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衝突

談判與美國的捲入 到1944年，美國政府已越來越急於消除正在削弱中國抗戰努力的國共之間的不和，並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後蘇聯會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場可能的內戰。1941年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後中斷的國共談判，於1943年重新恢復。隨著1944年9月羅斯福總統派往蔣介石的私人代表派屈克·J.赫爾利少將抵達中國，美國人的介入變得積極了。在赫爾利被任命為美國大使幾個月之後，他的主要使命是，「為了打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 赫爾利使團，1944—1945年 赫爾利在促進中國「兩大軍事集團」領導人的和解上所做的努力，在第一年並未取得什麼成果，儘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樂觀的插曲。毛澤東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產黨的立場，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成立包括中共參加的聯合政府。這一主張贏得了國民黨統治區內剛剛興起的和平運動[1]的熱烈支持；在這些地區，當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時，人們對重新爆發內戰的恐懼與日俱增。但這並不是國民黨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種主張。就在8月14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後，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討論雙方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毛最後接受了邀請，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他從延安來到政府的戰時首都。在其後的談判中，這位大使繼續擔任調解人的角色。 毛澤東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則已達成一致，但實施的細節仍待制定。周恩來留在重慶做收尾工作。在蔣毛會談結束之際，雙方於10月10日簽署協定，宣布了主要原則，其中包括實行民主，統一軍隊以及承認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黨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進一步保證人身、信仰、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同意釋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與司法部門才有拘捕、審訊與處罰人民之權。 根據這個協定，應召集一次代表所有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商討政府的重新改組，並通過一部新憲法。共產黨承諾，按政府軍裁減陸軍師的對等比例來削減其軍事力量。共產黨還同意從它所占領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個根據地撤出。[2]政府對共產黨提出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作了讓步，共產黨則放棄他們立即組成聯合政府的要求。在達成這些協議的過程中，雙方都表示要尊重飽受戰爭之苦的人民大眾要求和平的普遍願望，政治上的優勢顯然要依從這一願望才能獲得。 然而，在這次談判中有一個關鍵問題，甚至連表面上的一致都未達到，這就是留下來的10個共產黨根據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問題。蔣介石要求它們應統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之下，共產黨領導人吃驚地沒有提出反對。更為緊要的問題則是，當雙方的領導人因此而忙於談論和平之際，共產黨的軍隊和政府軍在長江以北的日占區展開了一場接收競賽。那一地區包括有戰略意義的東北三省（即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共產黨正在那裡匆匆忙忙地開闢一個新的根據地。 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發布「第一號通令」，授權中國政府在中國本土、台灣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蘇聯軍隊應在滿洲接受日本投降。但是，戰時撤退到西南地區的中國政府在接收長江以北日占區的行動中，顯然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共產黨已經控制了華北農村的大片地區。 蔣介石預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年8月11日，命令共產黨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但是共產黨軍隊按照發自延安的與之相牴觸的命令，向日軍據守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以迫使他們投降。毛澤東和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在5天以後發電拒絕蔣介石8月11日的命令。 於是，8月23日，政府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3]命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軍，在政府軍到達之前，日軍在必要時要就地防禦共產黨軍隊的進攻。日軍還接到命令，要他們收復新近丟失或被迫交給共產黨軍隊的地區，他們遵循這一命令展開了進攻行動。從8月末到9月底，以共產黨軍隊為一方，以代表國民黨政府而行動的日偽軍為另一方的衝突，有100多次見諸報道。作為這些軍事行動的結果，共產黨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蘇、山西、山東和綏遠丟失了大約20座城鎮。[4]在他們所得到的城鎮中有張家口，當時這是一座有15萬—2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為察哈爾省的省會。張家口於1945年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從日本人手中收復，這是一個長城南北貨物與車輛往來的重要貿易和交通中心。由於它的規模，還由於它距北平並不太遠的戰略位置，張家口成了共產黨人城市管理的一個樣板和他們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後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為止。 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台灣和滿洲。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衝突中不介入的原則。但是，既然衝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隱含了一種矛盾。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不介入」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內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徵。中國共產黨人立即提出抗議，認為美軍的駐防及其軍隊的調動，是美國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5] 俄國人的參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幾方面的利益衝突進一步複雜化了。1945年8月9日，蘇聯根據1945年2月11日的雅爾達協定對日宣戰。就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這一天，蘇聯軍隊開始進入滿洲。同一天，蘇中兩國政府宣布締結兩國友好同盟條約。在談判期間，史達林向中國代表宋子文保證說，蘇聯軍隊將在日本投降三個月後從東北完成撤軍。[6]蘇聯撤軍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年11月15日。 在俄國人占領東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而沒用一兵一卒去控制農村的這三個月時間裡，中國共產黨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這一時期，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乘帆船從山東或徒步從北方若干省份進入滿洲，這時政府軍則坐著美國運輸機和運輸船，從他們頭上或從他們身旁超過他們。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思率領的一支東北小部隊與共產黨軍隊匯合，這支部隊曾配合共產黨人在華北抗擊日本人的游擊活動。張作霖的另一個兒子是眾所周知的少帥張學良，他由於在1936年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為國共統一戰線的人質而被軟禁在國民黨統治區內。 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手中。[7]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採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最後，從前穿過邊境逃到蘇聯的周保中及其東北抗日聯軍的殘餘部隊，在1945年隨蘇聯軍隊回到東北。這支在1940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擊的軍隊的其他殘部，此時也從獄中和地下冒了出來，與來自華北的共產黨軍隊合作，很快開始重新組建。 到11月初，國民黨政府意識到，蘇聯按照計劃撤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東北大片地區的迅速占領。政府儘管得到美國的幫助，但還是在組織對滿洲的軍事與民事接收工作的競賽中失利了。於是，中國政府與蘇聯人進行談判，後者正式同意延長其停留期限，並允許政府軍隊從方便的路線進入這一地區。蘇聯撤軍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後又改為1月初。這一期限又延長了兩次以上，後來蘇聯人呆得過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歡迎。實際上，直到1946年5月初以前，他們仍未完成從滿洲的撤離。 與此同時，11月15日，蔣介石從南方運來了一批精銳部隊，部署在長城一帶，並向山海關發起了進攻。山海關是通往滿洲的大門，長城就是在這裡達於渤海。接著，蔣介石開始設法進入東北，憑藉武力去奪取被日本人統治了14年的地區；在這之前它是由大帥張作霖的家族統治，卻從未被國民黨統治過。在這個地區的仍然羽翼未豐的中共軍隊，至此時為止尚無法與美式裝備的蔣軍相匹敵。蔣接管東北的戰略得到美國人的支持，蘇聯人也不再從中作梗，從而迅速得以實施。 蘇聯人利用推遲撤離增加了他們的戰利品，在撤軍的同時，拆除並帶走了成噸的滿洲最現代化的日本工業設備。[8]隨著活動日益向戰場轉移，對手們之間的繼續談判看來已毫無意義，周恩來於11月底返回延安。然而這些經濟與政治的代價，與戰略性的軍事錯誤相比，顯得黯然失色，蔣介石本人後來承認，錯誤在於他把部署在雲南和緬甸地區最精銳的美械裝備部隊直接調往東北，而沒能首先鞏固對西南與東北之間這片地區的控制。這些軍隊若是在華北作戰，是否比在東北更有成就，肯定永遠是一個得不到解答的疑問。但是，蔣介石進入東北的幾個精銳師都是一去不回。他讓這些部隊投入接收這一地區的決定是一個大錯誤，這一錯誤像鬼魂一樣纏住這位最高統帥，因為正是在東北，隨著這些軍隊與那裡的共產黨軍隊作戰的失利，導致了他事業的最終失敗。[9] 地圖16　共產黨牢固控制的區域，1945 年8 月 與此同時，還有其他幾幕戲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爾利辭去駐中國大使職務，他大罵美國外交機構的某些官員，據說因站在中共一邊而暗中破壞他的調解努力。在麥卡錫時代的反共主張結束之前的若干年內，這些指責一直讓人苦惱。[10]但是，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直接任命喬治·馬歇爾將軍為他的特使，繼續執行為赫爾利棄置一旁的調解任務。總統布置給馬歇爾的任務，是實現共產黨人與政府軍之間的停火，同時通過召集一次毛和蔣在重慶的談判期間已同意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使中國達成和平統一。 馬歇爾使團，1946年 馬歇爾於1945年12月23日抵達中國。也就在這時，美國為政府軍39個師及其空軍8又1/3個大隊提供的裝備交付完畢，實現了日本投降前達成的協議。儘管美國的軍需供應行動明白無誤地顯示了要在中國推動內戰的意圖，馬歇爾的和平使團還是產生了直接的效果。 對召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迅速達成一致意見，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討論停火。這就是所謂的「軍事三人小組」，由擔任主席的馬歇爾將軍、國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張群將軍和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組成。停戰協定於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的1946年1月10日發布。協定要求1月13日全面停戰生效，停止華北一切軍隊的調動。政府軍接收滿洲和長江以南日占區的權利，在停戰協定中得到確認。一個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監督停火併立即開始工作。它受代表國民政府、中共和美國的軍事三人小組領導。該執行部內設立停戰執行組，由人數相等的政府與中共人員組成，美國人只對其起協助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於1月11日至31日召開，它公開宣布會議以尋求和平解決國共衝突為目的。對於這次會議，如果說不是兩大對立黨派，那麼至少所有其他有關黨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時間，會議成了公眾注意的焦點，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來要變成幻影以後，政府還援引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權威性來證明其隨後的若干政治行動的合法性。 政治協商會議的參加者，儘管並非民主選舉產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國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團體的人士的承認。參加者包括38位代表：國民黨8人，中共7人，青年黨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黨2人，救國會2人，職教社1人，村治派1人，第三黨1人，其他無黨派代表9人。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議案涉及如下內容：國民政府的重新改組；一項有關結束國民黨訓政時期和制定立憲政治的施政綱領；對1936年憲法草案的修改；計劃召開國民立憲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在這次大會上將正式通過修改的憲法；在統一軍令下對政府軍和中共軍隊進行整編。 政治協商會議規定組成一個軍事三人小組，制定出方案來貫徹協商會議要求全面裁軍和中共軍隊統編為國軍的決議。這個小組，即軍事三人小組會議，由代表政府的張治中將軍、代表中共的周恩來以及作為顧問的馬歇爾將軍組成。他們在2月25日宣布了雙方大規模裁減軍隊方案的協定。這一協定將在18個月內實施完畢，到該日期結束時，政府軍計有50個師，約84萬人；共產黨方面則為10個師，14萬人，後者將被統編為國軍。關於這些軍隊的部署也達成了協議。共產黨的大多數師應部署於華北，這反映出那是中共軍隊力量最強大和集中的地區。 不幸的是，並沒有上級權威來強制停戰，或強制作出軍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這些協議的貫徹只能依賴相互的信任和對手本身的誠意，因此，由馬歇爾將軍來華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所激起的勢頭一過，這些協議也就很快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也許兩大黨派對於制定這些協議都是真誠的。事後來看，這些協議頗像兩個對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撫中國輿論和美國夥伴，同時爭取時間，以儘可能有利地完成他們的軍隊部署。事實上，真正原因可能介於這二者之間，因為隨後蔣介石和周恩來都指出，關於實現他們之間和解的得失，他們各自的黨內這時都存在真正的爭論。[11]今天來看，其言外之意，就是兩黨在1946年初可能都還未下決心；通過全面戰爭解決他們分歧的決心，只是隨著那時達成的協議被逐漸破壞後才表露出來。 國民黨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右派，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能夠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修正黨的立場。兩項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規定繼續實行總統制，這後一項修正與政治協商會議批准的內閣制是相對立的。隨後，國民黨還拒絕承認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員的行政院中行使聯合否決權，行政院在建立立憲政體之前，將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這兩個政黨就此聲稱，國民黨既違反了最初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條文，也違背了其精神，並拒絕了承擔繼續履行決議的義務。國民黨政府沒有因此而躊躇不前，單方面按照政治協商會議決議進行活動。國民立憲大會於1946年11月召開，目的是要通過1936年憲法的修改草案。1947年1月1日，新憲法正式頒布；第一屆國大代表的選舉在這一年晚些時候舉行，選出的代表在1948年4月召開會議，選舉國家總統和副總統。[12] 與此同時，軍隊的裁減與統編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進展還要緩慢。在這方面，共產黨似乎更不讓步，甚至拒絕按照2月25日整軍方案的要求提供其軍隊的名單。然而雙方對停戰未能實現所進行的指責，似乎都同樣地在減弱。例如，馬歇爾將軍在1月底想尋求雙方同意，由執行部派停戰小組去滿洲的營口港，據報道那裡發生了一些衝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絕，而後又游移不定。實際上，直到4月初以前，停戰小組都未能進入滿洲，而在此期間敵對狀態已經加深了。在馬歇爾看來，政府方面不僅要對拒絕在滿洲遵守停火和不讓停戰小組進入該地活動負責，而且要對華南和華北兩地其他大量違反停戰協定的事實負責。[13] 就共產黨方面說，他們已在東北地區迅速加強了實力，足以反覆向占優勢的政府軍挑戰。共產黨軍隊在滿洲的調動，從條文上說並未違反停戰協定，因為禁止軍隊調動的條款只適用於華北，而不適用於東北。敵對行動當時已在很多方面展開。當俄國人在3月中旬開始撤軍時，他們顯然與中共軍隊協調行動，在俄國人撤出滿洲的大多數大城市時，其中包括瀋陽、長春、吉林、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軍隊已做好跟在他們身後進入的準備。 在瀋陽，政府軍能夠在24小時之內將中共軍隊趕出去。而在長春，周保中率領的部隊向政府軍和地方部隊發動了三天的進攻，而後於4月18日進入該城。政府軍在5月19日占領四平街，但也經過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戰鬥。在這次失利以後，共產黨撤離了長春，而政府軍於5月23日占領了這座城市。在華北，共產黨人也公開違反停戰條款，沿著津浦鐵路在山東和蘇北調動進攻的軍隊。[14] 鑒於停戰已名不副實，馬歇爾暫時不再擔任正式的調停人，但他仍繼續作為雙方的中間人進行活動。他以這種身份為滿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為期兩周的休戰。在此期間將舉行談判，討論如下問題：（1）終止東北地區的戰鬥；（2）恢復華北地區的鐵路運輸，在該地區，共產黨軍隊不僅阻斷了濟南至青島的鐵路，而且也封鎖了其他幾條南北鐵路大動脈，從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軍事運輸活動，也阻止了把煤炭裝運到長江流域下游的工業基地；（3）貫徹實施2月25日整編軍隊的協定。