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正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即已顯示的那樣，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經驗之綜合，也是以後他的許多政策之母。對毛澤東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積極政治生涯中的發展，本章力圖提供佐證，並且加以解釋；同時也試圖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權以後所出現的一切。在強調早期毛澤東頭腦中最為關心的東西的同時，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觀念，它們的含意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應已十分清楚，從1912年（當時毛澤東18歲半，在革命軍中當兵半年以後又繼續求學）到1949年（當時他成為統一的中國又有稱號又有實權的統治者）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影響深遠的不斷大變革時期。在毛澤東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實上經歷了這個國家歷史上好幾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時代；形成他對中國諸多問題的觀念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的經驗，因此不僅每隔十年，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每年都有重大變化。使毛澤東思想與活動十分複雜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條理化和清晰明確的這一努力，採取部分地編年，部分地按題論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澤東從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發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於有獨有特徵的農村革命鬥爭。
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1917—1927年
不論就年齡還是就經歷而言，毛澤東都是「五四」運動那一代人中的一員。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起，毛澤東就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度過了他在政治組織和政治研究中的見習期。他作為革命者的經歷實際上是在「五四」示威遊行之後開始的。
儘管毛澤東有許多非常鮮明的個人特點，從整體上看，他仍具有這一群體所共有的某些屬性。最重要的一點，它是過渡的一代。當然，每一代人都是「過渡的」一代，因為世界在不斷地變化，但是，毛澤東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且是不同的時代。適應西方衝擊的過程，從19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時期標誌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此之後，或許再也沒有同樣偉大的時期了。一句話，老一輩人對中國方式的持久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並以此自慰，「五四」這一代人對這一點是知道的，不過他們絕不可能懷有這種簡單的信仰了。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識形態，並終生不渝；但是大多數人則始終既深深地帶著相信中國人內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帶著他們曾經否定過的傳統的思想方式的烙印。於是這些人就註定了在經久不變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稜兩可的境況中過活。
毛澤東二十來歲以前的政治觀點，只能從當代零碎的資料、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及多年以後別人的回憶錄中看到。[1]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現於我們的視野，是大約23歲時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雖然毛澤東的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顯著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前很久寫的，但是，這篇文章展示許多後來可以見到的他的人性品質和思想線索。貫穿全篇文章的最大憂慮，也可以說是耿耿於懷的思想，就是憂慮中國會亡國。亡國，這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普遍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在這篇文章的劈頭幾句被有力地提出來：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育，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長是不改，弱且加甚。……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2]？
這樣，毛澤東一筆便說出了貫穿他後來整個生涯的思想和行動的兩大主旋律：愛國和尚武。但是，如果他顯然在這篇文章中心懷那種可以籠統叫做愛國目標的思想，那麼這個時期他的愛國思想是保守的還是革命的呢？顯然，檢驗的標準，是他是否認為富強的目的以任何方式與國家富強的先決條件即社會文化的革命聯結在一起。其實，這篇文章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關心中國命運，但對改良，更不用說革命幾乎完全不感興趣的毛澤東。
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餘處經典引文或明顯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處中，有12處屬於儒家經典；一處屬於儒家實在論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驅；兩處屬於宋代理學家、儒家經典集注家朱熹；一處屬於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顏元。也有三處屬於毛澤東喜愛的道家經典《莊子》。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知識範圍顯然很廣，因為他順便提到各代一些較小的著作家的不為人知的生平細節。（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經典的12處中，竟有11處涉及《四書》的基本核心。）
然而，雖然沒有明顯地涉及社會變革，甚至也沒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這篇文章包含許多源自中國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傳統者的思想痕跡。首先，如上引文章劈頭幾句所表達的，強調武風的價值，然後總結又說「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3]為證明這一見解是正確的，毛澤東舉出許多古代英雄豪傑的實例，並引用顏元的話，顏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輕武」，以致造成違反孔子教導的有害傳統。[4]大約在他為《新青年》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一封信，明顯地勾勒出了當時毛澤東思想從中發展出來的雙重來源：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並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者，誠以德智所寄，不外於身，智仁體也，非勇無以為用。[5]
這樣，毛澤東一開始不僅強調體，即物質實體的極重要意義，而且讚揚古代的勇。當然，毛澤東主要不是從書本導出他思想中的這種傾向。和20世紀初期的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發展他的思想是對當時與明末相似的環境做出的反應，那時由於軍事積弱，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受到了威脅。
如果尚武是毛澤東思想中保持不變的一個特點，那麼，這篇1917年發表的文章還有一個基本主題，而且是更明確地顯示現代影響的主題，就是自覺和自動的重要性。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這一點：「堅實在於鍛煉，鍛煉在於自覺……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6]
自然，這種有效行為的關鍵首先在於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於儒家傳統。但是，像這些段落的主要啟示無疑來自折中主義的，然而卻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從閱讀《新青年》和聽他的倫理學教師和未來岳父楊昌濟的課吸收來的。
楊昌濟不但是康德和塞繆爾·斯邁爾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倫理學，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7]為此，楊昌濟自編一部修身講義，書名為《論語類鈔》，從《論語》引出若干有意義的章句，借孔門的話來申述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該書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說，「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成矣」。[8]
和楊昌濟一樣，毛澤東特彆強調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足以強意志，體育之大效，蓋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9]這樣相信意志和主觀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人生觀中的一個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澤東在他1917年3月《給宮崎滔天的信》中，邀請宮崎在第一師範學校黃興紀念會上講話，他自稱「頗立志氣」。[10]
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以真正中國人的方式，認為要得真志，非先領會哲學倫理學和得到啟發不可。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寫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然而，這不只是主觀態度問題，需要行動和獻身：
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衝動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11]
以下的事實提供了毛澤東當時總的政治立場的若干觀念：他說，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凱、孫文、康有為三人。其中獨康有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發表的那篇文章那樣，用曾國藩諡號。[12]
儘管如此，1917年的毛澤東思想的模式絕不是純粹傳統的。毛澤東所要實現的目標，自然是中國的富強和振興。他在信中寫道，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民智淤塞。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是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便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毛澤東接著寫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毛澤東認為，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根本上改變全國之思想。他寫道，中國的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須加以變換。[13]
雖然毛澤東把中國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進步的障礙，但是，他不主張把全盤西化作為補救之道。針對楊懷中所說的「日本某君」認為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的說法，毛澤東認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儘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14]
然而，說過這一點之後，毛澤東開始進行顯非墨守傳統的論述，認為在觀念和道德基礎上統一思想的活動中，與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確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確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基礎上生存，小人累君子。這樣，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當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鵠。當時，毛澤東已主張組織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的私塾，而且主張出洋求學。[15]
關於在毛澤東後來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實踐主題，毛澤東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衛生之術者亦不少時說，「蓋此事不重言談，重在實行。」[16]毛澤東之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往往被人歸因於王陽明，但這只是推測；在任何有名的毛澤東著作中，一點也沒有提到王陽明。總之，與「五四」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更有關係的，是毛澤東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最後兩年，思想發展很快。在那個時候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許是明顯和強烈的個人主義。例如，毛澤東在對德國新康德派學者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語中寫道：
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與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17]
和當時年長的和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或魯迅一樣，毛澤東已經利用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的觀念作為衝破古老的文化和社會的羅網的武器。他絕非不知道實現個人所必需的社會結構。他說，且團體者仍個人，乃大個人也。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在個人和國家即國民的這種複雜關係中，毛澤東強調先有個人而後有國民。他說，泡爾生強調個人由國民而發生，是因泡爾生住於國家主義彌固之德國。[18]
的確，處理對立的關係的辯證法，從這個時候起是毛澤東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同一來對待的對偶中，有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高即卑，陽即陰，以及20年後被蘇聯哲學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澤東把人看作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毛澤東說，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於神之命令而以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於物質不滅，人和社會也不滅，雖然人和社會經常通過改良和革命而改變和振興。因此，正如他所說的，他不再憂慮中國將亡；中國將通過改建政體和變化民質而生存下去。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有一種之知識，而建為一種之信仰，即建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他寫道：「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活動之所憑藉只能在於「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19]
於是，毛澤東強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強調實踐的觀點，而且著重提出組織起來進行改良的重要性。這兩點是毛澤東在1919年7月和8月發表的題為《民眾的大聯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內容。
毛澤東這篇在1919年發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驚異的，無疑是他把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作比較的段落：
聯合以後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按指貴族資本家）拚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較馬溫和的。不想急於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的工作。……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這派的首領為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21]
李銳在逐字引用這段後評論說，毛澤東這時雖然還分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別，不過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他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和其他文章已閃爍著階級分析的光芒，也是後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22]但是，雖然毛澤東無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人們卻很難在這個時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成分。甚至連階級鬥爭、辯證法或唯物史觀之類觀念也未被提到，而「階級」一詞只被用過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貧者、強者和弱者的「階級」）。[23]如果說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學傾向，那麼，這種傾向既不在於馬克思，也不在於克魯泡特金，而是在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某些中國作者傳播並改變了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其中有嚴復、梁啓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譚嗣同以及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他們用種種方式發展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成員的自發行動，不受舊等級制的束縛，會使社會能量增加至極限。
在「五四」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適的影響。已經指出，毛澤東1919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後，曾受到北京《每周評論》的熱情讚揚。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說道：「《湘江評論》的長處在於探討。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24]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胡適本人。
當我們注意到下述情況，就不至於對這一點過於驚奇了。毛澤東為《湘江評論》創刊號寫的社論，在列舉了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從貴族的死的古典文學到平民的現代的活的文學；從獨裁政治到代議制政治）以後，說道，在思想領域「我們向實驗主義前進了」。這裡我特別提到這一點，並不想讓人以為毛澤東是胡適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對實用主義的好評的確反映了他幾乎直到生命的終結都保持的一種看法，內容是人們不應編造理論不聯繫具體經驗的理論。[25]
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的思想與當時年齡大些的更有學問的人的思想一樣，是多種影響的拼湊物，他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卻具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它體現了一個企圖，想在「五四」時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具體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總綱領。確實，毛澤東世界觀中的社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把學生運動看得最為重要，相對地說，對農民就不認為有多麼重要，更不要說工人了。很獨特的是，他也相當注意婦女和學校教師。總的來看，他對他正努力創建的革命聯盟的想像，倒很像6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像。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中國的新生將首先來自青年人，特別是學生對舊秩序的叛逆。變革的手段和動力則在於自基層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
由毛澤東看來（在這裡他顯示出是嚴復的一個真正的信徒），整個過程的目標，不僅是個人從舊社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且是通過這一事實增強和復興整個中華民族。在一段極有鼓動性的結束語中，毛澤東對他的同胞這樣說：
於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
這裡不止一處有毛澤東1917年文章的回聲，強調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意志為民族復興的關鍵。在這中間的兩年，他既從書本上，也從經驗里，學到了許多關於發掘和動員他所察覺的蘊藏在中華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過，在哪怕只是開始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效的戰略，以便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革命以前，他還有許多東西有待學習。
毛澤東這時儘管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他的想像力卻被俄國革命的勝利吸引住了。在他稱之為「紅旗軍」的世界範圍的成就中，他首先列舉的是工農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接著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罷工浪潮。[27]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的其他幾篇文章引出的主題，後來成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腦」，以及「和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鄉下種田」，或者是這種思想：「人類真正解放」到來之日，即千萬美國人一道對托拉斯的不公正和專制高呼「不許」之時。但是毛澤東也表達了對德國人的熱烈的支持，他們被宣布為受壓迫的民族，全由協約國發號施令。[28]
中國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應該與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的思想，當然被李大釗、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緊接「五四」時期之後那幾年裡時常提起。毛澤東也自然被引向這一方向。
在毛澤東隨後的見習期中，對他1919年關於基層組織在社會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啟發性的補足物的階段，是他在次年參加了湖南自治運動。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節，由於近來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來。[29]這一情節的記載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強烈的湖南人的愛國熱情，也說明了他對政治工作的一般態度。在1920年9月2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無論什麼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我覺得實際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入於其中而為具體建設的運動，一種是立於外而為促進的運動。
他補充說，這兩種類型的運動都是，而且將繼續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時，他強調一個有效的運動必須源出於「民」。「如果現在的湖南自治運動能夠成功地建立起來，但是其源不在 『民』中，而在 『民』外，那麼我敢說這樣的運動是不會長久的。」[30]
至於說這些話的廣闊背景，毛澤東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開立憲會議建議的執筆者，概括他們對全省和全國的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的觀點如下：
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中國現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後才有全國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條由分而合的路。[31]
毛澤東1920年在這個方面所寫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與他的長期觀點是絕不一致的；從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強調全國統一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種思想，對毛澤東後來作為革命者的整個生涯的政治態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於其中」，參與具體建設——他的意思顯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應該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去。但是，他同時也察覺需要在外部發動運動，以推動事業。換句話說，儘管政治活動家應該響應「民」的客觀要求，應該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動員他們；而另一個處在民之外的組織也是需要的。可以說，毛澤東在次年加入的列寧式的共產黨，正是一個這樣的組織，它不允許把自己混同於群眾，而是要站在群眾之外。可是同時，毛澤東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從不猶豫地、大膽地深入到各種事件中去，並且參與具體的組織工作。
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的文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係到為了「民」而進行這些活動；運動最初的推動力與激勵也來自「民」。毛澤東把這個詞放在引號內，強調了這個詞的意義不甚明確。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眾」嗎？或者是從未遠離毛澤東關注的中心的「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特徵，這兩個實體是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他絕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個民族主義者，只關心中國的「富強」。可是他也不是像M.N.羅易那樣，不根據民族進行思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1920年這一年中，毛澤東對向西方學習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毛澤東在1920年3月14日寫信給周世釗，同年12月25日又寫另一信給向警予，表現了關於去國外學習這一比較狹窄的問題的看法的改變，這象徵了這一重大變化。在前一封信中，他聲稱，儘管許多人迷信地重視去國外學習的好處，事實上成萬或成十萬曾到國外學習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學到了有用的東西。他寫道，總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大潮流各占半個世界，而東方文化「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儘管他在原則上不全反對去國外學習，他卻願在去國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國文化。[32]
相反，半年之後，他給在法國的向警予寫信，抱怨在湖南對婦女（或者說，對男子也一樣）沒有什麼進步的教育，力勸她吸引儘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國外，並補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33]
