下的宣誓：
是的，在這個院子中央，在這盛典的中央，在凡爾賽宮的中央，當著這群人的面，當著這些歐洲大貴人的面，當著這些胸前佩戴著金太陽的衛士的面，我這個影子、原子、灰粒、微不足道的人，光腳的可憐僧侶，腰裡束著一根繩子，穿著粗布衣，在法國國王陛下面前瑟瑟發抖，卑下無比；如果我想到我在這裡要做的一切，我會振作起來，大人，從講道台上打開至聖所的輝煌壯麗，以上帝的尊嚴使國王的尊嚴感到驚奇、受到迷惑，使上帝的尊嚴壓倒國王的尊嚴！
當皇帝？他在猶豫。從這把椅子過渡到王位？在這兩者之間可能有一個洞。他用腳摸索著走。勇敢和膽小的人。
這裡有兩個小偷。
一個是窮小偷，他專偷富人。夜裡，他翻牆越壁，在布滿碎玻璃和瓶口的椽子上留下他的血和肉，偷到一個水果，一塊麵包。如果水果和麵包的主人發現了他，就會拿槍打死他。這樣，大局已定，這條狗被殺死了，就這麼簡單。如果法律抓住了小偷，就會把他送進監獄，關上十年。早些時候，就會弔死他。後來，是給他身上烙上鐵印。現在，懲罰寬大了，法律成了善人。外套、綠帽子、腳鐐就足夠了。這個小偷被處以十年苦役。
另一個小偷是富人，他專偷窮人。
這是個大商人。他城裡有房，鄉下有別墅。星期天，他和一幫興致勃勃、大腹便便的朋友坐著豪華馬車，到他位於貝爾維爾的花園或巴蒂寮爾花園玩耍。他讓兒子學拉丁文，他自己是陪審員，偶爾噹噹選民，勞資調解委員，如果他一直是風調雨順，他還會當上商業法庭的法官。他的店鋪很大，朝著一個十字路口，裝有鐵柵欄，柵欄頂上有雕刻，顯得輝煌氣派，中央有鍍金大秤。一個窮人戰戰兢兢地走進富人的店鋪，他是那些不是每天都能吃飽飯的人中間的一個。今天，這個窮人想吃頓晚飯。他有兩個蘇。他拿出這兩個蘇買隨便什麼食物。商人蔑視地看著他，轉身對著秤，朝秤里扔了不知什麼東西，給了窮人一個蘇的食物，收了他兩個蘇。這個富人做了什麼？他偷了窮人的一個蘇。這種偷盜行為他重複了無數次，他在一年裡使許多窮人挨餓，他經常偷竊這可憐的一個蘇，他用這些偷來的蘇建造自己的房子，養馬，吃得肚大腰圓，給女兒辦嫁妝，給他的秤鍍金。他做這一切的時候，沒有危險，沒有內疚，心安理得，盛氣凌人。這叫作短秤買賣。他不會受到懲罰嗎？會！世界上有正義！法律有時會當場抓住這個人，法律會懲罰他。它判他坐十天牢，罰他一百法郎。
7月
布魯塞爾剛發生的一切需要做一些解釋。
在法蘭西共和國與12月的陰謀之間爭論的問題已經超出了人類的審判。我們這些流亡者維護真理和自由，在我們支持的這場戰爭中，這些審判我們並不了解。它們不能判我們有理，因此也無法判我們有錯。目前在自由和專制、正義和非正義，真理和謬誤、民眾和暴君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對人來說是一場戰鬥，對上帝來說只是一場訴訟。這一切的判官在上天。
人間的判官請做你們願意做的事情。審判我們，如果你們的薪水要求你們這樣做；宣告我們無罪，如果你們願意；判我們刑，如果你們願意的話；逮捕我們，如果你們能夠這麼做的話。當你們抓住我們之後，請把我們關起來，用鐵鏈銬起來，殺了我們。這樣很好。在無法按照法律行事的情況下，就請利用暴力吧。就請這樣做吧。
至於我們，在這場神聖的戰鬥中，在這場在你們的頭上發生的戰鬥中，我們甚至不知道你們的存在。即使被抓起來，被拷打，被鐵鏈鎖住，上斷頭台，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是誰。
我們沖向你們的柵欄！我們心甘情願！我們帶著真理、祖國、自由、公共理智、人類良心這些我們流亡的神聖伴侶，用我們自己的手將這些安置在受拷問的小木凳上。——不！讓與我們同在的永恆正義屈服於與你們同在的人類正義！永遠也辦不到。
昨天，我和幾個比利時朋友吃晚飯。米歇爾·布爾吉在場。埃蒂安·阿拉戈講了一段貝朗吉最近的故事。他有點順應政變了。經常接見海軍部長福圖爾。有一天，福圖爾在貝朗吉家裡，這時有人來了，貝朗吉很尷尬，被人撞見他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他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忙找藉口說：「我親愛的，請幫幫我們。我正在為……桅杆的名稱和海軍部長爭論呢。」米歇爾·德·布爾吉打斷他的話：「奪彩杆！」
1853年
3月29日
她154今天對我說：在我獨自走過我們昨天一起散步的地方的時候，你的思想與我同在；當我看到草叢裡的雛菊和匐枝毛茛時，我仿佛看到：
這些小花都是我們兩唇之間
密密落下的熱烈親吻……
她給我寫道：「我的全部靈魂都融進這張小紙條里，這張小紙條是我隨意寫給你的，我的小蒼蠅爪子有我對翅膀的吻。」
我的兒子查理到岡城來旅行。有人兩次來抓他，說他「與某個秘密社團有聯繫」。
他奇蹟般地逃脫了。關於這一點有人寫信給我說：「請小心。不要再做這樣的旅行。終身流放就在盡頭。越多的老實人去巴黎，凱也納監獄就越滿。」
這一夜十點三刻的時候，我上床睡覺。就在我上床時，我感到一陣激烈而特別的振動。我首先自語道：這輛駛過的大車是什麼樣的啊？但是振動延續了一段時間，我明白這不是馬車，而是一場地震。
就在我觀察的時候，我聽見在我下面的二樓卡特琳娜（我的女廚子）在說：「小姐，是您拉鈴嗎？」我女兒的聲音答道：「沒有。」卡特琳娜的聲音又在旁邊的門口響起：「是太太拉了鈴嗎？」我妻子回答道：「不是我。」卡特琳娜來到我的門邊，問了我同樣的問題，得到同樣的答覆，隨後她走下樓梯，嘴裡嘟囔著：「這是怎麼回事？所有的鈴都同時響了！」
振動持續了八到十秒鐘，對我來說它是從左向右振動的，也就是說是從北向南。大海發出巨大的響聲，仿佛是活獸的吼叫聲，一點也不像平時漲潮落潮或有暴風雨時的響聲。接著，大地平靜下來，大海也安靜了，我得以入睡。
這個時候，我的兒子維克多正在勒弗羅將軍家中。他們在交談。突然勒弗羅說：「這上面家具在振動是怎麼回事？是鄰居打起來了嗎？」接著他叫起來：「不是的！這是地震！這是我到世上來遇到的第五次地震了。在梅黛阿，發生地震時，我害怕牆塌下來砸了我的頭，我跑了出來。」維克多說：「就像拉辛的悲劇里那樣。」他們倆都跑出房間。在將軍家門前，有三個老婦人在哀嘆：世界的末日來臨。許多澤西島的居民沒有睡覺，他們說地震總是要連續震三次，所以他們都有準備。
住在聖路克的匈牙利將軍梅扎羅是因為他的衣櫃差點砸到他的頭才感覺到地震的。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看見我臥室的中央有一隻死老鼠。這是這次地震造成的唯一傷亡。
一個老婦人對我說：「我活了八十歲，我從未離開過這個島，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地震。這是個奇怪的時代。」
其他澤西島的老人記得1779年發生過地震。其中的一個老人對我談起這次地震：「我一整天都在找關於這場地震的詩篇。這是一個非常優美的題銘。」
啊！18世紀！上帝造地震，人用一首四行詩來回擊。
于貝爾事件
澤西島
昨天，1853年10月20日。我一反常態，在晚上去了城裡。我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倫敦的舍爾謝，另一封是寫給布魯塞爾的薩繆爾，我要親自將這兩封信投進信箱。我回來時，月光如洗，可能是九點半；正當我路過我們稱之為「塔普和弗拉克」的這個面對高塞雜貨鋪的小廣場時，一群驚慌失措的人走近我。
這是四個流亡者：民眾代表馬泰，律師拉蒂埃，鞋匠埃伊，綽號「天衣無縫」，亨利，外號「亨利小老爹」，我不知道他的職業。
看到他們激動的模樣，我問他們：「你們怎麼啦？」
馬泰告訴我：「我們剛處理了一個人。」他一邊說一邊揮動著手裡的一捲紙。
他們急急忙忙地給我講了事情的始末（5月以來我就脫離了流亡者團體，生活在鄉下，他們講的所有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
就在4月的時候，一個人在澤西島登岸。當定期班輪靠岸時，政治犯、小酒館老闆博維正在堤岸上散步，他是個心地善良寬厚的人。他看見了這個臉色蒼白、衣衫襤褸、憔悴不堪的人拎著一個可憐巴巴的小包裹。
博維問道：「您是誰？」
「一個流亡者。」
「您的名字？」
「于貝爾。」
「您去哪裡？」
「我不知道。」
「您不住旅館？」
「我付不起房費。」
「請到我家來吧。」
博維把于貝爾帶到自己家。他的小店在唐街20號。
于貝爾有五十歲，白頭髮，黑鬍子，臉上有小麻點，看上去很健壯，目光聰敏。他自稱以前當過小學教師和土地丈量員，是厄爾省人。
他是12月2日155被驅逐出境的；他先去布魯塞爾看望我；被趕出布魯塞爾後，他來到倫敦。在倫敦，他在流亡的極度貧困中生活了一年多。
有五個月，是冬天的五個月，他住在所謂「集體宿舍」里，這是一間破爛不堪的大廳，四面透風，天花板也漏雨。在頭兩個月，他和另一個流亡者布里庸緊靠著睡在壁爐前的石板上。他們睡在這樣的石板上，沒有褥子，沒有被子，連一把稻草都沒有，身上只有潮濕的破衣爛衫。壁爐里沒有火。
兩個月以後，路易·布朗基和勒德律-羅蘭才捐了點錢買煤。這些人有了土豆的時候，就用水煮土豆做晚飯；而當他們沒有土豆時，他們就沒有飯吃了。
于貝爾身無分文，沒有床，幾乎沒有鞋和衣服，他生活在那裡，睡在石板上，總是凍得發抖，很少有飯吃，但他從來不抱怨。他堅韌不拔、冷靜沉著、默默無聞地分擔著所有人的痛苦。
他原屬於「評議會」，後來脫離了這個組織，理由是：費利克斯·皮亞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隨後他又加入了「革命」協會，脫離後又說：勒德律-羅蘭不是真正的共和派。156
1852年9月14日，厄爾省省長寫信給他，勸他「屈服」。于貝爾給這位省長回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對他，甚至對他的「皇帝」毫不吝惜地說出最生硬、最真實的字眼：幫派，混蛋，卑鄙小人。他把這封9月24日寫的信拿給他遇到的所有流亡者看，並張貼在「革命」協會會員聚會的大廳里。
2月5日，有人在《箴言報》的「赦免者」名單上看到他的名字。于貝爾怒火滿腔，他沒有回法國，而是去了澤西島，說那裡的共和派比倫敦的優秀。
就這樣他在聖埃利耶港口登上了澤西島。
來到博維家，博維指著一間床鋪很整潔的房間對他說：
「這是您的房間。」
于貝爾說：「我告訴過您我付不起房錢。」
博維說：「沒關係。」
「給我在閣樓里找個角落，再加上一捆草就行了。」
博維答道：「我寧願把我的房間和我的床給您。」
到了吃飯的時間，于貝爾不願上桌。有好幾個流亡者住在博維家裡，他們在他家吃午飯和晚飯，每月付三十五法郎。
于貝爾說：「我連三十五個蘇都沒有。給我一塊麵包，我去廚房的桌子上吃吧。」
博維生氣了：
「不行，您和我們一起吃，公民。」
「付您錢？」
「等您有錢再說。」
「也許永遠不會有。」
「那就永遠不付錢。」
博維為于貝爾在城裡找了份教語法和計算的家教，他要于貝爾用賺來的錢去買外套和鞋。
于貝爾說：「我有鞋。」
博維說：「是的，您是有鞋，但您沒有鞋底了。」
其他的流亡者對於貝爾的處境深表同情，大家把撥給沒有妻兒的窮人的普通救濟款分給他：每星期七法郎。
他用救濟款和教課的錢生活，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其他的收入。
有好幾個人，其中有加弗奈，要給他錢，他不接受。
他說：「不，還有比我更貧困的人。」
他在博維家表現不凡：儘可能占最小的位置，沒吃完就離開飯桌，從不沾酒，不讓別人給他斟酒；另外，他還是個熱烈的共產主義者：排斥各派領袖，宣稱共和國遭到路易·布朗基、費利克斯·皮亞、勒德律-羅蘭和我的背叛；他總是稱波拿巴為「巴丹蓋」157，在波拿巴倒台時，他要求「屠殺六個月」，他說是「為了清除徹底」；由於他吃過不少苦，又很嚴肅，他使人肅然起敬，甚至那些避免接觸他的人也是如此，他身上有某種我難以形容的憤世的正直。
一個溫和派對一個狂熱派談到他：「他比羅伯斯庇爾更糟。」
狂熱派答道：「但比馬拉強。」
就是在這裡面具落了下來。
這個人是個密探。
真相是這樣被發現的：
于貝爾在流亡期間有一個密友埃伊。9月初的一天，他把埃伊拉到一邊，神秘地對他說：
「我明天走。」
「你要走？」
「是的。」
「你去哪兒？」
「去法國。」
「什麼！去法國？」
「去巴黎。」
「去巴黎！」
「有人在那裡等我。」
「為什麼？」
「為了一個行動。」
「你怎麼進法國？」
「我有護照。」
「誰簽發的？」
「領事。」
「護照是你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
「這就怪了。」
「你忘了我在2月得到赦免。」
埃伊說：「不錯，你有錢嗎？」
「我有。」
「多少？」
「二十法郎。」
「用二十法郎去巴黎？」
「到了聖馬羅，我就盡力而行了。如果要步行也可以。如果必要的話，我不吃東西。我必須去巴黎。我會到巴黎的。我走最近的路，勇往直前。」
他並沒有走最近的路，而是走了最遠的路。從聖馬羅他去了雷恩，再從雷恩去了南特，從南特去了昂熱，從昂熱到巴黎，坐的是火車。這旅程他花了六天。他每到一個城市就去拜見民主主義的領袖人物。在聖馬羅他見了布埃，在南特他見了羅歇、蓋班醫生和芒然一家，在昂熱見了里奧托。他每到一處都自稱是澤西島流亡者的使者，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每一地的秘密。他既不隱瞞也不顯露他的貧困，人們一望便知，在昂熱，他向里奧托借了五十法郎，他說他已身無分文，無法去巴黎。
他從昂熱寫信給他在澤西島同居的女人，這個女人名叫梅拉妮·西蒙，是個裁縫，住在希爾街5號，她借給於貝爾三十法郎做旅途之用。于貝爾向埃伊隱瞞了這三十法郎。
他在信里告訴這個女人她可以把信寫到醫學院街38號，他雖然不住在那裡，但他有朋友可以為他轉信。
到達巴黎後，他去看望古肖；他還找到了勒德律-羅蘭派的代理人布瓦松的住址，不知他是如何找到的，因為這個布瓦松是隱蔽地生活在巴黎。他對布瓦松說他是我們澤西島的流亡者派來的，他得以進入「行動黨」的所有組織。
9月底，有人看見他從「玫瑰號」輪船上登上澤西島。
到達的第二天，他又把埃伊拉到一邊，對他說有一個行動將進行；如果他于貝爾早幾天到巴黎，這次行動早就開始了；他的意見是在「巴丹蓋」路過時炸掉鐵路橋，這個意見差不多被接納了；一切都準備就緒：人和錢；可是人民只信任流亡者；於是他于貝爾為此事前往巴黎；他參加過1830年以來的所有行動，所以他不願讓這次行動落空；但他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十個善意的流亡者在行動中帶領民眾；他就是來澤西島尋找這十位流亡者的。
