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
筆者要對陳永發和格雷戈爾·本頓精心而有見識的建議表示感謝。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認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因為他們的經驗與思想體系使他們深信，日本對中國的擴張是由無法改變的勢力推動的。中共反覆申述，「目前形勢的主要特徵是日本帝國主義要將中國變成殖民地」。中共還認為不應迴避這場戰爭，並在1935年年底以後就要求儘早共同抗敵。毛和他的追隨者知道，在一場中日戰爭中，他們可以作為愛國者要求得到一個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們確實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領導作用。除此之外，對他們只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們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這種和平可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抗戰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國民黨贏得可以用來繼續進行剿共戰爭的時間。每一次拖延也使東京和南京有時間可能達成某種進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動，這正是日本外相廣田曾於1936年8月建議的。
人們無須指出，停止內戰、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和抵抗日本也都對中共有利，而責難中共的誠意。與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鎮壓號召相比，中共的政綱更符合中國城市人口的心態，其中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資產階級和許多工人。統一戰線政策在上述社會集團中，甚至在一些有影響的國民黨派別中，都很有說服力，以致蔣介石於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兩周獲釋後所作的停止內戰及對日採取較強硬態度的決策中，統一戰線也占重要分量。
Ⅰ戰爭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變後幾個月中國共雙方代表達成的協議，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開戰後於8、9月間公諸於眾。這些協議奠定了戰爭初期國共關係的基礎，並在整個戰爭期間名義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2）停止武裝暴動、蘇維埃運動與強制沒收地主土地三項政策；（3）取消現存的蘇維埃政府；（4）取消紅軍稱號，並將軍隊交與中央政府指揮。作為回報，國民黨允許中共在幾個重要城市設立聯絡處，出版《新華日報》，並指定代表參加它的兩個主要諮詢機構。公民權利擴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釋放了，並給新近「統一起來」的地區與軍隊發放薪金，以補助其行政與軍事開支。[1]
戰爭的爆發改變了所有中國黨派的政治和軍事環境，並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重新考慮他們的一切重要政策、戰略和戰術。在戰爭頭一年半時間內——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1月六中全會——黨中央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1.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共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問題。
2.軍事戰略和戰術，包括與國民黨軍隊和其他軍隊協同作戰的問題。
3.領袖和領導權問題，特別是毛加強他對張國燾（1938年4月逃向國民黨）和王明（陳紹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這18個月中，決定政策和圍繞它們而展開的爭論在黨的幾次重要會議上公開化了（見表15）。到1939年初，這些問題已得到澄清，雖然並未完全解決，而在這些領域內以後的種種發展都可以回溯到這個基本點。此後這樣高層次的政策討論會的次數大大減少；甚至1942年的整風會議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辯論政策。這種現象無疑反映了毛主義領導權的鞏固，但決不表明黨內已經達到一致和充分和諧了。
表15 主要的共產黨會議（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對國民黨的態度：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過起，就被認為是對所有願意注意並響應它的人的號召。對這樣做的人，中共不論在實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願做出實質性的讓步，只要不損害黨的基本原則以及黨對這一運動的最終控制。在以後幾年中，統一戰線的範圍穩步擴大，而它的運用也更為複雜。早在1939年10月，毛澤東就認定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對它們的正確認識相當於從整體上正確領導這場革命。即使在宣布與國民黨聯合時，中共仍然要問：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只限於國共兩個黨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兩個黨僅是這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小部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商學兵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2]
爭論集中在，或者說，圍繞著兩黨關係的精神，共產黨是否會遵從國民黨對它的限制以及它將如何全面服從這個名義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戰爭的頭幾年，這些爭論染上了派別鬥爭和人際衝突的色彩，以致很難把事實與辯解分開。在公開場合，共產黨的聲明讚揚蔣介石與國民黨的領導，並保證全面的團結與合作，但這種保證含糊而不具體。他們提出種種建議而不是批評，這些建議大都與進一步政治民主化、群眾動員之類有關。
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早先的立場顯得頗為強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須使國民黨不脫離抗戰，他的態度有所緩和。對毛來說，統一戰線意味著中日間不會講和。毛在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始終不渝的態度是保持獨立和自主。有一段時間，他也願意考慮共產黨加入一個徹底改組的政府（民主共和國），主要是為了在全國獲得合法地位和擴大影響。但在多數時間他力求使共產黨脫離國民黨，如有可能在物質上也脫離。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張國燾和近期回國的王明在內，顯然對這條路線表示懷疑。
有些資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會議上，毛的路線未取得勝利。如果是這樣，那麼毛大概採取了他的一般立場，而不是要求立即採取強硬態度。1937年末，國民黨人處境危急，這不是推動他們前進的時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發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殺，更嚴重的是蔣介石正在認真考慮日本的一項和平建議。
但是，隨著新的一年來臨並日漸逝去，和平危機也過去了。南京慘案加強了中國人的決心，而在1938年1月，近衛內閣宣布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無論蔣有過什麼樣的打算，現在他別無選擇，只有打下去，而全國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內，都宣布支持他。最遲到這年夏季，國民黨不打算死守臨時首都武漢的意圖已經明朗。早在頭年12月，政府機構已開始在重慶運轉，而更多的機構一直在向那裡搬遷。當時士氣高漲，而且團結精神普遍，蔣發誓要繼續推行他的誘敵深入、焦土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
這些事態的發展加強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會時，中共的官方立場是全力支持蔣介石和兩黨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讚許的口吻引用劉少奇的話說，如果王明的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意思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麼這就不是聯合，而是投降了。作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國民黨業已贊同的協議，但有些事要「先斬後奏」，有些事則「斬而不奏」。他最後說，「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分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3]
軍事戰略與戰術
戰爭開始時，中國共產黨指揮著大約3萬人，由長征各部隊的倖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裝和新參軍的人員混合而成。1937年8、9兩月，他們被集體改編為八路軍，並被編為115、120和129三個師，分別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指揮。（詳情見下《組織機構與活動》一節。）
戰爭開始後不久，國民政府還授權成立第二支共產黨部隊新四軍，在華中作戰。新四軍是以1934年長征開始時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隊伍為核心組成的。從那時起，他們人員日漸減少，在以分散的隊伍對抗國民黨不斷掃蕩的危險情況下生存了下來。他們最初核准的人數為12000人，但幾個月後才達到這一水平。新四軍名義上的指揮官是葉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產黨軍事領導人，以後脫黨，但他以某種方式設法與國共兩黨都保持良好關係。實際的軍事和政治控制權被授予項英和陳毅。
由改組而引起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接受國民黨的兩項建議：第一，他們向八路軍指派參謀軍官；第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部隊在國民黨人劃定的戰區內聯合行動。根據張國燾的說法，一批黨的高級幹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懷）贊同這些建議。雖然沒有充分的文件根據，但他們可能爭論過：接受這樣的建議可以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也可以有理由要求與國民黨部隊分享他們的武器和其他裝備。有些軍事領導人，大概以彭德懷為代表，希望減少共產黨對游擊戰的依賴，贊成大部隊作戰並採用更常規的戰術。毛澤東和其他人則反對這些建議，認為這將使八路軍過於暴露在國民黨的監視之下，聯合行動將使共產黨軍隊從屬於非共產黨軍隊，而且在時間與地點上的主動性將因此喪失。
毛澤東預見到一場分為三個階段的持久戰：（1）日本的戰略進攻；（2）長期的相持（這就是毛在六中全會上確認的「新階段」）；（3）戰略反攻，導致最後勝利。關於第三階段，他說得相當含糊，只是預期這將與「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國際形勢」相配合。[4]同時毛敏銳地察覺到中共的戰略弱點。他相信這種形勢要求進行游擊戰以及保存並擴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話說，如果中共不僅要「保持已有的陣地」；而且要「擴大已有的陣地」，那麼僅有的辦法是，要麼損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領的地區擴張；要麼在敵後占領區擴張，並讓敵人付出代價。而當毛說到「陣地」時，他是指共產黨穩固領導下的根據地。[5]作出選擇並不難。前一種辦法導致分散力量，易受責難，還可能發生衝突——在中共與山西閻錫山的關係中所有這些實際上都發生了。而後一種辦法顯然對抗戰有利，而且，只要國民黨的力量已被趕出這些被占領區，中共就可以避免與它的盟友發生衝突。
這些原則在毛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簡明的歸納，然後又加以詳盡的解釋。[6]當然，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樣簡單明了。無論在前線還是在後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與其他中國軍隊接觸：在陝甘寧邊區周圍，在山西以及在長江下游地區，莫不如此。即使在敵占區，也不是完全沒有國民黨軍隊；尤其在戰爭初期，不少國民黨軍隊還留在日本戰線的後方。但是毛澤東的戰略的含義是不會受到誤解的。
領袖與領導權
戰爭爆發時，毛澤東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在同輩中居於首位。老同志們準備與他爭論基本政策問題，並且至少有兩個對手直接向他挑戰。他們是張國燾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時候六中全會結束時，毛在建立聯盟方面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
張國 燾的權力在長征中及長征剛結束後受到了致命的打擊。1935 年8月，他的當時較強的部隊在川西北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兩人在很多問題，包括領導權、軍隊的指揮和長征的目的地等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參見第4章《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第一條注）。張對毛在技術上不合常規的遵義會議（1935年1月）取得的領導地位提出異議，張及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未能參加那次會議。結果，張率領他的經過改編的部隊向西進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則向西北進軍陝西和保安/延安地區，於1935年10月到達。但是張無法在那個不友好的地區立腳，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兇狠的親國民黨的穆斯林武裝的攻擊，在一系列進軍與反進軍的過程中，喪失了很多部隊。最後於1936年10月——比他的對手晚了整整一年——張和他的餘部到達保安，而毛在該地已做了不少工作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張在名義上被賦予高位，具體地說，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成員（七大後來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開）。但張知道他的命運之星已經隕落，而他於1938年春利用一次對西安的禮儀性訪問[7]逃到武漢，並在那裡譴責毛澤東的統一戰線路線是在戰爭中謀求「所有的人都失敗」（即國民黨和日本人）。在武漢張與中共駐那裡的辦事處之間有過幾次無成果的會晤，但到1938年秋召開六中全會時，他被當作叛徒開除出黨。
王明是一個更有力的對手。1937年10月他帶著史達林的祝福或許還有共產國際的授權回到中國，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黨內上升時期與他有密切聯繫的人的支持（參見第4章），這些人有點被嘲弄地稱為「洋學生」。王受過高等教育，表達能力強，他成年後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蘇聯度過的。他的隨和的世界主義與毛的地方主義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對比，而且他遠比毛更精通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在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對待他的這位年長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確實傳達了指示，說毛由於狹隘的經驗主義和「不懂馬列主義」，應在「思想體系上」加以提高。[8]這兩個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反感，他們的氣質和風格是如此不同。
無論王以前的同事們的傾向如何，現在他背後並沒有一個明顯的派別。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在戰爭初期調和了不少黨內爭論，以便讓毛的政策大體得以實施。秦邦憲（博古）似乎受周恩來的指導，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夥伴，但現在已和毛及其集團共命運了。無論在黨的武裝力量中還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沒有任何值得重視的基礎。王回到了在他離開期間發生了很大變化的中國，他主要保有他的國際聲望、政治局成員的職務以及他的辯才。但是這些值得重視的資本並不足以發動一次公開的挑戰——的確，王顯然也未試圖與毛攤牌。
有人將王明描繪成一個在戰略上與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有分歧，並由此引起許多其他有關的爭論。[9]第一個問題[10]涉及中共與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的關係。第二個問題包含以工人、知識分子、學生和部分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城市革命戰略與以農民為基礎的農村革命之爭。當然，對領導權的爭奪和個人之間的厭惡為這兩個問題的爭論增添了熱度。除了在蘇聯，毛主義的說法到處都占上風：王明實際上是要犧牲中共的獨立而向國民黨投降，而且他對農村革命冷漠無情。
這種簡單化的陳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果他的觀點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樣，王明怎麼能在中共內部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很難想像他會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很少關心農民的投降派。當王明回到中國嘗試重建其地位時，我們可以設想他乞靈於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權威。史達林長期以來一直想使中國的抗戰集中在蔣和國民黨周圍，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史達林的地位明確以後6個月，毛和中共才勉強不完全地接受。雖然中共更多地由於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於外界的推動，在1936年下半年向這樣的統一戰線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變中達到高潮），但史達林的名字和共產國際的權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開蔑視莫斯科的意願。因此王明有了雙重武器：史達林的授權和免遭清洗的保護，因為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會招致史達林的憤怒。王還可以進一步爭辯說，正是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才終止了內戰，而且，面對日本入侵，統一戰線已經使中共在國家事務中有了一種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現在正是將這種地位擴張到全國並使之合法化的時候，不應僅在落後地區保持一種地區性的游擊運動。王顯然相信，通過中央政府與軍事機構的改組，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為了團結和全民抗戰的需要，共產黨人將整體地作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內。當然這需要得到蔣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談判將是困難的，但王的說法很籠統——或者說很含糊——這就為策略留下很大餘地。王也暗示，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財政與軍事資源——或許還可以分到一些蘇聯援助——現在實際上都被國民黨人壟斷了。這些可能性對黨的許多高級幹部和軍事指揮官都具有誘惑力，他們曾長期遭受資源的極度匱乏。[11]王明顯然認為，日本的入侵、國內激發的愛國主義，以及國際支持（尤其是來自蘇聯的支持）最終將推動蔣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就像西安事變後它們曾推動他走向統一戰線那樣。如果這樣，王明的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不含有向蔣投降的意思，而是繼續向他施加壓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漢，在1938年的頭6個月中，那裡充滿了對這場戰爭的奉獻精神。統一戰線的精神滲透到所有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團體，國共兩黨間顯而易見的真誠合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覺得這種情況加強了他的力量。總之，整個春天他都在繼續號召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2]此後，王明意識到蔣介石不會接受對其控制的政府和黨作出如此徹底的改變，他退一步說：「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它需要加強而不是改組。」[13]他也號召，組建「國防師」，這也比他原先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全國軍事機構後退了一步。在武漢，王明顯然能爭取到周恩來對他的計劃的部分支持。
王明為統一戰線所作努力的致命弱點在於它們依賴可疑的國民黨政府的同意。而他僅有的力量只是國民黨自己選區內的輿論。[14]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將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澤東卻保持著大得多的行動自由。
至於第二個問題，即革命應以農村為基礎還是應以城市為基礎，王明從未在農民中生活或工作過。雖然他生長在安徽一個富裕的農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論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國後，王明很少提到農民，而他的著作，就人們所知道的而言，沒有一本涉及這個與毛澤東的心緊密相連的主題。王明並不要求放棄農民運動，但他顯然認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義力量（如學生、民族資產階級）當中沒有堅強的立足點，這個運動最終將失去它的馬列主義動力，而去追求落後的、狹隘的、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農民所關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對王明比對毛澤東要重要得多，毛寧願以空間換取時間，就像南京陷落後的蔣介石一樣，他不願看到國民黨的抵抗力在無結果的陣地戰中被摧毀。而王明則號召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武漢，這可以動員民眾。在這裡，王明的統一戰線概念與他對城市的偏愛自然就結合在一起了，因為只有國民黨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現這樣的動員。
同時王明在武漢有黨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和長江局書記，兩者都直接對中央委員會負責。此外，他至少還是中共駐國民參政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表團名義上的領導人，這兩個諮詢機構都是國民政府於1938年初組建的，作為象徵多黨合作的大造輿論的機構。從這些不同的講壇上，王明越過政府首腦發表愛國主義言論，這些言論對繼續使城市輿論支持抗日有很大影響。王明的主調是愛國主義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戰，而不是毛澤東的主張「保持並擴大我們已贏得的陣地」。
王明也從事獨立於國民黨的組織活動，特別在青年團體方面，而且他試圖將各種愛國組織結成「保衛武漢委員會」。但在1938年8月，這個委員會被解散了，與它聯繫的群眾組織也遭到同樣命運，而中共在武漢的《新華日報》因提抗議而被停刊3天。由於蔣介石決定不以全力保衛武漢，也不允許進行獨立的民眾動員，王明企圖在城市中保持一個半合法的、有組織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滅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離開了黨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響逐步下降。9月，共產國際表示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會標誌著王聲望大降，而毛的領袖地位已顯著加強。然而，召開中央全會（擴大）而不是預期的七大——七大需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表明毛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或者還不完全能夠宣稱對全黨擁有最高權力。王明在一個時期內繼續領導統戰部和中國女子大學，並經常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觀點已不再是對毛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重大威脅，而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最終使「洋學生」喪失影響還沒有達到高潮。1940年後，很少再聽到王明的聲音。
組織機構與活動
中國共產黨和它的主要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在中日戰爭期間異乎尋常地擴大了。戰爭的頭3年，在1940年以前，發展是非常快的。軍隊擴大了5倍，黨員人數增長了20倍（見表16和17）。這些數字還不能說明全部事實，因為它們略去了正規軍的輔助部隊（民兵和自衛隊），以及在黨的影響下的成千上萬積極分子、基層政治組織和群眾團體。毋庸諱言，如此倉促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發展中，素質、經驗和訓練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戰時中國共產黨的擴張
資料來源：約翰·W.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第110頁。
表17 戰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擴大[15]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事件前的數字。參見表16。
如表所示，黨和軍隊在40年代初期都收縮了，這主要是日本人和國民黨人都力圖限制或摧毀共產黨勢力的結果。他們造成必需品的極端匱乏，迫使中共不得不鞏固它的部隊，強調質量勝於數量，並更有效地進行組織和動員。收縮和鞏固時期一直持續到戰爭的最後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個月，才是第二個發展時期。這三個時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日戰爭期間的三個主要階段。
共產主義運動通過黨、軍、政的連鎖機構發揮作用。三個系統各有自己的組織，並與另外兩個系統緊密配合。而且，每個系統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個社會，試圖建立這一運動最終可以依賴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基礎。最後，由於地區上的巨大差異，而且這一運動分布於山區和平原，跨越華北和華中，處於日本戰線的後方和與國民黨爭奪的地區，行政管理變得更複雜了。戰爭期間中共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保持這個運動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在嚴格的中央集權——這無論如何難以做到——與退化為十足的地方主義——黨稱之為「山頭主義」——之間，左右為難地沿著不穩定的航向前進。掌握運動的中堅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來自延安黨中央的黨和軍隊的高層領導。
黨。概略而言，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一直是一個等級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居於頂點（見表18）。由這一層次作出的決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經過書記處，書記處大致確定目標，還決定哪一個機構或部門應負責執行所要求的任務。
下一級組織有兩種類型，負責處理黨的工作。第一種是有定向任務的職能部門，在最高層次上直接對書記處和政治局負責。它們的最重要的單位及其領導人參見表18。
表18 中日戰爭時期黨的組織*
資料來源：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3頁，及引用資料。
*此處中共組織及負責人名單未必準確，請讀者用時加以鑑別。——譯者注
下一級組織的第二種類型是區域性的，與黨開展活動的地區相對應。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員會的各部門那樣，對延安的黨中央負責。它們通過指揮系統向下監督各分局（主要位於華北根據地）以及下級委員會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樣設有職能部門，但形式上有所簡化。
最後，黨在各級政府和軍隊中，以及在群眾團體中，均設有支部。因此黨的作用猶如神經系統，連接這一運動的各個部分，傳送和處理信息，並發布指令。
軍隊。分別在華北和華中活動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式結構見表19。作為正規的專職的野戰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是三級軍事結構的最高一級。這兩個軍是共產黨人可以投入戰鬥的在訓練、領導和裝備上最好的部隊——雖然他們的裝備至少離要求還很遠。[16]這兩個軍的部隊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區，但每個根據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隊。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反宣傳，共產黨人從不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最高指揮機構，但下層團、營和連卻在擴展。實際作戰由這些較小的分隊執行；師從不以完整的部隊參戰，而團也只是偶爾全體出動。
表19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組織
資料來源：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6頁。
在中共的根據地，存在著另外兩種類型的武裝力量：地方軍和民兵。大多數地方軍也負有專職的軍事責任，但與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同，他們長期留在自己的管轄地區以內。民兵理論上包括16—45歲之間全部身體健全的人，但不同於野戰軍或地方軍，他們不「脫離生產」，而是在需要時執行零星任務。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正常業務。當然，在人們說到這種軍事組織時，都感到訓練和裝備的不足日益明顯。大多數民兵是用大刀與農具武裝起來的，他們的老式鳥銃和土槍已被野戰軍或地方軍徵用了。
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創立這種軍事組織是一項複雜而困難的任務，但共產黨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聯繫的軍事權力等級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會。當八路軍或新四軍的一支分隊進入一個不熟悉的地區時，他們可以期望與了解地形和敵人部署的輔助部隊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與提供後勤支援、情報、嚮導和住處的當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級都是上一級的徵兵基礎，是人員培訓和兵力補充的源泉。實際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規模在戰爭最後一年的擴大（見上表17）大多來自地方武裝的集體改編。