毛澤東對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態度的轉變，並不像這裡對比鮮明的兩段話所表現的那麼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寧願留在國內的理由之一，根據他給周世釗的信，是人們通過閱讀譯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國的知識。可是，他的思想傾向還沒有確定，正如他本人所說，「坦白地說，在各種思想形態和學說中，我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明了概念」。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從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化本質中，整理出這樣一個「明了概念」。毛澤東大約要在三年的時間內在長沙創造「新生活」，他在計劃里說，個人是首要的，小組次之。他特意強調了他與胡適的聯繫，甚至特別提到胡適已為他要在長沙創辦的一所學校新造了「自修大學」的校名。但是，毛澤東說「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又說「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文明國」。[34]
到1920年11月底，毛澤東在給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應該自立為國，以便與北方落後的省份脫離，而「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可是，甚至湖南受過教育的士紳也缺乏理想，缺乏有遠見卓識的計劃，而政界人士又極腐敗，這都使改革完全成為虛幻，他大失所望。他說有必要「另闢道路」。[35]
在毛澤東探尋道路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來自當時在法國學習的一群湖南學生，新民學會會員，而首先來自他的親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順便說一下，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明確的政治領域，也出現在對傳統觀念的攻擊和對當時習俗的叛逆的態度中，這是「五四」時代和以後一段時期的一個很突出的特徵。從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澤東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種戀愛上的結合」，熱情地回信，譴責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為「強姦團」，並發誓他絕不做其中的一員。[36]
前一年，長沙一個青年女子被父親逼迫出嫁而自殺，[37]在一場隨著開展的反對包辦婚姻的運動的背景下，毛澤東呼籲改革婚姻制度，以愛情的婚配來替代「資本主義」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經斷定在人類的食慾、性慾、娛樂欲、名聲欲、權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飢餓和性慾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寫道，老一代人只關心食物，從而把他們的兒媳當作奴隸來剝削，他們不像青年人那樣關心愛情和性慾，可是愛情和性慾「不僅關係到滿足肉慾的生物衝動，也關係到滿足高層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對滿足青年人慾望的資本主義的天然夥伴。[38]他這時已認定像這樣的婚姻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因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39]
正當有強烈愛國主義的李大釗在1920年經歷了國際主義的階段，宣稱人類都是同胞的時候，[40]毛澤東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國人那樣的革命觀點的同時，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認為：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主義的，都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生在中國地方的人應該主要（雖則並非僅僅地）在「中國這一塊地方」工作，因為那是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為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敗」，最需要改變，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只應該愛中國，而不愛別的地方。不過在12月1日給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長沙召開的新民學會的會議討論中，毛澤東卻堅持學會的宗旨應訂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有人分辯說，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提。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卻是重要的。[41]
至於政治變革的目的，和實現變革的方法，毛澤東在收到蔡和森、蕭旭東（蕭瑜）和其他人細談自己觀點的信件，收到學會會員間在法國辯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的幾封來信之後，於12月1日回了信。蔡和森、蕭旭東，連同毛澤東，在湖南師範學校的幾年中組成三人小組，自稱「三個豪傑」。但是，隨著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已分道揚鑣了，蔡和森走向布爾什維主義，蕭旭東走向更溫和的有模糊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澤東則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觀點——中國的道路必須是俄國的道路。但是，在這一時期，在批駁蕭旭東和羅素——這時他正在長沙沿著類似的路線演講，贊成非暴力革命，不要專政——的論點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於是，他把世界的總人口15億，分成5億是「資本家」，和10億是「無產階級」。[42]
很明白，毛澤東在這裡使用的無產階級，反映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更接近「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字面意思，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的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的概念。在以後的幾年中，從理性上說，他開始理解得好一些，不過就本能的反應看，這一中文說法仍否對毛澤東意味著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然而，儘管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理解還有點不明確，他在1920—1921年冬這一時期，肯定是朝著與列寧對政治的解釋和諧一致的方向前進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條列寧主義的原則，即政權的決定性的重要性，這一點在他今後一生中一直居於他思想的中心點。在1921年1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說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43]的來信時，毛澤東寫道：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我固無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這一封信見地[按：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44]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六年中，毛澤東的經驗很清楚地分成三個部分，前兩年他忙於組織湖南的工人運動，可以稱為他的工人時期。其後，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廣州和上海工作，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他的「組織員」時期。最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於組織農民運動，可以稱為他的農民時期。
關於這三個時期中的第一個時期，最令人驚奇的是，根據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資料，與這一時期前後所出現的情況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貧瘠的。不管怎麼說，他的工人時期所留下的著作數量很少，並且很缺乏熱情和辯才，而在其他場合，他卻是很善於表現的。誠然，毛澤東同黨內其他人一樣，在這前兩年中都忙於組織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釋在於，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真正過過工人生活，他曾過的是農民的生活和學生、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確實，他在長沙師範學校當學生的時候，曾為工人辦過夜校，還在許多情況下交過工人朋友。可是，他對工人的問題的本能的了解卻不完全一樣。所以，從長遠來看，儘管毛澤東在許多工廠組織罷工，無疑對他的智能和政治的發展有影響，可是在當時的收穫卻很微小。
頗有啟發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國之外找到的毛澤東唯一完整的寫於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於偶然情況，一種銷路很廣的雜誌在1923年轉載），事實上已是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活動的尾聲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是毛澤東終於設立那所引人興趣的學校時，於1921年8月寫的。[45]
這篇文字，正如1917年以來毛澤東所表現的那樣，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個人積極性和自我表現。它也是毛澤東在一年前寫的有關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聲。不過，儘管毛澤東有力地譴責了這一現象，「學術為少數 『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劇」，他對所說的「所謂無產階級」的理解，與前一年12月給蔡和森的信中一樣模糊。
毛澤東在「工人時期」特別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文章很少，間隔也遠。李銳寫的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傳記，是這一時期資料的主要來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資料。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22年12月，即毛澤東從事領導長沙印刷工人罷工的時候，是他對長沙《大公報》編輯攻擊工人捲入政治，供他人做試驗的回答。他寫了很有特點的幾句話：
我們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識，這是很不錯的；我們工人很願意有知識的人們能挺身而出，做我們的真實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觀地位……我們只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飢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請快快脫去長衣！[46]
我們在此又一次發現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即尋求改革社會的人（因為這位《大公報》編輯聲稱他也要這樣做）應「入於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觀地位，或認為比普通人優越。可是這裡卻沒有關於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東西，更不要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可能《大公報》不是提出這種思想的地方，不過李銳不可能從毛澤東作為勞工組織者的時期引用有關這一主題的任何文字。
解釋很可能在於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路線上。1922年共產國際的特使馬林（斯內夫利特），把他的中國同志們推上了一種與國民黨人組成統一戰線的單一的組織形式，即所謂「黨內合作集團」，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參加國民黨。這一思想原先是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東印度的經驗，於1922年3月提出來的，在荷屬東印度左翼社會黨人曾以類似的方式與伊斯蘭教聯盟——一個具有顯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稱所含的意思）民族主義組織——合作過。由於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其他領導人立即拒絕這一思想，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從而得到了共產國際認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訓令。持有這一訓令，馬林於1922年8月回到中國，得以讓他的中國同志們勉強地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的思想。[47]
這種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是激烈爭論的對象。就所知而言，毛澤東既沒有在設計這種模式，也沒有在接受這種模式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積極參與執行這種模式的人中的一個。1922年夏，毛澤東參與組織湖南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並以長沙支部書記的資格給團中央寫報告。15個月以後，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區積極建立起國民黨組織，並寫信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要求委他以籌備員名義，以便與各方面接頭。[48]
從那時起，毛澤東即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旦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就他們而言便具有一種傾向，斷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國民黨的領導，至少暫時是這樣。這就是1923年陳獨秀的立場，而就毛澤東而言，他在他作為「組織員」的時期朝這個方向走得很遠。
這一點在題為《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在1923年4月，在正式採納「黨內合作集團」的關鍵性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發表的。他宣稱，在中國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動派。關於三派中的第一個派別，他寫道：「當然，革命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共產派與國民黨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適、黃炎培及其他「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另一方面包括新興的商人派。反動派當然是三大軍閥派系。
把社會力量的總體一分為三，當時是，並且後來一直是毛澤東對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點。這裡十分明顯的另一特點，是可以稱之為混亂和壓迫的辯證法，毛澤東在1919年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中，對這一點曾十分強調過。由於軍閥的力量，由於中國在民國政府之下的統一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毛澤東論證說，再過八年或十年，也不會有和平與統一，但是，政治形勢愈反動，愈混亂，這就愈能激勵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和組織能力，從而民主和國家獨立最終一定能戰勝軍閥。[49]
1923年7月，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談論到商人，他們將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勝利。這一直是個有相當大的爭論的題目。在文中毛澤東寫道：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並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國民歷史的使命。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歷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所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
有人認為毛澤東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談商人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談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現階段，革命的任務之性質。[51]這種觀點不僅違反證據，並且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間觀點的劃時代的轉變，從面向城市的展望，轉向對農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澤東寫道：
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的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商人，或更廣義地說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夠在民族革命中起領導作用，因為他們的苦難最深重。三年以後，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內在的革命潛力，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就立刻整個倒轉過來。在我們考慮這些發展之前，毛澤東的1923年7月的文章還另有一個持續的特點值得注意。結尾是這樣寫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歷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使命，我們切不要忘記！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見，政治意義的國民和生物意義的民族，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連在一起的。
在中國以外，幾乎找不到毛澤東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內的有分量的文字；這個時期，是指這一篇和另兩篇簡短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嚮導》上出現，直到毛澤東在1925年12月擔任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編輯工作之間的時期。他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幾個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是該會的成員）[52]。即使是在這樣正式的場合，毛澤東的某些言論，也足以說明他一貫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戰略的特點，他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建立「調查科」[53]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調查科的後果很可能是「調查和應用分離——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革命政黨所不能做的」。[54]
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於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養，並開始了他組織農民的實際見習期。他於1925年秋回到廣州，事實上負責國民黨宣傳部，主辦《政治周報》，開始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他於1926年5月至10月領導該所），並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這時，他已具有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農村的農民的觀點，並且以後從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在1926年給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弱點，特別提到「偏於市民，缺於通民」。[55]毛澤東觀點的這一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變：農民日益高漲的戰鬥精神，彭湃和其他許多人以及毛澤東在動員農民方面的活動。毛澤東在結尾說，只有釋放出這種潛能，這個革命的政黨（或幾個政黨）才能建立起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標所必需的力量——毛澤東在他1925—1927年的「農民時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斷對此予以闡述。不過，儘管中國共產黨，或者它的一個實際派別，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農民，毛澤東的情況也是獨特的；這樣說，並非僅僅著眼於他後來取得了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領導地位，而是因為他是早在1926年就詳細地闡明了預示中國革命未來道路的理論主張。
毛澤東關於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的出現，很可能成了中國共產黨運動史中比其他任何一個題目討論得更多的主題。許多歷史的、理論性的問題在這一學術辯論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點由於缺乏合適的資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澤東在1936年會見斯諾時聲稱，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愛國情緒在農村和在城市一樣高漲起來之後，才開始懂得革命潛力要在中國農民中去找。現有的證據有助於證實毛澤東的說法，並且確實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農村革命的問題，只是在1925年接近歲末之時。可是，儘管有這樣的重心轉移，為了表明毛澤東的思想總的連續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談一談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對待農民的態度還是合適的。
在1919年的後半年，毛澤東曾經沿著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線，草擬過一份發展「新鄉村」的廣泛的計劃，其中一章於12月在長沙發表。除「新鄉村」的口號本身以外，文章號召中國青年以俄國青年為榜樣，深入鄉村去宣傳社會主義。[56]就這兩方面而言，毛澤東這時所倡導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釗的影響。[57]可是，其他組成部分，像關於美國「工讀」——「我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加以利用」——概念的論述倒很像是來自杜威和胡適。
可是，比這些思想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農民生活經驗，他就是靠這樣的經驗發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中國農村的階級結構，毛澤東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學講課中，解釋了這篇文章的觀點。雖然非常可能毛澤東沒有寫這篇文章，可是他以這篇文章作為他的教材，無疑是贊同該文所作的分析的。毛澤東反駁有些人所說中國農民的生活並非很苦，土地的分配並非很不均，他把「構成農民的階級」分成四類：
一、所有多數田地，自己不耕種，或僱人耕種，或租給人耕種，自己坐著收租，這種人本算不得純粹的農民，我鄉下叫做「土財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種，而以這個土地底出產，可以養活全家。他們也有於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種的。這一種人就是中等農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點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產，絕不能養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著耕種人家底田，分得一點以自贍，這一種人已可謂下級農民了。
四、這乃是「窮光蛋」，自己連插針的地方都沒有，專靠耕人家底田謀生活的，這一種人就是最窮的農民了。
毛澤東說，第三種和第四種構成農民的絕大多數；此外，第三種中有些人由於總是欠債，不得不把土地賣給土財主或中等農民，而下降為第四種農民。[58]
雖然這種分析僅僅是較為初步的，人們仍然可以從我剛予摘要的文字，與毛澤東在1926年1月和2月的兩篇分析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和整個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文章之間，發現一點相似之處。[59]毛澤東在分析農村階級關係，討論過重的地租對佃農的剝削，和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傾向之後，進而得出政治結論，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立場。他聲稱：「我們人類，自娘肚裡一生出來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樣地應該穿衣吃飯；各人都一樣地應該做工」。原先每個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讓少數人遊手好閒，食肉衣綢的私有財產，是以掠奪本來為農民所有的東西為基礎；農民應該站起來收回自己的東西。一當他們站起來了，共產主義（它意味著大家有飯吃，有工做）將會來幫助他們。[60]無疑，這種宣傳鼓動的言詞，是專為投合農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一貫的、現實的農村革命戰略。四年以後，毛澤東在制定這項戰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的理解水平絕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寫的文章的開頭處，他聲稱：「無論那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61]在這個普遍的框架內，他把大地主列為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並對各階級內的階層，不論城鄉，按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一律按貧富的程度來劃分。毛澤東所採用的框架，與陳獨秀在1923年採用的很不相同，他著重農民的家計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僱傭勞工的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標準，來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階層。[62]
因此，認為毛澤東的分類與陳獨秀基本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63]他們兩人間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澤東實質上的獨創性，在於別處，這卻是正確的，也就是在於他決心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進行農村革命，和在於他傾向於解釋，乃至形成分析，以適應策略目標。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力量對待革命態度的分析，事實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在《政治周報》前五期中發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實質上勾畫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輪廓，只缺少把農民業主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劃分為有剩餘的、收支大體相抵的，和生活無以自足的。[64]這篇文章發表於1月，但是很可能與他在1925年10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廣東省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主旨相一致，在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用的同樣的說法，討論了關於政治行為，而且更特別是關於國民黨內派別活動的社會區分的含意。在這裡顯然非正統地把社會劃分為「上」、「中」、「下」，並以此大行其道，因為在把上層的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營壘，下層的階級（小資產階級，城鄉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放在革命營壘之後，毛澤東進而考慮在「西山會議」派出現後，隨之發展的兩極分化中，如何分化「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迫使他們做出選擇。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並且以後一直在做的那樣，他把中國人的絕大多數（4億人中的3.95億人）放在革命的一邊，僅留下100萬頑固的反動派，相當於「上層」一類，在中間搖擺的是向兩邊分化的400萬。[65]
至於領導權問題，毛澤東1926年初，一方面強調了農民在數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農村的貧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對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時也敘述了城市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66]所以，雖然「無產階級領導」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這篇文章中去，他卻在1926年初就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過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為農村發出的對革命武裝的熱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理明顯地翻轉過來。[67]