他結束這番話時對埃伊說：
「你願意成為這十個中的一個嗎？」
「當然願意。」埃伊說。
于貝爾又去見了其他的流亡者，帶著同樣的神秘向他們傾吐肺腑之言，他對每個人說：「我只對您一個人說了這些話。」他網羅的人除了埃伊，還有熱戈，熱戈得了傷寒，大病初癒；還有一個是吉古，他向吉古說光吉古這名字「就能發動群眾」。
他這樣徵集到前往巴黎的那些人問他：
「可錢呢？」
于貝爾答道：
「放心吧，會有錢的。碼頭上有人等你們。到巴黎去，其他一切順其自然。有人負責安置你們。」
除了埃伊、吉古、熱戈，他還走訪了雅拉斯、法莫、龍多，——還有其他的人。
在澤西島，自從總協會解散以來，又成立了兩個協會：「兄弟情」和「博愛」。
于貝爾屬於「博愛」協會，吉古是「博愛」協會的司庫。前面我提到過於貝爾每星期可以領到七法郎的救濟款，他要吉古付給他十四法郎，這是他不在澤西島的兩個星期的款子。他說他不在澤西島的目的是「為共和國效勞」。
于貝爾和他要帶走的人的出發日期定在10月21日星期五。
然而，有一個流亡者拉蒂埃，他是洛里昂的律師，一天早上他來到於萊爾的煙鋪，看見一個人走進鋪子。他從沒有和這個人說過話，但見過他。
這個人看見他後認出他是法國人，對他說：
「公民，您有一百法郎的零錢嗎？」
拉蒂埃答道：「沒有。」
這個人打開他握在手裡的一張黃色紙幣，遞給煙商，請他換成零錢。煙商沒有那麼多零錢。在說話的時候，拉蒂埃認出這張黃色紙幣是一張法蘭西銀行發行的一百法郎鈔票。那個人走了。拉蒂埃問於萊爾：
「您知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嗎？」
於萊爾答道：「知道。這是一個名叫于貝爾的法國流亡者。」
幾乎在同時，于貝爾在給女房東付錢時，從口袋裡掏出大把的先令和半克朗158。
梅拉妮·西蒙索要那三十二法郎，他拒絕付給她；同時他又出於一種奇怪的矛盾心理，他又讓梅拉妮看到他的一個錢包，梅拉妮後來說那裡面裝滿了黃黃藍藍的鈔票。
于貝爾對梅拉妮說：「這些是鈔票，有三千五百法郎。」
從另一方面講，矛盾又得到解釋：于貝爾回法國時想帶走梅拉妮，他拒絕還她錢是為了讓她跟他走，給她炫耀富有，是想讓她安心地隨他走。
梅拉妮·西蒙並不想離開澤西島。她堅持要回她的三十二法郎。於是爭吵爆發了。
于貝爾始終拒絕還錢。
梅拉妮說：「你聽著，如果你不還我錢，我已經看到了你的錢。我猜你是個密探，我會向流亡者告發你。」
于貝爾笑起來。他說：
「去讓人相信我是密探吧。去試試吧！」
他以為泰然處之的態度會打消梅拉妮·西蒙告發他的念頭。
梅拉妮說：「還我三十二法郎。」
于貝爾回答：「一個蘇也沒有。」
梅拉妮·西蒙找到雅拉斯，向他告發了于貝爾。
起初，看起來好像是于貝爾說的有道理。流亡者中誰聽了這話都放聲大笑，並加以否認。
他們說：「于貝爾是密探？去你的吧！」
博維憶起他的節儉，加弗奈談起他的無私，比松說起他的共和思想，塞涅雷講到他的共產主義，布里庸說到他在石板上度過的五個月，吉古記起他得到的援助，盧米拉克回憶起他的堅韌精神，所有的人都談到他的貧困。
這個人說：「我看到過他沒有鞋穿。」
另一個說：「我見過他沒有住所。」
第三個人說：「我看見過他沒有麵包。」
埃伊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拉蒂埃講了一百法郎鈔票的事，于貝爾這次旅行的細節也一一變得可疑起來：大家納悶為什麼會選如此怪的旅行路線；人們得知他的旅行順利得令人奇怪；一個澤西島的居民證實在聖馬羅見過他，他在碼頭上散步，海關人員和警察好像並沒有注意他；大家疑慮叢生；梅拉妮·西蒙大肆宣揚于貝爾的事；受到全體流亡者尊敬的種葡萄的詩人克洛德·杜朗談到于貝爾時連連搖頭。
梅拉妮·西蒙把于貝爾那封提供了巴黎醫學院街38號地址的信交給了雅拉斯，信上說：在這個地址有一個朋友負責接收他的信。
馬泰代表的兒子幾個月前去過巴黎，出於奇怪的巧合，他當時正住在醫學院街38號。
雅拉斯把于貝爾寫給梅拉妮·西蒙的信拿給馬泰看，信中的地址和「朋友」引起了在場的馬泰兒子的注意，他叫起來：
「這恰好是我住過的房子。這棟房子的房客中有一個名叫菲力皮的警探。」
這消息在流亡者中不脛而走。
于貝爾的兩個朋友，也是他最先收羅去巴黎的人埃伊和吉古對他說：
「肯定是有人嚼舌頭。」
于貝爾問：「關於什麼？」
「關於你和梅拉妮·西蒙。」
「是說她是我的情婦嗎？」
「不是，有人說你是密探。」
「然後呢？會怎麼處理？」
埃伊說：「會進行調查。」
吉古說：「會做出判決。」
于貝爾沒有吭聲。
他的兩個朋友皺起了眉頭。
第二天，他們又重提此事，于貝爾仍不作聲，他們再次要他解釋清楚，他拒絕了。他越是猶豫，他們越是催得緊。最後他們向他宣稱：必須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于貝爾被問急了，看到他們對他的懷疑越來越重，就同意了。
在唐街20號博維家裡，經常舉行所謂的「流亡者聯誼會」。無所事事和沒有工作的流亡者聚集在一個公用客廳里。
于貝爾在這間大廳里張貼了一份致所有「流亡兄弟」的聲明，他在聲明中說面對有關他的「流言飛語」，他聽從大家的意見，要求立即進行調查，要所有的流亡者當判官。
他要求「立即」調查，因為他打算10月21日星期五離開澤西島，最後他說：「人民的正義應該立即得到實施。」
這份聲明最後的一句話是：「真相終將大白。——簽名：于貝爾。」
于貝爾所屬的「博愛」協會為此舉行會議。它提出調查，並任命馬泰、拉蒂埃、龍多、亨利和埃伊等五人預審這個流亡者的內部案件。馬泰根據兒子的驚叫聲，確信于貝爾有罪。
這個委員會進行了一場真正的司法預審：傳呼證人，聽證被于貝爾收羅去巴黎的吉古和熱戈，還有雅拉斯和法莫；于貝爾曾對法莫說過：「必須屠殺六個月，為了清除徹底」；收集拉蒂埃和埃伊的證詞，傳呼梅拉妮·西蒙，讓梅拉妮·西蒙與于貝爾對質；要求出示于貝爾發自昂熱的信，這封信被撕掉了，只有將碎片拼在一起；將這一切都做了法庭筆錄。
在對質中，梅拉妮·西蒙證實了他所有的話，明白無誤地對他說：
「您是個波拿巴的密探。」
推測很多，但缺乏證據。
馬泰對於貝爾說：
「您星期五走？」
「是的。」
「您有一隻行李箱？」
「有。」
「您的箱子裡放了什麼？」
「我的幾件破衣服，幾冊社會主義者和共和派的出版物。」
「您願意讓人檢查您的箱子嗎？」
「可以。」
龍多陪于貝爾來到博維家，他的箱子放在這裡。
箱子被打開了，龍多在箱子裡找到兩件襯衣，幾塊手帕，一條舊長褲和一件舊外套，沒有其他東西了。
缺乏有力的證據，懷疑也就減弱了，流亡者們又開始傾向于貝爾。埃伊、吉古和博維極力為他辯護。
龍多報告了他在箱子裡發現的東西。
馬泰問道：「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呢？」
龍多答道：「我沒有看到。」
于貝爾沉默不語。
不過，檢查箱子這件事迅速傳開來，國王街的一個木匠問一個流亡者，我記得是雅拉斯：
「夾層打開沒有？」
「什麼夾層？」
「箱子的夾層。」
「箱子有夾層嗎？」
「當然有。」
「您怎麼知道？」
「是我做的箱子。」
這些話在預審委員會又複述了一遍。馬泰問于貝爾：
「您的箱子有夾層嗎？」
「有。」
「為什麼有夾層？」
「當然是為了藏我帶的那些民主主義著作。」
「您為什麼沒有向龍多談起這個夾層？」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您同意我們檢查夾層嗎？」
「同意。」
于貝爾鎮靜自如地回答同意，幾乎完全用單音節詞回答問題，說話時從沒有離開他的菸斗。他的朋友們從他的簡捷答話中判斷他是無辜的。
委員會決定全體成員參加箱子夾層的檢查。
大家上路了。這是星期四，就是昨天，是于貝爾動身的前一天。
在路上，于貝爾問：
「我們去哪裡？」
龍多答道：「去博維家。因為您的箱子在那裡。」
于貝爾又說：
「我們人真不少。要用榔頭起開夾層，這會在博維家引起騷動，他那裡總是有很多流亡者；最好是請你們中的兩個人跟我來，把箱子搬到木匠那裡，其他人到木匠家等我們。是木匠關上的夾層，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應該怎麼打開它。一切都將在委員會的眼皮下進行，不會有什麼醜聞的。」
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見。于貝爾在埃伊和亨利的幫助下把箱子搬到木匠那裡。
夾層打開了。裡面塞滿了紙張。確實有共和派的著作，我的講演稿，黎貝羅爾的《非洲苦役監獄》，卡埃涅的《皇冠》。人們還在裡面找到于貝爾相繼使用過的三四本護照，最後一本是「根據他的請求」在法國簽發的。箱子裡還有有關勒德律-羅蘭在倫敦組織的「革命」協會內部組織結構的完整材料；所有這一切都混在許多信和大堆的廢紙里。
在這堆紙當中，有兩封信比較特別。第一封寫於9月24日，是寫給厄爾省省長的，這封信用盡了世上所有的形容詞來表達他的憤怒，拒絕赦免；于貝爾正是把這封信拿給倫敦的流亡者看，並把它貼在他們的會議廳里。第二封信寫於9月30日，距第一封只有六天時間，也是寫給同一個省長的，信中提出錢的要求，包含了為波拿巴政府提供服務的明確內容。
這兩封信自相矛盾，顯然只有一封是要寄出的，而且這並不是第一封信。一切現象表明，第二封信是真實的，第一封只是為了「裝門面」。人們把這兩封信拿給於貝爾看。
于貝爾繼續不慌不忙地抽菸斗。
人們把這兩封信暫擱一旁，繼續檢查其他的文件。有一封于貝爾的筆跡的信是這樣開頭的：「我親愛的母親」，這封信落到拉蒂埃手中。他看了頭幾行，這是一封家信，他正要放下，突然發現信紙是雙層的。
他幾乎是木然地打開這頁紙，紙上的內容使他感到眼前如一道閃電。他的目光落在第二頁開頭于貝爾寫的幾個字上：
致公安部長德·莫帕先生。
這封信有于貝爾的簽名，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部長先生：
我收到厄爾省省長9月14日寫給我的一封信，目的是要我回法國。
我於同月24日和30日給省長先生寫了兩封信，這兩封信
均沒有得到答覆。
在此之後，我在《箴言報》上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2月5日的法令批准的赦免名單上，但我當時沒有準備好出發，想在倫敦寫完一個小冊子，題為「共和派流亡者和由於這批所謂的共和派而無法實現的共和國」。這本小冊子裡都是真相和事實，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它一定會在法國產生一些影響，我希望在法國出版這本小冊子。昨天我已設法得到去法國的簽證，沒有任何更有意義的事情能把我留在英國，除了在出發前我想知道是否能把欠我的錢給我，而且我通過上面提到的30日的信提出了付錢的要求。
我曾懇求厄爾省省長先生將我的信轉交有權處理此事的官員，他應該已將此信送交政府；我一直在等待解決的方法；可是過了如此長的時間，我一無所獲，因此我決定給您寫這封信，希望立即得到答覆。
這是我在倫敦的地址：（英國索霍廣場丘吉爾街17號）；
我的姓名：朱利安·達馬塞納·于貝爾·昂德利（厄爾省）附近厄克維爾的土地丈量員。
簽名：于貝爾
1853年2月25日
拉蒂埃抬起頭，看著于貝爾。
他已拿掉菸斗，額頭滲出大滴的冷汗。
拉蒂埃說：「您是一個密探。」
于貝爾臉色慘白，一語不發地倒在椅子上。
預審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將信件綑紮在一起，立即去向正在開會的「博愛」協會匯報審訊的結果。
正是在去匯報的路上我遇到了他們。
這些事實一經披露，仿佛有一道電流使全城的流亡者都激動起來。人們在街上奔走相告，最狂熱的人變成了最吃驚的人。——人們以前竟然相信了這個于貝爾！
有一件事加劇了人們的激憤。星期四是澤西島的郵日，法國的報紙剛運到。報上的消息給於貝爾披上了不祥的光環。在巴黎三百人被捕，在整個法國有大批人被抓起來。于貝爾在聖馬羅見過羅歇（南特），羅歇被捕了；他在南特見過蓋班和芒然一家，芒然一家和蓋班都被捕了；他在昂熱見過里奧托，還向他借過錢，里奧托被捕了；他在巴黎見過古肖和布瓦松，古肖和布瓦松被捕了。
事實和回憶如潮水般湧來。在最後一刻還支持于貝爾的加弗奈講起他在1852年將八十本《小拿破崙》偷運到勒阿弗爾。在他封包裹時，于貝爾和魯昂的一個訴訟代理人、名叫巴什萊的流亡者也在他的房間裡。他當著這兩個人的面計算包裹哪天到達他的母親家，那一天他的一個朋友會得到通知去取包裹。于貝爾和巴什萊出去了。他們走後，加弗奈重新算了一下日期，發現包裹要早一天到達勒阿弗爾他母親家。因此他寫信給母親和朋友，包裹按時到達，也被朋友取走了。
第二天，就是加弗奈當著于貝爾和巴什萊的面先確定包裹到達的那一天，加弗奈太太家遭到警方的搜查，警察把整個房間翻遍了，要找到那些據警察說應該是「從倫敦寄來」的書。
晚上十點左右，十二或十五個流亡者聚集到博維家裡。皮埃爾·勒魯159和澤西島人菲力浦·阿斯普萊先生坐在一個角落裡，後者是陸軍統帥部軍事官，他們正在大談旋轉桌160。突然亨利跑進來，敘述了事情的經過：箱子、夾層、給莫帕的信、法國的大搜捕。埃伊、吉古、龍多也來了，他們證實了亨利的話。
這時門開了，于貝爾出現在門口。他是回來睡覺的，像往常一樣，他來取掛在公用客廳牆上的鑰匙。
埃伊叫道：「他來了。」
大家都撲向于貝爾，吉古打他耳光，埃伊揪他的頭髮，赫特比茲揪住他的領帶，卡住他的脖子。博維舉起一把刀。
阿斯普萊攔住了博維的手臂。
一個小時後，博維對我講述事情的經過時說：
「沒有阿斯普萊的阻攔，于貝爾早死了。」
阿斯普萊先生作為警官干預此事，從他們手裡奪下於貝爾。
博維扔了刀子，他們放開密探。有兩三個人走到牆角，手捧著頭哭起來。
而我則回到家裡。
已經快到半夜了，我正要準備上床睡覺，這時聽見一輛馬車停在門口，接著是一聲鈴響。
過了一會兒，查理走進我的臥室，對我說：
「是博維。」
我下了樓。
流亡者召開集體大會，立即審判于貝爾。有人看守著他，博維是被派來找我的。我猶豫不決：審判這個人，深夜會議，這個流亡者的神聖秘密法庭，這一切我覺得很奇怪，也與我的習慣相違。
博維堅持要我去，他對我說：「來吧，如果您不來，我擔保不了于貝爾。」
他又補充道：「我也擔保不了我自己。沒有阿斯普萊，我早就一刀捅破了他的肚子。」