中共每到一處都設法緩解農民對服兵役懷有的傳統怨恨與不信任，因為根據民間傳說和痛苦的經驗，服兵役通常意味著永遠失去心愛的兒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勞動力。但每個人都熟悉年輕人在田間勞動而於必要時保衛家園的觀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輕人被調到地方部隊或正規軍，震動也不會很大——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家庭得到某些減稅優待，莊稼有人幫助照料，並被給予對子弟兵做出貢獻的光榮。確實，送子參軍是富裕農戶尋求照顧和減稅的一種方法。
中共公開聲稱他們的軍隊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賣國賊的覺醒的中國公民。但是，在這一角色之外，中共領導的各級部隊還執行著許多其他任務，如與當地各種對手爭奪地區控制權，推行社會和經濟政策，維護治安。共產黨人也不得不計算每個地方可以負擔多少「脫產」的部隊，因為許多黨政幹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勞動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餘產品因受戰爭的衝擊而進一步減少，經濟上的非生產人員容易成為沉重的負擔。
協調。人們當然不能只通過形式上的結構去估計一個組織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決策、執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體得到描繪，與此不同，中共體制的運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個經常使用的方法是把關鍵人物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或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從而使前者的經驗可以傳給後者。劉少奇提供了這種解決難題的突出例子，戰爭的頭6年他在延安和敵後根據地之間來回奔波，先在華北，後到華中，將他和毛建設根據地的理論成功地付諸實踐。還有許多其他較低級的幹部也到處調動，如在1939年，有幾千名八路軍政治幹部到達華中，以加強新四軍根據地的群眾動員工作。但這樣的人事調動經常是有選擇的，絕不是整體的，這樣就保證了領導班子的連續性，熟悉當地情況，並維持由對有聲望的領導人的忠誠而產生的士氣和紀律。
根據在江西時期的經驗，各個層次的黨校和軍校成為幹部訓練和教育的另一條途徑。[17]這類學校，如設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把它的畢業生分配到需要他們的地方去。此外，每個主要根據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幹部學校、短期培訓班等教育網絡。各種類型的會議——公開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標記。出席和參加這些會議，對於黨員、士兵和積極分子來說，實際上是強制性的，向許多不識字的幹部解釋黨的政策則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聯絡與指導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為普通讀者出版了兩種主要報紙：延安的《解放日報》與在國民黨首都的、常被刪改的《新華日報》。[18]這兩種報紙和其他公開的出版物刊登來自全國的、經過淨化的新聞報道，主要的國際事件，共產黨領導人的一般聲明，某些文件以及宣傳材料。同時，每個主要根據地也出版當地的報紙和期刊。較機密的材料用多種方式由信使傳遞：保密期刊、經過分類的匯編和報告、特殊指示。地方報刊常採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極為粗糙的紙張上的手寫膠版拷貝。某些情報可通過無線電傳送，但設備是湊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維修的人極少。用數碼傳送漢字常常出錯，當然也可能被截收。[19]儘管困難很大，失敗也常有，這種通訊系統還是很有效地把許多地區不同層次的黨、軍和政的工作協調起來。
日本的入侵和中國的最初反應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國的軍隊最強有力地由關東軍代表。它的總部設在滿洲城市長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日本在偽滿洲國的利益，但它也試圖在華北建立柔順的緩衝區，以排除國民黨的勢力。關東軍一時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劃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脫離與南京的聯繫時卻遭到了難堪的失敗。這一笨拙的舉動激起了愛國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了由學生領導的示威運動，並很快擴展到中國大多數主要城市。在華北地區本身，根據《辛丑條約》的條款，有一支規模小得多的日本駐軍，總部設在天津。它的指揮官們與關東軍爭奪在河北北部的權勢，但他們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們當時所能支配的力量。這支駐軍總數僅約6000人，正是他們的一支分遣隊於7月7日在盧溝橋同宋哲元的第29軍的中國巡邏隊發生了衝突，當時第29軍比他們強大得多。
日本在華北的行動既有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動機，也有經濟上的動機。為了把華北的經濟與滿洲國和本土島嶼的經濟聯繫起來，在滿洲國當局（關東軍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派（天津駐屯軍及其經濟機構——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財團之間進行著無休止的協商。[20]每一方的軍事指揮部為了自身利益都拉攏東京的決策者，但他們常常無視他們不贊同的指示。東京的決策者們也說不上較為一致，他們深知他們對戰地指揮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確實從未找到能使他們在中國的行動真正協調起來的途徑。
7月7日後不久，駐屯軍得到關東軍和本土島嶼的增援。它重編為華北方面軍，兵力不久達20萬人左右。同時在華中——頭16個月裡戰鬥最頻繁的場所——日本兵力達25萬人，由此最終成為華中派遣軍的部隊指揮。
在華北，駐屯軍很快占領了北平和天津，然後，得到加強的華北方面軍沿這一地區鐵路系統的輻射線出動，如地圖9所示。在多數地區，日本的推進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軍最初表現堅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將軍不戰而潰，打開了經過山東通向關鍵性的鐵路樞紐與華中門戶的蘇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韓即被蔣介石逮捕並處決。）
在西北和西邊，戰鬥比較激烈。在詭詐的軍閥主席閻錫山的全盤指揮下，山西部隊一度勇敢地守衛娘子關。在大同以北，[21]山西軍隊與林彪指揮的中共第115師的混合部隊於1937年9月末，在平型關贏得令人振奮的勝利，雖然在戰略上並不重要。（見下節《根據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於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繼續沿同蒲鐵路向西南方進軍，直指黃河大彎曲處。盧溝橋事變後一年，日本對華北的占領大致如（第627頁）地圖9所示。
地圖9 40 年代中期前後日本對華北的占領
資料來源：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7—1941 年》，第8頁。
當然，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領，而只是一些點和線的網絡。華北方面軍在進軍中有時離開主要的交通走廊，並在農村成扇形展開。有時他們襲擊經過的村莊，但並不想駐守鄉村，這是他們力所不及的事。僅僅在華北，主要的鐵路線長達3000英里左右；單單保護這些鐵路線和守衛沿線的城鎮就分散了他們大約20萬人的兵力。結果是，對遙遠鄉村的控制只能交給中國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華北方面軍將任務交給鄉村警察和未加說明的地方民團。但是每個縣警察人數不得超過200人，配備手槍，而民團只能擁有現有的或從敵方奪取的武器。[22]最後，各種較正規的傀儡組織被賦予宣傳、鄉村行政、占領區的經濟開發和內部保安等項任務，但是華北方面軍從未信任過他們的中國合作者——戰時中國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這種特點。
表20 華北與華中的主要鐵路（1942年）
a.戰爭開始時同蒲與正太線是窄軌而不是標準軌。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標準軌改建。
b.華北鐵路系統中的這條連接線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間建造的。
資料來源：張嘉璈：《中國為鐵路發展而奮鬥》，第86—87、203、205、322—325頁。
在正常時期，用輕武器裝備的警察和地方民團也許足以維持鐵路線外的秩序。但當時並不是正常時期。日本的入侵破壞了地方行政，而直到縣一級的大多數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職能人員都離開了他們的崗位。在縣級以下，鄉紳大量留在當地，沒有放棄他們的家園。像亂世常見的那樣，鄉紳們通過擴大或組建各種名目——民團、團練、聯莊會——的準軍事團體以及大刀會或紅槍會之類的秘密會社來尋求保護。普通農民經常與這樣的團體合作。匪幫也是混亂時期的一個特點，是一種對防護性社團的，以掠奪為目的的互補物，這些社團是為防範他們而設置的。[23]然而現在，掠奪者與防護者一樣，都吞併潰軍的人和武器。當從鐵路沿線逃出來的散兵，為食宿而準備做幾乎任何事情時，槍械常被棄置不顧。
雖然這種自發的「動員」並不完全引起對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還是有抗日的人：學生和教師，特別是從大城市來的，還有一些國民黨組織和當地的共產黨人。學生和教師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在1935年12月發起了民族救亡運動。甚至在戰爭開始前，許多人已在暑假中離開北平回到家鄉，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尋找安全港。在戰爭開始的頭一年，僅河北一省中學以上在校學生和教師的人數就下降了70%，合計共5萬人。[24]這些人中一部分人輟學了，或者隨他們的大學流亡到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但許多人留在了以後成為共產黨根據地的地區。
一個經常提到的事例是楊秀峰，他是一位法國留學生，1898年生於河北東部。他作為一個地下黨員，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任教時就已經是民族救亡運動的一位積極支持者。戰爭爆發時，楊和他的妻子以及幾位學生逃到冀南，與國民黨的某些組織和地方領袖聯合。但在一次爭吵後，楊與晉東南的共產黨分子發生接觸，他以前的一些學生在那裡很活躍。楊的邀請使這些共產黨人直接滲透到冀南，以後楊在共產黨的事務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並非所有的國民黨軍隊都撤退了。在華北的一些小部隊或者進行了獨立的抵抗，或者最終成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與共產黨聯合。出生於滿洲國的呂正操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是南撤時脫離國民黨第53軍的一位團長，他率領平漢鐵路以東的部下進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呂的部隊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損失後，他與當地的和新到的共產黨人發生接觸。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他建立了一個抗日根據地，而且和楊秀峰一樣，於1949年後在共產黨的等級制度中升任重要職位。
活躍在華北的共產黨人比人們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對共產黨人的鎮壓幾乎使這個黨失去活力，許多共產黨人和其他活動家被關在北平、濟南和太原的監獄中。1936年春，劉少奇掌管了中共華北局。日本的壓力、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和統一戰線政策導致了更多的寬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釋放了。發展黨員在加快。甚至在戰爭開始前，就有5000多名黨員在華北局管轄之下。[25]
幾個月後當戰爭爆發時，這些黨員大部分在自己的家鄉，準備組織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來自八路軍的同志。他們的行動，匪幫和散兵的搶劫，以及地方村社為提防這些掠奪者所做的努力——這些構成了「自發動員」的大部分，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動造成的。「有證據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發形成的，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力量也不是為了抗日。」[26]支持這個結論的是，人們發現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區——城市和連接城市的鐵路沿線——幾乎找不到任何有組織的抗日活動。華北的絕大部分農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當時華北方面軍將其綏靖活動擴大到鐵路地區以外。到這時，華北的主要根據地已經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來了。
根據地的建立
儘管領導權的鬥爭、高層政策和意識形態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沒有根據地，中共將是一個沒有基礎的建築物，這是真的。毛生動地說，這些根據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著它的全身。它們為黨和軍隊提供了庇護所，中共力量最終依賴的人力、物力和群眾支持的源泉也都來自根據地。
1.陝甘寧（陝西—甘肅—寧夏的簡稱，即總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區」）。從1935年10月長徵結束毛到達時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棄給國民黨人時止，這裡一直是中共的神經中樞。它作為中日戰爭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據地，提供了有關中共的最豐富而且易於得到的資料，也是外國觀察家最經常訪問的中共地區——從1936年埃德加·斯諾的訪問（從而誕生了《西行漫記》）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聞記者、外國武官，和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迪克西使團」，見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人》一節）的訪問。
陝甘寧（第629頁見地圖10）是中國最貧瘠、長期落後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區之一。儘管它面積廣漠（大致相當於美國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約140萬居民。大多數極端貧困，但估計地主和富農占人口的12%，卻擁有土地的46%。農業生產不穩定，生長期短，雨量稀少且難以預測，大暴雨會倏然而至，沖走莊稼，並把解凍的黃土坡沖刷成一條條溝壑。在1928年到1933年間，饑荒席捲了中國西北部，包括陝甘寧在內；千百萬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蕪。劇烈的地震會周期性地摧毀那些掘進黃土峭壁的窯洞。與嚴酷的自然環境一起，這一地區長期為動亂、騷動和暴力所困擾。它長期未能從19世紀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動中完全恢復過來。土匪和軍閥是本地的特產。
地圖10 陝甘寧
基本資料：政區 人口和人員 1937年15縣，到1941年擴大到29縣。
5分區 總人口：約1400000 1941年266區，1549鄉
1941年武裝力量：八路軍18000；公安15000；自衛民兵224000；黨/政府：8000。
資料來源：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2頁。基本資料取自謝爾登此書和安德魯·沃森：《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譯文》，第12—15頁。
有幾種情況使陝甘寧不同於其他的根據地。（1）作為中共總部所在地，該地區的絕大部分在實行較溫和的統戰土地政策前已經歷了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因此鄉紳的反抗比其他根據地弱。（2）陝甘寧是唯一遠離日本軍隊的根據地。雖然延安受到過幾次轟炸，但陝甘寧沒有其他根據地必須對待的安全和生存問題。（3）由於沒有中央政府和偽軍，陝甘寧軍事形勢比較簡單。（4）日本戰線後方的根據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種地區混合體，有鞏固區、半鞏固區和游擊區，而陝甘寧則幾乎全部是鞏固區。（5）由於陝甘寧地區人口稀少而且落後，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據地更為有效，也更明顯。八路軍的警備部隊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這方面的努力。（6）毛澤東和黨政軍中央機關在陝甘寧，意味著政策的執行可以得到最高層密切的和不斷的監督。
雖然陝甘寧邊區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這以前很久就開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蘇維埃那樣，許多職責下放給由黨監督的地方軍政委員會。1937年採取統一戰線政策後，沒收地主財產被終止了，而一個由更多人參與的「新民主」體制被建立起來——然而並不廢棄黨的最終控制。每一級都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從代表大會產生行政機構，處理政府的實際工作。雖然宣布了普選權，但黨可以不許某些人投票或當選：漢奸、罪犯、敵特、低能兒等等。國民黨黨員可以投票並為人代會工作，但只作為個人，不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黨的代表。此外，每一級行政機構都必須由上一級的機構批准，並向其負責。共產黨員在各級人代會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機構中他們通常也占多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選舉程序很快就終止了，而邊區人代會直到1939年1月才召開，這意味著無論是名義上還是事實上，整個結構都是由黨中央任命的邊區政府指導。
從1937年直到戰爭結束後很久，邊區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擔任。林生於1886年，比毛澤東早出生7年，他曾經是孫逸仙的同盟會和國民黨的早期成員。在20年代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他同時為國共兩黨工作。1927年後，他去過莫斯科，然後回到江西蘇區，並參加了長征。到1938年，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這一行政機構外，還要求成立工人、婦女、青年等群眾團體，並逐漸開始在各級出現，但在這一時期這些團體似乎不很活躍。除民兵外，軍隊實際上是獨立於這些統戰結構之外的，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裡，延安和整個陝甘寧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官僚機構。同時，在1937年到1940年間，估計約有10萬人遷入，大多得到邊區當局的認可。[27]有些人是由外省遷來的農民，開墾荒地；有些是老兵、殘廢軍人和受贍養的人。但大約有一半來自中國東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學生、教師、新聞記者、作家、各類知識分子。1938年末，據說有2萬名學生等候批准進入陝甘寧。[28]然而，儘管他們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延安和陝甘寧根據地的嚴酷生活也使許多人感到震驚。有些人不僅對如此嚴峻的物質條件難於適應，而且對政治環境也有同樣的問題。這裡個人主義和批判性的獨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樣受到重視。
雖然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陝甘寧都是非常貧窮的，但邊區經濟在戰爭最初幾年還是相當穩定的。這是一種混合經濟，既有公營企業或壟斷企業，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監督和價格管理下運行的大量私人經濟。除了早先沒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種土地受到鼓勵。允許租佃與雇用勞力，規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資，但常不能執行。這一時期農民的經濟負擔相當輕。大部分雜稅已經廢除，甚至土地稅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農村人口徵收。這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有來自捐獻與沒收的資源，部分是因為有重要的國民黨的補助，部分是因為與陝甘寧以外地區有廣泛的貿易。[29]所有這些條件到1940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毛澤東而言，從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尋常的安全期，從日復一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當時他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謀士陳伯達協助下，他在這幾年中寫下了許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30]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聽到「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見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頁以下各頁。）
2.山西。山西恰在陝甘寧東面的黃河對岸；它的西南角在黃河東大彎處伸向西安和陝西省的門戶潼關。到日本戰線後方去的中共部隊必須通過山西，延安和各華北根據地之間的交通往來也必須經過山西。除山東外，所有這些根據地的總部都設在山西東部山區。
中共的統一戰線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樣有效，而且在戰爭爆發前這種努力就已頗有成效。首先，這意味著要與該省的軍閥主席閻錫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當作僅次於蔣介石的統戰目標。就本能和氣質而言，閻顯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強，而這使他能如願地維持對山西的統治達20年以上。閻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領地，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蔣介石和日本人，超過了共產黨。[31]1936年春閻要求增援以抵抗共產黨對晉西南的入侵，蔣和中央政府開始進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引起的部隊調動期間這一過程仍在繼續。從1935年末華北自治運動開始時（甚至更早）起，日本對山西的威脅已很明顯，而1936年11月恰位於山西北邊的綏遠發生了戰鬥，這清楚地表明關東軍的意向是包圍山西並將它納入其政治和經濟圈。日本特務也在省內密謀。山西的資源，尤其是井陘煤礦，對日本擴張主義者有極大的吸引力。
閻錫山敏銳地意識到他的山西家鄉並不太平。他的軍隊不很有效，而他的統治只是被容忍著，不是得到積極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張公道團」，這是為節制過分濫用權力的鄉紳以爭取民眾支持，並從這些鄉紳榨取更多錢財而設的一個群眾團體。到1936年夏末，閻準備更主動地與「左派」合作，甚至同共產黨人合作。閻的態度轉變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路線，這條路線要求在抗日民族主義與對黨的活動的某種容忍的雙重基礎上尋求朋友與同盟者，或至少是順從的支持者。而中共則準備嚴格保證不讓他們的活動越出可能會疏遠潛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這種氣氛下，公道團的活動分子說服了閻錫山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瀋陽事變五周年之際成立，並保證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約在此時，閻錫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講話，「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用共產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32]
許多個別的共產黨人[33]從一開始就活躍在犧盟會中，與愛國的教師和學生、自由主義者以及其他各種人一道工作。新近從北平和太原監獄釋放的共產黨人，如薄一波，以堅強的意志投入工作，這種意志可以從以後的一份機密的國民黨情報中看出，它不無誇張地承認：
他們的「忠誠」和「努力工作」遠遠超過常人。而且，他們常常放棄或不願擔任有權力的職務，但非常願意工作而不顧惜自己（特別謀求下層工作，因為這是他們政策的核心）。他們的忠誠就像一條狗；他們的馴服又像一頭羊。任何主人有這樣的奴隸都會歡欣之至。[34]
犧盟會又制定出大量在軍隊、學校、政府官員中以及農村裡的培訓與宣傳計劃，並在進行這些計劃時，傳播統一戰線的信息和補充黨的後備力量。
因此，當戰爭爆發時，八路軍三個主力師的指揮部通過山西並未遇到障礙。中共華北局總部幾乎立刻從北平遷到山西首府太原，劉少奇也同時到達以監督中共在該省的活動。太原失守前，由於日本壓力增大，閻已經允許犧盟會建立軍事組織，並撥給他們一批輕型的步兵裝備。為區別於原有的省屬正規部隊「舊軍」，這支部隊被稱為「新軍」，它由4個「決死縱隊」組成，每個縱隊都由一名同時擔任政治教官的黨員指揮。不久，山西105個縣中大約有70個縣都由犧盟會的人擔任縣長，而省內7個較大行政區中有5個據共產黨人所說是在「我們手中」。所有這些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開端，但就到此為止。如薄一波以後告訴傑克·貝爾登的那樣，新軍的長處是與人民的緊密聯繫；其弱點是缺乏統一性，缺乏中央領導和軍事經驗。這是一支由學生、教授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學生不懂如何打槍，教授不懂戰術，而農民既不懂戰術又不懂政治。這支軍隊由於缺乏指揮首腦與技術，處於分裂與被消滅的危險之中。[35]
地圖11 八路軍的部署，1937 年7—12 月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
但是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分別指揮的八路軍第115、120和129師所提供的幫助正在途中。由八路軍與分散在敵後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塊聯繫，華北根據地於是在山西山區誕生了。只要有可能，共產黨人便進入鄰省：河北、河南、綏遠。第115師和129師的小分隊被派得更遠，進入山東。
3.建立根據地。八路軍三個師的行動得到蔣介石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兩人的批准。面對日本在山西的攻勢，這些部隊，尤其是第115師，與山西正規部隊配合，但保持組織上的獨立性。由於這種配合，迎來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首次勝利，這就是1937年9月25日發生在晉東北的平型關大捷。在當地激烈而混亂的戰鬥中，大部分任務由山西軍隊承擔，林彪則對精銳的板垣第5師團後方的一支補給輜重車隊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擊。日本人在一條狹窄的山溝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產黨人只繳獲到大約100條槍，而沒有抓到俘虜；日本士兵頑抗到底，倖存者破壞自己的武器，然後自殺。[36]
平型關的經驗可能有助於使毛和同意他觀點的一些人相信，與「友軍」配合對優勢的敵人作常規戰是不明智的。林彪在這場爭論中或許站在毛的一邊，他在戰鬥報告中含蓄地確認以下結論：
（1）由友軍協同作戰實際上非常糟。他們決定進攻計劃，但他們自己並不能貫徹……（7）敵兵有很強的戰鬥力。我們在北伐和蘇維埃時期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強敵。他們的步兵在戰鬥環境中能發揮個人主動性，他們即使受傷，也拒絕放下武器……（12）我們部隊的軍事技能和訓練仍有大加改進的必要。在過去半年中，我們的部隊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機會，紀律、士氣和正規化都大有進步；但在戰鬥訓練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37]
當日本對山西的入侵還在進行之際，第115師的幾支部隊（約2000人），在聶榮臻率領下，占據了山西東北部以及相鄰的河北西部山區的陣地（林彪在1938年1月負重傷並回到延安，然後赴蘇聯養傷）。聶榮臻在五台/阜平地區的活動標誌著以後成為晉察冀邊區的開端。
早在1937年11月，晉察冀根據地的大致輪廓開始形成。當地的「動員委員會」和其他早期組織活躍在晉東北和冀西的近30個縣、冀中（平漢鐵路以東）的20個縣和察南的4個縣。但抵抗組織還沒有完全控制這些縣，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並不互相鄰接。他們之間還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區一個縣城阜平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根據地正式成立。來自39個縣的148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代表28個「組織」：從動員委員會、犧盟會和各種軍事組織到黃教喇嘛。這是一次非常明確的統戰會議，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導。會議通過了一系列贊成抗日、軍事動員、政治組織和溫和的經濟改革的決議。會議也批准了晉察冀根據地的組織結構；它指導根據地今後5年的工作，因為下一次根據地全體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1月才召開。阜平會議的代表批准成立一個9人行政委員會，由犧盟會的活動分子宋劭文領導，他同時還是五台縣縣長。[38]聶榮臻是軍區的司令員，軍區與民政體制是分開的，但雙方在所有層次上都互相影響。這一機構全面管轄11個專區，那裡的抵抗運動的組織者最為活躍。1938年1月22日，蔣介石和閻錫山勉強批准了晉察冀邊區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敵後根據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的唯一的一個。與晉察冀的發展同時，賀龍的第120師活躍於晉西北，這是一個幾乎與陝甘寧同樣貧窮落後的地區，後來成為晉綏根據地。晉綏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是一條連接延安地區與更東邊的根據地的戰略通道，也是部分地護衛陝甘寧東北部的一面盾牌。
劉伯承把他的第129師推進到晉東南的太行山區，接近河北和河南邊界。這一地區，加上魯西部分地區，成為晉冀魯豫根據地。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實際上是鬆散地結合的兩個根據地，一在平漢鐵路以西，一在路東。以後發展的是山東半島根據地，離八路軍主力更遠，那裡共產黨人、日本人、偽軍、地方武裝以及與中央政府有聯繫的部隊之間的鬥爭非常複雜。
在華中，某些與華北不同的條件使得中共的勢力發展緩慢。在受日本人攻擊最厲害的地區，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滬寧幹線，地方行政往往崩潰，秩序混亂，而各種類型的武裝團伙迅速湧現，恰與北方一樣。也是在這裡，日本人起初對他們經過的地區不注意占領。但在別處，華中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壞。地方和省級行政機構繼續行使職能，經常與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接觸。長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蘇部分地區沒有直接受到日本的進攻，國民黨軍隊沒有撤走，留了下來。在長江南岸的江南地區，雖然起初大多數國民黨部隊撤走了，但有些部隊不久又被調來，更多部隊接踵而至。這些部隊中很多是中央軍或與蔣介石有密切聯繫的部隊，不同於八路軍地區內的地方雜牌軍。畢竟這一地區曾經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地區，國民黨人對外來勢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時他們也處於抵擋這樣的入侵的較有利的地位。