蔣介石宣稱，這將是他與中共在談判桌上解決分歧的最後時機，國民黨的報紙上也出現了同樣的聲明。 馬歇爾恢復了正式調停人的身份，休戰延期到6月底，但是並未達成協議。使休戰歸於破滅的最主要障礙是，共產黨不想同意在中共軍隊按協議從蘇北撤軍後，讓政府對蘇北實行管理。共產黨方面堅決主張，在他們的軍隊撤離的華北一些地區，所有現存的地方政府都應繼續保留。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政府全面進攻共產黨統治區的計劃已經制定完畢，中共對此也已察覺，繼續談判已成毫無意義之舉。 馬歇爾使團的失敗和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牽連 馬歇爾使團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動。但是，由於休戰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終結，在沒有必須的延期協議的情況下，這個美國和平使團的失敗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來填補赫爾利辭職以來一直空缺的職務。司徒雷登於7月份抵達之後，分擔了馬歇爾的越來越徒勞無益的調停任務，直到後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國。但是，他們繼續努力的結局，已因政府對共產黨統治區的相互配合的全面進攻而確定，這一進攻在6月休戰告終後不幾天就開始了。 進攻開始後不久，美國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仍試圖抓住最後的機會來挽救和談。他們提議在8月1日組成一個五人談判會議，包括兩名政府代表，兩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擔任主席。蔣介石要求以共產黨軍隊大範圍撤退——實際上是從所有他作為進攻目標的地區撤退——作為先決條件。共產黨拒絕同意，除非他們要撤離地區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滿意解決。在這期間，軍事行動繼續進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軍轟炸延安後不久，共產黨宣布在他們權力所控制的整個地區進行戰爭總動員。 當政府向共產黨所控制的城市張家口進攻還在繼續之際，馬歇爾於10月初勸華盛頓將他召回，他認為，和平談判現在很明顯正被利用來作為政府向共產黨地區採取軍事行動的偽裝。為了阻止馬歇爾以此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宣布張家口實行短期停火，中共對此加以拒絕，認為它不能解決問題。在整個1946年，共產黨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關內停戰時和7月7日東北停戰時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絕這一要求，它的軍隊於10月10日占領了張家口。 接著，政府單方面召開了國大。中共和民盟拒絕參加，理由是國民黨並沒有遵守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改組政府議案的條款。周恩來於11月19日返回延安，這一姿態標誌著中共正式從調處活動中退出。12月初，共產黨表示，他們不願意繼續受美國的調停，並向南京提出了恢復談判的先決條件，即解散國大，政府軍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這些條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雙方至此都已認定，他們在戰場上能比談判桌上更有所獲。 隨著1946年的發展，馬歇爾作為調停人的任務越來越困難了。儘管在這個時候還不能預見，但他的難題包含了所有將在未來幾年中使美國對華政策遭受損傷的因素。對於美國所起的作用，國共雙方都越來越感到憤慨，這種憤慨與1946年他們之間相互採取的日益生硬的態度是並行的。國民黨內的主戰派——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CC系領導——把美國的調解努力視為對他們鏟共計劃的阻撓，在他們心目中，只有鏟共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種看法後來為美國的支持者所極力推行。 也許更具有影響的是國民黨政府內的普遍憤慨情緒，這種憤慨情緒是美國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提到這一不必要的建議時指出，在過去，「一個政府告訴另一個政府它該做這些事情，這就意味著戰爭」。[15]但是，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知道，後者無法勸誘前者實施那種挽救正在敗落的命運所必需的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此外，國民黨領導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不論美國人可能對他們如何失望，資本主義的美國都會在任何同共產黨人的生死較量中支持他們。[16] 共產黨方面也明白國際政治生活中的這一基本事實。但他們的聲明強調馬歇爾立場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儘管——一點不假——甚至直到調解努力可能成功的託辭不再能保持的時候，共產黨人才選擇使這一點上的壓力逐步升級的辦法。不過，馬歇爾還是被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圖居間促成和平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卻又代表向爭端中的兩黨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國家。 根據對39個步兵師和空軍的供應計劃而答應向國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裝備，在日本投降時的交付量大約只有一半。其餘的部分是在後來交付的，其時這些武器要用來對付的敵人已經很明顯了。在政府與中共為接收日占區領土而展開的競賽中，美國將政府軍運往這些地區，從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利用美國海軍陸戰隊去控制這些地區，以待政府軍的到來。1946年2月25日，也就是整編軍隊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國還批准在中國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以幫助中國政府發展軍隊。這個顧問團於3月份成立。美國人還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中國計劃提供了5億美元，其絕大部分都交給了國民黨統治區。1946年6月14日締結租借「供應線」貸款協定，據此美國增加了給中國政府的追加貸款，用以購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約定，但迄未根據戰時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裝備和物資。接著，在8月份，也就是在國民黨對共產黨地區的進攻已經開始之後，美國人還締結了另一項協定，批准以1.75億美元的總價格，向國民黨政府貸款出售價值為9億美元的戰爭剩餘物資。這種「民用型」物資包括小型船隻、車輛、建築材料、空軍軍需物資和材料，以及通訊設備。與此同時，有關美國與中國政府間通商與航海的友好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中。[17] 就美國一個主要盟國的得到承認的政府而言，這樣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國國內政治環境中來看，馬歇爾作為敵對兩黨之間不偏不倚調解人的立場，從一開始就由於他的國家對國民黨政府連續不斷的戰略性支持而受到損害。共產黨對1946年夏季期間這種關係的宣傳攻擊逐步升級，他們指責美國加強政府的軍事力量，因此是慫恿國民黨以軍事手段解決衝突。美國暗自承認這一指控言之成理，於是從1946年7月底禁止船隻裝運武器彈藥到中國。這就是馬歇爾所聲稱的「影響中國政府的行動路線以及影響軍民兩方面政治反動派確定了的立場與計劃的努力」的一部分。[18] 儘管如此，禁運還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並於1947年5月完全取消，這就以實例證明了馬歇爾的使命是受其國家對華政策約束的。禁運來得太遲了，以致不能對政府的戰爭計劃或談判進程有任何抑制性影響。因此，它也不能使共產黨平靜下來。實際上，它在這方面所能產生的任何效用，幾乎全被向政府出售價值9億美元戰爭剩餘物資的8月決定直接破壞了。而美國的反共批評家卻立即利用禁運作為他們攻擊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論點，斷言因此而引起的軍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軍戰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國的調停努力實際上沒能討好任何一方，就企圖介入中國內戰純屬無益之舉來說，除了向不久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提供了直接經驗以外，並沒有達到什麼目的。儘管美國沒有辦法勸誘國民黨應允它的隨便哪一項要求，但為了它自己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棄對與中共作鬥爭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這樣，1946年武器禁運的姿態既不能誘使政府方面對其戰爭計劃做出重要改變，也不能從共產黨方面贏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運唯一持續的後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國政府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的怨恨。與此同時，隨著全面戰爭行動的開始，其他形式的物資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繼續。也許，馬歇爾使團的最大不足之處，並不是它對中國內戰進程的影響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國人本來就該想像到，他們調解努力的實際效果可能就只會如此。這種錯誤的假定就很多美國人來說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個部分，這種信念來源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亞洲命運主要仲裁人的角色，這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有權力和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決定中國的政治命運。 國民黨統治的衰落 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夠聲稱，它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業基地以及估計約為四億五千萬人口的3/4以上擁有領導權。國民政府不僅作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國的領導者而贏得了喝彩，還把中國帶進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裡終於被承認為大國之一。因此，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政府孤注一擲地冒險解決「共產主義難題」就不令人吃驚了。 1945年，政府軍總人數超過250萬，是共產黨軍隊人數的兩倍多，而且在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共產黨軍隊——除了游擊戰經驗外沒有什麼其他作戰經驗，沒有空軍、海軍，也沒有政府那樣受過美式訓練和使用美式裝備的陸軍師——在大多數觀察家看來，它似乎無法與國民黨的軍隊相匹敵。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就像那些為他們的軍隊提供軍需和訓練的美國人一樣，對現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國取勝，如同剛剛在對日戰爭中所做的那樣。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出現，這幾乎使所有的人，也許除了共產黨人之外，都感到吃驚。在追敘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過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國民黨人統治的中國在同一時期的衰退過程。因為共產黨人的最終勝利，是建立在舊社會的衰弱及支配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衰弱的基礎之上的。 當時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不一定贊同中共關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地主統治農村以及主要家族壟斷城市經濟等理論的解釋，並以此去理解國民黨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問題在40年代都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外交家和外國記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國報刊都曾作過反覆描述。「腐敗無能」這一引人注意的話，常被用來形容從指揮戰爭到學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領域的表現。40年代後期，國民黨中發行量最大的政治評論刊物《觀察》的創始人和主編儲安平教授，在1947年3月總結了一種廣泛持有的觀點： 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衝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19] 接管日占區 1927年以後，城市中國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其中心地帶是沿海以及沿長江流域的主要城市。這一地區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被日本人占領，那時國民黨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後，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對所占地域的權限時，城市居民對政府的普遍失望產生了。到1945年底，實際上這個國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種成分的居民已極度不滿，對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員的行為是要負直接責任的。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財產，若屬於非法占有的，要麼應發還原主，要麼應依據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在這個過渡期間，工廠要停產；不論是被封在倉庫以內還是以外的貨物，都禁止移動；建築物的占有人必須搬出去。 但是，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義詞，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接收政策本身要麼疏於計劃，要麼實施失當，也沒有什麼制度上的保證以禁止濫用職權。其結果是，隨著到來的官員競相對敵產提出所有權要求，各地的接收過程發展成了不成體統的你爭我奪。任何東西都成了攫取的對象：工業機械、公共建築、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辦公設備——任何能最早對這些東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強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們征來使用或獲利。這些來自重慶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員，成了這一時期的象徵。根據流行的說法，這種人所關心的是五子，即條子（指黃金）、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20]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工人突然發現，由於工業生產的停工，他們自己失業了。其原因是雙重的，即沿海地區的接收過程以及內地戰時工業的關閉。自由中國的工廠主和商人們，由於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在戰時隨政府遷往西南而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因此期望從接受日偽的企業中得到補償。相反，政府並不理會這些政治上的責任，而是讓官員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國的工業財產。但是，收復區的經濟很快惡化，以致拆、賣工廠機器比讓它們運轉常常更為有利可圖，許多人都這樣干。日本投降後一年多，經濟部承認，從日偽手中接收的2411個工業企業，估計只有852個實際上恢復了生產。[21]到1946年末，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導致工業蕭條。但是，它是從分裂開始的，這種分裂是由政府官員對日本人留下的財產展開接收競賽的不同尋常的行為造成的。 政府官員對待前占領區居民的態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對日戰爭勝利之後，政府由於需要依賴日本軍隊及偽軍維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說，不得不依賴這些戰敗的敵軍阻止共產黨對華北城鎮的接收，起初曾作過一些讓步。日偽人員被允許在一個不確定的時期內作為中國政府的政治代表發揮作用。在公眾對這一問題的憤怒呼喊聲中，1946年9月底，發布了執行懲罰漢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選擇地應用。儘管逮捕了一些為首的通敵分子，但是並沒有做出有計劃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機構的面前解決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權力機構里效力的人，被回來的政府委以同樣有權力的職務。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對通敵人員問題做出妥協的同時，其官員們由於曾在內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國的鬥爭，披著自認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官員們這種以恩人自居的姿態在接收台灣和滿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兩個地區都曾長期受日本人統治，台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台灣人與來自大陸的接收人員間發展起來的相互敵意，在血腥鎮壓1947年2月的反叛中達到了頂點。[22]在東北，都在傳說，除非所有想叛亂的人都乾脆投到共產黨一邊，否則那裡日後也要爆發一場叛亂。 這個問題，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確。符合國民黨思想體系的專門課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對於學生是強制性的。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教師也要通過旨在測試其對國民黨的了解和忠誠的種種考試。人們對這些課程本身並無太多的不滿，因為其根本的目的還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試也並不特別嚴苛。這一問題倒不如說是官方給再教育過程貼上的一種恥辱記號。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偽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淨化之前，不適於繼續學習。作為「偽學生」，應該幫助他們「洗掉思想上的污點」。[23]但是，隨著新近從西南來的官員貪污受賄而引起的公憤，起先採取守勢的當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問，為什麼這種人物竟敢參與對任何人的評判。 