我帶著我的兩個兒子跟博維走了。在路上，我們遇到了卡埃涅、黎貝羅爾、跛子勒費弗爾、柯維和另外幾個住在勒阿弗爾-德-巴的流亡者。
我們到的時候，子夜的鐘聲響了。
審判于貝爾的大廳就是所謂的流亡者俱樂部，這是個正方形的大廳，所有的英式樓房都有這樣的大廳。我們法國人並不欣賞這種大廳，這種大廳前後兩面開窗。
大廳位於唐街20號博維家的二樓，兩扇窗朝內院，三扇窗朝街，正對著作為公共舞場的紅色建築的正面，在這裡人們稱作市政廳。
城裡的居民為流傳甚廣的消息所激動，在窗下竊竊私語。流亡者從四面八方趕來。
我進去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齊了，他們待在大廳的兩個隔間裡，嚴肅地交談著。
于貝爾曾到布魯塞爾和澤西島來看望過我，但我對他沒有留下任何回憶。
我進去時對赫特比茲說：
「于貝爾在哪裡？」
赫特比茲告訴我：「他就在您後面。」
我轉過身，看到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坐在桌旁，靠著牆，站在臨街的那扇窗下，嘴裡叼著菸斗，頭上戴著帽子，臉色紅潤，臉上有麻點，白頭髮，黑鬍子，他的目光有點發獃，但看上去很平靜。他不時掀起帽子，用一塊藍手帕擦額頭。他的外套是褐色的，紐扣一直扣到下巴。
現在人們知道了他的真實身份，覺得他真有點像個警察。
人們在他面前走來走去，對他議論紛紛。
有個人說：「就是這個膽小鬼。」
另一個說：「瞧這個強盜。」
他聽見這些人高聲說他，看著這些人講話，好像他們是在說另外的人。
儘管大廳里不斷有新的人來，顯得很擁擠，但他周圍卻是空的，他獨自坐在桌旁的長凳上。四五個流亡者站在窗戶的兩角，監視著他。其中有一個名叫鮑尼，他給我們示範如何騎馬。
流亡者幾乎都到齊了，儘管會議在夜裡匆匆召開，很多人都已睡下，甚至已入睡了。不過，還是發現有幾個缺席者。皮埃爾·勒魯目睹了于貝爾和流亡者們的第一次衝突後就離去了，再沒有回來；在被稱作「勒魯部落」的這個人數眾多的大家庭中，只來了一個成員：查理·勒魯。我們稱之為「狂熱者」的大部分人也都沒有來，其中有《革命委員會》宣言的作者塞涅雷。
人們去找預審委員會的成員，他們都來了，馬泰剛從床上爬起來，睡眼惺忪。
在出席會議的流亡者中，有一個年長者，他在密謀中日漸衰老，習慣於這種流亡者在地下速戰速決式的審案；這種會議類似15世紀德國秘密法庭的法官會議；在這種大會上，神秘中帶有莊嚴，多次宣布過可怕的判決，經大家一致認可後，由幾個人去執行。這個年長者就是卡埃涅。卡埃涅一副老相，但人老心不老，灰白鬍子和白頭髮里鑲著一隻塌鼻子，長著一張哥薩克族人的臉的共和派，貴族派頭的民主人士，詩人，上流社會人士，行動家，街壘的鬥士，搞陰謀詭計的老手，卡埃涅是個人物。人們向他喊道「請主持會議」，並為他配備了兩個秘書：「博愛」協會的雅拉斯和「兄弟情」協會的赫特比茲。
這個「博愛」和這個「兄弟情」相處得並不友好。
會議開始了。
會場上鴉雀無聲。
此時的大廳有一種奇怪的氣氛：有兩盞煤氣燈微微照亮著兩個隔間，在這兩個隔間的天花板下，人們三五成群地擠在一起，有坐著的、站著的、蹲著的、支著手肘的、在長凳上的、在椅子上的、在小凳上的、在桌子上的、在窗台上的，有的人手臂交叉在胸前，靠著牆，個個臉色蒼白，神情嚴肅、莊嚴，幾乎是陰沉沉的，這裡集中了澤西島的七十名共和派流亡者。
他們占滿了大廳的兩個隔間，只有臨街的那個隔間還留有小塊空地，放置了三張桌子，于貝爾獨自坐在靠牆的那張桌子旁，緊挨著的那張桌子坐著卡埃涅、雅拉斯和赫特比茲，他們的對面有一張更小的桌子，桌子周圍坐著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桌子上放著匯報人拉蒂埃的文件。這張桌子的後面，有一個裝滿炭的壁爐，火很旺，火上燒著一隻我難以形容的大鍋，有個旅店的夥計不時地過來照看這口大鍋。壁爐台的上方，在裝滿菸斗的菸斗架下面，有一大堆流亡者的大幅招貼，其中有查理·勒魯宣傳他的裝訂工場的廣告和黎博宣告他的「紅帽」帽店開張的牌子；在這兩樣東西之間，擺著于貝爾簽名的通告，通告用封信的四個小麵團貼住，通告的內容是要求進行調查，「正義付諸實施」。
桌子上酒杯狼藉。大廳的周圍牆壁的一排排釘子上掛著閃光的鴨舌帽、草帽和軟氈帽。于貝爾腦袋的上方掛著一個舊棋盤，已經分不清黑白格了。
我和黎貝羅爾以及我的兒子坐在壁爐旁的角落裡。
有幾個流亡者抽著煙，一個抽菸斗，另一個抽雪茄。大廳里光線暗淡，煙霧瀰漫。英式的拉窗上部都打開了，好讓煙散出去。
會議以審訊于貝爾開場。剛說了幾句話，于貝爾就脫了帽子。卡埃涅用略帶誇張的嚴肅審訊他；不過，無論用什麼聲調，人們還是感到說話的分量和令人悲哀的內容。
于貝爾說出他的雙名：朱利安·達馬塞納。
于貝爾有時間恢復他的理智，他不慌不忙、準確地回答提問。有時，當談到他途經厄爾省返回時，他這樣糾正卡埃涅的錯誤：
「對不起，盧維埃鎮在右岸，萊昂德利鎮在左岸。」
總之，他什麼也沒有承認。
訊問結束了，人們開始宣讀委員會的筆錄、證詞和字據。宣讀開始時還是鴉雀無聲，隨著披露的事實越來越黑暗和齷齪，人們開始竊竊私語，而且聲音越來越大。不時可以聽見這樣的低語：
「啊！這個無賴！啊！這個壞蛋！怎麼不當場掐死這個壞東西？」
詛咒聲連續不斷，宣讀的人不得不提高聲音。是拉蒂埃在宣讀，馬泰給他遞文件，博維拿著插在鐵燭台上的蠟燭為他照明。蠟燭油一滴一滴落在桌子上。
宣讀完證人的證詞後，拉蒂埃宣布就要觸及最關鍵的文件了。大家又安靜下來，這是一種燥熱不安、絕對的寂靜。查理低聲對我說：「可以聽見蜜蜂飛的聲音。」
拉蒂埃宣讀了于貝爾寫給莫帕的信。
讀信的過程中，人們屏住呼吸，握緊拳頭，有幾個人還咬住手帕。
當讀完最後一個字時，老馮貝托喊道：
「署名！」
拉蒂埃念道：
「署名于貝爾。」
於是會場出現可怕的場面。
會場炸開了鍋。
剛才的寂靜是由於人們的等待夾雜著一種難以形容的猶豫，猶豫是否相信這樣一件事情；有幾個人到了這個地步還在猶疑，他們說：這不可能！當這封由於貝爾親筆寫的、于貝爾註上日期的、于貝爾署名的信暴露在眾人的眼皮底下，落在眾人的手裡變得明白無誤、真實可見、毫無異議時，還有于貝爾親筆寫的莫帕的名字，確信無疑猶如霹靂一般落在整個會場上。
憤怒的面孔轉向于貝爾；不少人從長凳上蹦起來；人們向他揮舞著威嚇的手臂；這一切仿佛是狂怒和痛苦的頂峰；每個人的眼裡都充滿了可怕的光。
只聽見這些喊叫聲：
「啊！卑鄙小人！」「啊！這無恥的于貝爾！」「啊！耶路撒冷街的強盜！」
兒子在貝爾-伊斯勒的馮貝托喊道：「二十年來就是這些惡棍出賣我們的。」
另一個人說：「對，就是這些傢伙讓年輕人進了牢房，讓年老的人流亡國外！」
一個流亡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滿頭金髮，高大魁偉，他站到一張桌子上，指著于貝爾叫道：
「公民們，處死他！」
許多人附和著：「處死他！處死他！」
于貝爾開始驚恐地看著他周圍的人。
那個年輕人又喊道：
「我們抓住了一個，就決不會放過他。」
有個人高喊：
「把他扔到塞納河裡去。」
人群里爆發出陰沉沉的笑聲。
「你以為還在新橋上！」
有人又喊道：
「在他的脖子上綁上石頭，把他沉入大海！」
馮貝托說：「除掉他！」
在這一片混亂中，馬泰將于貝爾的信遞給我，我和黎貝羅爾仔細地看了這封信。這封信是寫在一封家信的第二頁，字體偏長、端正、清晰，有幾處塗改過，完全出自於貝爾之手。在信的下端，他出於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的某種習慣，簽名時沒有用縮寫。
卡埃涅要求大家保持肅靜；但此時此刻真是難以描述：所有的人都在說話。仿佛是一個心靈通過六十張嘴向卑鄙之人說出同樣的詛咒。
卡埃涅喊道：「公民們，你們是法官！」
這句話就足夠了，大家靜下來，高舉的手也放了下來，每個人都交叉起手臂，或將臂肘支在膝蓋上，以一種悲哀的莊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埃涅說：「于貝爾，您認得這封信嗎？」
雅拉斯把信拿給於貝爾看，于貝爾答道：
「認得。」
卡埃涅又說：
「您有什麼要解釋的嗎？」
于貝爾沉默不語。
卡埃涅繼續說：「那麼，您承認是密探了？」
于貝爾抬起頭，盯著卡埃涅，用拳頭擂著桌子，說：
「這一點，不是。」
一片低語聲像憤怒的戰慄掠過會場。剛才的爆發只是暫停，好像又要開始了；不過，人們看到于貝爾繼續說下去，就安靜下來。
于貝爾語調低沉而短促，但包含著堅定和真誠，這事說起來令人不快，他宣稱他從未做過損害他人的事情；——他是共和派；——如果是由於他的錯使「一個共和黨人的一根頭髮落地」，他寧願死「一萬次」；——即使巴黎發生過大搜捕，他是清白的；——人們沒有對第一封寫給厄爾省省長的信引起足夠的重視；——至於給莫帕的信，那只是草稿，一個計劃，他是寫了，但沒有發出去；——人們以後會了解到事實的真相的——人們會感到後悔的；——至於那本小冊子，他也寫了，但沒有發表。
人們從四面八方向他喊道：
「小冊子在哪裡？」
他平靜地回答：
「我燒了。」
卡埃涅又說：「您要說的就是這些嗎？」
于貝爾搖了搖頭，表示不同意，他接著說：
他不欠梅拉妮·西蒙一分錢；——那些看到他有錢的人是弄錯了；拉蒂埃公民弄錯了：——他于貝爾從來沒有去過於萊爾的煙鋪；——他的那些護照是世上最普通的東西；——由於被「特赦」，他有權得到簽證；——他還了昂熱的里奧托五十法郎；——他是個老實人；——他從來沒有銀行鈔票；——他花的錢是他的妻子給他的，總共大約一百六十法郎；——他在巴黎的一家低檔酒吧遇到布瓦松公民，這樣他就知道了布瓦松的地址；——如果他要把流亡者帶到巴黎，是為了推翻「巴丹蓋」，不是要出賣「他的朋友」；——如果警察讓他在法國自由行動，那不是他的錯；——「總之」，是有一伙人串通一氣要毀他，其他人都是「受害者」。
下面的這句話他重複了兩三遍，但人們還是沒有理解是什麼意思：
「做夾層的那個木匠就在這裡，他可以做證。」
卡埃涅又說：「說完了？」
他答道：「是的。」
這個詞引起一陣騷動。人們聽了這些解釋，但這些解釋卻沒有解釋出什麼東西。
卡埃涅繼續說：「請當心，是您自己要我們審判您，我們對您做出判決。我們可以判您的罪。」
一個聲音喊道：「處決您！」
卡埃涅接著說：「于貝爾，您正冒著接受懲罰的所有危險。誰知道會如何處置您？請您當心。如實招供，使您的法官失去武器。我們的朋友在波拿巴手裡，您在我們手裡。請如實說清事實，讓我們弄個水落石出。幫助我們拯救我們的朋友，否則您就徹底完蛋。請說出來吧。」
于貝爾抬起頭說：「是您在會上（他的目光掃視著全場）大聲說出我們在巴黎的『朋友』的名字，您這樣做是毀了他們，『因為會場上肯定有密探』。我沒什麼再要說的了。」
這一次會場又炸開了鍋，人們憤怒到了極點，似乎就要從語言變成行動了。
喊叫聲「處死他」重新從憤怒的嘴裡噴發出來。
流亡者中有一個來自尼奧爾的鞋匠，原來是炮兵下級軍官，他的名字叫蓋伊；這是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也是優秀、正直的工人，他蓄著長長的黑鬍子，臉色蒼白，雙眼深陷，談吐緩慢，舉止莊重果斷。他站起來說：
「公民們，大家想判處於貝爾死刑。這令我驚訝。你們忘記了我們是在一個有法律的地方。我們不應該違反這些法律，我們不應該嘗試任何有違法律的行動。不過，必須懲罰于貝爾，一方面是由於他的過去，另一方面是為了未來，要給他打上一個永不磨滅的烙印。因此，為了不做任何法律所不允許的事情，我提議這樣做：——我們逮捕于貝爾，把他的頭髮和鬍子剃光，由於鬍子和頭髮還會長出來，我們把他的右耳割掉一厘米，耳朵是不會再長的。」
這個以最嚴肅的口吻和最肯定的語氣說出來的建議引起一陣令人恐怖的大笑，這笑聲不時地重複著，好像給這個恐怖的場面增添了又一層恐怖。
在第二隔間的門口，靠近蓋伊，在巴比爾醫生的身邊坐著一個名叫阿維雅的流亡者。阿維雅這個烏第諾161手下的下級軍官，在羅馬陣前開了小差；因為他作為共和派，不想親手扼殺共和國。他被軍事法庭抓住，受到審判，被判處死刑，行刑的前一天，他成功地逃跑了，躲在皮埃蒙162。12月2日，他越過邊境，勇敢地與瓦爾省武裝反對政變的共和派會合。在一次戰鬥中，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踝骨，他的戰友好不容易才把他抬下戰場，他的腳被截了肢。他被逐出皮埃蒙後，來到英國，隨後又到了澤西島。他到澤西島後來看望過我。我和幾個朋友給過他一些救濟，最後他當了印染工，並以此為生。
阿維雅看上去對於貝爾很熟悉。在宣讀文件的時候，他不時地發出叫喊聲：「啊！這個混蛋！啊！說出他對我說過的話：路易·布朗基是一個叛徒！維克多·雨果是個叛徒！勒德律-羅蘭是個叛徒！」
當蓋伊坐下來時，阿維雅站了起來，他跳上長凳，隨後又上了桌子。阿維雅三十歲左右，身材高大，寬寬的紅臉膛，太陽穴突出，凸出的眼睛，大嘴，帶普羅旺斯口音。他憤怒的目光、被染料染黑的雙拳、使他站立不穩的那條殘腿令他看上去野性十足，沒有任何東西比這個頭頂天花板、嘶啞著嗓門的巨人更野蠻的了。
他叫喊道：「公民們，用不著多費口舌！到此為止。統計一下我們的人數，抽籤，看誰來處置這個壞蛋。如果沒有人願意干，我來干。」
周圍是一片贊同聲：
「都贊成！都贊成！」
一個坐在我前面的金髮年輕人說：「我包了。明天早上密探的事就能了結。」
坐在對面角落裡的一個人說：「不行，我們這裡有四個人，我們來干。」
馮貝托把拳頭伸到于貝爾的頭上，補充說：「對，這個壞蛋是罪有應得！處死他！」
沒有人反對。于貝爾嚇得要死，低下頭，似乎在說：「做得對。」
我站了起來。
我對他們說：「公民們，你們剛發現一個你們供養過、支持過、愛過的人是一個叛徒。你們剛發現你們視為兄弟的人是一個密探。這個人還穿著你們買給他的衣服，腳上還穿著你們給他的鞋。你們因氣憤和痛苦而發抖，我分擔這種氣憤，我理解這種痛苦。但是你們要小心。我聽到的這些要處死他的叫喊聲是什麼意思？在於貝爾身上存在著兩個人：一個是密探，另一個是人。密探是卑鄙的，但人是神聖的。」
這時，有人打斷了我的話，這是那個名叫柯維的正直小伙子的聲音，他很有錢，有時喝得半醉，為自己是勒德律-羅蘭的擁護者而自鳴得意，對斷頭台有一股狂熱。四周寂靜無聲，他小聲說：
「對，總是這樣。總是寬大為懷！」
我說：「是的，就是寬大。一方面嚴厲打擊，另一方面寬大為懷；這就是我想放在共和國手裡的兩件武器。」
我接著說：