雖然新四軍規模較小，在幾年裡戰鬥力也不如八路軍，但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不久就要求他們在全區，尤其是在長江以北，從事進取性的根據地建設。國民黨正式劃給新四軍的活動地區見（第642頁圖12）。中央政府每月補助約13萬元以彌補經常費用。在長江北岸，他們的戰場是國民黨第5戰區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領袖李宗仁指揮；長江以南是第3戰區，由蔣介石的心腹同僚顧祝同將軍指揮。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會時，新四軍的活動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雖然項英的軍部中某些高級幹部來自延安（葉挺並無多大權力），但新四軍的政治指揮系統卻是經過當時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起初幾乎全部軍事活動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軍各小分隊，招募或吸收雜牌的武裝團伙來擴大自己，並從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動。有時他們邋遢的外貌使當地農民把他們與打家劫舍的匪幫混同起來；有一兩次他們被當作前來恢復秩序的日本軍隊而受到錯誤的歡迎。當地的老百姓，無論是普通農民還是地主，對他們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決於他們消滅土匪的能力而不在於抗日。[39]在戰爭的頭一年左右，共產黨在華中各地並未試圖攫取政權和建立北方正在開始形成的那種根據地。
1938年末六中全會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1939年，新四軍大大地擴充了，江北的部隊日顯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江南部隊為代價的。這一軍事擴張也是以項英為一方和以黨中央為另一方（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尤其是劉少奇）之間日漸緊張的關係的一個部分。這種擴張和強調建立根據地，當然使華中的共產黨人與中央、省和地方各級的國民黨當局發生日益嚴重的衝突。
在六中全會上，劉少奇成為華中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既反映了王明權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華中獲得更嚴密的控制並在華中推行華北根據地建設政策的決心。[40]表21和圖12表示新四軍在戰爭頭兩年的部署，就總體而言，它向東北運動，進一步深人敵後，並遠離國民黨後方。加入新四軍的其他軍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長征老戰士李先念領導的豫鄂挺進縱隊，他們占據了原第4支隊占領地區附近的陣地，位於武漢以北，橫跨平漢鐵路。直到1941年，在新四軍事件後的改組中，李先念的縱隊才正式編入新四軍。更往東去，在長江以南，是兩支半游擊的地方武裝，即管文蔚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和江南挺進縱隊。管是丹陽出生的地方共產黨領導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與黨失去聯繫。他幫助開闢了一條通道，經過這條通道新四軍部隊可以穿越揚中島到達江北。這兩支部隊和第一支隊均與從屬於重慶的忠義救國軍發生爭奪。
表21 新四軍（1939年末）
*近年高敬亭已恢復名譽；據說1939年他是被誣陷而錯誤處決的。——譯者
資料來源：陳永發前引書，第2章；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24—132頁。
地圖12 1940 年晚期新四軍的部署與調動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
地圖13 所有宣稱的共產黨根據地（1944年晚期）
資料來源：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第Ⅻ—ⅩⅢ頁。此圖根據中國共產黨1944年8月的資料編制。
圖13表示共產黨根據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戰爭末期向公眾提供的大多數簡圖一樣，這張地圖顯示出共產黨控制下的廣大鄰近地區。這很容易使人誤解。這些根據地，從北方的陝甘寧和晉察冀到離廣州不遠的兩個用陰影表示的不穩定的游擊區，處於極不相同的發展和鞏固階段。一種更實際但仍為簡化的圖，可以表示出三類地區，它們都是變動的。（1）中共已經創立了相當鞏固的行政機構的地區，可以公開行使職權並實行改革，老實說，這些改革還不是革命，然而卻有比較深遠的影響，並深深紮根於當地社會，超出了任何中國政府以前曾達到的程度。這些核心地區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圖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據地中的安全島。（2）比較不穩定的地區，在中共資料中常稱為「游擊區」，而在日本資料中稱為「中間地帶」。這裡可能有多種力量：共產黨人、國民黨部隊、地方民團、土匪、偽軍。在這些游擊區，中共根據眼前的共同利益尋求盟友。他們只做初步的組織工作，而且只試圖進行有節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區。與中共核心地區相對應的，是日本人所占領的城市、大集鎮和主要的交通線，邊上有一些拉鋸的邊緣地帶，在這些地帶日軍和偽軍占上風。
特別在華北，鐵路線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據地。晉察冀位於同蒲路以東和正太路以北。這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被平漢、平綏和北寧鐵路隔開。這種模式在其他根據地也大同小異。顯示1938年10月華北部分地區極端混亂的圖14，生動地展現了戰爭頭幾年真實的複雜狀況。
根據地建設過程
縣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與對統一戰線內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認結合在一起，為黨的部隊創造了許多機會。八路軍成員和中共的文職幹部自稱是合法的當局和抗日的領導者。軍事和政治控制齊頭並進，但軍事優先。八路軍的部隊每到達一處，最初的任務是與地方黨或「進步勢力」取得聯繫，然後與形形色色的地方勢力和地方社區接觸，從他們中間找到自己的地位。與當地積極分子接觸可以得到人力、情報，並接近群眾。如薄一波所說，當地人缺乏領導、組織、紀律和經驗，這些都可由外來者提供，但如果沒有當地人，外來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許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並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紮根。國民黨部隊從來沒有完全掌握住這一套聯繫方法。
地圖14 軍事形勢，華北，1938 年10 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地圖頁。
在晉冀交界山區，宋劭文領導的犧盟會就是聶榮臻部隊最先取得聯繫的組織之一。越過平漢鐵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們與呂正操接近。劉少奇估計1937年戰爭開始後大約有三萬餘名成員的200個武裝團伙一下子冒了出來。[41]按照劉的說法，他們很容易被爭取過來，只要八路軍善待他們，幫助維持秩序，不要求他們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會他們的某些半土匪的習氣。地位牢固的土匪團伙和地方防護性幫會造成更困難的問題。成功地與他們打交道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著根據地的擴大或被迫轉移，這一過程可能必須重複。土匪和遊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脅，也是八路軍組織的民兵的兵源。儘管他們常常「魚肉」鄉民，不得人心，但許多遊民仍被招募。彭真回憶說，「絕大部分則積極參加了抗日運動。當時一般群眾尚在觀望，而大部分遊民則因無身家之累，對現社會又少留戀，於是首先奮起與少數積極革命分子一同作了開路先鋒」。[42]但是彭和黨的其他幹部也知道，他們主要是為了填肚子，哪邊給的更多，他們就會倒向哪邊。他們的口頭禪是「有奶便是娘」。劉少奇指示地方幹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對待有組織的土匪團伙：與他們結盟並爭取他們，吸收他們的群眾並孤立他們的首領，或攻擊並粉碎他們。在核心地區，要讓土匪團伙就範，否則就給他們機會離開。但是，如劉少奇所說，「如果在敵占區活動的土匪團伙強到足以破壞敵人的秩序，而那裡的抗日力量相對弱小，那麼我們就應該勸說並團結這些土匪」。[43]這種與遊民的統一戰線增加了人力和武器，並逐步減輕了根據地的混亂。
根據劉少奇的說法，地方幫會是一個比土匪更困難的問題，他提到這些幫會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以及因戰時條件而得到的動力。紅槍會、天門會和聯莊會「都是純粹的自衛組織，共同的目的是抵制過高的賦稅和軍隊或土匪的騷擾」。他們一般由鄉紳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眾支持，因為他們對農民的「落後和狹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幫會在其他形式的影響外增加了迷信。他們準備與任何外來者作戰，包括抗日游擊隊。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隊駐紮在他們附近，儘管並不構成威脅，他們為了獲得武器也常加以襲擊。幫會沒有永久性的軍事組織，但只要戰鬥在當地發生，他們就能召集「很大兵力」做出反應。
劉少奇總結了幾種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輕率行動。（2）嚴格遵守紀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觸犯他們，但要非常警覺。（3）小心避免觸犯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的領袖；要尊重他們。（4）當他們受到日本人或偽軍騷擾時，幫助他們趕跑敵人。（5）以模範行動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尊敬，並用各種方式援助他們。（6）最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宣傳和勸說，以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引導他們投身抗日鬥爭，並自願向游擊武裝提供物資。（7）努力分化為日本人服務的幫會。（8）不要幫助幫會成長，尤其在根據地或游擊區。（9）在敵占區，幫助推動幫會從自衛鬥爭向抗日運動的方向發展。最後，劉指出迷信有時也能轉為好事。有些秘密幫會相信，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準是他們的保護神和明朝締造者朱元璋的後代。這些秘密幫會和當地八路軍之間的關係就特別好。簡言之，劉說，「在華北的許多地區，鄉村裡的抗日統一戰線主要依賴於我們與幫會之間的關係和工作處理得如何」。[44]
因此，共產黨勢力進入敵後，首先並不依靠民族主義、社會經濟計劃或意識形態。事實上，對擁有兵權的人來說，以不同的意識形態或根本沒有意識形態而以中國鄉村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對孫殿英的描述說得很清楚：
孫的一位副官對我說，「我們要有一支軍隊的原因是每個人都要吃飯」，意思是說，他們打不打仗無關緊要。從這場戰爭開始到結束，孫在共產黨人與中央政府之間周旋，甚至有一段時間還投向日本人……當戰爭爆發時，他招集舊部與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隊為新五軍，總部設在河南林縣……由於與秘密幫會有聯絡，他到處都有關係，因此經商辦事都不在話下。雖然林縣是個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來自上海的商品也能買來享用。[45]
中共到處都把軍事和政治控制視為優先於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條件。鞏固區、半鞏固區與游擊區之間的差別標誌著這種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勢可以描繪為「開放的」，這就是說社會中的個人與團體可以有多種選擇，中共無法阻止他們嘗試。在這種環境下，統一戰線認識到黨相對軟弱，於是主要依靠勸說、妥協、滲透和教育。
另一極端是「封閉的」形勢，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選擇，並使選擇的動機和代價向產生所要求的行為方向發展。對那些持反對態度的人，必要時黨可能施加強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當這種控制取得成功並深化時，某種政治革命就發生了，儘管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上還沒有任何變化。黨及其追隨者正從傳統的農村權力占有者手中奪取權力，但控制權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不平坦的過程，受地形、當地社會及存在競爭或敵對勢力的影響。即使在最成功的晉察冀根據地，進展也是困難的。群眾並不會自發地團結到共產黨一邊。彭真寫道：「在建立根據地時，中農、貧農和其他勞苦群眾的政治和組織的自立能力並未真正顯示出來……在這些農民確實經過一些鬥爭（開始主要是自上而下發動的），逐漸真正覺悟起來之後，才膽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終於可以說：「關於這一地區的階級關係，我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基本群眾已經站過來了，並占了優勢。但在經濟上，地主資產階級仍然明顯地占有優勢。」[46]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多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某些地區是否存在某種條件，使它們比其他地區更易接受共產黨人的滲透、組織和控制。尤其是，貧窮、剝削和社會混亂的環境是否比更富裕、社會更協調的地區更能為共產黨的活動創造有利條件？答案似乎是，「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成功或權力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區與任何時候，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和其他社會現象相比，似乎更與共產黨在附近地區的[長期]存在有關」。[47]事實上毛、劉和其他領導人從不接受下列觀點，即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使某些地區適合建立根據地，而其他地區則否。反之，毛相信，原則上根據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黨有機會在那裡堅持活動。例如，1938年5月，他堅持根據地不僅可以在交通比較困難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48]當這些領導人提到地方條件（租佃、高利貸等）時，他們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區靈活運用的具體例證，並不是表明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據地。雖然租佃率在華北許多地區相當低——因此減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產黨領導人爭辯說，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剝削形式可以代替。這就需要當地的幹部分析他們所在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條件，根據一般的指示精神去著手工作。一個特定地區的條件是否使農民受更多剝削，生活更為悲慘，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這樣的問題並不使共產黨領導人或地方幹部感興趣。他們深信，鄉村中每個地方都不乏悲慘與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變革。
但是，共產黨並沒有能在各處都成功地創立根據地，也不經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據地。最成功的根據地確實位於較為貧窮的地區：山區、沼澤地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總之，在傳統的匪區，像傳奇小說《水滸傳》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們所占的那些地區。原因也相同。這些周邊地區遠離居民點和國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機會可以不受干擾地工作。[49]簡言之，要一個特定根據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說軍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會和經濟結構更重要。
共產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軍事—政治控制與人民支持的結合，兩者表現在互相連鎖的直到村一級的組織結構中（至少在鞏固的根據地是這樣）。首先是控制，但共產黨人在控制上的做法與他們的對手不一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革隨控制的擴大和加深分階段進行，交互作用。從觀念上講，在黨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應進行改革。反之，每一次變革都應進一步加強黨和「基本群眾」的控制。因此，只要處理得當，每一次變革都既加強了黨的控制也加強了群眾的支持，並為下次變革鋪平道路。
當要求進行一項特定的改革（一次選舉、一次生產運動、一次鬥爭會）時，人們通常知道這是指鞏固區，或許還有半鞏固區，但不涉及太「開放」的游擊區。而且，即便是在鞏固的根據地，許多政策也並非立刻全部執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準備的「示範區」推行這些政策，在那裡深入的預備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當眾羞辱一個特別臭名昭著的地主並剝奪他的部分或全部財產的場面，對別處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選出來的地主則被「勸說」進行合作，尤其是保證他們的財產不會被沒收，而且他們可以繼續收取地租與利息（雖然要減租減息）。更為重要的是，讓農民大膽確定自己的階級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義、消極屈從以及社會調和——總之，要行動。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並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於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鬥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後，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有些農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考自身——經常是遲疑地或勉強地——為自己本身的權利做政治和社會的行動者，而不是受他人驅使的被動的行為對象。黨的目標是一種受指導的但也是自願的參與，黨稱之為「民主」。阿歷克斯·德·托克威爾闡明了一個普遍的原則，他這樣寫道：「冤情只要看上去還無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著；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們的頭腦中出現，它便顯得無法忍受。」[50]彭真描述了那些過去謀劃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戶現在怎樣開始向地主清算，並拒絕繳納任何地租或要求賠償。有的農民在街上故意衝撞地主。「總之，一切都翻過來了……這種情形在我們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頒布了『雙十綱領』以後（1940年中期）便開始糾正，使雙方的鬥爭約束在一定的範圍內」。[51]
在控制權正在建立時；有三種關係會發生爭論，可以著手組織和動員。（1）地主與佃戶的關係，集中在地租上；（2）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集中在賦稅上。[52]這些爭論被用來加劇階級鬥爭，反對「封建分子」。為了更深的滲透和更廣的組織，共產黨採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開當地社會之門，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組織起來的人們必須看到他們的實際利益，而不擔過分的風險，不然他們就不會響應。必須找到有立竿見影或近期收益的具體措施，並用農民習慣的、生動的鄉土語言表達出來，而把階級鬥爭的話留待以後再說。
帶給當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將取決於環境，並必須與進入這一地區的中共軍政人員的後勤需求相協調。彭德懷這樣描述：
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53]
雖然減租減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對較先進根據地的鞏固地區已樹立控制權前，沒有一項能系統地實行。減租被說成是實現孫逸仙的二五減租的諾言（從平均50%的地租—收穫比降至37.5%），作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國民黨思想體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視的成分。這使包括地主在內的國民黨支持者很難對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評。從外界看來，中共的地租政策相當溫和。然而土地關係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使黨能隨當地形勢和幹部情緒的需要而行動，或克制或嚴厲。地主的阻撓被指責為破壞抗戰事業以及實際上與敵人勾結。[54]這可能導致嚴厲的懲罰，甚至沒收財產。總之，地主的選擇受到限制：「地主在鄉村的土地不可能帶進城市。」彭真繼續寫道：
總之，晉察冀邊區地主是在基本群眾已經起來，民主政治已經確立，封建專政已被打破之後，才開明起來的。事實證明，不經過農民對地主的必要的鬥爭，地主階級的開明是不可能的，地主與農民關係的調整也是不可能的。[55]
減息是難以貫徹的，如果這涉及取消本金或陳債的自然增長的利息，那麼減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這些損失加上新貸款的低利率常使潛在的借主把他們的錢束之高閣。農村信貸的收縮引起了苦難，因為許多貧苦農民需要貸款活命，特別在華北和華中北部的春荒季節，那時頭年的存谷已所剩無幾，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還有幾個星期要等。而且，並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貧農和中農或許有點現金，但由於數額太小，不足以投資於土地或商業，他們把這點錢借出去以謀取額外收入。缺乏勞力的家庭——寡婦或無兒女的夫婦——可能賣掉他們無力耕種的土地，換成錢出借。因此，只有根據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財力，使得按規定利率的信用貸款可以借到時，減息才能成功。
稅收也只能緩慢地改變。不像陝甘寧邊區，敵後根據地得不到外來的補助，如彭德懷指出的那樣，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戰爭的頭兩年，即使晉察冀也只能在稅收制度上進行有節制的結構調整，方法是廢除許多雜稅和附加稅，但不是全部——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它們在20世紀頭幾十年間已經激增，多於和超過基本土地稅——並對與敵占區的貿易徵收關稅。其他改革目的在於更有效地徵收土地稅，方法是登記「黑田」（以前未徵稅的土地，因為它們不在土地冊上），並制止貪污，使徵到的稅款真正進入國庫。剩下的赤字由內部公債和其他特別措施彌補。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經進展到足以允許較為正規化的稅收制度，即「合理負擔」計劃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實行。在這一計劃下，每個縣分配個稅收定額，這個定額根據估計的總資產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鄉和村。村的定額按照過高累進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間分攤。此外，對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產。[56]減租減息的目的在於防止地主和富農把他們的稅款轉嫁給佃戶和債戶，使稅收制度更為有效。顯然，除非這一制度的設計者們對那些將在縣和村級貫徹該制度的人滿懷信心，這項制度是不能執行的。彭真的報告提到，進入1939年後很久，晉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換村長，建立村代表會議；並創立統一的行政體系——即使在那時，也只在鞏固區才能做到。[57]
稍後，合理負擔稅收制度，作為第二種主要改革，以類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據地運用，這種改革是把財政計算的主要單位從貨幣轉為穀物。在晉察冀，政府的主要賬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為單位。於是薪金和稅額與幣值波動隔斷。幹部和其他職能人員享受供給制，零用錢極為菲薄。對軍隊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發給糧票，他們可以在根據地轄區內的任何地方用糧票換到糧食。各村交納稅收定額的時候，既可以交糧食，也可以交糧票，或者兩者兼有。由於各村要負責將稅糧運到糧站，他們更喜歡方便的糧票。[58]
如果共產黨幹部與村長認為合適，他們可以採取沒收、徵稅、捐獻和合理負擔賦稅的辦法使當地居民中特定的個人或階層的經濟地位遭受明顯變化。這對佃戶、貧農和中農有利，而對富農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對地主不利。一位學者聲稱，「中共的減租減稅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當於分期沒收」。[59]
雖然這種估價可能對晉察冀核心地區的某些村莊是正確的，但對晉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據地就言過其實了。中共自己也承認，它缺乏在整個根據地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區這種激進的變革是他們力所能及的，共產黨人通常還是滿足於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們的控制並有助於動員農民支持就行。一則，地主和富農是農村最有活力，在經濟上最有成效的經營者，即使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直接勞動，那麼也是由於他們擁有資本、役畜、農具、技能和熟悉市場情況。況且，中共用來作為便捷手段的階級劃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為複雜的現實，而農民是在這個現實中看到自己的。[60]儘管有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儘管農村中窮人對那些剝削他們的人的怨恨確實存在，但社區團結的牢固傳統、社會調和的習俗以及宿命論對現實的接受都阻礙著激進行動。對共產黨人定為「地主」、「富農」或乾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採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嚇倒普通農民，他們或許害怕下次會輪到他們，儘管保證不會。識字的和受過教育的人也群集在這些下層農村精英中，如果黨想補充能夠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地方幹部，許多就得來自這些人群。最後，共產黨人認識到，粗暴待遇的消息會傳播到其他地區，使他們的滲透以及與鄉紳的統一戰線更加困難。
到盧溝橋事變兩周年時，中國共產黨人處於前所未有的地位。這一運動以前曾兩次迅速發展，又兩次瀕臨絕境。這兩次是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血腥解體和1934—1935年長征的艱辛，倖存者們精心照料著革命的火種，並耐心地使它們恢復活力。現在，由於戰爭，共產黨人更強大了，分布更廣了，軍隊、地區和追隨者遍布華北和華中。領導層比過去更團結，不再只有一個像上海或江西蘇區那樣的統治中心，在那裡共產黨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擊。
從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觀察，中共力量的成長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與國民黨人及其追隨者的力量比或與日軍和偽軍比，也與這些新區的廣大空間和社會複雜性比，中共力量的這種成長顯得更為有限。它能經受住第三次大挑戰嗎？
Ⅱ戰爭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戰爭開始轉入第二階段，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會上所預見的相持的結果。毛曾預言，在這個持久的「新階段」，抵抗力量（當然主要指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將成長壯大。其實這筆賬並不那麼單純。在山東和華中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但在華北許多地區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強化治安而喪失。根據地經濟面臨嚴重問題，農民所受的苦難比任何時候都重。
相持階段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擴張越來越惱怒，共產黨的擴張與他們自己的損失呈鮮明對比。當國民黨人正被趕出他們擁有最大財富和最高權力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並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精銳部隊時，中國共產黨卻正在滲入日軍戰線後面的廣闊農村，在那片土地上擴張勢力並贏得民眾的支持。
第二個方面是日本人想要（並且需要）鞏固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並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歸根到底，發動中國事變的理由是利用中國的勞力和資源來增強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國的廣闊領土上耗盡其財富。
一個日軍陸軍上校悲嘆道：「為什麼，唉，為什麼，在我們已經達到最初目的後，我們不迅速結束中國事變？我們被誘入內地，真是愚蠢……我們所得到的是不動產，而不是我們 『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永無盡頭的消耗的泥潭中了。」[61]日本的當權者們仍意見分歧，並且互相競爭；他們多方設法以求改善其處境。他們對蔣介石展開新的和平攻勢，同時力求建立一個在汪精衛領導下的「改組的」國民黨政府，汪已於1938年12月逃離重慶。他們招攬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後，日本人還採取強有力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措施來建立地區性控制並消滅反對力量。
與國民黨的「摩擦」
共產黨人用「摩擦」這個委婉的說法來描述戰爭中期他們與國民黨人的衝突。到1939年，許多觀察家認為（或許是錯誤地認為），出乎意料的真誠協商開始漸趨消退。1939年初，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措施。[62]軍事衝突始於夏季，持續到秋冬，越來越頻繁和激烈，這些衝突多數發生在華北根據地及其周圍。共產黨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第一次反共高潮」。當然，雙方相互指責對方是進攻者，而稱自己是對無理進攻的自衛。但從戰略上看，這次華北「高潮」是國民黨為制止中共擅自擴張到指定地區以外，並在已經丟給共產黨人和日本人的地區恢復權力所做的一次努力。蔣介石作為一個傳統主義者堅持要維護他的法權，而共產黨人則堅持他們有發展的權利，對政府法權的道德價值提出質疑。
1939年，國民黨人開始對陝甘寧南部和西部邊界實行全面封鎖。一年內，封鎖部隊幾達40萬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揮的中央軍。封鎖阻止了共產黨的進一步擴張，特別在甘肅和綏遠，並終止了陝甘寧與在鄰接蘇聯的新疆（中國土耳其斯坦）活動的共產黨人的直接接觸。新疆的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的弟弟，於1942年被害。在甘肅—陝西邊界和陝甘寧東北角長城沿線綏德附近，當封鎖軍刺探薄弱地點時，爆發了激烈的戰鬥。賀龍第120師的一些部隊從黃河對岸的晉綏根據地調回，以加強陝甘寧的正規守備。