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是在這時發表的，這篇文章一開始就這樣說：「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這句話本身並不值得特別注意，因為自1925年中期開始，農村革命活動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農民運動表示敬意，已成為共產黨和（或）國民黨的發言人幾乎每次談話中自動出現的套話，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表明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的議論，又確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寫道：「在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敵人是鄉村的封建宗法勢力[地主階級]。」外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個「封建地主階級」來支持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軍閥不過是這個階級的首領。所以，正如海豐的例子所顯示的，只有動員農民去摧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基礎，才能推翻他們的統治。他寫道：「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68]
毛澤東不只是斷言在舊社會農村反動的勢力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的革命勢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還進而反對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為買辦階級之猖獗於城市，完全相同於地主階級之猖獗於鄉村，二者應相提而並論。這話說猖獗對，說完全相同不對。買辦階級集中的區域，全國不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數處，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產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儘管這裡也儀式般地提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段話的含意很明顯，是舊社會權力的真正中心在農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擊也必然要打在農村。在文章的結束段，以令人吃驚地毫不掩飾的語言，明白無誤地道出：
中國的農民運動乃政治爭鬥經濟爭鬥這兩者匯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爭鬥的運動，內中表現得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鬥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69]
換句話說，工人（「當前」——但是有多久？）只不過是改良主義者，追求的是他們個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說他們是被「工會意識」激勵起來的。而農民則相反，不僅處於決定性的社會地位，不推翻舊秩序的整個大廈，就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注意形勢，並深思熟慮地開展廣泛的鬥爭，不獨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的。
此後，毛澤東在明顯地使農民代替工人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方面，從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農村鬥爭中的領導作用歸之於貧農；它確沒有以同樣生動的語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為基地的階級的重要性，雖然有跡象表明他並沒有放棄前一年9月的立場。把當時革命成就的70%歸之於農民的這一著名措詞[70]可以解釋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領導作用，和只是描繪暫時的狀況。另有一段話，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為簡明的形式，內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71]
農民儘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須遵從不是工人的，就是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馬克思本人。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之中，毛澤東的理論貢獻並不在於以與這原理對立的理論來代替它，而是在於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則，同他相信中國革命的命運最終有賴於農村發生的事情，這二者編織在一起。
毛澤東實際上在1926年9月說過，整個中國社會得不到解放，農民就不可能解放他們自己。他似乎賦予農民一種使命，這種使命頗像馬克思歸之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無產階級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他同時承認工人是「所有革命階級的領導階級」。這兩種說法，我們如果認為一種是關於最近將來的革命鬥爭的形式，另一個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長期模式，兩者就可以一致起來，雖然如此解釋的綜合說法，將使農民具有一種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一致的主動性。不管怎麼說，如果這就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的話，那麼他解決農民問題的後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權之後，為社會的革命變革確定模式的過程中，才開始起作用。在那一時刻到來之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動都將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黨、軍人和群眾，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節談到的，毛澤東儘管沒有參與設計「黨內合作集團」這種單一的組織結構，他卻從1923年即開始大力執行這一安排。很明顯，他能在這種環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為他對國家的統一和中國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鬥爭極為重視，他認為國民黨及其軍隊暫時還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澤東竭力把國民黨內的絕大多數和它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特別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這八個月他領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這一時期，不過其立場是激進的，而絕不是共產主義的或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他把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發刊社論的大部篇幅，都用來批駁廣東正在「共產化」的指責。他寫道：革命的真正目標是「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實現人民的統治，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72]換句話說，目標是實行「三民主義」。
1926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分辯說，出現新右派並不是國民黨左派圖謀的結果，而是革命發展和國民黨階級基礎之間相互作用的自然產物。他寫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聯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權」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73]
正如我在上面討論毛澤東對農民革命的態度時所談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國的4億人口中有3.95億是站在革命的一邊的。因此他能夠接受史達林的觀點：國民黨是影響廣大群眾尤其是在農村的群眾的唯一的工具。
隨著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調查，毛澤東對這個以及其他問題的觀點都有根本性的改變。他在192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單獨寫的一篇報告中，比他當時公開發表的廣為人知的文件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他的新見解。他把農村運動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時期——組織農會時期、農村革命時期和建立統一戰線時期——並十分強調在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真正淨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統一戰線不會產生期望的結果，除非先有一個「推翻封建地主的權力與威望的殘酷鬥爭」的時期。誠然，他說在農村興起的鬥爭，應儘可能地通過國民黨的機構開展，而不是直接由共產黨在自己的旗幟下進行，但是毛澤東明確地把這看成是個暫時的策略。他說群眾正在向「左」的方向前進，並且渴望著另一場革命；共產黨切不要從引導群眾朝前進的方向中退下來。[74]總之，後來在1927年，毛澤東對蔣介石，乃至對所謂的「國民黨左派」會支持農民的行動，而堅決反對他們本階級利益，已喪失一切希望。毛澤東是最先要求與這些先前的同盟者決裂，並在農村打起紅旗的共產黨人之一。
從秋收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這22年，毛澤東幾乎都是在農村的環境中度過的，親眼看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的出現與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驗標誌了他早期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續與完成。這還是不懈的軍事鬥爭的20年，並達到了形成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程度。當然，毛澤東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斷斷續續地打仗，並且在18歲時當過兵。1925—1927年間，他也曾洞察國民黨與北方軍閥內戰所提供的政治機會，可是，當時要共產黨人組織自己的獨立武裝力量，並以之作為革命鬥爭的主要手段，卻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開始，毛澤東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有著深刻的影響，並且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關於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他漸次發展了更為精細的概念，應該把它看成作為他的思想整體的一個主要部分。然而構成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江西和延安時代活動的游擊戰策源地，不僅激勵毛澤東去寫有關軍事的問題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他對如何組織革命領導的想法，也影響了滲透他的觀點的精神。這後一點儘管很量要，但也不應誇大。毛澤東強調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並沒有像魏復古和別人所論說的那樣，使他成為一個暴徒或法西斯分子，為了軍事權力而喜愛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不過，它無疑也確實更加強調了勇氣、堅定和尚武精神，這從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並且直到他生命的終結都始終不渝。
更有持久意義的是共產黨人在當時採用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以後當情況發生了變化時，還保持的組織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簡言之，游擊部隊動員農民群眾，是和共產黨動員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並且無論是革命精英與支持者之間的關係，還是界定與辨明整個事業的性質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
中國革命同俄國以及歐洲先前的革命之間的差別，當然不像前面一句話的歸納所道出的那樣明顯，如果撇開井岡山不談，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業，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這一整個時期，都有紅軍在理論上所從屬的中國共產黨，因此，這不是一個軍隊領導農民的問題，而是黨和軍隊領導城鄉「群眾」的問題。貫串這22年的大部分時間，事實一直是黨以有效的辦法，作為靈魂或寄生物存在於軍隊的肌體內，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本身公開出現於鬥爭舞台上時，它也是依靠紅軍作後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賴它的工人階級基礎的團結一致。並且，即使黨和軍隊，沒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堅持不下去，這樣一種共產主義運動與人民的關係，與過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樣。
正如以後若干年毛澤東本人所指出的，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模式的不同點，不僅在於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武裝鬥爭，和在農村進行武裝鬥爭。不同點還來自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遠在實際取得政權以前，即對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當大的地區和人口實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為這個緣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參與了與人民的三重關係：革命軍隊的關係，設法從群眾「海洋」獲取軍隊作戰所必需的支持；「先鋒隊的黨」的關係，設法指導無產階級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政府，即國中之國的關係，在政府的職能中與其控制下的全體居民在許多層次上建立一個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網絡。
毛澤東是最能與中國革命特有的現實協調的領袖之一，領袖與群眾關係的各個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現出來。在原則上使所有的這些關係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體現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傳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國的共產主義從蘇聯的共產主義分開。儘管毛澤東只是在40年代初才從理論上對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關鍵的概念和方法卻是在前15年中漸次出現的，這一時期僅僅為了要生存下去，中國共產黨人就必須與他們在其中工作的群眾建立最密切的關係。
可是與人民在一起工作，對毛澤東來說，並不意味著在他們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眾自發行事，也不應對延安傳統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相信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擴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澤東第一次把他的群眾路線的思想系統化。它確實反映了他所關切的事，即政策制定者應該傾聽下級的意見，並向基層的經驗學習。他的「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和「總結群眾鬥爭的經驗意見」的指示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把「群眾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然後，「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75]
換句話說，要對群眾做工作，使群眾自己無法詳細闡述的意見化為群眾的意見。這樣的說法，與列寧的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注入無產階級的觀點之間，存在一種值得注意的對比。可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與列寧的領導方法卻極為不同。他們各自所領導的革命也是如此。我們現在來看看從1927年開始毛澤東關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發展，首先看軍隊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員會批評他的秋收起義戰略，指責他過分重視軍事實力，對群眾力量缺乏信心，把這一行動變成了「軍事冒險」，這時他直率地回答說，中央委員會正在執行「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76]事實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已回答了這樣的批評，他說道：
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群眾運動。……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這似乎是毛澤東第一次用了這個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後，在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的會議上，他又重複了這句話，並加上了在現在的情況下，黨的60 %的精力應該放在軍事運動上。[77]他深信，只有軍隊，或者說有組織紀律的游擊隊，才能與白軍打仗；群眾無法赤手空拳去打白軍。
1927年秋，在不斷革命的齊里亞主義[78]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領導人頭腦的情況下，中央委員會一時相信能夠實現；但是不久這些希望與幻覺都化為泡影。就毛澤東來說，在秋收起義以後他從沒有動搖過，深信要使革命延續下去，紅軍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線失敗為止，毛澤東認為軍隊的中心作用只是一個暫時現象；以後他才認為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的長期模式。（我將隨後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戰略方面。）但是，儘管他關於革命時間表的想法有這些變化，他的軍隊與群眾之間關係的觀點，只要鬥爭的形式主要是軍事的，卻一直堅定不移。實質上，這樣的關係被概括為魚與水的隱喻，這是他在30年代提出來的。很清楚，這一提法並沒有低估人民群眾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群眾同情與支持的「水」，革命軍隊的「魚」就會無助地死去。因此，共產黨人必須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維持他們的「水」不至於乾涸。同時，毛澤東的隱喻也表現得很清楚，軍事鬥爭將由紅軍代表群眾來進行，而不是靠群眾自己。
細緻地分析從20年代到40年代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與第3和第10兩章中的按序敘述重疊。毛澤東的關於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點，將只按主要階段簡要地綜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岡山，毛澤東不僅發現了正規組建的游擊隊的重要性，而且發現了根據地的重要性。在根據地，紅軍可休整，可發展與居民的接觸。沒有這些，紅軍的作戰只會成為軍事冒險。然而，在那個階段，毛澤東在他在偏遠山區的作戰行動和不僅李立三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在滿懷信心地期望的全國「革命高潮」之間的關係上，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在1928年11月25日，《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斷言井岡山紅軍的活動，不算是暴動，這只是「打江山」，只要沒有全國的革命高潮出現，情況會繼續是這樣。但是，毛澤東很快萌生紅軍控制區域的迅速擴大，可大大地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思想。這樣，在中央來信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時，毛澤東在1929 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信中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中共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鬥爭。[79]
至於共產國際，雖然它常常決定不了高潮到來有多麼快，因而也不能決定是否應告訴中國共產黨人是推進還是鞏固他們的地位，它卻對這些事情有一個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論見解。在本質上，莫斯科的觀點是，紅軍的活動和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是重要的，不過，只有當這些活動與城市裡的有效工作同時開展，使城市無產階級再次成為要認真對付的力量時，才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勝利。於是，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個決議中宣稱：
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游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裡也應當見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範圍之內的發動。[80]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國共產黨，新的浪潮正在開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夠高度就必須採取步驟建立工農獨裁制，這封信給李立三的立即行動計劃以決定性的推動。共產國際在信中進一步說明：「中國全國危機和革命高漲底另一個特點，就是農民戰爭。」但是，雖然鄉村的農民革命運動（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把毛澤東領導下的蘇維埃運動和紅槍會之類古老團體的活動混為一談）「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全國革命運動底雄偉高漲將順著這個支流而更加增長起來；然而，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底最準確的最重大的特徵，卻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工人運動，已經走出1927年嚴重失敗後的消沉狀態」。[81]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條件下，在農村開展游擊戰是革命活動的一個合理的、有價值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裡工人更平常的、較熟悉的活動，卻不僅是更為基本的，並且最終更有決定性。就李立三來說，他起先遠比共產國際對農村發生的一切的意義更持懷疑態度。可是在1930年初，當他開始制定夏季大進攻的計劃時，他驚奇地發現紅軍能夠提供十分有用的輔助力量，來分散國民黨對工人運動的注意力，最終通過城市和農村的鉗形攻勢使勝利成為可能。
關於中國革命中城市與農村的相對重要性的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各執一端，莫斯科則持溫和主義的立場。至於其他兩點，即革命的時間表和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在許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與莫斯科對立。
李立三與莫斯科關於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於當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通訊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數月之久才能到達，而被弄得有點模糊不清。結果是，兩方領導往往是針對早已放棄的立場做出反應的。只舉一個例子，共產國際1930年6月（在中國資料中，通常所記日期為7月23日，因為這是在上海收到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據中國共產黨2月份所通過的各項有關決議起草的。[82]儘管相互辯論的先後順序是如此模糊難辨，卻並不妨礙我們抓住史達林與李立三之間在觀點上的廣泛差異，雖然它也確實使歷史學家確定做出某些特定決定的責任，特別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慘重代價的錯誤的責任的工作複雜化（關於這些事情參看本書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產國際雖則提到，因為工人運動的浪潮與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為一體，在全國還沒有真正的革命形勢，卻預言「最近將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83]雖然共產國際期望中國決定性的戰鬥不久的將來即將發生，他們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認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來。莫斯科因而明確地拒絕批准李立三命令對武漢、長沙等城市發動進攻，並在那些城市進行配合的暴動的決定，爭辯說紅軍與工人運動都首先需要進一步加強。[84]
至於毛澤東，他開始並不願意把他的隊伍投入進攻國民黨堅固的據點，從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實力基礎遭受危險。在這一限度內，他與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實上他對很快取得勝利的前景變得極為樂觀，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他批評林彪對高潮的到來過於悲觀，並聲稱，雖然1929年4月他自己訂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時限是「機械的」，但是做到這一點已為期不遠。[85]
1930年毛澤東對李立三路線的態度，最近成為能接觸到有關資料的中國學者間廣泛辯論的主題。雖然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堅持1945年做出的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觀點，即毛澤東從沒有贊同過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計劃，只是執行了它，因為紀律要求服從命令，有些人卻分辯說，到1930年春，毛澤東已被這一戰略逐漸吸引過來，有些人甚至竟提出，從1930年初毛澤東即自發而熱情地追隨了這一戰略。不管怎麼說，有明顯的證據，晚到1930年10月，毛澤東還在繼續信奉一條激進的路線。10月7日，毛澤東的隊伍占據吉安城時做出的一項決議，特別提到「全世界、全國、各省革命形勢」的存在，並斷定：「在革命高潮期間……蘇維埃政權無疑必在全國和全世界出現。」毛澤東1930年10月19日《給湘東特委的信》說，在目前「高潮」環境中，絕不容悲觀，要立即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86]
即使上面的某些陳述，可以解釋為毛澤東告訴中央委員會，他認為該會想聽到的意見，因而1930年秋毛澤東對即將到來並席捲一切的革命浪潮這種齊里亞主義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種爭論的餘地，關於毛澤東確信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則完全不容爭辯。在這一方面，他是完全與李立三一致的，並與李立三一致反對莫斯科。[87]
特別在有一點上，毛澤東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觀點的，即他們兩人都認為外國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國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審」，一位共產國際的審問人引用李立三的話說：「中國革命有許多特點，國際很難理解它，幾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實上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因此，他被曼努伊爾斯基斥責為一個「極端地方主義者」。至於毛澤東，他在30年以後聲稱：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88]