「公民們，你們知道于貝爾身上什麼是屬於你們的嗎？密探是屬於你們的，但人不屬於你們。密探的于貝爾屬於你們，叛徒的聲譽、叛徒的名字、叛徒的人格屬於你們，你們有權隨意處置這個叛徒的他；你們有權砸碎他，撕碎他，踐踏他；是的，你們有權將于貝爾的名字在腳下踩碎，在泥土裡撿起他醜陋的碎片，將這些碎片扔到波拿巴的臉上。但你們知道什麼東西你們無權去碰嗎？那就是他的一根頭髮。」
我感到黎貝羅爾的手握緊了我的手。我繼續說：
「于貝爾和波拿巴先生在這裡的所作所為是可怕的：用我們少得可憐的錢庫供養一個密探，將莫帕的鈔票和流亡者的兄弟情誼混淆在一起，將我們的施捨扔到我們自己的眼睛上，使我們瞎了眼；我們在澤西島供養的人使在法國為我們服務的人被捕；徵集這裡的十個流亡者作為浮橋，在澤西島為凱也納徵兵買馬，用告密來假裝、模仿、危害熱情，用警察的毒液刺激我們的痛處，設圈套追捕流亡者，甚至不讓他們過平靜的流亡生活，用卑鄙的經紗纏繞住我們最神聖的心弦，背叛我們的同時又偷竊我們，扒竊我們後又出賣我們，把最卑鄙的東西與最可恥的東西混合在一起，虛情假意，背信棄義。我們就是在這隻口袋裡抓到了波拿巴的手。」
「在這個口袋裡有密探，也有皇帝。我想知道這個皇帝是怎麼看待這個密探的，這個密探又是怎麼看待這個皇帝的。」
「公民們，我堅持我的意見，波拿巴的手就在這個充滿了黑暗的口袋裡，我們抓住了這隻手。不要放開這隻手。」
「我們應該做什麼？將事實公之於眾，讓法國、歐洲、公眾良心、共同的正直做證。讓全世界發出這樣的聲音：這是可恥的！讓我們掌握的這個可恥的事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小時。把于貝爾作為波拿巴的化身釘在示眾柱上。」
「上天站在我們一邊，為我們辯護。它當場抓住波拿巴的現行間諜罪，把他交給我們處置。無論這一發現是多麼令人悲哀，機不可失。在這一事件中，所有精神優勢在流亡者一邊，在民主一邊，在共和國一邊。這大好的形勢，我們千萬不要錯過了。」
「你們知道我們怎樣會糟蹋這大好的形勢嗎？就是蔑視我們的權力。像16世紀的威尼斯人那樣做，而不是像19世紀的法國人那樣做。像十人元老院那樣做，去把人殺掉。」
「原則上不要死刑，我再次提醒你們這一點。無論是對密探還是對弒君者。事實上，這樣做是很荒唐的。」
「觸犯這個人，傷害他，或只是打他，到了明天，原本贊成你們的輿論就會轉過來反對你們。英國的法律會讓你們對簿公堂。原本是法官的你們會變成被告。于貝爾先生死了，波拿巴先生也去了，密探和皇帝都走了，還剩下什麼？剩下你們這些法國流亡者面對英國陪審團。」
「人們不會說：『看這個波拿巴是多麼可恥！人們會說：看這些鼓動家是多麼殘暴！』」
我把手臂伸向于貝爾那邊，補充道：「公民們，我來擔保這個人，不是為了這個人，而是為了共和國。我反對任何有害他的行動，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在這裡不行，在別處也不行。我用一句話來概括你們的權力：公布事實，不要殺人。要的是人的名譽，而不是他的命。用揭露去懲罰，而不是用暴力。要的是光明正大的行動，而不是黑夜的行動。要于貝爾的命！上天啊！誰想要他的命？你們要一個密探的命做什麼？至於我，我甚至都不要波拿巴的命。我宣布：任何人不許碰于貝爾，任何人都不許虐待他。用匕首殺死波拿巴先生，這是降低了這把匕首的價值；打于貝爾一耳光，這是玷污了這記耳光。」
我今天憑記憶重新寫下這些話，大家當時都全神貫注地聽我說，每句話都得到越來越多的贊同。當我重新坐下來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已經做出了決定。說實話，儘管會議開始很激烈，但我並不認為于貝爾會立刻有危險，可是第二天則會是致命的。我坐下來時，聽見我後面一個從非洲逃出來、名叫費庸的流亡者清楚地說：
「這就是結局。密探得救了。要行動，不要空談。這教會我們閒聊天。」
這席話很快被一片叫喊聲淹沒了：
「不！不要暴力！公布事實，向輿論說明，譴責于貝爾和波拿巴，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克洛德·杜朗、巴比埃、拉蒂埃、黎貝羅爾、卡埃涅熱烈地向我表示祝賀。于貝爾陰沉地看著我。
我講完後會議好像休會了。帶有恐怖主義色彩的流亡者用憤怒的目光看著我。費庸走過來對我說：
「您說得有道理。空談什麼也幹不了。當人們要處置一個叛徒的時候，就必須要大肆宣揚嗎？我們這裡有六十個人，有五十六個是多餘的。四個就足夠了。在非洲，我們遇到同樣的事情。人們發現一個叫奧古斯特·托馬斯的人是警察，但他以前是共和派，二十年來參與了所有的陰謀活動。有一天晚上九點，人們找到了證據。第二天他就不見了，人們對他的下落一無所知。這種事情常是如此了結的。」
我正要回答費庸，會議又開始了。卡埃涅提高了嗓門：
「公民們，請坐下。你們已經聽到了維克多公民的話。他的建議是要給予精神上的懲罰。」
不少人喊道：
「對！對！很好！」
剛才打斷我的話的那位柯維在他坐的那張桌子上激動不已，他說：
「天哪！多美妙啊！精神懲罰！你們要放走這個傢伙！明天，他就會去法國告發和出賣我們所有的朋友！要殺了這個壞蛋。」
這個反對意見是嚴肅的。獲得自由的于貝爾很危險。
博維發言：
「不需要殺他，但也不要放走他。從4月以來，我就為于貝爾提供食宿，幾乎是免費的。我很願意養活一個流亡者，而不願供養一個密探；現在，波拿巴先生應該給我支付于貝爾的費用了。一共是八十三法郎。明天早上，阿斯普萊先生將抓走于貝爾先生，我們把他關進負債監獄，除非于貝爾從他的口袋裡拿出莫帕先生的鈔票。我倒很想看看。」
人們笑起來。博維實際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萬桑喊道：「對，但從現在到明天早上他就會逃掉。」
博維說：「我們會看住他。」
馮貝托喊道：「搜他的身。」
「對，搜這個密探的身。」
一群人擁向于貝爾。
我叫道：「你們無權看守他，也無權搜他的身。看守他，是侵犯他的自由；搜查他，是侵犯他的人身。」
再說，搜身是一種幼稚的行為。顯然自從調查開始後，于貝爾不會在身上帶任何牽累他的東西。
于貝爾叫起來：「行！搜吧，我同意。」
事情並不出人意料。
他們說：「他同意了，他同意了。搜他的身吧。」
我攔住了他們。我問于貝爾：
「您同意了？」
「是的。」
「您必須以書面形式同意。」
「我很願意。」
雅拉斯寫了同意書，于貝爾在上面簽了名。這時人們已經開始搜他的身，因為他們等不及他的簽名了。
他的口袋被掏空了，並翻轉過來，但什麼也沒有找到，除了幾個蘇、他的大藍手帕和《澤西島記事》被撕碎的一角。
有個人喊道：「鞋子，搜他的鞋子。」
于貝爾脫下鞋子，把鞋子放在桌子上。
他說：「除了共和黨人的一雙腳外，裡面什麼都沒有。」
卡埃涅又開口了，他重提我的建議，希望大家通過這個建議。沒有人舉手反對。
接著他說：「公民們，你們是法官，被告就在你們面前。只有精神懲罰可行。我建議用這些話來宣布精神懲罰。」
他念了如下決議方案：
「署名於下的所有流亡者憑著良心宣布于貝爾先生（朱利安·達馬塞納）肯定屬於波拿巴先生的警察局。」
（接著是簽名。）
這個建議一致通過，並簽了名。
當大家在這個建議上簽名的時候，于貝爾又穿上了鞋，戴上了帽子；他從桌子上拿起他的菸斗，用目光詢問誰能借個火給他點菸。
這時，柯維走近他，溫和地對他說：
「你想要一把手槍嗎？」
于貝爾沒有回答。
柯維又問：
「你想要一把手槍嗎？」
于貝爾還是一語不發。柯維又說：
「我家有把手槍。一把不錯的手槍。你想要嗎？」
于貝爾聳了聳肩，用肘推開桌子。
柯維又說：「你想要嗎？」
于貝爾說：「讓我安靜點。」
「你不要我的手槍？」
「不要。」
「那好，把你的手伸給我。」
柯維冷著臉，把手伸向于貝爾。
于貝爾沒有把手伸向他。
我正在和卡埃涅談話，他對我說：
「您提醒他們是對的。可我擔心明天有兩三個人又會像阿維雅那樣怒火攻心，在哪個角落裡把他殺掉。」
我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大家都簽了，除我之外。
赫特比茲把筆遞給我。
我說：「我三天後再簽。」
好幾個人問：「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人們有衝動的行為。我三天後再簽，當我肯定沒有任何威脅會傷害於貝爾。」
人們從四面八方朝我喊：
「簽名！簽名！我們決不會傷害他！」
「你們能向我保證嗎？」
「我們答應您。」
我簽上了名。
半小時後我回到家。此時是早上六點半。海上的北風在流亡者岩石上呼嘯，黎明的曙光使天空變得明亮起來，幾朵白雲在星空遊蕩。
在同一時刻，阿斯普萊先生在博維的吩咐下逮捕了于貝爾，把他關進了負債監獄。
10月21日早晨，十點左右，一位由波拿巴任命的法國副領事洛朗先生來拜訪阿斯普萊先生。
他聲稱是來索回一個被非法逮捕的法國人的。
阿斯普萊說：「他是因債務入獄的。」
他出示了由眾議員霍爾曼子爵先生簽署的監禁令。
阿斯普萊問：「您想付清債務嗎？」
領事低下頭，走了。
于貝爾命中注定要由流亡者來供養。現在他被供養在監獄裡，每天平均六便士（十三個蘇）。
在翻閱我的文件時，我發現了一封于貝爾的信。這封信里有一句悲傷的話：「飢餓是個壞顧問。」
于貝爾挨過餓。
12月27日
勒德律-羅蘭最大的錯誤就是認為我愛權力。
我仇恨權力；只有在被人強迫時我才會接受它。
一個正直的人的故事
我的母親是保皇派，她不喜歡教士。這個堅強、古板的女人從來不進教堂，並不是因為教堂，而是因為教士。她信上帝，信靈魂，僅此而已。在她的一生中，我只聽她說過兩三次「教士」這個詞。她儘量避開他們，從來不談他們。她對教士們有一種沉默的嚴厲。但這並不妨礙她在年輕的時候救過十七個旺代神父的命。
我們看到善的地方，他只看到惡；我們看到惡的地方，他只看到善。
這不是他的錯。是他的自然本性造成的！他的道德觀有先天畸形。在良心方面，他是個左撇子。
至於他的外貌，你們想了解他的相貌：沒有下巴，沒有額頭，有鼻子和鬍子。
路易·波拿巴！長出根！他在哪裡找根？他壓製法國，他把法國壓碎了，如此也罷；但他沒有使法國多產，也沒有使自己多產。
掀起一塊鋪路石，您只能發現一些鼠婦。——或者是一些巴羅什們。
所有這些：榮譽、正直、信任、皇家榮耀、拿破崙這個姓、平靜、睡眠的夜晚……
波拿巴先生，請您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披在身上吧。
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的赦免者恢復了政治犯的死刑，他在太陽面前保護了它十八個月。現在，想像的斷頭台對他來說已經遠遠不夠了，他需要的是合法的斷頭台。
今天，根據（在這裡就是要用這個詞）刑法第八十七條，這一條款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適用於出版行為，這本書的作者M.B.有意為此使這個條款重新「生效」，如果他落入上述這位先生的手中，從今以後就將受到死刑的懲罰。
現在我是流亡者，流放者，被驅逐者，被放逐者；我是打倒在地的人，是固守愚蠢的責任的人，是誤入名譽歧途的人，是與智慧、靈活、謹慎、成功無關的人。我看見巴羅什的背，我看過很長時間他的面孔，我更喜歡這一面的他。我在沙灘上生活，在海邊生活，一無所有，只剩下我的狗；只有這些畜生還是夠愚蠢的，它們還認得我。英國人常在他們的報紙上譴責我，因為他們的「樂善好施」。薩利涅克-費納龍先生稱我「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在樹林裡，或沿著大海的波浪走來走去。或者是在平原上，作為共和派，煽動家，雅克163，主張均分財產的人，嗜血者，戰敗者，一種賤民，一種狼。農民們認出我是法國人，他們辱罵我。我感謝上帝沒有讓孩子朝我臉上扔石頭，就像他們對讓·雅克所做的那樣。每一天，我都更深地陷入孤獨，與世隔絕，陷入陰暗的自然，陷入流亡，陷入愛我的人的遺忘中，我覺得就像巴羅什一樣，人類向我背轉過身；我孑然一身，心靈大大地敞開，上天對我說：我是自由；自由對我說：我是天空！
冷靜的墮落，良心做了妓女，微笑的墮落者，高傲的名譽掃地者，招搖過市、自報價格招攬顧客的被出賣者，這腐爛發出的不祥氣味！……啊！我看見雲層里飛翔的海鷗是多麼的快樂啊！
誰告訴我們在我們看來是幻是夢的可怕東西在無限的深度中不存在、在某個地方不是活生生的現實？我們睡夢中的夢境是可能事物的顯現。
1854年
2月1日澤西島
把兩種思想結合在一起，讓它們做出結論，讓它們結婚生子，這一點對某些民族來說是不可能的。但這正是文明的偉大事業。
因循守舊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痼疾……理解兩種思想的關係，如自由和平等、平等和博愛、博愛和團結、團結和統一，對他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華盛頓的兒子美國人做奧馬爾164的兒子做的事。共和派的美國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買賣，再買賣老人、婦女、少女、兒童。他把教小黑人念書的人關進牢房，他可以在一個所謂的自由城市的中央向正在逃跑的黑人開槍，他訓練狗捕捉人，他認為這很簡單。他是奴隸販子，是公民。他是民主人士和黑奴販子。他右胳膊下夾著《人權》，左胳膊下夾著有關黑人的《法典》。這對他毫無妨礙。他在上面抽他的菸斗。
法國思想廢除了地圖上的邊界和頭腦中的隔膜。法國名叫邏輯。當它的政治中斷時，它的哲學繼續工作。而且它是多麼巨大的光明啊！即使在現時，在這可怕的衰落中，法國，儘管嘴被巴羅什封住，臉被特羅普隆的面具遮住，波拿巴坐在她的身上，她仍然比自由的英國人民、比強大的美國人民、比蒸蒸日上的幸福民族發出更耀眼的光芒！
3月26日
生活的巧合和命運的機遇使我連續不斷地在我家裡接見了許多大法官、貴族院議員、公爵，如帕斯基耶、蓬泰庫朗·蒙塔朗貝爾、貝呂納165，還有些大人物，如拉梅奈、拉馬丁、夏多布里昂，這些接見有時是在知己之間；還見過共和國的總統，如馬寧166；還有革命的領導者蒙塔內利167、阿拉戈、海利亞德168；民眾將領路易·布朗基、梅羅斯瓦夫斯基169；藝術家羅西尼、大衛·丹吉爾、普拉迪埃、李斯特、梅耶比爾、德拉克洛瓦；元帥蘇爾特、馬考170；中士博尼、赫特比茲；主教，如貝尚松的紅衣主教羅昂先生、波爾多的紅衣主教多奈先生；演員弗雷德里克，勒麥特爾、拉謝爾小姐、瑪爾斯小姐、多瓦爾太太、麥克里迪；部長和大使莫雷、基佐、梯也爾、帕默斯頓勳爵、諾曼比勳爵、德·利涅；農民克洛德·杜朗；親王和皇室或王室殿下奧爾良公爵、埃內斯特·德·薩克斯-科布爾、卡尼諾公主、路易、查理、皮埃爾和拿破崙·波拿巴；鞋匠蓋伊；國王威斯伐倫的吉羅姆、巴伐利亞的馬克斯；築塔人布里庸；有時，我的兩隻手裡同時有一隻白白的戴著手套的手在上面，另一隻黑黑的粗糙的手在下面，我認出這是一個人。