然而，儘管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有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它蒙受的不過是在威信和公眾信任方面的一點損失。通過對所犯錯誤的糾正以恢復公眾的信任，沒有什麼呼聲比這更強烈了。對政府來說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後引起這些失望的種種問題，其絕大部分並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反而成了隨後所出現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當作戰後一時失誤而可能已被忘記的事情，日後終於被公認為國民黨政府失去城市民眾支持的開端。 經濟上的無能：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 在內戰年代裡，與其他任何單一問題相比，通貨膨脹是促成城市民眾失去對國民黨統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始於抗日戰爭時期，當時政府與支持其財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長江流域城市的聯繫被切斷。到1945年，不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開支的1/3，財政上的虧空幾乎完全依靠印發紙幣來彌補。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結果是，平均價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間上漲了2000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個內戰時期一直存在，儘管也始終採取了一些彌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續過度膨脹的結果本身終於達到了其必然的結局。依靠印發紙幣的決定的最危險的後果，也許是它會使那些作出這決定的人相信，這是一種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的辦法。政府領導人並非出人意料地採取與反對日本人時的相同做法，為他們同中共的戰爭提供資金。結果它便成了一個只能眼看著國家城市經濟衰落，既無決心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貨膨脹為勞動力提供了一些現成的爭論問題，他們在1945年8月突然擺脫了八年日本人統治和前此十年國民黨統治的約束。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已沒有能力重建曾抑制1927年至1937年工人運動的組織上的控制網絡。工人們這時蔑視官方制定的那種解決勞資糾紛的傳統做法。由於原有破壞罷工的伎倆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動調整工資以適應生活費用上漲外，已沒有其他選擇。但是，1946年4月宣布的這一決定，不僅加速了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升，還損害了政府與工商界的長期同盟關係，激起了企業家的怨恨情緒，他們認為對工人的讓步正在促使他們自己的生產費用增加。與此同時，官方的統計數字證明，國民黨在平息工人情緒方面是無能為力的。1936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國前不久，全國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為278起。相比之下，在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的總數即達1716起。到1947年，該城市這方面的數字達到2538起。[24] 政府經常指責工人鬧事是共產黨職業鼓動家促使的。工人運動看來的確被徹底滲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25]然而，這些爭論問題是現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隨著經濟因不能控制的通貨膨脹和隨之而來的工商業萎縮而陷入混亂，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業救濟金，因此，他們也像其他各界民眾在很多場合下以各種方式所做的那樣，拒絕遵照政府的合作請求行事。 支付高工資不過是窒息工業生產的諸多問題之一。這些問題包括能源和運輸費用不斷增加，各種貿易稅和生產稅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於實際購買力萎縮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1947年底，這些情況導致了工業產量的全面縮減。 但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卻聽任不合理的稅收體制繼續存在，這一體制曾向合法的商業活動大量地、過度地徵稅，同時又讓投機者和姦商的個人收入分毫不受觸動。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也造成了傷害地方生產者的逆差。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糾正了這些狀況，那次改革旨在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 國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責是，它不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鼓勵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利用公職為個人的企業和利益服務。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結以獲取外匯，進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處。有一個實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貸款的丟臉事件，這些米商顯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利用貸款去從事投機活動，從而導致米價進一步上漲。[26]另一方面，當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賣出公債時，資本家並不願意買進。同樣，據說一些商人持有大筆金錢，他們拒不把這些錢投入他們自己的企業，因為與投機所得相比，投資所得的利潤更不可靠。投機的機會包括買進、賣出和囤積商品；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投資於黃金和外幣；以黑市利率貸款。其結果是生產進一步削減，企業倒閉，失業增加。 1947年到1948年的應急改革 政府發動了兩次頗有抱負的運動式的改革，據說，原來的目標是要達到經濟的全面穩定。第一次改革是於1947年2月16日宣布的，當時把所有工資都凍結在1月份的水平上，並規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價，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買賣、囤積黃金和外幣被禁止。還採取了制止資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這一價格控制體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首先是因為其範圍有限，其次是因為它不能貫徹始終，它的嚴格實施只限於上海一南京地區的城市。就像價格普遍上漲那樣，生產成本也因此而繼續上漲，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場價格依然凍結。稻米生產地的大米價格，很快超過了大米銷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價格的不斷上漲使紡織品無利可圖。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樣受到影響。大米短缺的狀況日益嚴重。到4月初有了美元黑市，價格控制單上所列的大多數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現。政府無法根據計劃的工廠配給制向工人提供這些商品的有保證的配給量，於是決定代之以發放津貼，以便與每個工人本該配給的商品的價格相適應。但是，這些津貼只適用於那些越來越難以按定價買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費用，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還在不斷上漲。5月間，上海的整個物價指數上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計劃開始前的那一個月上升率則為19%。在工人要求解凍工資、米市崩潰以及四五月間遍及十多個城市的搶米風潮的多方面壓力下，所有應急改革措施最終都被正式放棄了。[27] 在這次經歷剛剛告終之後，1948年8月19日的緊急改革計劃，只不過是正陷於自己製造的經濟混亂而悲觀失望的人們所做出的最後姿態。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為它包含了導致1947年計劃失敗的同樣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領導人在1948年8月宣稱，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改革計劃只能成功，因為他們已沒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爭取穩定經濟和恢復公眾對他們的信任。當這一計劃在10月底被放棄時，不論在誰看來，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據所有金銀和外幣必須按新貨幣金圓券收兌的規定，從公眾手裡強行收購了價值1.7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幣。在實施新計劃最為嚴厲的上海，最公開地表示憤怒的群體並不是長期受到損害的中間階層，而是工商界——這些人先前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大約3000個商人，包括幾個上海最顯要的商人，在這一運動開始時就已被關押。後來，他們向那些把400萬上海人用作「試驗標本」的「江湖醫生」發出了聲討，並要求懲罰那些設計這種試驗的官員。在這些官員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對在上海強行實施這一次改革措施負有責任。[28]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貨膨脹也損害了城市薪金中間階層對政府的支持。組成中等收入階層的少數人，其主要群體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作家和記者，以及政府雇員，儘管以通貨膨脹來解釋他們對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日益不滿是過於簡單，但飛漲的物價和貶值的貨幣的確成了這些人的主要負擔。他們的貧困在抗日戰爭期間就開始了，那時的通貨膨脹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僅及1937年以前的工資的6%—12%。到1946年，根據在昆明所作的一項估計，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減少了98%。[29]而且，儘管政府至少還能夠發布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工人工資的命令，但對它自己的雇員也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雇員包括多數大學教師，他們作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機構的雇員，其薪金等級與其他公務員的等級相類似。所有國家雇員的薪金一般說來每季上調一次。但這些調整斷難跟上生活費用的上漲。教師與公務員的實際收入不夠維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年代後期人們常常說這是事實。 知識界中的這種新的貧困，還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反戰運動。其實連教授本身顯然也參加了1947年春季範圍廣泛的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運動，這一運動還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減軍費開支，增加教育經費預算。顯而易見，利用印發紙幣為戰爭行動籌措資金而引起的困苦，為這些人反對戰爭行動提供了一個主要的論點，因而有助於削弱對戰爭行動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也像公務員一樣，直到政府在軍事上被打敗以前，實際上一直沒有拋棄它。 政治上的無能：對和平運動處置失當 如果說貧困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濟生活的主要事實，那麼他們在政治上的當務之急就是反對內戰。政府拒絕承認這一抗議的合法性，相反，卻把它當作地下共產黨人的一種詭計。由於這種錯誤看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鎮壓，最終只得背上眾對軍事衝突的譴責這個更為沉重負擔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產黨。 於是，學生的抗議活動不是完全成熟後才發生的，而是學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過程中發展。有四次引起全國矚目的示威運動。一二·一運動（1945）是其中規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動發生在昆明，1945年12月1日，那裡的四名年青人被幾個企圖恐嚇反戰抗議者的匿名兇手所殺，還有幾人受重傷。作為這一暴力行動的結果，以西南聯合大學校園內反戰集會為開端的抗議活動，終於以這一時期第一次主要抗議運動而聞名。從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為抗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涉嫌強姦一名北大學生，出現了一系列反美遊行示威活動。海軍陸戰隊官兵的行為僅僅是直接的導火線。除此以外，學生還質問為什麼美國軍事人員要留在中國，他們是否真的沒有站在政府一邊參與中國的內戰。在這一問題上所引發的勢頭，發展成了一場反飢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5、6月間，這場運動席捲了全國大多數主要城市的大學和中學。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所謂「學潮」，與1948年4月至6月間的抗議美國扶日運動匯合了。 儘管經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員，但全國範圍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基本動機都是一致的。學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結束內戰，結束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對國民黨的支持，把財政支出從以軍事為重點轉到以民用為重點上來。政府最初的反應是，試圖使這場運動轉入另外的渠道。當局除了在那些學生運動最積極的學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務外，還讓那些同情政府的學生，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作為國民黨的忠誠擁護者，組織並領導學生的活動。但人們公認，在全國最有名的學校中，名氣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全都批評政府及其戰爭政策。 然而，政府的決策者們始終不夠明智，他們相信，只要學生內的極少數「真正的」共產黨鼓動分子能被清除，學生運動就能得到控制。[30]隨之而來的嚴厲手段進一步疏遠了學生。學生的領導人，尤其是大學自治會的領導，是遭到一幫執法人員毆打、逮捕和綁架的主要對象。根據密探告密，逮捕學生積極分子成了常見現象。積極分子和地下共產黨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單上。這些學生即使不在校園中被抓走，也會在夜間查抄學校宿舍時被拘捕。被捕和被綁架的學生常常乾脆就「失蹤」了。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分子，一旦他們的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見的懲罰。嚴刑拷打也是一種常用的逼供手段。 開始時表明學生要求和平解決國共衝突的運動，就這樣很快發展成了一場向國民黨政府當局挑戰的運動。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並不是學生逃身到共產黨方面，因為逃過去的學生看來在數量上相對很少。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試圖鎮壓抗議活動所引起的廣泛憎恨。這可能不會使學生轉變成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但是，它確實加強了學生對政府的反對，使學生更加不願支持政府對中共的戰爭。 老一代知識分子清楚地表達了他們支持學生要求的道理，他們持續不變地批評這場戰爭及其加於民族的災難。就像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一樣，他們以為這場戰爭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地繼續下去，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敗另一方——這是直到1948年年中以前的一種普遍看法。戰爭的代價包括通貨膨脹，它使城市經濟完全陷於混亂，使農村地區進一步陷於貧困。除了印發紙幣以外，政府財政還依賴一種土地稅，即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強制收購糧食和征借糧食。這些強征索取，連同維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徵購徵用，與徵兵有關的種種弊端，以及當地紀律廢弛、軍餉不足的軍隊所造成的種種破壞，在很多地區都成了農民不堪忍受的重負。戰時的許多征派，都意味著增加地方官貪污受賄的機會，而通貨膨脹又加強了這種動機。在形容農村的狀況時，「吸血鬼」這個詞被用來指鄉、鎮、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稱呼。鄉、鎮、保、甲構成了基層行政單位，評論家認為，戰爭實際上在基層正在製造最有利於中共不斷發展的條件。 政府在爭取公眾支持其反對中共的戰爭方面所遭到的失敗，還很明顯地表現在人們普遍傾向於譴責政府從事戰爭，而較少譴責中共。這一點在那時就為世所公認，而且有很多解釋的理由。首先，政府作為中國合法的統治者，唯有它有權改革自身和結束戰爭。因此，國統區的反戰請願者們便把努力的目標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採取行動。其次，在1945—1946年的和談期間，共產黨人在贏得輿論的對比方面，已獲得成功。人們普遍相信，共產黨人是誠心誠意的，例如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當時他們為了避免全面戰爭，同意作出幾項妥協。而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數星期後單方面撕毀了幾項政協協定時，政府便在這場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這一印象增強的，是1946年2月10日對重慶校場口大會的破壞，這次大會是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結束而召開的。在這一事件的幾天之後，重慶中共報紙的辦事處遭到襲擊。人們普遍認為，這兩次事件都是國民黨內反對政協協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為。[31] 最後，人們把反戰情緒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種普遍的假設，即中共的力量由於國民黨的短處而正在擴大。政府應對在掌權的20年期間沒能克服自己的缺點負責。錢端升教授在分析國民黨的黷武主義與中共的武裝對抗之間的關係時，對於這一論點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國民黨內支持孫逸仙與軍閥結盟的軍人勢力。當時那種基於利害關係的聯合，很快就發展成了一股國民黨內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曾試圖切斷自己與軍閥的聯繫，但它又在黃埔軍校繼續發展自己的軍人體制。