經濟上的封鎖甚至更為嚴重。中央政府給邊區預算的補助於1939年中斷了。邊區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幾乎陷於停頓，這對一個許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給的地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國民黨和地方勢力也謀求把他們的軍事和政治權力擠入共產黨視作他們根據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東地區。共產黨反對這些企圖，他們有預見地譴責他們的對手危害抗戰和損害人民利益。「摩擦專家」據說是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勞。共產黨注意到地方部隊與日本人的勾結日益增多，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蓄意的、不嚴肅的所謂「曲線救國」的策略，目的在於保存軍隊以為將來反共之用。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力求避免與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在公開場合，中共一貫把這些軍事衝突描繪成地方指揮官超越上級命令挑起的，儘管他們明白事實並非如此。蔣介石當然不能否認這種提法，這使共產黨的強烈反應顯得正當有理。
毛澤東宣布對付這些攻擊的總政策是：「有理、有利、有節。」[63]換句話說，當共產黨能夠表明打是正當的，以及當他們能得到好處時，他們就應該打。但他們的進攻不應超過國民黨容忍的限度，不應損害他們在公眾中的無私愛國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裝應儘可能將主動權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決定何時交戰，是否交戰，何時休戰。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與閻錫山的決裂。整個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緊張氣氛一直在增長，因為閻及其與舊軍有聯繫的保守的追隨者看到犧盟會和新軍的決死縱隊與共產黨軍隊攪在一起了。當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據地和敵占區時，閻被迫流亡到黃河對岸的陝西秋林。11月，閻命令他的舊軍在胡宗南派來的中央軍協助下解除決死縱隊的武裝。經過接著發生的血戰，這些部隊一個個脫離了哪怕是名義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與共軍的會合。3萬多人投向共產黨。一個國民黨情報員沮喪而頗有辯才地概括道：
這是共產黨人慣用的手段。起初他們滿口甜言蜜語，阿諛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開局面，為其行為作掩護……但是，一旦他們羽毛豐滿，一旦初步的基礎已經打好，他們立刻就翻臉咬人……我們心中曾料到結局可能是這樣，但不知道情況發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這竟會在中共號召「統一戰線」和「團結抗戰」之聲響徹雲霄之時發生。[64]
約一個月以後，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軍部隊打退了這次所謂的高潮。張蔭梧部在冀北平原被擊潰繳械。在冀南，朱懷冰和石友三同國民黨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鍾麟一樣被趕出根據地。雖然在這一地區仍留有少數非共產黨武裝，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根據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屬部隊的嚴重威脅。中共指控石友三與日本人勾結，經證實後，石友三於該年晚些時候被中央政府處決。
1939年末，中共中央當局聲稱，「而現實能夠發展武裝的地區，主要的只有山東與華中」。[65]中共仍試圖在這兩個地區開闢他們能活動的根據地。
山東局勢混亂。日軍入侵後，國民黨所屬部隊多數留在省內，因而共產黨的武裝和根據地比西邊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年後期，徐向前和羅榮桓指揮的八路軍第115師和第129師的大部隊才進入該省，與山東縱隊和地方游擊隊（包括近遭日軍殺傷的一支大部隊的殘部）會合。[66]這些行動導致與日軍和各種從屬於國民黨的團伙衝突，當時他們都比共產黨人強大。直到1940年後期，中共與這些國民黨軍的衝突比與日軍的衝突還要殘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國對手互相嚴重猜疑，而且他們對中共的態度也大不一樣。主要的國民黨軍隊並未緊密地依附於中央政府或蔣介石，他們歸獨立的、有時是桀驁的地區司令官指揮。共產黨的策略被概括為幾句口號：「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取悅上層，羅致中層，襲擊下層」；和「爭取于學忠，孤立沈鴻烈，消滅秦啟榮」。[67]然而，不像其他華北根據地，共產黨人花了幾年時間都不能使山東的國民黨軍保持中立，若不是日軍掃蕩削弱了他們，共產黨人當時甚至可能沒有能力這樣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聲稱已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他承認山東還不是鞏固的根據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東—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區、魯中泰山周圍和半島最東端附近最為成功。他承認其他地方「進步力量尚弱」。八路軍正規部隊可能有7萬人，遠低於黨中央的要求——15萬正規軍和150萬到200萬自衛隊。[68]事實上一直沒有實行系統的經濟改革。大家熟悉的沒收、徵收救國糧、捐獻和公債與傳統的稅收體制並存，只是對後者加以調整，以照顧較貧困的農民。
與在北邊相比，共產黨在華中的擴張更充滿與中央政府軍隊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危險。鑒於華北大部分「摩擦」是因共產黨迅速擴張到半真空地區引起的，中共在華中建設根據地的嘗試要求他們取代與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有密切聯繫的現有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發展華中根據地的任務最初由第六支隊（皖北和江蘇）和第五支隊承擔，並得到黃克誠率領的1.5萬到2萬八路軍強有力的支援。當陳毅的第1支隊通過管文蔚的地方武裝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達江北時，他們也積極地參與了。這一擴展是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各項指示的響應，這些指示經過1939年後期進入1940年時變得愈來愈緊迫了。這使得江北的新四軍與安徽和江蘇國民黨當局，特別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領導的軍隊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頻繁和尖銳。
然而，江南的項英並沒有直接向重慶的指揮官們提出挑戰。或許如毛後來指責的那樣，他曾受王明影響，或許他別無選擇。他的部隊——三個支隊加上新四軍總部——在數量上遠不及顧祝同的國民黨軍隊，更不要說日軍和偽軍了。雖然毛堅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據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是一個罕見的困難環境。項英和他的同伴們於1934年至1937年間在華南山區面對殘酷的圍剿——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韌性和勇氣倖存了下來。能夠經受如此艱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者」，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項英的「調和」和「妥協」或許更能反映這一地區真正的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年春，毛對項英甚至逼得更緊了：
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69]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爭奪不僅僅是為控制敵後地區而進行的鬥爭。它還涉及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領導權。對中共來說，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是在整個1939年期間提高蔣介石威望和官方權力的運動，在他的黨、政、軍最高職位外增加了更多的頭銜。1939年初，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他為國民黨「總裁」，[70]不禁使人想起孫逸仙以前擁有的頭銜。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際，出現了有關憲政的講話。11月，國民黨宣布了一年後召開制憲會議的計劃。如果蔣真能兌現人們期待已久的許諾，他和他的政府也許可以獲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眾望。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不能讓這些發展不受挑戰。如果國民黨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和權威發言人，那麼中國共產黨也應該有一個。毛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寫於1939年晚些時候，而發表於第二年元月，這不是偶然的。[71]這一著作的要旨在較早的聲明中已預先表達，但其發表時機和充分發揮則受國民黨憲政運動的影響。它體現了中共參與競爭，不但爭取得到（國民黨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領導的各階層統一戰線大聯合的聲明。《新民主主義論》中表面溫和而有節制的語氣使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們的革命目標，或者已把它推遲到遙遠的將來。但在這裡，像在中共許多其他聲明中一樣，措詞往往一語雙關。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人來說，文本讓人們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解釋：民眾參與，多黨政府，依法保護公民權利。但在共產黨控制的邊區，同樣的話具有較多的權力主義的和以階級為基礎的含義。在保密的非公開傳播的黨內文件中，模稜兩可的詞句不見了，人們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黨不只是對於抗戰而且也是對於社會控制和社會改革的頑強、堅韌和靈活的承諾。
在同一時期，共產黨人聲稱對國民黨投降日本的危險深感憂慮，這種危險不僅發生在敵後的戰場上，而且也發生在最高層。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傳，但在宣傳的背後也有真正的擔憂。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與一年前逃離重慶的反覆無常的汪精衛談判。1940年3月，一個「改組的國民政府」最終在南京成立，這是當時最可怕的勾結。
在同一時間，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過香港的中間人尋求與蔣介石本人達成諒解。這一「為蔣設宴」的任務被稱為「桐工作」，它既有高層次密謀的成分，也有低級滑稽劇的成分。據傳蔣對和平感興趣可能是為了使汪精衛進一步丟臉而設下的一個騙局。他們讓汪在舞台的側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敗。但是即使蔣無意與日本人達成協議，共產黨在這個多方位的和平攻勢失敗之前，也不可能確知它的後果。
中國從沒有像1940年中期那樣孤立過。在歐洲，「虛假的戰爭」因跨越低地國家的德國閃電戰而於春天結束。法國很快被擊敗，而英國似乎也將陷落。日本利用這種形勢要求切斷中國與外界脆弱的最後聯繫：滇緬公路與中立的香港的貿易，以及河內到昆明的鐵路。與此同時，蘇聯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擾的對芬蘭的戰爭，並削減對國民黨人的軍事援助。美國則剛從孤立主義中逐漸擺脫出來，而且明確地認為英國比中國更重要。在重慶和自由中國的其他地區，對戰爭感到疲憊、絕望和士氣低落的跡象是顯而易見的。
新四軍事變[72]
在這種環境下，毛號召大力擴展，這或者是一次大膽的賭博，認為蔣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項緊急準備，儘可能爭取有利地位，以防國共發生分裂。在華中，從1939年最後幾個月羅炳輝的第五支隊與高郵湖附近韓德勤的江蘇軍隊發生衝突開始，戰鬥的規模和發展速度不斷增長。在隨後的幾個月里，管文蔚的部隊全部沿長江左岸運動，並與更北的羅炳輝部保持經常接觸。羅也開始得到取道六支隊控制區南下的八路軍的一些增援。顯然，在蘇北和蘇中，一場重大的對抗正在激化。
這時江南指揮部的情況很糟。國民黨的司令官冷欣和顧祝同[73]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致使毛和劉逐漸放棄了在這一地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際，陳毅將其第一和第二支隊大部轉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隊也尾隨渡江，到達第四支隊的駐地巢湖附近。只剩下葉挺和項英下面的軍部直屬部隊仍留在長江南岸，駐皖南涇縣。
當軍事形勢朝著攤牌的方向發展時，國民黨和中共的代表於1940年6月開始談判。爭論的是共產黨的作戰區域和中共領導的軍隊的核准的規模。建議與苛刻的反建議你來我往，未能達成協議。國民黨認為，除晉南仍留作閻錫山的轄區外，允許中共在1938年前的黃河故道以北自由統治是一個讓步。作為回報，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有部隊應撤離華中。實質上，國民黨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區，以換取它放棄可能將用武力取得的地區。國民黨當局發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沒有明確指出違反這些規定會有什麼後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辦了。陳毅和江南指揮部的行動可能看上去像是服從，儘管實際上他們是在執行自己上級的命令，而不是國民黨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際項英繼續拖延和推諉的行為至今仍有點令人不解。或許他已有相當理由感到毛對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達長江北岸，他將喪失他的指揮權。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時是模稜兩可的和矛盾的。或許他還想與國民黨的司令官達成關於撤離該地區的行軍路線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協議。
韓德勤一度在蘇北駐有大量部隊——估計有7萬人，遠超過新四軍的數量——阻擋著第六支隊的擴展和八路軍的進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認識到必須反對新四軍在蘇中集結，否則他就要冒把蘇中奉送給共產黨人的危險。隨後發生了一連串混戰，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蘇中黃橋鎮附近的一場決戰達到高潮。在4天裡，韓的第89軍的幾支主力部隊被殲，其餘部隊也被擊潰。這也給第六支隊一個信號，讓他們在蘇北更積極地活動。後果是韓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與中共建立合作關係，另一個投靠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雖然韓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蘇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實權已被粉碎。黃橋之戰在中國報紙上沒有作多少報道：國民黨不想公開其慘敗，而共產黨人對這段與其正式接受的統一戰線相矛盾的插曲也樂於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韓德勤失敗之後的秋季，國共談判每況愈下。12月初，蔣介石本人下令，讓所有的新四軍部隊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蘇南；到同一期限，全體八路軍應撤至黃河以北，一個月後與新四軍會合。在葉挺和顧祝同雙方代表之間接著展開一場有關行軍路線、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難以置信——向新四軍提供經費和給養以助轉移的討論。[74]12月25日，毛澤東命令項英立即撤離，但直到1941年1月4日，葉和項才真正開始轉移。顧祝同的部隊幾乎立即進行騷擾並擊潰了新四軍軍部部隊，包括後勤人員、傷兵和家屬以及一些作好戰鬥準備的部隊。在一次變更部署中，他們向西南方向轉移到茂林，在那裡被國民黨軍隊包圍，並在隨後的幾天中被粉碎。
雙方損失都很大。中共方面傷亡約9000人。項英兩次試圖憑自己的力量衝出包圍，均未成功，並被葉挺斥責為擅離職守。葉挺完全接管了這支必敗無疑的隊伍的指揮權。項英最後成功脫險，但在兩個月後因攜有新四軍的黃金儲備而被他的一名衛兵殺害。項英直到最後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絕前往劉少奇領導的江北地區尋求避難，葉挺不幸被捕並在監獄中度過了這場戰爭餘下的歲月；最後他於1946年獲釋，但一個月後與其他幾個高級黨員一起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1月17日，蔣介石以違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軍。延安與重慶間的直接聯繫實際上結束了，而且在許多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中的中共軍事聯絡處也被封閉。
這就是新四軍事變，也被稱為皖南事變。顯然，這是對韓德勤在蘇北和蘇中敗績的報復行動，它結束了在江南建立鞏固共產黨根據地的任何現實機會。然而，從戰略意義上講，這些損失因在更北邊取得更大的收穫而得到了補償——事實上，幾個月後，經過整編的新四軍開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隊進入這一地區，在這裡他們進行游擊活動，沒有安全的根據地。
與圍繞黃橋之戰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新四軍事件成為一個激烈而持久的論戰主題。中共控訴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為嚴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們把自己說成是殉難的愛國者，而把他們的對手描繪成：
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5]
當然，國民黨的回答是，挑釁已有多次並且是嚴重的，而違反軍紀的行為不能寬恕，但他們不願公布自己敗於中共之手的細節，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勝了這場宣傳戰，並贏得了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價值，那麼做個民族殉難者價值更大……在整個中日戰爭中，沒有一件事比新四軍軍部在 『忠實執行命令』時被消滅更能提高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威望了。」[76]
許多關心這次事件的中國人和其他觀察家確實感到「震驚」，擔心內戰重開。雖然內戰並未接踵而來，但是以新四軍事變為最高點的各次事件，只有極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統一戰線破裂的標誌。這種觀點有兩個錯誤。首先，中共把統一戰線視為一種戰略，可以靈活運用於從中央政府的最高層到最小村落的中國各種政治、軍事和社會力量。與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從整體上說是重要的，但絕不是統一戰線的全部。然而即使對蔣和國民政府，慣常的解釋也是錯誤的。整個戰爭期間，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是阻止國民黨人與日本講和。因此，當中共軍隊和中央政府軍隊之間發生像黃橋和茂林那樣的大規模衝突而能不導致與日媾和及全面重開內戰時，這不是統一戰線的終結，而是它的根本的證明。[77]如果蔣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規模的摩擦，那麼對他將來會與日本人和解的擔心就能大為減輕。
新四軍事變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中共重新組建華中的政治和軍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東南局被合併而重新命名為華中局，由劉少奇負責，反映了這一地區對黨中央的重要性。新四軍也完全改編，並做了重大的調整。陳毅成為新的代理軍長（因葉挺在押），指揮7個師，這些師是這支部隊現在分成的。每個師負責一個地區，中共要求在每個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見圖15及表22）。實際上，根據地建設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軍事變後才開始認真進行的。在以後幾年中，第一至四師的作戰地區包括不斷擴大的被包圍的鞏固區，在這裡，軍事統治與黨的公開活動、行政控制、群眾組織的發展、地方選舉以及社會經濟改革結合在一起。其他三個地區在半鞏固狀態和游擊狀態之間變動。
地圖15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部署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後的新四軍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44—145頁，對照陳永發和片岡鐵哉的材料校核。地圖15 由此表而來。
國共衝突的最壞時期已經過去。當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它們指的是不加掩飾的政治活動。除相當強大的國民黨勢力持續時間較長的山東外，敵後中國各派武裝之間的均勢到1941年中期已變得有利於中共。在隨後的幾年裡，這種優勢變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產黨人實際上沒有受到國內對手的挑戰。1943年9月當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講話時，在他的頭腦中或許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我相信首先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問題純粹是個政治問題，並且應該用政治手段去解決……」[78]在敵後大部分地區，國民黨人再也沒有能力去試一試任何其他的解決辦法了。
日本的強化治安
在國民黨和中共間出現「摩擦」的同時，日本人正試圖控制並開發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把摩擦和強化治安分別論述，對中共同時處理兩者所面臨的問題的真正複雜性和困難有所損害。有時，中共要兩面作戰。但是，如果說國共摩擦的最糟時期到1941年就結束了，那麼日本強化治安的最危險和最痛苦的挑戰尚未到來。如果想恢復接近真實的歷史，這兩個年表必須疊加起來。
日本人明白強化治安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因為在日軍最遠的前線後面大部分地區多半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區用很直截了當的手段就能恢復秩序，如恢復當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權威，修復交通和通信線路，招募中國人（往往證明是不可信賴的）充當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隊員，登記當地人口並要求他們攜帶良民證。集體安全技術按照由來已久的中國方式被廣泛採用。其中之一是眾所周知的各種形式的保甲制度。「護路村」就是它的變體。一個村子被指定負責看護附近的一段鐵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護」好，他們就要集體承擔責任。但早期日本人對華北控制的鬆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輕的外國人生動地作出說明。他們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於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況，他們帶著自行車搭乘南下的火車，在保定車站下車，然後騎車西行，直到碰上八路軍的小分隊。[79]
在戰爭初期，指揮官們想採用運動戰，但毛堅持要降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規模，並把他們分散成小股部隊，作為戰鬥、擴軍、政工和根據地建設的核心。採用這種戰略幾乎沒有什麼戰鬥可能是富有戲劇性或有重大意義的。每次小戰鬥都須經過仔細籌劃，利用當地情報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隊能在有限的彈藥用完以前或敵人援軍到達以前打了就跑。為了殺傷敵人，也為了奪取武器和其他物資，小分隊可能伏擊小股日軍巡邏隊和偽軍。鐵桿漢奸或偽政府人員可能遭到暗殺。總之，共產黨人的目的是使運輸中斷：在路上埋設地雷，砍倒電話線杆並偷走電線，切斷鐵路線並破壞車輛。有時他們取走鋼軌，為他們原始的兵工廠提供原料，或試圖造成出軌。破壞橋樑或機車是一項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產黨人在華北利用這樣的機會是多麼有效。
表23 對華北鐵路的破壞（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第1卷，第407頁。
共產黨人和日本人都明白，這種戰術對戰略平衡幾乎不產生什麼影響，但在其他層次上則是有效的。對日本人來說，這些行動像是許多小傷口——疼痛、流血並可能是感染源。在農村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資料證明，當野戰部隊的司令官們試圖消滅抵抗力量，恢復行政管理，徵稅，並準備更有效地從經濟上開發占領區時，他們越來越惱怒。抗日游擊戰不能按贏得多少戰役、造成多少傷亡、占領多少土地等傳統項目來評估。如毛反覆強調的那樣，還必須從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評價。因為中共在戰爭時期的合法性有賴於其愛國主張，所以有必要採取足夠的軍事行動以維護其信譽。此外，軍事上的勝利對贏得「基本群眾」的支持，說服動搖者認清形勢，以及使反對派保持中立，都是極為重要的。「並不是人們總是選擇勝利的一方，而是幾乎沒有人願意加入他們認為正在走向失敗的一方。」如一位有經驗的幹部所觀察到的那樣：
在游擊隊中……有一種說法「勝利決定一切」。那就是說，補充隊伍，提供給養，提高群眾抗日熱情或贏得群眾同情，這些不管曾經多麼難辦，但在打了一場勝仗之後，群眾全都熱衷於給我們送麵粉、饅頭、肉和蔬菜。群眾的悲觀和失敗心理煙消雲散，許多新的游擊戰士蜂擁而至。[80]
後來，當日本人開始要他們為每一次不論勝利與否的戰鬥付出沉重的代價時，這種態度就改變了。
在華北和華中，日本最初的綏靖掃蕩對中共並不構成多大問題。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81]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
當1939年晚些時候和1940年日軍開始認真進行清剿時，華北日軍和華中日軍戰略上的差異變得明顯起來。華北的做法是強調猛烈的軍事打擊，政治策略主要限於招募偽軍。華中當局對使用軍事力量並不遲疑，但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嚴密控制的「模範和平區」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的解決辦法來補充軍事力量。雖然這兩種戰略最後都失敗了，但它們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於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的負擔，才被迫放鬆。
當共產黨人經受住了日本的強化治安和鎮壓時，大部分觀察家將其歸功於群眾動員和民眾支持，並將這種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義或社會經濟改革和「群眾路線」。無疑這兩種因素都起了某種作用，但對黨內詳細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鎮壓也削弱了農民的支持，並使民眾受到恐嚇而變得冷漠、勉強默認或積極與日本人合作。而在由鞏固區降為游擊區的地帶，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實施系統的複雜的改革。在經受這樣的風暴時，消極的和防禦性的生存戰略至少與共產黨表現出來的在公眾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後的東西是同等重要的。
華北的強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華北的有計劃的清剿從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較牢固的地區向外擴展，推進到游擊區和爭奪區。最終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驟是首先在某一地區。清除抗日分子，然後建立起一系列能夠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聯繫的強大據點。接著是不斷擴大傀儡政府對民事管理和「維持治安」的責任，而日軍則到更遠的爭奪區去重複第一個步驟。有選擇地對被指控犯有抵抗行為的個人、團體或村莊施加暴行。這種有選擇的暴力行為目的在於阻止居民積極參與共產黨領導的活動，使居民不願掩護共產黨軍隊，並勸誘告密者站出來。至少戰略是這樣的。雖然遠遠沒有達到日本人的目標，但它足以使八路軍極感憂慮。
實際上，這一戰略的框架是主要運輸線。充分設防保護的鐵路和公路將分割抵抗力量，並使他們失去靈活性這一最有效的武器。這些「囚籠」戰術有可能用「蠶食」的方法擴大治安區。此外，這一措施的目的還在於更有效地對華北進行經濟榨取。為達到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鐵路和公路網。在戰爭開始時，山西省境內的正太（石家莊—太原）[82]線和同蒲（大同—潼關）[83]線都是窄軌的，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標準軌不一致。這是閻錫山為防止對他的省的滲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見圖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強迫的勞工把這兩條鐵路改成標準軌。一個好處是高質量的無煙煤能更方便地從井陘煤礦（在正太鐵路上）運到華北和滿洲國的工業用戶。新建的公路和鐵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線（從山東東北部的德州到石家莊）；它始建於1940年6月，11月完工，連接津浦、平漢及正太線，從而便利了軍隊的調動和原棉的運輸。隨著德石線的建成，在黃河灣最前沿與華北及遠至滿洲國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間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聯繫。共產黨的資料開始提到「運輸戰」，並擔心地注意到濠溝、炮樓以及經常性的護路巡邏。
這些措施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沉重地壓在華北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別在冀中和冀東平原。它們的效果表現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華北鐵路的「破壞活動」急劇減少（見表23；但「運輸事故」幾乎必然包括隱蔽的破壞）。晉察冀的一個幹部報告，在1940年中，「敵人採取像[江西蘇區]那樣的碉堡政策。這些碉堡星羅棋布。僅在冀中就約有500個，相隔一至三英里」。[84]正常的貿易模式遭到破壞，因為日本人或傀儡占據了行政—商業中心，而農民們則被夾在共產黨人所加的規定和另一方強加的規定之間。最後，地主、高利貸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據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計劃試圖恢復失去的權勢，或者只是報仇。有些人變成了告密者。在八路軍和地方部隊被趕走後，他們可能殺害留下來的幹部或積極分子，並向支持這些人的農民算賬。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擊退前，鄉紳和其他不滿分子也可能尋求國民黨的支持。一支武裝匪徒甚至可能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鞏固區內活動幾個月，到處殺害幹部。[85]關於這段時期，彭德懷後來回憶道：