然而，在這個問題的另一關鍵方面，毛澤東並不與李立三採取同一路線。李立三十分明顯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干涉，從而引起一場蘇聯不管是否願意，也將被拖進來的「世界革命戰爭」。[89]對於這樣一個戰略幻想，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因為它意味著中國革命的命運基本上將在中國之外決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他當然敏銳地意識到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國革命中國際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間，他的社會學觀點已有變化，這種變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既然舊反動秩序的主要基礎是地主在農村的統治，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城市同盟者的勢力，那麼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只能依靠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動員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去推翻地主和他們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勢力」。
無論毛澤東在1930年夏的立場如何，無疑，同年9月長沙的撤退，標誌了他思想上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轉向由農村包圍城市的相對長期的戰略。在這種情況下，他自上井岡山在1928年與朱德會師以來所形成的軍事戰術，變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個明確的、必要的部分。
根據毛澤東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失敗時，「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90]毛澤東自己寫的闡述這些原則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題為《游擊戰》的小冊子。[91]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統的闡述將在遵義會議上提出辯論的戰略思想，這次會議標誌了一個決定性的階段，無論是對一條新的軍事路線的出現，還是對打開毛澤東八年以後上升到黨內最高權力機構的道路來說，都是如此。[92]1936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細緻地回顧了五次反圍剿戰役的經驗教訓，並重申了他針對批評者的主張。最後，在1938年，他寫了兩部有關在抗日戰爭的特殊環境下運用游擊戰術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第三本書《基礎戰術》，有些版本也署為毛澤東著。[93]
軍事戰術是一個專門領域，在這裡不可能細加論述。因此下面試從戰爭與政治的共同問題加以觀察。毛澤東自己對這一整個問題已做了歸納，他寫道：「我們的戰略是 『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 『以十當一』，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94]
當然，正如毛澤東在這段文章的剩餘部分所詳加解釋的那樣，這一警句的意義是，紅軍從總體上看當時在數量和裝備上，大大不如國民黨和國內的其他白軍，甚至在每一個分隔的戰區也是如此，紅軍必須在戰場上取得絕對優勢時才進行戰爭。這種戰術優勢的獲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隊去對付孤立的白軍，從而「各個殲滅敵人」。因而，這一點固然部分地有賴於使用部隊的技巧，但絕大部分是由於與人民群眾的親密聯繫，紅軍能獲得優等的情報的結果。
共產黨人動員農民，從而獲得的不僅是敵軍移動的情報，還有其他好處，例如群眾自願擔任運輸隊或輔助隊的勤務員。動員的方法，與中國古代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所設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澤東的界定明確的戰術原則卻與孫子的原則驚人地相似，孫子寫道：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95]
在毛澤東晚年，人們問他本人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往往是隨興之所至，不時還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經斟酌的一次談話中說，他在1927年開始打仗之前讀過《三國演義》，在1936—1938年寫有關軍事戰術的著作之前看過《孫子》。[96]總之，沒有疑問，他在那些著作中經常引用《孫子》和歷史著作，還引用《三國演義》和《水滸》這樣的小說。
毛澤東怎樣設法在理論上辯明下述見解，即組織變化不定的共產黨，主要藉助軍隊在極為模糊不明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竟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裡關鍵的問題，在於主觀因素在解釋人的階級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過轉變一個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觀本質的可能性。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強調主觀立場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在本節所研究的時期內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闡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關於「井岡山鬥爭」的報告中找到。在討論他的人數不多的紅軍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農村遊民這一事實引起的問題時，毛澤東寫道：
此遊民部分，亟須換以工農分子，只是沒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戰鬥中，遊民分子戰鬥力卻特別好，同時傷亡數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現有的遊民成分，即另找遊民來補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種情況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之一法。[97]
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批評林彪「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觀力量看得大一些」。[98]毛澤東所謂的「客觀力量」是特別指白軍而言，因為他們是在共產黨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觀力量」指的則是紅軍，共產黨人對他們可以從內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們的動向和戰略。但是，他說的顯然也是就廣義的客觀歷史境況而言的客觀因素，和就人類通過「自覺行動」以影響那些境況的能力這個意義而言的主觀因素。
毛澤東在軍事鬥爭的環境中發展了他的思想，並從1927年起就開始在這樣的環境中幹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過，這樣的環境也加強了毛澤東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澤東把戰爭看成是「自覺行動」的最高表現，和人類精神的最高檢驗。他在一段話里說了這一點，對這段話他非常喜歡，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複這段話，用的幾乎是同樣的詞彙。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更是人類在戰爭中的特點。人類在任何的行動中表現的能動性，沒有比在戰爭中更加強烈的。戰爭的勝負，一方面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如此，僅有這些，還只是包含著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與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的自覺的能動性。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99]
這段話雄辯地表達了我稱之為毛澤東的「軍事浪漫精神」的東西，它是為了生存，進行多年艱苦戰鬥的經驗的產物。可是，僅僅用毛澤東的浪漫氣質或他的戰鬥生活來解釋他相信人類，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限能量，那就過於簡單化了。他強調主觀因素，正如我已提出過，也符合在一個由許多不同的要素構成的過渡社會中進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國現實的這一方面，提供了毛澤東的思想和經驗的軍事性和政治性之間的聯結點。正因一場戰鬥的結局常常不能確切地預言，而部分地有賴於主觀因素——像毛澤東在上述引文中所強調的——如士兵的勇氣和指揮員的戰術技巧，因而政治鬥爭的條件在中國也不如在西歐，乃至在以前的俄羅斯帝國，顯得那麼界限明確。雖然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別代表工人和資本家，可是農民在前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後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事實上都要大一些。此外，這個局面也因外國人出現的衝擊而大為改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波蘭問題，列寧關於20世紀的殖民地，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原理：在一定的社會中，各個階級的行動，可由對外國壓迫者的團結一致反應所改變。至於毛澤東，他不只是把它作為理論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從30年代開始他就深信，為了追求民族的目標，聯盟是能夠有效地實現的，它的建立，撇開工人和他們的最接近的同盟者農民不說，很大部分有賴於共產黨人成功地改變中國社會其他階層的主觀立場。
這種對於當作挽救民族危亡條件的國家團結的關心，雖然始終或多或少地表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徵，但絕不意味著他只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當他締結並執行與蔣介石的新聯盟的時候，他就說得一清二楚，中國共產黨無意放棄它的最高綱領。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會革命則是他的思想和行動的主要集中點，他也不是僅僅根據道德價值和心理改造來對待它的。雖然他相信客觀社會現實能由意識的變化加以改變，但他也認為參與革命的行動，是改變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誠然，深刻地認識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深思熟慮地運用這一辯證法，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特點，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訣之一。
把革命鬥爭作為推動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澤東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提出了，他寫道：「家族主義、迷信觀念與片面的貞操觀念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勝利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菩薩要農民自己丟……」[100]
以後整整20年，農村一直既是毛澤東的社會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實驗場。在這個領域裡，他活動的中心當然是土地改革。這裡不擬討論這個話題。因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討論過，有一個事件最能生動地說明毛澤東相信通過革命鬥爭改變立場的方法，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運動」。查田運動可能不是毛澤東發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這個運動具有他的特徵。這個運動的表面經濟目標，是確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當地實行，而事實上卻不過是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個框架。考慮到地主和富農的傳統聲望，以及他們有文化，善於講話這一事實，毛澤東深信，不管正式的財產結構有什麼變化，這些過去的特權分子仍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慢慢地在農會裡取得權力地位，阻止這樣隱蔽地回復到舊秩序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基層不斷地鼓動農民，鼓勵貧農進行反對過去剝削者的鬥爭，以便建立他們的自信心，並讓今後他們是社會的主人的信念紮下根來。
在伴隨內戰及40年代末取得政權之後的土地改革期間，也追求完全同樣的目的。在群眾大會上，農民被鼓勵針對地主過去的壓迫「訴苦」，有時候隨之還要對罪大惡極者處以極刑，目的不僅在於壓倒士紳的威風，而且首先在於讓農民除去自卑感，並最終像人一樣地站起來。這樣，毛澤東就在改變對權威態度的意義上著手進行文化革命，並以革命鬥爭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但是這一工作方法從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後，在他的路線中很突出的時候，他採取這些措施的政治環境在這些年大大地改變了。
在江西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戰術情況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軍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為了獲得人民群眾的最大的支持，毛澤東和朱德在早年曾實行「誘敵深入」到根據地中心的原則，那裡進行過土地改革，因而對紅軍的同情也是最熱烈的，可是這樣的戰術意味著共產黨隊伍忠實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戰爭的危險和損失，同時這也破壞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的可靠性，因為它不能保衛自己的人民。從某種意義上說，「進攻戰略」為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這個回答在於把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聲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於軍事可能性的現實估價之前。它的結局是個災難，但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毛澤東的早期戰術在1934年原本會起作用。總之，只是由於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國推進，和隨之而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才有效地使共產黨人能擺脫他們所處的困境。此外，毛澤東有好幾年幾乎沒有什麼理論上的興趣講話，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環境裡，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氣開始發言。無疑，他在黨內再次擁有強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間他被貶低，成了只不過是掛名的首腦，這與他的新的雄辯有關。但是，毫無疑問，這一現象也是由於關於民族解放戰爭他確有許多話要說。甚至在30年代初，毛澤東的關於革命內外敵人之間的關係的言論，就使人聯想到將發生什麼事情。
導致共產黨和國民黨以及夙敵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結成聯盟的有計劃的行動，與兩黨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是怎麼從理論上為第二次統一戰線辯解的呢？
1931年秋，當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最初把抵抗外國侵略問題提到顯著地位時，中國共產黨關於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立場基本上和共產國際相似，概括在「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之中。然而，雖然它在原則上被理解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爭奪領導權，但毛澤東的關於具體鬥爭的社會學看法，仍然與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樣。由毛澤東和其他人共同簽署的1931年9月25日給「白軍士兵兄弟」的信，在號召他們殺掉反動上級軍官，與工人、農民和勞苦大眾聯合起來，推翻「該死的國民黨政府」以後，接著說：
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把有錢人的糧食、住房拿來充公，分給窮人住、窮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時的勞動；並且你們大家組織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你們就創造出了工農兵政府，即蘇維埃政府。[101]
很清楚，對毛澤東來說，農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地區。在這一封信中，「國民黨軍閥」被看作「帝國主義走狗」和地主階級奴才，正如毛澤東在20年代文章中所寫的，但是，國民黨對內「剝削與屠殺民眾」的反動作用仍然被給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澤東的攻擊集中在抗日問題上來說，毛澤東的立場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論的影像。既然「只有紅軍」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才能真正保國衛民」，因此必須首先對付國內敵人，才可能對外國入侵者採取有效的行動。
1932年4月，繼日本在同年1月進攻上海之後，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本宣戰，從而使外事問題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戰略的中心。毛澤東與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觀點的改變，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為標誌，它提出在某些條件下（停止對蘇區進攻，給予民主權利，武裝抗日群眾）與「任何武裝部隊」，也就是說，與任何準備與共產黨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見的指揮官締結協議。[102]雖然這一立場仍然停留在共產國際路線里制定的「從下締結的統一戰線」的框架之內，就是說，與其他政治運動的支持者聯合，而不是與他們的領袖人物聯合，不過願意與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打交道（雖然不是與蔣介石本人），卻標誌了走向「從上締結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的一步，這樣的統一戰線在1937年建立起來。
在與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簽署的紅軍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澤東再次號召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並與那些願意開展這樣戰爭的人聯合，同時打倒「賣國賊漢奸集團的國民黨」。[103]然而，儘管毛澤東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和政治力量置於很高的位置，可是對徑直走向第二次的統一戰線卻很明顯地比蘇聯領導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月1日要求建立這樣的統一戰線的宣言，事實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環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於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他們對再次與蔣介石擁抱遠比史達林更覺得不快，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屠殺他們朋友的劊子手，並且認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當毛澤東的隊伍於12月在瓦窯堡再次集結時，他已準備不僅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而且與資產階級中同歐、美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而傾向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們的支持，「工農共和國」將會變成一個「國防政府」。但是蔣介石，作為「漢奸賣國賊營壘」的「首領」和土豪劣紳、軍閥和買辦的代表，則特別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統一戰線之外。[104]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張學良會見周恩來，力勸共產黨人停止與蔣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應運用他同蔣介石的關係，勸蔣介石接受這樣的休戰。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直接打電報給南京軍事委員會，這封通電隨後被毛澤東描述為標誌著「放棄『反蔣』口號」。[105]此後，毛澤東經常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其他軍政領導人接觸，討論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並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張學良，表示願「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達成抗日救國的協議」。1936年12 月1日，毛澤東與其他18名共產黨高級軍政領導人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張，這樣子孫後代將不是把他當作對中國的毀滅應負責任的人，而是當作「救國救民之豪傑」來記憶。[107]
所有這些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姿態，並不意味著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惡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當蔣介石在12月12日被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時，共產黨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認為以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審判是十分適宜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樣的政策也被毛澤東和其他高層成員認真地考慮過。相反，毛澤東在1936年12月22日寫信給閻錫山，讓他放心，說「絲毫不求報復南京」。[108]曾有一再的報道，毛澤東在收到莫斯科專橫地命令他不要殺害蔣介石的電報後很生氣，他的生氣可見並不是由於被剝奪了獵獲物時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於史達林懷疑他的忠誠，或懷疑他的常識而引起的。[109]
無論如何，一旦開始執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就表現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顯，原因是對於他們來說，拯救中華民族並非僅僅像對於列寧來說那樣，是策略計謀的基礎；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
當然，按照中國革命新近已達到的階段，以及當時可以相應推行的工作，毛澤東不管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追隨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而不證明這樣做是正當的。在剛剛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開始粗略地敘述他有關這個主題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對它們充分地加以研究，並給以明確的表述。但是，在繼續探討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時期，在成熟和複雜性上，顯著地達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談一談在他的整個思想中越來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學思想在1937年的出現。
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1937—1940年
儘管毛澤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爾觸及哲學問題，他第一次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哲學卻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諾曾記錄下毛澤東為了貪婪地讀那一摞剛剛到達共產黨首都保安的蘇聯哲學著作的中譯本，而中斷與他的會見；這些會見的談話將成為他的自傳的基礎。讀了這些書籍以後，毛澤東幾乎立即做了一系列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講演，現在以《實踐論》和《矛盾論》而聞名的著作，原來就是這些講演的結束部分。[110]
當然，在中國，1949年以來，只有《實踐論》和《矛盾論》正式出版，分別出版於1950年和1952年。可是，毛澤東確實在1937年講過一門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課，當時的證據是確定的，無可辯駁的。[111]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當斯諾在1965年向毛澤東問到這一事情時，毛澤東否認《論辯證唯物論》是他所作。[112]誠然，他通常寧願人們只讀經他自己審定、認可的版本，不過為了免去找麻煩，他經常不去直截了當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認為是合適的東西。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很敏感的原因並不難找。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從列寧活動的時期開始，在共產主義運動內就被看作領袖人物的一個必需的條件。沒有疑問，為了確立他在這一方面的憑證（正如史達林在他之前試圖做的那樣），他本來做過這些講演。他在黨內的對手都在莫斯科受過教育——他在以後的五六年中要與他們進行連續的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於受到指責，說他不過是個農民游擊隊的領袖，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處理抽象範疇問題的能力。可是很快變得很明顯，毛澤東所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沒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講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別是前面幾節）等於抄襲蘇聯資料，而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表達的地方則常顯得很粗糙。[113]
毛澤東是人，也會犯錯誤；「毛澤東思想」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在這樣的觀點（明顯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開始含蓄地表達了）的條件下，不論是毛澤東在1937年確實做過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還是他有虧欠於其他作者，特別是艾思奇，現在都已正式在中國記錄在卷了。[114]
我在這裡將不從總體上去分析毛澤東的講演，不過這一情節確實有助於估價實際上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主要部分，而那兩篇文章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背景。首先要說的是，相當於《實踐論》和《矛盾論》那一部分講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顯然更有獨到之處，也更引人興趣。此外，儘管毛澤東在1936—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蘇聯著作的譯文常常相當詳細地論述認識論，並且常常（像《實踐論》那樣）是在馬克思哲學通論中相對接近結束之處出現，而毛澤東給予矛盾的這個主題以顯著的地位，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資料中都無類似情況。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部分論及對立的統一與鬥爭，否定之否定和有關題目，但是一般都很短，並且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像毛澤東的講演那樣放在最後，從而使得它成為整個課程的頂點和綜合。
毛澤東給予矛盾這樣突出的地位，無疑可以有多種原因。其中兩個很自然地來自本章已概略敘述過的對他的思想的解釋。一方面，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有強烈的道家及中國傳統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記。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強調的，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換句話說，社會內諸矛盾）的複雜性和不明確性，並試圖把這些見識結合進他的革命策略。這些特點的第一條，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辯證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條則很可能被認作優點。接下去的對毛澤東的《矛盾論》的簡略討論，將首先論述的這兩點中的一點，然後再論述另一點。