這一切如過眼煙雲，現在我在流亡中，在這樣的處境裡我感到很幸福，我認為「人類」有一個同義詞：「平等」；天空下只有一樣東西值得人們為它彎腰：天才；只有一樣東西值得人們為它屈膝下跪：善良。
靈魂最高尚的特性是什麼？不是天才嗎？
不是，是善良。
4月
兩年以來人們給我寫了各種各樣的信。「請小心。您去哪裡？您走的是您自己的災難之路。您對您所做的一切期待著什麼樣的補償？您只能收集到仇恨、嫉妒、忘恩負義、虛無。我們是您的朋友，我們警告您。您已經失去了財富和祖國，您現在冒著殺頭的危險。……」純粹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們說的可能有道理。至於我，我研究了一下，我視生命是可以犧牲的。但如何更好地安置自己的犧牲呢？有什麼事業比受苦人的事業更偉大、更神聖呢？一邊是民眾，另一邊是上帝。
有人對我說：「請小心！」
「小心什麼？」
「您知道您要去哪兒嗎？」
「知道。」
「您會被送上斷頭台。」
「沒錯！」
4月
蒙塔朗貝爾在牢里，他發動了政變，建立了帝國。——這是第一次一個老鼠做了一個捕鼠器。
4月17日澤西島
我希望一個開放的、強大的、出色的共和國，它照耀著整個天空，照耀著人類心靈所有的愛，它擁有寬大的翅膀，巨大的呼吸，它是那麼寬廣，能容納所有的進步，所有的直徑都能夠在裡面找到適合它們的寬度，所有的自由都能夠在裡面發展、分支，點在裡面成為圈，圈在裡面成為球體，球體在裡面成為世界。你們的共和國是那麼狹窄，就像斷頭台的刀刃。
野蠻人！不是要砍頭，而是要啟迪心靈。
6月17日
半個月以來，我周圍的一切好像都在匆匆離去。在我家裡，卡特琳娜被瑪麗取代了。可憐的狗戴奇上個星期死了。「向女王致意」號造好後於星期三下水，揚帆遠航。高萊老夫妻打鬧了一輩子，現在分手了。妻子離去了，我問她：「你們在一起過了三十年，您離開他後悔嗎？」她回答我：「不後悔。」我們的老傭人蘇珊今天早上乘船去了法國。昨天，人們埋葬了那個恨我並為此而死的人。所有這一切都令我傷心。
我窗下的花園裡有兩面牆交叉。冬天下雪時，我的花園就成了上面有個十字架的裹屍布。
L.B.（指路易·波拿巴）1854年
陳述歐洲的狀況，這樣總結：
「啊！維也納，柏林，慕尼黑，德勒斯登，彼得堡，都是背叛的老巢！外交官，阿伯丁，布奧爾，曼特菲爾，所有雞窩的脫毛公雞！老一套陰謀、詭計、圈套的政治！」
從這些鳥巢、這些公雞、這些圈套中，狡猾造就了尼古拉。
荷蘭模式的L.B.侄兒。
罪行。
與波拿巴先生共處。我們向英國預言了這一聯盟的弊病。
偉大的人使用的是同樣的手法。大皮埃爾想擁有一個艦隊，在薩阿爾丹當木匠。路易·波拿巴想擁有一支警察部隊，他在倫敦當上了警察。
路易·波拿巴是法國、思想、新聞自由、革命、進步、生命的鎮紙。拿掉他，你們會看到人類的精神展翅飛翔。
拿破崙三世陛下對罪惡是很嚴厲的。他在法國漂亮地把好幾個強盜、殺人犯、弒君者送上斷頭台；人們傳說是他在蓋奈西吊死了塔普奈。這是合乎事理的。他這樣對待他們就像他覺得他們也會像這樣對待他一樣。這些人，這些親王，假裝伸張正義的人。顯然皇帝拉斯奈爾對路易·波拿巴會毫不留情。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皇帝，而是一個天生的魔鬼。這個人頂多能充當一個假尼祿171。
是的，即使人們崇拜這個皇帝，我也要繼續打這個可笑之人的耳光；哪怕他如同大理石，像尼古拉一樣嚴厲；如同烏木，像蘇魯克172一樣堅定。
壞蛋，快點再干新的卑鄙勾當，動作要快。我等著。
現在我要向您談拿破崙三世皇帝。請放心，我會順利的。
總統，專制，帝國，總是路易·波拿巴。沒有真正的信任，沒有可能的未來。這一切沒有那些即使對思想不利，但能夠保障利用的機構的面貌。所有的人都感到這是冒險。
他用尖刀刺共和國，但共和國像荷馬的女神，只流血，但不死。
我知道得很清楚，這樣的工業、這樣的銀行、這樣的商業會投路易·波拿巴的票；缺斤短兩的買賣一致歡呼虛假的誓言。
國務參政員的任命。
在名單上我看到這個詞：香芹。
他應該知道這對他不好。
大拿破崙更像波拿巴家族的人，而不像博阿爾奈173。
丹東被割下的頭顱值得展示於眾，他淨化的心靈值得獻給上帝。
路易·波拿巴無謂地成了悲劇性的人物，因為他沒有變成嚴肅的人。
路易·波拿巴先生、小拿破崙使您生氣，您更喜歡大卡杜什174嗎？
路易·波拿巴是我的受恩人。我為他流亡在外的家庭回到法國做出過貢獻，我們的關係也是由此而建立起來的。
我越來越覺得流亡是件好事情。應該相信流亡者更靠近太陽，但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因為他們成熟得很快。三年來，除了藝術這個領域之外，我感到自己達到了生活的頂峰，我看到了人們稱為事實、歷史、事件、成功、災難、上帝巨大的技藝的真正面貌。
從這一點講，我應該感謝波拿巴先生流放了我，上帝選中了我。我也許會在流亡中死去，但我會雖死猶生。
萬事如意。
我在這裡，我的房間有兩把椅子，一張木床，桌子上有一堆文件，微風永遠吹拂著我的窗戶，我的花園裡有四朵花，卡特琳娜的母雞剛啄過這些花，我的母狗舒娘在草地上扒拉著找蟲子吃。
我生活著，我存在著，我靜觀世事。上帝在一個極點，自然在另一個極點，人類在中央。每一天都給我帶來新的思想天空。無限的夢境在我的腦子裡掠過，我檢閱著思想的星座。
阿波羅有一天遇到一個悲傷的信息女神。可憐的女神長了疥瘡。埃斯科拉庇俄斯175的父親阿波羅拔掉疥瘡，把它扔到地上，人們還能感覺到它。這玩意長大了，發達了，他寫文章，搞搔癢的批評，他叫布朗什。
有一天，布朗什不知是為了哪篇文章挨了誰的一頓痛打。事情發生在塞納街，在穆勒龍的化妝品店對面。查理·諾迪埃回到家，家裡人都上了餐桌，我那天也在他家吃飯，他用這段話敘述了事情的經過：我向你們宣布一個消息：今天早上，布朗什的衣服被打了。
1855年
1月
路易·波拿巴蒙住了民眾的眼睛。因此，思想衰落了，欲望成了主宰。民眾在路易·波拿巴的統治下落在強盜手中。危險在於民眾是否會長期如此下去。路易·波拿巴的未來，嚴重的危險：一場深陷的眼睛的革命。要想到它，要做好準備。
我只說社會斷頭台，你們知道，在我眼裡，它和政治斷頭台同樣可怕，這些可怕的景象到處都有。我只舉幾個事實。在倫敦，人們不再計算絞刑的次數；但如果說恐怖還是很嚴重的話，威嚇已經沒有了。砍了四個人的頭的巴泰勒米冷靜地說：「如果我祈禱上帝，並不是為了讓我的繩子斷掉。」在布魯塞爾，……（名字看不清。——原注）被關進監獄，他用匕首殺死他的妹妹，好得到上斷頭台的機會。在巴黎，那些上斷頭台的可憐蟲反抗著。萊斯屈爾像蒙沙爾蒙那樣搏鬥，在搖板上掙扎，在鍘刀下咬劊子手的拳頭。在西班牙，殺德·維拉·維斯奈先生的兇手受刑時不得不要教士和行刑法官的參與，行刑持續了半個小時。甚至在這裡，在這隻有藍天和上帝的大海邊，我們還看見絞刑架上那些可怕的垂死景象；這些迷人的小島披上了一層野蠻的色彩，蓋納西島不可能再從它的土地上抹去塔普奈的絞架的影子，就像麥克白太太無法從她的白手上抹去血跡一樣。
澤西島
專制是主人：未來被囚禁在碉堡里。自由從正面進攻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切都絕望了嗎？不。應該存在的東西就一定會存在；進步會實現，解放將來臨。被稱作計算、簡化、發明、發現的事實會緩慢地、無法抗拒地、平靜地來援救思想。科學會轉變立場。
兩個民族曾在歐洲發出奪目的光彩。這兩把火都熄滅了。法國落在B.176的腳下，英國也在他的手中。一個被堵住了嘴，另一個的脖子上套著繩子。
英國女皇要授予他嘉德勳章。那是絲絨做的。這玩意會被囚徒腳上的腳環磨損的。
澤西島1855年
從89年出發的思想要走過一站一站的里程；她大喊：「向前！向前！」但每時每刻利益都想要她停下來。
穩定！人們推選了路易十八。
秩序！人們給路易-菲力浦戴上了王冠。
安全！人們接受了路易·波拿巴。
就好像這個法國是一匹革命的馬，它需要馬廄！
有智慧的法國和愚蠢的法國。
11月
位於蓋納西島的聖皮埃爾港高城街20號的房子的房主是多馬爾先生，我已經向他租下了這座房子（每年七百六十八法郎）。我簽了一年的租房契約。
蓋納西島12月6—12日
女皇在蓋納西島的行政長官馬丁先生在我到達蓋納西島時來看望過我。我於1855年12月5日回訪了他。我想去看蓋納西的監獄，他欣然陪我同往。
我們走的是王宮後面的街道。我在聖皮埃爾港散步時，已經發現城裡有一面半高的黑牆，牆上挖了個大門，門上的花崗石里雕刻著一個G.。我當時想這可能是監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看守接待了我們。他名叫巴爾貝；蓋納西島的小偷稱監獄是「巴爾貝旅館」。他的面孔既愉快又嚴厲，既開朗又封閉，我在好幾個看守臉上看到過這樣的面孔。他的妻子和女兒在角落裡做湯。
巴爾貝拿起一把大鑰匙，打開一道柵欄門，把我們帶進一個相當寬敞的空院子，院子是橢圓形的，三面被大牆圍著，在外面就是這面牆引起了我的注意。朝南有一座用灰色花崗石砌成的新樓，兩層的正面由兩排重疊的七個拱孔組成。拱孔下面有窗戶；窗玻璃後可以看見漆成白色的粗鐵條。
這就是監獄，這些是牢房。
行政長官是一個舉止優雅、頭腦敏銳的非國教徒，他屬於獨立派，就像克倫威爾和彌爾頓一樣。他對我說：「蓋納西島是一個正直的島。」他又補充說：「在這四萬人口的小島上，我們只有三個囚犯，兩男一女。」
這時，有一個囚犯走進院子；這是個臉色溫和的小伙子，他因偷竊被判了十年牢。他穿著一條布長褲和一件藍外套，頭上戴著一頂鴨舌帽。
行政長官又叫郡長，他管理著監獄，陪同罪犯上斷頭台，這使他對死刑有很嚴重的敵對情緒，他向我解釋說這個犯人不會被放逐，他在牢里關兩三年就贖清罪行了。
英國的牢房打上了英國新教冷酷精神的烙印，證明嚴厲和冷酷可以發展到殘酷無情。在一個叫米爾-邦克的監獄，對犯人實行強制性的沉默。
郡長告訴我在視察這個監獄的時候，他走進一個牢房裡，裡面關著一個蓋納西島的年輕人，他是因偷竊入獄的。這個年輕人得了肺結核，已經奄奄一息。他看見行政長官後，在床上合起雙手，不安地喊道：
「啊！先生，我的祖母她還活著嗎？」
行政長官還沒來得及回答他的問題，看守就已經對行將就木的人說：「閉上嘴！」
年輕人不久就死了。
他從監獄到墳墓，從一種寂靜到另一種寂靜，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在底層的七個拱孔下是因債務入獄的犯人的牢房。
我們走了進去。這些牢房是空的。一張大床，一張草墊，一床被子，這些就是監獄給負債的犯人的所有東西。犯人如果付錢，他可以得到好一點的家具。最後一個負債犯人是蓋納西島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被他的妻子投入監獄的，要坐十年牢，他的妻子以丈夫的入獄換來自己的自由。十年後，丈夫付錢給妻子，然後出了獄。他們又重新生活在一起，而且據行政長官說他們的「小日子過得很好」。
現在，債務牢房沒有一個犯人，我強調這一點。
這個監獄是對蓋納西島居民的無聲的讚揚。它只有十二間牢房，六間是關負債犯人的，六間是關普通犯人的，還有兩間處罰室。還有兩間是女犯牢房，其中一間是處罰室。
底層的七間中的一間是小教堂，這是一間沒有祭台的小廳，左角里有一個神父講道台；門的前面，背對窗戶，有四五個帶斜面台的木長凳，台上有幾本聖書。
一樓是關重罪犯的，我們上了一樓。
看守給我們打開一間很亮的牢房，裡面只有一張木床。床腳處卷著被子和床墊，都是粗布做的。草墊拿開了，我們可以看見木床光光的床板，床板上用刀和釘子刻著許多名字和題銘。這些都是一堆模糊不清的字母。我們分辨出這三個還看得清的字：
戰爭
歷史
該隱
所有的罪惡不都在這兒了嗎？
在床板的一角，有幾個粗粗勾畫的船的輪廓。
這間牢房的後面是處罰室。處罰室里沒有床，一張木板睡覺用，北面有一扇高高的小窗。最後一個被關在這裡的囚犯在牆上用炭畫了一個迷宮，使看守很生氣。有人把他白色的墳墓弄髒了。
所有這些牢房的牆都是用石灰漿刷的。
牢房前的那排拱孔組成一種朝外的長廊，對著南面的太陽，下雨的時候，囚犯就在長廊里散步。長廊里有一張破木床，犯人站在上面看大海。——對他們來說真是巨大的快樂，看守對我說。
我登上木床，可以看見塞克島和天際的點點白帆。
我想看塔普奈的牢房。行政長官領我進去。
這間牢房和相鄰的處罰室是監獄裡的女囚區。
當人們站在院子裡，面對監獄的時候，會發現上面七個拱孔中左邊的第一個拱孔朝院子的一面上了鐵柵欄，朝長廊的一面被牆封住了；在這堵牆和這個鐵柵欄之間的空地就是塔普奈的專用囚室。在這間囚室里，他像困在籠里的野獸一般每天都在裡面走來走去，與其他的囚犯分開，但其他的囚犯可以看到他。朝著這個小囚室的窗戶就是他的牢房窗戶。
門很厚重，漆成黑色，鑲著鐵架；上面有兩把大鎖，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鑰匙插在鎖眼裡；看守為我們打開門，把我們帶進去。
這間牢房與其他的牢房大小相當，大約十平方英尺；牢房乾淨，明亮，潔白；盡頭有一座壁爐，左邊的角落呈斜面，角落裡有一個小木桶；門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塊木板；門的右邊，窗戶下，有一張木床，一個床腳被截去了一段；床上放著一張草墊，一床被子，粗布做的床墊。這張破床就是塔普奈的床。——塔普奈被處死後，這間牢房又還給了女犯，和另外一間處罰室構成女犯區。
只有在醫生的命令下壁爐里才能生火。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有一個女犯正坐在床上，更確切地說是蹲在床上，背對著門。我脫下帽子，陪同我的英國年輕畫家蒂雷爾先生也脫了帽子。這個女人是牢里目前唯一的女犯，行政長官告訴我她是個小偷。看守加了一句：她還是個愛爾蘭人。她相當年輕，正在補襪子，好像都沒看見我們。
這個女人最後一點好奇心都熄滅了，她體現著貧困陰暗的冷漠。
塔普奈在這間潔白、明亮和寒冷的牢房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光。