亦有少數地區的群眾，在敵人的嚴厲威逼下，甚至有動搖或投敵者，從1940年2月前後至7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地迅速變為游擊區。大破襲戰（即百團大戰）之前，只剩下兩個縣城，即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原來一面負擔的群眾變為兩面負擔（既對抗日政府負擔，又對偽政權負擔）。[86]
華北的形勢還沒有達到危機，但確實是嚴重的。需要採取行動以恢復主動。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對日本發起了最大規模的持久的攻擊戰。22個團的兵力（約40000人）在高稈作物形成的「青紗帳」的掩護下，儘量出其不意地襲擊了華北的運輸網，他們挑選了在防禦上相當薄弱的正太線給予特別沉重的打擊。所有主要的鐵路和公路都處於攻擊之下，並被反覆切斷。路基、橋樑、編組站和有關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重要的井陘煤礦設備被破壞，停產近一年。大約持續了三個星期的戰役這個第一階段讓位給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中主要目標是碉堡和日軍推進到爭奪區的其他據點。這種轉移相當於更換易受攻擊的弱點：當日軍積極利用據點體系時，運輸網的防守較欠安全；相反，當派出的小分隊撤回來阻擋對鐵路和公路的襲擊時，碉堡成為更具誘惑力的目標。實際上，這次戰役的目的是迫使日軍放棄囚籠和蠶食戰略，退回防守鞏固的駐地，再次把農村讓給共產黨人。在戰役的第二階段，更多部隊參加了戰鬥，總數達到104個團。幾年後，百團大戰直接指揮者彭德懷隱晦地說，他們是「自發」參戰的，沒有得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87]到10月初，第二階段接近尾聲，而第三階段正在開始，這時得到增援的日軍縱隊尋求與八路軍交戰以消滅他們。幾次激烈的反攻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兩個月，此後百團大戰被認為是結束了。
百團大戰的背景——誰批准並計劃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對這次戰役的反應是如此殘酷，以致回顧時它像是一個錯誤，而有些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可能曾經希望否定這次戰役。在以後的歲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間接暗示他對這次戰役持批評觀點，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這不是他的那種軍事戰略。20多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指責說毛甚至事先並不知道這個計劃，因為彭蓄意欺騙，這時彭正在被批鬥。雖然這似乎不可信，但這或許有一點實質性的東西。彭在反對這種指控的辯護材料中寫道，在位於晉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軍總部擬定作戰計劃後，總部向每個地區指揮部下達了動員令，並通報毛領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按原計劃，這次行動應於9月初開始。但彭寫道：
為防止敵人發覺，保障各地同時突然襲擊，以便給敵偽更大震動，大概比預定時間提早了10天，即在8月下旬開始的。故未等到軍委批准（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88]
此外還有個問題，那就是多個團自發行動，未經八路軍總部批准，更不說延安了。
如果彭德懷的敘述——寫於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實情，那麼毛和黨中央確實未參與百團大戰的構思或計劃，而進行這場大戰的「主要戰略」動機，除彭和他的同事們可能已經考慮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這些動機之一是反擊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方面的投降傾向：如果戰爭升級，中共投身鬥爭之中，那麼蔣和日本人之間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與這一解釋有關的是，外界指責共產黨避開日軍而把大多數真正的戰鬥留給國民黨軍隊，他們只是利用戰爭擴大自己的勢力，共產黨領導人對這種指責很敏感。國民黨人大肆宣傳說，中共深思熟慮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於擴張，20%用來對付國民黨，只有10%用於抗日。[89]所提到的第三個動機是把注意力從華中新四軍進攻國民黨軍這件事上引開，幾乎恰在此時這些進攻達到高峰。
彭德懷承認這次戰役「拖得太久」，但他為其重要性辯護說，百團大戰在緊隨反摩擦衝突後維護了中共抗日形象，證實了囚籠政策和蠶食政策的失敗，恢復了根據地對不少於26座縣城的控制，並使「動搖分子」就範。即使這些理由與進行這次戰役時地區和戰術上的考慮相比並不那麼重要，但並不妨礙利用這些理由在事後進行宣傳。無論毛和黨中央可能擔心過什麼，他們卻什麼也沒有說。毛致電彭德懷，祝賀他取得巨大勝利，而在公開的敘述中百團大戰成了傳奇材料。
百團大戰後的掃蕩戰，1941—1943年
如果百團大戰旨在挫敗日本的清剿活動，那麼它是極不成功的。華北方面軍被八路軍的行動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華北置於控制之下。在多田將軍及其繼任者岡村寧次將軍（1941年7月—1944年11月）任內，日軍對所有華北根據地施加野蠻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年至1944年間，約有15萬名日軍在大約10萬名七拼八湊的偽軍協助下，專門執行清剿任務。餘下的華北方面軍（15萬到20萬人）負責執行其他任務，如守備主要城市和鉗制國民黨軍隊。估計共產黨在各根據地的正規部隊約為25萬人，在陝甘寧有4萬人。
日軍及其中國僕從們在建造壕溝、柵欄和碉堡方面的投資甚至比過去更多。日方的資料表明，到1942年，他們已建成封鎖線11860公里和據點7700個，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帶。沿平漢鐵路線西側一條大壕綿延500公里，每邊有一條無人帶，經常有人巡邏。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個日軍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兩番以上。這些是對平原地區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這一地域的共產黨根據地全部降至游擊狀態。許多主力部隊（如呂正操和楊秀峰的部隊）被迫西移，進入山區以保存實力。
與早期的戰術不同，新的多田—岡村戰術是把規模大得多和時間長得多的清剿工作團派進山區根據地的中心地區，並用不加區別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團大戰前採用的有選擇的鎮壓。這就是聲名狼藉的「三光」掃蕩戰：殺光、燒光、搶光。由於仍然未能將普通農民與共產黨員區別開而感到沮喪，日本人把戰爭推向各個方面。在勉力封鎖根據地的重要的鞏固區後，日軍派進很大的分遣隊，尋找共產黨軍隊、政府幹部和積極分子。但是，他們另外還要破壞根據地的設施和戰爭物資儲備，燒毀莊稼或干擾播種及收穫以破壞農業，並運走存糧。整座村莊被夷為平地，在那裡發現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全被殺死。「三光」掃蕩戰不像以前的掃蕩那樣清掃一個地區然後撤離，而是讓軍隊在目標區留相當長的時間來回「梳篦」，並在多山的根據地內比較容易到達的地區建立至少是臨時的據點。表24中的資料表明這些行動在晉察冀是多麼廣泛；類似的戰役在華北根據地全面發動。
表24 日本對晉察冀邊區的封鎖和掃蕩
資料來源：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第345、347頁。
這些三光戰役發生之處，農村人口損失慘重。毫無疑問，這種嚴酷的戰術以及與之俱來的如此頻繁的暴行，確實使許多農民，不論貧富，對日本人刻骨仇恨，並更徹底地倒向共產黨。但黨內資料也描述了許多事例，說明這種鎮壓比以前的做法——在黨與農民之間打進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們只強調隱蔽……我們必然脫離群眾。群眾的信心也不能長久維持。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圖在草率的戰鬥中求一時痛快，我們還可能招來敵人更殘酷的鎮壓。那也會脫離群眾。[90]
共產黨發言人承認，在華北根據地，黨控制下的人口從4400萬下降到2500萬，八路軍從40萬減至30萬。[91]地方資料所描繪的景象甚至更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據地降為游擊狀態，或完全為敵人控制。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岳山區，一個幹部承認，「沒有一個縣能保持完整，全部12個縣的政府機構在清遠流亡」。[92]隨百團大戰占領的26座縣城全部丟失。
儘管日軍清剿的目標主要是八路軍，但並非總是這樣。日本人未能與之達成「諒解」的國民黨軍隊也遭到攻擊，部分地是為了騰出更多兵力用於反共行動，部分地是為了保持對蔣介石的壓力，部分地也是為了有更多的戰果可資上報。其中最有影響的行動於1941年春季在晉南發生（中條山戰鬥，或中原戰役），[93]當時衛立煌將軍的20多個師被趕到黃河以南。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後來在山東對於學忠和沈鴻烈的行動。一旦日偽部隊撤出，這些行動開拓了更多的地區供共產黨滲入；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當日本人向共產黨人施加的壓力趨於緩和時，這種後果十分明顯。
日軍在華中的強化治安
中國派遣軍遵循了一種與華北方面軍不同的模式。雖然提供給派遣軍的總兵力比華北方面軍多（約30萬在華中，另外16.5萬在華南），但只有較少一部分用於清剿，大約5萬到7.5萬。其餘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蘇，用來對付國民黨軍隊。另一方面，較大的和可能較強的偽軍能被用於長江下游地區，因為那裡靠近汪精衛的南京政權。
日軍和偽軍集中在戰略上對他們最重要的地區：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以及恰在長江以北和大運河以東的地區。更西的武漢地區也經過嚴厲的清剿。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強大的國民黨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軍第五師直到戰爭末期仍無法在大別山建立完全鞏固的根據地。但江蘇、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區，不論從軍事或經濟的觀點上看，都被認為不那麼重要。日軍保持對華東—華中主要交通線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爾也派出清鄉隊通過較遠的地區。這對新四軍來說很容易躲避，但給依附於重慶的軍隊造成嚴重的損失。[94]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隨著煙俊六大將採納建立「模範和平區」的計劃，日軍開始對長江三角洲進行認真的清剿。這是一個分階段的計劃，這個計劃將仔細劃分的地區置於更為嚴密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保護之下。當一個地區已達到某種發展水平時，鄰近地區將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強掃蕩，以驅除所有抵抗者並重新開始。然後利用稠密的竹柵欄或其他防衛工事，實行嚴密的邊界控制。在地區內，地方警察進行嚴格的居民登記，行政人員被指派執行廣泛的「自治、自衛和自富」的計劃。在最發達的模範和平區，日軍的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3人，是華北的三倍半。必要時採取嚴厲的高壓手段。結果是長江三角洲北部的模範和平區內的治安變得相當出色。南京政權代理人徵得的稅款急劇增長，強制勞務也是如此。日本兵和當地著名的漢奸寬慰地說，他們來去不必擔心遭到伏擊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時，這些措施對中國的抗戰——不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問題，也不是普遍的解決辦法。模範和平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資源，範圍極其有限。到1943年，這樣的措施已不再擁有高度的優先權了，只有少數幾個地區被認為已經通過計劃的所有階段，其餘的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的初級階段上。在長江以北較遠地區唯一的這類措施是成立較晚（1944年2月）而且幾乎完全無效的新省——淮海省，省會設在連雲港。[95]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範和平區內，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能維持連續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範和平區成功有限而最終失敗的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許多任務遲早必須轉移給中國人自己去辦，他們或者是汪精衛任命的人，或者是從當地招募的人。兩者都不斷讓日本人絕望：前者是因為他們無能、腐敗和派系紛爭；後者是因為他們只做那些他們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對本身有利的事。最終，模範和平區證明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短期的並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範和平區還表明：在幅員遼闊和人口眾多的「被占領的中國」，這樣的解決辦法完全不是辦法。
中共的對策：生存與新政
摩擦和清剿的共同後果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它在抗日戰爭中最嚴重和最持久的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在戰爭早期共產黨經常強調以犧牲農村政權的鞏固和深入為代價謀取軍事和政治的迅速擴張，加劇了這些挑戰。與此同時，在三年豐收後，不利的天氣導致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難的經濟問題更加嚴重。中共對這些挑戰的反應是多方面的——從零敲碎打開始——正如問題本身是多方面的。針對新的形勢，某些現行政策受到全面檢查並得到調整。有些新政策在暫時困難被克服後仍長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則是特殊的常識性的措施，以減少損失或贏得新的支持。回顧起來，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義的領導層當時已把它看做一個整體。
與這一艱難時期的實際緊迫任務分不開的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明確地提到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理論指導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間，最後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澤東思想」，而反對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後倖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壓制。至遲從這時起，運動帶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滅的標誌。這些年的經歷塑造了中國共產黨。像10年前的長征一樣，延安時代具有一種獨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歷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響未來的事件。
陝甘寧的新政策
經濟問題。在戰爭中間幾年陝甘寧的主要經濟變化已在前面提到：國民黨中斷財政撥款，封鎖，以及比前幾年差的收成。這些變化產生了深遠、廣泛和持久的影響。它們幾乎導致陝甘寧經濟的崩潰。回顧這段時期，毛在1945年寫道：「我們[在戰爭]開頭還有飯吃，有衣穿。隨後逐步困難起來，以至於大困難：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96]
國民黨的經濟戰剝奪了陝甘寧的重要「硬通貨」來源，並且或者切斷了，或者極大地改變了它與中國其他非淪陷區的貿易。黨、政、軍幹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時就不富裕的邊區資源更加不足。因此，黨的目標是使這一地區儘可能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儘管完全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後仍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其時，經濟狀況急速惡化。
所有資料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陝甘寧喪失了國民黨通貨（元）的主要來源，但繼續依賴對外貿易以換取棉布和幾乎全部工業品，陝甘寧再次採用自己的邊區貨幣，使元的儲備能儘可能地繼續為必要的進口提供資金。1939年以後，這種形勢引發了通貨膨脹，其速度甚至比重慶所經歷的還要快（見表25）。在經濟的所有領域裡，1941年是危機最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1945年物價指數：「自由中國」與延安
資料來源：關於「自由中國」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第152頁；關於延安，見施蘭：《游擊經濟》，第184頁。
歲入喪失、對外貿易條件迅速惡化以及通貨膨脹，迫使共產黨人尋找新的收入。沒收和「自願」捐獻已不再有成效，因為在實施比較溫和的統一戰線土地政策前，大多數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經過土地革命。他們現在已拿不出更多的東西了。黨無可奈何地被迫向陝甘寧幾乎全部人口徵稅。稅分為三種：（1）穀物稅，以實際產量而不以土地擁有量為基礎；（2）其他實物稅，特別是麥稈和羊毛；（3）貨幣稅。中農和下中農對這些稅感覺最強烈，在此以前他們極少交稅。1/5左右最貧困的農民（他們人均年收入不超過大約100磅穀物）仍豁免穀物稅和其他實物稅，但到1941年穀物稅已超過1938年的20倍——這一負擔使民眾極為抱怨。此後，在1945年或許由於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後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導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稅收水平有一點降低（見表26）。
在1941年，農民的這項負擔非常接近於20世紀30年代初省政府徵稅的估計數，但由於它是在激進累進制的基礎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為減輕較貧窮農民的稅收負擔並儘可能緩和他們的抱怨，黨中央於1940年中開始發布更緊急的號召，要求實行減租減息，希望藉此用一種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種索取。
表26 1937—1945年陝甘寧的穀物稅
資料來源：施蘭：《游擊經濟》，第128、188頁。
邊區政府較早廢除的麥稈和羊毛實物稅在1941年恢復了。民用部門和軍用部門急需麥稈作為役畜的飼料，而交付羊毛有助於滿足對紡織原料的需要。
幾種現金稅或者是首次徵收，或者被提到較高的水準。在廣泛的商品及服務的範圍內徵收的營業稅類似經常受到譴責的前政權的「雜稅和附加稅」，但它是想要抑制進口產品及煙、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費。邊區政府也從仍存在於陝甘寧的許多小規模私營企業徵收各種商業稅；1941年這些稅收入約800萬陝甘寧元（相當於30000擔小米）。
因為這些稅的收入不足，赤字財政和增加徭役等權宜之計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說，欺騙性的財政和增加對陝甘寧人民的需索均非長久之計：
任何空話都沒有用，我們必須給老百姓看得見物質福利……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獻。我們給人民帶來什麼呢？在陝甘寧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所能做到的是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財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97]
首先是在大生產運動中黨和邊區終於再次阻止了經濟惡化並得到了穩定——雖然是低水平的。這一時期沒有運動更受重視；1942 年12月，毛髮表了他那內容廣泛但未完成的關於《經濟和財政問題》的文章。雖然有意識形態的背景，但幾乎他的所有建議都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許多是常識性的注重實效的措施，這些措施鄉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實現。受篇幅所限，這裡只能提到產量顯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區。表26顯示，在1937年到1944年間，糧食產量幾乎增加了40%。棉花產量在戰爭開始時為零，1939年還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達300萬斤皮棉以及一倍於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考慮到陝甘寧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術投入，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這成就是通過更好和更多樣化的組織，拓寬市場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年到1945年間，播種面積幾乎翻了一番（從860萬畝上升到1520萬畝）。[98]
紡織工業的產量與原棉的產量相對應。1938年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隨後兩年每年產量加一倍，1942年達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99]自然資源的開發（鹽、煤，一些原始的油氣井）、灌溉、擴大的牧場以及造林都有積極的發展。到1944年，陝甘寧的領導和地方幹部仍面臨許多問題，但至此戰爭中期的經濟危機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對的安全感，有了重新獲得並被加深了的民眾支持或認可，而且也有了適度的自信。
整風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最顯著的成就是「整風運動」。[100]它正式開始於1942年2月1日，當時1000多名黨的幹部集合在延安聆聽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致辭。如我們可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樣，幹部教育和對黨的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的關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開展這場特殊運動的決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這次會議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意識形態革命」和清除「在我黨歷史上曾經存在並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動」。[101]遺憾的是，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的文件現在還看不到，而且關於這次會議也知之甚少。
整風運動從未正式宣告結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標顯然已經達到，而且它也不再作為主要任務要求黨員留出時間和精力了。整風運動自始至終是黨內活動，限於黨員，沒有一個黨員能無視毛在1942年春夏期間發表的演說與講話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陝甘寧，沒有一個黨員能躲避無休止的小組會，在小組會上，整風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並成為自己的思想。就全黨來說，這在紀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見方面是一次艱苦的鍛煉。
在戰爭最初幾年黨的迅速擴大使成員極為不純，其中大部分缺乏組織經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陌生，更不要說對發展中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了。知識分子、學生、目不識丁的農民、頑強的長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擴展中的黨的隊伍。來自上海和北平的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男女和農民們組織在一起。這些農民從未到過比離家最近的集鎮更遠的地方，而且他們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來人。很多不合格的黨員、機會主義分子和間諜混進黨內並不是什麼秘密。毛的兩個最近的對手——張國燾和王明——在中級幹部中還有同情者。從毛的立場來看，如果黨要成功地迎接面臨的挑戰並為前途的不確定性作好準備，這些人必須被淨化、融合和經受磨鍊。
毛自己的學說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證明是正確的並得到它的支持，這種學說將指引前進的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於中國的具體現實」。[102]得到陳伯達等理論家的指點，又得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等有經驗、有才能的同事的協助，毛澤東現在覺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識形態上，也可以要求在個人權力上支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對黨校的演講中闡明了運動的主旨。在對黨的基本良好狀況做了例行的讚揚後，他指出黨存在的三個主要缺點，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他在報告的後面部分對此三點加以詳述。[103]毛賦予這幾個聽起來模糊的術語以生動的、現實的意義，這些絕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觀主義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本知識視為護身符或靈丹妙藥，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於解決實際問題的人。這些半瓶子醋的知識分子像研究烹飪配方卻從未做過一個菜的廚師，或者那些「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你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餵狗，有什麼用處呢」？[104]
但是，如果說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評是針對行為像舊時達官貴人那樣的教條主義的知識分子，那麼主觀主義還有一個對立面：經驗主義。這是一種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條件去觀察每一種情況，只相信他自己的經驗，不要思想指導的傾向。經驗主義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狹窄的農民幹部身上見到。基於這兩種現象，毛號召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
宗派主義幾乎同樣嚴重。在這裡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責宗派主義者（只點了已被開除出黨的張國燾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記了集中制——現在明顯地由毛及其追隨者掌握的黨中央的最高權威。宗派主義還有種種看來很無聊的圈子，影響著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黨員與黨外人士之間的關係。有時個別單位或地方組織把他們自身的利益置於全局利益之上，「別人要調他所屬的幹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105]雖然這些問題聽起來很平常，但都既嚴重而又棘手。它們的影響可能有所好轉，但是卻從未完全清除。
毛進而轉向「黨八股」這一主題，專門發表一次講話談論這個主題。[106]八股喚起毛的聽眾對那種結構嚴密的八股文的回憶。這種文體曾經是舊王朝文官科舉制度的核心。雖然他最直接地根據許多黨員試圖與群眾交往的做法（表現於著作、宣傳、指示等之中）談論八股，但他明顯地指出這種成規包括教條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全部表現：「如果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予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農民的語言，描繪出——或許是有意譏諷——八股形式主義的八種表現方式。它是空話連篇，令人生厭，「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應該「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裝腔作勢，無的放矢，語言無味，陳詞濫調；更壞的是，它造出一種權威的假象，藉以嚇唬讀者和聽眾。它用了許多外國的詞語和結構，對普通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卻似乎很有知識。它經常陷於不負責任和悲觀主義，給人民、抗戰和革命造成損失。毛斷言，沒有人會理解和傾聽用八股形式講話的黨，更沒有人會追隨或參加這個黨。
作家、知識分子、以前的學生及受過教育的幹部一般說來顯然是毛指責的主要對象。當然，在陝甘寧根據地他們人數比在其他根據地更多，其中許多人正變得難以控制和不滿。毛在黨校講演和中央關於幹部教育的指示發表後才幾個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在《解放日報》[107]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抨擊時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較為一般地批評了黨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以及崇高理想與卑鄙行為之間的差距上所採取的妥協態度。其他如艾青和蕭軍也參加進來。也許最辛辣的批評是一篇題名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實味是一個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諷刺性的雜文，這種文體因魯迅而著稱。儘管這些批評者沒有一個對黨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但他們認為藝術有一個脫離政治的存在，此外他們還生動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陰暗面。他們通過暗示，堅持個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評家的作用，恰如他們戰前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做過的那樣——這種做法當時曾得到黨的讚許。
然而，那些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經受到讚賞的做法，10年後在延安成為不可接受的了。這些知識分子肯定已感覺到他們是在冒險，但是他們幾乎不可能料到黨的反應有多麼嚴厲。他們都受到嚴厲批判並被迫公開認錯，儘管大部分人最後又恢復名譽。與大多數人相比王實味不那麼知名，但更具腐蝕性，在群眾大會上他被反覆批鬥，侮辱，監禁，並於1947年被秘密處決。
如果毛的二月講演和黨的其他指示未能恰當地教育知識分子，毛準備走得更遠。1942年5月，毛在長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採取了這些步驟。他在這一報告中明確細緻地規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這篇講話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權威性，而且在他死後還繼續產生影響。簡而言之，《講話》否定思想脫離社會階級的獨立和自主。人只能從階級觀點說話或寫作；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能站在某種客觀中立的立場上是完全錯誤的。既然如此，藝術就是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於是問題就變成它將代表哪個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因為否則他們就是為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階級服務，甚至他們否認他們在這樣做也不行。其結果是，文學和藝術的最終仲裁人和指導者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集中意志的體現。