大連版的《辯證唯物論》共計110頁，而他講演提綱的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竟占53頁，從這一事實可以得到毛澤東重視矛盾的一點啟發。相當緊密地與《矛盾論》相符合的這一章的這個部分（從第64頁開始），大約有2.5萬字，而《毛澤東選集》內的文本約為2.2萬字。儘管兩種版本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處卻足夠接近，可以徹底地解決由阿瑟·科恩和別人提出的這種說法：毛澤東不可能在1937年寫出這樣充實的著作。[115]可是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講演的這一部分比以前各節好得多。從本質上說，我以為答案在於毛澤東所處理的不僅是對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還要把它們具體運用到中國革命的現實中去。另一方面，《辯證唯物論》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過是蘇聯作者所理解的希臘和西方哲學史的概要。在這裡毛澤東只能照抄資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東西。
至於《矛盾論》的內容，毛澤東的辯證法的非正統性質問題，只是到1949年以後才變得尖銳起來，部分是由於同蘇聯人論戰的結果，這樣它已超出我們這裡的討論範圍。簡言之，一般認為蘇聯雜誌（這些雜誌在1950年讚揚過《實踐論》）在兩年之後沒有理會《矛盾論》，因為這些雜誌反對這篇文章暗含的對史達林的至高無上理論權威的挑戰。不容任何懷疑，這確實是個因素，但是，蘇聯人也完全可能覺得毛澤東對辯證法的理解是奇怪的、異端的。
在50年代，毛澤東多次抱怨《簡明哲學詞典》專門批評了他的有關矛盾的觀點，有一次他解釋說，他談的是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說它反映了史達林的觀點。蘇聯的批評意見，是生轉化為死是「形上學的」，戰爭轉化為和平是錯誤的。[116]關於毛澤東老年時的辯證法的超傳統的特點，有一點可以談一談，這時（在1964年）他拋棄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的三條基本規律中的兩條，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117]毛澤東在1937年的觀點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總的來看也更為正統，不過可以爭辯說，他已傾向於他25年後所遵循的方向。最明顯的線索可能應在「對立統一的法則」是「思維的根本法則」[118]這一斷言中去找；這句話似乎把這一規律置於比其他兩條原則（否定的否定和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更高的範疇，後來這兩條原則卻為他所拒絕。[119]
毛澤東的講演提綱的最早版本，間接提到列寧把對立的統一看成是「辯證法的核心」，[120]在1957年毛澤東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關的片斷，「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121]列寧的這段話出現在關於黑格爾的《邏輯學》的閱讀札記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爾的思想的那段話，既講了否定的否定，也講了量變到質變的轉化。[122]
進一步探尋這一問題，不僅需要詳細地討論1949年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還會把我們帶向考慮嚴格的哲學問題，而遠離本章主要對政治的關心。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和他從而得出的理論上的結論才是我們關注的中心，它能幫助我們從哲學到毛澤東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順利過渡。有人再三爭辯說，以下主張甚至為科恩所接受，毛澤東對於辯證法這一科學的最為突出的貢獻，在於他詳盡地闡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兩個概念。首先，我願意提出，毛澤東運用這些範疇可以直接與他對中國現實的細緻的理解聯繫起來。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在馬克思本人觀察過的，被理解為不斷向兩極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那種類型的社會裡，就哪些是階級間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間的基本矛盾來說，本不應該產生疑問。廣而言之，直到這一衝突為革命所解決時為止，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變。另一方面，中國不論是內部形勢，還是與外國列強的關係都不穩定，或者說難以逆料；要決定在一定的時期內，哪個因素，或哪個矛盾是關鍵性的，或支配性的，這不僅僅是個讓人感興趣的理性問題，而且是緊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國翻譯，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蘇聯著作，它有一節專門談矛盾的「主導」方面，可是，它說這一般總是同樣的，例如，在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中，基礎總是主要的。[123]這是科恩認為毛澤東的論文中最有意義之點之一；他讓人注意這一段話：
有人覺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導；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導。如此等等，他們並不互相轉化。……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表現主導的決定的作用……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有時亦表現其主導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應該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之時，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導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時，對於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為主導的決定東西了……[124]
科恩把這段話作為他論證毛澤東在1937年沒有寫《矛盾論》的一個主要環節；他說，直到史達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給毛澤東引路之前，毛澤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事實表明正好相反。看來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是直接來自對列寧的研究（畢竟這一術語首先用於列寧），同時也來自他本人的個性，和中國革命的經驗。誠然，可以爭辯說《矛盾論》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強調主觀因素。
這裡最重要的異文是「有時」被「在一定條件之下」所替換。寫進《毛澤東選集》中的這後一片語的含意，有可能看來是這樣的情況，或必須的先決條件的總體，只可能在有限的時期內，在危機或革命的時候才會出現。而另一方面，較廣泛的「有時」，可能被理解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這種作用逆轉，可能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期。這推論由緊隨該段引文後的一句話得到加強（無論是原版本，還是改寫本），「當著如同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之時，革命理論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125]既然列寧認為這個原理在計劃、組織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歷史時期都適用，那麼毛澤東在這裡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釋成意思是，上層建築在歷史變革中不起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時」之一，事實上將會在20世紀的很大一部分時期在中國出現。
有關毛澤東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最後一點，與他受惠於史達林有關。《矛盾論》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長的過分讚揚史達林分析俄國革命的特殊性的話，說它是「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126]這段話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沒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澤東以對蘇東坡的詩的評註來說明他的觀點，據認為蘇東坡是徹底懂得普遍性與相對性之間關係的人。[127]
《辯證唯物論》的第二章有這樣的話，因為「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和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我們必須「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這種哲學遺產反映了「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128]很明顯，這樣的語言是毛澤東初次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影響而暫時產生的驚駭的產物。它完全為他1938年10月號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取代，它並不體現他一貫的，甚至在1937年的立場。
如果我們現在具體地看一看毛澤東在30年代末期對戰略和策略問題的分析，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在莫斯科的「世界無產階級總參謀部」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年對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諾的問題，如果共產黨取得了勝利，是否在蘇維埃中國和蘇維埃俄國之間會有「某種形式的兩國政府之實際合併」時，他聲稱：「我們為一個解放的中國而戰鬥，當然不是要把這個國家移交給莫斯科！」他接著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反駁的根據：
中國共產黨只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爭取勝利中，黨應為全民族說話。黨不能為俄國人或第三國際的統治說話，只能為中國民眾說話。只是中國民眾的利益與俄國民眾的利益一致，能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嗎？但是，當然，一旦中國民眾和他們在俄國的兄弟一樣，有了民主權力和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的解放，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會大大地擴大起來。[129]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在1936年感覺到了全世界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團結的束縛。但是它也表明，對於毛澤東來說，團結並不意味著從屬。如果其他情況都一樣，一個「解放了的中國」——就是說，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與蘇聯將比與其他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繫。但是，如果情況不一樣——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澤東認為是正常的、適當的中國的利益——中國的政策在他的指導下就可能採取不同的方向。
在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人，他們並不採取同樣的獨立態度，正如在以後的年代裡，有一些人在與莫斯科打交道時，準備比毛澤東更靈活一些。從1935年到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所謂「國際主義的」（就是親蘇的）派別之間的鬥爭的歷史，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歷程，本書已另有記述。在這裡我們不擬談論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或其不同派別之間的權力關係，而是要談毛澤東堅持獨立於蘇聯監護之外的理論的性質與意義。在毛澤東於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當中，在他相信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和中國人必須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方面，最大膽、最不含糊的標記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這一口號事實上只被中國共產黨人使用了相對短的一段時期，開始於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自己提出這一說法，而達到它的頂點，則在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歡呼毛澤東在創建理論方面的偉大成就，說這些理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但是，如果這一說法本身是比較短暫的，那麼它所表達的關注的事情卻在1938年以前就出現了，並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它不僅依然存在，並且變得更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這一想法的原因不難理解。中國化的概念，象徵面對共產國際傲慢、專橫的態度，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肯定；因此，這個概念的價值不僅在於是黨內鬥爭的武器，而且也是一個民族危機時期對非共產黨人的輿論具有吸引力的口號。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澤東真正深信：歸根結底，來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國的環境裡不適用，除非讓這種思想適應中國民眾的心理和條件。
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化在1938年的確切含意是什麼，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如劉少奇在1945年所說），[130]不僅在中國，也在其他非歐洲國家，都含有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適應許多不同水平的國家的現實——從大量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到經濟和社會的結構——的意思。此外，關於哪樣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什麼要素要在中國具體化的問題也會出現。
使這個問題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澤東1938年10月關於中國化的不朽陳述，其中一部分是這樣說的：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運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的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131]
毛澤東的中國化的概念，最簡單、最易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這段引文中最後的那句話。很顯然，要想使馬克思主義在非歐洲國家起作用，所用的語言就必須不僅是那個國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們的心理和條件來看，也是生動、有意義的；而不是從另一種語言和文化逐字翻譯過來的莫名其妙的語句。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在中國這樣的具體化，儘管在毛澤東看來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於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適應中國條件的更基本的事業的外在表現。
為了確切說明這裡談到的問題，讓我們首先看一看毛澤東說的「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有的只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這句話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時期寫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後多年的言行，這一斷言隱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說明如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最早是由馬克思闡述的。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分析，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都是普遍正確的，但是這個理論從總體上來說，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紀的理論來源，也是馬克思的具有歐洲特性的心理和經驗。因此，當我們談到（像史達林和列寧以後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運用普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於中國的條件時，我們力圖抓住並使之適合於我們的需要的，正是這些理論的永恆的核心。
那麼，什麼是那永恆的核心呢？毛澤東本人在剛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報告中說：「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132]1942年2月他號召他的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並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133]
這些系統性的闡述引出了兩個問題。毛澤東所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的是什麼？什麼是這樣的態度或原則（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導出的）與「方法」（他說，這種「方法」能夠從吸收中國過去的珍貴遺產得到）之間的關係？
關於第一點，當前中國的解釋是，毛澤東說的是採取無產階級的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澤東真的是說像這些那樣廣泛界定的馬克思主義的諸方面，是不是能夠這樣說。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實際上構成的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列寧的思想在20世紀初期被批評他的人說成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毛澤東所說的「抽象的馬克思主義」指的是「絕對的馬克思主義」，或在一切國家一切時代都絕對正確的馬克思原理。而當毛澤東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過的」，他的意思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級水平的一般理論的地位，只不過是他所想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具體體現，完全不比史達林或毛澤東本人對這同樣的原則的運用高超一些。
可是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並非僅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問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還建議用從中國的經驗里抽出來的要素來豐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建議以之豐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殊性」，也並非僅是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共有的經濟特點。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澤東在1938年所說，「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所表現出來的，和已由歷史經驗和中國人的特質所形成的「許多珍品」。[134]
這種觀點，認為今日的中國帶有過去的印記，並不值得注意。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持有列寧主義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會習俗和政治組織的形式，雖然它們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和作為這些變化所引起的階級鬥爭的結果，它們本身也是歷史方程式中的一個變量。但是，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即從毛澤東的觀點看，文化現實是否基本上是由技術水平和「生產方式」所決定，或者他所強調的「民族特點」是否為他構成一個獨立的，或半獨立的變量。
依我來看，沒有什麼懷疑，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文化，都構成了人類經驗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們可能稱讚他的這種態度，或者對它感到惋惜，也還有既稱讚又惋惜的人，並且時常還表現得很激烈。可是，我們不能忽視他思想的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們對這個人和他的思想的認識。
確切地說，這個主題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的整個想像中處於多麼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報告中的非同尋常的陳述指出來了，即繼承中國的遺產「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前面要求對過去的經驗「給以批判地總結」的訓令，並不含有同樣的含意，因為其中積極的指導作用似乎取決於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和方法」，要在中國歷史的文獻中用它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認為對過去有較深刻的理解，將不僅拓寬革命者對他們自己的社會的理解，還會真正為領導革命提供手段，這樣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開闢出一個沒有先例的前景。
毛澤東說的能從「歷史的中國」的經驗中提取的這種方法的實質是什麼呢？在產生它的過程中，又得從過去的什麼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沒有明確地詳細說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時期的著作中有些線索，他所想的是能夠泛泛地限定為治國術的那一領域，[135]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國化的思想報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澤東涉及了正確使用幹部的問題——他說這在過去稱為「用人行政」。他進而討論了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連續性，說了下面的話：
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的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後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幹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人唯賢」這個標準。以喜怒為愛憎，阿諛逢迎者獎，骨鯁正直者罰，在古時要不得，在我們也要不得。[136]
在這裡毛澤東清楚地指出，由他看來儘管有些政治行為的標準是在前資本主義的、官僚政治的社會環境內逐漸形成的，它們對於當前的共產黨革命者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更加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在孔子的哲學裡也找到了積極的因素。1939年毛澤東在評論陳伯達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章時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陳伯達的看法，但是在批評孔子的正名學說是「唯心論的」時候，陳伯達未能指明，由認識論的觀點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為它強調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繫。他也認為朱熹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與共產黨人的進行反對「左」、右傾的兩條戰線的鬥爭的原則是並行不悖的。他說「不及」是右的東西，「過」是「左」的東西。[137]
當然，這一類的求助於民族的過去，只是當毛澤東為了推動建立新的統一戰線，對儘可能廣大的輿論範圍講話時，才特別合適。可是，它們也應認真地被理解為他的思想實質的一種表現。在轉向專門分析毛澤東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之前，讓我們進一步探討一下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的解釋，特別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因為正是這個環境確定了毛澤東所認識的中國革命當時的舞台，也從而確定了這一時期合適的策略。
一般來說起自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關於中國歷史的觀點，最系統的陳述，可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找到（嚴格地說，全文並非毛澤東本人起草，他只寫了第二章，但是他願意把它收入《毛澤東選集》，因此他對內容負責）。這一廣泛論述的細節大部分超越本章的範圍，但是有幾點還是應該予以注意。
首先，毛澤東在這裡把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的過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紀。有關段落如下：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
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138]
於是秦朝被看成僅僅是由於政權形式的改變，而不是由於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而有其特色。[139]
「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個概念，可能在西方讀者看來，是個詞語矛盾的說法；可是它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同時說明中國社會「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質及其獨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對中國社會性質辯論之後取得的結論。同時，在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國是個「亞細亞」社會的概念的痕跡，而這在原則上已經被拋棄了。於是，毛澤東斷言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以前若干世紀以來一直是完全停滯的，只是由於西方的衝擊才被推動起來。[140]
毛澤東概括中國歷史，其中有兩點值得特彆強調。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在1919年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文章中，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20年以後，他對他的同胞的異常才能的同樣的信賴，在像下面這樣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華民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與革命領袖，產生了很多的革命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與思想家。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歷史遺產的民族。[141]
其次，像他從1926年就做過的那樣，他繼續特別重視農民的作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幾百次的農民暴動」不僅被描繪成是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決定性因素，並且這些「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被說成唯一的「中國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可是，他同時也強調了在「封建」社會裡，就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的能量，或就改變生產方式的能量而言，僅由農民採取的這樣的行動的局限性。關於這個問題他寫道：
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式，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戰爭與農民暴動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如同現在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夠正確領導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後被地主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次農民鬥爭停息之後，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去。[142]