北伐戰爭後的20年代末期，國民黨發展階段的軍政時期本該結束；但事實上由孫逸仙提出的訓政時期一點也沒有開始。蔣介石這個軍事首領還接管了政治領導權。蔣接著便開始與共產黨人作戰，這使軍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此後，中共不斷發展力量，蔣介石在國民黨政府內的權力不斷擴大，這兩者之間的一種相互加強的關係發展了。蔣的黃埔系軍人構成了國民黨內軍事集團的核心。他們由於接近蔣以及對軍隊的控制，成了國民黨內和政府內最重要的部分。錢端升斷定，一旦一個軍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反對黨派除了求助於武器外，別無他途。因此，國民黨內和政府內軍人占統治地位，是造成這場內戰的終極原因。他提出要求，把軍人從政治中清除出去，將其置於一個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看法。[32] 經濟學家伍啟元教授甚至更強烈地斷言，政府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他的大多數同事傾向於把通貨膨脹視為戰爭的結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則不同，他把戰爭視為政府經濟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導致了經濟的逐步惡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體，「不包括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們的收入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侵蝕。與此同時，農民正在遭受種種壓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糧、徵兵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劫掠」。伍教授問道：「由於社會就是如此狀況，不管有沒有中國共產黨，能沒有一場內戰嗎？」[33]但是《觀察》的社長儲安平則在評1947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關於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報告時，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眾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據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發展到今天這樣龐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以致使人民覺得前途茫茫，轉而寄託其希望於共產黨？[34] 老一代人像學生那樣，看來並不歡迎一個由共產黨所控制的政府。例如儲安平期望1946年英國工黨取勝能證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民主。對於中共，他所擔心的是那種看來要接受的政治生活。他對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對民主，以及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懷疑。關於中共在對付個人，對待審查制度，對待知識和政治自由以及對待文學藝術方面的態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見。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認為，如果說國民黨的工作在所有這些方面缺點不少，那麼毫無疑問中共就更差。[35]沒有任何人願意去爭辯，中國共產黨最終的目的絕不是實現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不認為中共能夠通過武力去實現它。 軍事上明顯的僵局因此被認為為雙方妥協，也為兩黨在其中能夠相互監督的聯合政府提供了基礎。這個目標，馬歇爾將軍在1946年感到無望時就已經放棄，而中國的那些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卻在其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仍希望它能以某種方式實現。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其最終的結果是，連它自己選區裡的主要團體都拒絕支持它與中共的鬥爭。在沒有使戰爭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況下，國民黨領導人已經無法逆轉公眾的結論，即他們正在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以便他們自己繼續掌權。即使如此，絕大多數始終不渝地大聲疾呼贊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實際上並沒有拋棄政府，直到其命運在戰場上被決定時為止。 共產黨力量的壯大 城市中國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權因而意義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當地授予的，而是作為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來的。無論如何，見多識廣的城市公眾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於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經常被引用來作為中共在農村的力量的基礎，它使中共能在那裡「紮根」，而政府對於這種挑戰完全束手無策。 但是，與共產黨人自己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說法相反，他們對農民的吸引力並不只是以租佃收益為基礎。抗日戰爭期間，他們放棄了土地改革，明顯地贊成更有節制的減租減息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是促進所有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直接受到敵人威脅的地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甚至連減租都暫緩進行。但是在較為安全的地區，這一政策仍在進展，儘管並沒有正式公開承認，在1945年以前，它包括對一份長長的清單上的不平事項的抨擊。這些不平事項包括惡霸、低工錢、貪污腐敗、不繳納稅款、特務、土匪、盜賊甚至蕩婦。黨重新明確雙減政策就是要消滅農村中「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剝削」，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在1937年以後共產黨擴展的主要地區華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那裡的農民常常擁有他們耕種的土地，租佃並不總是一個關鍵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用來貫徹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鬥爭，或者說結清過去剝削賬的鬥爭，1943年以後成了執行黨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後仍然如此，在農民要求的基礎上，無論何種緣故的過去的剝削總數都按現金、穀物或其他財物確定、結算。從剝削者那裡收繳收入，再以各種變得更為直接的和平均主義的方式重新分配。這種做法不僅鼓勵農民回憶過去所受的各種傷害，讓他們從多種剝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還靠推動農民對村裡有權勢者公開地、直接地陳述他們賠償損失的要求，把他們直接拉進這一鬥爭中去。這種對窮人的實際的經濟吸引力，因而便帶有與之互補的破壞性力量。它們共同體現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義。它不僅要摧毀主要「鬥爭對象」，即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所占的優勢，而且要摧毀支持他們和他們所支持的政權組織。這就使得共產黨人有可能以一個忠實於他們並得到鬥爭中調動起來的農民強大勢力支持的組織去取代以前的組織。 與這種鬥爭方法緊密相關，並就破壞性潛力和為今後樹立先例來說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貫徹黨的土地政策的群眾運動方法。其指導原則，就是經常被引用的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尤其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思想，運用這一原則，毛澤東在1945年11月寫道，減租必須是群眾鬥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賜；鬥爭中發生「過火現象」是難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廣大群眾的自覺鬥爭，可以在過火現象發生後，再去改正」。[36]的確，這種過火現象不僅無害，而且對於削弱「封建主義勢力」有積極的意義。中共主持的山東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環境中，以「群眾運動規律」的說法，完全肯定這一過火思想或左派觀點。在運動的最初階段，過火現象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群眾還沒有被充分發動起來去對付敵人。只有在組織已基本建立，幹部得到培訓，積極分子已被發現和農民受到鼓動之後，才能開始進入運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鬥爭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左派觀點和過火現象是難免的。幹部應「幫助群眾鬥爭地主，砸爛地主階級在農村的反動統治，建立群眾的優勢力量」。必須反覆地擊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們明白除了順從外別無選擇。這導致第三階段，此時團結就成為指導原則。黎玉解釋說，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最大的錯誤既不在於過左，也不在於過右；而在於在發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下錯誤判斷一個階段已經完成而下一個階段將要開始的時刻。[37]黨不僅已經發現了喚醒農民的問題，而且也發現了如何利用農民自發暴力的破壞力問題，這種暴力的強弱是當地苦難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當某些軍事和政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地區落實之後，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導致的階級衝突，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村莊的「一切工作之本」。對日戰爭期間所認定的成功地貫徹減租政策的基本先決條件，是有能力對付軍事和政治的敵人，保護這一政策。抗日戰爭動員了人力，而當1943年日本的力量開始削弱時，中共在整個華北地區提供了創造這些先決條件的必不可少的領導。這種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和軍事保障，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從未取得過的條件，它是直接由共產黨人開創抗日運動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1945年以後，黨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夠成為中共與華北「基本群眾」的關係的關鍵，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窮人和無地者心愿的基礎之上。除了通過分配「鬥爭果實」而提供的物質刺激外，共產黨人還能就所有農民顯然理解為他們最直接的苦難的問題——專斷地利用政治權力和在村社的社會地位——提出解決辦法。中共在利用這些問題——連同所有其他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無酬勞動、負債等相關的問題——的過程中，找到了一種方案，可以利用它把發動來抵抗日本的軍事—政治運動轉變為一個能建立新的土生土長的政權組織的運動，一旦日本戰敗，這個政權組織通過公眾參與和支持將得到承認。[38] 1946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從減租減息轉回到土地改革的標誌。但它並沒有突出強調這兩種政策間的區別。這一指示事實上只是承認了幾年來共產黨解放區所著手進行的一項發展。與這項發展相一致，該指示認可了把財產從持有人手中轉移到無財產者手中的幾種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種土地分配方案。但是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棄，因為它們是在對剝削者和掌權者毫無懲罰的情況下實行的。1946—1947年，緊隨而來的更典型的後果是清算鬥爭，接著是對鬥爭果實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義行為。這一過程最後達到沒收地主的全部財產，包括他們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動產；所有農田和其他生產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1947年的土地法所闡述的那樣。 到1946年年底，即政府向共產黨解放區的軍事進攻開始後不久，毛澤東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產黨的防禦戰略中的作用。他斷言，執行了五四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才堅定地和共產黨一道反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他聲稱，凡沒有執行這一指示，或藉口戰爭忙而忽視土地改革的地方，農民即採取「觀望態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區，不論那裡的軍事形勢怎樣，都應該領導農民執行五四指示。[39] 黨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黨把土地改革看作贏得群眾真心實意地響應參軍運動的基本條件。據報道，1947年初，在山東、河南交界的12個縣中，5萬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後立即聚集在共產黨的軍旗之下。據稱，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區的一次類似的徵兵運動就沒有能發展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40] 當然，徵兵只是共產黨式戰爭必不可少的支軍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時而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戰爭」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在發展，1945年以後還在繼續，儘管這時游擊戰的作用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 民兵 被組織起來，比較理想的是每縣數千人，通過擔負站崗放哨、守衛新占領地區、進行牽制性活動等任務支援正規軍。民兵也負責保衛地方黨和政府的組織，看守犯人，鎮壓地方上的反共活動，揭露敵特以及保持交通線的暢通。 地方自衛隊　是在村級和區級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向前線運送補給品，向後方運送戰利品和傷員。他們在村里組織軍運隊和擔架隊來完成這一任務。所有年齡在16歲至55歲之間的強壯男性平民，當軍隊需要時都有義務參加。 婦聯　維持村莊的警衛組織，密切注意村裡的外來者；她們還協助醫護工作和從事手工業生產，以支援軍事工作。 農會　負責軍隊的徵兵運動，同樣，青年組織動員其成員參軍和從事後方勤務工作。 最後，所有戰區的平民都要服從部隊和地方政治當局的命令，修補防禦工事，挖戰壕，救助傷員和主動報告敵特活動，以支援戰爭。[41] 不過這是理想的模式，其實現首先取決於貫徹土地改革的進程。它也並不像當時新華社發表的報道所慣於暗示的那樣容易。這些報道描繪了土地改革同農民由於物質刺激和害怕地主報復而加入中共一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42]但同一時期的黨內文件卻表明因果關係並非如此直截了當，成果也並非如此容易取得。相反，農民往往害怕參加這一鬥爭，他們唯恐國民黨可能回來，讓鬥爭對象對他們報復，而這種情況確實多次發生。這種擔心由於1946—1947年政府進入根據地時遭到慘重損失這一現實而增強了。此外，農民也往往不情願離家到新攻下的地區參加戰爭。而且農民的這種不情願，還從地方幹部態度不堅決上反映出來。例如，某些軍隊幹部並不懷有真正的階級仇恨。他們參軍主要是為了反抗日本人，保衛他們的家。他們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主或富農出身，從未想過要消滅封建主義，更沒有想過要把他們的家產轉交給農民。由於一些地主也參加了抗日鬥爭，有些幹部甚至還同情他們並設法保護他們。很多地方非軍職幹部也不喜歡軍隊的徵兵工作。他們不得不努力克服農民開始時由於擔心國民黨回來而不情願對地主進行鬥爭的想法，然後緊接著要求農民保衛他們的新土地，免受進攻的國民黨軍隊的威脅。[43] 作為克服這些不足的手段，黨規定了群眾路線的徵兵方法，並概括地提出了工作步驟。在村民大會上，積極分子要解釋徵兵運動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提出他們的條件。村裡的所有群眾組織都要參與消除農民的疑慮以及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農會要討論並決定誰該不該志願參軍；婦女團體接到要求，要動員其成員鼓勵家裡的男人去參軍。在村民們的認識因此而提高後，各種競賽運動便可以發動起來，用先進村的事例去影響較落後的村子。各個村莊要命名志願參軍的模範家庭和模範農民，以激勵其他家庭和個人。在這一階段，必要時一些中共黨員本人應站出來，帶頭參軍。 在土地改革還沒有徹底實行的村莊裡，徵兵運動可在分田分財的同時開展。不僅要把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認為是惡霸的地主還可能被關押甚至被處死。一份報告宣稱：「必須摧毀他們的封建統治。……經驗證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糧食並把他降到中農的水平……他在村里就不可能繼續持原來的態度。」[44]很明顯，給農民以物質利益並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標。同樣重要的，是這場運動所產生的不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破壞力。因此，對1946年某些邊區一度發起的獻田運動提出的一種批評是，它沒有經過鬥爭就完成了經濟上的再分配任務，其結果是，這一運動既不能達到推翻地主，也不能達到農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45]1948年10月，毛澤東宣布，在前兩年，黨「已經動員了大約160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46]無論如何，提供的利益與獲得的支持之間的環節就是鬥爭運動。因為它能使共產黨人把通過財產的再分配而激發起來的最初的階級覺悟，轉變成從事戰爭所必不可少的特種支持。至關重要的是，這場有眾多目標的鬥爭運動摧毀了農村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配地位。 隨後的新的鄉村政權機構的建設，是進行土地改革「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後一步。那些最積極參加這場具有多種特點的控訴運動的農民，為中共提供了新黨員，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領導幹部。那些得到了土地財產的農民，成了農會和其他村組織的骨幹。這是一種由農民自己進行管理的組織機構，共產黨因此對它擔負徵收糧食稅、發展地方民兵、組織軍事運輸隊以及對不想志願參軍者施加壓力的責任可以信賴。這些都是黨在農村立腳的基礎，的確可以保證堅持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鬥爭所必需的糧食和人力供應。