關於知識分子，毛就這樣改變了形勢：他們現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獨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識分子願意扮演中共所規定的革命的勤務員的角色，他們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歡迎的。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的技能並沒有被否定，但這些才能只能在黨所設置的限度內加以估價。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學和藝術的主要模式，被賦予自然主義的中國形式，這種形式能馬上為群眾所理解，並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而不是用上海沙龍的語言。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必須到農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們的語言，並體驗他們艱難的真實生活。總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號召黨的知識分子和黨員進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員會已經公布了22個文件，作為幹部學習和考核的基礎。[108]用來教導他們的手段包括現在為大家所熟悉的小組學習和鬥爭會，通常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109]與同輩的壓力相結合的直率的教誨、自我檢查以及強制性的勸說都企圖造成程度越來越高的精神緊張，直到思想得到淨化和皈依。毛將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說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全部的目的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對付敵人是必要的，但不應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當然不是在整風運動中突然出現的。他本人的愛好權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個有影響的並起作用的聯合體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長征後的幾年中逐漸上升到不受挑戰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見前《與國民黨的「摩擦」》），蔣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隨著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頃刻間成為具有世界聲望的領袖和中國抗日的象徵。到1943年晚些時候，蔣在開羅會議上被公認為四巨頭之一，而前幾個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發表則是他試圖成為國內唯一領袖的大膽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這種要求。[110]露骨地說，如果有對蔣的崇拜，必然也有對毛的崇拜；一個無名的「黨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組織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的政權是通過各級黨、政、軍以及群眾組織的互相連鎖的機構行使的。這些機構在陝甘寧比在敵後根據地發展得更好，而且它們上面就是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機關。這些組織比舊王朝或民國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們徵集——或要求——老百姓的眾多成分廣泛參與的特定意義而言，而不是就被統治者選舉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或決定政策而言，它們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眾支持的現實，與黨本身設置的標準以及它試圖表現的公眾形象有相當的差距。丁玲和王實味等知識分子敢於以黨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開暴露的正是這樣的一些缺點。然而，在黨的機密材料中，黨的各級領導人也坦白承認類似的障礙。
問題之一是不斷滋長的官僚主義和蔓延的墨守成規。這種迅速擴張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後果不僅表現在管理陝甘寧邊區本身，而且還表現於指導遠離延安的各個根據地的越來越廣泛的戰爭活動。許多幹部是「脫產的」，這對面臨經濟困難的落後地區老百姓說來，是一種沉重的負擔。[111]
問題之二是政治結構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級，通常停留在上一級的鄉，鄉管轄不定數量的村。黨中央對縣與鄉之間的行政「距離」也很關注。[112]此外每一級活動的協調也因強調等級制而受阻礙。儘管主要組織機構有相互連鎖的性質，但每個機構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揮系統，它主要對該系統負責。[113]同一級的不同部門相互之間在工作上經常產生困難。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黨與軍隊之間，八路軍幹部經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幹部。如果1942年4月發表的一份調查有典型意義的話，士氣低落也是個問題：在中央財政廳，被調查的黨員中有61%說他們自己對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114]
為克服這些困難，實施了兩項緊密相關的新政策，它們都明白無誤地帶有毛澤東的印記。這兩項新政策均於1941年12月整風運動前幾個月開始。第一項稱為「精兵簡政」，旨在減少政府和軍隊中的官僚主義。第二項是「下鄉」，即要幹部更加深入農村，部分地是把許多從上層精簡下來的幹部下放。這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把許多政治和經濟任務分散下去，從而為垂直的指揮機構與每一級的橫向協調之間提供較好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政府和軍隊的幹部被命令回到生產中去；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意味著從事農業、墾荒或原始工業。特別要下放到基層去的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既可在農民中經受艱苦條件的磨鍊變得堅韌起來（一項矯正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措施），也可貢獻他們當地所急需的聰明才智以指導農村事務。
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積極地推動，時間安排與農閒季節一致。軍隊被命令以中世紀「屯田」制的現代形式儘可能多地生產出自己的口糧和其他給養。位於延安東南約30英里處的南泥灣是實施這一計劃的模範。八路軍的第359旅被指派在這裡專門從事農業和基本工業的生產達數年之久。到1943年，該旅聲稱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給。甚至菸癮極大的毛澤東也在延安他住的窯洞外面象徵性地開闢了一小塊土地種植菸葉。
雖然沒有過硬的證據，但這些政策無疑收到了某些實效，特別在組織和動員方面。「然而並未報導總的成績，而是強調像南泥灣計劃那樣的示範性成就，並且（反覆）宣傳 『精兵簡政』政策……也暗示了進展或許並非那麼顯著。」 1943年初，在第三輪「簡政」期間，一位高級領導人承認，專職幹部的數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115]
考慮到陝甘寧這些改革的總的基調以及強調「群眾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令人驚訝的是群眾組織本身似乎並未起重要作用。我們手頭只有1938年陝甘寧這些組織的資料，據說當時人口的30%（140萬人中的421000人）參加了農民協會；與此同時，大約25%的婦女和32%的男子分別是婦女組織成員和兼職民兵。「人們懷疑這些組織大部分徒有虛名，他們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黨所接替……在活動頻繁時期（像1942年減租運動）之間，它們的成員和組織大量存在於紙面上。」[116]
統一戰線 與國民黨日趨惡化的關係及受日本強化治安的打擊，使黨更注意統一戰線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腦機關一再發布秘密指示，強調對待「友軍」、對待除最親日或最反共的組織以外的一切組織以及對待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統一戰線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員會之下成立的，在下級組織中也同時成立。這項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實看出：從1939年末（當時王明被調離）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來的主要職務是中央統戰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敵占區工作部部長。他確認統戰工作的重要性，並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領導下這被嚴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覆號召要積極發展和恢復各級統戰部。[117]
由此可見，統一戰線並非只是一項戰術措施，而是處於弱小和危機時期的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總戰略的一部分。從地方事務到國家政策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可以分析為有三個組成部分：黨及其堅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數的中間階層，以及「死硬」的敵人。目標是通過贏得儘可能多的中間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來孤立「死硬」派。然後孤立之敵就可能被各個擊破。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斷言：「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118]然而這項戰略的運用則是戰術性的和極為靈活的，目標是經過仔細限定的團體或組織。正是因為統一戰線是為革命的長遠目標服務的，它避免了意識形態上的公式化，在各種情況下試圖發現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動黨的事業的人物、問題、誘因或壓力：
過去，通常的做法是進行政治性的交往；極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達到冷淡不願意與人合作的程度。今後，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社會關係（家庭、同鄉、同學、同事等等）和社會習俗（送禮、過節、分擔困難、互助等），不僅與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關係，而且要與他們成為私人朋友，這樣，他們才能對我們完全坦誠相待，說心裡話。[119]
按照這種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據這個方案，政權的民眾機關——但不是黨或軍隊——如有可能，都應由1/3共產黨，1/3非黨的左翼進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組成。如毛所解釋的那樣：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為他們聯繫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對於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120]
因此，這項政策的目的在於使根據地政權更能被農村人口中的上層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產黨並未放棄領導。在實踐中，這一代表制的變化是很大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員數目的分配是一種大體上的規定，各地須依當地實際情況施行，不要機械地湊足數目字」。
在陝甘寧，1941年後黨員在民眾機關中的比例一直相當好地遵守為中共黨員規定的1/3的指標。在少數情況下，當選的黨員從代表大會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開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邊區領導覺得這項政策相當有助於減輕由於大量增稅受到沉重打擊的中上層農民的恐懼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儘管較為貧苦的農民擔憂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紳會逐漸恢復他們的權勢。他們的政治命運的這種部分真實、部分象徵性的改善與其產品增長的份額結合在一起，使這些社會階層規規矩矩——特別是因為他們幾乎別無選擇。
那時把1940年至1944年間陝甘寧在經濟上、意識形態上以及組織上/政治上所採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還沒有完全達到中共試圖在群眾中樹立的形象，也沒有達到外界觀察家有時所做的評價。然而他們的效率卻是令人難忘的，特別在與同一時期國民黨政權的作為相比時，更是如此。
敵後根據地的新政策
在戰爭中期，華北和華中敵後根據地面臨的危機不僅更加嚴重，而且與陝甘寧有所不同。例如，陝甘寧不必應付軍事進攻，也沒有被迫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陝甘寧的行政機構比其他根據地更健全，並且戰前社會經濟的變化已經大有進展。因為中共控制的敵後地區很不相同，而有關資料又很零散，想在這有限的篇幅里，一個根據地一個根據地論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限於相當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個或幾個根據地的例子對它們加以說明。如果讓它們看起來比較一致而不是實際情況，那就會歪曲複雜的現實。
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所有根據地機關都採取廣泛的主動和被動的防禦措施。村民、存糧、牲畜及其他財產撤到安全地區或隱蔽起來。有價值的東西被埋藏起來。軍隊在埋下簡易的地雷和設下陷阱後就分散了，並與農民融為一體，儘管當日軍試圖殺害所有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或者當他們可能被漢奸或急於清算的心懷不滿的當地士紳認出時，這是缺乏保障的。
許多根據地，尤其是華北平原上的根據地，差不多都轉入地下工作，進入那令人驚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網絡，這種網絡通常有兩層或多層，把許多村莊連接在一起。它們有多個隱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擊點，使日軍追蹤者屢屢受挫。當日軍想水淹地道或往裡灌毒氣來對付時，中國人用岔道和簡單的空氣閘來應付。
倖存下來所依靠的是黨和軍隊有組織的領導和農民的不屈不撓精神。但是在根據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動不得不降到游擊狀態的地方，能使他們受到掩護的其他根據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來的人，不論是幹部還是普通農民，都受到鼓勵要做到「白皮紅心」，即在別無選擇時要默認。儘管中國農民用機智與勇敢去迎接這些挑戰，但大部分由黨領導的機關和主力部隊從特定地點撤離，有時使地方自衛力量的負擔過於沉重。間或當他們潰敗時，村子又恢復到由地方士紳控制，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與此同時，在比較安全的環境裡，有組織的活動在繼續，因為逃亡者準備恢復他們的家鄉成為永久性基地。跨越華北和華中的根據地網絡，給共產黨領導的運動提供了中國其他力量所不具備的韌性和復原能力。
倖存的核心地區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繼續追求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實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們是很積極地去乾的。儘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某些地區進行了十分廣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華中根據地進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區約兩年後進入持久戰。山東甚至更落後些。
表27 土地稅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經濟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頁。
從經濟上看，這些根據地從戰爭的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不像陝甘寧那樣突然，因為他們一直在困難的條件下工作，而且沒有任何外來的財政援助。但他們也有一段時期依靠捐獻——「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公債和某些徵用。當政治控制和行政機器變得更有效時，轉為「合理負擔」，最後轉為統一的累進稅制。在晉察冀，合理負擔制是1939年採用的，1941年讓位給統一累進稅計劃。然而，事實上，幾種稅制齊頭並進，取決於該地區是鞏固的核心區，新建立的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其他敵後根據地沒有一個能採用統一的稅制。既然土地稅是歲入的主要來源，許多舊的附加稅不得不繼續作為一種補充，特別是在部分鞏固的地區或游擊區。在爭奪的地區，徵稅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受實際情況的限制，因為那裡的農民承受雙重的負擔——日偽政權和共產黨人都向他們徵稅。如果共產黨的資料是準確的，在晉綏根據地，土地稅負擔要比陝甘寧重得多；而在晉察冀的鞏固區北嶽，則大體相同（1941年以後；在此以前更重得多）。與陝甘寧一樣，稅在1941年達到高峰，此後緩慢下降。在鞏固地區每戶的負擔是其他地區的兩倍。
像陝甘寧一樣，敵後根據地通過發行自己的地區貨幣、建立銀行以及徵收進出根據地的貿易稅以求達到經濟上自給。這些稅提高了一點歲入，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貿易：
如果沒有[來自陝甘寧的]相反的理由，區域自給是目標。要把日本人困在城裡，使他們得不到周圍農村出產的糧食和原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進貿易。根據地不得不儘量回到極端的生存經濟，以抵制敵人的意圖和積極干預。[121]
當然，這樣的政策在雙方爭奪的地區是難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陝甘寧那樣，合作社、簡單工業、手工業及其他生產活動都受到鼓勵，而且大部分免稅。
表28 晉察冀35個村的階級組成
資料來源：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頁。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169—228頁各處，據以計算晉察冀核心區域的不斷變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徵稅還伴隨著減租減息。晉察冀再一次處於領先地位，但遲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許多地區減租一直沒有實現」，並要求幹部「組織農民實行地租不得超過主要收成的37.5%的規定」。[122]華中根據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據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僅有9000佃戶受益。到1943年，運動加快了步伐，約有43000戶受到影響；次年因根據地擴大，這個數字可能翻了一番。[123]最後，在山東根據地，在1943—1944年間的冬天之前，認真的減租減息幾乎還沒有開始。因為租佃率不高，許多幹部對這個政策的重要性產生了懷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件不討好的困難的工作，遠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擔心政治控制不穩定，害怕強硬路線會極大地疏遠仍有勢力的當地士紳。[124]
得到的證據證實了彭真的觀察。即根據地的財產關係在戰爭期間沒有結構性的變化。或許收入的不平等比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減少得更多。全部稅收制度沉重地壓在富人身上，而且實際執行時常超出規定，特別是合理負擔的稅收制度。如果這是先進根據地的情況，那麼可能其他根據地變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大生產運動正像在陝甘寧那樣受到重視。雖然缺乏大量的資料，但在晉察冀的北嶽地區，糧食生產從1940年的水平急劇下降。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轉（見表29）。[125]大生產運動也有政治動機。根據統一戰線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沒收富人的財產，因而以犧牲富人為代價也不能無限期地給較貧苦的農民帶來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階級鬥爭為基礎所達到的動員仍能通過由農民協會和換工隊經營的生產組織繼續下去。領導幹部經常精確地使用這樣的言詞鼓勵生產運動，作為階級鬥爭和民眾動員的高級形式。[126]
表29 北嶽地區的糧食產量
中共一方面努力擴大民眾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對新秩序的人。在公開聲明中，這些措施幾乎常被描繪成「民主的」，並且強調它們的溫和以及與「三民主義」一致。然而在秘密報告和指示中，這一詞彙經常被階級鬥爭和結構變革的詞彙所取代。兩種水準的論述涉及同一現象。儘管前者在宣傳上有嚴重的混淆，但黨並不認為兩者是矛盾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民主」定義（如果別人曲解這一詞語，那是他們自己的事），還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政策的明確內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為目的。他們的目標是「優勢」，而不是「專政」。
透過不同地區和根據地在各種層次上所採取的特定措施的無數細節，某些模式可以識別出來；自上而下加以軍事和政治控制，對現有行政機關必需的人員進行調查和更換，黨的幹部進一步滲入該機關並隨後進行機構和程序上的變革。隨著接管政治機器，配備了軍事組織（正規軍，地方部隊，自衛團或民兵）和群眾組織，尤其是農民協會，地主和大部分富農被排除在農協之外。
當這些發展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以後，而不是以前，對數量有限的縣以下的行政職位和代表大會代表進行直接選舉。上一級代表大會代表——在他們所在地——由下一級代表大會間接選舉。雖然代表大會名義上監督同級行政委員會，但後者明顯握有實權，代表大會很少開會，像個共鳴器，批准擬議中的或業已實行的事項。儘管偶爾有不正規的事情，但黨真正按程序進行選舉。不過候選人的名單事先經過仔細篩選，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席位可供競爭。作為替代，選舉運動被用來教育當地民眾，並讓他們投入這一政治過程：受指導的參與是根據地民主的特點。選舉運動於1939年在晉察冀開始，但全邊區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才召開——這也是戰爭期間唯一的一次。晉冀魯豫的分區選舉開始稍晚。在華中和山東的根據地，地方選舉開始得相當遲，到1942年才進行。除陝甘寧和晉察冀外，其他根據地都沒有選舉過全根據地範圍的代表大會。
像在陝甘寧那樣，儘管貧農心存疑慮，作為重新重視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在根據地都實行了「三三制」。像統一戰線作為一個整體那樣，三三制絕不意味著損害黨的控制和領導，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據地，執行三三制不如在陝甘寧那樣徹底。在五台區（晉察冀的一部分）的13個縣中，1941年選舉結果，共產黨員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間。遲至1944年，江蘇一個區報稱黨員當選者占60%—80%，而沒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樣，三三制「不能成為成文的規定，因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語言固定下來是與真正平等的原則和普選權的原則直接相對立的」，但他也注意到「當我們提出並執行三三制，並且嚴格保證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權力時，最後地主也會出來支持並參加抗日政權」。一份國民黨情報機關的機密報告（1944年4月）證實了中共的統一戰線往往很有效，「過去對中共不滿的士紳……也滿天讚譽，覺得 [中共]政府畢竟並不太壞，它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要求批評……中央政府與他們差得太遠了」。[127]
雖然當地的一些積極分子是自發地站出來的，但從出身好的農村居民中補充優秀村級領導卻有困難。有些站出來的人不適合，或是後來發現不能勝任或品行不端。少數值得注意的人是國民黨特務、漢奸或受當地士紳操縱的人。農民的消極態度是根深蒂固的：狹隘的保守主義，屈從和宿命論，缺乏自信心，不願與官員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擔心會招致鄰人的嫉妒或不滿。此外，貧苦農民通常是文盲，也沒有經歷過比家務更大的事，況且他們也不願被迫陷入出力不討好的公務。使上級感到不安的是村裡的黨員也表現出許多這樣的看法。地方幹部經常用農民自己豐富而直率的語言匯報這些態度。因此，必須把這些形象與為保衛自己的村莊和國家而戰，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會而工作的富有貢獻精神和戰鬥精神的較為大眾熟悉的農民的形象放在一起。農村中國是個各種態度、利益及社會集團的萬花筒，對此簡單的描述是不會公正的。
「精兵簡政」和「到農村去」等組織性措施在某些根據地得到實施，但在另一些根據地卻幾乎沒有提到。毫不奇怪，晉察冀在1942 和1943年推行了這些政策，包括對邊區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簡。但在大部分根據地，延安意識到的官僚主義似乎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確實，經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員（命令主義、瞎指揮受到普遍的責難）。因為黨已經絕大部分在農村，「到農村去」並無多大意義。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軍事任務應接不暇，很少有機會像陝甘寧衛戍部隊那樣參加生產，儘管他們一有可能就去幫助生產。
幹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據地與陝甘寧很不一樣：在意識形態方面較為簡單，更傾向於完成特定的任務，如舉行地方選舉，實行減租，組織生產或擴軍和軍訓。在這些根據地，黨的幹部很少有時間或有教育背景去學習文件，或長時間討論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結果是，整風比陝甘寧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對普通黨員來說，整風主要是指增強支部的戰鬥力，克服消極態度，工作正規化以及經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務。黨的基本學說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簡化的形式表達，有時像容易記住的對話或格言。直接的灌輸和鬥爭會比「批評—自我批評」採用得更多。黨性表現好壞的典型被樹立起來，供仿效或譴責。一有機會就召開會議。訓練和其他運動安排得與季節活動一致：減租減息運動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穫季節，選舉通常在秋收後的初冬舉行，徵兵在幾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時期最好辦。
對於受過教育較多的幹部，標準要高一些。他們通常是在區級或地區級工作的「外來」幹部。特別是劉少奇，他試圖通過華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風移植到他管轄的根據地去。為學習指定了同樣的全部文件，並召開批評—自我批評會。然而在1942年，劉少奇的整風措施「只是在地區黨的領導機關的嚴密監督下，在軍隊和其他組織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影響」。[128]
戰爭中期，中國共產黨經受了巨大的壓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產主義運動僅免於難的地方，戰爭中期的危機並沒有威脅到黨的生存。到1940年，在戰時條件下，共產主義運動已擁有充分的地域和民眾的支持以經受任何風暴。可是像國民黨的游擊戰的經歷所表明的那樣，這種結果並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眾支持的基礎被有組織的控制和有步驟的改革所增強和提高，它既是真誠的，也是不完全的。黨的指令必須不斷地重申和擴充。黨不得不調動它的全部智謀和經驗，現實地面對困難，承認自己的缺點，而首要任務是堅持下去。
Ⅲ戰爭的最後兩年，1944—1945年
在戰爭的第五周年（1942年9月7日）[原文如此]，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寫道：「抗戰形勢，實處於爭取勝利的最後階段。」儘管他描繪現階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預見到前面的「極端的困難」，但他認為可以在兩年內打敗日本。[129]
毛的預言過於樂觀，但有跡象表明形勢正轉向不利於軸心國。在俄國人英勇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這是德國東線進攻的頂點——之後，緊接著就是盟國侵襲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戰役（5月）和中途島戰役（7日）清楚地預示美國將掌握制海權。8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索羅門群島登陸，對日本發動進攻。
1942年晚些時候，在中國戰區，尤其是在共產黨控制的根據地，勝利的先兆還很渺茫。但過了一年，當1943年慢慢逝去後，風無疑變得更暖。甚至在東京的日本最高統帥部——雖然中共很難了解到這一點——也開始籌劃如何避免失敗，而不是如何取勝。但共產黨所能看到的是強化治安活動下降，以及日軍從偏遠鄉村撤退增多。像戰爭初期那樣的偶然的快速掃蕩取代了並延長了1941—1942年的清鄉戰。
一號作戰及其後果
事實上，從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為他們在中國的最大軍事進攻做準備。[130]自1941年以來，這一戰役即以某種狀態受阻於繪圖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條起自朝鮮直達河內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條替代海上航道的陸上通路，因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運往本島的日本船隻實際上已被掃清。第二個目的是摧毀中國東南部的美國空軍基地。
一號作戰計劃始於1944年4月的鄭州戰役和洛陽戰役，然後沿平漢鐵路穿過河南向南推進。因為日本人試圖掃清武漢至廣東間的鐵路線，夏季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爆發了最為激烈的戰鬥。長沙於6月陷落，衡陽於8月陷落。到初冬，已實現南北連接，但日本先頭部隊轉而西進，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寧的機場。西北方向是貴陽，有公路通往重慶。形勢如此嚴峻，美國和英國的文官於12月從戰時首都疏散，失敗或投降的災難性預言猖獗一時。然而事實上，日軍先頭部隊已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了。