從毛澤東的觀點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對中國革命實行「正確領導」的形勢，在什麼時候和如何出現呢？如他所見，這一過程的發生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在19世紀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已部分地解體，舊統治階級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和初生的資產階級的發展的衝擊而遭到破壞。在這個階段，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地主階級仍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統治階段，但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對現存秩序革命挑戰的當然領導人。然後，在第二階段，無產階級要求取得革命的領導權的條件變得成熟。
按照毛澤東的解釋，這一過渡大致出現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分別把資產階級領導時期和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稱為「民主主義」或「 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討論他對中國現代史的分期之前，讓我們先考慮一下，他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究竟何所指，因為這一概念不僅在它所特指的時期很重要，並且與中國以後的問題有持續不斷的關係。
既然「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的一個範疇，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回顧一下這一學說的背景。馬克思曾經考慮，在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很自然的應以資產階級的統治為特徵，就像封建階段以貴族統治為標記一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決定性的階段，同樣應是資產階級的任務。至於無產階級，它會在民主主義革命中支持資產階級，同時還要推動它前進，儘可能地滿足工人們的切身要求；到時機成熟時，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束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前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尤其是那些受過西方殖民主義衝擊的社會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啟發性的，可是它們同時也是支離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麼說，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從他們的著作中抽出對亞洲革命者有指導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線。在1905年革命時，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後是列寧提出，在這樣落後的國家裡，可以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也就是說，在共產黨控制的政治環境中，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思想隨後又經史達林、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發揮，正如他們的追隨者和蘇聯人所解釋的那樣，遂成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於是，一定歷史階段的階級性實際上就脫離了這一階段的登台者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專政，或是它的前驅或變體，被接受已有3/4世紀，它能夠指揮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場革命將構成西方社會發展中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關於這一階段的想法的性質和意義。他把這一階段定名為「新民主主義階段」。有趣之處不僅在於他怎麼界定它的內容，而且在於他認定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的時間。因為正是在這一情況下，根據力量對比的發展和當時革命的目的，毛澤東開始認定與國民黨結成新的聯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澤東把「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過渡的時期明確地定在1919年，並且為了方便起見，自延安時代開始，就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當代」史的分界線定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可是毛澤東自然知道，決定性的變化不是一朝發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義」的出現，粗略地置於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期（亦即通常廣泛界定的「五四時期」）。毛澤東於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143]
這裡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國革命性質轉變的各種理由，包括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減弱和喪失信譽，新的蘇維埃共和國所體現的另一模式出現，以及蘇聯人提供物質和道義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於這後一條理由，毛澤東隨著史達林（史達林自己又是隨著列寧）宣稱，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關於這一主題，毛澤東寫道：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144]
這一段話說到了「聯合專政」，並且有著重點的字（毛澤東在1952年把它們抹去了）含有無產階級在各個專政的階級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確，在《新民主主義論》的原來的版本中，毛澤東甚至明白無誤地表明，如果中國的資產階級能證明它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行民主政治」，他們（即國民黨）會繼續獲得人民的信任。[145]可是，很明顯，這不過是在修辭上做出的給蔣介石看的姿態，毛澤東完全打算讓他自己的黨在「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中代表無產階級實行領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直接面向黨員，而不是面向非黨的知識分子聽眾的教材（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在這一課本中，毛澤東直率地說：「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和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146]而在1949年6月，在勝利的前夕，他把這同一觀點表達得還更為絕對，「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147]
簡而言之，儘管毛澤東表達的坦率程度時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義」這一名詞開始，他的觀點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後的一段時間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就恰當地屬於無產階級了。毛澤東怎麼可能要求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發展的一個階級和直到與國民黨在1923—1927年間結盟以前只有少數成員的一個政黨，去承擔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經指出過共產黨人享有來自蘇聯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澤東還分辯說：
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它們是新產生的，它們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階級……它們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它們是中國舊社會（封建社會）產出的雙生子。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148]
這是一段很有獨創性的論證，並非沒有內容。然而，毛澤東所斷言的自1917—1921年以後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切不可解釋為關於對立的政治勢力力量大小的實際情況的敘述，而應解釋為斷言從此以後，共產黨人爭取領導民族革命是適當的，並非全然不切實際。
如果毛澤東確實對此深信不疑，儘管他並不經常公開地講，那麼他談論「統一戰線」，是否完全毫無意義或虛偽呢？或者，換一種講法，這樣的聯盟難道不會必然具有「從下面建立起統一戰線」的特點，也就是企圖動員國民黨的普通黨員反對他們的領導的特點？並非必然，特別是如果我們像我在上面做過那樣，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毛澤東的分期觀：在30年代末期，共產黨人尋求維護他們的領導權早就合情合理了。因為合情合理的東西並非在任何特定的時候都是得計的，或者說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如果來自日本的外來侵略，變得如此嚴重，甚至威脅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從而使得中國內部的政治改革成為不可能，以致共產黨人的首要政策目標不是反蔣而是抗日；如果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比共產黨強大，而且願意抗日，那麼暫時承認國民黨在這一鬥爭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經談到，毛澤東到1935年12月已認為有建立新的統一戰線的必要，並且在1936年末同意蔣介石應為這一聯盟的名義上的領袖。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裡，毛澤東甚至承認國民黨不僅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領導作用，而且在戰後的建國階段的領導作用。在題為《國民黨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話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149]
雖然這個報告表達的是毛澤東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曾經採取的最溫和的路線，它卻絕不像乍看去那樣，是一張空頭支票。上述引語中的最後一句話所說的「只要」一詞，嚴格地限制了毛澤東向蔣介石讓步的範圍。毛澤東認定，從長遠來看，蔣介石和國民黨天生地就不可能堅定地支持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他期待著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必將有終止的一天的到來。此外，雖然這一報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沒有像《毛澤東選集》中重寫的摘錄那樣，說到共產黨的人領導；但是它確實說到「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爭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他簡潔地把這些責任解釋為共產黨員「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150]很明顯，如果國民黨在領導中搖擺不定，它的領導地位將由那些已成為「先鋒和模範」的人所取代。
最後，毛澤東在他的1938年10月的報告中建議應該恢復「黨內合作集團」，共產黨人應該再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一建議有雙重意義，但也模糊不清。因為他雖然預先表示向蔣介石提交全部具有雙重黨籍的共產黨員的名單，從而滿足蔣介石在1926年5月「改組」之後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還試圖說服蔣介石把國民黨改變為「民族聯盟」。這第二建議的目的是過於明顯地要削弱1926—1927年曾使共產黨無法從內部操縱國民黨的列寧式束縛。因此，蔣介石把它視為「特洛伊木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絕，就不足為奇了。[151]
一年多以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毛澤東的立場有了發展，從承認國民黨必須在統一戰線內占有「首位」，變成聲稱共產黨的領導已是既成事實。在《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中，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產生修辭效果的詞彙遮蓋著的；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中，它卻是十分明顯的。[15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雖然主要是為黨員讀者寫的，但它公開發售。在《〈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沒有提出誰應該領導的問題；他僅僅假定領導權屬於共產黨人，進而討論他們應該怎樣實行領導。
除去領導權的問題以外，還有兩個直接相關的觀點也值得在這裡討論，毛澤東關於各個階級在革命中作用的觀點，和關於體現革命力量的政治運動或體制的性質觀點。
從實質上看，毛澤東關於在抗日戰爭時期支持革命的階級力量的觀點是簡明的、一貫的。他認為這些階級力量是由史達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個階級的集團組成，外加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後者依賴於某些利益與日本的利益相衝突的[153]列強。可以理解，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是劃得最緊的；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劃得最松。在前者中，農民被描繪成無產階級的最「堅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可靠的」同盟者。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它能夠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因為它受到外國的壓迫；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它也會有時「動搖變節」。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即使在它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仍然是很反動的」，它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並最終計劃投降敵人和分裂統一戰線。
《新民主主義論》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種頗為異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個階級的聯盟而不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兩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質的不同，但並不是沒有影響。這樣的提法是由於把農民（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認為農民在性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歸在一類，合稱小資產階級，而不是把農民算作單獨的階級。例如，我們看到這樣的說法：在1927—1936年，由於「中國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營壘，革命營壘中原有的三個階級，這時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154]
毛澤東繼續寫道，隨著抗日戰爭的到來，中國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達到了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這一次他補充道：
範圍更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一切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155]
十分明顯，把農民納入小資產階級這個能容納一切的範疇，能減輕強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徵之一的農村裡的游擊戰。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把中國經驗的這些方面作為分析的主要論題之一：
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
不太清楚的是，怎麼能由毛澤東在這個句子裡列舉的事實得出最後的結論，不過，顯然，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毛澤東繼續寫道：「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史達林同志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引自史達林的話，是脫離上下文引證的一個顯著冷嘲熱諷的例子；當史達林在1926年12月講這話時，他所講的「武裝的人民」是由蔣介石代表的，史達林仍然充分相信蔣介石對事業的忠誠，而毛澤東對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可是，這一點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他補充說，「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156]
在本文中，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描繪成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法寶」。我們在這一章里已談過武裝鬥爭在毛澤東的戰略中所處的地位。至於統一戰線，《〈共產黨人〉發刊詞》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應該是既聯合又鬥爭。這樣聯合的確切形式並未討論，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同一時期，毛澤東在另外兩處寫道：合作的方式應該是「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也把它說成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革命民主專政」。[157]「革命民主專政」這一術語顯然是仿效列寧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口號，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時創造出來的，以後又反覆講過。當然，毛澤東的專政者要比列寧的多；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解釋說，差別是由於外國支配下的國家的特殊條件。
毛澤東的第三個「法寶」是黨的建設，事實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遠為廣泛，意義遠為重大。它包含要確定一個正確的學說，在這個學說的基礎上團結和整頓黨。在《毛澤東選集》中稍有變動的一段話提到，如果過去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過程中不成功，那是因為它的成員沒有恰當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於中國歷史和社會沒有正確的了解。[158]
十分明白，這意味著他們還不懂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好處，那是毛澤東當時精心闡述的問題，確切地說，在我們剛剛討論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闡述的問題。換句話說，毛澤東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黨的建設」，註定了要採取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的形式，從而在1942—1943年最後地確立了他在黨內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41—1949年
當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情況的時候，正如我已談過的，他主要關心的是使中國共產黨的措施適應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毛澤東關於這一主題的思想發展的第二個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與他同黨內對手的鬥爭更加直接地聯繫在一起，他所宣傳的觀點明顯的是要服務於他在這一鬥爭中的利益。
毛澤東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說他的思想的哲學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論形成了，那麼在範圍廣大的一系列其他領域，從經濟工作到文學，從行政原則到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解釋，毛澤東1949年以前的各種意見的明確闡述，均出現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這些領域，思想方式與政治的暗中鬥爭之間的聯繫，都是顯而易見的、直接的。
當然，本章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思想方面，而不在於歷史事實。不過，下面的簡明的年表可讓我們看清楚某些理論表述的具體意義。
1941年5月5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報告，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他們「只會背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紀律和各級幹部絕對服從上級領導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孫冶方（用筆名宋亮）寫信給劉少奇，談到輕視理論研究和強調經院式研究的兩種對立傾向，並希望舉出幾個把理論與實踐正確結合起來的「中國例子」。同一天劉少奇給了答覆，強調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困難，並部分地把這方面進展如此不大的原因歸咎於很少黨員能讀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澤東指示軍隊幹部學習他的1929年12月寫的《古田決議》，要求熟讀。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澤東發表兩次關於整風的基調演說。在第二次演說中，他抱怨他1938年號召「中國化」的問題沒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兩次講話，但是將近一年半以後才發表。
1942年12月。毛澤東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
1943年3月20日。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1943年4月。審干運動在延安極力進行——實際上，審干運動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對黨內持異議的或反毛澤東的分子進行嚴厲清洗。
1943年5月26日。毛澤東評論共產國際的解散，宣稱雖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已不干預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問題，但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對「群眾路線」作出最好的說明。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讚揚毛澤東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並譴責「國際派別」為隱蔽的孟什維克。
1943年10月19日。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終於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1945年4月。頂峰——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劉少奇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民族化」事業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向毛澤東歡呼。[159]
當然，選擇這些事實，並把它們排列起來，是為了好讓人們看出，毛澤東在黨內絕對支配地位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1942—1943年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標。雖然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會使這一陳述顯得尖刻和過於簡單化，但是我認為並沒有歪曲它的大致輪廓。
誠然，在1943年4月，當整風運動基本上達到了目標時，毛澤東不知是出於真誠的謙虛還是虛假的謙虛，寫道，他的思想——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形式——自覺還沒有完全成熟和想透，還沒有形成體系。他說，他的思想，或許除了包括在運動時期學習文件中的一些片斷，還不是鼓吹的時候。[160]可是，事實仍然是，從1943年以後，特別是從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適應中國情況的最權威的範例，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文化的總結和頂峰。[161]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即認為毛澤東在1932—1934年受辱於「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從1935年到1943年經歷長期艱苦的鬥爭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權威之後，終於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達到了這個目標，那麼他當時在延安根據地建立起了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呢？這個體系又是建立在什麼原則上的呢？曾有人一再爭辯說，延安傳統的實質在於黨與群眾之間的親密關係，這並非瞎話，但是事情不能看得過於片面。
在本章的第2節里，我提到過1943年6月1日有關「群眾路線」的著名指示，並爭辯說這個模糊的概念指向兩個方向，即列寧主義的傑出人物統治論和群眾真正捲入自己的事務。
認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確政策的思想源泉，他們又能進而理解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執行，這樣的想法與傳統中國思想的一個主題是背道而馳的。根據《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2]這是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力圖破除的一個孔子的偏見。可是，正如曾強調過的，他這樣做時並不懷疑列寧的原理，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輸入工人階級，更明白地說，共產黨必須給整個社會提供思想指導。
毛澤東既要求下面的參與和一定的主動性，又要求上面的堅定的集中領導，在這樣寬廣的範圍內，著重點的確切表達和細微差別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從延安時代開始，毛澤東在這些主題上就時有變化。不過，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貫地認為集中領導歸根結底甚至比民主更為重要。
毛澤東的關於工作方法和組織形式的思想，是從秋收起義到整風運動，在農村15年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中，逐步成形的。到40年代初，這一經驗教訓已經系統地加以總結，並且不僅用於游擊戰術，而且用於經濟工作。
這一時期的主要口號是「集中領導，分散經營」。這樣一種方法特別適合的環境，相對來說只是共產黨控制的整個地域的一小部分，位於延安主根據地，而經濟技術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嚴格計劃投入和產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強調的也絕不是職責和工作的連續的、完全的分散。毛澤東在他1942年12月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63]中，對這一點說得毫不含糊。毛澤東在反問邊區的自給工業為什麼要分散經營以後，回答道：
這主要地是因為勞動力分散在黨政軍各部門，如若集中起來，則將破壞其積極性的原故。例如，我們獎勵三五九旅開辦大光紡織廠，而不令其合併於政府的紡織廠，就是因為大光廠的數百職工大部分是從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勞動，積極性很大，如若集中起來，則反而破壞了這種積極性……採取「分散經營」的方針是正確的，企圖什麼也集中的意見是錯誤的。但在同一地域內的同一性質的企業，應該儘可能的集中起來，無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這種集中，我們也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這種先分散後集中的過程，也許是不可免的……[164]
稍後在同一節里，毛澤東在列舉1943年應該實行的經濟措施時，把「建立全部自給工業的統一領導，克服嚴重存在著的無政府狀態」[165]列在第二項（緊接在增加資本之後）。為了取得這一結果，毛澤東要求1943年應由財經辦事處建立「統一的領導」，有一個「統一的計劃」；但是，他又規定：在應該集中領導的那些農工商業里，也不是「全邊區都集中一個唯一的機關手裡」；而是作出的統一計劃，應「交由黨政軍各系統去分別地經營」。儘管如此，毛澤東的最後結論是，統一領導問題，為「一九四三年改進公營工業的中心問題」。[166]
剛剛摘引的那句話明白無誤地提出了黨、政、軍關係問題，1949年以後，這一直是個常常引起爭論的中心問題。在延安提出來的一個關鍵性的概念，表達了當時所想到的黨的統一的指導作用的實質，用語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時被譯為「to coordinate」，這樣的翻譯只怕是太無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難如人意，因為似乎最好還是保留這一英文用語作為「統一」的對應詞，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來翻譯「集中」。我建議用的英語對應詞是「integrate」，不過，這個翻譯問題，不像40年代初接受這一中文用語時所關切的事那麼重要。由於這個概念至今遠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眾路線受人重視，我願在總結我對它的意義的理解之前，對它的用法作一些說明。