[47]這樣，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國農村財富、權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壞能量來為自己服務。這一成就使國民黨政府沒能對日本人和國家主要農業基礎的惰性提出的挑戰做出同樣反應這一事實愈加顯得突出了。 1946—1949年的內戰 1946年11月初，蔣介石向馬歇爾吐露說，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在從前使它造成分裂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武力是解決同中共衝突的唯一手段。[48]這一決定不僅是以對共產黨的弱點，而且是以對他自己的長處作出持久的錯誤估計為基礎的。馬歇爾在其使華的第一年中，曾多次盡力警告蔣介石他所面臨的某些危險。馬歇爾甚至忠告說，政府的作為「可能會導致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因為「目前正在發展的混亂局面不僅會削弱國民黨，還會向共產黨提供一個削弱政府基礎的絕好機會」。[49] 1946年10月，馬歇爾評價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向蔣指出，儘管他們在退卻，但是並沒有投降。當共產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並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鬥，那麼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由於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製造無窮無盡的麻煩。[50]最後，當馬歇爾準備離開中國時，他再次勸告蔣介石說，共產黨人現在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已經很強大了，國民黨政府依靠軍事手段很可能摧毀不了他們。蔣對此的答覆是，一旦中共的軍事力量被摧毀——這一點他確信在8個月到10個月之內就可完成——解決共產黨問題就不會有困難。[51] 他的戰略是首先收復所有前線上的城鎮，控制長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幹線。然後政府軍可以從這些據點和鐵路走廊進入共產黨的解放區，重新建立對較次要據點的控制，並最終控制農村。根據這一戰略，政府軍在1946年7月發動了全面進攻，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把這次全面進攻當作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的標誌。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卻 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裡，政府軍實際上奪取了除哈爾濱以外的所有東北城鎮，收復了蘇北的縣城，占領了張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熱河省的大部分，掃清了大部分隴海和膠濟鐵路線。此後，拉鋸戰在長江以北所有中國主要鐵路線上展開。這些鐵路，除了自蘇北海岸直通陝甘邊界附近的寶雞的隴海線和橫貫山東的膠濟線外，還包括津浦線和平漢線。在滿洲，戰鬥主要焦點所在的鐵路，是唯一從華北通往東北幾省的北寧線，以及連接四大城市瀋陽、四平街、長春和吉林的鐵路。隨著戰鬥的發展，戰爭的兩個主戰場變成了滿洲和華東，後者包括江蘇和山東。 共產黨軍隊在1946年7月改名為人民解放軍。[52]他們遵循從城鎮撤回農村的戰略方針，在政府的進攻面前主要保持防禦態勢。9月，毛澤東提出了解放軍將要遵行的戰略戰術要點。毛解釋說，在抗日時期，共產黨軍隊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隨著國內戰爭情況的改變，雙方的位置也將發生轉變。但是，政府軍還處於進攻地位，其人數和武器裝備都優於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轉變以前，後者必須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具有優良傳統的作戰原則。 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爭的特點。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因為俘虜來的敵軍通常要編入共產黨軍隊。殲敵的目標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取地方。力求速決的目的在於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毛澤東斷言：「實行這種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53]這裡所論述的要點，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戰原則。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進攻中，包圍了漢口以北鄂豫邊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領的共產黨部隊。他們突破包圍圈，成功地回到了共產黨在陝西的根據地。政府雖然消除了共產黨軍隊對這一地區的威脅態勢，但後者的兵力卻保存下來，以圖他日再戰。政府宣稱，在山東，膠濟線上的共產黨軍隊已於7月17日被清除。但是，由於他們的不時騷擾，鐵路運輸到9月底仍沒有恢復。也是在7月，政府軍渡過黃河進入晉南。但是，在該省東部，共產黨軍隊仍能夠切斷從省會太原通往石家莊的鐵路。[54] 在蘇北，7月的進攻是隨著政府軍從長江北進、從津浦路東進開始的。那時，共產黨控制著這一地區的29個縣。到第二年春季，政府軍奪回了該地區的所有縣城，並在國民黨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縣政府。在各地，共產黨人面對敵人優勢兵力的進攻，都實行了撤退原則。與正規軍一起撤退的還有大部分民兵、黨的幹部及其家屬。這一生存戰略使他們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晉冀魯豫。政府軍進入共產黨的一個主要根據地晉冀魯豫解放區後，他們繳獲的文件透露了這一地區遭受損失的程度。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收穫是大量的，也是沒有估計到的。例如，冀魯豫分區的64個縣，有49個被政府軍占領。1946年中國共產黨在該地區控制的35座縣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這是中共沒有料到的。他們不得不修改戰略，開始做長期游擊戰的準備。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戰略，在逐漸殲滅敵軍的同時，共產黨的正規軍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無損。蔣介石對他的80%一90%的進攻軍隊，沒有來源補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們保持鬥志，繼續殲滅來犯之蔣軍，我們就不僅能夠阻止敵人的進攻，也一定能夠變防禦為進攻，收復所有失地。[55]這一戰略是正確的，但是在1946—1947年的冬天，勸勉是不足以保持鬥志的。 地圖17（a）　內戰（1946年） 地圖17（b）　內戰（1947年） 撤退原則作為一種游擊戰策略，不僅應包括撤退軍事和政治單位，而且還應包括疏散當地居民，其目的在於保存人口、村級組織和糧食貯備。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莊並沒有為恢復游擊戰的條件做準備。其結果是，幹部和防禦部隊逃走了，沒有武裝的農民在村的組織遭到破壞的同時，付出了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如在蘇北，國民黨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來取代了這些組織。隨後便是還鄉團的到來。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復他們地位的人所率領的武裝部隊。他們開始清算自己的賬目，奪回已被共產黨分給農民的土地和糧食。有關反攻倒算的報道比比皆是。[56]文件承認在這一地區有無數的農民被殺害。一個用了近10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共產黨老根據地，在短短几個月裡就被這些人毀掉了。殺回來的共產黨軍隊，在重新奪回的地區里遭到農民的咒罵，因為沒能保護他們。農民們不願意恢復農會和組織新的民兵部隊，甚至不願出席大會，他們對共產黨在這些地區堅持下去的能力幾乎沒有什麼信心。[57] 但是，再次進行像對日作戰那樣的長期游擊戰的計劃並沒有完全實現，因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進攻已經開始減弱。政府的兵力這時過於薄弱地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內，不能像日軍在其入侵同一地區的高峰時能做的那樣，占領次要的據點。與此同時，共產黨正規軍主力部隊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經停止退卻，並可以發動若干小規模的反攻。在山東，共產黨的軍隊正開始掌握主動權；在滿洲，他們已能夠發動有限的進攻。共產黨宣稱，在全國範圍內敵人已有90個旅被消滅，當這一數字達到100時，軍事力量的對比將有利於共產黨方面。[58] 實際上，軍事力量的對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轉變。美國軍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預言，由於需要更多的軍隊守衛過長的交通線，政府的進攻將在幾個月內陷於停頓。然而，由於政府軍在訓練和裝備上所占的優勢，這些分析家預見到一種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國觀察家「普遍認為，共產黨在與政府軍的旗鼓相當的抗衡中，無論是進攻還是防禦都不會贏得最終勝利」。[59] 沒人預見到共產黨的指揮員們能把他們抗日游擊戰的經驗轉移到運動戰的戰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產黨人在保存和發展自己力量的同時，立即開始部署比他們用來與日軍作戰更大的部隊，零敲碎打地襲擾和殲滅敵人。通過將民兵和俘獲的敵軍士兵編入正規軍，以及通過伴隨1946—1947年共產黨地區土地改革的大規模徵兵運動，人員的損失得以彌補。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共產黨政權在農村的發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進攻中不是首當其衝的地區的民眾有可能支持共產黨，這種支持對於加強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是必不可少的。 東北。在東北的總司令林彪的指揮下，這一戰略最早被成功地運用於滿洲。1946年底，他的部隊已推進到松花江以北，政府軍對其最後目標哈爾濱做好了春季進攻的準備。但其後，林彪卻向政府占領的地區開始進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襲，這種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滿洲的主動權，並在兩年以後的決定性勝利中達到頂點。他的時機選擇符合一種突擊和聲東擊西的戰略，在東北，嚴寒的冬天開始以後是一個不太可能進行軍事部署的季節。1946年11月，當林彪的部隊越過冰封的松花江，首次發起一次小規模的牽制性攻擊時，這一行動的重要性還不明顯。在這次短暫的南下後，他們迅速撤了回去。1947 年1月6日，一支估計為6萬人的部隊再次過江。這一次，政府軍至少在一次戰鬥中傷亡慘重，他們在入侵者撤出前幾乎抓不到什麼俘虜。政府軍的指揮官們因而很擔憂，因為他們預料到了第三次攻擊。這次攻擊發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結束。林彪的部隊迅速撤離，而沒有與集中的政府軍接戰，政府軍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戰時那樣落入圈套。 共產黨第四次越過松花江作戰，從1947年3月7日持續到18日。這一次他們重創了政府軍一個師，在撤回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這些短程軍事突襲的重要性，至此已顯而易見了：政府軍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東北的戰略計劃已被打亂。對哈爾濱的威脅被延誤，共產黨的地位則鞏固了。1947年5月，林彪接著又發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動，展開了一場密切協作的戰役，這一戰役標誌著結束滿洲戰爭行動的開始。一支有40萬人的部隊，參加了5—6月進攻滿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戰行動。其主力部隊進攻的目標，是地處滿洲兩大城市長春與瀋陽之間的四平街。在對四平街五個星期的圍城作戰期間，進攻的共產黨軍隊傷亡了約4萬人，而且未能阻擋住派來援救四平街守軍的政府增援部隊的到達。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對該城的包圍，並撤過松花江後，他本人承擔了這一決策錯誤的責任，這次錯誤導致了政府四平街防禦戰的勝利。 然而，儘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東北野戰軍仍然獲得了主動權，並且把主動權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終勝利。政府軍已被迫放棄了松花江北岸與長春—吉林戰區之間的前哨基地，其前線從六個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約150英里。政府所據守的長春、吉林和瀋陽這幾座城市，也因為連接它們的鐵路線遭到破壞而被孤立，其中的幾條鐵路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恢復。政府軍在武器、物資、人員和士氣方面遭受的損失，一直未能恢復過來。[60] 隨著共產黨人在東北和其他地區不停地展開進攻，政府軍陷入一種固守防禦的戰略。典型的情況是，他們要麼從已經失去任何戰略價值的過於分散的據點撤退過晚，要麼留在城牆和戰壕後的據點裡，把主動權留給對手，任隨他包圍與否。據當時的美國軍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東北迅速潰敗的原因，是兵力最初過於分散和軍隊領導無能，最明顯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將軍的指揮失當。但是，司令的更換也未能挽救政府在東北搖搖欲墜的命運。1947年年中，即共產黨的第五次進攻之後，東北的指揮官換成陳誠將軍；而在1948年初的共產黨第三次進攻之後，他也被免職。政府軍在裝備和訓練方面仍然占有優勢。然而，共產黨在戰略戰術運用上和士氣、戰鬥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識上所占的優越性日益明顯可見。 士氣因素當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國民黨方面的腐敗、無能以及決策失誤產生的消極影響以外，尤其在東北，還存在地方主義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接收東北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張作霖大帥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重新在那裡出現。政府把東北三省劃分成了九個行省，並在實際上任命外來人擔任所有最高職務。而政府在當地的幫手，則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與日本人有過勾結的人，因為只有這些人既不忠於共產黨，也不忠於少帥張學良，他是張作霖的兒子和明顯的繼承人。少帥因他在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時所起的作用，繼續遭到拘押，也許因為他仍享有眾望，儘管人們普遍預料他會被釋放，但他還是被流放到了難以逃身的台灣。 根據當時的記述，日本投降後，東北對國民黨的最初支持看來是真心誠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讓人覺得討厭了。他們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員貪污受賄所造成的怨恨導致地方主義迅速復興。如果政府在東北的行為不那麼容易受到批評，那麼，地方性忠誠的影響就不會如此強烈了。東北，像台灣那樣，是一個被日本人統治很久的地區，經常聽到那裡的人民評論說，日本給了他們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這一地區反對共產黨的努力，如果沒有當地領袖人物的參與，幾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國民黨對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卻有著如此強烈的戒心，甚至對他們願意提供的幫助都一腳踢開。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把這一錯誤追溯到蔣介石本人，蔣依然「對當地的滿洲人抱有成見」。例如一個當地成立的「東北動員委員會」主動請求組織一支防禦部隊與共產黨人作戰。但是這個提議遭到拒絕，儘管政府的司令官們根本沒有能力組織一支有效的地方游擊隊。一個曾在大帥和少帥麾下效力的騎兵軍官馬占山將軍，同意為政府工作，被任命為東北副總司令，[61]但他從沒有獲准做任何事，也沒有獲准指揮任何部隊。同時，政府在東北的司令官們不得不依靠一些「外來人」作為他們部隊補充兵員的主要來源。政府軍由於在東北的徵兵運動失敗，因此只能從關內各地獲得喪失和受損的師的補充兵員，而關內各地幾乎經受不起失去這些兵員。[62] 共產黨人從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眾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處。他們避免採取中央政府對待東北人民的那種倨傲態度，處處都儘可能使用當地人才。大多數從張作霖和張學良的舊東北軍中倖存下來的部隊，就像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那樣，轉向了共產黨。共產黨將他們當作聯軍歡迎他們，並允許他們保留原貌，作為林彪全面指揮之下的一支非共產黨部隊。隨著共產黨掌管的地區的擴展，東北野戰軍已能靠當地徵兵擴充正規部隊；它還組織了一支有戰鬥力的第二線非正規部隊，並動員了一百多萬支前民工，在後勤部的指揮下執行任務。 當時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產黨的成就： 須知共產黨挖起鐵軌埋地雷、丟炸彈，並不是共產黨人在這麼做，而是老百姓替他們這麼做的。中國共產黨過去在東北沒有兵，現在他們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共產黨過去沒有槍；現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給他的，甚至還有偷賣給他的槍。中國共產黨沒有人才；現在他們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棄材。[63] 國民黨政府由於不顧民眾要求與感情的慣常做法而受到很壞的對待，幾乎不可能有比這更合適的例子了。 山東。共產黨人在江蘇—安徽—山東這一重要戰區內的退卻，與滿洲相比更難扭轉。在這一地區，政府軍兵力並非過於分散，而共產黨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卻的安全庇護地。不過，華東共產黨軍隊的司令員陳毅卻採用了同樣有利的戰略戰術。在山東，許世友指揮的共產黨軍隊在一次爭奪膠濟鐵路控制權的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於1946年10月初在高密被擊敗。這條鐵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開通，據報道，共產黨方面在北撤前傷亡了約3萬人。接著在1947年1月初，從蘇北撤下來的共產黨部隊與從魯中來的其他部隊合在一起，在魯南的棗莊向追趕他們的敵人發動反攻。政府軍被打敗，損失了約4萬人和26輛坦克，共產黨用這些坦克開始組建一支他們自己的裝甲縱隊。陳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領的陣地，但卻及時撤走了他在臨沂的指揮部，成功地伏擊了一部分被派來包圍他的敵軍。政府軍2月在萊蕪附近再次遭到失敗，又付出了3萬人的代價，並失去對膠濟鐵路的控制，這條鐵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閉。 政府的報復是在1947年4月至5月期間向陳毅的沂蒙山根據地發動的一次重大戰役。政府動用了約20個師近40萬人，去對付估計為25萬人的共產黨軍隊。但是，在5月14—16日魯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詩般的戰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損失慘重，據稱傷亡了1.5萬人。