與國民黨所遭受的破壞相比，日本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重慶當局承認傷亡30萬人。日軍奉命首先消滅國民黨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他們知道地方部隊將隨之瓦解。後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別是「魚米之鄉」湖南的資源。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儘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徵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1944年春，河南有數萬人餓死。[131]雖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軍緬甸戰役的勝利高潮，並重新開通了進入中國西南的陸上通道，但這些在美國戰術指揮及美軍和英軍參與下取得的勝利不足以彌補國民黨在其他戰場上的損失，也不足以挽回他們受到損害的聲譽。
一號作戰的嚴峻局面及美國對中國政治的詳細考察為共產黨在大後方——在某種程度上由重慶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地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會。到1938年末漢口陷落時止，中共已享有很大範圍的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自由。此後，國民黨的審查和鎮壓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聯絡小組和新聞記者外，再次轉入地下。當然，中共一直試圖滲入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和軍隊單位，雙方打的秘密戰都很成功。但境況一直極為危險，以至來自延安的指示是潛伏，保持或改進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環境改變。
當一號作戰推進到南方和西南時，持異議的地方人士開始暗中議論除掉蔣介石的可能性。獨立的軍閥龍雲控制下的雲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周圍的自由知識分子和不滿的政治人物的避難所。昆明也是滇緬公路和從印度「飛越駝峰」的空中運輸線中國一方的終點。1944年9月，當一號作戰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機和反國民黨的不同政見匯集成一股旋流時，有幾個小黨和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小團體聯合組成了中國民主同盟[132]。[133]隨著1941年初新四軍事變發生，這些人士試圖起緩和和調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價值觀和民主政治，並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雖然民主同盟缺乏群眾基礎，也不是統一的運動，但同盟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人受過西方教育——對受過教育者的輿論和外國觀察家有影響，儘管他們的人數有限。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民主同盟的成員，他們似乎是為所有正義事業——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擴大參政範圍——發言，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相信這些事業。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樂於讓民盟以自己的聲音講話（雖然它在民盟中確有工作人員）。如果國民黨實行改革或做出讓步，真正的受益者將是中共，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國民黨人拒絕與民盟合作或對它進行反擊，他們就進一步為自己招致反動的惡名，並把更多的溫和派驅向中共一邊。無論是民主同盟作為「第三種力量」的想法，還是某種反蔣政變的密談，都沒有產生任何結果。但是二者都以蔣介石和國民黨受到損害，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機會。
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日軍對一號作戰河南階段投入了近15萬人，對湖南—廣西階段投入了近35萬人以上。儘管華北和華中日軍總數沒有顯著下降，但是應一號作戰第二階段的需要，從這些戰區抽調了許多有經驗的軍官和士兵，而用守備隊或來自本島的新兵頂替他們。日軍也增加了對偽軍的信賴，抓緊了某些軍事上鬆弛的環節。據延安的參謀長葉劍英提供的資料，1944年6月的情況如表30所示。
表30 在華日軍和偽軍，1944年6月
資料來源：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卷，第226—228、233頁。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團介紹的情況。
表31（參見表18） 中國共產黨的兵力，1944—1945年
* 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樣。
資料來源：這是一個合成的表。1944年6月的數字取自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數字是《解放日報》（1945年3月17日）刊載的數字。1945年4月的數字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的數字。
在共產黨方面，黨和軍隊重新開始發展，但在戰爭最後階段，黨的發展形式不同於軍隊。大約從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戰爭結束，黨再次擴大，只是比戰爭頭幾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發展了約10萬人（約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1945年4月），毛宣布有黨員120萬，比一年前增加40%，比1942年的低數字高出60%以上。因此，到戰爭結束時，有近半數黨員黨齡不足兩年。
與黨的持續發展相比，軍隊的規模有好幾年幾乎保持不變，徵兵數隻稍多於足夠補充傷亡。1944年下半年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在不到一年裡，共產黨當局宣布，他們的正規軍（野戰軍加地方部隊）實際增長了一倍。
這一迅速發展，部分地是對1944年和1945年地區有機會擴大所做出的反映，也是由於預感到日本的失敗以及屆時軍隊的重要，它既是執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領區或與國民黨人爭奪）。也是討價還價的籌碼（因為任何談判解決的條件都將反映現有的實力）。這種發展主要來自迅速將地方部隊編入野戰部隊；因此所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大量增加較多來自改編，較少來自招募新兵。在這些正規部隊之下是兼職民兵——華北大約有150萬，華中有50萬。民兵在保衛村莊、輔助執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報、短距離傳遞急件、運輸給養和擔擔架等任務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們的訓練是初步的。事實上沒有武器能發給他們。民兵不指望像正規戰鬥部隊那樣執行任務，他們也很少這樣做。
葉劍英報告，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戰次數比前幾年急劇增加；與此同時，作戰規模較小，其中大部分對偽軍，而且傷亡比率愈來愈對中共有利。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間，共產黨傷亡數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間的64000人的一半。[134]
戰爭頭幾個月出現過的爭論有些又重新出現了，有些軍事領導人主張加速擴張，並從傳統的游擊戰向較正規的作戰轉變。有些高層領導人顯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年春一號作戰進行之際，八路軍在河北對戰略要點石家莊鐵路樞紐進行了試探性的進攻，甚至短暫地占領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這個時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據地都恢復了活動。毛原則上同意前進戰略，並使黨處於能利用日本最後戰敗的地位。1944年春，他極力主張他的同志們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著主要交通線開展工作，並把城市工作提高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勸告要審慎、靈活，並對黨的能力作出現實的估價：
我黨的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著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135]
毛還擔心他的野戰軍司令員們會魯莽從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戰略全局。有好幾次他申斥的正是這種「山頭主義」。他一定回想起未經批准的百團大戰和未能控制項英。
然而，沒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據地的地區和國民黨已被清除的地區退縮不前。在這些地區，僅有的問題是戰術方面的——用手中的資源能完成多少任務，敵偽的對抗可能達到何種程度。敏感得多的問題是在國民黨仍聲稱擁有主權的地區或在一號作戰中新喪失的地區開拓大塊新根據地。朱德、葉劍英和陳毅都表明他們對這樣的發展想得很多；他們顯然發現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終，中共雖然進入某些上述地區，但做得很謹慎，有選擇，並採取低姿態。
在戰爭中的最後一年，中共對以前形成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進行改造，他們這樣做既是由於因勝利而產生的信心，也是由於對黨的影響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現實的評價。在新的「解放區」，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發展浪潮中做過的那樣，他們做了為得到初步立足點所必須做的任何事情，然後再擴大影響。在已建立的根據地，重點既放在生產運動上，也放在階級鬥爭上。最為經常的是，階級鬥爭意味著進一步擴大減租減息。
在許多根據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區——減租減息並沒有徹底實現，或者鄉紳們試圖取消已經執行的改革。名為「查租減租」之類的運動在各級和各地區都可看到。許多詳細而生動的文件報導了令人震驚的惡劣行為。幹部因為對群眾工作缺乏理解和興趣經常受到批評。推諉和腐敗是常事。農民的捲入常常是不規則的和勉強的。
人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些報告呢？一方面，它們似乎來自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裡作系統的調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這樣的地區，人們才會期望改革進行得最徹底和最有效。這或許暗示，在半鞏固地區或游擊區減租減息幾乎從來沒有完成過。但另一方面，這些報告是用來刺激運動，表明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錯誤——簡言之，是用來作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們接受了這些文件的說教性的意圖並懷疑其誇張，對這些文件的緊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黨的能力。而且經驗表明，強制執行較為激進的經濟政策不僅會降低生產，而且經常會嚇走和疏遠許多中農，儘管這些政策不是針對他們的。
雖然對在中國農村進行革命變革的承諾沒有減弱，但黨的領袖們認識到，不成熟的、計劃不周的嘗試是註定不能完成這一變革的，而抽象的說教也沒有多少說服力。「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在它們能被那些對這樣的模糊概念缺乏經驗的農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須在日常的基礎上被賦予明確的、具體的意義。毛的謹慎與其說是缺乏信心，不如說是對黨及其軍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現實評價。而到1944年，在中國已經擁擠的舞台上，一個新演員——美國——正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人
當日本人襲擊珍珠港時（1941年12月7日），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融為一體了。經過1942年的大部分時間，美國對日本處於退卻或防守狀態，而對中國的抗戰幾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歐洲優先於亞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島作戰戰略優先於在亞洲大陸上擊敗日軍的努力。由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指揮的中國—緬甸—印度（中緬印）戰區成為戰爭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於牽制大量日軍，並作為盟軍空軍基地的所在地。與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承認以蔣介石為領袖和代表的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為了使蔣繼續作戰（他有時暗示——或威脅說——中國已經精疲力竭，可能無力堅持下去），並對對中國的微薄軍事援助在政治上給予補償，羅斯福總統力主中國應被承認為四大強國之一，並應廢除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不平等條約」。克服了英國的重重疑慮，這兩項工作於1943年完成。美國的長遠目標是幫助一個「團結、民主和友好」的中國成為戰後亞洲穩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動的逆流下面，是美國捲入的戰略輸入——即最終日本將主要敗於美國之手。蔣介石和毛澤東不久都看清了這一點。這兩位領袖誰都不想為純軍事的原因抗擊日軍，如果那樣做會削弱以後對付國內對手所需要的實力。儘管毛不可能以這樣的措辭來承認它，但他在1938年的論文《論新階段》中已經預言，「國際形勢有利於我們而不利於敵人」。
在戰爭初期和中期，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間的直接接觸極為有限。1937年至1942年初美國使館官員偶爾會晤武漢和重慶的中共聯絡組成員。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會見較為經常，有時既有美國軍事官員，也有外交官員。雖然一再要求，國民黨人仍宣布外國人不得進入一切根據地。只有少數避難者如林邁可或克萊爾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對共產黨地區做過報道。最後，當亨利·華萊士副總統於1944年6月一號作戰期間訪華時，使館官員說服他迫使蔣介石同意他們訪問延安的要求。作為對顯已不耐煩的羅斯福總統的這位代表的讓步，蔣勉強批准組成美國觀察員小組赴延安。一個新聞代表團立即出發；8月官方小組到達並開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團」誕生了。[136]這個小組由富有色彩的「中國通」包瑞德陸軍上校率領，既包括軍事觀察員，也包括政治觀察員，如謝偉思和約翰·P.戴維斯等人。他們的報告和介紹後來在美國關於「丟失中國」的激烈辯論中引起極大爭議。實際上，所有搶發中國新聞的西方記者都撰寫有關「紅色中國」的電稿和專著。他們的經歷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現在，如那時一樣，共產黨似乎非常開放，樂於提供消息，並且關心把他們的情況擺在世界面前。
時機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號作戰以及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間的最後衝突——它導致史迪威被召回國——把國民黨的短處暴露無遺，而中共則恢復了活力。在較為困難的戰爭中期，當中共正在為生存而奮鬥並進行整風時，執拗的國民黨曾阻止美國觀察家從共產黨人獲得第一手的情況。
對於毛和中共來說，美國是一張百搭牌。顯然，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承擔義務。但美國也對儘快戰勝日本及戰後建設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中國承擔義務。如果美國認為共產黨人是致力於抗日的有效力量——與國民黨在一號作戰中的表現形成可喜對比——他們或許能得到戰爭物資和財政援助。畢竟為了贏得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美國正在與最廣泛的盟國合作，不管他們聲稱的思想體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趁國民黨人1944年危難之際公開進攻他們，它不可能獲得美國的好感。
迪克西使團的成立是美國的有限承認，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抓住這個機會提供幫助（對被擊落的飛行員，對為盟軍在華北登陸作準備），並拓寬直接聯絡的渠道。完全承認和軍事援助是爭取的最高目標，但與美國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國與國民黨人之間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往的，只要不剝奪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這是不是主要動機，中共事實上在可能與國民黨人發生衝突地區採取了克制的態度，並在某些地區以謹慎的速度向前推進，這樣的軍事行動可以顯示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戰鬥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國，這對中共是一個巨大的挫折，因為它表明蔣介石仍有力量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此同時，人事的變化——魏德邁代替史迪威任戰區司令官，派屈克·J.赫爾利任羅斯福的特別代表（後任大使）——似乎也不樂觀。[137]共產黨很快對赫爾利作出評價，作為羅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國說話的特別權威。赫爾利認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訴他，俄國人認為中共是假共產主義者，而且同意不干預中國國內政治。赫爾利確信，當中共認識到他們不能指望從蘇聯獲得幫助時，他們會願意與國民黨和平相處。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蘇聯或美國的承認或支持，它將更不讓步。赫爾利還自信他能說服蔣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黨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作美國的共和黨——二者都是反對黨，都在尋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爾利對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訪問，這導致了共同起草五點建議。這項建議草案在語言上——部分靈感來自他對葛底斯堡演說的愛好——比中共過去接受過的任何東西都更概括。但是當赫爾利帶著他自己已簽字的這個文件回到重慶時，蔣介石拒絕考慮它。於是赫爾利實質上改變了他的立場，並且拒絕對他幫助起草的五點建議承擔責任。中共對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對赫爾利和美國的幻滅。
不管怎樣，中國兩黨的政治立場已經相當清楚了。簡言之，國民黨人堅持共產黨應將自己置於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權力之下，作為討論革新和改組的先決條件。既然國民黨就是中國政府，它不可能與中共進行比林肯與傑斐遜·戴維斯協商美國分治更進一步的平等協商。共產黨的立場是國民黨立場的鏡中映像：必須以令人滿意的政治和軍事改革作為參加重建的政府的先決條件。中共認為自己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則優於國民黨，並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區和武裝力量交給他人控制。號召建立「聯合政府」是1944 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後，直到抗戰結束後很久，聯合政府始終是中共的談判立場和宣傳運動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時心裡想著內戰一樣。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國和赫爾利前後矛盾的跡象，中共領導顯然放棄了被美國承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與國民黨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時候，周恩來拒絕返回重慶——這清楚表明中共認為與國民黨談判是徒勞的。1945年1月，他對重慶的短暫訪問肯定了僵局已發展到比過去更嚴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個時候中共也沒有完全放棄從美國獲得軍事援助的希望。曾經反覆討論美軍在華北登陸作為進攻九州（暫定於1945年10月）的一個步驟。共產黨人向魏德邁通報了山東半島南北沿海根據地的位置。從1944年10月到12月，關於美國和中共採取相當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的零星討論接著發生——顯然赫爾利不知道。雙方用過分的語言交談。美國上校們暗示供應25000名以下游擊隊的全部裝備不成問題，毛曾一度表示訪問華盛頓的願望，並願讓美國軍官指揮其軍隊：「任何時候，不論是現在或將來，我們都樂於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助。我們會在美國將軍的指揮下全力戰鬥而不附帶任何限制條件……如果你們在中國沿海登陸，我們會在那裡迎接你們，並置於你們的指揮之下。」[138]
當赫爾利聽到這些非正式會談後，他立即終止了這種會談，並要求全面調查。他覺得魏德邁的參謀部和他自己的使館人員破壞了他本人在政治解決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當赫爾利與魏德邁返回華盛頓參與與雅爾達會議有關的磋商時，中共顯然已不再對美國的承認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當時，國共談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會
在組織方面，戰爭最後階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長期推遲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的黑暗年代以來首開這樣的盛會。如我們已注意到的那樣，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計劃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緒，但由於「戰時壓力」而無限期推遲，並以1938年晚些時候的六中全會代替。七中全會也是近六年後在七大前夕才召開的。在此期間，毛已建立他的聯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對手，而且發展了他那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指導核心的思想。最遲到1944年末，毛澤東已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而且是當前居絕對支配地位的中共領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對這一頂峰存在疑慮，他們在公開場合也保持沉默。[139]
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機受國際和國內兩方面考慮的影響。從國際上說，歐洲和亞洲都迅速走向勝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確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戰略方針。就國內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會安排在與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舉行，在每一點上都提出一種與國民黨不同的方案，並使重慶處於不利地位。一個競爭者的猛刺再度導致對手的迴避和反擊。這次「團結和勝利的大會」——被稱頌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從1945年4月23日持續到6月11日，整整開了50天。大會的主要工作如下：
（1）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無可爭議的領袖，與此相應，確認「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動的指南。確實，這種精神籠罩著整個大會。這一點也明確地表現在幾天前的七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中，雖然從這一決議放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1944年中期就已經起草了。這無異於是「毛主義的黨史新版本，它將成為官方的正統觀念……一個重要的過程——1935年前毛的正確路線的出現與鬥爭，以及遵義會議以來它的最初勝利和逐步的輝煌的發展」。[140]這一歷史觀點還體現在新的黨章中，新黨章進一步宣稱：「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如果說這些肯定的說法還不夠的話，大會上還有許多留學生的自我批評，包括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
（2）分別由毛澤東和朱德作政治和軍事報告，權威性地確定黨的目前和未來的路線。毛的政治報告就是長而全面的《論聯合政府》（以後經大量校訂編入《毛澤東選集》）。這篇論文可以視為《新民主主義論》的繼續，因為它闡述了中共對中國目前形勢和未來前景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毛要求的聯合政府實質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政府。雖然基調是統一，但它是國民黨所不能接受的統一。確實，全國範圍的聯合政府的模式已經有了：「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毛還聲稱，履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保證，「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141]
然而《論聯合政府》在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間細心地劃了一條界限，並試圖保留儘可能多的選擇餘地。在這一點上，毛為約一年來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辯護：承認與國民黨的競爭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軍事的，或者兩方面都有。然而，該報告貫穿始終的調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戰性的。毛並不排除談判和妥協，但這不是主調。
（3）在劉少奇的長篇報告後，通過新黨章。劉在報告中用過分的詞句頌揚毛——「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以致有人猜測他或許並非完全發自內心。這個黨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並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會，意味深長的是，當時所有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被刪去了）。必然會反映毛澤東的優先地位的1945年的黨章有好幾處不同於原先的黨章，[142]其中主要的是在全黨以及黨的頂層權力都更加集中。在頂層第一次設置了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新黨章還給農村地區更大的代表權，更強調黨內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蘇聯和國際革命運動。1945年的黨章與17年前的六大黨章有很大的區別，具有強烈的鄉土氣息。
（4）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44名正式委員和33名候補委員）和配備黨的高層工作人員。正因為極少出人意料之處，這幾處顯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遠居周恩來之上（第23位）；毛的意識形態專家陳伯達在候補名單中未超過第三位。或許由於與毛的衝突，彭德懷名次低（第33位），遠低於他的軍職可能令人聯想到的名次；葉劍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單中的最後兩名。[143]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
在中國戰爭的最後階段，蘇聯的作用主要是靜觀待變，而不是積極參與。只是到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日本投降前僅六天——它才突然並強有力地從隱蔽處出現在東亞的中心舞台。然而，這並不意味在中國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視它。相反，不僅中共，美國和中國國民黨也都不得不把蘇聯放在他們的一切打算之內。在日本遭受兩次熱核打擊突然投降前，美國官方的政策是儘快讓蘇聯加入對日戰爭。這一態度構成了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1945年2月）上向史達林靠攏的基礎，並在遲至七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繼續影響杜魯門。但對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蝕同盟關係。
蔣介石的目標是阻止美國或蘇聯對中共的承認和支持。為了達到這一點，蔣的主要手段是向史達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給予的讓步，以換取蘇聯只承認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史達林方面這一目標必須極謹慎地追求，在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1944年6月訪華期間，這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會談中，蔣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聽調遣，並斷言中國共產黨受莫斯科的操縱。他極力主張「羅斯福出來擔任中蘇兩國之間的仲裁者或 『中間人』」。華萊士極力主張中蘇之間可能發生衝突之點應予解決，蔣回答是，允諾可以做「任何事只要無損中國政府主權」。羅斯福幾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動餘地與史達林探究中蘇關係。他在給蔣的信中寫道：「我歡迎你通過華萊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與蘇聯之間的關係的願望。你建議讓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蘇兩國代表之間的會談，我們正在認真考慮。」[144]這些想法是羅斯福與史達林在雅爾達的秘密會談中的重要部分。羅斯福實質上正在用中國的讓步誘導蘇聯加入對日戰爭。他覺得他這樣做也是對改善中蘇關係做貢獻，是正當的。蔣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蘇關係，並願為此付出代價。作為回報，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向赫爾利表示，他們完全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並沒有支持中共，而且他們準備根據他們對雅爾達會談的理解，承認蔣介石並與他打交道。
6月中旬，赫爾利向蔣介石通報了雅爾達會議，下月中蘇會談開始，並於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證承認和不干涉，並許諾道義上的支持和軍事援助全部給予「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代價是高昂的——對雅爾達條款的誇張理解，加上其他幾項不明確的目標——並隨後導致國民黨對美國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嚴厲譴責。俄國人則回到比日俄戰爭前沙皇統治下更高的地位。與此同時，俄國軍隊迅速侵入滿洲全境和朝鮮北部，大部分占領是在日本投降後幾天內完成的。8月19日，俄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在歷史上首次會合。