「一元化」這一用語的出處似乎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167]
這個決定明顯地、大力地維護的，一方面是黨政關係和黨軍關係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則是每一單個組織的等級結構。決定的第八段是這樣開始的：
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係上。在這裡，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於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168]
這難於捉摸的用語「一元化」的意義的比較清楚的定義和解釋，見之於毛澤東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決定，我在前面曾從其中引過一段關於「群眾路線」的很著名的話。在這一決定的緊接著的一段話（第七段）里，毛澤東聲稱：
對於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169]
可能已經看出（在英譯文中也能同樣看出）「一元化」兩次用作「分工而又統一」的同位語。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個體制有以黨的形式出現的統一力量滲透進去，並由它來控制，各個機關間必要的分工不會危及活動的統一性。要傳達這種功能，英語的對應詞「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適不過的。
「一元化」有很強的動詞的力量，這一用語的使用，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言，反映了對40年代初期根據地普遍存在的形勢的認識，當時根據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並且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行政和控制機構幾乎不能有效地統一起來。因此，他們強調使那些機構成為一體（一元化）的必要性，因為事實上普遍存在極為分散的情況。
人們可能以為，一旦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樹立了他們的權威，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散主義就不再是一種威脅。事實上由於複雜的歷史的和實際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為政的問題絕沒有煙消雲散，因此，即使隨著奪取政權整個情況當然已有了巨大的變化，「一元化領導」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結論：走向人民民主的現代化的獨裁國家？
本章第3節已指出，毛澤東在1939—1940年就說過，戰後建立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性質，並且說得相當清楚，這專政將是在無產階級，或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澤東曾設想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作為一個策略上有用的權宜之計，當1946年這一前景最終消失，並為公開的內戰所代替的時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對黨當前的政治目標稍稍含糊其詞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闡明了他建議在三個月之後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確切的性質。
至於新國家的階級性質，毛澤東以常常稱之為同心圓的比喻說法來解釋權力的所在。施行專政的「人民」由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構成。在這四個階級中，工人是領導，農民是他們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小資產階級大多是追隨者，而民族資產階級有雙重性，他們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同時又是剝削者。因此，其中表現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劃在「人民」之外，而發現自己處於接受專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對象，而不是主體。
毛澤東絲毫沒有把代表這四個階級的國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像中的抱怨共產黨人「獨裁」的批評者時，他宣稱：
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在指導中國「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的發展任務方面，毛澤東說「教育農民」是「嚴重的問題」。他進而說，因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170]
這些簡短的引語，說明了1949年以後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革命這一問題的幾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列寧「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史達林「四個階級聯盟」的正統派生物，毛澤東自己也直率地承認這一思想上的借鑑，並且特意強調與蘇聯經驗的關係。確實，不管他取得政權的道路，多麼不正統，一旦勝利顯然在握，他就宣稱他此後要按正統方式行事了。1949 年3月，他聲稱：「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171]由此才有毛澤東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換句話說，把現代知識和現代工業部門的物力從城市帶往農村。由此，才在1949年強調「人民專政」的工人階級的領導。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軀的工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以「改進」黨的階級成分。
然而，儘管有這一切，儘管毛澤東在1962年明白地說過在早期的這麼多年只有「照抄蘇聯」，[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經提出來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於是老式的用語「獨裁」被用來作為專政的同義語，「大同」被用來作為共產主義的同義詞，中國革命經驗的獨特性質被一再強調。
中國革命在1949年以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稱之為「正統」的道路以及它在什麼時候，為什麼和怎樣地與蘇聯模式分歧，不是這兒討論的合適題目，因為它將在另兩卷《劍橋中國史》去談。在總結毛澤東作為一位革命的理論家到1949年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的經歷時，所宜做的似乎是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30年中將要出現的那些動向，在他取得政權之前的思想中已見端倪了——只要人們有這種智力，看得出當時的跡象。
由我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的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的，有一些人爭辯說「毛主義的經濟學若非更早的話，也是在延安產生的」。的確，在延安根據地的經驗中，也能找到毛澤東對未來經濟的考慮的很有意義的暗示（如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所總結的），但是這些起點都太片面，不足以辯明其中在任何意義上含有1958年大躍進思想這一結論。它們只包含了農民自助的，而不是複雜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徵的組織；只強調了土辦法，而不是大規模的投入或現代技術。總之，在延安沒有把大與小、現代和傳統結合起來的「兩條腿走路」，在那一時期的毛澤東的著作中也沒有「兩條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經指出的，毛澤東在1949年建議通過現代化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使中國「由農業國進到為工業國」。而農村居民，雖然會積極參加這一過程，就終極目標而論卻沒有發言權，它必須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變化。
所以，即使人們能夠在延安的自給自足經濟和15年後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採取的新政策之間，認識到某種連續性，可是在細緻地闡述政策方面，卻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連續性，在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中無疑也沒有關於發展的連續不斷的環鏈，因為他在1949年曾明確地否定過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許多不成熟的想法。誠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核心裡，至少從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著實質上的連續性。不過，如果說毛澤東關於矛盾的理論與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極不相容，那麼他自己在大躍進年代之前並沒有發現這一點。
在毛澤東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幾乎全面延續下來的唯一的領域，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認為從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章里，看出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的跡象，應該是可能的。
毛澤東在1949年說，他要建立的新政權正如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專政」一樣，也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獨裁」。對於這一用語上的差異不必過於重視，因為「獨裁」在過去的年代裡，當馬克思主義的措詞在中國還不是都有標準的對應詞的時候，有時是被用作「專政」的譯文。雖然如此，它還是帶有過時的中國式的專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實上能較好地概括毛澤東對政治領導的看法的實質。
一方面他提倡基層參與的民主，其規模為現代任何革命領袖所不及。在這方面，他為中國人民服務得很好，幫助他們準備進入政治發展的第二階段。但是他同時又把發揚民主看成只有在一個「強國」的框架之內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見，他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不幸的是，他的強國的看法很像是一種專制的東西，而他作為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領袖，在這樣的國家裡，歸根結底就裁決什麼樣的政治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傾向是不合法的而論，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節已強調指出，在1939年以後的那段時間內，毛澤東尋求在中國推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當於歐洲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當然，這一方面意味著現代化和工業化，以便建設社會主義得以最終建立於其上的經濟基礎。但是他也想通過把「五四」運動時期發起的對舊儒家價值觀的抨擊繼續下去，以在另一意義上完成中國的未形成的資本主義階段的事業。事實上他在1944 年8月確實寫過一封信，提倡從舊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來：「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173]人們必定仍然要問，這一目標是否與毛澤東的總的觀點一致。
在這個問題以及我剛剛提出的其他問題的背後，潛伏著交叉文化的仿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爭論點，這一過程從本世紀初就在中國開始了，並且還沒有輪廓清晰的結果。「五四」時期的特點，總的來說，就是粗暴地拒絕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而贊同源於西方的思想；其後在30年代，在抗日戰爭的環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尊嚴。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鐘擺的這一擺動，事實上導致否定整個「五四」精神，並斷言儒家思想對全世界的問題都提供了答案。毛澤東作為西方化的最激進的哲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不可能走到這樣極端的地步，但是在國民黨的思想體系的趨向——它導致寫出《中國之命運》——與毛澤東所提倡的「在中國具體化」之間，卻依然有某種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國性的勝利之時，如上面已特別提到的，毛澤東開始更加大力地、明確地強調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事項，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以及工業化在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這兩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夠廢除嗎？一個政黨真的能在「獨裁者」——雖然是仁慈的——的指導下進行改革，並獲得更為民主的工作作風嗎？如果現代化也包含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刻變化，那麼像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種「人民民主獨裁」的政府真的能夠實現現代化嗎？或者這樣一種政權的形式最終要敗壞或歪曲它的內容？在毛澤東於1949年取得勝利之時，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懸在他的政治信條之上的問題。
* * *
[1]關於毛澤東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敘述，可見於李銳撰寫的毛澤東早年的傳記，最初發表於1957年，書名《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這部著已由安東尼·S.薩里蒂翻譯成英文，由熊玠編輯，宣道華作導言。而今，李銳已推出這部著作經過大量修改和擴充的第二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這個版本收入大量新資料，包括一整章敘述「五四」前後毛澤東思想的資料，這一章原載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頁。今後第二版版本應被視為標準本。在一些情況下，為便於非漢學家讀者閱讀，我也引用英譯本。
[2]二十八畫生（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別編頁）第1頁，這篇文章的英譯文載於宣道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153頁。這部著作收入毛澤東1917年寫的這篇文章的摘錄。我也已在我的專著《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中刊載這篇文章的全譯文。1975年，M.亨利·戴把這篇文章全文翻譯成英文，載於他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學位論文《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21—31頁。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收入在東京出版的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澤東著作的英譯文，附有引人興趣和有創見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評論，對增進我們在青年毛澤東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識，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頁。
[4]顏元：《四存編·存學》，第63頁。
[5]《給黎錦熙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7—18頁。黎錦熙曾在長沙的師範學校任教師，後旅居北京。（關於黎錦熙的簡歷，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8頁。）史華慈指出，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講德智體的今之教育學者，包括赫伯特·斯賓塞，毛澤東一定讀過嚴復翻譯的斯賓塞著作。
[6]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1頁。
[7]斯諾：《西行漫記》（中文版，董樂山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1—122頁。
[8]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30頁。
[9]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6頁。
[10]這封信載於《毛澤東集》第1卷，第33頁。關於毛澤東寫這封信時的環境，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18—20頁。
[11]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部毛澤東著作匯編（《資料選編》第10—11頁）中，這封信被判定是寫給楊懷中（楊昌濟）本人的，而其實是寫給黎錦熙的。關於這封信的全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3頁；這裡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頁。
[12]《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0頁。
[13]同上書，第20頁。
[14]同上書，第20—21頁。按照毛澤東所抱的中國也應對世界有所貢獻的觀點，他是遵循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基本方向，楊昌濟在海外長期留學時改名懷中，以表達他的愛國感情。關於這點，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時代的報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見轉載這篇文章的《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頁。
[15]《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23頁。
[16]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7頁。
[17]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0頁引文。毛澤東對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的批語，在《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19—47頁全文轉載。
[18]《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21、40—41頁。
[19]同上書，第28—34、37—39、42、45—46頁。這些引文大多數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銳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4—116頁。
[20]我已在《中國季刊》發表這篇文章的英譯全文，並附有分析。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附於宣道華《從「民眾的大聯合」到「大聯盟」》，《中國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第76—105頁。又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85—100頁。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澤東集》第1卷第57—69頁見到。
[21]《中國季刊》第49期，第78—79頁。可以理解的是，這段文字沒有被李銳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所載的這篇文章的摘錄中，因為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銳在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是毛澤東「開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觀點（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06頁）。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樣，李銳在這部著作的1980年修訂版《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對這個觀點的處理完全不同。
[22]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13頁。
[23]《毛澤東集》第1卷，第59—60頁。
[24]《每周評論》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頁。
[25]《毛澤東集》第1卷，第53—54頁。當然，這個時期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毛澤東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諾講過的個人經歷中承認這一點），在中國直到最近才能提到。（關於一位西方學者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簡要而精闢的意見，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47—48頁。）1978年以後中國理論探討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不僅指出胡適稱讚毛澤東和毛澤東當時把實驗主義看作「指導思想」，而且明確地說明在1919年兩人之間尚未出現原則分歧。見汪澍白和張慎恆：《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頁。
[26]《毛澤東集》第1卷，第69頁。
[27]同上書，第65頁。
[28]關於到工廠去，見 [毛]澤東：《炸彈暴舉》，《湘江評論》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頁。關於呼籲團結，見澤東：《不許實業專制》，《湘江評論》第1期，第3頁。關於德國的壓迫，見澤東：《畏德如虎的法蘭》，《湘江評論》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頁。喬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為書名發表了《湘江評論》現有各期全部文章的義大利譯文。以上幾篇文章可見於《湘江思潮》第76—78頁和第164—165頁。我要感謝曼蒂奇先生，他送給我這幾篇文章的中文複印材料一份。這幾篇文章現已全部編入《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
[29]這些材料——毛澤東寫的四篇文章，及毛澤東和其他人聯名提出的召集憲法會議的建議——已由安格斯·麥克唐納在準備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過程中發現，這篇學位論文也以同樣的標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麥克唐納把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發表在《法學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頁，附有用日文寫的評論；又用英文在《浪人》（東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頁和《中國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頁論述這些文章。
[30]《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9—230頁。
[31]同上書，第242頁。
[32]《新民學會資料》，第62—65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1—194頁。
[33]《新民學會資料》，第75—7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261—262頁。
[34]《新民學會資料》，第63—65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194頁。
[35]《新民學會資料》，第75—7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61頁。
[36]《新民學會資料》，第127頁（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頁（毛澤東1920年11月25日給羅學瓚的信）。後一信也見於《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5—277頁。
[37]毛澤東就這個主題共寫了九篇文章。關於這些文章的簡短摘要，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10—111頁。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載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間的長沙《大公報》，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3—172頁。
[38]特別是見《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61—163頁。又《改革婚制問題》，《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9頁。
[39]《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6頁。
[40]李大釗：《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李大釗選集》，第327—329頁。
[41]《新民學會資料》，第146頁和第15—41頁，特別是第20—23頁。
[42]《新民學會資料》，第144—152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89—296頁。關於蔡和森和蕭旭東1920年8月的信，見《新民學會資料》，第128—143頁。羅伯特·斯卡拉皮諾論述了這個時期蔡和森對毛澤東的影響，見《一個青年革命者的發展：毛澤東在1919—1921年》，《亞洲研究雜誌》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頁。
[43]《新民學會資料》，第153—162頁。
[44]同上書，第162—163頁。這封信和毛澤東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和蕭旭東的信，編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頁。毛澤東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的信，編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6頁。
[45]《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81—84頁。這篇宣言刊載在《東方雜誌》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28—430頁。《毛澤東集補卷》的編者收羅毛澤東的著作範圍很廣，收羅到的關於工人運動的著作，除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兩三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89—107頁。
[47]因此，馬林在對伊羅生說他只憑個人威信，「手頭沒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說服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個建議時說了謊。[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3年的中國問題》（《中國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頁。]這點的主要事實已由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頁合適地概述，又見道夫·賓發表在《中國季刊》第54期上的對刊載在《中國季刊》第53期上評論他的文章的意見的答覆。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賓的見解，他的見解也得到蘇聯學者和中國學者的贊同。一方面，見V.I.格盧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1920—1927年）》，收入R.A.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280—344頁，特別是第289—293頁。關於中國史學界最近在這方面的論述，見蕭甡和姜華宣：《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形成》，《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頁，特別是第58頁。
[48]見毛澤東1922年6月20日《致施復亮並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4頁。
[49]《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09—111頁。
[50]《嚮導周報》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頁。