政府的整編第74師，這支前一年在這一地區與共產黨軍隊打過多次遭遇戰的能征善戰的部隊，被徹底殲滅。該師師長張靈甫，隨著他的大半官兵死於戰場，同參謀人員一起自殺。[64]不過，陳毅的部隊在數量上仍居劣勢，他終於在7月份被迫撤離戰場，任由政府軍宣稱其在魯中南麻戰役中取得了勝利。但是，陳毅部隊的主力卻在重新部署，並準備重新投入戰鬥。 國民黨軍事史學家後來對1947年山東諸次戰役中共產黨的實力和政府的錯誤，提出了坦率的評價：政府的指揮官錯誤地判斷了陳毅的意圖，因而也沒能在他的部隊撤離蘇北時牽制住他們。後來，在棗莊附近，政府軍沿路停下來休息，擁塞道路，行動極為緩慢。他們最終為自己的點線防禦戰略所陷，而共產黨的主力卻基本上保持完整無損。政府軍的前線擴展得太寬，機動能力不強，因此無法防止個別部隊遭到孤立、包圍和被各個擊破。他們缺少夜戰經驗。步兵、空軍和炮兵的協同作戰也很差。坦克部隊由於雨天道路泥濘而無法調動。 相比之下，對手則輕裝就道，能敏捷地進入戰區和在戰區移動。共產黨在棗莊「轉移」兵力的好處是有代表性的。他們通過部隊從一點到另一點的迅速運動，切斷政府的交通線，攻擊其增援部隊，機動地制勝對手。陳毅的主力撤出臨沂時，在夜間沿著大路一側的山間小道秘密行動。空中偵察沒有發現目標，政府軍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溝中的伏兵的襲擊。孟良崮的失敗也被指責為情報有誤和空中偵察不力。74師認為陳毅的主力部隊已經北去很遠，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襲擊，被包圍在一個不可能堅守的地區。此外，魯中長期以來就是共產黨的地區，那裡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動員起來。中共在那裡有一個準確可靠的情報系統和組織良好的供應系統。相反，政府的信息一點也不可靠，其部隊的補充兵員總是遲到，供應也不充足。軍事史家的這類記述還指出，「與共產黨相比，我們在情報、宣傳、反情報和安全保衛所有這些方面都相形見絀」。[65]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1947年夏末，毛澤東評估了戰爭第一年的戰果，詳細說明了第二年的作戰計劃。蔣介石動用了他總共248個正規旅中的218個，損失了其中97個旅以上，或者說被毛的部隊殲滅了近78萬人。毛公布中共的損失是30萬人，大片土地被進攻的政府軍占領。第二年的首要任務將是放棄撤退戰略，並立即反攻。第二項任務是收復第一年的失地，殲滅內線之敵。[66] 華中和華北。1947年夏季，共產黨人以開展全國性的反攻發起了戰爭的第二階段戰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獨目將軍」劉伯承，於6月30日引人注目地率領5萬大軍在魯西南渡過黃河，把正在東面同陳毅作戰的政府軍吸引過來。當陳毅退入山東之際，劉的部隊越過隴海鐵路，向南猛插300英里，在鄂豫皖邊界的大別山區開闢出一塊新的根據地，那裡是20年代建立的鄂豫皖蘇維埃的所在地。 在8月底的一次與此相關的行動中，一支由陳賡率領的原屬劉伯承的2萬人的較小部隊，在晉南越過黃河，南進到豫陝鄂邊區，與劉的各縱隊取得呼應。一個月之後，陳毅率領部分華東野戰軍回師穿過魯西南，進入豫皖蘇邊區，填補了劉部移出的地區。共產黨因此將戰爭向南推進到華中的國民黨統治區，在黃河與長江間開闢了新的戰場。這些初步行動把陳毅、劉伯承和陳賡的部隊聯結在一起，使他們得以在適當的位置上協調某些戰略上最重要的作戰行動。其時他們就能攻擊華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幹線，阻斷長江流域與北方之間的鐵路運輸。[67] 與此同時，華東野戰軍在魯東和蘇北的其他部隊，打了一系列小戰役，到1948年年中，除了省會濟南和港口城市青島等少數幾個孤立的政府據點外，已經得到了山東全省。[68] 1947年11月，聶榮臻率領的晉察冀野戰軍的部隊奪得石家莊，贏得了一次重大勝利。在得到這一重要的鐵路樞紐的同時，共產黨還獲得了大量物資；控制了平漢鐵路，並有了一個新的首都所在地，自1947年3月延安失陷以來，他們一直沒有首都。石家莊戰役還使得共產黨在華北的兩個主要根據地——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連成一片成為可能。此外，到1947年年底前，他們還控制了內蒙古地區的熱河和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數幾座主要城鎮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攻占延安為國民黨人的戰爭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儘管這證明是一個束縛部隊的軍事包袱，這些部隊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評論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離開晉南進攻延安，只不過是拿山西的30個較為富庶的縣去換陝西的45個窮困縣。[69]1948年初春，彭德懷開始進攻。儘管政府從河南的開封—洛陽防區調了約2萬人去增援陝西的胡宗南，但他們並沒能守住延安，1948年4月延安再次易手。胡不得不放棄延安去追趕彭德懷，後者突然開始向四川行動。五月，彭在隴海線西端終點的寶雞附近的一次決定性失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陝北。但儘管遭遇了這次挫折，共產黨還是控制了這個省包括延安在內的大部分地區。 共產黨人立即利用政府調兵入陝而造成的河南防禦上的弱點，向隴海線上的洛陽進攻。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後以1948年4月初陳賡部隊的勝利而告結束。中共軍隊因而能夠奪取臨汾，這是政府在晉南的最後一個據點。5月中旬，共產黨的山西解放區與華中的劉伯承的根據地連成一片。到這個月月底，陳毅、劉伯承、陳賡諸路大軍在總司令陳毅的指揮下，經過數周協同行動，會聚於開封城下。6月中旬，他們奪取了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會。儘管陳毅的部隊未能守住開封，並且隨後在附近的一次戰鬥中實際上遭到失敗，但是洛陽—開封戰役成了這場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共產黨軍隊展示了它們的能力，能夠在幾條戰線同時展開持續的進攻，並在寬廣的地域內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這是從游擊戰轉向運動戰的最後一步。先前的主要戰鬥是在山東和滿洲，石家莊和延安戰役之後不久，洛陽—開封的軍事行動已在華北開闢了一個新的主要戰區。這些勝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產黨各邊區的擴大和合併成為可能。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在1948年5月合併為華北解放區。8月，統一的華北人民政府在石家莊成立。[70] 地圖18　中國共產黨的攻勢（1948 年春夏） 東北。到1948年年中，滿洲的力量對比出現逆轉，最終的轉折點到來了。1947年9月，林彪發起越過松花江的第六次進攻，這次行動的目標是完全孤立中滿和南滿的幾座大城市，並通過切斷北寧鐵路以斷絕與華北的陸上交通。這些目標在11月底基本上達到。[71]作為第七次進攻先導的預備性攻擊，於12月中旬開始。東北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權已由陳誠交到了衛立煌將軍手裡。但是，林彪這時已強大到足以在三條戰線上同時展開攻擊。當第七次進攻開始時，共產黨軍隊從北、西、南三面包圍了瀋陽。可是當國民黨增援部隊從長春和吉林空運進瀋陽城時，林彪隨即將其主要作戰行動轉到這兩個城市的北面，包圍了與它們鄰近的四平街，這是兩年中的第三次包圍。這座城市在5月13日被攻占；國民黨人在前幾天已經放棄了吉林。從12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這三個月的作戰中，林彪的部隊總共攻占了19座城鎮。[72] 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拒絕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大衛·巴爾少將提出的建議，即趁共產黨對瀋陽周圍的壓力減輕之機，在還有可能時撤出東北。[73]於是，蔣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東北的殘餘軍隊的最後機會。到1948年年中，那裡力量的對比發生了不利於蔣的不可逆轉的改變。共產黨此時宣稱，他們在這一地區擁有70萬正規軍，還有33萬地方部隊和第二線部隊，以及160萬支前民工。士氣日益低落的政府軍，人數只有約45萬，且沒有能投入作戰的第二線補充兵員。[74] 根據政府的估計，到1948年6月，在全國範圍內，政府正規軍的實力與1945年年中相比已減少了1/3。政府軍現在的人數為218萬人，其中作戰部隊只有98萬人。共產黨方面有正規軍156萬，非正規軍70萬，據估計其中的作戰部隊為97萬人。重武器的數量，政府方面有2.1萬件，與之相比，共產黨有2.28萬件。[75]毛澤東在早些時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為共產黨方面的所得，因為繳獲的敵人物資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投降的政府軍士兵則是新兵的重要來源。 第三年，1948—1949年：勝利 1948年3月，毛澤東已能通報：政府軍只在華中的兩個地區保持主動權，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動挨打。他預言，在取得一兩個最大城市，並將東北、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區連成一片之後，就有可能在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估計可在三年之內打敗國民黨。[76] 共產黨現在有人有武器，又有進行大規模陣地戰所必需的體制和經驗。這些戰鬥以1948年9月對山東省會濟南的成功包圍而揭開了序幕。共產黨的春季軍事行動使濟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9月出征河南的陳毅部隊已返回山東。還是早在滿洲時，美國顧問們就警告蔣介石說，他在濟南的部隊處境已經無望。但是蔣介石再一次拒絕撤走它們。對該城的攻擊於9月16日開始，10天之內解決戰鬥。大多數士氣沮喪的守軍根本不肯戰鬥，有些部隊實際上叛逃到了共產黨一邊，這是形勢正在轉變的一個無可置疑的信號。[77] 在濟南發生的由消極防禦到叛逃和投降的變化，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中多次出現，因為政府方面屢屢戰敗的心理影響很有支配力。這種情況無疑使政府軍毀滅的時間表大為提前，它反映在從1948 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的三次決定性戰役的過程中。按計劃對政府軍的三大集團發動協同總攻的戰役是：遼瀋戰役，9月12日至11月2日，結果是滿洲的國民黨軍隊徹底失敗；平津戰役，11月21日至1月31日，它結束了政府在華北的抵抗；淮海戰役，11月6日至1月10日，它掃除了共產黨南下長江和渡江作戰的最後一個主要障礙。 遼瀋戰役。這是林彪在滿洲發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進攻性戰役，更加鞏固了他在軍事史家和中國公眾中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軍事領袖之一的聲望。[78]考慮到作戰的規模，東北的這次戰役的結束對政府來說，來得幾乎就像在濟南一樣快，雖然不像濟南那樣不光彩。林彪部隊發動最後一次滿洲攻勢的人數接近70萬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隊大概不足50萬人。三個主要攻擊目標是政府軍集結的幾個地方，即北寧鐵路上的重要補給中心錦州、瀋陽本身和長春。最大的集團是兵力為23萬人的瀋陽守軍。 對錦州的攻擊於9月12日開始，不過由於佯攻長春，出擊的目標並未立即暴露。錦州附近的政府軍在不到兩個星期之內，不是被包圍，就是被孤立。至9月底，飛機場遭到攻擊，彈藥已經耗盡，不得不靠空投供應守軍。儘管在附近一些地點尤其是在義縣，最初的戰鬥很激烈，但錦州的守軍在共產黨軍隊不停頓的攻擊下還是抵擋不住，政府軍的兩個師戰敗，該城於10月15日被攻克。 10月初從瀋陽派出的約10萬人的援軍，未能及時突破阻擊解救錦州。因而林彪接下來的第二個主要目標，就是將這股援軍在其未能撤回瀋陽之前全部殲滅。他假裝向西南進軍，卻反而將其主力從錦州向東北方向移動。儘管再次激戰，援軍也沒能逃脫林彪極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10月28日遭到覆滅。由於瀋陽守軍已有半數兵力折損，該城只在極微弱的抵抗後，便於11月2日投降了。與此同時，長春軍民因共軍的包圍，已窘迫到幾近餓死的程度。以不可信任的雲南人組成的第60軍，於10月17日叛逃到共產黨一方。該地的其餘部隊也在不久後相繼投降，於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場。 儘管杜聿明將軍早先已被證明無能，但在這次會戰期間，他又再次擔任了東北的指揮，而蔣介石則從他在北平的指揮部親自接手對軍事行動的指揮。共產黨的強大與政府的虛弱形成了對比，要想化解這一印象絕無可能。但是如美國駐瀋陽總領事10月27日的電報所說：「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悲劇性的下場的話，那麼它上星期在東北的軍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劇性的錯誤。」 11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過松花江發動他的第一次進攻的兩年之後，政府在東北的最後一批守軍不是投降，就是南逃。在東北會戰的最後階段，政府至少損失了40萬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銳的部隊，以及他們的所有武器和裝備。[79] 平津戰役。林彪的軍隊在取得滿洲的勝利之後，立即開始南下。隨後的平津戰役中，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的共產黨正規部隊會合在一起，總兵力達89萬人，由林彪全面指揮，而政府較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義將軍率領的部隊大約有60萬人。林彪的主力部隊向長城以南疾進，進入平津地區，在西面得到已經威脅張家口的聶榮臻領導的華北野戰軍的支援。聶榮臻在張家口附近的任務，過去是阻止傅作義削弱北平的防禦力量，派兵增援東北。現在隨著東北地區局勢趨於安定，聶的新任務是阻止傅作義向南增援蘇北的政府軍集團，這個集團是共產黨11月初發動的決定性的淮海戰役的進攻目標。因此，共產黨在平津地區的戰略意圖是，先將傅作義的部隊包圍在五個點上，而後依次各個解決，以便切斷他們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隊向他們靠攏。 在主力部隊於11月21日開始向關內進軍之後的兩個星期內，林彪的部隊抵達天津外圍至唐山西北的一個重要的新發展地區。在兩個多星期內，他們已經鞏固了自己的陣地。第一個主攻目標是傅作義最薄弱的一點，北平西北的新保安，那裡的守軍在12月22日被聶榮臻的部隊擊敗。張家口也在兩天之後陷落。與此同時，共產黨對北平和天津的包圍也在不斷加強。天津的國民黨守軍司令決心抵抗，為阻止共產黨前進，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區。其後他拒絕未經戰鬥就放下武器，但共產黨軍隊在1月14—15日的天津會戰後獲得勝利。附近的塘沽港兩天之後陷落，5萬守軍從海上逃走。傅作義值此緊要關頭，逃路已被切斷，左近所有集結的部隊已經戰敗，他在北平的20萬部隊在人數上現已處於絕對劣勢，於是談判了一項解決辦法。他同意於1月22日將其部隊和平撤出城外，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共產黨軍隊於1月31日進入北平。在平津戰役中，政府又損失了近50萬軍隊，丟掉了中國兩個最重要的城市。[80] 淮海戰役。內戰的第三個決定性戰役，與平津作戰同時展開。這一著名的65天的淮海會戰，從1948年11月6日進行到1949年1月10日。其主要作戰區域位於隴海線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為名。戰鬥集中於政府的「剿總」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圍，該市處於隴海與津浦鐵路交會的戰略位置上。這次會戰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和中原野戰軍的司令員陳毅、劉伯承和陳賡的合作達到了頂點，他們在這一地區已共同作戰了一年多。 雙方正規部隊的兵力大致相當，每方都擁有50萬人以上。但是，共產黨已有很發達的民眾支前網絡，能夠另外動員200萬農民從事支持戰場作戰所必需的大量後勤工作。軍方和民眾的支前工作實際上擴展到江蘇、山東、安徽和河南四個省，由鄧小平領導的特設淮海總前委協調。政府軍的主要司令官是劉峙、杜聿明和黃維，劉峙任總指揮，蔣介石還像最後一次滿洲戰役那樣親自督戰。 淮海戰役大體上——雖然不是精確地——是按照1948年10月11日發出的、毛澤東起草的三階段「作戰方針」展開的。整個戰役如計劃指示的那樣，在兩個月之內完成。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殲滅黃伯韜兵團。這一任務是陳毅的部隊在隴海線徐州和大運河之間的碾莊附近的會戰中完成的，這次會戰按計劃持續了兩個星期，從11月6日至22日。 第二階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位於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雙堆集一帶的政府軍被殲。共產黨原估計政府的援軍將會來自隴海線的東端，即從青島海運來。然而蔣介石卻命令由黃維指揮的部隊從華中開來增援。縱然有這種變化，黃維兵團還是被迅速合圍。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區以北派來救援的縱隊，被共產黨的游擊部隊趕了回去，從徐州出動向南增援的大部隊也沒能靠近黃維，因為他們自己也被包圍，並在戰役的第三階段中被殲滅。 第三階段，也不是在共產黨原計劃所預料的作戰地點作戰，而是在徐州西南的一個地區——蘇皖邊界的陳官莊一帶展開。共軍把政府軍的三個兵團裝入口袋，並就地予以消滅。這支徐州地區的主力總計近30萬人，他們是按照蔣介石增援黃維的命令出城後被圍的。由孫元良率領的先遣兵團遭到包圍，實際上在12月初就已被殲。杜聿明指揮的是徐州的殘餘守軍以及邱清泉和李彌。杜的軍隊最終被陳毅和劉伯承的聯合部隊團團圍困，靠空運不能得到充分供應，陷入幾近餓死的地步。在1月6日至10日的攻擊中，他們終於全軍覆沒。 地圖19　淮海戰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在淮海戰役期間，政府又損失了50萬人的軍隊，其中30萬人被俘，其餘非死即傷。司令黃伯韜和邱清泉陣亡，黃維和杜聿明被俘。孫元良和李彌將軍分別化裝成乞丐和商人逃離戰場。這一失敗消除了政府在長江以北的最後一道主要防線。[81] 對於在淮海的失敗，蔣介石及其指揮官們只能指責他們自己。這一戰役不僅標誌著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有效抵抗的結束，而且也標誌著多年來已成為國民黨作戰特徵的軍事失誤、管理失當和叛逃現象已達到頂峰。據信蔣介石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戰的決定，而不是像所建議的那樣撤向淮河這一天然屏障，而且他把這個戰場的總指揮權交到並非他最得力的將軍劉峙和杜聿明的手中。最後，在戰鬥進行期間，他還親自干預作戰計劃，發布作戰命令，這是他的一貫作風。由於權力如此集中於一個人手中，失敗的責任也只能由一個人來負。 儘管政府軍的很多部隊在戰場上也表現得很英勇，但他們發現自己再次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戰略戰術所制服。共產黨照例攻擊薄弱之點，先是在碾莊，然後在雙堆集，而這時政府的主力部隊卻在徐州閒著沒事。當這些部隊終於出動時，他們也像往常那樣，動得太晚，太慢，他們的車輛擁塞在城外公路上。然後按照久享盛名的游擊戰傳統，他們被追趕，被包圍，在陳官莊被一點一點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個總共有100萬人投入的廣闊的戰場。 政府的指揮官們從沒有學會有關速度和果斷的課程，而這是他們的對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揮官們對機械化部隊作戰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理解。因此，他們絕不可能從這兩個他們完全獨占的方面得到應得的好處。他們的防禦之所以很糟，不僅是因為相互不團結和猶豫不決，還因為戰術計劃不當、情報和後勤支援不充分。結果，他們發現自己屢屢遭到襲擊、被圍困和難以調動。他們在這一戰役以及其他戰役中的表現，使一位最忠實地支持國民黨的美國人威廉·C.蒲立特的判斷更讓人信服，「面對200多萬人的共產黨軍隊的進攻，政府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將軍具有處理全面後勤問題的軍事素養和專門技能」。[82] 相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司令員能面對變化著的戰場形勢通權達變。在把戰地靈活性提高到防禦戰最高技巧的戰略的運用中，他們合作多年，從而最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接著，他們又成功地將這些原則運用到規模日益擴大的進攻性作戰中。