整個戰爭期間，中共或者稱頌和維護蘇聯，或者保持沉默。但顯然毛是獨立行事的，並且有理由對俄國人的許多做法深為不滿：戰爭初期只援助國民黨，1939年德蘇條約，1941年對日中立條約，繼續並只是偶爾批評地承認蔣介石。他或許懷疑史達林確實對他本人作為第一個未經克里姆林宮幫助和認可而獲得權力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對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對中共的勝利前景心懷疑慮。在無疑是毛精心作出的決定中，中共七大幾乎完全無視蘇聯和史達林。[145]
在延安和重慶的中共報紙對蘇聯8月8日參戰的慶祝幾乎還沒有結束之時，日本就投降了，中蘇條約也公布了。對條約的不滿必然沖淡了勝利的喜悅。儘管中共在公開場合試圖表現出最好的姿態，但黨的領袖們感到痛心、憤恨和迷惑不解。一個中層幹部的講話肯定代表了許多人的想法：
為了維護和鞏固遠東的和平，蘇聯已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這有利於中國和世界人民而不利於日本及其他所有戰爭販子。然而，蘇聯同時要承擔條約中的義務，就不能對我們進行直接的援助，而這一做法當然對我們有某些限制……我們無法理解俄國人的實際政策。[146]
毛後來帶著痛苦的口吻回憶道：「他們不許中國革命：那時在1945年。史達林想阻止中國革命，說我們不應打內戰，而應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將遭毀滅。」[147]
瞻望
日本投降對於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地當然是一件偉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標誌著外國入侵的結束，以及所有中國人的希望：在似乎無窮無盡的苦難和犧牲之後，真正的和平可能終於到來了。但是日本的投降並不意味戰爭在中國結束，因為日本入侵只是複雜、多邊的政治和軍事衝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對日本人來說，射擊還在繼續，因為日本軍隊在執行國民黨人的堅守陣地、不得向共軍投降的命令。
這樣一來，毛和他的同事們幾乎沒有時間喘氣並慶賀一下他們自1937年以來所取得的進展。然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中，毛還是花時間做了一下回顧和展望。過去被描繪得黑白分明；沒有用濃淡不同的灰色來描繪抗戰前或抗戰中的國民黨和它的領導人。據毛看來，內戰的危險極大，因為蔣介石和他的外國支持者將極力奪取本應屬於人民的勝利。毛非常冷靜地看到，在中國，力量的平衡並非有利於中共：「勝利的果實應該屬於人民，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勝利果實究竟落到誰手……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要以為勝利的果實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裡。」有一些果實——所有主要城市和東部沿海——將肯定落到國民黨手裡，另外一些果實是要爭奪的，還有其他的——根據地和敵占區的鄉村——會落在「人民」手裡。唯一的問題是鬥爭的規模將有多大：「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鬥；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是有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和派屈克·赫爾利將軍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討論和平、民主和團結問題。
最後，毛澤東強調要自力更生。他確認美國是一個敵對的帝國主義大國，並堅持不需要來自蘇聯的直接幫助：「（在世界上），我們並不孤立，（但）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然而，與此同時，「鐘不敲是不響的……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
* * *
[1]到1940年為止，據說每月補助行政費10萬元及新給番號的八路軍的三個經核准的師的維持費50萬元。見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279頁和引用的資料。
[2]《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竹內實等編：《毛澤東集》第5卷，第266—267頁。
[3]《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8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82頁，《論新階段》（1938年10月）。
[5]毛澤東選用的詞是「陣地」，意思是為進行軍事行動或戰鬥而集結軍隊的地區。
[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95頁。
[7]中共派張國燾到陝西中部祭奠黃帝陵。——譯者
[8]格雷戈爾·本頓：《「第二次王明路線」（1935—1938年）》，《中國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頁。
[9]同上。又見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
[10]《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72頁以下。
[11]張國燾回憶，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懊喪地嘆息道，「拿那麼多軍火給蔣介石，為什麼不可以少分給我們一點」。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頁。
[12]《解放報》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頁，聲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寫的。
[13]《抗戰的現狀和任務》，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卷，第363頁。
[14]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75頁。
[15]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4頁。黨員人數和軍隊人數不得加在一起，因為許多軍人同時是黨員。軍人的1/3大概是黨的某一類成員（正式黨員、預備黨員或發展對象）。
[16]晚至1944年，八路軍的較佳單位步槍和卡賓槍數量只有戰鬥人員總數之半，而機槍和迫擊炮缺口更大，火炮幾乎完全沒有。見萊曼·P.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185頁。
[17]簡·L.普賴斯：《幹部、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訓練，1920—1945年》，第8、9章。
[18]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雜誌形式每隔約十日出版。然後該刊改為日報出版。
[19]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爭：華北，1937—1945年》。林邁可回憶，由於密碼錯誤，毛澤東的「從群眾中得到尊重」竟被譯成「從迷霧中得到珍寶」。大約經過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譯了中共密碼，始能解讀中共電文。
[20]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北支開發會社的成立》，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第220—253頁。
[21]平型關應在大同以南。——譯者
[22]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1941年：政治和經濟控制問題》，第203頁。
[23]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頁和第6章。
[24]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1941年》，第108頁。
[25]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凱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第118—119頁。
[27]彼得·施蘭：《游擊經濟：陝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年》，第99頁。另有8.6萬名移民在1941—1945年間到達。
[28]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W.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第179頁。
[29]這種補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補助的總額60萬元在1937年中期相當於18萬美元（近似匯率為3.35∶1），即每年215萬美元。「這筆補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開支有餘。這表明國共合作解除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前兩年的全部財政困難。」見施蘭：《游擊經濟》，第183頁。
[30]雷蒙德·F，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特別是第9—12章。
[32]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
[33]《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萊曼·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42頁。
[35]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52頁。
[36]彭德懷：《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載《共匪禍國史料匯編》第3卷，第351頁。
[37]引自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64—65頁。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學畢業生，1933—1934年曾因宣傳抗日入獄，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84—89頁。
[39]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黨運動》（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第38—48頁。
[40]中原局總部最初駐在平漢鐵路線上的確山，大約在鄭州和武漢的中點。這是在武漢失陷後不久，中共可能估計日軍將沿經過湖南和河北的鐵路線大規模推進，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原局將占有利位置，便於指導作戰。在弄清日軍置平漢線此段於不顧後，中原局東移。
[41]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載解放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5卷，第42頁。
[42]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6頁。
[43]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5—46頁。
[44]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8頁。
[45]曲直生：《抗戰紀曆》，第37頁。
[46]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1頁。
[47]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產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態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1945年》，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第72、77頁。
[48]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1頁。
[49]史堅雅說中國由九個大區組成，每個大區通常有一個與流域和平原相結合的核心區。周邊比核心區窮得多——的確，核心區「剝削」周邊的廉價勞動力、木材、自然資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總是）沿周邊並包圍核心區。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頁。
[50]引自阿瑟·L.斯廷庫姆：《社會史的理論方法》，第34頁。還特別提到托洛茨基：「事實上，僅僅存在窮困不足以引起暴動；如果是暴動，群眾總是在造反。歷史確實表明，社會制度的崩潰將使窮困成為不可容忍，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將打開革命出路的前景，這是必然的。那時，在完成群眾所構想的偉大目標的事業中，群眾將表明能夠忍受兩三倍的窮困。」同上書，第33—34頁。托洛茨基認為自發的暴動是一種沒有希望的「民眾反抗」。
[51]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4頁。
[52]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75頁。這些關係所提出的爭論不限於租、息、稅。這裡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權、勞務、「常例」、領主權等）。
[53]《彭德懷自述》，第227頁。
[54]地主既積極抵抗又消極抵抗。如果地主沒有他們指揮的武裝人力，他們可能召集附近民團（見本書第6章）。地主有時向國民黨軍、偽軍或日本特務傳遞情報。他們結合使用威脅、誘惑和賄賂等手段使當地農民就範。比較消極的抵抗是表面上與新政權合作。一般採用的策略是送子參加八路軍，或成為地方上的積極分子。
[55]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3頁。
[56]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1938—1945年》，《中國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4—132頁。無論什麼階級，正當的商業、工業或手工業活動不納稅，新墾或還耕的土地免稅。
[57]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9頁。
[58]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第3頁。
[59]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9—132頁。
[60]標準簡化分類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為生，自己不勞動。富農：參加農業或其他勞動，有多餘土地出租。中農：自給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貧農：有一些土地，不足以養全家，租入土地彌補。佃農：沒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認的耕種（年度、長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權利，付所耕種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僱工，或當長工，或當按日、周等訂約的短工。
共產黨人很知道這個分類與五花八門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見本書第5章）。一些很貧窮的農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種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農有時也是地主，不擁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轉租土地地租為生。因此，在劃分農民成分時，地方幹部也強調收入/消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與共產黨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爾文·D.庫克斯和希拉蕊·康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平衡》，第303頁。
[62]這些是指（a）《防制異黨活動辦法》，（b）《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c）《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97頁。
[63]《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4頁。
[64]引自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42頁。
[65]《中央關於在山東華中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4卷，第138頁。
[66]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第75—77頁。這是韓復榘部下范築先率領的一支縱隊，范築先率領一批不斷壯大的抗日戰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圍失敗。范築先受傷，為避免被俘而自殺。
[67]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第94頁。
[68]同上書，第107頁。
[69]《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9頁。
[70]蔣介石任國民黨總裁是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的，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譯者
[71]《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5—704頁。這個版本經過重要校訂。原文可在《毛澤東集》第7卷，第147—206頁找到。
[72]本節敘述大半根據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載的資料和格雷戈爾·本頓所提供的情況。
[73]冷欣任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總指揮，顧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譯者
[74]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95—97頁。
[75]《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72頁。
[76]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39—140頁。
[77]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26—228頁。
[78]美國國務院：《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尤其是關於1944—1949年時期》（即《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30頁。
[79]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爭》，未標頁數。
[80]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晉察冀個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371頁。
[81]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0—206頁。
[82]正太線從正定至太原。——譯者
[83]同蒲線從大同至風陵渡（屬歸蒲州）。——譯者
[84]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6頁。意譯的譯文。
[85]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第432—434頁。
[86]《彭德懷自述》，第235頁。如果彭德懷是正確的，那麼這個時候中共在晉察冀根據地沒有控制任何縣城。
[87]《彭德懷自述》，第237頁。
[88]《彭德懷自述》，第236—237頁。彭德懷還說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軍事行動只是根據他的命令計劃執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這樣，在延安的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一定因不能控制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的高級指揮員而感到大為失望。
[89]這已成為國民黨史的誠實問題。我曾較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並認為這種政策從未宣布過；在這種意義上此項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59頁。
[90]楊成武，引用於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80頁。
[91]2500萬人中，有許多居住在半鞏固區或游擊區，鞏固區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數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軍損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戰鬥傷亡。其他因素有調正規軍當游擊隊（以加強游擊隊，更緊密地與當地居民結合。減輕支援部隊的負擔）；淘汰素質低劣或失去戰鬥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據推測是晉察冀）舉出逃兵率兩例：「一個主力部隊單位」，16.4%；「一個新建游擊隊單位」，20.8%。逃兵在一個單位調離本地時格外嚴重；地方部隊中的農民兵往往拒絕離鄉。這也是把若干專職士兵降為民兵的另一動機。
[9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卷，第75頁。
[93]日本稱中條山戰役為中原戰役。——譯者
[94]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頁。
[95]汪偽淮海省省會設在徐州市。——譯者
[96]《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08頁。
[97]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第232頁。
[98]施蘭：《游擊經濟》，第120頁。
[99]旎蘭：《游擊經濟》，第146頁。紡織品生產數據分類統計（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業（44%），國有企業（31%），資本家企業（19%），中國工業合作社（6%）。
[100]「整風」就是「整頓作風」。
[101]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166頁。
[102]見本書宣道華著第14章。劃分「思想」和「理論」，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分析，可見於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2版，第21頁以下。舒爾曼提出中國共產黨把純理論（置於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這些原理創造性地運用於具體情況）區別開來。關於毛澤東的思想/政治第一的歷史演變，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懷利對舒爾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毛澤東集》第4卷，第63頁。許多整風文獻可見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1944年》。
[104]《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這類不客氣的話已在《毛澤東選集》中刪去。
[10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5—826頁。
[106]《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載於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33—53頁。下文簡短摘要取自同一來源（有時經過轉譯）。
[107]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21頁以下。當時《解放日報》主編是秦邦憲（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張聞天。兩人在30年代初同屬王明派，雖然他們後來更靠攏毛澤東主義陣營。然而沒有他們的同意，持不同意見者不可能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丁玲是該報的文化版編輯。
[108]見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6—7頁。
[109]整風文獻中，有毛澤東文章6篇，中央委員會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澤東執 筆），劉少奇、陳雲和康生各1篇，宣傳指南1篇，軍隊報告1篇，史達林3篇，列寧和史達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領袖）1篇和《聯共（布）黨史》的《結束 語》。四篇蘇聯文獻是後來加的，似乎是後來想起來的。
[110]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特別是陳伯達）很認真對待這一挑戰，或許想利用它在黨內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澤東或損傷他的形象的行為。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承認「國民黨仍然有頗大的影響和實力……我們一定要降低國民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影響和地位，達到提高我們的影響和地位」。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18—225頁。
[111]只可能粗略估計。黨籍並不直接有價值，因為許多級別低的黨員參加生產。1941年末，有大約8000名官員支領穀物俸給（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52頁）。這個數字顯然不包括黨的高級幹部。也不包括大約4萬名守備部隊，直到這個時候他們大部分也是非生產者。因此，總數可能達到5萬人。在140萬人口中，大概1/3弱為15歲至45歲的男子。這樣，陝甘寧壯丁可能有10%脫離生產。
[112]村級的規避行為在民間作家趙樹理的受到官方讚揚的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有生動的描寫。
[113]這位虛構的主人公是一個貧苦不識字的農工，擅長板話，他用尖銳的打油詩揭露村中要人多年來欺騙從區里來巡視的共產黨幹部。
[114]《解放日報》（1942年4月3日）。這次調查也顯示87%黨員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入黨；39%是文盲。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這類「民意調查」。
[115]引自施蘭：《游擊經濟》，第193頁。關於人員數據，見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215—216頁。這個領導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2.25萬人（不含軍人）享受供給制。
[116]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頁。
[117]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16—121頁。
[118]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頁。
[119]引自中央統戰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269頁。
[120]《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36頁。
[121]施蘭：《游擊經濟》，第251頁。
[122]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頁。
[123]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234頁。
[124]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52頁以下。
[125]從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第108—109頁上的數據導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減產大概是因為那兩年根據地規模的變動和日軍的掃蕩。
[126]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338頁以下。
[127]這段的數據和引文取自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50—153頁。
[128]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532頁以下。
[129]《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81頁。
[130]一號作戰的概要主要采自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第73—82頁。
[131]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
[132]應為民主政團同盟。——譯者
[133]關於持不同政見者，見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113—117頁；關於民主同盟及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68—184頁。
[134]《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第238頁。
[13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0頁。
[136]迪克西使團的最著名成員謝偉思猜想，這個名字來自歌詞「他們所說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嗎？」迪克西當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赫爾利顯然只接受羅斯福的口頭指示，而且從開始就不受他頗藐視的國務院的約束行事。他後來聲稱他的使命是防止國民黨崩潰，支持蔣介石，協調蔣介石和美軍司令官之間的關係，防止經濟崩潰，為打敗日本而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及促進中國內部團結。見以下第13章。
[138]引用於詹姆斯·B.里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56頁。
[139]看起來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懷在七中全會上表示過這樣一些疑慮。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2頁。
[140]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1頁。
[141]《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45頁。
[142]這個概括依據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419—421頁。
[143]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292頁。又見唐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1921—1965年》，附錄50，第1081—1089頁。
[144]《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49—560頁。
[145]在《論聯合政府》的專論國際形勢的幾小節中，毛只提到蘇聯是聯合打敗法西斯勢力的三（或五）大國之一。不提蘇聯的領導作用，也不提史達林的名字。
[146]引用於里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103頁（但是是轉譯的）。
[147]宣道華：《毛主席向人民講話》，第191頁。