這個約翰·查理·塔普奈原是個紳士，政府職員，他從年輕時受的教育中沒有吸取任何有益的東西，他從墮落放蕩、酗酒發展到偷竊和殺人。他出身一個良好的家庭，父親信教，他於1823年生在烏維奇。1854年2月10日死去，還不滿31歲。他和兩姐妹住在一起，和其中一個結了婚，另一個是他的情婦。他用全部薪水投了生命保險：一百五十英鎊，這似乎預示著他將以犯罪來度日的企圖。保險是保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後死的得益。
我問：「保險公司賠了嗎？」
行政長官答道：「啊！沒有。」
我又問：「保險公司把每年從塔普奈那裡收的保險金還給或交給他可憐的家人了嗎？」
「啊！沒有。」
在犯了罪這個體面的藉口下，保險公司偷了寡婦的錢。
行政長官告訴我：「塔普奈看上去無憂無慮，無所謂，他並不痛苦。」
我說：「不對！您以為在冰下不冷嗎？」
他死前的一天，有人給他照了相。相機放在他的牢房隔壁的那間有鐵柵欄的牢房裡，那兒陽光好。塔普奈在拍照時忍不住發笑。
郡長對他說：「別笑，嚴肅一點。您今天不能笑。這不可能。」
但他還是笑了。
有一天，郡長借給他一本祈禱的書。
他對塔普奈說：「讀讀這本書吧，如果您是有罪的。」
塔普奈答道：「我沒有罪。」
郡長又說：「無論如何，您和我一樣，和我們大家一樣是有原罪的人。您沒有為上帝服務。讀這本書吧。」
塔普奈拿過這本書。一個小時後，郡長又走進他的牢房，發現他手裡拿著書，淚流滿面。
郡長對我說：「他和他的妻子最後的會面是『令人心碎』的。」
這個女人知道他與她妹妹的私情。但誰又會追究原諒的所有秘密呢？
我訪問監獄的前一天，在塔普奈死的那天陪伴他的小教堂神父皮爾斯先生和郡長一起來高城別墅看我。皮爾斯先生是個很受人尊敬的老人，我問他：
「塔普奈知道我對他的事情很關心嗎？」
皮爾斯先生合起雙手回答：「當然，先生。他很激動，也很感謝您的介入。他反覆叮囑要好好代他謝謝您。」
在塔普奈被處死的那個時期，島上所有的報紙都多多少少要求過處決他，對我寫給帕曼斯頓勳爵的信很惱火，串通一氣對皮爾斯先生向我披露的事實保持沉默。他們好像讓絞死者站在絞架一邊，讓我相信塔普奈一直是恨我的。我把這一點作為英國新聞自由的特點記錄下來。
郡長對我說：「還有一件事您不知道，人們也隱瞞了。您以為您的介入完全失敗了，其實您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您完全不必懷疑。這個小島和整個英國一樣是一個講究傳統的地方。昨天所做的一切今天必須也照樣做，而且明天還會這樣做。傳統要求要被絞死的人必須脖子上掛著絞索從城市的大街上走向刑場；傳統要求絞刑架豎在沙灘上，死刑犯要穿過學院區、中心大街、高街和廣場。最後一次執刑是二十五年前，就是這樣進行的。所以塔普奈的行刑也應該如此。看了您的信以後，人們不敢這麼做了。人們說：絞死這個人，但要秘密地絞死。人們感到了羞愧。您沒有能縛住死刑的雙手，但您讓它臉紅了。人們放棄了脖子上的絞索、沙灘上的絞刑架、廣場示眾、遊街。人們決定在監獄旁邊的花園裡行刑，只有法官和看守在場。但法律要求行刑必須公開進行。人們要我在兩百人的入場券上簽名，事情就這樣了結了。我和他們有同樣的擔心，我隨時準備做人們決定的任何事情。我在那些入場券上籤了名，這些入場券隨意散發了出去。但是出現了一個困難。與監獄毗鄰的花園被監獄的牆隔開了。花園的門對著學院街。要找到這扇門，犯人必須走出監獄，在外面走上百步，當著大庭廣眾的面，人們甚至不願讓死刑犯在大街上走這一百步。為了避免這一百步，人們在牆上開了個洞，讓塔普奈從洞裡爬出去。面子保住了。」
我在這裡沒有完全把郡長的話原封不動地記下來，但意思是這樣的。
我對郡長說：「那好，帶我去花園。」
「牆洞已封住了，牆又補好了；我們從街上走吧。」
我們正要走出監獄，這時看守給我端來兩碗湯，這是準備給犯人喝的，他想讓我先嘗嘗，還遞給我一隻很乾淨的錫勺。我嘗了一口，湯的味道很不錯，也沒有變質。麵包是麩皮麵包，很不錯。我在腦子裡把這個麵包與法國監獄那可怕的麵包做了比較，在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人們給我看的麵包沾滿了泥土，黏糊糊的，發出惡臭，長滿了霉和蛆。
下雨了，天空陰沉沉的。
從監獄到花園其實沒有一百步。我們沿著高高的黑牆走上學院路，然後向左拐彎。突然郡長停下來。
我們面前是一扇很低的門。門上還有一些舊的英文廣告，黃的白的綠的混在一起，上面什麼東西都有，雨水把它們衝掉了，歲月使它們破爛不堪，只能辨認出這兩個詞：普及教育。—戒酒。這扇門通往處死這個被酗酒和缺乏教育毀了的人的地方。
郡長手裡拿著一把大鑰匙，他把鑰匙放進鎖眼裡；這扇門大概從那次行刑後就再也沒有打開過，在死亡的平靜中又銹住了，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微微打開。我們走了進去。郡長在我們身後推上了門。我們來到一個窄窄的方形樓梯平台上，三面是高牆，一面對著一個很陡的光線很暗的樓梯。面對樓梯，郡長指給我看最近剛補好、粉刷過的牆洞。塔普奈就是從這裡出去的。這個樓梯是他的斷頭台的第一級台階。他登上去了。我們也登上去了。我登上去的時候還數了有多少台階，我也不知為什麼要這樣做。一共有十四級。
這個樓梯通往第一座花園，是橢圓形的，很窄，上面還有另一座花園，形成露天平台。我們從一個由粗花崗石砌成的七級樓梯登上另一座花園，就像我們已經跨過的那十四級一樣。
在七級的上面，我們眼下有一塊空地，大約有百步大小，四周圍著相當矮的牆，兩條橫向的小徑截斷了它，在中央形成一個十字。這就是人們說的「花園」，這就是塔普奈被絞死的地方。
12月的霜落滿大地，黑土地上幾叢荊棘在風中瑟瑟發抖；在這個花園裡沒有花，也沒有綠色植物；在交叉小徑形成的四個方塊中的一個方塊里，長著一棵瘦弱、枯萎的果樹。整個花園令人心寒，這是一個令人悲傷的地方，陽光使它變得淒涼，雨水使它變得陰森可怕。
花園沒有與任何房子連接。它不屬於任何人，只屬於人們留在那兒的幽靈。它被人遺棄，荒無人煙，充滿著悲劇氣氛。其他的花園把它圍住、隔絕起來。它只能通過監獄與城市、生活、人相接。它周圍街道的矮房子從遠處露出正面的上部，看上去就像是驚慌失措的臉，從這個陰森可怖的地方的牆上望著這一切。
我們的右邊有一堵牆，它是大黑牆的上部。一條小徑比整個花園要矮一些，沿著牆伸展。
再走幾步，就來到一個只有三級的小樓梯旁，它從花園通往小徑。
郡長停在一個地方，我明白了，這就是絞死塔普奈的斷頭台所在的位置。
我們抬起眼睛，只能看到牆脊上的那排碎玻璃和毗鄰的教堂刷成黃色和灰色的圓塔。
斷頭台就靠在牆的這一點上。塔普奈向左轉身，從中央的小徑來到絞刑架的梯子前，梯子正架在那有三級的樓梯上。他走上斷頭台的平台，當神父做最後的祈禱時，他從平台上可以看見海鷗在天際飛翔，二月的白雲，海洋，人間的廣袤；與此同時，通過在這個陰暗的時刻被開啟的心靈，可以看見神秘莫測的未來、墳墓的峭壁、上帝、天堂的廣袤。
絞刑架由兩個支柱構成，支柱上有一根橫杆。橫杆的中央吊著一根頂頭打著環扣的繩子，下面是一個關著的翻板活門。人們把塔普奈帶到這個法律的陷阱翻板活門上，他站在那裡，有人給他套好繩子的環扣。在牆後的街上，人們可以看見橫杆、繩子、環扣，還能看到死刑犯的後背，直到翻板活門打開，犯人掉下去。於是，對外面的觀眾來說，他就消失了。
但從花園裡和我剛談到的房子中還可以看到其他的東西。
酷刑就是我在給帕麥斯頓勳爵的信中談過的那件可怕的事情。郡長又向我說起了這些，並詳細地講了所有的細節。由此看來我在信中寫的不是誇大了，而是說輕了。
塔普奈掉下去的時候，繩子拉緊了，他在十五到二十秒的時間內一動不動，像死了一般。女皇的檢察官、小教堂的神父、法官們以為到此為止了，或預感到還沒有開始，「急忙走掉了」，郡長對我這樣說，只剩下郡長、受刑者、劊子手和一些好奇的人。我講述了可憐人的垂死景象。
塔普奈死了，「法律」滿意了，輪到迷信活動了。對於絞刑架的約會，它們是從來不失約的。瘋瘋癲癲的人來了，人們無法攔住他們去抓受刑者痙攣的手，他們迷狂地讓這隻手在他們的臉上撫摩著。一個小時後有人解下死者；接著是搶繩子，觀刑的人蜂擁而上，每個人都要一截繩子。郡長拿過這根繩子，把它扔進火里。
當郡長走後，人們又回來收起灰燼。
絞刑架靠著的那面牆一直延伸到一座破房子，破房子占住了花園的西南角。人們把屍體放進了這座房子裡。人們在那裡擺好桌子，一個石膏工在那兒用模子把這個可憐的人頭澆鑄出來。被勒變了形的面孔修整好後恢復了睡眠的表情。繩子解開後，臉上又恢復了平靜。好像死者即使經過了酷刑也願意永遠安詳平靜，他最後的話總是和平。
我去了這座破房子，門是開著的。這是一間普通的牢房，牆壁重新稍微抹了灰泥，它在花園裡用作暖房或庫房。牆上掛著一些工具。房間有一扇朝著花園的窗戶，另一扇窗戶朝著街道；把塔普奈抬進來的時候，朝街的窗戶是關著的，後來就沒有再打開過。除了桌子不見了，房間其他的一切都與屍體停放時一樣。當時關著的窗戶現在也是關著的，百葉窗也是關著的。在這扇窗戶前，有一個帶抽屜的家具，上面有無數的小抽屜，有幾個抽屜沒有了。在這個柜子上，一個破瓶子和幾朵乾枯的花旁邊，放著一個小抽屜，裡面裝滿了石膏。就是這石膏是當時用過的。我又隨意打開另一個抽屜，裡面也裝著石膏，還有白指頭的印跡。地上蓋滿了黃草和枯葉。在門邊的牆角處放著一把鐵鍬，可能是花匠的，也可能是掘墓人的。
下午四點左右，屍體還沒有完全冷卻，郡長就讓人把塔普奈放進了「箱子」里。人們沒有把屍體裹起來，不願花費一條裹屍布；就讓他穿著自己的衣服被釘進了棺材裡。在蓋納西島，受刑人的衣服是屍體的財產，而不像在倫敦，是劊子手的財產。
夜幕降臨時，在場的只有十到十二個人了，人們把「箱子」運到墓地，墓穴在早上就挖好了。
郡長對我說：「應該讓您看到一切。」
我們走出了木屋，離開了花園。我跟著郡長走。我們來到一條小街，這條街很窄，高低不平，兩旁都是破房子，在街角我看見了街牌：勒馬尚街。郡長離開了我，走進一條陰暗的小巷，回來的時候手裡拿著一把鑰匙，比花園的鑰匙還要大許多。過了一會兒，我們來到一扇雙門板的門前。郡長打開門，我們走進一間高高的、幽暗的庫房。
郡長對我說：「先生，抬起眼睛，您的頭上就是貝亞斯的絞刑架。」
這個1830年被絞死的貝亞斯是個法國人。他作為士官在昂古萊姆公爵先生的麾下參加過西班牙戰爭；後來他由於接受了遺產或其他的方式成了富人，隱居到蓋納西島；他擁有一萬五千法郎左右的年金，在蓋納西島成了紳士：買了一棟漂亮的房子，成了那個地區的顯貴。晚上，他參加大法官達尼埃爾·勒·布羅克先生的社交聚會。
當人們去拜訪他的時候，有時看見他的花園裡有一個人在那裡勞作：扎插條，搞嫁接，清除樹上的毛蟲，矯正靠牆的果樹行列。這個花匠就是劊子手。蓋納西島的這個劊子手是個很靈巧的園藝家；他總是很孤獨，被所有人拋棄，人對他來說成了不祥之物，他就轉向自然，在花草上的能耐不比絞刑架上的差。貝亞斯對他沒有成見，雇了他。
由於他有錢，貝亞斯在島上很受尊敬，蓋納西島的貴族對他也是敬畏三分。
有一天，有人發現他的女傭懷孕了，後來肚子又癟下去了。孩子呢？鄰居們對此很關心，各種流言傳開了；警方搜查了貝亞斯的家；兩個警官帶著一個醫生來到他家。醫生給臥床的女傭做了檢查；接著，兩個警官對貝亞斯說：女傭分娩過，生了個孩子。我們要看這個孩子。在這之前還一直宣稱他什麼都不知道的貝亞斯拿起一把鐵鍬，來到花園的一個角落，瘋狂地用鐵鍬挖地。有一個警官以為他想給埋著的什麼東西一鐵鍬，這在後來會被看作是意外傷，於是他從貝亞斯手裡奪過鐵鍬，小心翼翼地挖著貝亞斯已經開始挖的洞。過了一會兒，一個孩子的屍體出現了，可憐的孩子嘴裡插了根扦子，肛門裡也插了一根。貝亞斯否認是孩子的父親。市政官們審判了貝亞斯，判處他絞刑。是他的朋友大法官達尼埃爾·勒·布羅克宣讀的死刑判決書。
他的財產被沒收了。
郡長在給我講述這個可怕的故事時說：「貝亞斯缺乏冷靜。在他自己用鍬去挖屍體時，他就完蛋了。他其實可以很容易地救自己。他只要說：『孩子死了，我把他給了一個路過的乞丐，讓他把孩子埋掉；我給了乞丐一個路易，我不認識他，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人們無法證明相反的情況。人們無法得知孩子埋在哪裡，也就無法判他的刑；蓋納西島在當時仍按照諾曼底的習俗行事，判刑必須要有實物證據。」
郡長問我：
「您會為貝亞斯引用人命的不可侵犯性，就像您為塔普奈所做的那樣嗎？」
我回答他：「當然。這個塔普奈和這個貝亞斯都是無恥之徒；但是當原則在維護這些憐憫不再維護的人時，這些原則並沒有更好地證明自己偉大和出色。」
當貝亞斯被判死刑時，1830年的革命爆發了，貝亞斯對這個現在當上了郡長的馬丁先生說：「我寧願在法國被機槍打死，也不願在蓋納西島被絞死。」
這裡有一個細節需要說明：貝亞斯的朋友大法官負責宣讀判決書，他的傭人是劊子手，負責行刑。大法官沒有任何猶豫；但劊子手有人性。也許是這個花匠不再會絞死人了；也許他的一雙手過多地摸過百合花和玫瑰花，再無法打活結了；也許僅僅是這個用法律方式殺人的殺手比法律更有價值，他反感絞死這個給他麵包吃的人。事實上，在死刑判決宣讀後的第二天，蓋納西島的劊子手就逃走了。他搭乘了一條走私船，離開了聖皮埃爾。人們搜遍了整個島找他，但再也沒有看見過他。
應該想到這種情況的。
有一個英國人在坐牢，不知犯了什麼罪。人們告訴他如果他願意當劊子手，並以處死貝亞斯作為開端，他就能得到「赦免」。人們稱這為赦免。
這個囚犯同意了。
正義總算鬆了口氣。它曾看到了這樣的時刻：它的死人頭骨再不能吞掉任何東西了，並不是因為它的上頜法官犯了錯；而是因為它的下頜劊子手跑掉了。
行刑的日子到了。
人們通過大街把脖子上套著繩索的貝亞斯帶到沙灘上絞刑架前。他是最後一個接受這個絞刑儀式的人。在斷頭台上，當人們要把那頂白色的喪帽拉下來蒙住他的眼睛時，他轉向人群，向圍觀的人喊出了這樣一句話，這句話可以出自一個罪犯之口，也可以出自一個無辜的人之口：「只有罪惡使人名譽掃地。」好像要在他身後留下一個謎。
平台緩慢地落下去，因為它沒有翻板活門，得整個地落下去。平台的兩頭用繩子拴在斷頭台的厚木板上，必須割斷一頭的繩子，讓平台落下去，但平台的另一頭還要懸空。那個被赦免的囚犯劊子手、那個毫無經驗的可憐蟲拿起一把木匠的斧子砍斷了繩子，由於他抖得厲害，用了很長時間。人群騷動起來，並沒有想到去救受刑者，而是要用石頭打劊子手。二十五年後也是這個劊子手絞死了塔普奈。
我的頭上就是這個斷頭台。
我抬起眼睛，就像郡長要求我做的那樣。