[51]林達·謝弗：《毛澤東與1922年10月長沙建築工人的罷工》，《現代中國》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頁。同樣的論點也重見於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第1—2、222—223頁。
[52]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譯者
[53]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黨務調查科；後擴大為黨務調查處。——譯者
[54]《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47頁。
[55]《毛澤東集》第1卷，第151頁。
[56]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見於汪澍白和張慎恆：《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頁。
[57]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特別是第55—56、80—89頁。
[58]《告中國的農民》，原載於《共產黨》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後》第207—214頁轉載。毛澤東用這篇文章講課的事實見於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55頁。《資料選編》第24頁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這個說法顯然錯誤。
[59]《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1926年1月）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2月），《毛澤東集》第1卷，第153—173頁。
[60]《一大前後》，第212—214頁。
[61]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61—174頁。
[62]我已在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較毛澤東和陳獨秀對農村關係的分析，該文載於《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論文集》，第227—239頁。
[63]如黃宗智在他的論文《毛澤東與中農，1925—1928年》中的論述，見《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頁。
[64]約翰·菲茨傑拉德在他的論文《便裝的毛澤東：新近識別的毛澤東著作》中，最先認為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 [見《澳洲中國學報》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頁]。菲茨傑拉德的論點本身都是有說服力的，但是，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事實也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胡華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證實。毛澤東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原載《政治周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頁，英譯全文見菲茨傑拉德文第9—15頁。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10年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就用「子任」作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於對梁啓超的仰慕，毛澤東當時受梁啓超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梁啓超號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頁。
[65]《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8頁。這篇文章中採用的各類人口數字，與1926年2月寫的文章中採用的數字相同。
[66]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70頁。
[67]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179頁。關於這個問題的更詳細的論述，見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這篇文章的英譯文摘錄。
[68]《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176頁。
[69]《毛澤東集》第1卷，第176—177頁。
[70]《毛澤東集》第1卷，第211—212頁。
[7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頁。
[72]《毛澤東集》第1卷，第109—111頁。
[73]《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3—149頁。
[74]《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55—257頁。
[75]《毛澤東集》第9卷，第27—28頁。
[76]關於日期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兩封信的全文，和認為這兩封信是毛澤東所寫，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11—24頁。這兩封信的英譯文摘錄及對其意義的分析，見我的文章《論1927年毛澤東「異端」的性質》，《中國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頁。
[77]《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頁。
[78]一種神學教義，認為基督將以有形的方式復臨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個神權王國，從而引進基督教的千年國度。——譯者
[79]關於1928年11月報告的有關節段，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59頁。毛澤東1929年4月5日的信，見《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37—45頁。
[80]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冊，第45—46頁。（著重點是俄文本加的。）
[8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426頁。
[82]這些事情已得到蘇聯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這些著作雖在解釋上有強烈的傾向性，但是關於引用共產國際檔案而得出的事實的詳情，多半是準確的。這類著作，最便於得到的是A.M 格里戈里耶夫《共產國際與中國在蘇維埃口號下的革命運動（1927—1931年）》，收入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345—388頁。30年代蘇聯的出版物已給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確日期，現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把這個指示當作《7月23日指示》。
[83]《共中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18—119頁。
[84]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9—373頁。
[85]《毛澤東集》第2卷，第139頁。
[86]關於說明對這個問題的各種看法的文章，見林蘊暉：《略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59頁；田園：《再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71頁；和凌宇：《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的關係討論綜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80頁。1930 年10月7日決議被瞿秋白在上海《實話》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4頁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關於毛澤東10月19日的信，見《給湘東特委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157—158頁。
[87]關於李立三就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發表的言論的簡短綜述，見施拉姆：《毛澤東》（中文版，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頁。
[88]《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冊，第826頁。
[89]李立三為了中國革命想把蘇聯拖入一場戰爭的「陰謀」，自然激起蘇聯學者方面的很大憤慨，例如，見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頁。
[90]《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9頁。
[91]關於這部著作的部分綜述，見陳伯鈞：《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頁。
[92]遵義會議在本書第4章有論述。關於最新出版的最有權威的資料集，見《遵義會議文獻》。
[93]這本書的若干版本在書名頁上印有毛澤東之名，其他版本卻沒有，毛澤東是不是對這本書的著者存疑。雖然這本書在人民解放軍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書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毛澤東著作言論文電目錄》[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現，但是現有的證據偏重於證明這本書的著者不是毛澤東。在我翻譯的《基礎戰術》英譯本的導言中，我已概括地說明毛澤東軍事戰術發展的諸階段。
[94]《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頁；《毛澤東集》第5卷，第152頁。
[95]《孫子兵法·虛實篇》，第13段。今譯為「示形於敵，使敵人暴露而我軍不露痕跡，這樣我軍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敵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軍兵力集中在一處，敵人兵力分散在十處，這就能用十倍於敵的兵力去攻擊敵人，這樣就造成了我眾敵寡的有利態勢。能做到以眾擊寡，那麼同我軍當面作戰的敵人就有限了」。（吳九龍主編：《孫子校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頁）。——譯者
[96]1968年7月28日與紅衛兵的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94頁。
[97]《毛澤東集》第2卷，第36—37頁。
[98]同上書，第130頁。
[99]《毛澤東集》第6卷，第98—99、284—285頁。
[100]《毛澤東集》第1卷，第237—238頁。
[101]《毛澤東集》第3卷，第14頁。
[102]《蘇維埃中國》第91—94頁；《毛澤東集》第3卷，第183—185頁。
[103]《毛澤東集》第4卷，第363—367頁。
[104]《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7—162頁。在《毛澤東選集》上用的詞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我認為，和兩天前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第26—28頁）一樣，毛澤東在1935年原來是講國防政府。
[105]《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45、257—258頁。
[106]見1936年下半年的許多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0—97頁。
[107]《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8—79、87—90頁。
[108]同上書，第95—97頁。
[109]關於這一連串事件的詳細情況和進一步的論述，見本書第12章（萊曼·范斯萊克著）。這個說法根據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後分別與胡華和李新的談話。
[110]《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戰大學》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節。不知道這部著作的其餘部分是否也在《抗戰大學》連載。第二章第七至十節被編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獻》，前兩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節（相當於「實踐論」）]被編入《毛澤東集》第6卷，第265—305頁。後來出現的這部著作的兩種版本，收入了《實踐論》原文，其中之一還收入相當於《矛盾論》的第三章。全文轉載在《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187—280頁。關於《矛盾論》原版本選段的英譯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內容的詳細分析，見尼克·奈特：《毛澤東著〈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文本》，《中國季刊》第84期（1980 年12月），第641—668頁。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譯的《矛盾論》英譯全文：《毛澤東著〈矛盾論〉：解放前文本的加註譯文》。
[111]只要提三點就夠，每一點都理由充分。第一，這部著作的頗大部分當時刊載在《抗戰大學》。第二，當時（同陳伯達一起）十分積極地把毛澤東樹為理論家的張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到這部著作，在這篇文章中，張如心把這部著作說成是毛澤東的方法論和辯證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這部著作的全文幾乎都被按主題分為部分轉載於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匯編，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頁和各處。
[112]訪問談話原在《新共和》雜誌發表的時候，這個否認是強烈的，但是，毛澤東謹慎地並不直截了當地說從未做過這類講課。當訪問談話被作為附錄收入《漫長的革命》時，文字被「改進」為明確地否認他寫過這部著作。斯諾的談論（《漫長的革命》，第194—195頁）暗示這也許是按照中國當局或毛澤東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關於毛澤東的抄襲，見我的文章《毛澤東與不斷革命的理論，1958—1969年》中的注釋[《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頁]；又見魏復古：《關於毛澤東處理辯證法的概念和問題的幾點意見》，《蘇聯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頁。
[114]見《中國哲學》第1期第1—44頁刊載的資料，有毛澤東在1937年9月讀艾思奇著《哲學與生活》的讀書筆記，毛澤東在1938年初給艾思奇談論這部著作某一點的信，以及一篇討論《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原文本和《毛澤東選集》內兩論文本的變異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戰初期光輝的哲學活動》）。毛澤東一定讀過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學大綱》（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澤東從中抄襲許多節段；和《大眾哲學》，一讀者在《抗戰大學》（第8期，第187頁）表示出一種把它與毛澤東的講課混為一談的傾向。
[115]當然，這個文本的確是在大約十年後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顯出經過徹底的改寫。而且，這個文本在蘇軍控制的大連出版發行，蘇聯方面當然不會願意出力讓人們產生可提高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理論成熟的聲望的誤解。也就是說，假若如科恩所認為這個文本是在考慮1930年後期史達林著作的基礎上經過改寫出版的，蘇聯專家一定會把這一點指出來。關於科恩的論點（現已是無力的），見阿瑟·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第14—28頁。
關於毛澤東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著者和這部著作的1946年大連版只不過是據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編輯改動出版的事實。最近已從極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證實。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實踐論〉三題》（《論毛澤東哲學思想》，第66—86頁。特別是第66—72頁）。
[116]《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7頁。
[117]我已在我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者》中探討這個問題，這篇論文收在迪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天平上》，第60—64頁。又見魏菲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之哲學觀點》，第297—299、310、323—326等頁。
[118]《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4頁。
[119]王若水於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談話中提到這點，雖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澤東強調對立的統一和鬥爭反映傳統影響的說法。金思愷已把毛澤東的強調對立統一理解為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新的理論發展。（金思愷：《毛澤東思想》，第60—64頁。）《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946年大連版的前言指出其他兩個法則的提綱「散失」。《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79頁。又請注意毛澤東不同意艾思奇所持僅僅差別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見解：《中國哲學》第1期，第29頁。
[120]《毛澤東集》第6卷，第300頁。
[121]《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5頁。
[122]《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頁。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295頁。
[124]《辯證唯物論》，第93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在這一段中，有若干變異，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導」外，1952年毛澤東並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過根本性的改變。毛澤東的批評可能是針對前注提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雖然他在1941年曾建議以西洛可夫的這部著作供幹部學習之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89頁）。
[125]《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
[126]《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7頁。
[127]《辯證唯物論》，第8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58頁。這裡討論的這段話出自蘇東坡的名著《前赤壁賦》，原文是這樣的：「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128]《毛澤東集》第6卷，第275頁。
[129]原載於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報》；據收入《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19頁上的斯諾手稿。
[130]《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頁。
[131]《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261頁。
[132]《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集》第6卷，第259頁。
[133]《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
[134]《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雷蒙德·懷利從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觀點論述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問題，他更強調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這一哲學問題及其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的意義。雷蒙德·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頁和各處。
[135]關於這個傳統，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5頁；《毛澤東集》第6卷，第250—251頁有增補。
[137]《致張聞天》（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4—148頁。
[138]《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101頁。
[139]雖然在這一點上一直有學術上的爭論，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才成為一個議論紛紛的政治問題。當時提出的那些觀點，是與毛澤東在1939年採取的觀點絕對矛盾的。
[140]1952年，毛澤東大概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澤東選集》中加入這樣的論點，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在侵入，已起作用的變化也會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產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103頁）。
[141]《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7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99頁。
[14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2頁。在《毛澤東選集》此處和他處，毛澤東在文字中用「起義」代替「暴動」。當然，這個細微變異在於「暴動」意味著更為偶然的事件，而較少作為一種先兆和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直接聯繫起來。
[143]《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頁。
[144]《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154頁（加著重點的文字，已在《毛澤東選集》中被除去）。
[145]《毛澤東集》第7卷，第162頁。
[14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9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26頁。
[147]《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4頁；《毛澤東集》第10卷，第305頁。
[148]《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1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4—105頁。
[149]《論新階段》，《毛澤東集》第6卷，第198頁。
[150]《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集》第6卷，第243—244頁。
[151]關於這段情節，見本書第12章（萊曼·范新萊克著）和宣道華：《毛澤東》，第170—171頁。關於毛澤東的建議，見《毛澤東集》第6卷，第228—229頁。
[15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3]《〈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59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4—75頁。第三段對買辦資產階級持稍微更樂觀的見解，是在《毛澤東選集》加上的，不見於1939年文本。
[154]《毛澤東集》第7卷，第196頁。在毛澤東1925年11月填寫的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中，有這種三個階級分析的令人感興趣的原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27頁）。在調查表上的「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一欄中，毛澤東填寫：「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
[155]《毛澤東集》第7卷，第197—198頁。
[156]《〈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5—596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2頁。
[157]《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8]《〈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2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9—80頁。
[159]這些大事大多數是眾所周知的，而且由於本章的主要內容是思想而不是實情，我不一一詳細地作腳註。劉少奇的文章《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90—301頁。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698—700頁。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都可見於《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集》。劉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為人所知是存在的，見我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方式的政黨》一文對這封信的探討，此文載於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力量》，第177頁。
現在劉少奇的這封信已被重新刊載，宋亮已被判明是孫冶方（《紅旗》1980年第7期，第2—4頁），但是，宋亮的原信沒有被刊載。關於宋亮的信，見劉少奇：《論黨》，第345—346頁。關於1945年4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主要節段，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337頁。關於從1943 年3月起毛澤東在黨內的正式職位，見《黨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頁。
[160]《致何凱豐》（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213頁。
[161]關於這一點，據我的看法，雷·懷利的《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73—274頁）所作關於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和在七大通過的黨章的解釋是正確的，而弗朗茲·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中的解釋是錯誤的。不管怎樣，在50年代初，中國人在「純粹的」思想意識和「實際的」思想意識之間劃出界線，這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我在本章不論述。
[162]《論語·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這一篇很長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澤東選集》載出。下面的節段引自第七部分，《關於發展自給工業》，見《毛澤東集》第8卷，第263—264頁。
[164]這一段的英譯文，見安德魯·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政治經濟》（英文），第149—150頁。
[165]《毛澤東集》第8卷，第273頁。
[166]同上書，第265、273頁。
[167]這是整風學習文件之一。這個決定沒有被正式證實是毛澤東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東京出版的《毛澤東集》第8卷，第155—163頁。
[168]《毛澤東集》第8卷，第161頁。
[169]《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2—903頁。考慮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較起來有（不太廣泛的）改變，據《毛澤東集》第9卷，第29頁修正。
[170]《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1481頁。
[171]《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8頁。
[172]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致秦邦憲》（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