民眾的支前網尤其是他們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馬車、獨輪車和扁擔成了共產黨供應線上的主要運輸工具，它突出地應驗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東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現代化東西好。共產黨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基礎上，精巧地製成了他們的戰爭機器。其結果是，他們的民眾人力網絡為維持他們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後勤和情報支持，最終使政府軍原先所享有的人數、訓練和物質上的優勢化為烏有。 更一般地說，隨著共產黨人在1947年不停頓地展開進攻，政府的司令官們就陷入了消極防禦的戰略，再也沒有擺脫。1946年曾被他們逼得全線退卻的敵人，一旦開始轉入全面反攻，他們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裡的陳舊習慣一直支配政府軍的軍事思想，當共產黨在戰場上的行動已使這種作戰思想過時之後很久，也還是如此。而當政府軍終於出城時，他們又總是被對手戰術上的優勢所制服，這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自己的防禦意識。 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與一個較強對手作戰積累下來的經驗，在1945年以後就這樣使他們受益匪淺。就政府軍而言，他們既沒有利用日本人入侵所提供的機會去發展一種有效的游擊戰，也沒有去掌握約瑟夫·史迪威等人曾試圖教給他們的現代化的作戰技術。當日本人撤出這個戰場而剩下兩支中國軍隊相互對抗時，政府的指揮官們已不能同他們敵人的行動較量。到1948年下半年，共產黨人的行動已經發展成為游擊戰術與運動戰和陣地戰有效結合的行動，使他們能夠協調地指揮遠遠超過百萬戰士的大軍在幾條戰線上同時進行的相互配合的攻擊戰。 1948年9月濟南失陷後不久，蔣介石表示，已對軍事戰略、戰術、訓練和戰地組織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尤其是不惜代價堅守據點的做法必須放棄。[83]蔣顯然終於領悟了他的軍事問題的實質，可是這種理解來得太遲了。 國民黨政府的倒台和美國政策的失敗 1948—1949年冬季的幾個戰役結束後，隨後的一切急轉直下。由於主要力量被摧毀，蔣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1949 年1月14日，共產黨人公布了他們的和平條件，這是嚴厲的八點建議，完全不同於他們1945—1946年的談判姿態。現在，他們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懲辦戰爭罪犯蔣介石，把蔣介石的殘餘武裝部隊改編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散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在1月21日辭去了總統職務。副總統李宗仁將軍作為代總統繼任，正式開始和談。由張治中率領的政府代表團於4月1日抵達北平，但除了1月14日的八項條件外，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東西，而且規定他們接受這些條件的截止日期為4月20日。國民政府拒絕了這些條件，截止日期一過，人民解放軍立即開始渡江作戰。 人民解放軍利用幾個月的間歇時間，進行休整、統一編制和整編。1949年初，野戰軍為離開他們原來的主要作戰地區進行活動作準備，改換了名稱。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林彪的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在這一年年底正式撤編。 4月21日，陳毅和劉伯承的部隊再次共同行動，沿300英里的防線渡過長江。他們遇到極微弱的抵抗，4月24日便占領了國民黨的首都南京；5月3日攻占浙江省省會杭州；5月22日占領江西省省會南昌；5月27日打下上海。5月中旬，林彪的部隊在武漢附近渡過長江，於5月16—17日奪取了這座城市。他的進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領的一支大部隊從7月至10月在那裡阻止了林彪部隊的南進。在白崇禧終於被迫在10月初撤離這一戰場之前，雙方都報道了眾多的傷亡。林彪此後的進展較為順利，分別於10月14日和11 月22日占領廣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年4月底，林的部隊才最後肅清了廣西和海南島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華北和西北，山西軍閥閻錫山一直堅守省會太原，直至1949 年4月24日該城被聶榮臻攻陷。西安在一個月後落入彭德懷之手；當政府在西北的三個主要司令官拒絕共同防禦甘肅之後，蘭州也在8月底同樣易手。 國民黨政府在共產黨軍隊進攻之前搶先一步撤退時，發生了分裂。4月23日，代總統李宗仁從南京逃往新首都廣州，政府各部年初以來就已遷往那裡。可是，就連喪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創傷，也不足以驚醒國民黨內各派系，從而合併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蔣介石先是從其退隱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後是從台灣，繼續巧妙地操縱軍政事務；1949年7月，他在台灣建立了一個個人的指揮部。大約與此同時，他恢復了對國民黨事務的積極控制。在這一年早些時候，他已成功地把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忠於他的若干個殘留下來的精銳陸軍師，以及政府價值三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儲備轉移到了台灣。 蔣介石的計劃只是到1949年才漸漸變得明顯，即放棄全部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安全地帶，在那裡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將在那裡等待美蘇之間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使他能夠在美國的庇護下打開一條返回他失去的地盤的道路。在從公開職務退隱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決心努力實施這一計劃。例如，他對李宗仁及桂系成員白崇禧將軍在長江以南組織可靠防禦的企圖進行暗中破壞。當仲夏之際，白崇禧的部隊在湘南阻擊林彪前進時，白曾要求蔣介石向他調撥武器、彈藥和軍費，蔣擔心這是對他自己計劃的挑戰，他們可能繼承他的政權，因而加以拒絕。西北提出的類似要求也被拒絕，使那一地區本不統一的防禦指揮更加無望。[84] 10月，當林彪的部隊占領廣州時，國民黨政府已遷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首都重慶。蔣介石於11月中旬重返那裡的政府。隨著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軍第一和第二野戰軍向西南挺進，蔣將政府殘餘部分從重慶遷往成都，接著又在12月9日遷往台灣。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獨立的抵抗政府的計劃化為泡影。當蔣介石到達重慶時，李宗仁離開了那裡，並拒絕返回。李去了香港，後於12月初離港治病，流亡到美國。台灣成了國民黨約200萬支持者的避難所，其中包括50萬殘存的蔣軍部隊。 正當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殘餘部分逃往一個個城市，尋求最後的停留地時，一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正在北平籌備。它於9月21日至28日召開，來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的66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大會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等議案，並於9月27日確定北平為正式首都，將其名稱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後，10月1日，毛澤東莊嚴宣告人民共和國成立。 對於美國來說，它1944—1945年以來的對華政策的明顯窘況，現在已經消除。美國的國民黨盟友遭到失敗，而同新的共產黨政府的任何關係的基礎也幾乎被摧毀。美國官方與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和解的時期是1946年，當時，馬歇爾使團謀求使中共參加聯合政府而作了調解努力。中國共產黨人與美國人之間的距離隨著這一努力的失敗以及軍事對抗的逐步升級而擴大了。美國人繼續向國民黨提供外交和物質支持，拋棄了中共將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想法。 實際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很少有選擇的餘地。當這些年中國的內戰與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擴張同時發展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全球背景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歐洲是它首要的利益範圍。因此，美國的絕大部分援助和關心便被導入杜魯門主義、援助希臘、土耳其和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的方向。冷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在美國的政治壓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實質上的傾斜。對赫爾利指責的越來越熱烈的讚揚，表明了防止選擇中共的種種強制力量。國民黨領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不管他們對美國來說是多麼討厭，美國除了支持他們之外別無選擇。阻止向中共傾斜的同樣勢力，也阻止了完全放棄對國民黨的支持。 但是，國民黨政府的虛弱表明，給它撐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馬歇爾將軍在擔任國務卿之後曾經告誡說，中國政府顯然沒有能力消滅作為中國政治威脅的中國共產黨。因此，馬歇爾於1948年告誡國會，為了繼續進行任何此類努力，「美國必須大規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斷擴大的規模為中國政府的軍事努力承擔費用，這樣也為中國的經濟承擔費用。美國將不得不在實際上準備接管中國政府，管理它的經濟、軍事和政府事務」。這是極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勸告不要這樣做。他根據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現實的可取辦法，即有限的經濟援助方案。[85] 最後的一種考慮，是從1946年前後開始占上風的估計，即國民黨政府不可能消滅作為中國一股政治勢力的共產黨人，但共產黨人也沒有力量在軍事上打敗政府。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們決定讓中國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頭指向歐洲。於是，1947年5月，馬歇爾使團在華期間開始實行的一個月的武器禁運被解除。但是，國民黨人在五六月間提出的大規模經濟援助的要求卻遭到拒絕。取而代之的是，杜魯門總統以調查團的名義，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美國駐華軍隊司令魏德邁將軍派回到中國。1947年七八月間，即魏德邁來華一個月後，他在包括蔣介石本人在內的國民黨高官顯貴們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這位將軍對他們所領導的政府提出強硬批評，警告說，他們的生存取決於果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不過，返回華盛頓後，他還是提出了一個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巨大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方案，並提出對滿洲實行國際託管，以遏制共產黨在那裡的影響。[86]國民黨方面輕蔑地回絕了魏德邁的改革要求，而杜魯門政府出於對積極捲入中國內戰的擔心，否決了他的軍事援助建議所要求的派遣一萬名軍官到中國的意見。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儘管它已被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國會中熱心經濟的成員這兩方面的種種要求弄得錯綜複雜。但是，既然有眼前的這些約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對擴大幹預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決定。 當然，這種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終並沒有使任何人滿足，也沒有任何收穫。它不能延緩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上的災難。它還受到那裡非共產黨的反戰運動的譴責，說這是美國人不顧中國利益，想通過繼續支持不思改悔的蔣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過錯與其說是出於這一政策本身，不如說是出於作為這一政策基礎的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錯誤估價，以及導致這些估價的那些主要假定。因為這一政策是在錯誤地預測共產黨人獲勝機會的基礎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馬歇爾告知國會的，政府不能打敗共產黨，而共產黨實際上也不可能打敗政府，美國公眾對後一種可能性從沒有思想準備。美國的決策者們好像也從未仔細考慮過中國可能被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統治，或者國民黨由蔣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領導。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戰役之後，甚至當蔣介石都承認其失敗的必然性時，美國的外交家們才轉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為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這個關於中國內戰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國民黨政府的虛弱對所有觀察家來說都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但共產黨的實力卻不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想對這種情況加以說明的美國外事處官員的代言人，在赫爾利事件後都保持沉默；在隨後的內戰年代，共產黨統治區內沒有美國的外交觀察家。與此同時，對可能的危險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礙了對此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因為把這種思考歸入了顛覆活動的禁區。因此，美國人最根本的失敗，就是放棄自己根據與自己不同的任何條件去考慮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能力。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估計到共產黨可能占上風，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麼。結果，他們也不真正了解國民黨政府在打敗其敵人之前所必需進行的變革；或不真正了解實現這些改革所必需的時間，即使有進行改革的願望；同時也不了解當國民黨政府明顯缺少這種願望時，美國如何才能激發起這一願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國外交急件，當它們對總是「迅速惡化的形勢」的權宜補救辦法進行評價時，其中不知不覺表現出來的悲觀絕望語調，表明了對以上所有考慮缺乏理解。這一失敗導致了多年對「失去中國」的痛苦而無濟於事的反責，讓個別美國人對此負責，似乎中國是他們失去的。 然而，在後來的幾年裡，人們終於能更冷靜地思考這一事件了。由於中共領袖在20世紀40年代同美國建立官方聯繫的各種嘗試變得更廣為人知，於是便出現了大量關於「會是怎樣」的推測。這些嘗試包括，毛澤東在1944年對迪克西使團的聲明；1949年夏邀請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訪問北平；以及周恩來以澳大利亞記者邁克爾·科恩為居間人，在同一時間對美國人所表現出的格外接近。[87]美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任何這類表示都沒做出積極反應。但是，在他們之間除了一種溝通渠道外，是否還能有任何其他舉動似乎是值得懷疑的，不管怎樣，存在這種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國的決策者及其國內輿論，由於全神貫注於蘇聯不斷擴張的勢力和出於對共產主義不能緩解的擔心，在50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他們不想進行更靈活和經過選擇地接近中國新政府的嘗試。而中國共產黨人同樣也不想用過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於這一時期不斷加劇的冷戰的緊張狀態之外。左右著當時美國外交報告和輿論的不肯妥協的反共論調，與1949年8月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後的中共官方聲明刺耳的反美主題，是不相上下的。中國和美國的這些姿態湊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時間才能消除。 * * * [1]即民主運動。——譯者 [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77—581頁。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毛澤東集》第4卷，第1155—1164頁。 [3]何應欽當時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譯者 [4]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又《美國對外關係，1945年》第7卷，第567—568頁。 [5]《美國對外關係，1945年》第7卷，第576、577頁。 [6]同上書，第612頁。 [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1頁。在中國別的地方投降的120萬日本軍的武器和裝備大部分歸於政府軍。 [8]《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96—604頁。 [9]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232—233頁。李宗仁後來說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東北的意見未被重視（《李宗仁回憶錄》，第435頁）。 [10]赫爾利最初對外交官員的責備是在他的辭職信中提出的，重印於《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81—584頁；又《美國對外關係，1945年》第7卷，第722—744頁。關於這一不光彩事件的現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樂博：《目擊者和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落後的龍》；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小E.J.卡恩：《中國通》；加里·梅：《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謝偉思：《亞美論集》；羅斯·Y.柯恩：《美國政治中的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萬委員會：「援華院外活動集團」政治，1953—1971年》。又見肯尼思·W.雷亞和約翰·C.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1949年》。 [11]萊曼·P.