我們所在的庫房是尖頂，內部屋架顯得光禿禿的。我們頭頂的屋樑上，放著兩根長長的小梁，這就是貝亞斯的絞架的橫杆。在小梁的上端，可以看到套住橫杆的凹陷處，橫杆上繫著繩子。這根橫杆被卸下來了，擱在兩根小梁的旁邊。在兩根小梁的中央釘著兩個木鎖眼蓋，凸出部分支撐著絞刑架的擋板。由屋頂架支撐的這兩根小梁本身又支撐著一塊巨大的木板，這塊木板又長又窄，兩頭吊著繩子。這塊木板就是絞架的平台，這些繩子就是劊子手花了很長時間才割斷的繩子。後面有木頭做的台階的梯子，放在平台旁。貝亞斯登上過這些台級。由支柱、橫樑、平台、梯子組成了這架醜陋的機器被漆成鐵灰色，好像只用過一次。兩三個普通樣子的長梯子靠牆放著。
在我們右邊的角落裡，靠近這些梯子旁，郡長指給我看一種木柵欄，由好幾塊卸下來的木板組成。
我問他：「這是什麼？好像一個籠子。」
他回答我說：「一個籠子，是一個示眾的籠子。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人們把這東西豎在市場上，讓罪犯在裡面示眾。後來取消了。這籠子就沒有用了。」
就像貝亞斯的絞刑架一樣，這個籠子也被漆成黑灰色。過去，戴鐵頸圈刑用的鐵頸圈是鐵制的，後來變成木製的，但漆成黑色，好讓木頭看上去像鐵，這種刑具廢除了，這是整個古老刑罰的歷史，未來也包括在內。
灰塵和陰影覆蓋在這個恐怖的機器上。它在遺忘的黑暗角落裡腐爛。蜘蛛覺得在這裡抓蒼蠅很不錯，於是織了網。
老式絞架的平台在絞死貝亞斯時運轉不靈，人們專為塔普奈又做了一個絞刑架。人們採用了英式翻板活門，它在受刑者的下面打開。一個駐防的軍官為打開這個翻板活門發明了一種「非常靈巧」的裝置，郡長對我這樣說，這種裝置得到了應用。
我又回到貝亞斯的絞架旁。
在繩子的一頭還可以看見劊子手發抖的斧子砍的痕跡。
郡長對我說：「先生，現在請您轉過身。」
他指給我看庫房的另一間的屋樑上有一組屋架，顏色像松樹的淡紅色，就像是一堆亂七八糟堆放在一起的木板和小梁，在這堆東西中首先會發現一個又長又重的梯子，踏級是平的，在我看來梯子很龐大。這一切都很乾淨、嶄新、陰沉沉的。
這就是塔普奈的斷頭台。
這個庫房以前是鄉下的法官到城裡來審判時的馬廄。他們在上庭時把馬拴在馬廄里，人們現在還可以看到馬廄里的欄號。我在標著三號和四號的兩個木樁之間停下來。這兩個木樁圍著的分欄裡面有一個破舊的籃子放在地上。就是在這個分欄上面存放著絞刑架最粗的梁。
我問郡長：「這些留給誰？還想用這些幹什麼？用這些木料可以給一個貧窮的家庭整個冬天烤火。」
在三號和四號之間，靠近房頂的地方，我發現了一件可怕的東西：在塔普奈的腳下打開過的翻板活門。看到的是翻板活門的下面：巨大的黑鎖、鉸鏈、兩塊把其他的板子連在一起的厚木板。我還看到郡長向我談起的那個「靈巧」的裝置。正是這個過窄的翻板活門導致了死亡。郡長告訴我塔普奈沒有被捆牢，他的手臂還可以動；如果捆得牢一些，他會整個地掉下去，就不會動了。庫房的守門人進來了，在郡長說話的時候，他來到我們跟前。郡長說完後，他補充道：
「對，就是因為沒有捆牢塔普奈，才會造成所有的痛苦。否則，一切都會『乾淨漂亮地完成』。」
走出庫房，郡長請我允許他告辭。蒂萊爾先生帶我去曾給死後的塔普奈澆鑄頭像的石膏工那裡。我答應了。
我對城裡的街道還不熟悉，這些街道在我看來就像迷宮。
我們穿過好幾條聖皮埃爾港的街道，這些街道長滿了青草，來到一條相當寬的大街上，它延伸進一條細谷，整個城市被這樣的四五條細谷分割開。在一棟房子的對面有一家大理石加工店，這棟房子前有兩棵修剪成圓錐形的松柏。我們走進大理石店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墓地十字架和墓石，有的豎在通道上，有的靠在牆上。有一個工人獨自在棚頂下用油灰黏合陶磚。蒂萊爾先生用英語同他說了幾句話，工人答道：「好的，先生。」他走到摞在棚盡頭的那堆木板前，在石膏製品和灰塵里找了一會兒，回來時一手拿著一個面具，另一隻手拿著一個頭像。這就是塔普奈的面具和頭像。人們給面具上了玫瑰色，頭像的石膏還是白色的。面具是在還有鬍子和頭髮的時候從面部取下的；接著，人們把他的頭髮和鬍子剃掉了，模塑了光頭、面部和脖子。塔普奈在蓋納西島很有名，就像拉斯奈爾在巴黎很有名一樣。
郡長曾告訴我這個面具顯出一種奇怪的平靜。它使我想起匈牙利出色的小提琴家賴梅尼，因為特別地相似。外表顯得很年輕，很嚴肅，閉著的雙眼好像睡著了；只是有點涎沫把上唇的一角抬高了，涎沫相當厚，否則石膏留不下其痕跡；如果長時間地觀察這個面具，會發現抬高的上唇使面具有一種陰險的嘲弄表情。儘管在模塑時，脖子上的肌肉彈性使脖子幾乎恢復到自然的大小，但繩子勒出的痕跡依然很深；活扣明顯地印在右耳下，在那裡留下了一個醜陋的腫塊。
我想帶走這個頭像。人們三法郎賣給了我。
在這痛苦的道路上我還有最後一站，因為罪惡就像美德一樣有它自己的痛苦道路。
我問蒂萊爾先生：「塔普奈的墓在哪裡？」
他做了個手勢，又上路了，我緊隨著他。
在蓋納西，就像在所有的英國城市一樣，墓地都是在城裡。我們來到一條街上，街的兩旁種著樹，幾乎沒有什麼房子；從沿街的矮牆望去，兩邊都是墓石，有的是豎著的，有的是躺著的。
蒂萊爾先生指著我們右邊的一扇開著的門對我說：
「就是這裡。」
我們穿過門，這裡是埋葬外國人的墓地。
我們來到一處長長的平行四邊形的地方，周圍都是牆，地上長著草，墓地一個挨著一個。開始下雨了，地上的草被打濕了，濃濃的烏雲緩慢地在天空移動。
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聽見一聲鍬響。這個聲音停了下來。半截活人的身子從墓地盡頭的土裡冒出來，他吃驚地看著我們。
這是掘墓人正在挖墓穴。他半個身子在墓穴里。
看見我們後他停下手裡的活計，他還不習慣看到活人進到這個地方，他只是死人客棧的主人。
我們穿過墳墓朝他走去。這是個年輕人，他身後有一塊墓石，上面長滿了青苔，刻著這樣的字：
致安德烈·雅辛斯基
1844年6月16日
我們朝他走的時候，他又開始挖起來。我們來到他正在挖的墓穴旁，他抬起頭，看著我們，用鍬打著土。土發出空心物體敲打時的粗沉聲。他對我們說：「這裡有個死人妨礙了我。」
我們明白了他又一次挖的時候遇到了一口舊棺材。
說完後，他不等我們回答，他又彎下腰挖土，不再理睬我們。就好像他滿眼都是陰影，再也看不見我們。
我向他發話了。
我問他：「是您埋的塔普奈嗎？」
他重新站起身，望著我，好像在搜尋記憶。
他說：「塔普奈？」
「是的。」
「被吊死的那個？」
「是的。是您埋葬的嗎？」
他答道：「不是我。是莫里斯先生，他是墓地的頭。我只是個工人。」
在掘墓人當中也存在等級制度。
我又問：
「您能指給我看他的墓穴嗎？」
「誰的？」
「塔普奈的。」
他回答我：「在另一個被吊死的旁邊。」
我對他說：「把具體的位置指給我。」
他把手臂伸出洞穴，指給我看我們進來的那扇門邊的一塊方形草坪，大約有十五步方圓，那兒沒有墳墓。布滿墓地的墓石到了這塊方地邊緣就沒用了，好像在那裡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墳墓也是如此。靠在臨街牆上的最近的那塊墓石寫著墓志銘，墓志銘的下面有四句英文詩：
紀念
阿梅麗婭
約翰和瑪麗·溫庫姆的
女兒
我走進掘墓人指給我看的那塊孤立的方地里。我緩慢地走著，目光盯著地上。突然我感到腳下有一塊凸起部分，由於草長得高，我的眼睛沒有看到。這就是塔普奈的墳墓。
塔普奈的墓穴就在墓地的門旁邊，在一間關著門的破房子的腳下，這個房子是掘墓人放鐵鍬和鏟子的。
在破房子的旁邊，我發現還有另一處凸起部分，長方形的，比塔普奈的更難發現。這是貝亞斯的墓。
我問掘墓人：
「您知道絞死塔普奈的劊子手住在哪裡？」
掘墓人答道：
「劊子手死了。」
「什麼時候死的？」
「塔普奈死後三個月。」
「是您埋的他嗎？」
「不是。」
「他也埋在這裡？」
「我想不是。」
「您知道他埋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我從塔普奈的墓穴里拔了一把草，放進我的包里，然後我就離開了。
人隨著年事的增高，對思想和事物達到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這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牢固的生活習慣。他成為他自己的傳統；通過記憶，他與他在兒時、年輕時、成人時的所見、所做、所感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與他的遊戲、他的愛情、他的工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著迷地轉向所有構成他的統一性的東西，轉向幻覺、轉向情感、轉向激情、轉向快樂，尤其轉向痛苦。他度過的每一天都是一個鏈節，對他來說，人、生活就是整個鏈條。他感到他身上有某種看不見的東西。存在，就是成為人曾經所是的整體；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最重要的東西。拿著這東西，把它奉給無論什麼新的、年輕的生命，條件是不再經歷他所經歷過的、不再愛他所愛過的，他寧願去死。放棄未來比放棄過去更容易。自我難以馴服的強力就來源於此。
人只有在回憶的條件下才能理解和接受不朽。
存在，對聰明的人來說，就是不斷地把過去的他和現在的他做比較。
1856年
4月1日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所用的四枚釘子叫作無知、自私、虛偽和黑夜。
4月14日
法國剛暫停了一個名叫特羅杜的市長的職務。
自由、平等、博愛。急躁。但是請贊成生活下去！您是在夢想死亡。
波拿巴先生，您做得太過分了；您胡亂地迫害；您是一個平庸的西拿177。
誰不善於限制自己，誰就永遠不懂流放。
我不知道皇家學院是什麼東西。我不認為人們可以不由自主地成為競爭對手，成為官方榮譽的奴隸，強迫接受強加的獎；我請求學院讓我安靜點。
26日夜
天亮時，我醒了。我聽見敲打牆的聲音。我為死去的人、活著的人，為我們大家，為生病的奧古斯蒂娜178祈禱。我又睡著了；我不時地醒來，又聽見敲打聲。顯然在我睡著的時候，這聲音就沒有停過。沒有一絲風。掛在窗外的一條毛巾沒有微微抖動。
太陽升起來了，公雞在高唱；所有的聲音都停了，敲打聲也消失了。
12月6日夜
我女兒臥病在床，非常痛苦；她的母親在她的床邊放了一把椅子，準備在她身邊過夜。我上床時心裡也很不安。我熱烈地祈禱。我住在這棟房子最高的房間裡，房間朝著大海，與隔壁的房間僅一牆之隔，隔壁住的是兩個女傭：康斯坦絲和瑪格麗特。
深夜，我醒過來，一邊祈禱一邊悲傷地想著。我在萬物寂靜中沉思了幾分鐘，聽見我身邊有歌聲；歌聲好像來自隔壁的房間。我聽著：這是人的歌聲，輕柔、模糊，在空中飄蕩。我想可能是有個女傭醒了，在唱歌；但輕柔的歌聲有一種令人吃驚、綿延無限的東西，使我打消了這個念頭。我估計是有個女傭在睡夢中唱歌，但唱的旋律含糊不清，沒有歌詞，節奏是連續的，緊湊的，與睡夢的不連貫完全不可調和。我這樣自言自語，最後相信是自己在做夢；我感到歌聲在我耳畔模糊地盤旋著，我又入睡了。
過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不會很長，我醒了過來。這一次是歌聲把我弄醒的，這歌聲始終像是從隔壁房間傳來；比第一次更清晰，很明確，唱得又憂傷又迷人，可惜我不是音樂家，無法把它記下來。就像提塔妮婭的低語音樂。
早上，我問女傭是她們中的誰唱歌。她們整夜都睡得很香，我提的問題令她們很吃驚。
我下樓去打聽女兒昨夜的情況，她的不適加重了，她和她母親整夜都沒有睡覺。
我本來是不打算說出我聽見的東西，可是我妻子在敘述女兒發燒的情況時突然說：「有一件事令我不安；昨天半夜，我聽見壁爐里有歌聲；我的女兒沒有睡著；我問她是否也聽見了歌聲；她告訴我：是的，但我不敢對您說，怕您以為我有幻覺。」
關於這個問題，我問妻子：「這歌聲像什麼？」她回答我說：「很輕，很柔，很優美，像蟋蟀和夜鶯。」
正在聽我們說話的女兒開口說：「不，不是昆蟲或鳥的鳴唱，很像是人在唱。」
接著，我妻子又告訴我女兒有點害怕，於是就對她說：「別害怕，是蟋蟀在叫，是夜鶯。」
這歌聲持續了四個小時；我妻子和女兒一直都在聽。到了凌晨五點左右，歌聲才停下來。
她們都說是從房間裡聽見歌聲的，歌聲太輕了。把我弄醒的歌聲也很輕，在底層一般聽不見。我住在屋頂下，她們的房間與我的房間隔著高高的兩層；她們的房間朝前，我的房間朝後。另外，歌聲不可能從壁爐來，因為我的房間沒有壁爐，我這一層也沒有。再說我是從我的右邊聽見歌聲的，而壁爐口在我左邊的屋頂上。
1857年
我關於選舉的建議
蓋納西島高城別墅1月29日
有幾個最勇敢、最經得起考驗的民主派人士徵求我對選舉的意見。我今天的回答就是我在五年前帝國選舉時的回答。
請你們棄權。
從原則上講，投票表決，就是承認波拿巴先生，就是同意他的憲法，同意他的投票選舉，同意他的省長，同意他的普選，同意他的警察部長；就是作為成員進入他的政府；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強盜。路易·波拿巴先生在1851年是強盜，在1857年也是強盜。時間在法律上解除了罪行，但在精神上卻沒有。
從政治行為來看，投票表決，就是危害共和黨和革命的未來。
因此，請不要投票。
在波拿巴先生面前，只有兩種可能的態度：棄權或起義。
只能放棄一種，而採取另一種。
維克多·雨果
7月
英國在路易·波拿巴的名義下與污穢聯盟，並為這聯盟感到高興。在歐洲的這一成功受到意想不到的反擊，那就是印度反英國的暴動，是有關豬油的。似乎上帝對與路易·波拿巴聯盟的英國說：「啊！你想靠豬來生存？那好吧！你就會因它而死。」
王宮的一個首飾商發現他在賬簿上記的日期弄錯了，應該是9日，他寫成了8日。他把8改成了9。他做了什麼？他修改了日期。不。他砍了勒蘇爾克的頭。
我寫下了這些話，我擁有不同公債的利息，我可能明天就會破產，因為在離我五千法里的地方，在印度，一個殖民軍的下士會認為他的子彈上塗的東西是豬油，好讓子彈滑進槍膛。因此，殖民軍反英國的宗教起義，印度解體，英國人被趕出亞洲，英國的破產，帶來歐洲的破產——以及我的破產。
所有的命運都是如此。
人所稱的歷史、事件、形勢的連鎖性、命運的興衰……這些只是深淵的反擊那令人眩暈的連續。
精神在它願意的地方送風吹氣。榮譽去它應該去的地方。
可憐的農民是歷史的缺席者。
思想的自由；愛的自由。前者是精神的權力，後者是人類心靈的權力。在人們稱之為異端和通姦這兩者之間有一致性。
什麼時候才會讓良心平靜？
什麼！你們拋棄了上帝對人的合法占有，接受了女人對男人，男人對女人的合法占有？婚姻比宗教更不可侵犯嗎？部分比總體更大嗎？
只有兩件神聖的事情：宗教上是信仰；婚姻上是愛情。
去信教。去愛。這就是所有的法律。
路易十五沒有其他的國王嚴厲，但比其他的國王墮落。他由於腐化墮落而變得溫和。
1858年
索馬雷4月5日三點三十分
在我畫畫的時候，孩子們在一個窗口高喊：「維克多·雨果萬歲！共和國萬歲！皇帝萬歲！」
6月27日
夜裡我做了一個夢，L.波拿巴為預防狂犬病頒布了如下法令：我，拿破崙，等等，頒布法令：第一條，不再有狗；第二條，所有的狗都升到警察的職位；第三條，咬了人的狗都將被免職；第四條，狗叫要用法語。
1858年7月12日夜裡發燒：我聽見我的脈搏在我的耳朵里跳動。
片斷
瑪格麗特很年輕就死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肥胖的女資產者岡達爾太太對她說：「瑪格麗特，你沒有飯吃？」「是的，太太。」「你想來為我服務嗎？」「很願意，太太。」「我只對你提這些要求：要善良，溫和，主動，忠誠，從不生氣發火，只考慮責任，最後一個睡覺，第一個起床，不停地幹活，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照顧所有的一切，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你願意，我收你做女傭。」「我把您當大天使。」她低聲在瑪格麗特的耳邊說，「當作上帝。」瑪格麗特接受了在上帝家的工作。
愛情、榮譽、崇高、善良、尊嚴、自由、宗教，上帝反感複數，在複數中變小了。
有些人擁有無法交流的啟示，這使他們被看作瘋子。那些擁有可以交流的啟示的人是魔術師，他們創立了宗教。
1859年
5月6日
1848年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法已經過時。未來絲毫不是寄托在這個過去上。
塞爾克島之行
5月26日—6月10日
塞爾克島分兩塊；大塞爾克和小塞爾克，這個島使人聯想到一種野獸，一條匍匐著的巨大泰拉邁納水蛇或一條在海中央的水牛。大塞爾克是身子，小塞爾克是頭；大塞爾克和小塞爾克之間的紐帶庫貝是脖子。這脖子很細，彎彎曲曲，就像絛蟲波動的身子。一條狹窄的小路在庫貝的高處蜿蜒曲折地延伸著，形成一道長長的溝，顯出脖子的凹陷處。
這條小路的左右邊都是深淵。海水有四百法里深。從右邊可以看到蓋納西島，左邊可以看見澤西島。在蓋納西島一邊，斜坡很陡，但攀住荊棘還是可以下去的；在澤西島一邊，則是陡峭的懸崖。在蓋納西島這邊，地峽形成的海灣雖然很荒涼，但看上去很像個小海灣；在澤西島這邊，是井底。
平靜的大海
帆緩緩揚起，風平浪靜，
船在航行，一小時前肯定就能到達；
無所事事，風和日麗，令人遐想，
水手們躺在繩卷上。
1859年從海上乘船去塞爾克島。
我們一點二十五分離開蓋納西島。
二點四十分到達高斯林港。
5月30日
在庫貝。三面絕壁的深淵。我憑倚深淵的欄杆，觀看著海鷗的午餐和鸕鶿的海水浴。
庫貝的進口。從岩石里切開，缺口是淡紅色的兩面牆。——在石縫裡長著夏季的花：雛菊、驢食草。
塞爾克島6月10日上午十一點
滑進岩石的那個人被夾在狹窄處上不來，被迫等著漲潮，讓海水充滿這個縫隙。可怕的死亡。
塞爾克島6月現場獲得的田園詩
沃丹大媽，我。
沃丹大媽手裡拿著一把刀，正在宰一隻畜生，陽光燦爛，花草茂密。
我：「這是什麼？」
沃丹大媽（她的女兒在幫她）：「先生，我們正在屠宰。」
我：「這是只鴨子嗎？」
沃丹大媽：「不是，是尖錘。」
我：「這是只鵝嗎？」
沃丹大媽：「是的，很肥，先生。它們都很漂亮，也很年輕。」
8月19日
有罪者原諒無罪者，強盜給正義者平反，法律的違背者寬恕法律的維護者；這樣很好。
我讓歐洲對著正義和真理的臉鼓掌歡迎赦免。
蔑視到了一定的深度，唯一的可能就是沉默。
12月的流亡者應該對帝國進行無情的正義戰爭。這場戰爭何時結束？到帝國的末日或流亡者的死亡。
我想保持自由。
我願繼續戰鬥。
這個在今天取得勝利，統治著他稱為帝國的東西的可憐蟲的錯誤在於相信他流放了人；他流放了權力。他沒有驅逐這個或那個人民代表，他驅逐了正義；他沒有放逐這個或那個公民，他放逐了自由。他逐出了思想、理智、進步、光明；可以這樣說，他從法國驅逐的是法國本身。
當這一切都回歸的那一天，我們也會回歸。至於被這些人稱作赦免的這件事，請允許我們對這种放肆無禮閉口不談。
要發表的戲劇集前言。
我的保留劇目八年以來沒有在巴黎上演過，顯然劇院的大門對我關上了。我決定發表我的劇本。
給我的孩子們
如果我去世了，這是很可能的，沒有完成我腦子裡的東西，我的兒子們將把我留下的沒有題目的所有片斷都匯集起來，從最長的片斷到一行或一句詩的片斷，盡最大努力把這些片斷整理好，然後以《海洋》為題發表。
他們將總是兩個人一起（從來不許一個人干，因為需要特別認真的態度）對我的文件進行整理和分類。他們的母親和姐姐可以參加，有發言權。
如果他們需要裁決，他們可以請A.瓦里克和P.默里斯幫助他們。
高城別墅，1859年12月28日。
V.H.
1860年
如果我被捕了，槍斃我的命令在1851年12月就要下達。我是在12月3日朗德蘭家的會議上得知的，是吉羅姆的兒子、路易·波拿巴的堂兄拿破崙議員通知我的，他和我們一起共同反對總統的背叛。他甚至為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在他自己的家裡，阿爾及爾街5號。我沒有利用這個避難所，但我記得很清楚，正是為了這些理由我在攻擊帝國的時候，我沒有說出吉羅姆·拿破崙和他父親的名字。
如果說我沒有被捕，並因此被槍決，如果說我現在還活在世上，那是多虧了朱麗葉·德魯埃夫人，是她冒著生命危險、冒著失去自由的危險使我免遭一切陷害，她一直關心照顧我，為我找到可靠的避難所，救了我；她是以多麼出色的聰明才智、多麼巨大的熱情、多麼勇敢的大無畏精神為我做了這一切；只有上帝知道，上帝會獎賞她！她日日夜夜奔忙，在黑暗中獨自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騙過哨兵，發現暗探，在槍林彈雨中勇敢地穿過大街，總是在猜我在哪裡，一旦要救我，她總能找到我。對她的傳票已經發出，她今天以流放作為她忠誠的代價。
她不願意我說這些事情，但這些應該被人知道。
我請求她允許我在此虔誠地、發自內心地為她做證，讓我把這本書放在她的腳下。
維克多·雨果……高城別墅，1860年1月2日，於流亡的第九年的年初。
在路易十五在酒神節建造還是孩童的路易十六的斷頭台的時代。
革命殺死路易十六的行為，就像倒掉毒藥又砸碎了瓶子。
革命。人民記得有人對他們所做的一切。
片斷
5月底—秋初
好嫉妒的人的特性就是欣賞平庸的人。
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因素匯集在一起構成人權。它們是不可分的，這三個原則構成一個原則。這三個無法分開的原則引出的結果就是唯一合法的社會形式。它的名字叫共和國。
從原則的不可分割性產生公民的團結一致性。
人民是什麼？就是人與人的聯合。人在人民之前是至高無上的。人民的至高無上是由人的至高無上所承認的一切組成的。人的至高無上只從屬於人權。
人民的至高無上有一個機構：普選。所有的集體最高權力都是自行裁決，通過多數進入行動。普選只有在透明的條件下才能完成它的職能，共和國在普選周圍給予了儘可能多的光明。所有的自由都是這些光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公民自由。
權力是人對自己的最高權力。人民的最高權力無法對權力產生任何影響，它是從權力中延伸出來的。結果對原因沒有影響。人民的最高權力無法改變權力或權力的任何一部分。它擁有權力的用益權，僅此而已。每個個人都是權力的樣本，是完全的、活生生的、無法摧毀的樣本，就像精神原子。人民的最高權力既不能取消，也不能縮小這個原則樣本中的任何一個，這些樣本稱之為公民。集體無法消滅個體。
人民的最高權力無法對權力產生任何影響，普選無法對共和國產生任何影響。普選觀察著共和國；它不付表決。權力在永恆中閃光，普選在暫時里發揮作用。權力統治，普選管理。普選在有限的時間內分配集體權力的份額，因為這些權力需要一定的連續性。
完整的個體是男人和女人加上孩子。因此，除了男人的權力以外，還應該有女人的權力。女人的權力是：不再有奴役（心靈的自由與精神的自由一樣神聖）。孩子的權力是成為大人；造就人的是智慧，造就智慧的是教育。因此，孩子的權力是免費、義務教育。罪惡來自無知。教育和懲罰是平衡的兩個極端，給其中之一加上的東西將會從另一個中取消。提高教育，懲罰就會下降。假定教育是完美的，刑法就會自行消失。
用理想的因素建立起來的社會將以自身的明澈消滅無知、貧困、斷頭台、苦役、戰爭、各種形式的專制、各種形式的奴役……
在政治秩序中，所有不是這樣的社會都一錢不值。在產生於人權的社會權力之外，一切都是越權。
7月9日
我死了以後，我的著作權屬於我的孩子們。他們可以自由地支配。但願他們不要允許出版《選集》。在一個人的身上做任何選擇都是對他的削弱。太監就是被人做過選擇的人。
如果我的直系子孫死了，我不願意我的著作由旁系繼承人繼承。
我把我的書獻給法國。公產將這些書給人民，如果它可以的話，以原價給人們。我的著作是我的靈魂，我的靈魂屬於我的國家。
1860年
我的私生活正是我的榮譽。我生活在這個世紀，我至死都是愛的自由的捍衛者。愛的自由與思想的自由是同樣的權力；前者與心靈相稱，後者與精神相稱；這兩種自由是意識自由的兩面，它們是人的靈魂最深層的聖殿。我相信什麼上帝，我愛哪個女人，任何東西都無權知道，法律和人皆如此。目前的婚姻僅僅是婚姻而已，就像目前的宗教僅僅是宗教而已一樣；今天的盲人稱之為通姦的東西與過去的盲人稱之為異端邪道的東西沒有兩樣。
下面的事發生在1860年的法國巴黎：
您在大街上的一家店鋪前。您正看著一件要出賣的物品。
突然有人朝您的體側打了一拳。
您轉過身。您看見您的面前有一個警察。警察打完後對您說：走。
您隨口說出這樣一句話：能不能說話的時候不打人？
警察盯著您看，然後說：「啊！你還論起理來了！去警察局！您會被抓起來。」（這些是布斯蓋先生講述的）
第二帝國的憲法是什麼？是89年，是由法庭的沉默、新聞的奴役、被取消的個人自由、被迫沉默的良心、教會的絕對權力和軍隊的強權組成的89年；再加上警察。
這一切使人想到這樣一隻母雞：它有狼的頭，老虎的身子，鵝的腳爪，猴子的尾巴，鱷魚的眼睛和野兔的耳朵。
1860年的宗教運動。
9月，西班牙王后獻給聖父八門有膛線的炮。
下面這個事實可以看出19世紀對皇家的尊敬已經到了何種程度：1860年威爾斯王子出訪加拿大和美國。走鋼絲的演員布隆丹在一封寫給紐約《晚間郵報》的信中提議：為了使王子進入美國國土的行動顯得更加莊嚴，他無償地為王子陛下表演踩獨輪車從架在瀑布上的鋼絲穿過尼亞加拉大瀑布。
我們接受修道院過去所有的批評。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但是，對我們來說，有一種批評沒有提出來，而這種批評是最嚴肅的，它是這樣的：修道院只是一種幸福的工具。一件值得讚嘆的工具，但它只能達到自我。無論是什麼樣的苦修、約束、痛苦，只要修道院這個機器將它們轉變為快樂，它們就應該不再被看作痛苦。
持續的祈禱可能是地與天之間、可見物與未知物之間、人與上帝之間內心交流的必要形式。在各處有燒香的地方很好。修女是祈禱的花朵。
人們對顯微鏡在最清澈的水裡和最透亮的意識里發現的畸形生物感到目瞪口呆。
人類有一個古老的錯誤。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我犯過這個錯誤。你們也犯過！
只是你們與我相比有一個優勢
人們不知你們所為而知我所為
說到這裡，我要回答一個指責：有一次我為違反了一條荒唐的法律而受到一種同樣荒唐的特權的保護179。對那些因此而指責我的人，我的回答是我既沒有制訂這項法律，也沒有制訂這一特權。前者攻擊我，後者維護我。而我只是在自然的權力中，而自然的權力高於社會的權力，它是人心的自由。
您愛上一個不是您丈夫的男人嗎？那好，投入他的懷抱吧。和一個您不愛的人在一起，您就是他的妓女；和您愛的人在一起，您就是他的妻子。在性的結合中，心就是法律。自由地愛，自由地思想。剩下的一切就看上帝的安排了。
當法律與權力相違背時，那就只有一種勇敢的方式反抗它們：違反它們。
這些法律使孩子成為父親的財產，使女人成為丈夫的財產，使上帝成為教士的財產。
人們稱之為通姦和異端邪說的東西都屬於自然權力。
在我們目前的這個社會裡，有人們稱之為嫁妝的買賣，有人們稱之為丈夫的暴君，通姦不是別的什麼東西，正是前者和最神聖的自由即愛的自由對婦女的奴役和婚姻的專制的反抗。
這是無政府的反抗，但卻是合法的反抗：這反抗是激烈的，是不規則的，但就像自然一樣是深沉的，難以遏制的。
通姦：反抗和法律。
直覺是理智的淺海區。
精神原子和物質原子一樣是不可能停止存在的。
有兩種方法看清楚。
應該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嗎？
不相信自己眼睛的人是伽利略。
我同意創造惡或允許惡的上帝是不可理喻的。
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就可以不存在，事情有這樣簡單嗎？
上帝是無可爭辯的不可理解之事物。
人如果失去了團結，人心就失去了統一。
讓一個瞎子站在太陽下，他看不見太陽，但他能感覺到太陽。他會說：唉，我感到熱。我們正是這樣在看不見的情況下感受絕對的事物。有一種上帝的熱。
死亡是心的悲傷，是靈魂的勝利。
死亡並不是一個壞的秘密，它是一種延續。
讓我們習慣於不帶恐懼地看著人向永恆的神秘延續。努力盡我們所及在墳墓里儘可能遠地看見它。
讓我們俯視在生活的邊緣，注視著這神聖的黑暗。我們會變得更好。
死亡是神聖的，死亡是有益的。人們從中所能看見的東西都是好建議。
死亡不是非正義的。墳墓並不是人們所認為的黑暗之處。它沒有陷阱，也沒有圈套。
我俯視著這個陰影，在某一個深度上，即使不是最深，也是很可怕的深度，我看見永恆的、寬闊無邊的黎明漸漸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