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頁；《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卷，第358頁。 [12]關於1946年1月10日停戰協定的談判，見《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9卷，第1—130頁。關於政治協商會議及其產生的協議的破壞，同上書，第131—177、177—341頁；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8—68頁；張君勱：《中國第三勢力》，第142—22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17—345、375—381頁。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的英譯文載《中國的政府與政治》附錄D。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46年3月全體會議的決議和新聞報道。載《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610—621、634—639頁。 [13]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9—63頁。 [14]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67—271頁；萊昂內爾·M.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1945—1949年內戰史》，第77—82頁。 [15]約翰·魯賓遜·比爾：《馬歇爾在中國》，第330頁。 [16]關於最近出版的專著提到這種看法，見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國民黨中國的衰落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1949—1950年》，載多蘿西·博格等編：《不確定的年代》，第63頁；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25—229、311—312頁；又《美國對外關係，1945年》第7卷，第527—721頁各處；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第429—430頁。 [18]《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10卷，第735頁。 [19]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8日，第3頁。 [20]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卷，第544頁。 [21]《和平日報》，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喬治·H.克爾：《被出賣的台灣》各處。 [23]《中美日報》，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時事新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大公報》，重慶，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評論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頁。 [25]事例見劉長勝等：《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研究資料之二》各處。 [26]《新聞報》1946年6月12日；《時事新報》1946年6月14日；《大公報》1946年6月19日；《文匯報》1946年7月9日。四報均在上海出版。 [27]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頁。 [28]《大公報》，上海；《中華時報》，上海，1948年11月2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357—360頁；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72—202頁。 [29]《大公報》，上海；1946年8月30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第63—65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第244頁。 [30]國民黨CC系頭領陳立夫在同鮑大可談話時發表了這種看法（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之中國》，第50頁）。 [31]關於校場口事件由誰負責的一般為人所接受的看法，見約翰F.梅爾比：《天命》，第88—89頁。關於國民黨右派對校場口事件的說法，見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卷，第1585—1587頁。 [32]錢端升：《軍人跋扈的中國政府》，香港《時代批評》，1947年6月16日，第2—3頁。關於後來基於同樣假設的學術論述，見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 [33]伍啟元：《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觀察》1946年9月7日，第3—4頁。 [34]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頁。 [35]儲安平：《中國的政局》，第6頁；張東蓀：《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1947年4月5日，第7頁；周鍾岐：《論革命》，《觀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頁；余才友：《論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頁。 [36]毛澤東：《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70頁。 [37]黎玉：《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 [38]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第229—277頁。 [39]毛澤東：《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08頁。《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發表，並證實是劉少奇起草的。 [40]徐運北：《參軍運動簡報》，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於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74頁。 [41]這一戰時支援工作的要點根據日本投降後對山東解放區立即公布的三個布告：《山東省人民自衛隊戰時勤務動員辦法》（1945年8月17日），《戰時人民緊急動員告要》（1945 年8月18日）和《民兵縣大隊工作告要》，均載《山東省政府及山東軍區公布之各種條例綱要辦法匯編》，第18—26、40—42頁。 [42]例如新華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華社發法新社記者西德尼·里頓伯格1946年12月5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 年12月6日）。 [43]《宋任窮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黨校關於政治工作的報告》，第1—2頁；以及編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於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頁上的幾個報告。農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願望也在周立波關於東北土改的小說《暴風驟雨》中得到著重描寫。 [44]李振陽：《嘉濟邊游擊區土改的幾點體會》，《工作通訊》第32期（游擊戰爭專號），第15頁。 [45]《關於貫徹耕者有其田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於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14頁。 [46]毛澤東：《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7頁。 [47]內戰時期土改運動目擊者的一流著作是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 [48]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353—354頁。 [49]同上書，第196頁。 [5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02頁。 [51]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07頁。 [52]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報》的報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軍」的說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軍、新四軍名稱。1946年9月，《解放日報》社論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負責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使用「人民解放軍」一詞。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軍」這一名稱；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名義簽署命令。——譯者 [53]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5—1198頁。 [54]《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10卷，第231—233頁。 [55]區黨委：《關於開展敵後游擊戰與準備游擊戰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訊》第32期（游擊戰爭專號），第49—50頁；又，區黨委：《冀魯豫五個月來游擊戰爭的總結與目前任務》，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訊》第32期，第37頁。 [56]關於這些事件的一個目擊者的報道，見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213—274頁。 [57]《冀魯豫五個月來游擊戰爭的總結與目前任務》，第42頁；《關於開展敵後游擊戰與準備游擊戰的指示》，第48—52頁，《潘復生同志在地委組織部長聯席會上的總結髮言》，1947年3月8日，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於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38頁。 [58]張爾：《九個月游擊戰爭總結與今後任務》，1947年5月，《工作通訊》第32期，第19頁。 [59]《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10卷，第235—236頁。 [60]關於松花江攻擊初期的敘述根據以下記載：《中國內戰，1945—1950年》，美國陸軍部軍史局翻譯，第81—8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派屈克·楊和保羅·賴譯，第125—129頁；威廉·W.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306—309頁；《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26—27、36—37、49—50、88—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頁。 [61]馬占山1946年9月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綏靖公署主任，1948 年8月，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譯者 [62]《李宗仁回憶錄》，第434頁；《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141—142、144—145、211—212、232—235頁。 [63]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青島時報》1948年2月19日，《觀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頁轉載。 [64]張靈甫之死，其說不一，一說自殺身亡，一說中彈身亡，一說為一貪得張手錶之解放軍戰士擊斃。——譯者 [65]《中國內戰》，第86—99頁；又《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39—145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230—239頁；《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27、58—59、68—69、72—73、171—172、244頁。 [66]毛澤東：《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29—1230頁。 [67]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一）；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4—176頁；《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269—270頁。 [68]《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三）。 [69]李子靜：《晉南解放區的鬥爭情形》，《觀察》1948年3月6日，第15頁。 [70]《中國內戰》，第144—15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45—152頁；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第168—177頁；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1頁注（四）。 [71]《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頁。 [72]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二）；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0—311頁；《中國內戰》，第121—124頁；《美國對外關係，1947年》第7卷，第403—404、411—415頁；《美國對外關係，1948年》第7卷，第1—4、8—9、22—24、26—27、36—37、58—59、65—66、86、93—95、97—99、103—106、115、121—122、127—128、143—145、152—153頁。 [73]《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25頁。 [74]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頁；《美國對外關係，1948年》第7卷，第340—343頁。 [75]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第177頁。 [76]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5—1302頁。 [7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19—320、331—332頁；毛澤東：《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7頁注（二）。《中國內戰》，第156—157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8—160頁；《美國對外關係，1948年》第7卷，第464、467—471、478、480—486頁。 [78]重新評價林彪1949年以前的軍事經歷，發生在1974—1975年，是全國批林運動的一部分。這方面的批判，見《學習與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26頁和1975年第8期，第18—22頁；《紅旗》1975年第1期，第39—44頁；《歷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30頁。 [79]《中國內戰》，第124—129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5—157頁；毛澤東：《關於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7—1342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319頁；《美國對外關係，1948年》第7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頁。 [80]《中國內戰》，第142—144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5—167頁；毛澤東：《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7—1371頁；《美國對外關係，1948年》第7卷，第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頁；《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頁。 [81]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8—186、240—243頁；西摩·托平：《在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24—48頁；毛澤東：《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5—1357頁；《中國內戰》，第157—160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1—164頁。 [82]《蒲立特給對外經濟合作（中國）聯合委員會的報告》，第80屆國會，第二會期（1948 年12月24日），第12頁，引自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491頁。 [83]《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32頁。 [84]《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頁；《李宗仁回憶錄》，第517—528頁。 [85]《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2—383頁。美國對中國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見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349—493頁。 [86]《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758—814頁。 [87]關於迪克西使團，見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關於北平方面的邀請，見托平：《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81—90頁；邵玉銘：《司徒雷登與1949年美國—中共和解》，《中國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頁；《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頁；關於周恩來同美國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國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頁；埃德溫·W.馬丁：《周恩來外交新方針》，《外事雜誌》1981年11月號，第13—16、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